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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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试读：
前言
能否举个例子？比如说，何谓人类？我们，居于某座城市，生于某个时代，蜕变无休无止，从属某个群体，被科学转变，被政权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处在后机械化的环境下，激进的愿景接连破灭。在一个既匮乏集体意识同时又贬低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繁衍旺盛的人口使得生命变得一文不值。掌权者将数以亿计的物资浪费在对外战争上，却不知维护自身家园的安定和谐，任由野蛮和原始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继续肆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民众开始觉醒，或许凭借精诚团结和共同奋斗可以扭转乾坤，如同数以兆吨的水曾孕育了海底的有机生命，如同水滴终有一天可以穿石，如同岁月足以勾勒悬崖的轮廓——巧夺天工的机械为芸芸众生开创了崭新的生活方式。谁又能否认蚁民生存的权利？你怎能忍心独享传统的价值观却任凭有人辛苦劳作还依然无法果腹？而你，难道忘记了自己原本也是人类群体的一员吗？世人皆是兄弟姐妹，背叛亲缘的人就是忘恩负义、浅薄无知的傻瓜。明白了吗？赫索格告诉自己，这就是你要的例证，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索尔·贝娄《赫索格》1964年
第一章
黎明尚待许久，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却已从梦中苏醒。他坐起身来，掀开被子，下了床。他不确定自己醒来有多久了，但这似乎也无关紧要。虽然这种情景以前从未发生过，他却并没为此感到惊惶，甚至有丝毫的意外。他自觉动作灵活、四肢舒适，连背部和双腿也格外有力。他一丝不挂地伫立在床边——裸睡是他的习惯——他挺直身躯，耳畔传来妻子舒缓的呼吸，卧室里清凉的空气轻抚着他赤裸的肌肤，一切都是那么惬意。床头闹钟显示现在是清晨三点四十分，他想不明白是什么吵醒了自己，因为他既没有如厕的需要，也不曾被梦境或是前日的思虑所困扰，时局的混乱亦不曾导致他夜不安寝。伫立在黑暗之中，自己仿佛生于混沌，形神俱全，无拘无束。尽管时间尚早，近日来也颇为劳顿，他却并未感觉疲惫，新近也没有任何事务让他烦心。事实上，他感觉神清气爽，心无杂念，反倒有一种莫名的愉悦。他漫无目的、毫无理由地走向卧室三扇窗中离他最近的一扇，步伐的轻松和灵活让他不由得怀疑自己若非身在梦里便是正在梦游。倘若果真如此，倒令他失望了，因为他对梦境毫无兴趣，宁愿此刻是真实的。他并无异常，这点毫无疑问，他也知道自己睡意已消：因为知道梦与醒之间的差别，并了解两者之间的界限，正是神志清醒的明证。
这是一间宽敞且陈设简单的卧室。当他以轻松得近乎荒谬的步伐穿过卧室的时候，想到这种惬意终会消逝，他不由得一阵伤感，然而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他来到正中央的窗前，轻轻拉开狭长的木质折窗，小心不去惊动罗莎琳。这份仔细固然是出于对妻子的关爱，但也存留了自己的一点私心。因为他不想被问到在做什么——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又为什么要让解释来破坏这瞬间的美妙呢？他又拉开第二层百叶窗，将它折到一边，然后轻轻地抬起玻璃窗。窗子比他高数英尺，但内置的牵引力却让他毫不费力就将它推了上去。二月的寒意登时扑面而来，让他不由得浑身一紧，却并不介意。他从三楼眺望着窗外的夜色，整座城市正笼罩在乳白色的曙光里，广场上几棵枯树形影相吊，三十英尺之下的一楼，黑色的箭形围栏犹如一排长矛巍然耸立。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些许薄雾，好在街灯的光芒还不足以湮没星空的璀璨。广场对面，南方星空的余辉照耀在丽晶公园的上空。酒店是一个重建的仿造品——战时的费兹罗维亚区遭到了德国空袭的破坏——背后紧挨着的是邮政大楼，后者尽管白日里看起来繁忙而又破旧，但在夜色的衬托下，楼体半隐半现，再配上像样的照明，令它看起来俨然一座丰碑，见证着往日的辉煌。
然而，眼下的世道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工作之余，他时常带着迷惑和忧虑思考这一问题。不过此时此刻，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俯身向前，双手撑在窗台上，将全身的重量都落在掌心上，尽情地享受着窗外的安宁和纯净。他的视力——一贯很好——现在似乎更加敏锐了。步行广场上云母铺就的小径熠熠生辉，鸽子的粪便因为日久和寒冷而凝结，如雪花般撒落在地面，几乎是美丽的。他喜欢广场上对称的黑色铸铁栏杆及其投射在地上的更加浓重的阴影，还有那鹅卵石铺就的方格形的阴沟。满溢的垃圾箱暗示着生活的富足而非窘迫；环绕着花园的空荡荡的长椅，温柔地期待着每天川流不息的访客——上班族喜欢来这里享受午餐，而印度青年公寓里的莘莘学子们则常坐在这里阅读，也会有浓情蜜意的情侣来卿卿我我或者吵吵闹闹。当然，这里也不乏昼伏夜出的毒贩们的光顾，更时常可见一位落魄的老妇人在这里大叫“滚开！”她会一连数小时地吼个不停，听起来好像沼泽地带的鸟类或者动物园里的动物。
他矗立在那儿，如大理石雕像般对袭来的寒意无动于衷，眺望着夏洛特街，注视着远处一峦峦渺小的房屋、脚手架和尖尖的屋顶。这座城市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辉煌的创造和自然的杰作——数以百万的人穿梭在这个历经了千年的积淀和不断重建的城市里，如同住在一座珊瑚礁上，日复一日地休憩、工作、娱乐，多数时候是和谐共处的，几乎所有人都期望城市能这样一直运转下去。贝罗安所居住的这一方乐土就是这种辉煌的缩影：完美的环形花园围绕着罗伯特·亚当设计的完美广场——十八世纪的梦想沐浴在现代文明的光芒之中，头顶着街灯的照耀，脚踏着地下的光缆，新鲜的供水在管道中奔淌，废弃的污水转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惯于审视自己思绪的他，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所困扰。或许在他熟睡的时候，体内的分子发生了化学事故，如同被打翻了的饮料托盘，促使多巴胺似的受体在细胞内激起一股强烈的反应；不然就是由于星期六的来临，或者是过度的劳累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应，才导致了这种兴奋。的确，过去的一周分外疲惫。昨日下班回来时家里空无一人，他索性躺在浴缸里读书，满足于这种静默。他正在读的是达尔文的传记，是他那过度爱好文学的女儿黛西寄给他的。据说和他接下来应该读的康拉德的小说有关，尽管他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去碰那本书——因为航海的题材，无论多么富含哲理，都实在难以勾起他的兴趣。几年来，她常常批评他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于是引导他接受文学教育，纠正他的低俗品位和麻木不仁。她的做法不无道理——贝罗安在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进了医学院，接着又成为像奴隶一般工作的普通医师，再下来就是占据了全部精力的神经外科的培训，期间还穿插着担当人父的责任——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期间他几乎没碰过任何医学之外的书籍。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他自认所目睹过的死亡、恐惧、勇气和苦难已足以充实多部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遵照了女儿的吩咐，接受了她列出的书单，尤其是自从她移居巴黎市郊去开始一段充满未知数的生活之后，这已经成了他和女儿保持联络的一种方式。今晚将是她六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家——导致他欣快症发作的又一诱因。
他已经落后于黛西布置的任务了。他一边用脚趾不时地控制水龙头以添加热水，一边迷离迷糊地阅读着达尔文如何在仓促之间创作了《物种起源》，以及对再版时修改过的结尾篇章的概述。与此同时，身边的收音机也正在播放。不苟言笑的布利克斯先生又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人们普遍感觉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战争的理由。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读进去的时候，就关掉了收音机，又回到书本上重新再来。有时这本传记会让他陷入一种舒适的怀旧情绪，缅怀当初碧草如茵、车水马龙的浪漫英伦；但其他时候这本书则令他沮丧。达尔文用区区几百页的文字就概括了生命的全程——犹如罐装的自制的酸辣酱。尤其当他想到一个生命的存在，及其梦想、亲人和朋友，所有被个人奉为至宝的东西和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一瞬之间轻而易举地灰飞烟灭时，他就会陷入忧郁。接下来当他躺在床上考虑晚餐可以吃什么的时候，这些思绪又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定是下班回来的罗莎琳给他盖上了被子，她甚至可能还给了睡梦中的他一个吻。四十八岁的年纪，却在周五晚上九点半就已经熟睡了——这正是现代高级白领的生活写照。他工作努力，身边的人也均是如此，但这一周他格外辛苦，因为医院的员工中爆发了流感——他的手术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凭借周密的安排再加上分身有术，他得以在一间手术室里实施大型手术，同时监督另外一间手术室里的一名高级实习医师，还兼在第三间手术室进行一些小型手术。他的医疗中心目前有两位神经外科的实习医师——一位是莎丽·麦顿，她的医术日臻完善而且堪当重任；另外一位是尚处在培训期第二年的、来自圭亚那的罗德尼·布朗，很有天赋，也非常努力，但对自己仍然缺乏信心。贝罗安手下的高级麻醉师名叫杰伊·施特劳斯，也在指导他自己的实习医师吉塔·希亚。这三天来，贝罗安一直让罗德尼跟在自己身边帮忙，一同穿梭于三个手术室之间——他的脚步声在打磨过的走廊里铛铛地回响，伴随着手术室的旋转门发出的或低或高的噪音，合成了一首管弦乐团的协奏曲。星期五的手术日程和往常一样，在莎丽为病人缝合的时候，贝罗安走到隔壁为一位老妇去除三叉神经疼和痉挛。这种小手术至今仍能带给他愉悦——他喜欢其中的迅速和精准。他把戴着手套的食指滑进老人的嘴里，试探了一下疼痛的部位，然后瞄了一眼影像强化仪，接着拿起一根长长的探针，从口腔外部刺向三叉神经集中的部位。杰伊从隔壁过来观摩吉塔如何使老人恢复片刻的清醒。探针尖端的电刺激设备抵着老人的脸颊，让她感到一阵刺麻，在她迷迷糊糊地确认位置正确之后——贝罗安一开始就找对了地方——她又再次进入麻醉状态，神经开始接受射频热凝治疗仪的烘烤。这个手术的难度在于要在患者保持轻度的知觉的同时为她祛除疼痛——所有的一切都在十五分钟内完成，三年的痛楚——所有尖锐的、刺骨的疼痛，都彻底结束了。
他轻轻地钳住中脑主动脉上的动脉瘤——贝罗安是医学艺术的大师——并在丘脑的肿瘤上做了一个活组织切片检查，丘脑部位是不可能动手术的。病人是位二十八岁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已经出现了急性失忆的症状，当贝罗安从颅内深处抽出探针时，他一眼就判断出那里的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异，化疗和放射治疗不太可能有明显的疗效。实验室的口头报告证实了他的诊断，当天下午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患者年迈的双亲。
接下来是一个开颅手术，患者是一位患有脑膜瘤的五十三岁的小学校长。肿瘤正处于运动中枢神经区，贝罗安透过探针借助脑膜分离器对它采取了彻底的治疗措施，将它从大脑里清除干净。接着，由莎丽进行缝合，贝罗安则到另外一间手术室给一位四十四岁的肥胖患者实施多层腰椎切除手术，他是海德公园的一名园丁。贝罗安在切开足有四英寸厚的皮下脂肪之后才看到病人的椎骨，每当他用力下压切除椎骨的时候，患者都会在手术床上不合作地扭动。接着，贝罗安替一位老朋友——耳鼻喉科专家——打开了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耳道。真奇怪，那些耳鼻喉科的同事们总是逃避自己动手做这么高难度的手术。贝罗安在耳后做了一个矩形骨组织，花了一个多小时，惹得着急要做自己本院手术的杰伊·施特劳斯十分不满。终于，肿瘤暴露在了外科手术显微镜下，一个前庭神经鞘瘤离耳蜗仅三毫米。把它留给自己的专家朋友切除之后，贝罗安急忙出来去实施另外一个也让他有些烦心的小手术——一个大嗓门、带着习惯性不满态度的年轻女子要求把脊髓刺激器从背部移到前面去，而就在一个月之前他才刚把它从前面移到后面，因为她抱怨坐着的时候不舒服。现在她又说刺激器让她无法躺在床上。他在她的腹部切开了一道长口，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把半只胳膊都伸到她体内去寻找电池的接线。贝罗安毫不怀疑要不了多久她还会再回来。
午餐，他就着一瓶矿泉水，吃了一个食品厂加工的金枪鱼黄瓜三明治。坐在狭小而拥挤的员工休息室里，那里弥漫的烤面包片和微波炉加热过的通心粉的味道总是让他联想起重大外科手术的气味。坐在他附近的是海瑟儿，一位人缘颇好的伦敦东区女士，她负责在手术间隙清理手术室。她谈起她的女婿被目击证人在嫌犯列队辨认时误认，结果遭警方以持械抢劫的罪名逮捕。但他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案发当时他正在牙医诊所里拔智齿。屋里其他人则都在谈论着流感。杰伊·施特劳斯手下的一名洗手护士和为他工作的一名手术实习医生当天早晨因病请假回家了。十五分钟后，贝罗安和他的医疗小组又投入了工作。莎丽正在隔壁为一位老人在头颅上打孔以缓解内出血的压力，患者是一位已退休的交警，患有慢性硬脑膜下血肿。贝罗安则正在用医疗中心最先进的计算机影像指引系统实施颅骨切开术，将一个额骨后右侧的神经胶质瘤切去。随后，他让罗德尼开了另一个钻孔来治疗慢性硬脑膜下血肿。
今天的最后一个手术是为一个十四岁的尼日利亚女孩切除盖面囊状体星细胞瘤。她和叔叔婶婶一起住在布里克斯顿，叔叔是一位英格兰教会的牧师。肿瘤正好横亘在头的后半部，走的是天幕下病灶的天幕角路径。病人采取坐姿，已经实施了麻醉。而这又给杰伊·施特劳斯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空气有可能进入静脉，造成栓塞。安德莉亚·查普曼是这里的问题患者，也是她叔叔的问题侄女。她十二岁时搬到英国——忧心忡忡的牧师和他的妻子给贝罗安看了她那时的照片，照片里一个整洁的小女孩穿着连衣裙，头上系着蝴蝶结，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然而自从她进入布里克斯顿公立中学就读之后，她身上某种被北尼日利亚的乡村生活压抑许久的性情就彻底释放了出来。她迷上了这里的音乐、服饰、语言以及价值观——甚至包括街头的糟粕。病房里，她的婶婶极力地在安抚她，而她的叔叔则私下里说这孩子缺乏礼教。她吸毒、酗酒、小偷小摸、逃学、仇视管教，语言污秽得堪比经商的海员。莫非是肿瘤压迫了她大脑中的某个部位？
贝罗安不能为了安慰他而认同这种猜测。肿瘤的位置离大脑额叶很远，处于小脑蚓的深处。她已经出现了早晨头痛、盲点和运动失调的症状，但这些症状并没有妨碍到她胡思乱想，她仍在怀疑她的病症是一个阴谋——是医院、学校、警方和她的监护人共同勾结起来企图阻止她去跳舞泡吧。她入住医院才不过几个小时就已经和护士、护士长等人发生了冲突，一位年长的患者表示无法忍受她的污言秽语。贝罗安在向她解释接下来的治疗过程时也遇到了麻烦。即使是在她未被激怒的时候，她也喜欢像MTV电视上演的说唱歌手一样讲话，坐在床上摇晃着上半身，手掌向下画着圆圈，搅动着周边的空气，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仰慕她的斗志、凶猛的深色双眸、无瑕的皓齿，以及她说话时翻动着的粉红舌头。即使是在咆哮发怒的时候，她的脸上也挂着一抹欢快的笑意，仿佛有人在用刚好可以隐忍的力道挠痒她。最终还是杰伊·施特劳斯，那个美国人，凭借着这家英国医院里无人能及的温和与坦率制服了她。
安德莉亚的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一切正常。她接受的是坐位开颅手术，头被固定在面前的支架上。后脑开颅手术需要非常小心，因为骨头与下面的血管挨得很近。罗德尼紧挨着贝罗安身边站着，冲洗着钻孔的位置，用双极神经元烙器止血。头颅终于打开了，头部的骨幕——像一个帐篷——苍白、精巧的美丽结构，就像一个披着纱衣的舞女飞舞旋转形成的小小圆圈，硬脑脊膜在这里连接起来又再次分开，这一部位的下面是小脑。贝罗安小心翼翼地切割，借助重力的作用让手术刀慢慢下滑——不需要用牵引器——这样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里面松球腺所在的位置，它的前面就是肿瘤大肆扩散的红色区域。星细胞瘤完全显露出来，它只是部分地渗透到周围的组织。贝罗安完全有把握把它安全地切除，而不伤害到其他任何深层组织。
他给了罗德尼几分钟的时间用显微镜和吸管学习了一下，然后让他把伤口缝合。贝罗安亲自做了头部的包扎，当他终于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没觉得辛苦。手术从不会令他感到疲倦——一旦他沉浸在医院、手术室和井然有序的手术程序所构成的封闭世界之后，全神贯注地沿着从手术显微镜里所窥探到的生动的路径直到抵达病灶部位，每当这种时候他便会迸发出超人的能力，更像是一种渴望，对工作的极度渴望。
这周余下的两个上午和往常一样忙碌。经验丰富的他已经不会再被目睹的各种伤痛所困扰——他清楚自己的责任是治病救人。巡视病房和每周的各种例会也不会让他感到劳累，反倒是周五下午的案头工作令他疲惫，那些积压已久的转诊申请，以及对转诊申请的回复、为两次会议所准备的概要、给同事和编辑的信件、一份尚待完成的同事评估、对管理规划的建议、政府对基金会结构的调整、对教学实践的修正，还要重新审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审视医院的急救方案。简单的火车相撞已经不再是事故的极限，那些诸如“大灾难”、“伤亡惨重”、“生化武器大战”和“重大打击”等等的字眼，因为最近不断地重复已变得平淡无奇了。去年他就发现，新的委员会及其分支在不断地繁衍滋生，掌管医院的权力机构一直延伸到医院之外，甚至超出了医疗部门的范畴，并通过政府部门的远程管理直接由内政大臣负责。
贝罗安平淡地做了口述，此时连秘书都早就下班了，可他还在自己位于医院三楼的那间盒子般的过热的办公室里工作，下笔时一种陌生的生涩耽搁了时间。他素来为自己迅速的行文和世故的文风而骄傲，无需多少构思——边写边想一气呵成。可现在他却停滞不前，那些专业术语并没有生疏——它们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本能——反而是他的语言组织能力跌跌撞撞。每个措辞都在脑海里给他制造着麻烦，如同路上横七竖八停放的自行车、沙滩椅和衣服挂——变成了拦路虎。刚在脑海里造的句子，落笔时就忘记了，要不就是先把自己逼进了语法的死胡同，再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逃出来。至于这种力不从心究竟是疲惫的根源还是疲惫的结果，他没有停下思考过。他不肯服输，一定要把自己逼到极限。终于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他写完了一长串邮件中的最后一封，从已经伏案笔耕了四个多小时的桌前站起身来。离开的时候，他又顺道经过重症监护室察看了他的病人。没有什么问题，安德莉亚的情况正常——她正在睡觉，各项指标都很良好。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回到了家，泡了会儿澡，没过多久，他也上床睡着了。
两个身穿深色外套的女子斜穿过广场，背对着他走向克利夫兰大街，她们的高跟鞋踢踏作响，不怎么合拍——想来是回家的护士，虽然在这个时间倒班很奇怪。她们没有交谈，尽管步伐并不一致，但两人挨得很近，几乎像姐妹一般亲密地并肩而行。她们正好从他的楼下经过，再沿着公园转了四分之一圈，渐渐远去。她们走过时呼出的气息化作一缕水雾在身后升起，让人莫名感动，仿佛正在玩小孩子的游戏，模仿着蒸汽式火车。她们朝着广场远处的角落走去。凭借身处高位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好奇心的驱使，贝罗安不单单是在观察，更像是在守护，带着一种神祇般的轻微的占有欲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在了无生气的寒冷中，她们穿过了这夜晚。人类就像热血的小型生物发动机，有着可以适应任何地形的两足动物的技能，体内是数不清的深埋在骨膜下、纤维里和暖肌原纤维细丝中的分支神经网，其中流动着无形的意识流——这些生物发动机规划着自己的运动轨道。
贝罗安在窗前站了已经有几分钟了，先前的热情渐渐消退，他开始打寒颤。高高的栏杆环绕的公园里，一层薄霜覆盖在悬铃树林外规划过的起伏的草坪上。他注视着一辆救护车，关闭了警笛，蓝色的警示灯不停地闪烁着，拐进夏洛特大街，接着加速向南驶去，目的地也许是Soho。他转身背对窗口，想伸手去拿搭在椅子上的那件厚实的羊毛睡衣。就在转身的瞬间，他已经意识到了窗外的变化，在广场上或是树林里，耀眼但又没有颜色，在他转头的一刹那从他眼角的余光中掠过，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头去看。他感觉很冷，想穿上睡袍。他拿起睡袍，穿上一只袖子，边回到窗边边摸索另一只袖子，同时系上腰带。
他其实并没有马上明白自己所目睹的情景，虽然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初的反应中，出于急切和好奇，他马上从行星的范畴进行推测：是一颗流星正从伦敦上空划过，自左向右，靠近地平线，却高过所有楼顶。但流星应该具备箭一般的速度和形态，一闪之间就会燃烧殆尽。这个东西却在缓慢移动，庄严而平稳。他立即调整了自己推测的范围，扩展到了太阳系的尺度：这个物体与自己相距并非几百英里乃是亿万英里之遥，远在宇宙深处，沿着永恒的轨迹环绕太阳运行。它是一颗彗星，泛着些金黄，熟悉的明亮彗核后面拖着一条炽烈彗尾。他曾经跟罗莎琳和孩子们一起在湖区翠绿的小丘上观赏过海尔波普彗星，此刻他心头再次升起那种感恩，庆幸能亲历这真真正正超凡脱俗的一幕。这次的彗星更妙、更亮，也飞得更快，因是预料之外就自然更有惊喜。他们一定是错过了相关的预报，全因工作太忙。他本想唤醒罗莎琳——他知道她一定会为这景象而兴奋不已——但他又担心彗星会在罗莎琳赶到之前消失，那样一来连他也要错过了，但如此奇观又岂能独享？
他正朝床前走去，却突然听到隆隆的响声，如雷声般愈演愈烈。于是他驻足倾听。骤然间一切都明白了，他扭头望去以核实自己的猜想。他早该想到彗星远在天边，看起来本应是静止的。他惊骇地返回到刚才站立的位置，响声持续低沉，他再次调整自己猜测的范围，这次是缩小，从太阳系的坚冰与尘埃回归到了本土。从他目击空中的火焰到现在仅仅过了三四秒的时间，但他的判断却已更改了两次。火焰正在沿着他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路线行进。每次他所乘坐的飞机接近终点时他都会履行固定的程序：把椅背竖起、调回时差、收起文件，带着好奇猜想是否能够在那一望无际的、近乎美丽的红砖灰土的建筑群里找到自家的房子。飞行的路线自东向西，沿着泰晤士河的南岸，位于两千英尺的高空，终点是希思罗机场。它现在就位于他的正南方，仿佛仅有一英里之遥，随即穿过悬铃树凋零的树杈的最顶端，接着消失在邮政大楼的后面，和最低的碟形卫星天线持平。虽然城市里灯火通明，但飞机的轮廓在晨曦的昏暗中，还是看得不甚分明。起火的部位一定是在靠近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或者是悬挂在机翼下的一个发动机上。火焰的前端是扁平的白色球体，向后拖曳成红、黄色交织的锥形，倒不像是流星或彗星，反倒符合作家笔下危言耸听的描述。好像在假装一切正常，着陆灯在不停地闪烁，但发动机的声音却泄露了秘密。在通常的低沉和空洞的声音之外，如将近窒息的女妖般的声嘶力竭越来越强——像在尖叫又像不断地呼喊，嘈杂刺耳的噪音表明了连钢筋铁骨都无法承受的难以为继的机械运转，螺旋上升至顶点，危险地一再攀升，如同露天游乐场里粗劣的过山车的噪音一般——危机近在咫尺。
他不再想要叫醒罗莎琳，何必把她带到这噩梦中来呢？实际上，眼前的景象仿佛是从前幻想的重现。像大多数的乘客一样，空中旅行的单调限制了身体的活动，只能紧扣着安全带驯良地面对包装的餐食，这时候他往往会陷入天马行空的遐想。飞机外面，在一堵薄薄的铁皮墙和吱吱作响的塑料之外，是零下六十摄氏度的温度和四万英尺的高度。当飞机以每秒五百英尺的速度穿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你屈服于这荒唐的冒险，因为其他的人也都如此。你同行的旅客则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因为你和你周围的旅客都显得那么平静。从某种角度来看——例如每英里的乘客死亡人数——结果是令人放心的，更何况想要去南加州出席会议除了搭乘飞机之外别无选择。航空旅行就像股票市场一样，是一种镜像感觉的骗局，是一种集体信念的脆弱联盟；只要保持情绪稳定，而且机上也没有炸弹或者劫机者，大家就会平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不测，就将不是小规模的伤亡。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单次旅程的死亡人数——结果则不容乐观，飞机和股市一样都有可能垂直下跌。
他往往一边手里捏着塑料叉子，一边幻想着意外发生时的可能景象：隔音材料部分地削弱了机舱里乘客的尖叫，人们忙着在行李里摸索着手机，或是想留下只字片语；惊慌失措的空乘人员执行着记忆中仅存的零碎的操作程序，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恶臭。但即使是置身事外，从远处目睹这场面，感觉也是同样熟悉。因为就在差不多十八个月前，大半个地球的人们都不断地从电视上目睹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受害者飞向死亡的一幕，从此每当大家看到任何一架喷气式飞机都会产生不祥的联想。如今人人都有同感，飞机已不再是往日的形象，而是成为了潜在的武器或是看起来在劫难逃。
贝罗安知道是错觉让他以为自己看到了飞机的轮廓——其实只是黑暗映衬下那一个更深的阴影。燃烧的发动机的轰鸣继续升高。即使看到全城亮起灯火，穿着睡袍的居民站满广场，他也不会奇怪。身后躺着的罗莎琳，早已习惯将城市夜间的骚动与自己的睡眠隔离，而仅仅翻了个身。今天发生的噪音并不比平日里尤斯顿大街上呼啸而过的警笛声更会惊扰到她。白色的火球和它五颜六色的尾巴越来越大，坐在客机中央的乘客将会无一幸存。这是另外一种熟悉的感觉——因那看不见的情景而恐惧。在安全的距离之外观察着灾难的发生，目睹着大规模的死亡，却又没亲眼看到任何一个人死去。没有鲜血、没有惨叫，甚至连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在这种空白中，想象一发不可收拾。驾驶室中的殊死搏斗，勇敢的乘客团结起来向恐怖分子发起最后的进攻。为了避开火焰散发的巨大热量你该跑向飞机的哪一端？驾驶室这一边感觉似乎比较不孤独。如果你在这紧要关头，还要到头上的行李架上去取自己的包裹，这究竟是一种可悲的蠢行，还是必要的乐观？这时候那曾为你送上羊角面包和果酱的浓妆的空中小姐还会来阻止你吗？
飞机正从树冠的上方划过，短暂地，火光在树枝和树梢的间隙如节日焰火般闪烁。这提醒了贝罗安他有事情该做。等到急救部门接到通知再转接他的传呼机时，无论将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如果那个驾驶员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已经提前用无线电通知了机场，也许他们已经在跑道上洒满了灭火泡沫。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跑到医院去试图加入援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希思罗机场并没有被囊括在他们医院的急救方案之内。位置更靠西边的医院的医生们，此时多半正在漆黑的卧室里茫然地穿着衣服，对将要面对的事情毫不知情。飞机还有十五英里就要着陆了，如果燃料箱发生爆炸的话，他们就没什么人可挽救了。
飞机在树后重新出现，穿过一个空隙，消失在邮政大楼的后面。如果贝罗安有宗教倾向，或者想用超自然的方式去解释的话，他可以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召唤，所以才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醒来，而且毫无理由地来到窗前，他或许也会承认冥冥之中的安排，是一种外在的智慧想要展示或者要告诉他某件重大的事情。但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城市已经滋生了众多的失眠症患者，本身就是一个不眠之城，整日歌舞升平，在它上百万的市民中注定有人在本该入睡的时候却仍在凝视着窗外。当然，并不是每夜都是同一个人，此次碰巧是贝罗安而不是其他的人则纯属巧合。这里暗含着一个简单的人类规则。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的开始等同于他的精神病学同事们所谓的病态或者意念的征兆——过度的主观，想要依照你的需要来规划世界的秩序，同时又无法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贝罗安看来，这种思维应该属于人性范畴的一个极端，就像那些久被遗弃的寺庙一样，近于癫狂。
可能就是这种思维导致了飞机上的灾难，一个信念笃定的人将炸药藏在了鞋跟里。在饱受惊吓的乘客之中，很多人可能正在——又一个信仰滋生的问题——祈祷自己的神灵进行干预。假如注定要有死亡，那么安排他们遭受这一命运的神灵很快又将会在葬礼上被人们祈求赐予他们心灵的慰藉。贝罗安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是无法用是非来评断的人类的境遇。由此衍生的，虽有丧心病狂和血腥屠杀，但也有义人和善行、宏伟的大教堂和清真寺，以及戏剧和诗歌。他曾经诧异而又气愤地听到一位牧师这样声称，说纵使是否认神的存在，也是一种属灵的历练和祈祷的方式——要想摆脱信徒的游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这架飞机最好的设想只能是它仅仅是遇到了简单的无关神意的机械故障。
飞机已经经过了邮政大楼，开始向西方渐渐远去，稍微向北偏移一点。随着视角的缓慢变化，飞机上的火光好像逐渐减弱了。贝罗安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机尾和信号灯，引擎所发出的噪音也越来越弱。飞机的起落架已经放下来了吗？他无法知道，唯有希望如此，但愿如此——这算是祈祷吗？他可并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甚至直到飞机的着陆灯已经消失不见，贝罗安还依然注视着西方的天空，恐怕有爆炸的发生，因而无法转移视线。尽管穿了睡袍，还是感觉很冷，贝罗安把窗户上自己的呵气拭去，想着那把自己从床上叫起来的一时冲动，现在显得多么的遥远。终于，他直起身来，轻轻地拉上折窗，遮住了外面的天空。
他边走边记起很久以前在一次物理课上学到的一个著名的思想试验。把一只猫，一只薛定谔猫，藏在一个遮住的盒子里。这只猫也许还活着，也可能已经被一把随机激活的锤子将毒药瓶子砸碎而杀死。直到观察者拿掉盒子上的遮盖为止，两种可能性，活猫或者是死猫，都并列存在于平行的宇宙中，同样的真实。在拿掉盖子，对猫的生死进行检验的这一时点上，一个或然率的量子波就坍塌了。贝罗安以前对此从未理解过，至少从人类的角度看待。显然又是一个心理问题的例子。他听说甚至连物理学家都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对贝罗安来说，这好像是无需证明的东西：结果，或者说后果，独立地存在于世上，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却为他人所知，只待他去发现。被摧毁的只不过是他的无知。无论生死如何，其实早已成定论。无论机上乘客的命运如何，是惊恐、是平安，还是死亡，现在都已经揭晓了。
多数患者在初次就诊时都会暗地里打量外科医生的双手以寻求一种信心的依托，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是精细、灵活和稳健，或许还有一尘不染的苍白。在这一点上，贝罗安的双手每年都会导致他流失一些患者。他甚至在患者自己还没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洞悉了事件的结局，不祥的征兆包括重复向下漂移的检视、预先想好的问题却欲言又止，以及告别之前过于客套的辞令。有些患者尽管对眼见的这一双手并不满意，却不知道自己还有选择医生的权利；有些则是鉴于贝罗安的名望而权当是视而不见，当然也不乏有人对此根本就不在意；更何况部分患者正是因为神经系统出现障碍而丧失了视觉或者知觉，甚至是沟通的能力才被送来接受贝罗安的诊疗。
贝罗安才不担心这种事情呢！让那些嫌弃他的人快快去另谋良医吧！要知道有多少患者正排队等待着他的医治，只因为神经系统所能引发的疾病是如此的繁多而又深重。贝罗安的双手尽管稳健有余却纤巧不足，他完全具备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自然条件——不过实际上他只是略懂一二——因为他的手指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十个琴键，而且这双手不仅关节粗大，就连指骨和肌腱也十分凸出，手指的上半段还长着一层栗色的汗毛，指肚也是扁平而又宽阔，好似蜥蜴足上的吸盘。两只拇指不但距离食指异常遥远，还有如香蕉一般向外弯曲，即便是在放松的状态之下也自然向后翻折，这样的一双手似乎更应该属于马戏团的小丑或者是杂技演员，而不该是一位外科医生。不仅如此，和贝罗安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手背的肌肤也长满了深浅不一的棕色暗斑，一直散布到指尖。在某些患者眼中，这样一双手不仅类似于怪物，甚至象征着病态——即便是被手套遮住，你多半也不希望由这样的手来摆弄你的大脑。
时光的流逝为这双手的高大而又棱角分明的主人滋长了气质，但也增加了重量。想当年，双十年华的他穿着方格衬衫的模样活像是衣服被悬挂在了竹竿上。倘若刻意挺胸抬头的话，他足有六尺二寸高。轻微的驼背总让他看起来仿佛略带歉疚，在不少患者眼中这反倒成了他独特的魅力。一双深棕色的眼眸，外加眼角深重的笑纹，再综合他平易近人的风度，这些都令患者感到放松。直到四十岁之前，面颊和额头上那略显稚气的雀斑都让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是近来它们开始渐渐褪色，好像高级医师的身份在迫使他必须放弃洒脱的外表。那些患者们如果得知贝罗安时常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溜号的话可能会感到不快，但他的确有浮想联翩的小毛病。贝罗安的幻想就如同开车时收音机里紧急插播的路况报道，骤然间不期而至，甚至偶尔会发生在他问诊的过程中。不过，好在他善于掩饰自己的想法，一边还能够对患者不时地点头、皱眉或是淡淡地微笑。几秒钟过去之后当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总是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驼背其实是一种假相。贝罗安对自己的身材一向十分注意，就算是步入中年也不轻易懈怠。每次巡视病房他都是一路健步如飞，经常害得随从的人员疲于追赶。他基本算得上是身材健美。偶尔他也会在沐浴之后站在浴室的落地镜前仔细地打量自己的身体，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腰围隐约有加宽的苗头，但又似乎只不过是肋骨之下少量脂肪的堆积，他只需用力挺直身躯或者高举双臂，这些迹象便会立刻消失。除此之外，他的胸肌和腹肌虽然称不上是健硕却也棱角分明，特别是在关掉镜前灯之后，让光线从侧面照过来的时候。他尚在壮年，头发纵然在日渐稀疏，但依旧富有棕红色的光泽，只有他胯下的毛发略有点点灰白显露。
每周六，他都会和他的高级麻醉师一较高低，多数时候都是以贝罗安胜利告终。不过倘若碰上了擅长谋略的对手懂得如何将他调离中场并使他疲于奔跑的话，用不了二十分钟贝罗安就会败下阵来。然后背靠着墙，悄无声息地自测脉搏，同时自问他这四十八岁的身躯是否还能承受每分钟一百九十下的心跳。记得那一次在一个难得休息的日子，他和施特劳斯正在打壁球，就在他领先两局的情况下，两人同时接到了一个紧急呼叫——伦敦帕丁顿火车站发生了严重的脱轨事故，所有医生都接到了传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不间断地抢救了十二小时，绿色制服的下面还穿着运动短裤和球鞋。贝罗安每年都参加半马拉松长跑为慈善募捐，医院里甚至盛传任何人想在贝罗安的手下得到升迁就务必要参加赛跑。去年他跑出了一小时四十一分的成绩，只比他的最好成绩慢了十一分钟。
他的谦逊也同样是一种误导，与其说是个性使然倒不如说是刻意营造——因为世上不存在谦逊的神经外科医生。不难推断，贝罗安的学生和下属可不比患者那么经常能够感受到他的翩翩风度。曾经有一位学生，当着贝罗安的面，指着CT照影说“下面靠左边”，结果引得贝罗安大发雷霆，最终那名羞愧难当的学生被打发去重新学习他的部位描述。然而手术室里的贝罗安，据医院同事们描述，却是一个处变不惊的极端典型：无论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怎样倍增，他都绝不会吐出不雅的语言，更不会凶神恶煞地威胁要把某个不称职的医务人员赶出手术室，这种所谓的硬汉作风据说可以帮助松弛绷紧的神经。不过贝罗安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越是遇到困难就越应该保持紧张的状态。他倾向于自言自语或者保持静默。如果有某位专业医师在使用牵开器时手法笨拙，或是洗手护士把垂体镊以蹩脚的角度递给他的话，倘若适逢贝罗安心情不佳，他可能会吐出一句“操”，尽管语气平淡，但鉴于其罕见程度反倒让身旁的人备感惶恐，于是导致手术室内气氛愈发紧张。不过大多数时候，贝罗安都喜欢在手术室里伴随着音乐工作，他最常播放的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平均律钢琴曲集》和组曲。在演奏者方面，他比较喜欢安吉拉·休伊特、玛莎阿·格利希，但有时候也会听古斯塔夫·里昂哈特的专辑。若逢情绪高涨，他也会选择格伦·古尔德的更自由的演奏。在主持会议的时候，贝罗安喜欢直入正题，依次讨论，按时散会，从这意义上来说他称得上是一名能力卓越的主席。虽然大多数人都会把高级医师们的旁征博引和自我夸耀的毛病当做可以忍受的职业病，但贝罗安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遐想和侃谈应该留在私人的时间里进行，开会则是集体活动。
因此，尽管他给人感觉谦和有礼，而且时而喜欢沉思，但像现在这样激动对于贝罗安来说还是实属反常——站在窗边的他在为了是否该唤醒罗莎琳而犹豫不决。唤醒她根本没有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唯一的理由只剩下他自私的冲动。她的闹钟将在六点三十分响起，一旦她得知了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再入睡了。她迟早会听说的。即将开始的一天本来已经够辛苦的了。关上了百叶窗，屋里又恢复了黑暗，他清楚事态的严重性。脑海中的思绪让他感到眩晕而又虚弱——一件事情想得太久了开始变得模糊。不知为何他觉得有负罪感，但同时又觉得无能为力。这两种感觉看似矛盾，但其实不然，两者有重合的地方，是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这才是他想弄清楚的事情。是他的无能为力造成了他的负罪感，无能为力的负罪感。他迷失了，又想起了打电话的事。如果换作在白天，不通知急救部门会不会被视为玩忽职守？或者人们会认为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因为已经来不及了？他的罪过在于躲在安全的卧室里，裹着温暖的羊毛睡袍，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目睹着伤亡却游离在半梦半醒之间。不错，他本该打电话，就算只为了能和他人沟通，把自己的声音和感受与陌生人的反应比较一下。
这正是贝罗安想要唤醒妻子的初衷，不单单是为了要告知她刚刚发生的事件，更主要是因为他已经近乎迷离，不停地从思考的轨道上偏离出来。他想要分毫不差地将刚刚目睹的每一丝细节都呈现在她那冷静和成熟的职业洞察力之前去接受检视，他渴望感受她双手的抚慰——那般精致和柔软，总是能带给他一丝清凉的感觉。他们上一次做爱是在五天前一个周一的早上，在六点钟新闻开始之前，外面正下着暴雨，借着从浴室里透出的微弱的灯光，他们从工作的魔爪之下——两人常常如此戏说——夺下了二十分钟。在野心勃勃的中年，工作仿佛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他有时会在医院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然后又在凌晨三点被从睡梦中叫走，上午八点钟还有可能又再去。罗莎琳的生活则是一个逐渐加速到骤然结束的循环，她的工作是让自己任职的报社免吃官司。一连忙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情，工作俨然成了安排他们生活的日历，除去事业之外他们似乎一无所有——亨利·贝罗安和罗莎琳·贝罗安就是一对事业的奴仆。贝罗安固然无法耽搁危急的病患，更何况他也不愿抗拒妙手回春所带来的荣耀，尤其是当他迈出手术室的一刻，在患者家属的眼中他简直有如神明，或者是传递喜讯的天使，向他们宣告生命的延续而非死亡的降临；而罗莎琳的辉煌则通常来自法庭之外，例如当她凭借无懈可击的雄辩迫使有权有势的对手低头服输的时候，或者在极少数不得不走上法庭的情况下取得了有利的判决结果并使之成为经典的案例。通常在每周日的晚上，他们会把各自的掌上电脑并排放在一起，好像一对交配的动物，通过红外功能互传彼此的日程表。即使是在忙里偷闲地做爱的时候，两人的电话也始终保持开机的状态。出于某种变态的巧合，电话总是在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响起。有找他的也有找她的，各占一半。如果轮到是贝罗安不得不穿上衣服匆忙出门的话，他常常会一边诅咒一边又折回来找钥匙和零钱，同时还依依不舍地再回头看一眼妻子，才奔向医院。如果走得快的话，从家到医院只要十分钟，他一边走一边回味着渐渐冷却的激情。随着他迈进医院的大门，穿过铺着旧式的棋盘图案地砖的急诊室，然后乘坐电梯到达四楼的手术室，进入消毒区，拿起肥皂，聆听他的助理医师叙述手术的难点，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心中连最后剩余的欲望也已经消失无踪，甚至没有一丝遗憾。贝罗安素来以效率和成功率而著称，排队等候他治疗的名单长得出奇——他每年都要处置三百宗以上的病例。除了少数最终没能转危为安之外，只有个别还处于吉凶不明的状态，但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很多人又得以重新投入到事业中去，归根结底还是工作——能够工作已经俨然成了健康的代名词。
而工作正是他此刻不该唤醒她的理由，因为十点钟她将要赶赴高等法院去参加一个紧急听证会。她所在的报社想要披露另一家报纸被法庭下达了封口令的内幕，而促成这份封口令的一方甚至成功地说服了法官下令禁止公开禁令本身的内容。这显然是侵犯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罗莎琳今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推翻法庭的后一项禁令。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先要听取简报，然后，至少她希望是，能有机会和对方在走廊里私下聊聊。在这之后，她要向自己报社的编辑和管理层陈述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她昨天晚上因为开会回来得很晚，而贝罗安则是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睡着了。她或许曾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一边喝茶一边翻看过文件，可能还有点失眠。
内心的迷茫和烦躁让他依然迫切地想要对她倾诉，他流连在床尾，凝视着她盖着被子的轮廓。她蜷着双膝的睡姿充满稚气。在近乎完全的黑暗里，宽大的卧床令她的身躯显得越发的玲珑娇小。她的呼吸轻浅到几乎细不可闻，只有在吐气时才略有加重。突然间，她在睡梦中咂了一下舌头，是那种舌尖轻舔上腭的湿湿的声音。时光倒流，在他们初次相遇的病房里，在她的人生遭遇苦难的一刻，他爱上了她。起初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只知道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人曾来到她的床边为她拆除上唇内侧的缝线，但直到三个月之后他才第一次有幸亲吻到了这双美丽的嘴唇。不过相比一般普通情侣，他对她有着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毕竟普通男人有几个能有机会那么近距离地观察未来的情人。
他俯下身来，低头亲吻了她温暖的头发。然后转身走出了卧室，并顺手轻轻带上了房门，下楼进了厨房，然后打开了收音机。
现代遗传学和家庭教育理论普遍认为父母的教诲对子女的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孩子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谁也说不准。身为父母或许能够左右子女的机遇、健康、前途、口音以及餐桌礼仪，但真正决定孩子个性的却是哪个精子配上了哪个卵子，而这两副基因纸牌又是怎样被各自抽取出来然后再被重新排列组合的，是活泼还是敏感，是善良还是贪婪，是好奇还是呆板，是外向还是腼腆或者是游离在任何两种性格极端的中间，这一切都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一旦父母们意识到自己所能决定的东西其实寥寥无几的时候，自尊心可能会大受打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给了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任何拥有两个以上子女的父母都可以证明这种理论的真实性——基本相似的生存条件却造就出了一对完全不同的子女。此时此刻，就在这地窖般的厨房里，在凌晨三点五十五分，在舞台般的一束灯光的笼罩下，正坐着他的儿子西奥·贝罗安。尽管只有十八岁，他却早就脱离了传统的教育体制。他仰坐在一把向后倾斜的餐椅上，身穿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搭在桌角上的双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软皮靴子（用他自己挣的钱买的）。不可能找到比西奥和黛西反差更大的一对姐弟了。他一边喝着一大杯水，一边手捧着一本音乐杂志。一件装饰着钢钉的皮夹克正堆放在地板上。他的吉他琴盒倚在壁橱边上，上面贴了不少空运行李的标签，有德里亚斯特、奥克兰、汉堡、瓦勒迪泽尔，余下的位置还足以容纳更多。在摆满了烹饪书籍的书架上方，一台组合音响正在轻柔地播放着一个流行乐电台的通宵节目。
贝罗安偶尔会自问在年轻的时候可曾想到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蓝调音乐家。贝罗安自己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按部就班的教育轨迹，一帆风顺地从小学直到医学院，再一点一滴地积攒临床经验，从伦敦到绍森德滨海、纽卡斯尔，再到美国纽约的贝勒芙医院的急诊室，最后又回到伦敦。像他和罗莎琳这样恪尽职守而又中规中矩的父母竟会培养出这样一个潇洒倜傥的儿子？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还包括：西奥的着装带有五十年代的波希米亚风格；他不爱读书并且不顺从父母的建议，提前离开了校园；他午饭之前很少起床，却又崇尚复古风格的新蓝调音乐。在他看来，人生一切的疑问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答案，在传统中寻找灵感更是他和他的新蓝调人乐队成功的法宝。西奥的面庞几乎是母亲的翻版，继承了她温柔的眼神，只是没有她绿色的眼眸，而是贝罗安的深棕色——但他也有一双杏眼，挑起的眼角略显一抹神秘。他集合了母亲亲切大方的面容和父亲修长而又棱角分明的身材，并且也拥有一双大手，这对他的职业来说十分有用。在当今拥挤而又嘈杂的英国蓝调音乐界里，西奥被赞誉为一颗明日之星，年纪轻轻就已经技巧娴熟，他日很可能会跻身大师的行列，成为像阿里克西斯·康纳尔、约翰·梅欧、埃里克·克莱普顿这样的音乐名家。甚至有人曾在某处评论说西奥·贝罗安的演奏堪称天籁之音。
作为父亲，贝罗安自然认同儿子的才华，尽管他对蓝调音乐的深度持保留意见。他喜欢蓝调——事实上，正是他让西奥在九岁那年初次接触到了这种音乐。然而从那以后，却是由西奥的外公延续了这方面的教育。一个只有十二个小节和单调的三种和弦的音乐真的足以给人带来一生的满足吗？也许这就是所谓一花一世界的哲理。就像思宝德牌瓷器，或者一个简单的细胞，再或者就像黛西比喻的，感觉如同读简·奥斯汀的小说。当乐者和听众对该种音乐的模式已然了如指掌的时候，乐趣也许就存在于微小的变化，就像平凡的情节骤然发生转折。贝罗安试图说服自己一沙一天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就如同动脉瘤切除手术一样，具体病例纵然千差万别但治疗原理永远是殊途同归。
反倒是西奥在演奏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无形的权威才让贝罗安又恢复了对这种简单旋律的些许兴趣。当西奥沉浸在音乐遐想中时，他的目光从不聚焦在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上，除了偶尔若有所思地点头示意之外，他的身体既不移动也从不低头去看琴弦。每当演奏完一轮之后，他都会扭头提示乐队的其他成员他要“再来一遍”。他的台风一如他平日里的言谈举止——安静、庄重，用友好但又保持距离的风度在外界和自己的隐私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如果他碰巧看到父母坐在听众席的后排的话，通常会从琴弦上抬起左手向他们做一个羞涩而又内敛的敬礼，这总是让贝罗安和罗莎琳不由得回忆起当年在小学的体育馆里上演的耶稣诞生剧。那时的西奥只有五岁，他所扮演的耶稣的父亲约瑟表情严肃，头上用橡皮筋扎着白头巾，握着惊恐万状的马利亚的手。当他看到坐在第二排的父母的时候，他当时的手势就和如今一样的不动声色但又饱含深情。
这种克制和沉静，正是蓝调音乐的精髓，至少在西奥的理解中是。对于一些中速节拍的经典曲目如《芝加哥我可爱的家》，他曾说过对于那种传统的无精打采的演奏方式开始感到有些厌倦，如果他弹奏这一类常青曲目的话，他会改用更低调的方式开头，让人联想起男性雄壮的步伐，散发着猎食者的气势，像一只猛兽不知疲倦地驰骋在一望无际的非洲大草原上。随着他手指沿着铜条上移，曲调也随之一转，开始流露出一丝危险的味道。坐在伦敦西区的酒吧里聆听西奥的演奏会让贝罗安感到热血沸腾，对音乐的欣赏和对儿子的骄傲交融在一起，无法区分。内心激荡着那种愉悦，快乐得近乎痛楚，让他难以呼吸。蓝调的灵魂不是忧郁，而是来自凡尘的享乐。然而关于这些感受，他从未向任何人表达过，包括罗莎琳在内。
西奥的音乐仿佛在否定着他这个父亲的人生，在刺激着他，呼唤着他尘封于心底的对自己生活的不满，让他意识到此种生命的缺失，这种感觉在每次欣赏过西奥的演奏之后都会悄然滋生。每逢这种时候，贝罗安都会亲切地告别儿子和他的朋友们，独自漫步回家，他需要利用这一段独处的路程来自省。他的生活所欠缺的正是西奥的音乐中所洋溢的那种想象力和自由精神。蓝调的旋律和长久以来无处宣泄的欲望和压抑产生了共鸣，令他慨叹自己从未有过机会去选择另外一条更加充满冒险的人生轨迹，从未像音乐中所表达的那样纵容自己的心灵去享受过。他的人生除了治病救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意义。医者的自律性和责任感，再加上年纪轻轻就娶妻生子，让他这么多年来始终承受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尽管他还尚未世故到已经放弃了对冒险猎奇和随心所欲的渴望，不过岁月的磨砺已足以让他意识到了改变人生的可能性在与日俱减。难道他也无法幸免于沦为现代社会的愚蠢产物吗？那种人过中年，却爱驻足在商店的橱窗外无限留恋地凝视里面陈列的萨克斯风或者是摩托车，最终不堪冲动的驱使跑去找一个和自己女儿同龄的少女谈情说爱。为此他已经送给了自己一辆昂贵的汽车作为安抚。西奥的音乐将遗憾的沉重带进了他这个父亲的心灵——蓝色终究还是忧郁的象征。
看到父亲出现，西奥把凳子的后腿降回了地面，然后招了招手以示问候。动辄大惊小怪不是西奥的风格。“早起有事？”“我刚看到一架起火的客机飞向希思罗机场。”“没开玩笑吧？”
贝罗安走向音响，想换一个频道，但西奥已经抢先拿起了饭桌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炉灶旁边的小电视，这台电视就是为了这种突发性的新闻而准备的。四点钟新闻的片头气势恢宏，合成音效很有让神经紧绷的效果，电脑特技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象征着最新时事、科技飞跃和全球报道的五光十色的画面接连闪现。终于那个和贝罗安同龄的方下颌的播报员开始播报过去一小时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显然飞机起火的故事还没有闯入媒体的视线。截至此刻，它还只停留在一个不足为信的主观印象阶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意了其他的新闻提要。“首先是一则关于汉斯·布利克斯的消息——战争究竟有没有必要？”播音员的声音盖过了背景音乐，画面上出现了法国外长维耶潘在联合国大会上接受众人掌声的情景。“英美两国对此确信无疑，可是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接下来的新闻是关于今天即将在伦敦以及世界其他城市举行的反战大游行的准备工作；另外一场正在佛罗里达进行的网球比赛因为持有面包刀的妇女而中断……”
贝罗安关掉了电视，问道：“来点咖啡怎么样？”趁着西奥起身去煮咖啡的工夫，贝罗安向他描述了今早的事件，这是他的版本的早间新闻。他毫不意外地发现整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好讲的——不过就是一架着了火的飞机由左至右地闯入了他的视线，然后途经邮政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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