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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迈克尔•C.科尔巴里斯著,王婷黄姝译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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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神的艺术与科学试读：

还记得上一次，你在课堂上试图专心听讲的情形吗？又有多少个夜晚，你发誓要学习到天亮，思绪却在短短几分钟内飘散到九霄云外？

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分心是坏习惯，专心致志才是美德。佛教的开创者释迦牟尼，当年经历了六年的刻苦修行却不能顿悟，结果在菩提树下专心致志地冥想，最后竟然达到了却生死、超脱喜悲的涅槃境界。

佛祖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居住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形形色色的电子产品，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想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真是一件难事啊！

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脑科学家迈克尔·科尔巴里斯提出了反传统的论调：走神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在人类的演化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事已高的脑科学家的作品一反其他脑科学书籍既厚重又晦涩的写作风格，全书通俗易懂，妙趣横生，仔细阅读的话，每一页都能找到许多新颖而有趣的信息。

全书分为九个章节，围绕着导致我们分心游神的“罪魁祸首”、大脑内掌管短期记忆与位置的器官——“海马体”展开，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讲述了走神的艺术与科学：记忆、时间、神游未来、讲故事的演化、做梦以及幻觉，这些现象都与走神密切相关。

全书从作者对“分心有害论”的质疑开始，解释了记忆怎样成为走神的“培养皿”，人类又如何靠时间演化出神游过去与未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让我们为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好准备。

怪不得我们如此喜欢看电影，只需要观察一下我们对危机的痴迷，便能了解我所说的意思——无论是灾难片、惊悚片还是悬疑片，都有一个共通的原则：主人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我们对故事的痴迷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而故事的前身，则是小狮子互相打闹撕咬般的“游戏”。

作者提到，假装的打斗为未来捕猎做好了准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孩比女孩更喜爱打闹，平常的游玩也以剧烈的肢体运动为主。

出现文字与语言之后，年长者懂得了如何叙述捕猎与采集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最早的故事形式，年轻人得以学习到生存的知识，提升整个集体的生存概率。

另外，作为分心游神的“中央车站”，海马体让人类拥有了理解与欺骗的双重能力。即便我们陷入无意识的睡眠，大脑中的记忆仍在不断改变、重组，就连人类的梦境，也没能逃脱走神的魔掌。

除了以上这些趣味与专业并存的科普内容外，书中也不乏一些爆炸性的论点，比如第九章中，作者赞同了“药物的确能为我们的思想增添随机性”。不过他也提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为了戒掉药物所受的痛苦十分巨大，“远远超过了药物引发灵感所带来的愉悦感”，而且“大部分的神经致幻类药品都是非法的”。

简简单单的走神，竟然隐藏了如此之多的秘密！其实，生活中看似简单的现象，有时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奥。正如《科学美国人》所讲：不管你长于哪个领域，精于哪种知识，都应该读一读《走神的艺术与科学》。韩威明前言为“走神”正名

让我想想，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哦，对了，走神。

我妻子说她在读小学时曾因上课时走神看向窗外而被罚，或许她正在畅想自己策马奔驰之类的。当时她受到了鞭打——用小皮鞭狠狠地抽打手掌，幸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惩罚了。她委屈地说当时也有男生在望着窗外走神却没有被罚。可能是因为男生是公认的不可救药的“走神病”重症患者，根本无法集中精神。

即使成年以后，走神仍然带给我们负疚感，比如当我们结识新朋友时，常常一不留神就没听到他们的名字，于是只好说：“嗯，不好意思，您的名字是什么来着？”可能是童年的经历使然，很多人都觉得走神是自己的过错。最近有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他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总是不能集中精力，好像席间只有他自己出现了问题。我告诉他其他参会人员肯定也在走神。研究表明，我们的思想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走神。哪怕是在晚上，在我们入睡之后，思想仍然可以在梦中漫游，徜徉在广阔的天地中。因此，为了大家，尤其是为了我们大学老师这个群体，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走神”正一下名。

让老师和家长们烦恼的是，我们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我们的大脑总是在集中精力和走神两种状态间来回转换。因此，走神并不一定是坏事。也许走神正是一种休息和放松，让大脑可以在精力高度集中的活动之后得以缓冲，又或者它能够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一丝乐趣。但是，走神的作用可不止如此。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走神所具备的很多富于创造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走神。在走神时，我们可以进行思想的时间旅行——我们的思想在时间里来回漫游，不仅可以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畅想未来，还可以形成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持续性的观念。走神赋予我们进入别人思想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对他人和社会的理解。通过走神，我们得以发明创造、讲述故事、开阔视野。无论是像华兹华斯那样如一片云般独自游走，还是像爱因斯坦一样想象自己乘着光束旅行，走神都为我们的创造力提供了助力。

在这本书里，我漫步于走神的高峰低谷，希望能为其正名。我努力完成了九章的内容，虽然各章节按一定顺序排列，不过每一章都可做独立的文章来阅读。在行文间我也偶有溜号离题，但似乎书名本身也算是一种默许。同时，本书无意于囊括走神的所有层面，也不能保证陈述得准确无误。毕竟，我们的思想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游走。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芭芭拉·科尔巴里斯，我的妻子，谢谢她告诉了我第一个关于走神的故事，而且我们的思想总是一起溜号。我的儿子们，保罗和提姆，我的孙女，西蒙、丽娜、娜塔莎，都给予我很多帮助，他们为我走神的思想提供了很多好去处。还有我的同事们，我要感谢唐娜·露丝·艾迪斯、迈克尔·阿尔比布、布莱恩·博伊德、迪克·伯恩、苏珊娜·科金、皮特·瑞克、罗素·格雷、亚当·坎顿、伊恩·科克、克里斯·麦克马纳斯、詹妮·奥格登、马赛厄斯·奥斯瓦斯、大卫·雷迪什、贾科漠·里佐拉蒂、安妮·拉森以及安道尔·图威。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托马斯·苏登多夫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最后，我要感谢山姆·埃尔沃西和奥克兰大学出版社的团队，谢谢他们对我的信心和鼓励。我欠我的编辑麦克·瓦格一份特殊的感谢，他严谨缜密的编撰从各方面修正并完善了本书的内容。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走神的话，那么，请继续读下去吧。第一章蜿蜒的大脑，游走的思想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教育时代，这个时代推崇创新和解决问题，不再提倡“死记硬背信息和数据”。也许我们应该停止为自己的走神而自责，学着去享受做白日梦、放任思想遨游的乐趣。“我们得冲过去！”司令的声音像薄冰裂开一样。他穿着军礼服，布满流苏的白帽子拉得很低，只能看到一只冷灰色的眼睛。“如果您问我的话，我们冲不过去，长官，飓风要来了！”“我没有问你，伯格上尉，”司令说道，“开足马力，把转速提到8500！我们冲过去！”气缸里的撞击声越来越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司令盯着驾驶窗上不断凝结的冰，走过去拨动一排复杂的仪表。“启动八号备用发动机！”他喊道。“启动八号备用发动机！”伯格上尉重复喊道。“三号炮塔准备！”司令又喊道。“三号炮塔准备！”

在这架庞大、疾驰中的海军八引擎水上飞机上，各司其职的全体人员你看我、我看你，露出微笑，互相说着：“这老头会领着我们冲过去的！”“这老头什么也不怕！”“别开这么快！你开得太快了！”米蒂太太说道，“你开这么快干吗？”

以上就是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的开篇，主人公米蒂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空想家，当然，他是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他所有的白日梦都是作者瑟伯自己思想漫游时所想的真实内容。这种随意漫游的思想往往会成为小说，当然也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钱伯斯字典》（The Chambers Dictionary）里对“漫游”这个词有多种定义，但下面这个我最喜欢：

漫游wander：不及物动词。走失，偏离正道、讨论的主题、注意力的焦点等。

这个定义似乎认为思想和身体一样可以漫游。当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比如听课、开会或者开车时，思想漫游，即走神，经常会折磨我们。有时我们只想读本书，也会被走神的思想打断。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和他的同事们，让学生们花45分钟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篇，过程中只要觉得自己走神了就按键。他们发现学生们在此期间平均走神5.4次。同时，他们还随机打断学生的阅读6次，来观察他们是否走神了还不自知，这样一来，学生的平均走神次数又增加了1.2次。所以，会走神的人不仅仅是你（可能你知道这些后会如释重负），我们所有人在集中精力方面都有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集中精力想要读那些必须读的书，听那些必须听的课程讲座时。

好，现在你可以回神了！

有时，尽管你要完成的任务不是那么重要，但走神仍然很影响你。比如你在长途飞行时想要打个盹，可是你的思想就是不肯停下来，反而涌现一些枯燥的、令人不安的想法。可能你会盘算某个未定的事情，也可能你在担心即将来临的一个讲座。当然，我们的思想漫游也可以令人很开心——期盼一次家庭聚会，或陶醉于不久前的升职。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也会像陷进旋涡里一样原地打转，同样的想法不断重复。

往往，我们的脑海里会不断重复某个曲调或某段旋律，久久不能散去，就像卡壳的唱片似的。这种现象被称为“魔音绕耳综合征”，而那首烦人的歌曲被称为“耳朵虫”。问题是，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呢？我的建议是把它传染给别人。马克·吐温在他发表于1876年的文章《文学的噩梦》（A Literary Nightmare）里提到过一段像病毒一样的旋律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达数日之久，直到他和他的牧师朋友一起散步时，才把这个苦恼传染给他的朋友，之后他再去看牧师时，发现对方十分痛苦——这种旋律对牧师的思想行为影响至深，以至于牧师在布道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照那旋律的节奏，而聆听布道的大众也开始随着旋律摇摆。马克·吐温很同情牧师，后来帮助对方把这段旋律传染给了一群大学生。

这段问题重重的旋律的灵感来源是一块公示牌，上面写着电车价目表，作者将之改编为一首旋律朗朗上口的短歌，歌词如下（如果怕被传染可以跳过以下内容）：

售票员，你收钱，

检票时，当面检！

蓝色票，八分钱，

黄色票，六分钱，

粉色票，三分钱，

检票时，当面检！（合唱）

检票了，伙计们！小心了，票要检！

检票时，当面检！检票时！当面检！”

这段旋律后来还影响了流行文化。它先是在波士顿及附近地区，尤其在哈佛的学生中很有人气，而后越传越广。后来它还被翻译成了法语和拉丁语。罗伯特·麦克罗斯基（Robert McCloskey）在他的《荷马·普利斯故事集》（Homer Price Stories）中“馅饼、拳头和我们所知道的”一篇里使用了这段旋律。1972年，这段旋律被应用在唐诺德·索信（Donald Sosin）的一首名为《第三条铁轨》（Third Rail）的单曲里。如今，这段旋律无疑已经淡出了大家的脑海，因为另一首烦人的歌曲已崛起并取代了它的位置，不过在这里我们最好不要提及那首新曲的名字，以免大家沾染上它无法摆脱。走神时，大脑在做什么

尽管思想不集中，或者说思想走神、远离了手头的工作，但我们的大脑却还是保持着活跃的状态。这种说法的早期证据来源于一位叫作汉斯·伯格（Hans Berger,1873—1941年）的德国医师，他意外从马上摔下，却没有受伤，真是万幸，但是他姐姐在几公里之外的家中却感觉到了他身处危险，央求父亲联络他。伯格将这一事件作为“心灵感应”的证据，他认为这种感应是通过物理能量的传播实现的，并且这种能量传播也许可测。1924年，他在人的大脑前部和后部的头皮下分别埋入两个电极，记录这两个电极的电势变化情况，从而检测心灵感应。虽然电极成功地记录到了脑电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太微弱，不足以证明心灵感应的存在。这种技术后来被大家称为“脑电描记法”。当被测的对象处于闭眼休息状态时，其脑波图（即脑电活动记录）显示一组频率为每秒8—13赫兹的电压波动，当时被称为“伯格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α波”。当被测的对象张开眼睛，“α波”就会被一种更快的“β波”所取代。在脑电描记技术后来的发展中，多个电极被置于人的大脑头皮上，能够提供信息显示大脑活动产生于大脑哪个位置。

后来，观测大脑活动的更加先进的技术被不断发明。20世纪70年代，瑞典生理学家大卫·H．英格瓦（David H.Ingvar）和丹麦科学家尼尔斯·A．拉森（Niels A.Lassen）向血液中注射了一种放射性物质，并用外部监测器追踪它在大脑中的路径。由于血液通常流向神经活动频繁的大脑区域，因此英格瓦发现，在人们休息时，大脑前部的活动尤其频繁，他将其描述为“无指向的、自发的、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简单说来，就是走神。

从此以后，人们逐步设计了更加精密的方法来追踪血流，并将血流路径与大脑的解剖图像叠加在一起，呈现出更加精确的路径图。其中一种方法叫作“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这种方法也要在血液中注射放射性物质；而另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法叫作“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这种技术利用一种强力的磁共振信号来检测血液中的血红蛋白。这两种方法都要将血流的路径与大脑的结构相重叠。这些方法被应用到临床研究中来探讨脑病理学。但特别要提到的是，近年来fMRI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测量和勾画正常人在从事简单脑部活动，如阅读、人脸识别、在脑中旋转物体时的大脑活动图。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有任务和没有任务时大脑中哪些区域更加活跃。一开始，大家认为，当一个人精神不够集中时，他的大脑活动仅仅是背景神经噪声，就像旧收音机的静电干扰声。在研究既定任务（如读单词）下的大脑活动时，大家本以为可以直接忽略掉思想不集中、偏离给定任务时的神经信号，可是，大家发现走神的大脑的血流只比精神集中时低5—10个百分点，而走神时大脑活跃区域的面积比精神集中时还要更大。我们将所谓的静息状态下大脑的活跃区称为“默认模式网络”。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库斯·雷切利（Marcus Raichle）在2001年创造了这个术语。他给我的信中曾写道：“令我十分惊奇的是，它自己是有生命的，不论它的性质好坏。”“默认模式网络”覆盖了大脑中的大片区域，除感知和回应外界的区域外，其他的区域基本都是“默认模式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小镇，人们在小镇中走来走去，忙自己的事情。当有大事件发生，比如有球赛时，人们就会聚集到足球场，而镇子的其他地方就会变得静悄悄的。还有少部分人从外面赶来看球赛，这时小镇里容纳的人数会略有增加。但是，我们对这个小镇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球赛，正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小镇里的人平时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的贸易往来，还有他们时不时地在自己的社区和工作场所里是如何闲逛的。大脑里各个部分的运行正如小镇里人们的时聚时散。也就是说，当思想没有专注在某些“大事件”上的时候，它就在漫游、闲逛。

走神可以是有意识的，比如我们会刻意地回忆以前的事情，或者规划未来可能会做的事情。走神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我们会做梦、会幻想，这些事情不受大脑控制。有时，走神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例如我们会为特定的目的展开想象——也许为了刻意考虑某些进退两难的局面，也许是为解开复杂的拼字游戏中的一个谜题——但在此期间其他的想法也会不期而至。就像美国喜剧表演大师史蒂夫·赖特（Steven Wright）所说的：“我想专心做白日梦，可总是走神！”

走神和集中精力的关系就像是老鼠和猫。日本有一项研究，研究者让参加实验的人观看视频，同时记录他们的脑部活动。大部分时间，在被试者的大脑中与精力集中相关联的区域一直都很活跃，但在视频中的一系列事件之间的自然停顿时人们会眨眼，同时大脑也会自动转为“默认模式网络”。事实上，当要求所有人集中精力看视频里的某些东西时，人们会比平时眨眼更频繁以休息眼睛，这种现象就是大脑开始偏离正轨的信号！走神对我们有害处吗？

有人说走神对我们而言不是件好事，甚至有项研究表明走神会令我们不开心。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充分利用了智能手机时代的便利性，开发了一款APP，通过这个APP研究者们和来自83个国家的5000人取得联系，在白天不定期地询问这些人正在做什么。结果显示，当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46.7%的人正在想着的事情，与所做的事或者应该做的事无关。也就是说，他们正在走神。结果还显示，与不开心的事情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走神想一些开心的事情。然而，就算是想一些开心事情，他们所获得的愉悦感也不如专心做事不走神的时候多。于是研究者最后总结道：“走神的人并不开心。”可是，也有可能当研究者用APP的问题粗鲁地打断了人们的走神时，愉悦感也随之降低了。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与仅仅想象某件事情相比，真正去做这件事的确可以带给人更多的愉悦感。在上一段提到的研究中，给人带来最多愉悦感的事情是性爱，而仅仅想象性爱所获得的愉悦很显然不能与实际去做相提并论——当然，大部分情况是这样。更加概括地讲，我们可以制定令人快乐的计划，但真正的快乐是由实施计划时所带来的满足感决定的。相反，当我们害怕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时，却往往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可怕。

还有更糟的消息。据说经常走神的人免疫细胞中的染色体端粒（位于染色体末端的重复排列的核苷酸）较短，这被认为是一种衰老的特征。看来“忧思太多，人易早逝”这种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是我，我会尽量随身带点儿嗅盐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们也得记住，盐也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和早逝的风险。

所以，现在你可能正在想为什么老天要让我们具备走神的能力？除了可能会带来不快乐和英年早逝，走神对驾驶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同时也会妨碍我们正常的行事效率，比如走神会导致我们考试失败、错过约会，甚至外出度假时忘记炉子上还煮着东西。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老师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不要走神，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当时我们因为精力不集中时常受到老师批评，这种批评所衍生的内疚感，也是走神会引起我们不快乐的部分原因。

作为成年人，当我们的思想没有集中在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如批改试卷或者分拣信件）上时，我们会觉得内疚。似乎很多人都经常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枯燥，幻想着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又为自己分心幻想而感到内疚。走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我们不得不培养新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研究所谓的“正念”——一种心如止水、将全部思想都集中于自身的冥想。据说佛陀曾对我们做出过如下建议：

身心健康的秘密在于不哀悼过去，不担忧未来，以真诚和智慧之心好好活过现在。

冥想时，我们不去思索过去、现在的种种纷扰，也不去回忆曾经的欢乐和苦恼，我们按照指引只关注自己的内在，将注意力从身体的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或者深入地体会自己的呼吸。我深信这种冥想可以令我们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但大家也会心生疑惑，与走神相比，“正念”真的能帮助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必须做的事情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走神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意大利的研究者发现过多地走神，甚至缺失了“持续的认知”——即沉思和担忧，可能在短期内对健康有不利的影响，但在一年后这种不利影响就消失不见了。似乎我们的思想注定要在走神和专注之间切换，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天生就具有走神的能力。在不断适应现有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片刻逃离现实，去反思过去的教训，理解别人的想法，思考未来的可能。总的说来，走神是创意的源泉、创新的星星之火，从长远看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不是降低。甚至有人说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教育时代，这个时代推崇创新和解决问题，不再提倡“死记硬背信息和数据”。也许我们应该停止为自己的走神而自责，学着去享受做白日梦、放任思想遨游的乐趣。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走神的基本组成元素，同时我们也会关注走神的适应性和进化起源。我会告诉大家就算是老鼠也会沉浸于神游。但是，紧接着我要先从走神的核心要素讲起，这个核心要素叫作记忆。第二章记忆：游走于过去的思维认知心理学大师乌尔里克·奈瑟尔认为，记忆并不像回放磁带或者欣赏图画，它更像讲故事。而记忆的故事经常会直指过去，同样也会引向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走神都取决于我们的记忆。没有记忆，思想将无处漫游。记忆为联想提供了素材，从而赋予了我们回顾过去、构建未来、产生想象的能力。哪怕再混乱的梦境，也是把记忆中的人物、地点、事件、胜利、失败杂乱地、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想要探究走神的真相，我们需要先研究一下记忆是怎样运作的。

记忆的构造并不简单，它至少包含三层结构，最基础的一层是我们习得的技能。走路、说话、骑车、弹钢琴、打网球、用智能手机发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自然而然就学会的技能。虽然根据人的正常生理机能，我们在幼年时期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走路，但婴幼儿时期的我们也曾花时间不断地练习这个新学会的技能。说话的能力似乎也是人天生就具备的，但是我们所学会的具体语言，甚至于我们所用的特定发音方式，都是来源于大量说话后的经验积累。世界上的语言有7000多种，包含着各不相同的发音规则，而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学会其中的某一种或者某两种。就算看上去差不多的两种语言，细究其内里，也竟有天壤之别，甚至于随着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父母会发现越来越听不懂孩子们在说些什么。

一旦学会，我们就会一直拥有某种技能。尽管高龄和关节炎最终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状况，但我们始终不会忘了怎么骑车。但是，我们也可能失去一些技能，特别是那种年纪大了之后才学会的。我曾经陪着我四岁的儿子去学习竖笛，并且当时吹奏得还不错，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连一个指法都想不起来。随着我们慢慢变老，我们的语言能力也会减退，想不起来的词也会越来越多。在童年时，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学会任何语言，可是成年后我们学习外语会十分吃力，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母语的语法规则完全不同的外语，想要学会更是难上加难。我看着少年们用智能手机发送信息，大拇指在小小的字母键盘上翻飞，深深觉得这是一项我永远都不可能学会的技能。

有些技能会出现在我们走神的大脑中，尽管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些技能，但在白日梦中，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它们。我有时会幻想自己在打壁球或者曲棍球，带着岁月沉淀的熟练，但在现实中这些运动已经离我而去。看橄榄球赛时我会幻想自己从对方选手的人堆缝隙中挤出，带球得分，可这些现在都仅仅是幻想。走神幻想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恢复一些不再具备的技能。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会变得不快乐，正如上一章提到的那样，我们突然被打断，迅速被拉回现实，有种幻想突然被夺走的感觉。

记忆的第二个层面是知识，也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集合。我们的知识是以百科全书和字典的结合体形式存在的，这同时也是一个体积巨大的存储系统。首先，这个系统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字词和它们的意思。本书的读者应该都拥有大概50000词的词汇量，我们认识并且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的物品名、人名、动作、数量等等加起来也差不多是这些了。我们知道很多地名——城市、海滩、滑雪道、常去的咖啡厅。我们认识老师教给我们的一些术语——变格、拉丁语名词、水的沸点、光合作用的原理。人们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写成一本本的书籍，就像我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一样。

我们还了解身边人的很多信息。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儿、有什么习惯、他们的网球打得如何、玩牌的时候会不会作弊，等等。我们甚至还会了解点儿自己——当然都是一些粉饰过的信息，和别人对我们的了解不太一样。当诗人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在诗中描述自己时，他写出的也许是真相。

认识李尔先生真开心，

他写出了如此多的诗句。

有人说他脾气差又怪，

但也有人说他并不坏。

他思想实际、为人挑剔，

他的鼻子大得出奇。

他的长相多少让人害怕，

他的胡子十分像假发。

这首诗的后面也延续着这几句的风格，毫无疑问，既包含事实，又包含着诗人的遐想。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结构都是持续且稳定的，但我们也会忘记一些事实。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学的，可是高中和大学的知识现在你又能记得多少？你可能以为没多少。不过，当你的孩子开始念书、需要你辅导的时候，这些知识又会一点点回来，比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法国大革命的日期。虽然我们早期学到的知识可能会消失无踪，但我们的知识量依然庞大，这正是人类与众不同的标志。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狐狸知道所有的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人类远超他们——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记忆的第三层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特定事件的记忆，这一层被大家称作情景记忆。正是在情景记忆中我们才会用到“记起”这个词，而“记起”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大脑走神的一种形式。上文所说的知识是一种基本稳定且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系统，“记起”的内容和知识不同，它更像是过去的动态情景重现。由于我们记得的事情基本上都很主观，因此这些事情就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自我”。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实都是和别人共享的、一致的，可是我们的情景记忆却是各不相同的。

虽然我们会逐渐忘记一些技能，我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偶尔也会消失不见，但在记忆的三个层面里最不易保存的还是情景记忆。相比我们生活的时间之长和内容之复杂，我们能记得的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中很少的一部分。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r Kundera）在他的小说《无知》（Ignorance）中写道：

我们实际生活的时间长度与这段生活映射在我们记忆中的时间长度存在着某种比率，这种比率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特质。从没有人试图去计算这个比率，也不存在任何计算方法，然而我敢信心十足地说：记忆的长度只是实际生活的百万分之一都不到，甚至于只有一亿分之一。简单地说，我们的记忆只是实际生活极其微量的一小部分，这一事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特质。如果有人可以记住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如果他能够随时记起过去的任何片段，那他绝非人类，无论他的爱、友谊还是他的愤怒、宽恕力和复仇心都与我们人类截然不同。

好吧，他的确有点夸张。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以一亿分之一来计算，在整个一生里难道我们只能记住大约15分钟的生活内容？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能记得更多吧。

如果存在外界压力要我们尽可能多地回忆，我们也能够从过去的记忆中多提取出一些情景片段。在我的同事唐娜·露丝·艾迪斯（Donna Rose Addis）负责的实验室里，我们从一款名叫《妙探寻凶》的桌游里获得了灵感。在这款桌游中，参与者彼此竞争，看谁能最快找出凶手、凶器和案发地点——比如教士格林、烛台、台球室。在实验中，我们让被测试者从过去的经历中回忆起大概100个情景片段，每一个情景片段都要包含一个人物、一件器具和一个地点。后来我们将这些人物、器具、地点打乱，让被测试者生成新的情景片段，被测试者不费什么力气就回想出了数量相当的情景片段。事实上，当我们聚精会神去回忆时，可以回忆起过去的很多事情，甚至可以将我们人生中某段值得回忆的经历写成传记。但是，关于我们所遗忘了的大量事件，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的确已经将那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翻看自己的旧照片，发现有些照片上的景象如此陌生，好像在看别人的照片一样。失忆症

前面说过，情景记忆不易保存，这一点在失忆症的病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许多失忆症患者而言，受到最多影响的就是他们对于过去事件的记忆，甚至有些人会丧失所有过去记忆。曾经有一个失忆症的案例被学界广泛地研究，案例中的患者叫作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亨利的案例几乎被认为是神经学历史中最有名的案例，2008年，当82岁的亨利离世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都刊登了他去世的讣告。亨利在27岁时因患有顽固性癫痫而接受手术治疗，可是手术破坏了他脑组织中负责情景记忆的部分，他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之前的生活记忆也基本丧失了。但亨利仍然可以自如交谈，他的智商也高于平均水平。1968年，这个案例的一位研究者在报告中写道：“他（亨利）的语言能力没有受到影响：他可以重复句子并运用复杂语法转变句型，他可以理解笑话的笑点，甚至于那些靠语义歧义形成的笑点。”

在那场改变命运的手术之后，苏珊娜·科金（Suzanne Corkin，一开始是麦吉尔大学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直将亨利作为对象进行测试研究，她很了解亨利，但亨利却无法记得她，每次见到她都如同初次见面，反复讲述自己仅记得的一些童年的经历。下面是亨利和我曾经的同事詹妮·奥格登（Jenni Ogden）的对话，从这小段对话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亨利的性格和状态：

詹妮：“你觉得你现在多大年纪？”

亨利：“大概34岁左右吧，我觉得是。”

詹妮：“那你觉得我多大年纪呢？”

亨利：“嗯，我觉得你27岁。”

詹妮：“（笑）你真会说话，实际上我37岁了。”

亨利：“37岁？那我肯定比你岁数大。”

詹妮：“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比我大么？”

亨利：“是的。”

詹妮：“你觉得你现在多大年纪？”

亨利：“嗯，我总是有点儿想得太多，嗯，估计38岁。”

詹妮：“38岁？你看起来很像38岁！你知道么，你实际上60岁了，前几天你刚过完60岁生日，还有一个大大的蛋糕呢。”

亨利：“看，我什么都不记得。”

令人惊奇的是，亨利可以准确地画出他在手术后搬入的房子的平面图，尽管他花了好几年来建立这个记忆。因此，亨利具有一些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他也可以学会新的技能，虽然他会忘记学习的过程。例如，亨利曾经进行过“镜描”——研究者要求亨利描画一个五角星，同时在描画中保持铅笔在规定的范围内，但是他只能通过镜子反射看到五角星和自己的手。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练习（你可以试试），因为要做的动作和在镜子里看到的景象正好相反。在连续的几次训练中，亨利的进步很大，在最后一天，他已经能够很轻松地画出五角星，他说：“这件事很奇怪，我本以为会有点儿难，可是看起来我完成得不错。”

英国的音乐家克莱夫·威尔林（Clive Wearing）的病例是这一领域里的另一个著名病例，他是古典音乐方面的专家，曾在BBC广播电台享有盛誉，他曾创建“欧罗巴歌唱者”——一个著名的业余合唱团，并在演出中连续获得成功，还曾负责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大婚当天演唱BBC第三电台的所有歌曲。1985年，正值克莱夫的职业高峰期，他却被查出患有疱疹病毒性脑炎。这种病症是由一种单纯性疱疹（唇疱疹病毒）引起，但在以往病例中这种病毒很少会感染中枢神经系统。尽管在确诊之前，克莱夫就开始服药来对抗体内的病毒，但那时他脑中负责形成新记忆的重要部分和一些已有的记忆已经遭到了破坏。

不幸中的万幸，克莱夫大脑中还保留着以前的技能和知识，他仍然可以交谈、弹钢琴、作曲。他记得自己已婚，虽然无法回忆起婚礼的场景；他知道自己是音乐家，只是无法回忆起任何的演出。他失去了大量的记忆，尤其是与生病相关的记忆。他认得自己的孩子，但是觉得孩子们比他印象中要大许多，而且记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几个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身处的年代。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颇多，如他在哪里长大，战争中他躲在哪里避难，他甚至记得自己曾获得奖学金，就读于剑桥的卡莱尔学院，但是他却再不能学会新的知识，他的知识存储也一下子倒退了好多年。

更糟糕的是，克莱夫完全失去了情景记忆——他的记忆只能保留几秒钟，虽然足够他与人交谈，但是他很快会忘记先前在谈的话题。2005年，英国独立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称他为“只有七秒记忆的人”。由于他的短时记忆区间太短，他常常惊讶于自己刚做完的事情。克莱夫喜欢玩牌，出牌之后再看手里的牌时，他往往会很惊讶于自己出的牌，他会说：“这些牌不是我出的，我之前（手里）没有它们，我不明白……这太奇怪了！”

还有一个著名的病人，在许多文献中被称为“K.C.”，此人的知识存储完全没有受损，但是却不能记起之前的任何具体事情。他不仅想不起短暂的、一次性的事件，就连那些持续了几天的事情也无法想起，比如一次列车脱轨事件造成化学毒气泄漏，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离家逃生，这样的事情他也想不起来。他在智商测试里表现正常，知道自己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自己的生日、他9岁之前居住的地址、曾就读的学校名称、曾拥有的车的品牌和颜色、父母度假小屋的位置以及到他多伦多的家的距离。他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其中的情景记忆很少。“柯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 Syndrome）是由于长期酗酒引起的一种病症，患有这种病症的患者的记忆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著有《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他在书里写过一个名叫吉米·G. （Jimmie G.）的人，吉米在二战结束之后就不能形成新的记忆了，尽管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却仍然以为现在还是1945年。他每次照镜子时都会十分诧异，因为他仍然以为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年轻健硕。而过度饮酒的一个好处便是可以在醉意中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当然，只要你远离镜子。

换个角度讲，这些失忆症的患者在大脑漫游时都会受到局限，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自如地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于是乎也就不能享受到怀旧的乐趣了。超级记忆

如果我们因为记性不好而难过失望，那么这种难过失望的情绪就会成为我们记忆的阻碍。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有着太多的组织和功能，十分拥挤，以至于没有空间来容纳其他的东西，甚至于各部分之间也会互相抑制。有种症状叫作“学者综合征”（Savant Syndrome），其患者具有十分强大的记忆力，但是在其他方面会有缺陷。金·皮克（Kim Peek）是这一症状的典型病例，他就是电影《雨人》的原型。他在2009年去世，享年58岁。金被他的朋友称为“金电脑”，他从18个月大开始能够记住书中的内容，到50多岁时他已经可以背诵出9000多本书的内容。他的知识存储容量巨大，包含历史、体育、电影、太空探索、文学等方面的许多知识。他对古典音乐了解甚多，中年时期甚至尝试过自己演奏古典音乐。和其他的学者综合征患者一样，只要给他一个日期，他可以马上准确地说出那天是星期几，这是超强记忆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标准智商测试中，皮克只获得了87分（普通人的平均分是100分）。他走路的姿势和常人不同，自己不能扣衣服上的纽扣，也不能处理日常家务，理解抽象想法也十分费力。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其他脑部技能有缺陷的情况下，一个强大、事无巨细的记忆系统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记忆能力如果很特殊，也许会损害关系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所谓的树叶太多，反而看不见树木的躯干。

还有一位学者综合征的患者也很出名——丹尼尔·塔米特（Daniel Tammet），他接受了一部电视纪录片的挑战，一周内学会了说冰岛语，他因这一次的挑战成功而一战成名。2004年3月，他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22514位。他说自己可以在大脑中看到“复杂的，多维的，具有颜色、质地、形状的”数字，这种能将一种感官中的事物与另一感官中的性质相关联的能力叫作“联觉”。而在塔米特的大脑里，圆周率的一长串数字可以变成三维全景图，按他的话说，“这幅美丽的图画深深吸引了我”。他也会将自己大脑中“联觉”的景象转化为诗歌，下面这段来自于他去冰岛旅行后有感而发的一首诗歌：

在城市和乡镇中

我看见人们在彼此交谈

将他们的呼吸

和柔软、多彩的词语缝合在一起。

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的案例不太一样，他在许多文献中被称为“S”。1968年，俄国精神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夫·鲁利亚（Aleksandr Romanov Luria）在其所著的《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Mnemonist）中记述了舍雷舍夫斯基的强大记忆力。舍雷舍夫斯基的记忆力似乎没有止境，他可以将一件十分细小的事情在记忆中保存极长的时间，例如，他可以准确地记得16年前鲁利亚给他看的单词表。他的记忆力主要是视觉记忆，当遇到要记住的词语或者数字时，他可以在大脑中将它们转化——在空间顺序上重新排列，或者通过运用“轨迹记忆法”想象它们处于熟悉的地点，然后去这些大脑中的地点来“寻回它们”。

实际上，舍雷舍夫斯基记忆的独特性对于他自身而言是一种困扰，因为这种记忆力使得他不能形成综合的概念。他读不懂小说的含义，因为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他想象出具体的场景，然后在下一阶段发现他的想象充满矛盾。同丹尼尔·塔米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联觉”能力的人，在他的脑海中，语言都伴随着视觉画面，例如“喷”或“溅”这样的动词，配以每秒30赫兹、100分贝的声调，就会让他联想到“一条12—15厘米宽、陈旧生锈的银色带子”。

你可能会认为他算是幸运的——毕竟我们有的人想不出来陈旧生锈的银色是什么样，但事实上超强的记忆力和侵入式的视觉画面，对于他正常生活的干扰十分严重。鲁利亚曾经引用过一个舍雷舍夫斯基记录的例子：

有次我去买冰激凌……我走向小贩，问她都有什么样的冰淇淋。她说：“水果味冰淇淋。”但是她回答的声调反映在我的脑海里是一堆煤，或者仿佛煤渣从她嘴里喷出来，在她这样回答之后，我实在没办法买任何冰淇淋了。“轨迹记忆法”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技巧，并不一定是“联觉者”所特有的，但是恐怕在这一技巧的运用上，很少有人能达到舍雷舍夫斯基的水平。轨迹记忆法实际上是走神，或者大脑漫游的一种实际应用，只是这种走神是被大脑所控制的。据古罗马哲学家、文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记载，这种方法是由一位名叫西蒙尼戴斯（Simonides）的希腊诗人发现的。一次宴会上，西蒙尼戴斯正在为一群有钱的贵族表演时，突然被两个神秘的人物叫到了外面，这两人正是奥林匹斯山之神卡斯托和波拉克斯的信使。他刚离开，宴会厅的屋顶就发生了垮塌，里面的人无一幸免。贵族们的尸体血肉模糊，难以分辨，还是西蒙尼戴斯过来一一指出每个贵族就座的位置，才能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基于这个故事，据说古希腊和罗马的演说家们都使用轨迹记忆法来背诵他们的演讲稿。

轨迹记忆法后来又经过了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改善。1596年，利玛窦写了一本名叫《西国记法》（Treatise on Mnemonic Arts）的书，提出了一种可以帮助中国考生在科举考试中记住浩瀚如海的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想象中的“记忆宫殿”，这个宫殿由一个大厅和许多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图画，图画描绘的都是令人情绪起伏的场景，如战争、宗教祭祀等。该方法的总体思想就是将想要记住的事物与这些图画联系起来，形成令人激动或者令人吃惊的联系，这样一来，稍后我们的思想漫游在宫殿中时，就能想起要记住的事物。

甚至到现在，世界顶级的记忆大师们仍然选择轨迹记忆法作为记忆事物的技巧。它的使用者之一，中国商人吕超，保持着圆周率背诵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06年，他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67890位（他背错了第67891位的数字），将塔米特保持的记录提升了3倍。还有一个更加惊人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学学生，文献中称其为16（也许是戏称）“派”（PI）。他能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2位，据4称他在背诵过程中背错的次数不超过2次，听起来好像背错很多次，12但是平均下来相当于每2位仅仅背错1次。记录里并未写明他背错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想象中的地点含混不清造成的。舍雷舍夫斯基偶尔会记不起某个事物，因为他在脑海里把这件事物放在了一个昏暗的位置，但是这样的问题有时可以通过在这个位置点亮一盏路灯而得到解决。

然而，后面例子里的人和舍雷舍夫斯基的情况不同，他们相对更正常一些，只是“派“对于事件和面无表情的面孔的记忆力很差——他记忆饱含情绪的脸孔时会稍微好一点。抛开这些例子不谈，像轨迹记忆法这样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受关注了，毕竟我们可以上网16查询圆周率，随便到哪一位都可以，而且，谁又会用到圆周率的2位呢？伪记忆

在生活中，我经历过的一些骇人的事情，其中有些的确发生过。——马克·吐温

我们的记忆不仅不完整，还经常不准确，有时我们所“记得”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假记忆研究领域的佼佼者——生动地描述了她妈妈去世时的情景。那年她14岁，正在她的姨妈家做客。她记忆中那改变命运的一天晴朗明媚，她还能记起松树的样子、气味和冰茶的滋味。她看见妈妈穿着睡袍，面朝下飘在游泳池里，吓得大哭大叫。后来她看见警车上闪动的灯，也看见妈妈的尸体被担架抬出来。但是，这段记忆是假的，发现尸体的不是她而是姨妈，而她当时正在睡觉。

我有一段很清晰的记忆，那是1981年，新西兰和南非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有一场著名的橄榄球比赛。当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正如火如荼。一架小型飞机载着两个示威者向运动员投掷面粉炸弹，其中一个炸弹打在新西兰全黑队的球手穆雷·麦克斯提德（Murray Mexted）身上——我私下认为这次事件对于穆雷影响深远，他成为橄榄球解说员之后经常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可能就是这次受伤造成的。然而很遗憾，后来我发现被面粉炸弹砸中的人并不是穆雷，而是盖瑞·奈特（Gary Knight），而他后来说话用词很准确，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伪记忆很容易形成。当有人让我们形容一些情景，比如在商场里走丢、坐热气球游览、几乎溺水被救生员救起等，我们会给出很具体的答案，虽然这些事情也许从未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洛夫特斯写过另一个例子，人们观看了一个假广告，内容是到迪士尼乐园游玩，里面提到了兔八哥。观看之后，三分之一的人声称他们曾经去过迪士尼乐园并且在那和兔八哥握手。他们可以看到脑海里的记忆画面。然而，兔八哥是华纳兄弟的作品，不太可能出现在迪士尼乐园里。这个记忆明显是伪记忆。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经回忆起他4岁时候的一件事，他的保姆用婴儿车推着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这时一个男人跳出来想要绑架他。婴儿车的安全皮带紧紧地箍在他身上，保姆站在他面前挡住了歹徒，在扭打中，保姆的脸被划伤，皮亚杰说自己仍然能在脑海中看见保姆被划伤的脸。不过在皮亚杰15岁时，那个保姆写信给他说自己编造了整个绑架故事。

19世纪末期，人们将伪记忆称作“错误记忆”，据说“错误记忆”可以通过催眠来生成。催眠治疗师希波莱特·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曾经记录过一个可怕的案例，他曾在催眠一个病人时暗示那个病人曾透过一个锁眼看到一个老人强奸一个小女孩，女孩在挣扎流血，她的嘴被堵上。催眠结束时，伯恩海姆对那个病人说道：“这不是我给你讲的一个故事，不是一场梦，也不是我在催眠中给你展示的画面，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3天后，伯恩海姆让一个知名的律师朋友去询问那个病人，病人可以完整详尽地描述出该事件，尽管律师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她仍然坚持说此事绝对是真实发生的。毋庸置疑，像这样的实验在今天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记忆可以被轻松植入”这种想法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思潮变革，当时，许多心理治疗师认为一个人成年后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所遭受的性侵害，但由于这些侵害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与其相关的记忆往往被压抑了，所以心理治疗的目的应该是恢复这些记忆，这样患者就可以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面对自身心理问题的真正原因并最终解决这些心理问题。这一观点在一本著作中被充分阐释和支持，这本著作就是由艾伦·巴斯（Ellen Bass）和劳拉·戴维斯（Laura Davis）撰写的《治疗的勇气》（The Courage to Heal），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988年，后来多次再版。虽然巴斯和戴维斯没有接受过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正规教育，但她们却“勇敢”地告诉读者们：

如果你不记得自己遭到的侵害，你并不孤单。许多女性失去了记忆，有些甚至从不记得。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没有被侵害。

在书中，巴斯和戴维斯还写道：“如果你觉得自己曾被侵害，生活中又存在着一些迹象，那么你就是被侵害过。”这样的说法显然犯了“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即从后件的真衍推出前件的真。这是一种无效推理）。当然，童年所受的侵害可以导致日后的心理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心理问题一定是由童年所受的侵害引起的。谋杀会导致死亡，但是并不代表死亡都是由谋杀造成的。不幸的是，大众对于巴斯和戴维斯观点的广泛接受，导致了治疗方案都是以恢复患者受侵害的记忆为目的而设计，十分激进，可是这种所谓的“侵害”实际上并不存在。

问题是，治疗师可能会在患者不知不觉间又给他们植入了新的伪记忆。当然，有些患者的确是因为曾遭受性侵害或者其他侵害而导致心理异常，但是认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心理问题都是由侵害引起的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同时，一些无辜的人却因为没有做过的事情（施加侵害）而受到了指控。这个时期的种种遗憾引发了关于记忆力的性质和脆弱性的研究大量涌现，同时也时刻提醒着每个治疗师注意不要在治疗中植入伪记忆，也不要先入为主地判定患者曾遭受侵害，要考虑其他更可能的原因。

不管怎样，记忆是个靠不住的证人，无论是在法庭还是在诊所，单纯依靠记忆来做决定很可能会犯错，有时无辜的人会被判定为有罪，有时有罪的人却被判定为无辜。这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判定一个错误决定的代价有多大。到底哪一种的代价大呢？是没能发现一个真正的犯人或者虐童者，还是诬陷一个无辜的人虐待，尽管他从未做过？遵从罗马法律精神，现代宪法认为嫌疑人直到被认定为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以法律的眼光来看，宁可让一些罪犯漏网，也不能让无辜的人坐牢。但是，很多时候，具有欺骗性的记忆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记忆为什么这么靠不住呢？很显然记忆并不是过去的忠实记录，相反，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信息——有些信息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而且信息总是不完整的——我们用这些信息来构建故事。美国诗人玛丽·豪（Marie Howe）曾说过：“记忆是诗人，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可能和记忆中的自己一致，至少部分相同，但我们的记忆如同外衣，可以被选择或修改来形成想要的自己，而不是真正的自己。1996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述说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访问波斯尼亚，在下飞机时遭遇狙击手射击，很英勇地跑向遮蔽物。而事实上，她的飞机安全着陆，迎接仪式非常平和，迎宾队伍里有一个微笑的小朋友，她亲吻了那个孩子。当然，也可能是她编造了这个故事在彰显自己的英勇，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评论认为她真心相信自己的故事。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曾回忆起自己在二战时的英勇行为，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取材于老电影。他甚至认为自己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和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但是后来，他又说自己的一些冒险故事并不真实，他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可能我看了太多战争电影了，有时候把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的行为和我自己的现实生活混在一起。”

也许希拉里和里根二人都在说谎，但是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威廉·冯·希佩尔（William von Hippel）和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认为：自欺欺人能力的进化发展正是由于它使得人类的谎言不再容易被戳穿。故意说出的谎话很容易被戳穿，尤其当说谎的人和听众非常熟悉时——而测谎仪不太管用就是因为它们并不了解说谎者的一些特质。想要知道朋友是否说谎很容易，因为我们能看出一些不自然的犹豫和不寻常的过度掩饰，可是想要避免被花言巧语的陌生人蒙骗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说谎的人相信谎言是真的，并且和说真话一样平静地说出谎言，那么说谎人和听众都无法辨认真假。人们可能会相信他们伪记忆里的事件真实发生过，然后在脑海里创造更多的关于该事件的生动情景。

无论如何，如果所有的记忆都是准确的，并且被准确地描述出，生活也许会很单调无趣。已故的认知心理学大师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认为，记忆并不像回放磁带或者欣赏图画，它更像讲故事。而记忆的故事经常会直指过去，同样也会引向未来。第三章关于时间：一个超乎想象的世界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

记忆是游走于过去的思绪。我们也可以漫步到未来，想象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明天或者明年圣诞节会发生什么，又或者南极的冰雪何时会融化。诸般证据表明，和思考过去相比，其实人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然而未来和过去之间有着自然的延续性，因为时间总是无情地由此时向彼时流逝。要做的事情很快会变成做完的事情——假定我们确实做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忘记了。”即使是遗忘，似乎也能像适用于过去般地适用于未来。

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虽然我们的精神之旅可回溯、可展望，我们的物质生命却是植根于当下的。时间之河的上游是被我们忘却（又或是无法记起）的唯一事件——降生，而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赞美诗《神是我们永远保障》（Our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中的句子使我们想到的则是下游的景致：

时间正似大江流水，

浪淘万象众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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