作者：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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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战略:教育前沿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一)试读：
“新时代教育创新系列丛书”编委会主 编 陈锋
副主编 邬国强 陈建荣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晴 王丽萍 王真龙 刘志敏
关欣 杨捷 张智 张振笋
张海昕 郑德林 耿育 郭军
葛佑勇丛书总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明确了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方向，教育要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的30多年时间里，将有6亿多学生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他们是到2035年和2050年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向未来，思考未来。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需要加快培养创新人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教育不断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促进公平，进行结构性改革；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深刻重塑对未来人才培养结构和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也提出新的需求；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不断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正在对学校形态和教学方式产生重大冲击；“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全球化格局深刻变化，同样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挑战。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跟上国家战略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步伐，致力以未来为导向，认真思考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推动教育创新发展。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自成立之初，就同相关学校、地方政府、行业组织、科研院所、专业化服务机构、新闻媒体和国际组织等广泛合作，汇聚来自理论研究、行政管理、产业发展、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聚焦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重大教育问题，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动实施“建设绿色、智慧和面向未来的新校园”、“智慧学习工场”和“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致力于将中心打造成教育创新要素聚集的平台和全球教育变革影响力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研究和实践的成果。现遴选其中部分内容形成了这套“新时代教育创新系列丛书”，供各级政府、教育战线的同志和研究人员参考。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系列丛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出版说明
为推动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发展，教育部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前沿问题和重点领域开展了全局性、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战略研究。研究报告体现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立足国内和面向世界、强调方向性和可行性等特点。报告作者们在紧密围绕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服务决策和指导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们从各研究报告的阶段性重要成果或研究成果的节选中，选出了50篇编撰成书，作为“新时代教育创新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公开出版，供教育战线、科研人员和广大读者参考。● 第一部分 教育强国● 关于制定“强国教育”国家战略与规划的建议● 2016—2025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预测● 面向2030年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上海案例● 技术革命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教育应对建议● 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看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加速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教育政策建议● 推动“互联网+”教育培训创新发展，促进教育现代化● 国际化教育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建设的问题与策略● 新技术革命视域下的人才及人才标准●“ 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及空间布局调整应注意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第二部分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对策建议● 建立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省级统筹机制● 当前普通高校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关于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建议● 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障碍与建议● 2011—2014年省域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研究● 地级城市本科院校布局结构研究● 我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能力缺失及相关教育改革建议● 以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契机，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能力●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省域高校专业评价调研结果与调整建议● 第三部分 职业教育● 面向产业对接的京津冀中职教育协同发展措施● 京津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资源条件与策略分析● 长江经济带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分析● 长江经济带中等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效益分析● 地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析● 职业教育PPP：全球视野与中国视角● 第四部分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新政颁布后分类管理的着力点分析●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资产来源、收益、支配及处置制度研究● 民办高校办学风险调查分析● 民办学校教师养老金待遇偏低及解决建议● 地方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发展状况与经验借鉴● 独立学院发展困境及破解策略● 民办高校发展中的困境与应对之策● 第五部分 区域教育● 关于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做好“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的思考●“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域和收入水平国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比较● 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服务雄安新区国家战略对策建议●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2030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目标及监测●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监测评价研究● 第六部分 教育扶贫● 贫困地区基本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策略● 利用信息技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滇西智力扶贫开发精准有效策略研究● 第七部分 国外经验● 国外私立教育分类管理的社会背景与实践启示●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教育发展战略● 美国高等教育专业管理的特征与经验● 国际视野下的职业教育拨款机制：模型、特征及适用环境● 日本营利性大学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支撑制造业复兴的教育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实践与分析● 美国四州公立高校招生政策研究● 美国加州私立高等院校设置制度研究第一部分 教育强国关于制定“强国教育”国家战略与规划的建议[1]南开大学教育与产业、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由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的关键阶段，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旧国际经济秩序转换的大背景下，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与肩负的使命都将出现重大转折。以往我国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主要是立足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历史现状和演化路径进行外推设计，但在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教育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要求。与此同时，“十三五”时期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引发的信息革命，都已经超越了传统规划方法所适用的范围。因此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应立足于“强国视角”，采用情境分析等方法对教育发展可能面临的形势进行预判，进而提出“强国教育”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教育发展开创新的格局，进一步发挥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支撑作用。一、“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面临全新的国际国内情境
当前全球正处于经济秩序重新调整、政治格局再平衡的大趋势下，新旧国际治理体系与规则的角力将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模式”以及世界不同的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相互依存、调整变革、竞相发展，不断打破和重建全球的战略平衡，局部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秩序面临继续由发达国家主导还是新兴国家共同参与的多重情境，中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主导国际规则，输出国际标准，传播先进文化上将承担前所未有的角色和任务。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人口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深度调整，资源环境约束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情境。中央已经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三五”时期，中国将面临深化改革、机制创新的攻坚期，人与知识将成为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要素。二、全新情境下教育的角色面临重新定位
人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主体，中国基于劳动力数量的旧“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将人力资本打造成为新“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中国迈向强国进程中最基础，也是最为紧迫的任务。
教育是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抓手。人的发展位居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而教育是提升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教育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综合发展实力的全面反映，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履行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最重要体现。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公平、普惠的教育机会是成功国家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将国家树立为全球发展的典型。因而，应将中国教育体系建设放在“十三五”发展的首要位置，将教育打造成为国家的新名片，为全世界人类的全面发展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形成中国的话语权，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教育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手段。教育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转向更高层次的基础条件。“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一系列重大战略开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互联网+”等战略都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知识、技术要素。知识技术的传授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与各产业、各领域融合，催生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应将教育定位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与再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物的投入向人的投入转型，以“人”为中心，激发经济活力和创新潜力，将人才打造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
教育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制度优势的战略基石。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高素质的国民作为运行的基础。教育除了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理念的传递和意志行为的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都需要以高效、优质的教育体系来实现。通过教育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遵纪守法意识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将教育作为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将有助于推进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势。三、“强国教育”战略的总体思路
综合上述“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情境分析，教育发展的新战略定位必须建立在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全新视角上，“强国教育”战略不仅意味着教育发展将肩负着全新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意味着教育发展将面临全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十三五”时期的教育发展必须在“强国战略”中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形成对“强国战略”的支撑作用。
为此，“强国教育”战略的总体思路为：立足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和国家需求，重新认识和把握教育发展定位，将教育作为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第一要素，充分发挥教育在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国家竞争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所发挥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全面对接重大国家战略需要，推进教育发展向先导化、国际化和共享化转变，形成与世界强国相适应的人才结构、素质结构和智力结构，将教育打造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源泉，社会进步的新动力和国际交往的新名片，担负起民生之根本，社稷之鼎足的重任。四、“强国教育”战略下教育发展思路的重大改革
全面深化由本土层面教育向国际化教育的转变，以一流的教育输出奠定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地位，提高国际话语权。促进教育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文化市场的跨国交流、共享、合作，加快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顶尖水平接轨，加强现代学校强强联合、固强扶弱，增进校企、政校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创办世界一流学科，以教育助推国际地位进阶。
积极推进由应对型教育向先导型教育的转变，以创新型教育驱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促进国家竞争力提升。教育要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引致发展模式向与国家战略相携共进的同步模式过渡，进而转变为产业举步、教育先行的引领发展模式，以高等教育创新升级为突破口，深化教育结构调整，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努力完善创新型教育体系，发挥知识、人才对国家发展方式转型的引领作用，使教育化身为国家竞争力抬升的千斤顶。
继续完善由知识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树立全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国家的强大与文明。教育不只是授业解惑，其首要是传道，即传正道、授大德，以教育辅助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文化精神，坚定国民意志。全国范围内大力强化普惠教育，发展特殊教育，推动继续教育，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建立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国民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修养，使我国由历史洪流中的文明古国迈向屹立世界之巅的德智强国。五、“强国教育”战略的重大任务（一）依托“互联网+”促进教育模式变革，推动教育开放发展、卓越发展，完成“教育国际化强国”建设任务“互联网+”为教育资源的全球化共享提供了先进的载体和平台，不仅为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吸收创造了便利条件，为我国教育水平提升带来了动力，还有助于加快一流教育的输出，进而推动我国卓越智慧成果、人力资源能够支撑“一带一路”等的布局实施，在国际竞争、交流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1.开放教育国际接轨计划
坚持教育的有序开放，推动教育资源与国际接轨，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和互联网优势，弥补国内教育资源供给缺口，借助网络力量使教育平台发展、智库建设、知识人才储备、就业、成果转化实现异地、多地互助互通，乃至与世界信息网络接轨，实现知识流的国际化网状交互，推动教育共赢发展，掀起“互联网+”时代的全球知识风暴，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公平。鼓励与国际社会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开展知识、文化多层面的交流合作，提升教育改革新视野、新境界。
2.卓越教育提速超车计划
建成卓越智慧成果和人力资源的孵化器。在实现我国教育高起点、高平台、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更高追求，为超越全球、登顶一流早作打算。全力支持“双一流”建设，培育至少一所跻身世界前列的一流大学，打造一批具备教育输出能力的一流学科。加强校校联合、校企合作、政校联动与互联网相结合，化零为整、聚散成精，凝聚全国教育力量为一股绳、一道劲，合力冲击国际一流教育水平，登顶世界教育巅峰。
3.精品教育国际传播计划
以互联网为媒介，面向全球打造数字化教育公共产品，建立国际精品数字课程平台，传播优质课程资源，构建新型教育模式，使全球人民能够低成本、便利化地获取教育资源。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争取在中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互联网教育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心等常设机构。加强全球教育计划、规则、宣言的研究工作，主导和参与制定国际准则性文件，提升中国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二）发挥教育引领作用，协调人才结构、创新智力支持，建立才智“新供给”，完成“才智资源强国”建设任务
1.多元人才供给计划
协调教育资源供给结构，优化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数量和空间配置，优化基础类与应用类专业配比，优化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学科比重。完善研究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复合型人才输送的结构比例；匹配当前发展需求培育契合性应用人才，填补地方发展建设人才缺位，供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急需人才；放眼未来发展趋势培养基础领域研究人才，开创产业发展新格局。通过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全面发挥多元人才优势，保障人才供给与我国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
2.创新智库支持计划
依托高校创新智库建设为强国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促进创新思维迸发，激励创新成果开发，鼓励和敦促各基础类、应用类科研成果转化、孵化，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强国战略的实施储备充足的知识资源，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三）弘扬共享发展理念，推进价值观、行为规范教育，建立“发展权”保障体系，完成“全民素质强国”建设任务
1.公民发展权益计划
构建全面保障公民发展权的制度体系，从儿童权益入手，构建儿童生存与发展的保护体系，通过立法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建立针对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以及特殊儿童的强制性社会扶助救济制度，大力发展儿童和青少年维权法律保障和社会支援服务系统，制定特殊教育、融合教育行动计划，实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教育全面惠民计划
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化、均等化，实现教育全面惠民，需要教育面向全民、面向全国共享发展，逐步完善教育体验的全民覆盖及教育资源的各区域覆盖。一方面，保障基础教育普及和各级各类教育惠民，实现全民共享终身教育体验。另一方面，缓解各区域板块之间、城乡之间师资队伍差距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深化教育扶贫工作，使教育资源配置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城镇化进程相适应。最终实现全民共沐教育春风，全国共享教育资源，提升我国整体国民素质，建设全民素质强国。
3.教育立德树人计划
教书与育人并举，规范各级各类学校德育课程、教材，保障教育教学网络平台、校园网络环境健康、安全，实现立德树人大计，帮助全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色环保意识。宣传教育华夏同梦、家国共美观念，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共筑中国梦，促使全国各地居民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守护绿色家园，共建美丽中国。国民德育宣传与国际化进程同步并举，开放接触的同时保持初心，注重拓宽教育视野与加深国际理解同步并举，明晰国民教育的立德树人之根本，建立全民常怀家国心，与国共荣辱的精神，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国家名誉，在国际社会维护强大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1] 执笔者：刘秉镰、翁羽、刘维林。2016—2025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预测[1]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马丁·特罗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阶段理论，是世界各国推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其中，毛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首选指标。本研究用毛入学率和在学总规模两个指标表征高等教育普及化，利用时间序列的趋势外推模型预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本报告不代表对今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政策建议。一、1995—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扩张情况
1996—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年增长率在4.66%—25.65%之间波动，2006年及以后的十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年增长率在2%—10.96%之间波动。1999年开始高校大扩招，使得2000—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大幅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4.7%，随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增长幅度减小，呈较平稳的态势。总体上看，过去2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不断增长，增长幅度经历了一个“峰—谷”周期，增长率的波动由剧烈转向平稳。
从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来看，普通本专科、研究生和成人本专科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绝大部分，2001—2014年，这三部分学生人数占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比例均在90%以上，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95.13%；普通本专科学生数在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中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达71.58%。表1-1 1995—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扩张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情况
过去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增长，增长幅度近年有上升趋势。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3.4%，到2015年已达到40%，平均每年增长约1.47%。
1999年，高等教育开始“大扩招”，尽管200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大幅增长（5.55%），但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到强大作用。2001—2005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动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影响不大。2005年之后毛入学率年增量逐年下降，2008年达到谷底（增量只有0.3%），这主要是由于强力政策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增长幅度突然升高造成的。对比近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增量和适龄人口数年增长率可以发现，2001—2005年，适龄人口的年增长率都在2%上下，但2006—2008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年增长率突然上升，2008年达到8.03%，这是近20年来适龄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三年，由于“分母”增长幅度的突然加大，造成2006—2008年毛入学率增量的减少。由此可见，人口的变化对于毛入学率的增长也有着强牵引。当其他因素不发生显著变化时，适龄人口数大幅增加，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会被拉低；适龄人口数大幅减少，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会被推进。从图1-1可以看出，2011年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量逐步回升，与适龄人口数之间呈同步反向变化。由此可见，近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递增受适龄人口数减少的影响更大。图1-1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增量与适龄人口数年增长率对比图（%）三、基于时间序列的趋势外推预测模型构建
用趋势外推法可以模拟历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毛入学率变化的轨迹，构建出预测模型，由此外推出未来10年二者发展的趋势。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选用线性模型、二次曲线、三次曲线和指数曲线四种方法，分别对历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毛入学率变化的轨迹进行拟合和测试，并构建合适的预测模型。（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预测模型的构建
利用SPSS软件，分别用线性、二次曲线、三次曲线和指数曲线对1995—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发展轨迹进行拟合，并分别进行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四种拟合模型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22R均达到0.95以上，三次曲线方程的R最接近1，说明四种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都较好，其中三次曲线拟合得最好。对四种拟合模型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采用的是F检验，参考指标为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显著性水平sig值）和F统计量。当sig值＜0.01，说明回归方程极显著；当回归方程显著时，F统计量较大，说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造成的影响较小。综合各项指标来看，本报告采用线性趋势法，设定置信度为95%，以时间为自变量（取1995年对应的t=1），建立预测模型，具体如下：Y=167.643t+361.548。对该方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发现，此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2R=0.983，说明该模型能够解释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变化的98.3%，拟合优度较高。估计值的标准误差为141.749万人，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趋近于0，两个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32.818和5.637，二者的相伴概率值（显著性水平sig值）＜0.01，说明两个回归系数的变动能够较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动，方程的质量较好。但D-W值为0.565，说明残差序列存在某种程度的正自相关，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变化相对于时间序列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造成的。综合来看，该模型通过检验，可用于对未来10年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进行预测，根据95%的置信区间，可得出相应的预测区间。（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测模型的构建
利用SPSS软件，分别用线性、二次曲线、三次曲线和指数曲线对1990—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拟合，并分别对四种拟合模型进行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检验。各个模型的方程显著性检验都显2著（sig值＜0.01），二次曲线和三次曲线的拟合优度最高（R值最高），二次曲线的F统计量值最高。因此，选择构建二次曲线方程模型，设定置信度为95%，以时间为自变量（取1990年对应的t=1），建2立预测模型：Y=0.0325t+0.5196t+2.6441。对该方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发现，判定系数2R=0.989，说明该模型能够解释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变化的98.9%；F统计量=1045.999，F统计量相伴概率值（sig值）＜0.01，说明回归方程极显著；三个回归系数t值分别为4.048、7.033、3.516，其相伴概率值均小于0.01，说明该回归方程的各项系数对于解释样本数据点均有很大的贡献。综合来看，该模型通过检验，可以用于对未来1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设定95%的置信区间，可以得到相应的预测区间。考虑到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受适龄人口变化的影响较大，故同时使用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预测结果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测算值对未来1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二次预测，对比两次的结果，决定最终的预测区间。四、2016—2025年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预测结果
根据预测模型对2016—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毛入学率进行预测，可以得出表1-2和表1-3中的结果。从表1-2可以看出，2020—2024年之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很可能突破5000万人，到2025年可能达到5187.08—5929.88万人，比2015年末多1500万人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未来5—10年内，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增加1000多万人，相比于目前将增长25%。表1-2 2016—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预测结果
根据二次曲线模型，可以得出2016—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结果（见表1-3）。考虑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变化对毛入学率有着重要影响，故用在学总规模的预测结果和适龄人口测算值推算，进行二次预测。对比两次预测的结果可知，考虑适龄人口变化所预测的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会更快。二次预测结果显示，在2018—2020年之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而基于二次曲线拟合模型的预测结果，我国将在2019—2022年间进入普及化阶段。两种预测均有可信度，综合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将在2018—2022年之间进入普及化阶段，且2018—2020年之间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可能性更大。表1-3 2016—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测结果（%）
从近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家宏观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水平等。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以及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青年一代的升学意愿，可以预判未来高等教育规模：
2018—2020年之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的可能性很大；2020—2024年之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很可能突破5000万人；到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处于5187—5929万人区间，将比2015年末增加1500万人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可能达到63.42%—78.27%。这意味着，未来3—6年内，我国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未来5—9年内，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增加1000多万人，相比于目前将增长25%。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活动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高校的学生培养能力、师资力量等提出新的要求，而我们急需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1] 执笔者：胡耀宗、宋袁婧筠。面向2030年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上海案例[1]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全国正在倾力推动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谋划面向2030年的教育远景战略。上海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承担着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被确定为教育综合改革的唯一试点城市，为此，上海在高等教育远景规划和综合改革方面率先破局，直面体制机制壁垒，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一、上海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逻辑起点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升级新变化，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上海高等教育要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和新挑战，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必须科学统筹、超前谋划、合理确定上海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目标定位，科学规划上海未来高等教育的规模、层次和结构，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其次，急需构建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体系，形成政府统筹高等教育发展、客观评价高校办学水平以及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制度保障，引导各高校科学定位、明确发展方向与目标，立足不同类型努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二、以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
高校分类管理，通过政府引导，鼓励高校自主谋划多样性发展，有利于避免高校的发展走向同质化，从而形成高校分类管理体系。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科学研究类型等差异性，将高校划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四种类型；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本科与研究生）或主干专业大类（专科）建设情况，将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个类别。引导高校凝练办学特色，聚焦发展重点，避免过度分散资源、过多设置缺乏相互联系和支撑的学科专业，立足学校定位在各自领域追求一流。“学术研究型”高校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引领，可授予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学校以“综合性”、“多科性”为主。“应用研究型”高校以培养应用研究与开发的人才为重点，可授予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学校以“多科性”、“特色性”为主。“应用技术型”高校以培养专门知识和技术应用人才为主体，一般可授予专业研究生和学士学位，学校布局面向行业以“特色性”或“多科性”为主。“应用技能型”高校主要培养专科层次的操作性专业技能人才，学校面向行业、职业以“特色性”为主。
结合未来高等学校规模与布局，通过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引导学校自主明确发展定位，聚焦发展重点，形成以“二维”分类为主的上海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体系，实现上海高校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发展，引导高校自主明确发展定位。按照“政府政策引导、高校自主选择、社会参与评估”的基本原则，根据全市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布局和各高校发展规划，科学确定各高校在“二维”分类体系中的目标定位。通过分类管理和分类发展，鼓励高校找准服务面向的领域和行业，基于自身基础能力建立特色专业群，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人才，避免高校过度追求“大而全”。三、以人才培养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高校布局结构
多途径提高医学类高校的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能力。支持部属高校医学院、部市共建医学院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优化学科设置，培养急需的高水平临床医学类人才和公共卫生人才；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调整，提升地方医学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层次与能力，培养全科医师、康复医师以及其他高层次医技、医护人才，加强医教协同，为上海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优质充裕的人力资源保障。
加快提升艺术类高校和艺术学科的整体水平。积极支持艺术类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艺术教育品牌；通过依托综合性大学、引进海外优质艺术教育资源等途径，整合优质艺术教育资源，提高艺术类人才培养层次的结构重心，强化上海高等艺术教育特色；通过加强与艺术专业研究机构及专业机构的合作、加强环高校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中心建设等途径，提升艺术学科水平。
稳步提高经管类高校的办学层次和应用研究能力。优化经管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结构，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适度扩大专业硕士规模，逐步压缩专科生规模。进一步明确独立设置的财经类院校的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形成错位发展格局。通过资源整合和布局调整，着力打造办学实力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财经类高校。
优化法学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层次和结构。扩大法学类院校研究生培养规模，重点加强高水平的法学类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适度增设专业硕士点，降低专科层次人才培养比例。加快培养适应自贸区建设发展需要的国际法、知识产权法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应特大城市安全需求，提升公安类人才培养层次。
引导不同类别高校的理工农学科特色发展。加强高校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理工类院校服务战略新兴产业的人才培养能力。面向经济转型升级需求，重点建设一批行业特色鲜明、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联系密切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强化地方高校理工农硕士、博士学位点建设，提高办学水平与竞争力。建立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动态调整机制，重点向特色鲜明、与上海产业政策结合紧密、水平较高的学科倾斜。
提升文史哲教类人才培养的层次和水平。加强高校文史哲优势学科建设，发挥其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大教育学科学位点布局优化和研究生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地方高校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培训水平，强化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师资培养。对接上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提升体育类学科水平。四、面向未来优化学科布局，重点建设高峰高原学科
作为国家新一轮“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唯一的试点城市，形成与上海地位相匹配的高校学科体系，上海从2014年开始大力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通过对学科布局的优化和调整，努力让上海高校的学科“高峰凸显”、“高原崛起”，在“高原”之上建“高峰”。面向2020年学科优化布局的规划，重在解决高校学科体系与上海地位的“不匹配”问题。高峰高原学科计划列入重大专项，专项经费的50%可以用于人才培养，以求重点突破，瞄准国家和上海的重大战略需求。到2020年，上海高校将有2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同时180个左右的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Ⅰ类高峰学科的入选“门槛”是四类中最高的，基本是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点，或有望在本规划周期内建成全国第一名的一级学科点，而其建设目标是一级学科点的保持或建成全国第一，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一流。第一轮3年建设周期（2015—2017年）内对在建学科点只作过程监测，只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支持力度和动态跟进。第一轮建设周期结束时，将依据评价结果，对建设成效显著的学科点继续给予支持；对建设进度缓慢、效果较差的学科点，科学实施退出机制；同时及时将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纳入建设范畴，采用竞争机制同步建设，源源不断提供人才支撑。上海正在积极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首先，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实施第三方评价，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客观数据开展学科建设跟踪监测。其次，开展学科自评价。相关学科点根据建设方案，自主设立考核指标，定期开展学科自评。最后，在学科建设周期结束时实施综合绩效评价。五、转变高等教育投入方式，扩大高校资源配置统筹权
高校资源配置自主权得到扩大，抓住了扩大高校自主权改革的“牛鼻子”。上海在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初，2013年全市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占29%，专项经费占71%。2014年，上海市属高校经常性经费占比超过60%，用于人财物的经费“打包”给学校。部分专项经费中，有50%用于与人员有关的软件投入。资源配置的改变代表了政府的导向，这个突破振奋人心。一场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并举的投入机制改革正在推开。通过转变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方式，上海市属高校经常性经费与专项经费投入比例由原先的3∶7，变为2014年及以后的7∶3。这意味着，一多半经费不需要经过职能部门处室的关口，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高校。
资源配置方式变了，校长们有了花钱的自主权，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仍然保留了大约30%的经费投入，作为杠杆去撬动高校的特色办学。比如高峰高原计划，用以支持高校建设达到一流水准的学科。从2014年到2017年，上海为高峰高原计划安排建设经费36亿元，明确其中50%可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在结构上，高等教育投入还做到了“三个打通”——打通生均公用经费和经常性专项经费、打通“十大工程”专项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打通用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经费。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须走向“放”、“管”结合。上海市要求所有市属高校都建立总会计师制度。总会计师被赋予参与学校重大财务决策的权力，发挥财务管理的专业能力，从内控管理上防范学校财务风险。市地方公办高校委派总会计师还有一个重要职责，立足中长期帮助高校为后续发展做好资金安排，在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筹资能力。同时，上海市也建立了以提高教育项目支出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监督评估机制，关注点从分配管理转向绩效管理。六、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
上海推出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引导教授上讲堂，鼓励教师更多地与学生交流。教学激励计划不仅要求高校以教授和副教授为主组成骨干教师团队投入本科教学，其制度设计还包括：要求高校设立并完善坐班答疑制度和校内自习辅导制度；从明年开始，高校新进人员实行为期2—3年的助教制度，无教学经验者不准上本科生讲台。
从2014年9月新学期开始，上海市遴选4所试点高校（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和4所培育高校（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率先实施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这一计划明确要求，大学把教授、副教授讲授本科生课程作为强制性指标。其中，受聘教授、副教授岗位的教师每学年为全日制本科学生的授课不得低于108个课时、担任行政或其他职务的“双肩挑”教师不得低于54个课时，每学年均需承担指导青年教师、培养助教或师资博士后任务。受聘教师均要遵守坐班答疑制度和校内自习辅导制度，为学生答疑和辅导的时长都有明确规定。市教委以2013—2014学年授课教师人数为依据，予以下拨激励经费，且明确要求各高校不得“撒胡椒粉”，要真正引导教师潜心教学。
2015年的一份第三方评估报告，对8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相关试点工作已取得喜人成效。评估报告指出，在课堂教学方面，教师上课到岗情况良好，大多数教师授课较为规范认真；教师坐班答疑制度执行情况较好。2015年，上海启动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扩容”工作，新增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6所正式试点高校。“扩容”后，实施该计划的共有10所正式试点高校、4所试点培育高校。该计划自2014年开始试点，当年有8所高校入选，涉及授课教师8746人；2015年有14所高校参与，涉及授课教师12971人。如今，教授和副教授进课堂、教师坐班答疑已经成为常态，并逐步由行为约束变成文化自觉。
概言之，面向2030年，上海初步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类型、层次结构、学科布局及空间布局与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海城市主体功能区建设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有效匹配，在全国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总体水平比肩国际大都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上海“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引领上海城市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1] 执笔者：胡耀宗、张莹。技术革命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教育应对建议[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值重大调整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当前，中国制造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分流的双向外部因素挤压，面临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双重内部约束趋紧压力。经济规律表明，技术变革是和平时期实现跳跃式发展的主要路径。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资本雇佣劳动、技术变革依赖人才创新的逻辑路线下，在国家经济治理思路转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人力资本供给效率与供给结构对于推动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人才战略和教育战略的布局与规划必须充分尊重、适应，甚至适度超前于经济结构、资本结构、技术结构变革的基本规律和发展取向。
实现我国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在于拥抱技术、创新驱动，一方面要淘汰——化解过剩产能（去产能），另一方面要创新——推动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与发展（驱动力转型）。在技术主导的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我国的教育发展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去产能过程中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技能深化问题；二是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问题；三是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的科学领军人才和技术创新型人才培育问题。第一项任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期战略目标，传统产业工人的继续教育（或再就业培训）不仅在资本结构和技术结构换挡期中起到承前启后的缓冲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安置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职能。后两项任务分别指向应用技术技能型和基础研究创新型人才供给，两种类型人才供给的规模、质量及专业匹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兴产业的崛起。因此，应充分把握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变革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推动在传统工业生产体系下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向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工业环境需求的教育体系转变。一、制造业技术变革与教育变革的基本规律
制造业的技术变革是经济周期转换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内在驱动。每一次新旧技术竞争和新旧工业生产范式冲突后，将会确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增长模式与平衡态势，触发教育与其呈现同期或滞后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孕育基础。技术与教育互为因果的演进路径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历史上每一次工业技术浪潮都引致教育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变化、教育终身化内涵深化、教育技术范式转变、教育国际化与就业导向改革等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
教育改革同样对技术革命和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内源作用和外溢作用。从内源作用看，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需要依靠人把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教育不仅为科技革命的孕育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型人才，也为科技革命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输送能够应用先进技术的技能型人才。从外溢作用看，教育通过提高国民素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知识集聚与传播，为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制造业升级引致的技术变革对现有人力资本结构的冲击
1.化解产能过剩、新旧技术更替使传统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压力“去产能”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主要对象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八大行业。据估计，钢铁行业减产可能造成40万工人失业，上游和下游行业还会有更多从业者受到影响。传统产业工人安置既需要社会保障，更需要转岗和创业。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仍处于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态势，通过对下岗工人的针对性教育培训，在过剩与需求之间架起有效桥梁，不仅能够确保社会稳定，更能优化和深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实现。
2.新技术引发制造原理的重大创新，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进入攻坚期，催生对科技领军人才和技术创新人才的需求
中国长期滞留在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高附加值的创新研发环节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低等问题。为了推动制造业转型，必须将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革命引发制造原理的重大创新，催生对研发创新人才的需求以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3.新技术融合与应用引致工艺技能水平的全面革新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升级，催生对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工业4.0”阶段，技术工人需要面对的生产设备和协作伙伴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方式的要求，扁平分散化、个性化、柔性化、模块化、智能化的生产网络成为主流。随着制造业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个性化定制、由规模效应向合作效应的范式转化，“弹性专精”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将成为主流。具备知识创新、技术积累创新、技术标准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将受到以有形产品为载体，人才集聚、知识深挖、模块创新的生产组织系统的极大青睐。三、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教育应对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进行适切性、前瞻性的教育改革是各国摆脱周期性、结构性经济危机，进入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必然选择，是后发国家、新兴国家实现追赶型增长的关键变量。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制造业，竞争新优势重塑，给我国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为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打开“机会窗口”。中央提出“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凸显了教育转型和人才培养在引领我国现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1.构建多层次全周期人才培养链条，在培养层次提升、教育类型多元、学科结构匹配、空间布局精准的基础上，注重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性、复合性、文化内生性、开放性、协作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引发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由纵向垂直向扁平模块化发展，制造业升级已突破行业界限，需要放置于组织链群中综合考量。此外，新常态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对质量的诉求由零缺陷向卓越性定制化发展，对品牌的诉求由大而全转向注重在细分市场做到极致。链链咬合且注重小而精的制造业发展趋势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教育层次结构进一步提升满足产业向高端发展需求、科类结构更为丰富满足新兴产业需求、区域结构更为精准满足地区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性、复合性、文化内生性、开放性、协作性的要求，以适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教育改革既要注重专门领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又要注重全企业、全产业、全社会各类人才的质量品牌素养培育，构建贯穿“设计—采购—制造—销售—服务”全周期的多类型多层次人才培养链条。
2.打破教育时限，实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终身创造”的递升；创新教育形态，实现由现实学校到虚拟空间、由被动学习到交互式学习的转变
制造业升级将引发人类生存阈度的超越，决定人类生存品质的提高、文明的进化、民主的普及、发展水平的递升。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人本特征和创新思维将进一步激发个人终身发展的主观动机，构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终身创造”的实现途径。教育时限终身化、学习过程终身化、创造活动终身化，教育需要帮助个人实现从学习者到思考者再到创造者的转变，这将成为新阶段终身教育的新目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教育内容，更使教育形态与方式发生重大变革。2012年，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所引发的全球性互联网教育技术风暴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技术革命，实现了超时空的学习和超时空的互动。未来，数字化学校、数字化教师、网络课堂、云教育、扁平化的交互式学习平台、游戏化学习、翻转式课堂等新型教育模式将成为学习的新途径。
3.实施“创新驱动、人才先行”战略，培育科学领军和研究创新人才，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攻克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
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引擎，需要瞄准世界高端制造业水平，快速积聚高端研发、领军人才，引领传统制造业技术升级与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大重点领域技术创新；需要培养能够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深度融合的创新人才，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为契机，提高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创新驱动、人才先行”战略：一是将创新思维、创造精神、创业意识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之中；二是对现有教育目标、人才评估机制和科研资源分配机制进行适当调整，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三是针对智能制造的融合特征，注重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育；四是在智能化技术、数字化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培育基础性研究开发人才。
4.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的继续教育和技能深化问题，以教育促进下岗淘汰向转岗创业的流动，实现剩余劳动力价值再造“十三五”时期是“去产能”取得实质效果的攻坚期。在人口老龄化、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硬性约束下，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再造和有效转移尤为珍贵。2015年第二季度数据表明，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用人需求呈增长态势。针对传统产业工人，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加强在岗职工技能深化，推进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转岗培训和创业教育为下岗工人再就业和再创业提供合理引导。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释放职业教育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学历、非学历教育学分累积、互认、充抵机制，使全日制职业教育与非全日制职业教育相融合。职业学校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准备教育、技术技能更新教育、转岗及再就业培训教育、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教育、残障群体的特殊职业教育等。
5.培养适应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建设全产业链、跨学校跨专业综合公共实训基地，扶持紧缺技术技能人才孵化机构，优化应用技能型人才技术层级、专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教育集群发展
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和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构建全周期、分层次、规模相当、专业匹配、质量优良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体系，培养储备应用先进技术、使用先进装备和具有工艺创新能力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新时期下的教育要大规模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技能型人才，以实现高端技术应用转化与技能积累创新；前瞻性地创建一批新专业为新技术转化提供人力资本支撑；建立符合地区制造业发展方向的、全产业链的综合公共实训基地与工程训练中心，将孤立实习实训转化为全产业链、跨学校、跨专业联合实习；扶持一批社会中介机构，及时跟踪关键领域紧缺人才缺口，提供毕业年级学生专业转型、技能培训与创业孵化，以缓解教育培养滞后于产业需求和社会需求变化的矛盾；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高度统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教育机构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与少数民族布局，在现有制造业集聚区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集群、学校集群，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升级。[1] 执笔者：史薇、马红旗。从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看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制造业产品服务环节回归制造企业，推动制造业产业形态从产品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演[2]变的过程。制造业服务化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电气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引入、交通技术进步和运输能力的极大提升、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深度融合、现代金融工具的大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生产效率，进一步细化了劳动分工，产品制造全流程的许多服务环节开始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于制造业企业但又为企业服务的行业，标准化工业生产与基础性和多元化配套服务相互搭配，形成新的工业形态。一、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及其效益
当前，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务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通用电气近几年服务业务收入已经占公司总收入的2/3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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