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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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人（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关于毛主席
毛为何指定农业专家华国锋为接班人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高处不胜寒？贴身卫士为何离开毛泽东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看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入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尔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喃喃：“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再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再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长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24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玉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讷的。”“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讷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讷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握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入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两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不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入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写字。“是的。”我点头。“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16了。”“你是哪里人？”“大连。”“那么你是见过海哩？”“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高兴。”“可是你才16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还有个妹妹在大连。”“你上过学吗？”“上过四年。”“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入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时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士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着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旧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荞麦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巾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口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便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7个月不吃肉，20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便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9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呀！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24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你能解释一下吗？”“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紧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卫士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不行，我站岗呢……”“你就跟我走吧，没事，仍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挺好的。主席你好吗？”“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一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他都跟你讲了？”“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踮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耍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不喜欢把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一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开始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她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他。“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慵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回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穿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浩淼，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劫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觉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像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连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升到Q时，李连成算计着该输几盘了，否则便要失去竞争性。他给护士递个眼色，护士心领神会。于是李连成便两次“失误”，导致下台。输过两盘之后，李连成心里嘀咕，该不该翻身？输三盘怕江青生气，输两盘怕竞争气氛不浓，略一犹豫，还是再输一盘吧。“吊！”李连成甩出最后一张主牌。不等轮到江青出牌，她已皱起眉头瞪住李连成：“你吊谁呢？你不知道大王在谁手吗？”李连成心中咯噔一沉，明白要坏事。难堪地陪笑说“我，我误会了，见您吊一次主就反吊……”“我拉过两圈副牌，你是真不明白？吊一张让你管住拉副，你真不懂？你想当内奸是吗？你说呀！”
李连成那一番苦心如何说得清？说出来更糟，这么多年打牌就全成了戏弄人。他只能继续解释：“我没看出来，您要继续拉副我也不会反吊……”“你是故意，你还装什么？”“一个打牌又不是赢房子赢地……”李连成冒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出心里话。江青勃然怒发：“出去！你给我滚，不要你！”那牌便摔在桌子上。
李连成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一声不吭。他将牌放在桌子上，赤脚走出门。刚穿上鞋，江青又喊起来：“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然大门紧闭，没有解放令。徐医生劝他不要认真，他不理，就那么垂着头，面壁而立，一动不动。
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
李连成嘴唇紧绷，固执地摇头，还是不动。“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苏厅长劝半天，李连成就是站立不语。苏厅长关心地拍拍他后背：“听我一句话吧，认个错，不就什么事也没了？”“我没错。”李连成低低吐出一声。他睫毛抖得厉害，眼圈渐渐变湿，泪花开始闪耀。“我已经全心……全意了。”李连成猛地咬住下唇，泪水却唰地淌下，他哭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言声，都低了头，走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事后，李连成给卫士长李银桥挂了长途，李银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微皱眉头，低声说：“叫小李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她自己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李连成不肯对我讲这段经历。后来得知我了解到详情，才说：“江青罚我站，可以。她叫我滚，我可不能走。徐涛叫我走，还叫我回北京，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为江青服务并不是江青交的任务，而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要是走了，那是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先给卫士长打电话，经过批准再走，我认为应该这样处理。”
真是一位忠诚老实的好同志！我心里想着，继续问：“是为了这件事你才第三次离开中南海的吗？”
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
我笑了。这个李连成，他反抗得够有性格。我问：“听说主席也问过你剃光头的事？”
突然剃个光头，主席当然也感觉奇怪了。他问过其他卫士，没问过我本人。有的同志说我：赫鲁晓夫是光头，你也剃光头。那时，主席同赫鲁晓夫争吵过，同志们敏感。其实主席本人并没这样联系过，至少没有这样说过。“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发过。”李连成痛快承认：说：“至今想来，还是那么亲切，我是非常受感动的。”“不是真发脾气吧？真发脾气还能亲切受感动？”“真发，是真发脾气。”
那一次，毛泽东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两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轻！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我、我关窗……”“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主席……”我掉泪了。“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主席……是我不好……”我哭出了声。“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什么理由？”“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班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揭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定都北京的关键因素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关于新中国的都城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南京，而建都北平。建都北平是毛泽东综合历史和现实，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的程序而确定下来的。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的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并为北京悠远久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折服。早年他在北京生活时，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运动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
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并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往北平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高瞻远瞩，集思广益，他定都北平的设想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但这一建议要得到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才具有法定效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定都问题上与其他政权的根本区别。
1949年9月21-30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确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
第二章 名人不名事
鲁迅三兄弟与你所不知道的周家三姐妹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
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再现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说周建人显赫的官职，以学者视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遗传相同。说到成功，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勤奋，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基，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一样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学之间，他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硬读出来的，翻翻鲁迅描写少年读书时的作品，再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状况，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再想想周建人固守乡村老宅，在青灯古瓦之中，自学植物学、英语，又有多少甘苦辛劳。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这种勤奋的劳作，是持之以恒伴其一生的。
有人说，鲁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读书、写作，不停地跋涉，没有一刻停闲。他自己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写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周作人老了还壮心不已，顶着特殊的头衔，硬是翻译了著名的《希腊神话》，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岁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还拿个放大镜，要重译《共产党宣言》。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勤奋更有力量。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写作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业。
三人都是作文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科学小品，自称一格。
都善著文，但却内容有异，文风不同。有道是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个性。
其实，三兄弟都是好强桀骜之人，不会轻言退却放弃。三兄弟久分不合，谁又能说不是个性使然。换句话说，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强硬的东西。鲁迅自不必多言，毛泽东说他骨头最硬。面对各种围攻，他很强势，自不惮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周作人留给社会的印象，是个软弱的人，面对妻子的逼迫，不像个大丈夫，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觉得，他是个非常任性而固执的人，不然也不会酿成大错。周作人自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这种软中带硬的话，不比金刚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独立地表达，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宁肯不说，也不乱说。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周建人、叶圣陶等在武侯祠刘备墓前。
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真正的能者、强者，必有好强之心，有坚持之志，有独立之姿。
最难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于封建家庭，受教于传统道德，但是，他们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条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时尚之路。在那个兵燹乱世，勇敢地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学，用文明、文学、科学来拯救民族和未来。三兄弟几乎同时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相互砥砺，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战士，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唯物主义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甚至就连最后的选择，三兄弟也大致一样。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最后的声音。
鲁迅殁时55岁，周作人去世时82岁，周建人寿长，96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鲁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折磨下身故。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周氏兄弟殊途同归，死后速朽，不求纪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惊人地一致。
时人有这么评价三兄弟的，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可是，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屋檐下，退回到家庭的层面，再看三人，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的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这惊人的相像后面，是他们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著作等身，一样的个性独立，一样的勤勉奋发，一样的自信好强，一样的自我，一样的自尊。
王安石有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把酒问天：一家人乎？异家人兮？
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周建人和夫人王蕴如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周晔、二女儿周瑾都已去世，周家三个女儿只剩下三女儿周蕖了。
以周建人的显赫身世，再加上周家特殊的地位，按理说，周氏三姐妹应该有很多的亮相机会，外界对她们也会有不少的关注和报道。采访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很失望。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见到一篇有关周建人子女的报道。唯一一个相关的消息，是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曾出版过两本书，即由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出版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和《鲁迅在上海》，而对周晔的具体情况，网民们则张冠李戴，安在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身上，说这位年仅40多岁、同名同姓的老师就是周建人的女儿周晔。
不仅如此，网上盛传的高干子女名录，几年来不断地有人更新，但你还是看不到周建人家庭的情况。面对如此强大的搜索引擎和社会关注的目光，这么多年来，周氏三姐妹一直埋头工作，低调生活，隐身于大众目光之外，是有意而为，还是随意而安呢？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教部、全国人大工作，这期间他在北京东城、西城数次搬家，“文化大革命”后才搬到护国寺，直到去世。周家的三个女儿则都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读的中小学，讲一口上海话。1948年，周建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一家人离开上海，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二女儿周瑾、小女儿周蕖中断学业随他在一起。而大女儿周晔已经参军在江南的部队里了。
这一年，大女儿周晔已经24岁，二女儿周瑾21岁，小女儿周蕖16岁。更为有趣的是，在周建人正式入党之前，他的两个女儿，周晔、周瑾已先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姐俩不仅在上海就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周晔还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按党内的标准，两个女儿参加革命的时间，还在周建人之前，是比他还老的老干部。她们都能享受到离休待遇。
大女儿周晔起初就读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的是做教徒的工作。解放前她又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到上海搬家。结果，母女俩在火车上偶然碰上了，此时，站在母亲面前的女儿，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乖乖女，而是一名飒爽英姿的解放军战士，这让王蕴如又惊又喜，总算是一家人又团聚了。
周晔随父母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任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周家两兄弟在上海时就是好朋友，和周建人更为熟悉，这样，周晔顺理成章地就跟着杨之华，当上了她的秘书。直到1958年，爱好写作的周晔主动申请调到《工人日报》当记者。此后，周建人被安排到浙江省当省长，为了照护年逾7旬的老父亲，周晔又调到浙江一个杂志当了编辑。
周晔的丈夫叫张攸民，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工作。1958年曾到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到上海涡轮机研究所工作，后任研究所副所长。
周建人返京后，周晔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便随丈夫到了上海，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1981年，一心想写作的周晔以照顾父亲为名，借调到中央统战部，她原本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正好找个理由，辞了译文出版社社长一职，专事写作。也就在这期间，她整理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1984年，这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因为作者特殊的身份，这本书反响很大，被誉为是一部研究鲁迅故家以及鲁迅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思想最有权威性的书。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曾再版。
随后，她又根据母亲王蕴如的回忆，整理完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书。也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缘故，外界对周晔才略有所知，但也仅仅是知道个名字。
说起来，周晔身为长女，算是继承了父亲的外语才能，也继承了他的写作才干，这两本书也替父亲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她的写作计划中，她还要完成的一部作品是《瞿秋白传》，这是她最想干的事，遗憾的是，1984年周晔因肺癌先于父亲去世了。为了不让周建人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难过，家人一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住在医院的周建人当时还常常问起周晔，问女儿为什么不来看他。几个月后，周建人也撒手人寰。这一年，周家除了他们父女之外，还去世了一位和她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亲人，就是周建人的亲家、顾明远的母亲。一年之内，三位亲人接踵离去，这让周家伤痛不已。
周晔育有3个儿子，大儿子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校对。二儿子在北京，原来在铁路上工作，后因病在家休息。三儿子则过继给了妹妹周蕖、顾明远夫妇。说来也怪，周建人对子女的教育很是放得开，他基本上采取的是无为而教，从不干涉女儿学习和择业。
三个女儿中，二女儿周瑾选择的是学医，她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8年，她中断学业随父亲一起离开上海。到北京后，和姐姐一样，她选择了参军，分到了解放军卫生部。1954年，也被选送到苏联留学，主攻化学制药专业，归国后分配到了药物研究所，后担任了药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因为工作在部队，又从事的化学制药工作，周瑾很少抛头露面。她的丈夫金经得，也是军人。他们两人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同学。金经得毕业后即参军，曾在空军司令刘亚楼身边担任过一段时间保健医生，后任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空军司令部门诊主任等。
可能是受药物和放射性的影响，周瑾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后因患上红斑狼疮，于2001年去世。她有一儿一女，如今都在美国，一个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是眼科医生。
小女儿周蕖也是随父亲一道去的西柏坡，当时她正读高中一年级，在西柏坡她本应接着读书，但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说，马上就解放了，你就别在这里上了，等到了北平再去上学吧。这样，周蕖就没有在西柏坡读上书，而这一阴差阳错的安排，直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不同。按照中央规定，在解放区读书，就算参加了革命，就开始计算工作年限。于是乎，她参加革命的时间就被延后了，这样，她就只能算是退休，而不是离休老干部。
阴差阳错的事后面还有，高中毕业后，周蕖报考了清华大学，当时可填报三个专业，她首选了经济和气象专业，第三个专业她有些犹豫，看到女儿拿不定主意，周建人提出：还是学生物吧。
然而，就在周蕖拿到清华大学经济专业的录取书不久，国内开始大规模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每个部门都分有名额，出版总署派不出人去，就把周蕖选上了。这样，她只有放弃清华的学业，转赴苏联。
到苏联后，阴差阳错的事又落在了周蕖的头上，因为是出版总署派出来的，苏联方面就安排她去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印刷专业。学了半年后才发现，苏联的印刷专业跟中国的不对口，于是，她就想到了换专业，征求周建人的意见，他还是说：“你去当教师吧，女孩子当教师最好了。”一句话，周蕖又转到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开始学习幼儿学前教育专业，同在这所学校教育系的共有四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顾明远，后来成了她的丈夫，还有一个叫朱敏，是朱德元帅的女儿。
回国后，周蕖继承了父亲的教师职业，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和研究，后来又转为研究比较教育，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她一干就是41年。
南昌起义时陈赓呵斥林彪：你再说我枪毙你
陈赓早年曾经当过林彪的上级。南昌起义时林彪是第11军25师73团三营七连长，黄埔大师兄陈赓是第20军的营长，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遭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阻击，陈赓带领全营作掩护。敌军人多火力强，起义军伤亡惨重。
林彪建议撤退，陈赓厉声说：“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并命令林彪带领连队往上冲。林彪争辩说人太少。
陈赓大喝道，“你再说我就枪毙你！”
林彪跳了起来嘶喊着：“冲啊！”。
此次会昌战斗，陈赓左腿中了两发子弹。后来，陈赓谈起往事说：“林彪会打仗，但需要你去敲打。”
陈知建说，陈赓和林彪之间在大战略上的争论有三次。
第一次争论是辽沈战役基本结束的时候，1948年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转入长达半年的休整，当时逐鹿中原的三支大军与国民党部队杀得难解难分，陈赓一看东野休整那么久，一纸电报发给毛泽东，全国是一盘棋，不能我们这儿打某些地方不打。“我爸要和他们一起上书他们不敢。给主席上书，叫林彪赶紧进关。林彪回了个电报说：全军皆无雨具、粮草，以此作为不进关的理由。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时候有雨具了？我们没有雨具，没有空中优势、火力优势，不还是照样打吗？毛主席把这个电报转给了全军看。”
第二次是越级指挥问题。“林彪好作指示，常打乱别人指挥程序。他身为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指挥我父亲的四兵团要直接指挥到师。父亲很反对，没有给他该师的密码和联络文件，让他指挥不了。野战军指挥到军是正常的，指挥到师还要我父亲干吗？这个越级指挥，或说超越指挥的问题是军事学术上一个持续了多年的争论。”
第三次争论是两广战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广东战役开始。10月2日，陈赓挥师南下，接连突破乐昌、仁化、曲江、英德、花县、增城，广州守敌纷纷逃跑。10月14日晚，李宗仁逃走。15日，广州解放。
同时，衡宝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林彪鉴于中路大军已抓住桂系主力的4个师，认为白崇禧必然要率部北返援救，这将是聚歼白崇禧部于湘桂边境的大好时机。于是林彪想改变广东战役计划，调陈赓兵团进入广西，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
11日，他以四野前委的名义致电军委：欲歼白崇禧，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所以，为了广东之敌退不回广西，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之敌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
但事实上，这是林彪错误的估计。白崇禧的确曾一度想率主力回援被围的4个师，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使得林彪要歼白崇禧主力于湘桂边区的计划落入空谷。“林彪要打衡宝战役，我爸不同意打衡宝战役，说你在北边打，打完国民党都跑到南边来了，海南岛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了，最后不就成三个中国了？”陈赓给毛主席上书，主席裁决说“陈赓对”，“林彪就又不高兴了”。
这种分歧在军事作战中很普遍。但到最后林彪抓住机会，找到了白崇禧一个空当。陈知建说“林彪的部队下去后先征粮，派了好多征粮队，打出来的番号随处可见。白崇禧的部队情报搞得好，到处都是他的特务，一打听到有这些番号都是主力，立刻明白共产党主力来了，他们就把部队哗的一下调上来。这是意料之中的。林彪当机立断，赶紧把白崇禧部围起来，把他们大部分兵都打掉了，就剩下一个兵团跑到广西去了。后来国民党差一点就跑掉了，白崇禧坐着军舰带着一批征集来的船，在钦州湾等着接部队上海南，打算建立第三个中国。我们师昼夜连续行军，人休息路不休息，前面的部队走累了靠边儿，后面的部队继续向前走。这样提前15分钟在钦州湾那个角上把他们给堵住了。差了15分钟就让他们跑了。当然，我们师是起了个阻击作用，最后消灭这个军团还是靠四野。”
第三章 陈赓秘事
彭德怀曾表示终身不娶 陈赓巧施计逼“相亲”
陈赓与彭德怀，同是湖南湘潭人，同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不同的是他们的性格：陈赓幽默风趣，爱开玩笑；彭德怀则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而陈赓与彭德怀这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陈赓“骗”彭德怀，“骗”出的是亲密战友之间的无私关心和真挚情怀。彭德怀被“骗”，“骗”出的是革命家的磊落品质和高尚情怀。
以白水当酒，“骗”彭德怀同饮庆功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占桐梓县城，取娄山关，再夺遵义城，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再次进驻遵义后，红军略作休整。3月4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遵义天主教堂向红军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庆祝遵义战役胜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到场。会议由张闻天传达，当他宣读到毛泽东就任前敌司令部政委负责指挥红军时，会场里顿时沸腾了。红军将领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议论道：只要毛主席来领导，我们就有希望，就一定能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会后，红军总部在天主教堂内进行了庆功会餐。与会人员用铁盆子盛着菜，倒上大碗的酒，几个人在地上围成一圈，一边喝酒。一边畅谈，开心极了。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团长的陈赓更是活跃，菜已经够多了，他还跑到伙房“偷”来了两盆，口口声声说要吃个痛快。在与刘亚楼、陈光、耿飚、王开湘、杨成武等分别干杯后，“玩性”大发的陈赓“瞅”上在另一桌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他自己先倒满一大碗白开水，再为彭倒满一大碗酒，上前扭住彭德怀干杯。在双方都一饮而尽后，突然犯疑的彭德怀将手指伸进陈赓酒碗一尝，知道上了陈赓的“当”，气得直骂“好你个瘸子陈赓！”而陈赓就故意装成个瘸子样子，一瘸一拐地躲开彭德怀，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更加活跃。
当冒牌医生，“骗”彭德怀任命他为担架队长
1935年8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北上。刚刚战胜死神的周恩来，拖着尚未完全病愈的身体，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征途。
当时，周恩来被确诊为肝脓疡，高烧40度，多日昏迷不醒，只得躺在担架上随三军团行动。彭德怀命令扔掉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专门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个重病号。但犯愁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担架队长：这个人要不怕吃苦，又要有医学护理知识，这在红军干部里实在难寻。
眼看抬担架的一个接一个病倒了，彭德怀心急如焚。在他正犯愁时，陈赓跨进房门，毛遂自荐要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不置可否地上下打量起陈赓，当他的目光停留在陈赓腿上时，突然大笑了起来。他说陈赓是个瘸子，要陈赓先保住自己要紧。
见彭德怀不放心，陈赓拍拍胸脯，表明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把周恩来安全抬到目的地！
彭德怀还是不肯同意，陈赓急得大叫了起来。他说他当过医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都会，他能照顾好周恩来。
彭德怀还是有些顾虑。凭他对陈赓的了解，他陈赓这个“医生”是冒牌的。
而陈赓仍继续“狡辩”，说他还住过两次医院，已经是久病成医了。
见他们争执不下，一旁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帮陈赓说话。同时，彭德怀也被陈赓的执着感动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终于，陈赓不负彭德怀和杨尚昆的重托，把周恩来安全地抬出了草地。
周恩来是非常念旧、感恩的人。1961年陈赓病故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当时在广州。得知陈赓去世的消息，周恩来万分悲痛，马上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陈赓同志的告别会千万要等他回去。周恩来赶快把广州事情解决了，立刻赶回北京参加陈赓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还亲笔题写了三张“陈赓同志之骨灰”供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用，他请邓颖超亲自送到陈赓家中，由陈赓夫人傅涯选用。傅涯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动地说：这三张题字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厚谊！
以球赛为媒，“骗”彭德怀赛场相亲
彭德怀自小与表妹周瑞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919年，刚满18岁的彭德怀与瑞莲举行了订婚仪式，后来他投奔了湘军当了连长。上级发的军饷，他舍不得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着，好回家同瑞莲成亲。正在这时，老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是瑞莲的爹被地主逼债自缢，狠心的地主便要拉瑞莲抵债，瑞莲执意不从，跳崖身亡。瑞莲的死，使彭德怀心灵上受到了很大创伤。
1922年春，在外面当了六年兵的彭德怀，回到了湖南湘潭乌市老家。在年届八旬的祖母的催促下，经家人多次撮合，彭德怀勉强同意与一位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合了。彭德怀对妻子寄予厚望，给她起名“刘坤模”，令其放足，让她进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后来彭德怀参加革命活动，与刘坤模失去联系，也与老家断绝了音讯。刘坤模在彭德怀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武汉又与他人成婚。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刘在后方忽闻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才知道彭德怀还活在世上，于是急忙北上寻夫。这对离散了近十年的夫妻终于相见了，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也连连感叹，不停地安慰她。当彭德怀知道刘坤模已有了别人的孩子时，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两次婚姻失败后，彭德怀对爱情和婚姻心灰意冷，曾表示终身不娶。到了1938年，已年届四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仍是孤身一人。彭德怀的境况，让当时担任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很是牵挂。而怎样才能引起彭德怀对女性的注意呢？这颇让陈赓伤了一番脑筋。后来，他了解到彭德怀喜欢打球，眉头一皱，一个“骗局”便计上心来。
1938年秋天，彭德怀从抗日前线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那天，陈赓找到彭德怀，邀请他去观看球赛。
彭德怀因公务繁忙没时间，拒绝了陈赓的邀请。
眼看计策要落空，陈赓便故意使气，说彭德怀不去就是官僚主义，架子大。还说要在生活会上提彭德怀的意见。
这一激，使得彭德怀立即站起身，拉着陈赓便奔向球场。
在球场边，陈赓并不看比赛，眼睛总是盯着彭德怀，想及早发现彭德怀对哪一个女队员感兴趣。无奈，比赛快结束了，彭德怀并无一个固定目标。这可把陈赓难住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球赛结束后，陈赓特地请彭德怀接见运动员，而自己却在一旁细心观察。
球赛结束后，彭德怀在和浦安修握手时，特意夸奖浦安修球打得不错。从这握手之间，陈赓终于发现了一点“情况”，便追出门问彭德怀这帮女同志哪个最好？心直口快的彭德怀一下子就露了“馅”，他认为浦安修不错。事前作了精心准备的陈赓，此时抓住机会，向彭德怀介绍了浦安修的情况：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入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彭德怀听了，眼一瞪：“我是说她球打得好，谁要你去打听这些。”
陈赓干脆露出“狐狸”尾巴，提出要给彭德怀当介绍人。
彭德怀这才恍然大悟，但很快便皱起了眉头。因为他觉得浦安修是个洋学生，而自己是土包子。
陈赓为他鼓劲，称这才叫“土洋结合”。
在陈赓的精心导演和牵线搭桥下，彭德怀和浦安修见了面。随后，两人交往慢慢多了起来，感情也越来越深。这一年的10月10日，彭德怀和浦安修便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们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一起走过了几十年漫长的人生道路。
林彪陈赓分歧中见谋略高低：谁才是第一猛将
1949年5月28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命令陈赓领导的第四兵团归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对白崇禧的作战。毛泽东还具体规定：在这次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行动中，陈赓兵团归四野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近于10月出广东，继而迂回白崇禧右侧背，协同四野主力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而后即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这个光荣任务下达部队后，全军振奋，奔走相告，积极准备进军大西南的行动。8月1日，兵团由陈赓主持在江西吉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贯彻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陈赓代表兵团党委号召全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勇敢进军，一劳永逸，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最大最后一次进军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提高自己。”
人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赓当营长，林彪仅是陈赓手下的一名排长。如今，陈赓却在林彪指挥下执行战斗任务。战争中角色的转换是很正常的，对此，陈赓并不介意，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他像多数将领一样，积极执行原先下级的指示。所以他一向尊重林彪，也认为林彪是个会打仗的人。但他有一点与众不同：当他认为林彪的指挥有误时，会据理力争，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直至上报毛泽东裁决。
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也挨过张国焘的整，和陈赓非常知心。他们谈起参加革命后与林彪曾经相处的日子，谈了自己的看法。“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咱们不谈了。”陈赓用手帕擦眼镜，转了个话题，“咱们兵团的老底子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而四野的老底子主要是中央苏区，应该称他们老大哥。”“对，就让部队称呼四野老大哥。”“你我都得谦虚点，让林彪放手指挥我们，别有顾虑。”“你放心，我不会摆老资格。只是我脾气暴，你及时提醒我。”郭天民说完，又想什么，接着说，“想不到咱们第四兵团打到两广，怎么又要归四野管了呢？他远在郑州，怎么指挥？”“既然军委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陈赓平静地说，“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一定要顾全大局，积极配合，不挑选任务，拣重担子挑。”郭天民点点头。
不久，林彪派来了他的联络副官。这是个不算很轻的军官，手里拿着一个绿皮夹子。他走到陈赓面前，晃了晃瘦削的脸，转了转浓眉底下的眸子，打开夹子，请陈赓看林彪的指示。大意是要求今后野司要联络到师，四野称此为“超越指挥”。并要回电。
陈赓有些不解：超越指挥？他瞠开视线，呆呆地望着窗外雨水滴答的柳丝，半晌没说话。他明白，只有对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才能进行超越两级的指挥。在一般情况下，谁搞超级指挥？更不要说超越两级了，不然要军长干什么？
当戴科长根据四野的要求，为沟通各军、各师与四野电台的联络，草拟了一份长电请陈司令员签发时，他掏出钢笔，把沟通各师电台联络一段勾去，改为：“各师执行特殊派遣任务时，随时沟通联络。我们各师电台少，不宜都沟通联络”。
戴科长不明底细，说道：“我们也不能这么寒碜，通到师有什么关系？”
陈赓不高兴地说了一句：“你不要管。”
林彪的指挥部还在郑州，陈赓的兵团在江西樟树镇。
林彪电令四兵团于7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洲一线，与白崇禧的主力决战。
林彪当时雄心勃勃，要打一个“新的百团大战”。此时，他多少被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战役命令下达时，陈赓正在南京开会。由郭副司令员召集各军长开作战会议研究。电报在几位军长的手上递来递去，可是谁也不发言。情况明显地摆在面前，实施林彪的计划，往西北方向运动，只能侧击白崇禧的尾巴。时值盛暑，部队因暑热纷纷减员。如果再打疲劳战，对下一步围歼白崇禧部队将力不从心。军长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劳而无功。当然，林彪是四野的最高指挥员，军令如山，怎好明说！军长们把电报递还郭副司令员，又把烟递来递去，抽得满屋云山雾罩，就是不表态。
郭副司令员是个爽快人，更不愿这样闷坐着，干脆宣布散会：“司令员很快就回来，让他决定吧！各军长回去后，先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陈赓一返回后司驻地斗门姚，就打电话给郭副司令员，表示这个仗不能打！不同意去湖南，建议迂回广东，要他正式向林彪提出意见。林彪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他回电说不同意更改计划。
没办法，陈赓只好电告军委。陈赓的主要理由是：
此次侧击行动，构不成对敌人的包围。我部人马逾万，稍行动作，极易被敌发觉。而白崇禧一旦发觉，即会火速退回两广，于下仗极为不利；而且又时值盛暑，北方兵多，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甚多。为此陈赓建议，充分利用我兵团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搞大迂回，占广州，堵截敌人向广东之逃路。当然，陈赓也同时表示，部队正在待命，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
电报主送毛泽东、中央军委并报林彪及刘伯承、邓小平。刘、邓此时是二野的司令员、政委，陈赓原归他们领导。
林彪很快回电：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立即执行。
电报主送刘、邓、陈赓，并转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的电报也于7月17日接踵而至。毛泽东支持了陈赓，否定了林彪这种“赶鸭子”的战术。毛泽东在电文中说：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和我作战，因此，对白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以掌握主动。
回电也同时发给林彪和刘伯承、邓小平。林彪又将毛泽东的回电批转给陈赓。
因为毛泽东还指出：四兵团与十五兵团（两个军）由陈赓指挥，经赣州进军广东。四兵团为深入广西寻歼白崇禧之南路军，由广州向广西南部前进……
陈赓7月20日由斗门姚经南昌到樟树镇，接毛泽东的电令后24日即去南昌，同十五兵团邓华司令员会晤，商讨有关并肩入粤作战问题。陈赓曾顺便问过邓华：“你们对那个打法（指林彪的那个‘赶鸭子’战术）怎么看？”
邓华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实际上不能作战，非战斗减员特别多，每天几千人几千人的生病，拉肚子、打摆子、发高烧比比皆是。”“你们为什么不报告呢？”“林总这个人，你还不了解，他决定了的事情，别人提意见他听吗？报告也没用。”
陈赓没再说什么，他虽然在作战方针上同林彪有争论，但在公开场合，总是讲我们在四野首长领导下如何如何，他认为这样对大局、对团结有利，所以当时知道这场争论的人很少再次与林彪发生分歧如果以上算是陈赓与林彪发生的第一次作战分歧，那么第二次分歧则是攻打广州。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般威势震慑着敌人。中旬，广州守敌有弃城南逃迹象。
这个时候，林彪却接连几次发来给陈赓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令四兵团后尾主力原地停止待命，先头追敌部队如未抓住敌人，并无把握吃掉敌人时也都现地停止，准备由曲江、英德地区直向西平行入桂，以达成协同四野于湘桂地区解决桂白（崇禧）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于10月10日23时复电给四野并告陈赓：完全同意你们建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
接连收到这些电报，陈赓根据这次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和当前情况，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林彪关于把白崇禧集团歼灭在湘桂边境，不使其退入广西老巢的想法是对的。但在这时命令第四兵团转往桂林、柳州地区堵击白祟禧集团的主意，是欠妥当的。因为，四兵团各部正沿粤汉铁路兼程追赶逃敌，以每日130里以上行程前进，广州指日可下。这时为了执行断敌后路的任务，四兵团如向桂林、柳州前进，直线距离有1300里，以时间计算不如就近调派四野所属部队迅速；四兵团则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不停留地由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
问题是，这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一个在前线的战役指挥员，自己有了与上级及中央军委不相一致的想法，如果向上提出，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为此陈赓忐忑不安。他熟悉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上级对下级下达重要决定时，通常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并且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但上级组织的最后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
这次开始收到林彪发来的电报，陈赓感到此事需要磋商，因此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有关电报没有下达给各部队。陈赓首先召集兵团党委委员们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得到兵团其他领导的一致支持；又经与其他有关负责同志磋商，他就根据反复考虑的那些意见，亲自起稿，于10月10日3时发给致林彪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后半部说：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需集结队伍、重新动员的时间。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准备的顾虑……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如何请复。
毛泽东接到陈赓的电报，认为陈赓的意见符合战场实际，也为陈赓越来越精于军事谋略而高兴。于是，毛泽东立即于10月12日3时起草了致林彪的电报，接受陈赓的意见，决定四兵团仍照原定任务行动。
10月13日，陈赓即电各军督令部队继续向广州疾进。
毛泽东在10月12日曾经指示：“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陈赓得知左路军进入广州市区，守敌已向西南方向逃跑时，即决定右路军所有部队一律不进广州，不停留地追击逃敌。
正在陈赓指挥各部奋勇追击逃敌时，10月15日24时，林彪又给陈赓打来一个电报：如你们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关于广西的作战，须待整个的部署与配合，然后再统一行动。
林彪的电报都是同时发到各军。陈赓认为，这时各部如果对从广州南逃的敌人“停止追击”，就会放走逃敌；如让这股敌人逃到海南岛去，将会增加我军解放这个岛屿的困难。这样做，既不符合大迂回的作战方针，也违背了毛泽东10月12日的指示。因此，于第二天9时，陈赓命令所属各军继续追击逃敌。
10月17日夜10时，陈赓司令部由南雄移到曲江，深夜收到毛泽东电示：广州逃敌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要求四兵团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云浮、罗定等县。
毛泽东否定了林彪不许追击的命令。接着，叶剑英报中央军委并发四野司及陈赓的电报也来了，建议陈赓兵团向南追击敌人。陈赓匆匆看过电报，转身走向屋外。好像等候已久的月光突然洒满他的全身，他感到如洗冷水浴似的清醒，潜伏在四处的蟋蟀、青蛙一起发出爆裂般的歌声。陈赓背着手，胸脯起伏着，两个眼眶蓄满了泪水，胸中激荡着山谷般的回声：“毛主席英明！叶参座正确！”
指挥所里人们也在悄悄议论：“英雄所见略同，唯独林总独出心裁。”
戴其萼兴致更高。把刚刚买到的一部录音机搬进指挥所，乘机悄悄向陈赓建议：“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是不是可以将司令员和各军长在报话机上指挥作战的讲话，录下来做个纪念？”陈赓一听，急了：“你把那东西扔得远远的！我们追击敌人刚合法化，使用报话机还没请示报告，你还要留作纪念。若是出事，罪魁祸首第一个是我，其次，就轮到你，你还要录音挂幌子！”
过了一会儿他心绪平静下来，缓缓说道：“有人总说我抗上，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最后还得听林总的。军事指挥，还得听从命令。我们军长们有战略眼光，没买他的账，有了这两条才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在毛泽东主席的巨大权威下，所有的争论都能瓦解冰消。战争需要权威。事后林彪也对陈赓的做法表示了认同，他要参谋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报：“祝贺第四兵团在恩平、阳春、阳江战斗中取得的胜利”。
陈赓急得喊出了洋泾浜英语“敖德萨”
但林彪仍另有想法。他来到四野其他领导正在议事的房间，有所指摘地说：“勇敢固然可以赢得胜利，同心协力则可以无往而不胜……以我观察，白崇禧已是累累如丧家之犬，其第十一兵团鲁道源正向岑溪以东逃跑，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应立即调四兵团约三个军乘胜追击鲁道源所部，只留十二军的三十九师在廉江阻击白崇禧部队向雷州半岛进攻。”
寂静。领导们在考虑。“时间不等人！”林彪抬起两只手来，迅速合拢，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火速电令陈赓！”
不知是林彪判断错误，还是另有所图。总之，他的作战计划和敌情成了南辕北辙：白崇禧的主力张淦兵团正秘密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雷州半岛。鲁道源的一二五军不过是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
陈赓司令员和郭天民副司令员看到林彪的来电，不禁摇头咋舌。他们认为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压下来，岂止是一个三十九师能阻挡得住。如被突破，白崇禧夺取雷州半岛的企图就实现了，即使我们全歼了鲁道源兵团，白崇禧大部分部队占领雷州半岛后，仍有可能从海上逃向海南岛。“他们要是因守海南岛怎么办？不行，非得全力堵住白崇禧的逃路，待四野的后续部队赶到，整个白崇禧都是瓮中之鳖，鲁道源不过是顺手牵羊。快，向林总建议！”
林彪的回电神速而坚决：“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并开列了各军行进路线。
通常每一个战役企图的实施都可能会有各种方案，陈赓坚持从中选择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合适的方案。而林彪总是突然又提出自己的方案，尽管他说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但却固执地坚持这一方案。新的冲突出现了。只有请示最高统帅部了。
而时间不等人！郭天民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抽出一张纸，就向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把满肚子愤懑泄了出来：“留下我们一个师在廉江，势必把白崇禧部队放到雷州半岛去，敌人从那里就会向海南岛逃走！这就等于放走了敌人！”“老兄，”陈赓看了电稿，笑了起来，“你这个稿子是批判他，不行不行，太直了。还是用建议的语言，我来写吧。”此刻，陈赓已经冷静下来，他眼睛盯的是战争，是大局。个人所受到的疑心委屈即使再大，难道能同正在进行的战争局势相提并论吗？他伏在案上斟酌着字眼：我军必须牢牢地控制雷州半岛，如被敌人占据，他们必从海上逃跑——他把这句改为“从海上逃跑是很容易的”。在建议完全截断敌人海上逃路之后，又附了一句：各军正待命出动，准备随时执行四野司的命令。电报主送中央军委并报林彪、刘邓。陈司令员要求电台立即发出并催要回电。毛泽东回电既快又明确：“同意陈赓同志建议。”
郭天民捧着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在屋里转，忽然攥紧拳头直着嗓门大喊：“毛主席英明伟大，真理在我们手里！”陈赓起先望着他笑，后来一把抓住他的拳头：“老兄，不要这么激动！这里还有参谋们，要照顾影响。”
林彪的指挥欲极强，而且有时是“细致入微”。干扰不停地袭来，使得陈赓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吊了起来。林彪来电命令周（希汉）军从合浦东面那个小海峡渡过去，抢占合浦、北海。陈赓拿着电报，不习惯地弓着腰，用手指敲打着铺在地上的地图，怒气冲冲：“见鬼！这是十多里宽的海峡，我们连船都没有，是飞过去还是跳过去？他们大概是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在指挥！”他刷地站了起来，将目光停留在报话机上：“不管它，告诉周军绕过海峡向合浦、北海前进。”周希汉的部队很快占领了合浦、北海并向钦州疾进。
12月6日上午6时，渡过钦江的部队包围了钦州之敌。经过五小时激战，歼敌华中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1.2万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野炮42门。
十五军按计划向博白前进，开始先头部队对敌人残滞的阻击部队总是歼灭了再前进，行进速度减慢了。陈司令员指示秦基伟军长：“用小部队处置敌人阻击，主力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再不快进敌人就‘敖德萨（outside）’了！”陈赓在上海学会了不少“洋泾浜”英语，不由得说出一句。秦基伟立即命令四十四师疾进，也半开玩笑地对师长说：“再不快追敌人就‘敖德萨’了！”
博白解放以后，陈赓向秦军长表示祝贺，并指示他们立即集结部队准备向西疾进。在集结过程中，林彪又来电令，命十五军就地剿匪。
郭副司令员一看电报又火了。他吃惊地对陈赓说：“这又是搞的什么鬼？我们是过路部队，没有兼管军区的任务，怎么叫我们剿匪呢？现在应该抢时间西进才是！”
陈赓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焦虑心情，嘶哑着嗓子说——几天来，几乎所有指挥员的嗓子都喊哑了：“别争了。自归四野指挥以来已经争了三次。这不是原则问题。剿匪也是党的事业，谁剿都可以，我们就地剿匪吧。”接着，他用变了调的嗓门向秦军长做了布置，要求剿匪就认真剿，将逃散的土匪、散兵游勇一网打尽。虽经八天清剿，俘敌4000余人，陈赓仍觉得十分遗憾。当时如让十五军西出，按照他们当时的位置，至少可以比兄弟部队早两天赶到上思一带，桂敌黄杰的第一兵团残部可能全被兜住，不至于一万多残兵败将流窜到国外。
客观地说，当时林彪所作的部署是错误的，核心的问题是可能导致残匪跑掉。而这一点正是能否全歼白崇禧集团的关键，也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历次命令中所反复强调的。因此，陈赓对此事的印象非常深刻。
十年之后，林彪红极一时。他取代了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而陈赓又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受林彪节制，陈赓心情压抑，在郁闷中写了题为《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迫歼战》的回忆文章。文中明白地暗示：“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这种部署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如果按这种部署，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这篇文章一直被扣到1979年9月14日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第四章 你不知道的曾国藩
自知清朝岌岌可危曾国藩为何依然不愿称帝？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
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不当皇帝的三大理由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本人是不是真正的名教维护者，问题不重要，如大丧纳妾，就不应该是讲名教的人所为。问题是在镇压反名教的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又起来大干反名教的篡位之事，巩怕世人会骂他，他也就不敢大胆而为了。
第二，从开头所引的话来看，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时代的脚步。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李鸿章像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稳扎稳打竟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李鸿章鸿运当头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太平天国之役一结束，而东捻、西捻乱事并起。清廷命曾国藩再平捻乱，做老师的便将此一建立殊勋的大好机会让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捻乱渐次肃清，曾国藩却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天津教案闹得手忙脚乱，朝野交相指责。他荐举李鸿章继任北洋大臣。从此，李鸿章就被国人视为交涉能手、外交专家；咸同中兴以后，几乎所有的涉外事项，非他莫属。左宗棠远征新疆，曾国藩也把湘军的一员大将刘松山派遣给他，为左宗棠建立了大功。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他在死亡三日前，留下一页日记，写着：“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亦一无所成。老大徒伤悲，不胜悚惶惭赧。”他生逢清朝的衰退期，也就是他所说的“末世”，清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终其一生在为维护名教而战。他不甘冒“礼义人伦”的大不韪，“步洪杨的后尘，踵天国的覆灭”。与其说他是清朝中兴的名臣，毋宁说他是名教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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