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瑞来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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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试读：

自 序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俯瞰历史，在魏晋时代，是“王与马共天下”，贵族与皇帝共享权力。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下移，投向宋代，情形则全然不同，用宰相文彦博跟宋神宗讲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与皇帝共享权力的对象，成了士大夫。

作为拥有知识的官僚，士大夫由来尚矣。《周礼 · 考工记序》即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不过历代的士大夫的确多是停留于对行政事务“作而行之”的层面，真正作为一个阶层成为政治主宰者，活跃于时代舞台之上，则是历史走入宋代才实现的。

隋唐以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经过几百年的浸润，成为一种崇文的潜流。这种潜流即使在武人跋扈的唐末五代也未曾中断，并且还逐渐显现出涌出地表的汹涌。伴随着北宋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急需管理人才的客观现实，促使太宗及其谋士决定大规模开科取士。于是，从创立以来几百年间不绝若线的涓涓细流终于蔚成汪洋。每科取士多达几百人乃至上千人，几十年的持续，从中央到地方，逐渐成为科举官僚的一统天下。其中的精英到第三代真宗朝，业已占据了政治的制高点。政策变更的偶然性呼应了历史的潜流，士大夫政治在北宋全面实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作为政治主宰的宋代士大夫从先秦汲取思想资源，将错就错，把原指诸侯国国君的“君”与后世的皇帝等同，重新祭起“君臣以义和”的大旗，实现了与君主的权力共享。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有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说。而远比孟子所处的乱世宽松自由的宋代，士大夫更有勇气，石介就公开宣称：“吾勇过孟轲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宋代知识人的雄心壮志，他们的终极目的并不止于政治权力的共享。历史的使命感，让士大夫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强音。横渠四句张扬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般的绝大自信。在这几句话中，哪里有君主的影子在！这几句话依托的，正是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强势背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不过是我的学说的注脚，六经要由我来阐释。这是发自内在的理论自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士大夫重新发掘并强调的“儒学八条目”，从个人到家庭，从社会到国家，目标直指天下，实现了全覆盖。士大夫政治让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

在这样的大氛围之下，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知识人都洋溢着无比的自信。你看，北宋的柳永吟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南宋的朱敦儒更是高傲地扬言：“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宋代知识人的自信与风骨，无疑也作为一种精神基因遗传给了后世的士人。在元代成为大文人的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也曾写下：“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有人以宋代皇帝取消了“坐而论道”为例，来证明宋代士大夫地位的低下，但我们从更多的事实可以观察到，南面为王的君主也要北面而问，与士大夫“迭为宾主”。君主成为士大夫政治的合作者。理学以及后来张载的道学，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道理最大”，君主的头上，除了天，又多了理。相较于现代西方社会常见的以法律和舆论制衡政治，士大夫政治文化强调以道统制衡政统，这是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宋代士大夫留给今天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费尔南 · 布罗代尔如是说：“过去和现在总是互惠地照亮对方。”宋代发轫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光芒也一直照亮着过去与现在。士大夫政治文化不仅显赫一时，且传诸久远。

我们观察“士大夫”三个字的字形，每个字都出头，但名副其实的真正出头则是在宋代。那一代知识人在几百年间建构的理论，实践的政治，陶铸的自尊与自信，像基因一样根植于中国知识人的内心深处。尽管没有了“坐而论道”，但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人在精神上便不再跪下。在西方，历来有“精神货币”这个概念。马克思就有过“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的说法，而美国当代修辞学家肯尼斯 · 伯克则丰富了“精神货币”（spiritual currency）的概念内涵。他所说的精神货币是指基于同理心、目的、信仰，经过自身储备，在基因传承力强大的文化人之间，或者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流通的媒介，并且体现为不同代际知识人之间在学脉上的传承。两宋三百多年，知识人打造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货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年的人物与事件，无论是显赫还是震撼，都已火灭烟消，然而士大夫政治文化，却如不废江河，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绵绵不绝，奔腾至今，涌向未来。

士大夫政治，是我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研究，特别是从皇权研究中，逐渐归纳出的一个关键词。士大夫政治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央政治的层面，主动脉的强力脉动也让士大夫政治文化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举不仅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流动，更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与文化兴盛。以科举官僚为主形成的新士族，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互为因果的印刷业繁荣，南宋时在江南特殊场域发轫的宋元社会转型，明清延及近代的乡绅社会，都有士大夫政治的因素存在。当然，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皆有主流与支流。士大夫中也不乏无耻者，士大夫政治也有极致变质的权相独裁。

士大夫政治与宋元变革，是我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互为关联的两大主题。而有计划的文献整理校勘，则是我从事上述研究的技术支撑。挥之不去的基本问题意识，使我对接触到的一些史料比较敏感，有了自己的解读。大约在十年前，一个偶然的契机下，我在新浪网开辟了一个博客，一方属于自己的部落格。在自媒体时代，我改变了发表的认识，把一些读书札记和研究思考贴在这个小小的学术园地中，权当发表。当然，其中的部分文字也曾被一些纸质报刊或网络媒体采用过。

本书汇集了与士大夫政治主题相关的随笔短文四十余篇。关于士大夫政治，我在日文版《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日本汲古书院，2001年）和中文版《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中，有比较完整的阐述。相较以前聚焦于真宗朝的士大夫政治研究，本书论及的时代集中于五代与宋，篇幅虽小，但涉及领域广泛，案例多样，构成士大夫政治较为完整的面相。流逝的历史成为过去，凝固为一种遥远的物件，供后人审视、把玩或研究。历史的真实，往往可望而不可即，只能通过多维多面去接近。本书由不同文献、不同人与事、不同视角构成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多维多面，试图接近那一时代的真实。用较为轻松的笔触，通过各种不同的案例，带领读者对宋代肇始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期待这些片断式的随笔能够抛砖引玉，引发读者更为深入的思考。

考察历史，诉说历史认识，不是以通常正规的长篇大论，而是以短小活泼的随笔形式表达，从接受学的角度，也有我的考量。一是有别于严肃且有些枯燥的学术论文，想以轻松可读的形式把自己的研究与思考传达给受众。二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象牙塔，让更多的爱好者也能触摸到历史的时代脉动。平时的博客写作，此次的汇集成书，都有这一意图在。“立心立命”，是从横渠四句内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中抽出的。以此作为书名，既是力图体现宋代知识人的思想境界，也是我的一个精神追求。在历史中立心，在学术中立命，为一个时代可歌可泣的人与事写照传神，把一个有故事的森林呈现出来，留给当世和后人镜鉴启迪或把玩赏味。作为一个学者，在漫长的精神传承接力中跑上微不足道的一程，为人类浩瀚的文化沧海增添一粟，也是使命感使然。

较之鸿篇巨制的学术大餐，本书不过是清粥小菜，希望诸君读后可以开胃，而不至于太倒胃口。

零零星星写下不少读书札记，感谢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原主事余佐赞先生热诚约稿，感谢贾雪飞女士建议将随笔篇目选择集中在士大夫政治的主题之下，更感谢常利辉博士的认真审读。对于这盘小菜，我只是提供了素材，是她们的劳作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值令和改元，五四百年，瑞来识于日本千叶寓所

辑 一

见迹与见心

前些年，葛剑雄先生曾依据其师之说，写过一篇为冯道辩诬的文章，似乎相当有影响。对于剑雄先生之说，吾深心许。最近读到宋人的一段有关论述，在这里摘出。余虽不敏，亦聊为剑雄先生赞一辞。

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载：

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与虏结衅，惧无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冯道身处五代乱世，事四朝十一帝，被后人指为文人无节之尤。不过，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人批评冯道，是以后人的价值观，站在自身所处的时代，甚至是出于某种意图，进行的道德评价，并非来自冯道所处的彼时彼地的观察。因此，这种评价是一种变形的远视。

五代十国，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重演。在这个乱世，正统业已消失。士之事君，亦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士游走于列国。合则留，不合则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并无道义承诺，亦乏道德臧否。所以，用大一统时代的道德准则来绳墨冯道，实在有些与实际脱节，对冯道不公。

宋人吴处厚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指出在当时士大夫生存环境极为困难的境地之下，冯道也有原则，有坚持，并非如后人所指责的那样，一味“依阿诡随”。

观察冯道的评价史，葛剑雄先生也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宋初对冯道的评价还是较为宽容的，基本予以正面的评价，到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才彻底逆转，转向完全否定。

欧阳修所处，有欧阳修的时代背景。

从太宗朝开始的大规模开科取士，再加上时光流逝，到第三代真宗朝，士大夫政治开始形成。然而，在真宗朝，政治整备与制度建设是首要任务，还未遑精神建设。进入仁宗朝，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大规模的精神建设拉开帷幕。《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埸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重建。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满布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在舆论上也没有什么非议。当时道德评价宽容的舆论导向，自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与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

然而，时光过去了几十年，随着政局的安定，作为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所谓的“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范仲淹以道家批判为中心大声疾呼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在《宋史 · 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不过，对五代十国人物全面进行人格甄别与道德清算的，则是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

因此，可以说，对冯道评价的逆转，完全是出于适应当时道德重建的需要，而冯道这个历仕四朝十一君的“长乐老”，便成为绝好的靶子。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道德重建的努力是成功的。朱熹就曾指出：“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

然而，成功只是就道德重建而言，对冯道的评价，则戴上了后现代的有色眼镜，蒙上了太多的道德色彩，而与身处彼时彼地的冯道本色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

具体说到冯道，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分析，吴处厚评价冯道“迹浊心清”。迹浊者，历仕四朝十一君，与契丹应酬。心清者，在乱世中，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尽自己可能，做了大量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善事。吴处厚在《青箱杂记》的另一处引述了几首冯道的诗，其实很能表明冯道当时的心境。

其一云：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其二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吴处厚评价冯道的诗“虽浅近而多谙理”。“诗言志”，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身处乱世的冯道，不仅有着“春来草自生”“天道甚分明”的乐天达观，还认为道德自在人心，“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有了这样的信念，冯道在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的险恶环境下，依然尽其所能，“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冯道才“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保持冰心无恶，在狼虎丛中周旋，保民护国。冯道，实属不易。

吴处厚曾与范仲淹、欧阳修的好友富弼讨论过冯道的人格。很意外，经历了道德重建运动的富弼，对冯道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认识的评价。这一点，极为值得注意。富弼说冯道，“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孟子是如何论述“大人”的呢？在《孟子 · 离娄》中，可以看到如下有关言论：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冯道乐天达观，可谓不失赤子之心。他恪守内心原则，“但教方寸无诸恶”，可谓所行真礼义。重要的是，冯道为了真正的道义，放弃了表层的道德原则，甚至是宁可被人误解，“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为了这个“义”字，一切无所谓，哪怕世人有再多误解，内心自问无愧。这是君子在乱世的处世之道。富弼对冯道的评价，可谓高到不能再高。富弼这种评价，没有现实的考量，直透冯道的心迹，在众口一词的道德喧嚣之中，显得难能可贵。富弼诚为“长乐老”的隔世知音。

针对冯道评价，吴处厚的见解很具启发意义。他说：“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就是说，一般人仅仅看到了冯道历仕四朝十一君的表象，并未像吴处厚那样，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考察，来透视冯道之心迹，因此，对冯道产生了误读。

古人讲究“心迹之判”。朱熹编纂的《二程遗书》卷一九引述文中子的话说：“（魏）徵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考察历史人物，学者须有放射线般的透视目光，不然便如俗人，只能见迹，难以见心。

对历史人物的考察，还应当像吴处厚那样，对具体事实条分缕析，既不能惑于旧有的评价，也不能停留于表层的事实。真实有两种，犹如绘画的形似与神似。追求形似，表面看上去与事实无违，其实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追求神似，探索逻辑的真实，则庶几近真。此正为透过现象看本质之谓也。

“顾才何如尔”

世宗即位，差枢密副使，升使。继命兼相，对曰：“不由科第进。”曰：“顾才何如尔。”

五代后周世宗任命担任枢密使的魏仁浦兼任宰相，魏仁浦推辞说，我不是科举出身。这是《隆平集》的记载。《宋史》卷二九四《魏仁浦传》则记载为“世宗欲命仁浦为相，议者以其不由科第”，说的是对于周世宗这项任命的舆论反弹。

无论是魏仁浦的推辞，还是舆论微词，都反映了一种观念，即担任文官宰相须是科举及第出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隋代肇兴的科举，历唐近三百年间，不仅进士出身使士人荣耀至极，还由官僚高层的任用开始，逐渐形成类如今天的学历社会。这种观念在武人跋扈的五代，像是潜流一样，不但未曾中断，并且愈发强固。到了士大夫政治成为主宰的宋代，要想成为高官，没有科举这张文凭，就更是希望渺茫了。都说宋代重文轻武，不过，崇文之渐，居然是兴于战乱的时代。而五代乱象之下的重文，又是来自唐代的长期社会风气之积淀。有时，一个社会的风气，并不为政治的变动所左右，潜流一直依其本来的路向顽强地流淌。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周世宗任命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担任宰相，可以说是破格的，所以也要承受舆论的压力。不过，周世宗解释的理由也很有力：顾才何如尔。意即有没有学历不要紧，关键要看有没有才能。

那么，这个魏仁浦是什么履历，又有什么才能呢？《隆平集 · 魏仁浦传》载：“少为刀笔吏，隶枢密院。”“刀笔吏”就是从事文秘工作的事务员。这样的经历，使魏仁浦精通业务，特别是对数字很熟悉。担任后汉枢密使的周太祖问他“中原卒乘数”（《宋史》本传记作“问阙下兵数”），魏仁浦张口便答，“带甲者六万”。周太祖即位后，“复问郡邑屯兵数”，“仁浦详对，按籍无差”。魏仁浦回答的数字，后来经过核对，与实际数量完全一样。

仅仅精通业务，也只是个俗吏。魏仁浦在为人上超出吏表，还是个忠厚长者。《隆平集 · 魏仁浦传》载：“有郑元昭，诬仁浦妇翁李温玉之子从李守贞叛，捕以告变，欲中伤仁浦。周祖力辨其诬，获免。及仁浦大用，元昭惧，卒以元昭继典五郡。”内举不避亲相对容易，外举不避仇是要有相当大度量的。这个诬陷自己的妻舅是叛臣的同伙，又险些伤及他自身的人，魏仁浦后来居然也能长期重用。《隆平集 · 魏仁浦传》还记载一例：“又尝为贾延徽谮，几遇害。总师出征，有得延徽以献者。仁浦曰：‘因兵戈报私怨，不忍为也。’”这个贾延徽是魏仁浦在后汉朝的同僚，几乎把他陷害致死。当汉周更替之际，魏仁浦率兵进入汴京，有人抓住贾延徽，交给他处置，魏仁浦却拒绝在此时公报私仇。

魏仁浦还很有人性关怀，重视生命。这也见于《隆平集 · 魏仁浦传》记载：“世宗卞急，轻杀戮，仁浦营救而免者十常七八。从出征，锋镝之下，无横死者。”

由上述《隆平集 · 魏仁浦传》的记载可见，魏仁浦实在是德才兼备。

周世宗不唯学历，能力至上，抓住了任用官员的关键。自然，魏仁浦的人品与声望无疑也是被任用的重要因素。后来入宋，魏仁浦成为宋初三相之一，宜也。

说罗隐

为何忽然想到要说罗隐呢？

还是缘于写了《“顾才如何尔”》一文。文中讲到自唐历五代的社会崇文之风。这种风气，在罗隐身上也有体现。

罗隐生当晚唐五代。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五岁，科举应试，一连考了十次，回回名落孙山，但一直锲而不舍，执着应试，非要取个功名不可。这一点反映了社会影响，流风所及。

屡屡落第，有罗隐自身的原因。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制度上没有后来宋代那么严密规范，没有糊名、誊录等防止舞弊的做法。进士登第，不光靠应试时显示的文才，还主要靠有名望和势力的公卿揄扬推荐。但据《五代史补》讲“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太高傲，没人喜欢他，自然被黜落。

罗隐屡败屡战，除了流风所及，也是不服气，因此陷入怪圈，难以自拔。

后来，两个人点拨了罗隐。

一个是跟罗隐同姓的老道士。他对多次落第的罗隐说：“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老道士是说，你即使进士及第，得到的也不过是县尉或主簿这样的小官。但如果是回到已经处于割据政权之下的家乡，那就可以荣华富贵了。是考是归，这两条道你自己选吧。

对于老道士指点迷津的这些话，罗隐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说他还不甘心。《五代史补》记载了他听了这些话的反应：“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这一记载披露出罗隐内心的矛盾与斗争。

罗隐的内心烦恼写在脸上，让一个卖饭的邻居老太太看到了。“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

老媪一言破迷障。连考十次的罗隐，终于在五十五岁之时，怀着绝望与不甘，放弃功名，回到家乡，成为钱镠的幕僚。

成为幕僚也有曲折，罗隐在费用困窘时去拜谒邺王罗绍威，拜见之前写去一封信，称同姓的邺王为侄。这让邺王的手下大为光火，说：“罗隐一布衣耳，而侄视大王，其可乎？”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叫大王您侄子呢？这个罗绍威倒是礼贤下士，答道：“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

接着，《五代史补》记载了后来的情形：“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这段记载，也看出罗隐的高傲。盘踞一方的魏博大王远远地拉出仪仗队来迎接，见面便跪，施以晚辈之礼，而罗隐则坦然受之。临走，还获得百万馈赠。

士人的气节与傲骨，也在于岁月的养育。罗隐身上，有着李太白让高力士脱靴的遗风。

从卖饭的老太婆说“天下皆知罗隐”，到邺王罗绍威说“罗隐名振天下”，可知罗隐享誉当世。

由于享誉当世，罗隐还曾被人暗恋，差点成就一桩姻缘。《旧五代史》卷二四《罗隐传》载：

罗隐，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隐虽负文称，然貎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

这段记载也饶有趣味。一个相门妙龄少女，读到罗隐的诗卷，心生爱意，每天朗诵个不停。当宰相的父亲就想为女儿牵线搭桥，把罗隐叫到家里。岂不知名与实不相符，才与貌不相应，看到长相丑陋的罗隐之后，少女的五彩肥皂泡破灭，从此绝口不吟罗隐诗，一段姻缘中止于暗恋。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罗隐之傲，不仅恃才，可能还出于貌丑之逆反。

罗隐名满天下，其诗不仅少女吟诵，也播在一般人口。《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载：“ （王）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立，擢知枢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败，昭远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句，遂为追兵所执，人皆笑之。”

罗隐的这首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为《筹笔驿》。全诗如下：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深至闺中，远及巴蜀，罗隐之诗，播在人口，广为流传。这是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时代。近年，宋代的信息传递受到重视，从文学作品的流传中，似亦可得到一些启示。

崇文之渐

众所周知，宋代重文轻武。从决策到执行，再到蔚成风气，需要时间。那么，宋代重文轻武的风气是何时成为观念，又根植于人心的呢？似乎还无人细究。

读《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对此略有所窥。

沈伦，原名沈义伦，避太宗讳，省“义”字，单字名伦。此人为太祖随龙旧僚，在太祖、太宗两朝皇帝之际，担任宰相达七八年，雍熙四年（987）去世。

事情发生在沈伦去世之后。作为高官，去世之后，例当赐谥。有关部门拟定谥号为“恭惠”。看到这个谥号，沈伦的儿子不干了。他上奏皇帝说：

亡父始从冠岁，即事儒业，未遑从贼，遽赴宾招。叨遇明时，陟于相位。伏见国朝故相，薛居正谥文惠，王溥谥文献，此虽近制，实为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学，即尝历集贤、修史之职，伏请改谥曰文。

沈伦儿子的要求被主持拟谥的有关部门官员反驳回去。判太常礼仪院赵昂和判考功张洎联名上奏说，“恭惠”的谥号已经是美谥了，而根据谥法，谥为“文”是有许多条件的。以前有不符合条件，被皇帝特赐为“文”的，“诚非至公”。另外，如果都允许大臣子孙来提出要求，还要我们这些专职部门干什么，这也失去扬善惩恶的意义了。至于沈伦的儿子拿薛居正、王溥来攀比，他们“皆奋迹辞场，历典诰命，以文为谥，允合国章”，而沈伦担任的“集贤、国史皆宰相兼领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

由于反驳得有理有力，太宗只好“从之”，维持原议“恭惠”的谥号。

有关部门坚持不改的具体理由，是说虽然沈伦担任过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但这只不过是宰相的兼职，跟文雅与否无关。从这一具体理由来看，尽管谥法中“道德博闻曰文，忠信接礼曰文，宽不慢、廉不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但终究还要接近“文雅”之意。沈伦与此不沾边，所以有关部门坚持不给这个“文”字。

对于有关部门坚持不给的理由，值得深思。孔子修订《春秋》，旨在“使乱臣贼子惧”。降至后世，伴随制度臻于完善，扬善惩恶的方式更加多样，赐谥也是一种历史评价。所以有关部门坚持原则，不让“曲台、考功之司为虚器，而彰善瘅恶之义微”。

那么，站在沈伦儿子的立场上考量，他为什么非要争这个“文”字的谥号呢？归根到底还是崇文之风的浸染。

时为雍熙四年。是时，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的政策已经开始了七八年，文人的地位开始大幅攀升。这是现实因素的影响。

而作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在武人跋扈的五代乱象之下，尊崇文人的风气依然存延。

这种风气所形成的观念，也同样根植于宋朝开国者的头脑中。所以，太祖看到赵普接受吴越王钱俶的馈金，居然说了句“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表示理解与宽容；所以，太祖会感慨地说出“宰相须用读书人”；所以，太宗更是说出了“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这样钦羡无比的话。

长期积淀的观念，与抑武削藩的政治需要合流，便构成了王朝的政治导向。这种政治导向，又进一步使得全社会崇文之风愈刮愈盛。

正因为如此，沈伦的儿子才非要“文”这个倍感荣耀的谥号。由此可见，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崇文之风已深入人心。

“群书一万卷，博涉供务隙”

吴文《补注杜诗跋》云：“山谷尝谓，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第恨后人读书少，不足以知之。”这也是间接肯定杜甫读书万卷的说法。南宋人则直接说：“工部胸中凡几国子监。”这更是夸张地说老杜的心里装着相当于好几个国子监的藏书。

老杜博学，让宋人望而生畏，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以观杜诗。”杜甫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诚非虚语，然而，是不是真的就记住了万卷书的内容，则难以确证。不过，坐拥万卷书，倒无疑是身处秋风茅屋之中杜甫的渴望。

除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杜诗中，频及“万卷”之语。你看，《可叹》诗中还有“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郑典设自施州归》诗中又有“群书一万卷，博涉供务隙”。可见，老杜真是于万卷书情有独钟。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书皆手抄，拥有万卷书，诚非易事。曾巩的《隆平集》卷一《馆阁》记载了宋初国家藏书的情况：“初，乾德中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开宝末平吴，又得二万卷，参旧书为八万卷。”

这一记载，可以从南宋成书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或简称《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条所记得到印证：“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唯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

整个宋廷的藏书，最初不过万余卷，全国统一后，四处搜罗，才达到八万余卷。可见，万卷书对于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坐拥万卷书则不啻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

不过，伴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经济的繁荣，还有崇文之风所及，北宋家拥万卷书者，还真不乏其人。

我们来看《隆平集》的记载。

卷七《宋绶传》载：“家藏书万卷，皆手自校正。杨亿尝称其文淳丽，尤善赋咏，自以为不及也。”由于博览群书，宋绶知识渊博，“经史百家，莫不通贯。朝廷有大议论，皆所裁定。于前世文章，必深考其得失”。

卷九《吴廷祚传》载：“（廷祚）好儒学，聚书数千卷。至元扆，聚书乃至数万卷。喜读《左氏春秋》，尤通内典。”吴廷祚是由后周入宋的枢密使。在吴廷祚本人的时代，已经家有藏书数千卷，到了他儿子吴元扆之时，居然多达数万卷，量侔朝廷。而据《宋史》本传记载，在吴廷祚时，其实就已经“聚书万余卷”了。社会变化，如暗流涌动，从五代武人跋扈时代开始，已见崇文之渐。

卷一四《李行简传》载：“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自录万卷，毅力超凡。可见聚书万卷并非仅仅出于附庸风雅，摆摆样子，而是真的想“读书破万卷”。

同卷《彭乘传》载：“家聚书万卷，多乘手自校正。”彭乘跟前述宋绶一样，对万卷藏书多是“手自校正”。《宋史》卷二九八本传在记载此事的同时，还加上了一句：“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作为四川人的彭乘，主观上可能是为了自己破万卷，但客观上则传播了文化。

不仅是士大夫聚书，流风所至，连不少武人也开始向学藏书。卷一八《王汉忠传》载：“颇涉儒学，好为歌诗，聚书万卷，尊儒士，待宾佐有礼。”

虽不及万卷，亦达数千卷藏书的武人也有其人。卷一九《安俊传》载：“俊历边任，有威名战功。家藏书数千卷，婚姻多择士人。常曰：‘吾家集坐，有文士过半，平生足矣。’”

宋代是士大夫的一统天下。社会风气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朝廷右文的政策导向，和平安定的生活，繁荣发达的经济，还有科举促成的全社会向学，都是促因。

老杜所描述的“群书一万卷，博涉供务隙”，在宋代已非虚幻景象，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这是经济有余裕的士大夫的雅好。

众多促因之中，也不能埋没老杜的功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宋代也已深入人心，所以家藏万卷，比比皆在，如上述。

读书万卷，家藏万卷，是历代读书人一直想圆的一个梦。

不过，宋代读书人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出于闲适雅趣，如老杜说的“博涉供务隙”，也不仅仅为了练出一手好文笔，达到“下笔如有神”。“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那一代读书人的雄心壮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因此，许多士大夫并非泛泛无目的地读书，而是着眼于经世致用。因此，才华横溢的东坡居然也针砭无意义的博览群书。他在诗中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读书要读什么书，坡公发问。

士大夫的尊严

读北宋史书《隆平集》卷五《宋庠传》。

短短四百余字的传记，惜墨如金，多是罗列传主的官历仕履，几乎没有什么具体事迹的记载。不过，却集中讲述了宋庠经历的两件事。由于这两件事的性质类似，所以撰者放在了一起，连续加以记述。其事如下：

初，制举人与武举杂试，庠建言，六科待天下异士，宜设次具酒食礼之，武举人别试。上从其请。

庆历中，仁宗召两府资政殿，亲策以时事。庠独以为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人，臣等备位大臣，自视遇如贱士，非所以尊朝廷，乃请归中书合议上奏。从之。

这两件事，《宋史 · 宋庠传》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有记载。古代的朝廷史官和私家撰史者多不乏史识，面对大量纷杂的事实，他们很善于披沙拣金，提炼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入史。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 * *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景祐元年（1034）六月，担任知制诰的宋庠和几名官员受命主持了制科考试。如果把进士考试比作大学考试的话，那么制科考试则犹如研究生考试。《宋会要辑稿 · 选举》记载：“ （景祐元年）六月十六日，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宋郊、天章阁待制孙祖德、直集贤院王举正就秘阁考试制科。仲容等上吴育、苏绅、张方平论各六首。”当时，宋庠尚未更名，名叫宋郊。

此次主考，看到的景象对宋庠刺激很深。事情过去一个月后，他还萦萦于怀，终于向宋仁宗提出了上述建议。《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载：“甲申，诏：‘御试制科举人，自今张幕次于殿庑，仍令大官给食。武举人以别日试之。’时知制诰宋郊言：‘贤良茂才等科，上所亲策，乃与武举人杂试，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设幄供饮膳，斥武举人就别馆。’诏从郊请。”《长编》的记载尽管比《隆平集》详细，但对宋庠的建议依然也是节略。

幸而在宋庠的《元宪集》卷三一收录了他上奏的这篇《贤良等科廷试设次札子》。这篇上奏札子不短。过去的官僚奏疏，尽管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但为了能让君主愉快地接受，往往委婉曲折，溯古道今，引经据典，并且还夹杂许多客套话，力争滴水不漏、八面回环，因此即使是件简单的事，形成了奏疏，也篇幅不菲。除非有欣赏文采的嗜好，我估计过去的皇帝也会跳过许多虚文，择要而阅，没有耐心逐字通篇御览。所以，我们也择要来观览一下这篇奏札。

宋庠先是回顾了制科考试当日让他备受刺激的景象：

伏睹贤良方正苏绅等就试之日，并与武举人杂坐庑下。洎摛辞写卷，皆俯伏毡上，自晨至晡，讫无饮食。饥虚劳瘁，形于叹嗟。虽仅能成文，可谓薄其礼矣。

接着宋庠如此描述了武举人：

武举人等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

这种描述，清晰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文轻武的观念。这是进入宋代后，由朝廷的导向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对这些让“与兵卒无异”的武举人与高级文人混杂同处进行考试的做法，宋庠上升到有亏国体的高度加以批评：

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较能，此又国体之深讥者也。臣窃为朝廷惜之。

对此，宋庠没有引古道今，而是搬出了真宗朝的祖宗法：

臣不敢上引汉唐以烦省览，仰唯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缙绅列位孰不知之？谨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贤良，皆躬御便坐。其举人就试，并于殿廊，张幕为次，垂帘设几，大官赐膳，酒醪茶菽，无不毕供。圣人之心，以为张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际，所质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阴阳，跻仁寿，下者足以明利害、观学术。是则所责于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设之礼又可以轻乎？

宋庠说，先朝曾五次开制科，真宗皇帝不仅亲临，还对应试举人设桌椅，供饭菜，进茶上酒，悉心招待。因为制科是“不次之科”，参加者也是“非常之士”。在这样对比之后，宋庠严肃地指出，如果朝廷还这样慢待士人，就不会招来出类拔萃之辈。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礼因循亡弃，则国家设此举必无异人。”宋庠接着指出了原因：

士有高才，必有高节。节高礼薄，将耻而不就。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尊严。你不重视我，我也耻于前来应试。即使有人来应试，也是些“轻躁徼幸，先身后义之徒”。

这件事是作为读书人的宋庠，为自己的同类鸣不平，呼吁皇帝和朝廷重视读书人的尊严，礼遇读书人。

* * *

第二件事，则是宋庠维护自己以及整个由士大夫精英组成的执政集团的尊严。

急于求治的宋仁宗，常常突然召集大臣，发给纸笔，让他们当场提出施政方案。当年开天章阁让范仲淹、韩琦提出改革方案就是一例。这次又在资政殿重演故伎。《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条对此事有详尽记载：

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陈执中固辞，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

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面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谕者以庠为知体。

从这条记载看，这件事的发生，尽管表现为宋仁宗的求治心切，但背后则是夏竦在捣鬼，想让“不学少文”的宰相陈执中当场出丑。可见一件事情结果的形成，多有复杂因素，为诸种合力作用所致。观察事相，不可为表象所惑。

夏竦这样做，出于私心，然有失大体。所以，为执政集团中地位尚低的宋庠所反对。宋庠的反对，就像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大臣，别拿我们当小学生。

仁宗的举动与宋庠的反应，使我联想到“文革”时拿中学的数理化问题考教授，让接受考试的教授们倍感受辱。宋庠其时当亦有同样的感受。* * *

宋庠何以对这两件事这样敏感，反应如此强烈呢？这里面似乎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

宋朝自太宗朝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真宗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几十年下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中央到地方，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占据政治领域的大小高地，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终于形成。这种士大夫政治，既激发了读书人的责任感，也唤醒了读书人的自觉意识。士不可辱，士不可轻，高才与高节相应。极大的政治参与，让士大夫拥有了主人翁的尊严。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到了宋代，又有了类似的表述。文彦博对宋神宗说“与士大夫治天下”。和“王与马共天下”不同的是，共治者并不是哪个个人，而是一个阶层，是士大夫群体。共治天下，权力共享，自然地位不低，因而自尊心亦陡增。宋庠在这两件事上的强烈反应，其因正在于此。他要维护的，是一个阶层的尊严。

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的彻底崛起，正是在宋代。人们大多认为，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彰显了一代士大夫的自信与自豪。其实，早在文彦博之前，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才更是张扬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般的绝大自信。在这几句话中，哪里有君主的半点位置！张载并非发为大言，这几句话依托的，正是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强势背景。

士大夫有着自己的尊严，不容轻视。因此说，作为士大夫精英的宋庠的反应，并不过度，实在是极为正常的反应。

南面为王，北面而问

这是王安石四十四岁时在《虔州学记》中写下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对于道行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是天子，也要转过身来虚心请教，而尊其为主。

向来，宫殿之中，都是天子坐北朝南，南面为王。而王安石却为南面为王的天子设置了一个北面而问的尊贵对象。那么，这个皇帝要北面而问的对象是什么人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连接这句话的完整文脉：

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然士学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则奈何？先王于是乎有政矣。夫政，非为劝沮而已也，然亦所以为劝沮。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

简单地归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士是作为国家管理者出现的，学而有成者成为高级官员。而其中的精英，是天子都要调换位置加以礼敬请教的。皇帝需要北面而问的对象就是士。

对于这种打击皇帝权威的话语，徽宗时期，陈瓘在《四明尊尧集序》中首先发难：

臣伏见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之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天子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何面以当其礼？

在打着王安石旗帜的蔡京专权时期，陈瓘因此被列入元祐党籍，除名远窜而死。南宋初年，反思北宋覆亡的教训，出现了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声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瓘被恢复名誉。《宋史》卷三四五《陈瓘传》载：

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谓辅臣曰：“陈瓘昔为谏官，甚有谠议。近览所著《尊尧集》，明君臣之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其背经悖理甚矣。瓘宜特赐谥以表之。”谥曰忠肃。

宋高宗褒扬陈瓘与恼火王安石，都在于尊王与否。分析高宗的心理，自然也有树立非长而立的自身权威意识存在。那么，如何看王安石“北面而问”的表述呢？

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一认为这句话乃“解经之言，非若见之章疏，等之新法”。蔡上翔这样为王安石辩解，其实内心里还是觉得王安石这句话有悖君臣之义，所以强调说只是学术层面的话语，并非书之奏疏的公开言论，也没有付诸新法。我觉得蔡上翔或出于心有忌讳，或出于认识局限，仅仅点出了这句话包含的解经事实，却没有展开论述，也未能深入分析王安石这句话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因素。

蔡上翔说王安石这句话是解经之言，的确有事实依据。因为无论北面而问，还是迭为宾主，王安石都是有着典籍出处的。《吕氏春秋》卷一五《下贤》云：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

对这句话，汉代高诱注云：“善绻，有道之士也，尧不敢以自尊，北面而问焉。”又注云：“人轻道重也。”庄子则在《外篇 · 田子方》章讲述了一个周文王的故事之后说：

文王于是焉以为太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

这些典籍虽非儒家经典，讲述的却是儒家圣人的故事，所以王安石的话可以视为广义的解经之言。而“迭为宾主”则明确见于儒家经典《孟子》的《万章》下篇：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这里，孟子讲的是尧与舜的故事。是说尚为平民的舜去见帝尧，帝尧让自己的女婿住在厢房，把好房间提供给舜住，在宴会时，与舜互为宾主。孟子认为，这就是天子结交平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部文献《庄子》《孟子》《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均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周王室尽管衰微，周天子还有个名义存在，要想称霸，必须“尊王攘夷”，必须“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入战国时期，则成为无天子时代。然而，诸侯国君的权威尚未树立。君臣以义合，这是承继春秋以来的政治传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战国时期的士流动更为活跃，游走兜售于列国。当此之时，不仅如战国四君子网罗数千门客，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也纳于门下，各国国君更是以纳士为先。苏秦、张仪演出了合纵连横的大剧。得士则兴，失士则亡，昭示着那个时代士的力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与君主平起平坐“迭为宾主”的孟子，说出了让君主“勃然乎变色”的这些话语。在无权威的时代，士人在历史上首次显示了强势的辉煌。

秦皇汉武，大一统集权王朝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皇权，士人成为皇权的奴仆。除了在东汉的清议和太学生运动中显示出一抹亮色之外，士人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强势。

然而，星移斗转，历史走进了宋代。大规模的开科取士，朝廷无意识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最终成就了士大夫政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人心到社会，从江湖到庙堂，士全面主宰了政治，再现了曾经的辉煌。那句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其实不过是体现了与君主权力共享的政治取向。宋代的士，其志不仅仅在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士人的终极理想。在这几句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豪迈话语中，我们看不到君主的存在，高扬着那一代知识人的无比自信。

在君主制政体之内崛起的士大夫政治，需要拥有与名义上至高无上的皇权相抗衡的武器。宋代士大夫重新拾起“君臣以义合”的主张，尽管此君非彼君，战国时的诸侯国君与后世作为皇帝的君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的一个“君”字，让宋代士大夫们进行了有意的概念错位，从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君主论就成为抑制皇权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王安石运用先秦文献，拈出“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的话语，就连相传写过《辨奸论》抨击王安石的苏老泉，甚至也写下过这样的话语：

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这几句话表现出的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王安石所说的“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所描述的情形，“与主上若朋友”。这句话是熙宁时期人们形容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苏老泉这段见于《嘉祐集》卷四《论衡 · 远虑》中的话语，又被宋朝的史官记入国史，因而我们今天从《宋史 · 苏洵传》中也可以读到。苏老泉有许多言论，国史唯独援引了这段，则说明包括宋朝史官在内，“君臣以义合”，变君臣为师友，共治天下，是宋代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这正是王安石说出“北面而问”和“迭为宾主”的时代背景因素。“迭为宾主”其实不仅是王安石借古喻今的政治期许，更是士大夫政治下的实际状况。与王安石同时的曾肇在元祐期间写下过一首《迩英阁侍讲筵作》诗。诗云：“二阁从容访古今，诸儒葵藿但倾心。君臣相对疑宾主，谁识昭陵用意深。”孰主孰宾，浑然难分。

宋高宗在褒扬陈瓘时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无疑是出于恼恨王安石对皇权的贬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褒扬陈瓘和抨击王安石的时期。进入南宋，王安石变法被视为北宋亡国之祸源，因而备受攻击。不过，宋高宗为何要到了绍兴二十六年（1156）才开始褒扬陈瓘，并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呢？因为就在前一年，长期专权的秦桧已经死去。宋代，特别是在南宋，权臣专权频发。权臣专权不是政治的常态，但也不能不说是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下的变态。说到底，还是属于士大夫政治的一种形态。因此，在秦桧专权时期，宋高宗不能、也不可能抨击王安石的“北面而问”。

秦桧一死，宋高宗开始实际亲政。惩于秦桧专权，宋高宗要高扬皇权，王安石的“北面而问”便被拿出祭旗。而深受秦桧专权之苦的士大夫们，自然也希望使士大夫政治恢复到常态，调整失衡的君臣关系。特定背景下的政治合力，便形成了对王安石“北面而问”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大夫意识的改变。南宋后来逐渐壮大的道学，更是成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支撑。“道理最大”，君主头上，除了天，还多了理。从此，道学所提供的精神支撑，给后世的知识人灌注了遗传基因，无论在政治场域，还是社会场域，不分时代，一直都显示着巨大底气。

抛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因素，王安石“北面而问”与“迭为宾主”之说，一直为历代知识人所接受。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就恭恭敬敬地将王安石的《虔州学记》手抄下来，送给一个叫吴季成的人，提供给他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而南宋人编纂的《宋文选》，明人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辨体汇选》，甚至清代以皇帝名义编纂的《御选古文渊鉴》，都收录了王安石这篇主张“北面而问”与“迭为宾主”的文章，表明了各个时代的知识人对这一意识的认同。

从承续道统的角度说，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北宋士大夫对先秦君主论的再阐发则是重要的一环。虽然废除了“坐而论道”，但在精神上却与君主平起平坐，南面为王的君主须“北面而问”，身为臣下的士大夫可以与君主“迭为宾主”。所以有自信，有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起，中国知识人在精神上便不再跪下。

中国知识人的深层意识里，有着这样的遗传基因，需要激发。回顾传统，意在承继道统，因说“北面而问”如上。

“不见之怨”

重读《宋宰辅编年录》。

卷七在叙述了“ （王）安石得政，多所更张，人心不宁”的背景之后，记载了范纯仁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

范纯仁召自陕西，即言于上曰：“愿陛下图不见之怨。”

上曰：“何谓也？”

纯仁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即不见之怨也。”“不见之怨”，“见”读作“现”。这是《宋宰辅编年录》作者徐自明摘录今已散佚的史书《丁未录》中的一段。范纯仁的这番言论，首先见于曾肇撰写的《范忠宣墓志铭》，载《曲阜集》卷三。继而又在《忠宣公国史本传》中出现，载《范忠宣集》卷一八附录。这表明私人撰述的墓志铭，最终进入了宋朝国史系统。于是，今天的《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便有了这一记载。而后，宋人编纂的史书《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要》以及《宋宰辅编年录》纷纷收录了这段饶有深意的言论。《宋宰辅编年录》的引述过于简略，仅从上述记载看，似乎“不见之怨”的说法就是范纯仁的发明，而他所引述的杜牧的话，不过是“不见之怨”的注脚。

其实古代士大夫不大说没由头的话，几乎是言必引经，说必据典。我们来看一下《范忠宣墓志铭》对这件事的原始记载：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张。公自还朝，即劝上毋开边隙。又言：“变改法度，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上问：“何谓不见之怨？”公曰：“古人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者是也。”上善之，令条古事可为戒者以闻，公作《尚书解》以进。

从这段记载可知，范纯仁这番言论的理论根据来自儒学经典《尚书》。

检视《尚书》，在《夏书》的《五子之歌》中看到了范纯仁引述的那句话以及前后的关联话语：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相传是夏启之子太康无道，他的五个弟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上述所引为第一歌。

我们来看一下宋人的解读。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一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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