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怀彦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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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试读：
看呀，他来了！
他罕见具有“真三不朽”的称号，立德、立功、立言，
抵达了高度的统一。
在中国，他是黑暗中人们所看到的烛光。哪里有人心的震撼，
哪里有思想的解放，
哪里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哪里就会有他的巨大身影。
在日本，他被奉为圣人。德国的雅斯贝尔斯称道他是孔子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他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一起开辟了人类的新时代。
在世界，文明的血光已经绵延千年。口是心非的事层出不穷，
使人们对良知之道
有了更多的期待，
更增添要把它实现的责任。
看呀，
在茫茫迷雾中
他正大步向我们走来。余怀彦写于贵阳扶风山顶序言以阳明真精神观照天下
王阳明，一个响亮又耀眼的名号，一位多次被诬蔑又得到平反昭雪的“命世真才”，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巨人。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王阳明曾受到严重的歪曲贬抑与严厉的批判否定。他被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等大帽子，其功业与思想也被彻底否定。然而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以后，对于王阳明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他头上的那些污蔑性的政治大帽子被一一摘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称“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习近平的评价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王阳明思想、功业的肯定，也代表了广大王阳明研究者的心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王阳明的思想与功业必将重现光彩。
在众多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中，贵州师范大学老教授余怀彦先生的《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是一部记事客观公正、思想敏锐深刻的富有特色的优秀作品。
余怀彦先生是贵州最早一批阳明学研究专家之一。在那个反思历史的年代，当别人还在争论王阳明哲学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西方式主观唯心主义还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之道的时候，余先生已经在着手写作王阳明传记了。从1988年开始写作，到2008年完成《王阳明的五百年》全稿，可谓二十年磨一剑。此书在2009年正式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获得凤凰卫视主持人的专题推荐，很快销售一空。如今，余先生又集思广益，在广泛征求中外朋友意见的基础上认真修订，更名为“良知之道——王阳明的五百年”再版。我作为作者的老朋友，既有幸拜读其初版大作，又有幸先睹其修订版的电子文本，承蒙邀序，遂不揣谫陋，略作评论推荐。
本书的特色，首先在于慧眼识珠，去粗取精。五百年来，中国几经大变局，阳明学曲曲折折，或隐或显，人们对阳明学的内涵、精神、演变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也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对这一历史长河之运动变化，如欲面面俱到论述其详，则非一本数百页的传记所能承担，须编纂多卷本《阳明学丛书》。因此，诚如余先生所言：“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几个主要方面撷取几片浪花，我不敢说它们都是珍珠，我只是希望，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用看不见的丝线串连起来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便是古人“集珍元圃”（在神仙境地收集珍宝）的方法。这部著作分六章，撷取王阳明为学三变、龙场悟道、后学拓荒、阳明学在日本韩国、阳明学对西方精神的影响等几颗珍珠，串连成富有儒家传统的精神宝链。这样的撷英与集珍，既顾及了阳明学的形成与传承历史，也突出了阳明学的普世价值与世界影响，可谓珠联璧合，理璞得宝。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紧抓核心，揭示精神，条分缕析，洞见深刻。在思想论述部分，作者将王阳明的学说分为三大核心部分，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理念展开论析，深刻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内在结构的相互关联，指出：“如果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说，‘心即理’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无’的阶段；‘知行合一’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有’的阶段；‘致良知’可以作为认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成’的阶段。‘致良知’是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体精神，身体力行，实现良知。”这是颇得阳明良知心学的真精神的。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余先生的著作，文笔生动，记事准确，有实事求是之风，无哗众取宠之心。既可视为一部文学传记，也可视为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它启示人们，写作传记作品，历史事实的考证与辨析是十分重要的，哗众取宠便是误人子弟，此风绝不可长。
作者撰著本书，记述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并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归结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改革开放和经世致用的意识。作者在第二章设立了“启示中国现代化之路”专节，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人需要的民主和科学，不仅在机制上应当比西方现在的形式更加完善，而且在道德水准上也应当更高，更有东方文化的神韵，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哲学将会再现创造性的辉煌。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的，但从五百年前的王阳明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韧性，也看到了中国人特有的乐观。”
书末“结束语”的标题是“良知之道，中国和世界的希望”，通过阐发阳明学，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既是本书作者的心声，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良知之道，善哉！
拉杂写来，姑称为序。青溪老人、圣苑寓公吴光识于乙未岁末，公历2016年元旦第一章痴心求索，一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认为，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想有所作为，实现人生的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这条良知之道，跳出“三纲五常”的束缚，不怕任何打击和诽谤，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官方怎么评价，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只要自己的良心或良知认为是对的，是“有益于公”的，即使皇帝老子、孔子、朱熹认为是错的，“天下人都认为我是狂者”，也要坚持去做，“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他出生的地方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叫姚江，她穿过七千年前河姆渡人种稻的港湾，穿过四千多年前大舜耕田的地方，静静流淌着。从王阳明登上时代舞台的那刻起，她的名字就和王阳明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专用的外号，王阳明学派也被称为姚江学派。余姚姚江两岸，自古为鱼米之乡。
王阳明父亲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在朝廷为官，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少年丧母，十一岁随祖父到北京，二十八岁中进士，二十九岁任刑部主事，曾奉命去安徽、江苏一带审录囚犯，发现很多不实的案件，都予以平反。又曾应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聘，主考山东乡试，命题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之以化育参赞之大；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人不得焉，不可以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为物。犹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
王阳明三十三岁改任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三十五岁，因向皇帝上疏，抗议宦官头子刘瑾迫害负有监察和纪检之责的言官，被谪贬至贵州省贵阳府龙场驿（今贵阳市修文县）。正德五年（1510年），改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先后升南京鸿胪寺卿、左佥都御史，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总督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军务和政务。在为官的这二十年中，王阳明表现了天下国家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提出要改“新民”为“亲民”，这一字之差，在当时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把自己当作改造者，当作先进文化的代表，当作教育者，当作人民的父母，而把人民当作被改造的对象，当作落后分子，当作被教育者，所以要用自己的先进文化去“新民”，要他们“洗心革面”，“苟日新，日日新”；后者却是要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和朋友，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老师，当作学习的对象，当作先进思想和智慧的一个来源。要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倾听他们的新声，和他们促膝谈心，所有的施政方案和改革措施，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济天下之难”，成“天下之大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王阳明正是实践了这条原则，取得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成就。如：他用两年时间基本解决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四省五岭的土匪为患问题，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学校，订立了乡规民约，使广大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兴业重教的生活；用两个月的时间，平息了由皇帝的叔父、宁王宸濠所发动的大叛乱；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好地处理了广西、湖北等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反叛问题，促进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清代画家焦秉贞所画封“新建伯”王阳明像。
王阳明死于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当时他率兵到广西等地平乱，奏捷后，上疏要求养病，却未得圣旨班师。旧疾复发，艰苦生活中感染的肺病此时已到晚期，胸部疼痛，咳得厉害，有时气喘不过来，腹泻不止，人急剧消瘦，四肢乏力，寝食难安。王阳明自知不久于人世，急归，逝于途中江西南安县青龙铺，享年五十七岁。巨星陨落，“民众远近遮道，哭声震地”。朝廷大臣桂萼等却上书皇上，指责他“擅离职守”。诡谲多变的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斗争，要把死人当活人用，要把他身上最后的一点油都榨出来。风雨后的彩虹，这是王阳明故居重修的牌楼。一“阳明三变”：出入儒道佛
王阳明的出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祖母岑氏梦见天上云间鼓乐齐鸣，众神仙给她送了一个孙儿。实际上，王阳明当然不可能是神仙下凡，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是时代的变革要求，社会的激烈冲突，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的资质和不懈努力，造就了他。
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明朝中叶。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道家和佛家三足鼎立。明朝的皇帝，既钦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取士的根本，又在各地大兴土木，崇道扬佛。留存至今的宏伟的武当山金殿和峨眉山万年寺，都是明代的建筑杰作。《永乐大典》更把儒道佛三家的经典悉数收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一）年少的狂放
王阳明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的父亲王华中状元之前，虽然祖辈都饱读诗书，德业夙成，但没有什么人做过官，也没有什么人经过商，多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无固定收入，生活并不富裕，虽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却也亦道亦佛，相得甚欢。最风光的，是王阳明的五世祖王纲，七十岁时被朝廷任用为广东省参议，受命监督运粮，旋即被海寇杀害，在广东增城县遇难处，朝廷为他立了一个小庙；其次，是他祖母崇道信佛，这个孝意浓浓的家庭自然都跟着“老佛爷”转。经常有道士或高僧到王家来做客，被待为上宾，谈天说地，测算未来。王阳明的祖父也不时带他访问名山道场，品茗赏月，吟诗作对。耳濡目染之下，王阳明十一岁随祖父投宿江苏镇江金山寺，就能当场作出很好的禅诗。大人们正在推杯换盏，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句子的时候，王阳明冷不丁插了上来：“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老和尚十分惊异，不相信一个小孩竟有这样的能力，命他以厢房壁上的“蔽月山房”为题再作一首，王阳明随口应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座上响起一片叫好声。在这首具有相对论思想的诗里，已经包含有他后来心学的萌芽。
自幼聪颖、放荡不羁的王阳明，从小就对道家和佛家着迷。一方面，是他对那个提倡循规蹈矩，繁文缛礼的儒家有天生的不满，“平生性野多违俗”，清风自守的道家和佛家更对他的胃口；另一方面，是他认识到，道家和佛家中，有许多在书院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不仅有他年轻时非常喜爱的导引术和养生术——中国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甚至物理学和化学的许多成果，都以一种神秘和迷信的形式保留其中，更有道家和佛家所倡导的“当下即是”、“坐地成仙”、“立地成佛”的哲学。
王阳明在南昌举行婚礼的当天，闲入铁柱宫，向一道士讨教养生之道，谈得十分投机，两人对坐到天明。十七岁的他，竟然忘了自己是新郎官。
年轻的王阳明，面对他所看到的官场和学界种种腐朽庸俗的作风，面对要求穷经皓首、格物尽致的儒家，思想上十分苦恼，不止一次想到出家，当一个和尚或道士了事。
然而，三十一岁后，王阳明却逐步淡出了道家和佛家。是什么使他发生了这种转变呢？因为他深入探究后，发现这两家有两个重大缺陷：
第一，道家和佛家都要求人们超凡脱俗，斩断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王阳明却认为“此念生于孩提”，是人之本心，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掉的。王阳明亲自对一些修炼多年，自以为得道的高僧进行了测试，证明了他们也未能断绝对父母和亲人的思念：“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
第二，这两家虽然都表示要关注和普济有困难的穷人，但却都不主张出家人过问政治和社会，以求得六根清净。在王阳明看来，这是一种很自私和矛盾的做法。没有好的政治和社会，黎民百姓哪有好日子过，如何能脱离苦海？实际上是只顾个人的安稳，而不顾民众的疾苦；见其小，而不见其大：“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他认定，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做一个圣人，以天地为心，为生民立命，和天下的百姓同甘共苦，匡扶社稷，救国救民。面对社会的重托，家庭的责任，应当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怎可逃之夭夭，自命清高？“佛氏不着相，其实着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他的解释非常有趣，“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这意思是说，关怀天下，直指本心，率性持真的儒家，是比那些自称看破红尘，却又难以脱俗的道家和佛家，更接近道家和佛家的真理，更具有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王阳明指出，儒家和佛家、道家的区别“只有毫厘之间”，即儒家是入世的，佛家、道家是出世的：“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二）不惑的深沉
很多学者把王阳明这种转变，说成王阳明对道家和佛家的彻底抛弃，转而寻求圣人之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过分的说法。事实是，王阳明从未放弃过老庄或禅宗的某些思考方式。据日本志贺一郎考证，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这里的“端居”，不同于儒家的“端坐”，后者重形式，而前者重内容；“静一”，即“静心专一”，来源于庄子：“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也和禅宗的“打坐修行”有一定关系：“洒洒”，即“自然潇洒，无拘无束”。和佛家的止观，去其我执，看破生死，和老庄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都有相通之处，是一种负的思考方式，而非儒家传统的正襟危坐，存理去欲，一种正的思考方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能够对传统儒学有重大突破，和他吸取佛家与道家思想也有一定关系。王阳明说的“良知”，虽然不完全同于佛家禅宗的“真心”，前者是有作为的，实心实理的，后者却是一切皆空，迥脱尘根，寂照性体的。但王阳明指“良知”为“昭明灵觉”，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和那个坚持“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又不完全趋同，自然都是接受了道家和佛家禅宗的一些影响。由此人们马上会想起那位唐高僧，被称为禅宗六祖的慧能（638—713年），他曾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无是，无非，无善，无恶。”同样，王阳明说的“致良知”，虽然是以儒家渐修的实践功夫为主，他认为“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练的过程，但他从未排斥佛家的静坐净心，顿见自性，见性成佛，安般寄息，动静一如的修身方法，这是王阳明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还有，王阳明年轻时遭受过作恶多端、气焰嚣张的刘瑾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虽然在刘瑾伏诛后平了反，依靠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推荐和自己杰出的才能，做了大官，手中握有可以颠覆明王朝的兵力和政治权力，然而过了不惑之年的他，已没有早年那种意气风发，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天真和壮志，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洒脱，伴君如伴虎的警省，官场如泥潭的悲叹。他既不愿和这个宦官专权的腐败朝廷同流合污，又不能举兵造反，做儒家深恶的叛臣逆子。他个人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朝廷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走了一个刘宦官，又来了一个张宦官，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朝廷大臣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王阳明虽远在千里之外，因为手中有权有兵，有时仍难免成为“磨心”之一，总有许多烦恼的事挥之不去。他虽然数次统率部队挽救了明王朝的危险局面，解民众于倒悬，但功高震主，才高遭妒，经常得到的不是赞誉和封赏，而是明王朝皇帝和大臣宦官们的猜忌和诽谤。一些宦官总在猜测王阳明何时发动叛乱；一些大臣甚至收买锦衣卫的特务，散布谣言，诬告王阳明有“不轨”行为，或和朝廷某位大臣“关系不正常”。这就意味着他随时都有被罢黜，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王阳明之所以没有被罢黜甚至杀头，主要有两大法宝：一个是当时的明朝廷实在离不开他。用首辅大臣席书的话来说，他自己和其他的朝廷大员仅是中材，只有王阳明一人是上材，平乱安边，非王阳明不可；另一个是王阳明从不把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归于自己，而是归于那些坐镇朝廷的中央官员和皇上。每次用兵胜利后，他都向他们申请告老还乡，以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野心的人，早就不想干了。
王阳明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很淡，也把生死置之度外，封侯拜相更非所期，但这位叱咤风云的统帅也是一个凡人，家庭的安危，使他对那些朝中掌权的卑鄙小人，不得不强压胸中怒火。但心中的闷气时时需要发散，“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他排遣的方式就是带着学生们到山中寺院游玩，参禅悟道，以“阳明山人”自号。
1520年春，王阳明以少量兵力一举平息了由皇帝叔父宁王宸濠发动的号称二十万大军夺取王位的大叛乱，用兵之巧妙，成果之卓著，远在历史上许多大军事家之上，是王阳明事功中最辉煌的一笔。但事后王阳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面对的是上下勾结，内外联手，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身在井中，下石者纷然不已”。宁王被王阳明俘虏后，就下定决心要把水搅浑，把他最痛恨和唯一畏惧的王阳明拖下水，把叛乱的责任推到王阳明身上，要死大家一起死。明王朝一些大臣宦官则借此攻击王阳明之所以能够这样快平叛，是因为他和宁王宸濠早有勾结，“策其不胜而背叛”，有宁王的“供词”为证。王阳明最信赖和倚重，派去宁王府“卧底”，立下大功的学生冀元亨，竟然被朝廷下令逮捕，屈死狱中，一些大臣宦官污陷他参与“谋事”。南方各省响应王阳明的号召，起兵勤王、出钱出人的官员和酋长，除吉安太守伍文定一人外，都未得封赏。明武宗还要求王阳明把宸濠重新放到鄱阳湖上，这位万乘之尊的皇帝要亲统大军来捉拿。如此颠倒黑白，情何以堪！王阳明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朝廷对他辞官退休的上疏迟迟不予理睬，他唯有仰天长叹，潸然泪下。一个月内，他竟两上庐山，遍游南昌附近的名刹古寺，写下多首诗作：重游开先寺题壁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真三不朽”，这是中国人对王阳明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高度评价。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春日游齐山寺倦鸟投枝已乱飞，林间暝色渐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忆归。古洞湿云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晖。桃花不管人间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由于王室对他的猜忌仍未解除，他又带着学生上了安徽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文殊台夜观佛灯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散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直到警报解除，传来皇上的话：“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命王阳明兼任江西巡抚，他才又回到了南昌。
因此，他终其一生，像许多有正义感，以天下为己任，但在宦海沉浮中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对崇神拜佛本没有那么大兴趣，然而却不断要从道家和佛家去寻找心灵的慰藉和退路，甚至要以此来规避专制政府的迫害。无怪乎他从始到终，都保持着某种亦儒亦禅、似儒似道的狂者心态，人称“阳明狂禅”。他虽以儒者自居，但他这个“儒”，并非狭义的孔孟之儒，而是融合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广义之儒；他的心学，也并非只承续孟子到陆象山，而是“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张载的结论，王阳明的起点
王阳明受到历史上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的影响，他认真读过他们的著作，并擦出了思想的火花。
张载和王阳明是中国宋明时期两位思想大家，但过去人们很少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关学和心学，从地域上，相隔遥远，而且因为按习常的划分和理解，张载列名宋明理学四大家“周（敦颐）张（载）程（颢、颐）朱（熹）”之一，王阳明则是心学两大家“陆（象山）王（阳明）”之一；张载的关学以气为本，属唯物主义；王阳明的心学以心为主，属唯心主义。门户对垒，泾渭分明，甚至如水火不容。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观点，现在似有作些修正的必要。
张载，字子厚，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徙家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人们通常称他“横渠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三十八岁登进士第，以后在京城开封及附近几省做过小官，不久即回家闲居，以教书为业，是关学的创始人。（一）相似的经历与气质
张载和王阳明年轻时走过的思想路径，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张载和王阳明都是少负才气，诚而自信，且有大志的人。
张载年少时好武，曾上书范文正公（仲淹）陈言边事，甚至约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想替宋朝的皇帝老儿去收复甘肃南部的地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被范仲淹劝止。张载对一切现存的学说都不肯盲从，一一作过独立的探究。从儒学出发，出入佛老，复归于儒：“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五经’。”他认为，首先要明确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能正确把握人在社会和伦理中的位置：“不极于知性知天，则心无由尽，正大之情无从可见，而道于是乎晦矣。”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易经》中以卦爻言事，大多是不确定的，氤氲变化的东西，留下了自由想象和推论的广阔空间。这是《易经》的弱点，更是它的优点。这也是张载特别喜欢《易经》的地方：“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氤氲，不足谓之太和。”
张载虽名为理学大家，但与其他几位理学大家的思想颇不相同，他是宋代理学中的另类。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又在江西南安作过几天程氏兄弟的老师，“以长者尊”，被朱熹拉了进来，做了理学的开山祖师；程朱是一路，朱完全继承了二程的衣钵，心心相印；而张载是另一路，以不同而和。有人想把他的学说和二程混为一谈，他涣然自信地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王阳明少亦好武，刀枪棍棒，骑马射箭，是他与伙伴们每天必做的游戏，“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组织活人推演战法，还曾带领一拨人，出居庸关，观察边境地形，挑战蒙古少年：“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刚得进士时，皇帝下诏征求边防意见，他马上复命，洋洋洒洒数千言，陈言“边务八事”。后数次欲上疏皇上，对朝廷北方用兵提出自己的建议，外界多有所闻，但被他父亲斥之为“少年狂”加以制止。
王阳明的思想有“三变”。他开始求教于程朱理学，格物都“格”出病来了，他和一个姓钱的朋友，“格”了七天竹子，一无所获，“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于是转而长期沉醉于佛道。后来渐悟释仙之非，中年复归于儒，建立了富有原创性的心学体系。王阳明也是《易》的崇拜者，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于贵阳修文玩易窝读《易》，读得出神入化，忘乎所以，“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突然间他大悟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如拨云雾现青天，如茫茫大海现陆洲，各种疑难迎刃而解，史称“龙场悟道”。
受到王阳明赞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很少的，即使孔子，孟子，王阳明对他们也只是一九开或二八开，认为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对皇上钦定为正统的朱子多所批评，对前辈周子和程子有几分尊敬，也有几分保留。他和湛甘泉早年都自称从周敦颐、程灏处受益良多，却有意漏掉了程颐。唯独对于张载及其开创的关学，王阳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
1510年初，风雪交加，王阳明在龙里道上，即将离开西部边陲的贵州，他知道今生今世不可能再回来，关山阻隔，鸿雁也难传书。在此生离死别之际，对那些送了九十里仍然依依不舍的学生们，他一再叮咛他们，要努力学好张载的著作：“雪满山城入暮天，归心别意两茫茫。”“相思不作勤书札，别后吾言在《订顽》。”因为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与张载是完全一致的。（二）气论与心论的交融
无论从气论还是从心论，王阳明都与张载有太多一致的地方。
吊诡的是，张载被奉为理学大师，他最根本的观念并不是“理”，而是“气”。张载因其气论而大受赞赏，“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王夫之语）。“气”的观点，中国古已有之，但大多语焉不详，如庄子的“野马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东汉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中国历史上谈“气”的哲学家还有不少，闪光点也还有一些。然而，只有到了张载这里，“气”才成了颇为系统和完整的学说。在他看来，充斥宇宙无非气，这较之中国传统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是一个认识上的大飞跃，“气”比之“五行”，更具普遍性，更少受物象的束缚。
张载指出，气的宇宙由太虚和万物构成。“太虚即气”，“太虚”是气的一种，是不可见的物，但并非无，较之可见的（万）物，它是更根本的，或可称之为“气”的本然状态，“气之本体”；万物亦由气化而成，它是气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气有阴阳、清浊之分，“由气化，有道之名”。由阴阳、清浊之道的各种组合，气产生了万物：“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通聚结，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此教。”也就是说，太虚和万物都是气的存在形式，它们是一体的，气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变易而各乘其时，各居其位，死生一致，死而不亡，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万物一体之“道”和“理”均在其中也。这也就是“天道”或“天理”，“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气一而已”。人作为宇宙的一分子，自然也是由气构成：“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平心而论，张载这种宇宙观，在气的一元论的基础上，已经较好地说明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它的发展变化的道理，在他那个时代，于世界上无疑是最先进的。
王阳明完全赞同并最好地理解了张载的观点，他也认为宇宙是气的高度统一的整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人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气的衍生物，“太虚之中，日月星辰……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
王阳明还指出，人们常说阴气和阳气，它们并非两种气，只是同一种气的不同存在状态，“故能中和为一”。
为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会赞同张载的唯物主义观点呢？这是一些人要回避，一些人不解的大问题。而在笔者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那就是人们给王阳明戴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帽子，是完全不恰当的，把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术语硬套在中国哲学家的身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并没有这种唯物唯心的区别。在王阳明看来，他从来没有否定万物的客观存在，作为精神本体的“良知”，是不能离开物质本体的“气”而独立存在的，它就在“气”的流动发行中：“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也就是说，王阳明在宇宙观上是和张载基本一致的。
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如贝克莱，是否定外物的客观存在的，他们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离开了我的感觉，物就不存在了：“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景物，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体，在人心灵以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的心灵所感知。”
而被人们称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王阳明不仅不否定外物的客观存在，而且认为它们是不断发展的：“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
他说的“心外无物”，不是从存在关系上讲，心外什么都没有，而是从意义关系上说的，即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觉是不能离开人的心而独立存在的，人的现实状况不同，人的心的状况迥异，人们的感觉就有很大差别，人所看到的“物”是完全不一样的，“醉眼看花花亦醉”，“焦大不爱林妹妹”。换句话说，心之外一切存在的意义，是由我的“心”所赋予它的。他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是相通的，张载也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心各有本性，始为己有”。他和杜甫也是相通的，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原来，人们的“心”在反映外物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并不是机械地照镜子似的反映，而是总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认识水平投射到被反映的对象上，总是在触景生情，情造万端，“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个人都能动地创造出一个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反过来，有些学者又认为，张载关于心的观点乃是“他的唯物主义不彻底的表现”。本来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却跑到唯心主义那边去了。笔者认为，这种指责也同样不恰当。在张载看来，“气”属于宇宙本体论的范畴，而“心”属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范畴，两者并不是冲突的——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范围来说，“心”当然是主体：“天无心，心都是人之心。”只有“人之心”才能认识“气的世界”，才能有“善恶之分”。张载正是为了他的气论，堂堂正正过渡到心论。
问题是，人如何能认识这种天人一体、万物一体的宇宙呢？或者说，这种天人一体、万物一体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张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它不来源于人的见闻之知，因为人的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是狭隘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我们普通人都会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从小亲见父母千辛万苦养育了我们，作出了很多牺牲。但我们普通人不一定会爱素不相识的别人的父母，更不会爱天下所有的人，爱宇宙的万事万物。因为许多的事物都不是我们亲见的，甚至是一辈子永远都看不到的。在张载看来，这种天人一体、万物一体的思想只能来源于人的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由性与知觉合体构成的。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性于人无不善”，它与知觉合体构成的德性之知，就有可能突破见闻之知的狭隘经验界限。例如，一个真正有善心的人，一定会从自己父母的辛劳，想到天下父母的辛劳，“可怜天下父母心”，于是从爱自己的父母，想到要爱天下的父母；从爱天下的父母，想到要爱天下的人；从爱天下的人，想到要爱天下的物，最后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遗憾的是，有些人做不到，也想不到，因为他们始终为狭隘的见闻之知所束缚，只有“圣人之心”才能体悟到这点。因为只有“圣人之心”，才会“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挟。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
这样，张载就认为人有两种心：有本乎人之心，尚被见闻之知所束缚之心，也就是普通人之心；有本乎天之心，已经突破了见闻之知的狭隘界限，成为万物一体之心，也就是圣人之心。戏言、戏动，人以为非心，而不知出于心：“谓非己心，不明也。”这里的“心”，就是指本乎人之心；过言、过动，人以为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这里的“心”，是指本乎天之心：“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那么，什么才是本乎天之心，才是“圣人之心”呢？那就是诚心，也就是良知之心，不掺杂个人私利之心，不被见闻之知所束缚之心。诚者，心之本乎天者也。由这种诚心所获得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也就是天德良知：“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换言之，不同的“心”，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的结果。只有心的诚明，只有良知之心，才能突破见闻之知的狭隘界限，才能视天下人的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才能认识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理，才能有“万物一体之仁”，才能使个人的德性之知，转化成具有普遍性的“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理。这样，张载为了让人们了解他的气论，而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心论，走到了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得出了“心即理”的结论。刘蕺山曰：“此张子精言心学也。”
张载的结论正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从“心即理”出发的。他这里的心，正是指张载所说的良知之心。良知之心，内在地包含有世界万事万物之道理。这是王阳明学说的第一块基石。
但站在王阳明的角度，这样一个提法，同样是被许多人怀疑的，也是他自己不满足的。为了使他的“心即理”能自圆其说，使他的心学能站立起来，他不仅必须肯定“心外无理”，“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还必须肯定“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良知是每个人所具有的，而天德或天理，却是宇宙的造化。个人的良知，又如何能包含天下万事万物之理呢？如何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合而为一呢？这是王阳明必须回答的问题。他部分借助的正是张载的“气论”：由于气的一元论，由于天下万物无非“气”，作为思维器官来说，“心即气也”，气与气相通，万物皆气，也都拥有气之理，是谓天理；当然也是由于“诚明”，“诚”是指人格完善，事事处处都能从良知出发，也就是从诚心出发，实实在在，不被私心杂念所蒙蔽。王阳明认为，“心”作为认识主体来说，如果一个人能站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就会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的观照，不被任何假象所迷惑，作出正确的结论，“良知无所惑而明”。同时，也会对世界万物充满了同情，树木的枯死，土地的沙化，都和自己息息相关。这样，每个人的良知，都可以体悟到“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每个人心中，都有“万物一体之仁”，他的心也就是世界万物之心，“良知之好，天下之所同好也”，“良知之思皆是天理”，使个人的良知升华为宇宙本体，而使它与天德（理）合而为一了。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是天德和天理同时实现的过程。张载身上有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这就可以看出，张载和王阳明，无论在气论还是在心论上，他们的观点都有很多惺惺相惜或互相借用的地方。这是过去一些学者所忽视的。（三）无法实现的社会改革思想
张载和王阳明都是社会改革家。他们生活的年代虽然相距四百年，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却是基本相同的：中国传统儒学遭遇到了来自道家和佛家的严重挑战，北方的少数民族日益强大，威胁着朝廷的安全，官员的贪腐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十官九贪的程度。贫富悬殊，兼并土地成风。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各种社会矛盾十分激烈，农民起义和叛乱风起云涌。面对这样一种现状，一些学者仍然否认现实的矛盾和危机，大唱太平盛世的赞歌，主张维护传统儒学和现存制度于不变，甚至倒行逆施，反过来要求朝廷加强对人们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不准议论国事，不准胡思乱想，千方百计强化皇权专制的所谓道德教育，以天理去灭人欲，于是章绘句琢的口号套话满天飞，“泛滥于词章，诡心色取，相饰以伪”。
而张载、王阳明都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们都有很强的时代使命感。张载留下的让人们千古传颂的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王阳明经常以张载这四句箴言自励。见到扶老携幼，焚香祷祝，挑着凉水，自发来欢迎他和他的部队的群众，王阳明也写有一些很感人的诗，他认为，民众的欢迎使他深感惭愧，民众实在太苦了，自己能为人民做的事实在太少了。他希望有继任者来继续推动社会改革，重拳打击贪腐，免除一切苛税杂税：“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千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
张载和王阳明都主张正视现实的问题和危机，谋求改变这种表面歌舞升平，实则危机四伏的状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不迷信一切权威，以我为主，锐意进取，推陈出新，大胆探索，大胆试验，在坚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倡实心实学，知行合一，与时偕行，打破僵化保守的思想模式，对传统儒学和现存制度的一些弊病加以纠正。在具体改革的方针上，则采取中庸的政策。他们都不赞成激进的变革，而主张温和的改革：“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使民宜之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改革，以求得社会和谐和相对公平为主要诉求，既要使弱势群体或国家受其利，又不过分损害强势群体的利益，稳妥地逐步推进。
张载关注的是平抑物价和均田。他指出，物价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甚至是国家的存亡。一旦物价失去控制，就会天下大乱：“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万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价，收滞货，禁争讼，是决不可阙。”他的经济观点是市场化的。当一种货物价格太低，经营者完全无利可图，甚至还要亏本时，国家就应当出手救市，以保护价收购；反之，如果物价太高，经营者获得暴利，而民不聊生时，市官就应当抛售国家库存，来平抑物价。在均田上，他提出的是实行井田制，但并非回到周朝的井田制，而是要有所创新。他主张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分给农民长期耕种。五亩之内不征税；超出五亩的农田，征百分之十的税，远低于当时地主三成到五成的租金。对有大量土地的人，采取赎买的办法，“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办法是，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收后，让他们当相应大小的田官。如有地千顷者，可封授管五十里的田官，任期五年左右，让他们风光一下，取一份俸禄，以弥补自己在经济上的损失。对于张载的这些观点，有些人会讥讽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智者则会注意其中有现实价值的成分。张载一生都没有脱离农村，他的改革无非想以此减轻农民沉重的负担，减少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的苛捐杂税，发展农村经济。在以后中国农村的改革中，很难摆脱张载的身影。
王阳明似乎比张载还要现实些。他不像张载那样企图改变封建专制社会的结构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要促使朝廷减免对受灾各省的赋税，从施以小恩小惠，到免征一年或二年的租税；改变对农民叛乱的政策，从一律格杀勿论，改为首恶和死不悔改者必办，协从不问，对愿改恶从善者给予奖励，帮助他们另谋生路；从以镇压为主，变为攻心为上，教育和预防相结合；叛乱首领中，有一些很有领袖魅力的人，他们劫富济贫，公而忘私，身先士卒，爱护人民，讲求义气，颇具号召力和公信力，应尽可能动员这些人出来做官，不愿为官者，也可资助他们经商或开办实业；对于参与叛乱的普通民众，愿意回家务农的，赞助屋宇田土，耕牛农具。在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发展教育，建立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教育体系，从治标转向治本。加强乡村基层自治的建设，每村的政务，选举德高望重和热心为大家办事的人来主持。订立乡规民约，让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在乡村建设中，他参考了张载及其弟子的《吕氏乡约》。对于上级政府官员不合理的要求，基层组织有权抵制，对高利贷可以加以惩罚，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十分细致和具体，他和广大农民心连着心。
可惜的是，张载和王阳明这种温和改革的思想都不被官方所重视和采纳。看看中国宋明时期的那些皇帝，多数人面对一个已经弊病丛生的制度，在他们有能力也有条件进行改革时，多半会讲一些于事无补的空话和大话，得过且过，顽固地抗拒民众改革的迫切要求，“困而不知变，民斯为下矣”。也有个别皇上想有所作为，但却缺乏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阵痛缺乏起码的估计，初则孟浪操切，急躁冒进，希望改革马上成功，拒绝一些有识之士善意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把他们打成反对派，以为一纸诏书就可把天下搞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后，却仓皇失措，步步退让，没有应对的法子。他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没有开放一定的言论自由和民众监督，他们那些本为惠民的政策和措施，都被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吞噬和利用，变成这伙人为自己和劣绅谋利的工具，使改革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这类典型的例子。因此，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改革家，只有改朝换代的革命家，如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之流。这种所谓革命，皇帝的姓氏变了，体制却没有多大变化，革命之后有一段相对廉洁的时期，不久贪腐又回来了，贫富差距加大，民众又被迫走上造反的道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这就使得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得僵化，进步十分缓慢，这是曾经强大的中国在近代走向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三从朱熹信徒到批判朱子学
历史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的。在中国历史上，有的人活着时，备受尊荣，又是题词树碑，又是请人立传，溢美之辞无处不有。他们把持了正史，禁杀了野史，仿佛他们的风采可以永远地留在历史的舞台上。但死后，却连臭狗屎都不如，千夫所指，万人唾骂，野史死而复活，变成了正史，他们那些宏文早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许多皇帝，以及李林甫、贾似道、秦桧者之流，都是这类人。相反，有的人活着时，并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穷困潦倒，迭遭迫害，死后却突然红了起来，被统治者奉为宗师，虚赠各种官职，树为楷模，抬上了神位，他们的著作被奉为经典，人们对他们也刮目相看。孔子是这样的人，朱熹也是这样的人。（一）朱子和朱子学的奇特命运
朱熹，字仲晦，号晦庵，又称考亭先生。江西婺源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十九岁中进士，一辈子只作过七年多边远地区的州官，知南康，知漳州，知潭州……最荣耀的是皇帝曾请他去当过老师，但由于他直言不讳批评皇上，要求皇上“戒奢侈，改过失”，仅干了四十来天就被赶走了。接下来，是他的学说被定为伪学，本人被剥夺了一切职务，皇上认可他有六条罪状：一，不孝其亲；二，不敬于君；三，不忠于国；四，玩侮朝廷；五，替下台官员喊冤；六，破坏孔子像。在当时来说，这每一条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几条都涉嫌“十恶不赦”。他的学生，如果不公开和老师划清界线，不准参加全国科举考试。甚至有几个官员上书朝廷，请斩朱熹，以绝后患。朱熹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和东亚700年。
朱熹的晚年相当穷惨，穷到没有钱出书，没有钱治病，惨到不敢以自己的名字著文，有时还要躲进深山老林，以逃避官方的追捕。然而这位朱夫子仍笔耕不止，留下著述百卷。对于种种的冷遇，学生的背叛，过去巴结他的人，现在到了门口都不敢进来，他自嘲：“逢人深闭口，无事学梳头。”对于担心他人生安全的人，他的回答是：“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没有一个学生故旧敢来送葬，只有大诗人辛弃疾（1140—1207年）见此状大哭了一场。
朱熹死后两年，开始恢复名誉。死后十多年，不仅彻底平反，而且被封为信国公，从祀孔庙，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大人物。由此，他的地位如芝麻开花，节节上升。他注解的“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他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他的思想体系上升为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指导思想，统治达七百年之久，皇帝钦定为“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深受其影响。
呜呼！为什么同一个人，生前死后的反差会如此之大呢？
中国的皇上和大多数官员，都希望老百姓把自己看成是有很高道德的人，但他们决不愿因此妨碍自己的享乐，别宫会所，花天酒地，一天也不能少，一样也不能少。他们内心非常清楚，“存天理，去人欲”，“大公无私”，是当政者用来骗人的。而不识相的朱熹居然声称“三纲五常”，不仅对在下位者，而且对在上位者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要求皇上和各级官员要做道德模范，“以天理来正君心，是之谓大本”。他拿这一套来面对面地教训皇上，斥责宰相，甚至指陈历代的帝王宰相们，都与此背道而驰，使“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一个小小的知州，敢在皇上面前逞能，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他以为皇帝真的是把他当老师看，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他不倒霉那才怪哩！
然而，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又要把死朱熹供起来并把他的学说提高到不能批评的吓人地位呢？原因是：
自汉代独尊儒学以来，以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为代表的一批经学家，建构起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中心，把儒家思想神学化的思想体系。他们把“天”解释为最高的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地上的君王乃是天的儿子：“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固然给平民出身的汉朝刘氏政权一个合法的外观，但同时也增加了它随时有可能被推翻的恐惧和焦虑。因为人们猜测，上天哪个时候心血来潮，也可能把这种命令收回，并授与他人。更重要的是，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和儒家民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相矛盾的。儒家民本主义并不完全否定神的观念，而是淡化了神的观念，改变了神的观念，它认为，神的观念只能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上，人民才是神的主人，“夫民，神之主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同时，经过了东汉至隋唐，佛家和道家的思想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宇宙观和认识论更加精致而深刻，使这种君权神授的儒家理论显得粗糙且底气不足。
历史不知不觉越过了一千年。如何融合儒道佛，如何使统治者的哲学更有说服力，历史的重任落在宋人肩上。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的理论，同时也吸取了释道的一些思想，创立了新的以理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人们称之为程朱理学，通称朱子学。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
但光有“理”是不能构成世界的。理不能离气，“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样，理气结合构成了万物。朱熹又认为，理为“太极”，所谓“太极，理也”。它是最高的主宰，宇宙之本源，由太极而生阴阳，阴阳即气，由阴阳而生五行（金木水火土），由五行而化生万物。简言之，“二气相感，化生万物”。这样，朱熹就建立了一个以理为中心的完整的世界观或曰宇宙观，由形而上之“理”，创生了形而下之“气”，再由“气（阴阳）”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万物……但在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大厦中，高手们发现了朱熹哲学一个内在的矛盾，正如傅云龙教授所说：“在朱熹那里，纯粹精神性的太极，怎样转变成具有一定质的规定性的阴阳五行，仍然是一个不可解的秘密。”
当然，这样一个问题并不能难倒朱熹，也不影响朱熹理学体系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人能否定虚无缥缈的“理”可以产生虚无缥缈的“气”，也没有人能否定理与气的关系是精神与物质、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主与从的关系。用西方哲学的观点说，就是这类命题虽不能证明，但也是不能证伪的。
朱熹还认为，“理”有普遍之理，也有具体之理。普遍之理构成事物的共同性，事物之所以相同的依据，如动物、植物、微生物，总而言之，都是物；具体之理则构成该类事物的特殊性，一个事物不同于别的事物的依据：“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如人可以制造生产工具，其他动物不可以；舟行于水，车行于陆。那么，什么是构成人（社会）与天、地共有的普遍之理呢？那就是“生生”，即生生不息，变易无穷，是人（社会）与天、地共同的地方，是之谓大道，是之谓最大的天理。什么是构成人（社会）与天、地区别的具体之理呢？那就是“三纲”和“五常”。“其张为之三纲，其纪为之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核心是下对上的绝对顺从，是“忠”和“孝”；“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如果把“信”看成是融化在“仁义礼智”之中的，“五常”也可简化为“四德”——“仁、义、礼、智”；如果又把“仁”看成是更根本的，则“四德”又可简约为“仁”。一言以蔽之，“三纲五常”就是个“仁”字。“仁”是什么？啊！原来“仁”即“生生”，完全符合“天地之大德曰生”。因为有仁就会有爱，孔子说“仁者爱人”，朱熹也说：“说仁，便有慈爱的意思。”有爱就会有生命，生生不息，既包括了个体生命的繁衍，也包括了家庭和社会的延续。这样，在朱熹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就把他们所制定的“三纲”和“五常”，和“生生”联系在一起，顺利纳入了“天理”的范围，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三纲五常”所体现的天理来克制自己的欲望，名之曰“存天理，去人欲”。这个“孝”字，出自岳麓书院讲堂的“忠、孝、廉、节”石碑，为朱熹题写。
可以说，朱熹的这套思想体系是非常精致的，他早已把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二分法”用得滚瓜烂熟，非常适合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后期统治者和一些民众的愿望和需要，他使不平等、温情脉脉又具有残酷性和野蛮性的皇权专制秩序完全理论化和理想化了。所以，朱熹死后不久，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卫道者们就把朱熹哲学变为官方哲学，后来更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称为“国是”、“正学”，只有它才能进入官办的学校。他们把提倡学术批评和讨论，主张“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朱熹，变成了不容许批评和讨论的顽固老头，他的话也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绝对真理。他们还把“三纲五常”法制化，把违背者归入“十恶不赦”之列。违背了“三纲”，不从于君，或不从于父，都可以处死；不从于夫，则可以净身扫地出门，使她无家可归。
这种官化的程朱理学或朱子学，强化了封建专制社会的伦理纲常，把许多能够独立思考、真正爱国爱民、有能力有胆识推进改革、造福于民的人都排斥到体制之外，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受到迫害要无怨无悔，被皇帝杀头时，还要高呼：皇恩浩荡，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这套奴才的哲学，对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似乎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多事之秋，却注定加速了朝廷的灭亡。因为它不仅阻断了变法图强，进行政治改革，构建社会和谐，以应对民族危机的道路，而且在“三纲”的束缚下，臣民的地位每况愈下，边疆大吏，军队统帅，都丧失了汉唐以来“将能而君不御”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成了皇上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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