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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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艺术（上）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艺术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有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是多姿多彩的：精美的原始彩陶、辉煌的商周青铜器、神圣的历代宗教壁画、博大精深地雕刻以及美轮美奂的音乐、戏剧，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中国艺术史话》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的艺术图片共同阐述人类源远流长的艺术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国艺术史话》虽然不是我国出版艺术类百科全书的第一部，但却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规模最大的一部。全书文字量达300万之巨，收录图片3000余幅。按照分卷内容编排，有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艺术品收藏等24卷。可以说，这部百科全书是我国出版界又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又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艺术史话》把传统的艺术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一、二十年代话剧
现实剧·喜剧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现代喜剧的诞生时期。这时期，喜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胡适、陈大悲、丁西林、余上沅、蒲伯英、欧阳予倩、熊佛西、王文显等作家是中国现代喜剧园地的开拓者。这时期，喜剧作家一方面呼唤个性解放，猛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丑恶；一方面揭露社会的病根，尖锐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真切地表现出“五四”时代精神。
这时期的喜剧作品主要有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陈大悲的《双解放》、《维持风化》、《爱国贼》、《平民的“恩人”》、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熊佛西的《洋状元》、蒲伯英的《道义之交》、《阔人的孝道》、王文显的《委曲求全》等剧。
这时期的喜剧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幽默为主的喜剧，如胡适的《终身大事》等剧，风格轻松活泼；一是以讽刺为主的喜剧，如丁西林的《压迫》等剧，风格辛辣犀利。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者与革新者。胡适虽然不是戏剧家，但他从思想与文学革命的时代需要出发，对五四时期的戏剧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时期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大力提倡戏剧改革，以摧枯拉朽的精神彻底否定传统戏曲，主张以西洋戏剧为榜样，号召大家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戏剧，这时期胡适也是极力主张戏剧改革的主将。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出版的“易卜生专号”上发表《易卜生主义》，主张学习西洋新剧，认为戏剧是“真的文学”，试图借易卜生的力量反对封建主义旧势力。《易卜生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介绍易卜生思想与创作的一篇文章。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介绍易卜生的“写实主义”作品和思想（包括文学观与人生观）时提出了两个重要主张：一是提倡“写实主义”，鼓励剧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大胆地看待人生，揭露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二是提倡“个性主义”，主张不要依附别人，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人，特立独行，只认真理，敢说真话，不怕权威，敢向恶势力作战的大无畏精神。1918年胡适创作独幕剧《终身大事》，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从其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它却是一幕新型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写实主义话剧。尽管从时间上看《终身大事》晚于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但是由于胡适的剧本与他同时发表的《易卜生主义》精神一致，因此其影响远远超过《新村正》，以致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是新兴话剧创作中体现个性解放与写实主义要求的最早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终身大事》在五四以后的剧作家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1）作者生平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后在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祖籍安徽绩溪，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胡传曾在东北、广东、江苏和台湾等地任职。1895年在绩溪老家私塾读书，接受九年旧式教育，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除背诵经史之外，曾广泛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这时思想受范缜的《神灭论》影响，信仰无神论。1904年赴上海读书，曾认真阅读严复的《天演论》，受到进化论影响。读书期间写作近二百首诗，有“少年诗人”美誉。1910年夏到美国留学，入康乃尔大学学习。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和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主张，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从此声名鹊起。1917年提交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后回国，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参与《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1919年7月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引起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0年3月出版《尝试集》，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开一代风气之先。1923年与徐志摩等人发起组织“新月社”。1926年7月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到欧美各国游历考察。1927年5月经日本回国，同年6月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1932年5月同丁文江等人创办综合性政治文化周刊《独立评论》，倾向亲蒋反共、对日妥协。1938年至1942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至1945年应聘到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政府任命担当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主编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和《申报·文史周刊》。1949年4月到美国定居。6月被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公布为“外交部长”，但未就任。11月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担任发行人。1950年5月被聘为美国普林斯登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兼教授。1958年4月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翌年2月兼任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1962年2月24日因病在台北逝世。
胡适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从倡导新文学开始，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适一生著述很多，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前期。主要论著有《尝试集》、《胡适文存》、《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等，编选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等。话剧仅《终身大事》一部。（2）作品分析
独幕剧。女主人公田亚梅留学日本时与陈先生自由恋爱，回国后希望家庭支持她与陈先生结婚。她的母亲田太太想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不知道他们结婚后会不会幸福，因为拿不定主意，又相信迷信，就到观音庵里向观音菩萨求签，不料求了个下签，签诗说：“夫妻前生定，姻缘莫强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田太太还是不敢确定，便背着丈夫田先生在家中请算命先生给田女士和陈先生排“八字”，算命先生说他们的“八字”正合命书上说的“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田太太见算命先生的说法和观音菩萨的签诗意思一致，以为真是天意，于是不同意女儿的婚事。田亚梅说那是迷信，不应该相信它，应该相信我们人自己，但是田太太固执己见，坚决反对。田亚梅女士没有办法，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开明”的父亲田先生身上，因为田先生向来坚决反对迷信，并且平常家中如有争论他都站在她这一边。田先生回来后听田太太说起女儿的婚事，并说到算命的事，大为光火，责备她迷信，把田太太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田亚梅女士听了父亲的话不禁暗暗得意。但是没想到后来田先生也反对她的婚事，他的根据是“中国的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规”———同姓不能结婚。因为田姓与陈姓在两千五百年前是一家，同一个家族不能结婚。田亚梅认为这个说法没有道理，但是父亲不听，她又提出像父亲当年的变通办法一样把田姓改为申姓，然而田先生死活不同意。最后，田亚梅女士毅然决断自己的终身大事，留下一张字条，说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坐陈先生的汽车离家出走。《终身大事》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诞生。洪深在三十年代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时把《终身大事》作为第一篇选入，并认为在当时理论非常丰富、创作却十分贫乏的剧坛，只有胡适的《终身大事》值得称道。《终身大事》最初用英语写成，后来因为一个女学堂要排演，便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剧中的田女士跟人跑了，无人敢演。据鲁迅日记记载，1919年6月19日晚他曾和周作人去北大观看《终身大事》的演出，同时上演的还有《新村正》，这大概是《终身大事》演出的最早记载。1924年洪深把《终身大事》再次搬上舞台，取得空前成功，之后一些艺术团体纷纷上演这个剧目。1944年初桂林举行“西南剧展”，胡适的《终身大事》被排在上演优秀话剧作品的榜首。《终身大事》是模仿《玩偶之家》写作的一个社会问题剧。胡适最早向国内全面介绍易卜生的思想和作品，他的《终身大事》受到易卜生思想与《玩偶之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主题，二是塑造“娜拉型”的人物和设置“离家出走”的剧情，三是安排对立人物之间的讨论。《终身大事》的主题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祖先崇拜，提倡个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打着“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西方的人文精神作为思想武器，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反对迷信，反对祖先崇拜。在这期间，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终身大事》则通过田亚梅女士的终身大事问题揭露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问题，并通过中国“娜拉”田亚梅要求独立的反抗行动，发出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的呐喊，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青年。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白话文学剧本，《终身大事》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它通过家庭这个小却独特的窗口，深刻地揭示了“五四”时期新、旧思想、新、旧道德、新、旧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剧中，作者塑造了三个富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即愚昧迷信的田太太，新旧结合的田先生，反封建的斗士田亚梅。
田太太守旧落后，是田亚梅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理想的顽固障碍。田太太是佛教信徒，她不仅用宗教和封建迷信的镣铐锁住自己，还试图用封建迷信来约束女儿的行为。她把女儿的终身大事寄托在命运和天意上，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振振有词地对田亚梅说：“我们老年人怎敢决断你们的婚姻大事，我们无论怎样小心，保不住没错。但是菩萨总不会骗人。”见女儿不信，非常着急，出于对宗教迷信的坚定信念，田太大于是向观音娘娘烧香求签，见签诗上写着“夫妻前生定，因缘莫强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知道女儿的婚事不妙，但是她仍然不敢确定，于是再请瞎子算命，听瞎子说两人“正合着命书上说的‘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这两人要是成了夫妇，一定不能团圆到头”，见算命先生的卦辞和观音娘娘的签诗意思相合，于是断然决定阻止女儿的婚事，同女儿发生了一场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中国文明史上，封建迷信观念曾经葬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婚姻，制造了无数催人泪下的悲剧，《终身大事》通过对田太太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否定，发出了对传统封建迷信的控诉。
田先生也是田亚梅实现理想的障碍。田先生受过多年西方教育，具有一定的开明思想，他坚决反对妻子求神算命的迷信观念，见田太太拿出观音娘娘的签诗，他很生气，骂道：“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你说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难道泥塑木雕的菩萨就可相信吗？”见田太太不服，还以算命先生的话为自己辩解，他立刻板起面孔斥责她说：“算了罢！算了罢！不要再胡说乱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请教那没有眼的瞎子，这不是笑话吗？”但是这位中西合璧式的田先生虽然反对妻子用封建迷信观念干涉女儿的终身大事，自己却又搬出封建宗法祠规，以“中国的风俗规矩”和古代田、陈两家同宗同姓为依据，坚决反对女儿与陈先生结婚，见田亚梅对这种荒谬的观念不屑一顾，不禁勃然大怒，说“我不认它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班老先生承认它”，“管它有理无理，这是祠堂的规矩。”作者通过先扬后抑的表现手法，对田先生身上新貌旧骨的个性与思想做了生动的刻画和揭露，通过对这个新式人物的否定，表达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同时也表明反封建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田亚梅是“五四”时期在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的代表。她和陈先生自由恋爱，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终身大事的自主权，她敢于同一切封建思想作斗争。她讥讽算命瞎子的话是一派胡言，对母亲求来的签诗不屑一顾，把父亲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祠规贬斥为毫无道理。最后她给家人留下一张纸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然后毅然离家出走，表现出对一切封建主义思想决不退让、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田亚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娜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肯定，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田亚梅这个人物形象犹如一枝腊梅，在充满封建思想的中国社会中傲然独立，以新女性的灿烂光彩照耀着中国文坛。《终生大事》同易卜生的戏剧一样是一部社会问题剧，也采用了写实主义手法。胡适认为写出人生的真实面貌，目的就在于催人醒悟，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田亚梅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人物，而终身大事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封建势力仍然强大的旧中国没有人敢演这部戏，说明反对封建主义任重道远，也说明胡适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揭露极为深刻。自胡适以后，“为人生”的戏剧风行一时，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戏剧观念初步建立起来。《终生大事》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全剧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剧情却高度集中，开场时直截了当破题，点出终身大事，中间几度波澜起伏，结尾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全剧从田太太求瞎子算命拉开序幕，开场第一句话就交代了“终身大事”。而后通过田太太的求签和算命先生的“据命直言”，既交代了幕前情节，又设立了自由婚姻的第一个障碍———封建迷信。之后田亚梅出场，矛盾冲突迅速展开。迷信的田太太反对女儿的婚事，田亚梅据理力争，见不能成功，只好寄望于开明的父亲。田先生是支持女儿还是支持田太太，这是一个悬念。其间田亚梅让女佣李妈给陈先生送信，为后来田亚梅随陈先生出走埋下伏笔。田先生上场后批评田太太相信泥塑木雕的菩萨和算命的瞎子，田太太又急又怒，田亚梅则似遇到救星，喜不自胜。可是这时剧情突变，田先生虽然不相信迷信却相信“中国的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规”，还引经据典，反对女儿和陈先生结婚，态度更加坚决，由田亚梅的救星转变为她追求自由婚姻的第二个障碍。这样一来，矛盾激化到没有丝毫缓解的地步。田亚梅作为新时代的女子，遇到重重障碍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苦苦哀求，见都不能奏效，于是毅然奋起反抗，离家出走。全剧的矛盾冲突发展到高潮时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但是令人满意的结局。总的来说，《终身大事》结构精巧，有头有尾，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剧中运用的悬念、突转、对比、埋伏、呼应等手法也都恰到好处。《终身大事》是一出“游戏的喜剧”，作者在剧情安排、人物描写上都适当地运用了喜剧手法。田先生和田太太在对待女儿终身大事的态度上，初看似乎针锋相对，实际上殊途同归。他们反对女儿婚事的理由，无论是神签、“八字”，还是“中国的风俗规矩”、“祖宗定下的祠规”，都荒唐可笑。由于作者巧妙安排剧情，塑造了喜剧人物形象，语言比较风趣，再加上离家出走的喜剧结局，整个剧作显得轻松幽默，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可以说《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喜剧创作的先河。《终身大事》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社会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个性解放运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它不仅标志着话剧文学的诞生，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的创作，同时也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和鲜明的战斗精神，猛烈地扫荡中国旧文坛的颓废风气。再次，《终身大事》虽然只是一个短小的独幕剧，并留有明显的模仿易卜生问题剧的痕迹，但它却为中国现代话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终身大事》模仿《玩偶之家》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田亚梅形象，从此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运动与创作的序幕。这个短剧激发了新文学作家的灵感，剧坛上涌现出大量“终身大事”型剧本和“田亚梅”型英雄，如余上沅反映青年恋爱问题的独幕喜剧《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卓文君》以及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剧，这些剧作都塑造了一个出走者的人物形象，被称为娜拉剧。这批剧作不仅是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象征，而且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反叛传统的女英雄（1）作者生平
欧阳予倩（1889—1962），现代剧作家，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艺名莲笙、兰客，笔名春柳。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王船山学派著名学者，戊戌维新代表谭嗣同、唐才常都是他的门生。因家学渊源，欧阳予倩从小就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在文学修养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2年到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成城中学、明治大学商科、早稻田大学文科攻读。1907年爱好中国传统戏曲的欧阳予倩在东京观看春柳社首次公演的新剧后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新的戏剧样式，后加入春柳社。不久，他在该社第二次公演的剧目《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两个角色，从此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11年回国，先后参加新剧同志会、社会教育团、文社、春柳剧场、民鸣社等新剧团体，编演了《运动力》等一批新剧在上海、江浙一带演出，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始致力于传统戏曲的继承和改革工作，参加京剧演出长达15年，先后编演了《黛玉葬花》等京剧，成为著名京剧演员，当时与梅兰芳齐名，被誉为“南欧北梅”。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社，自任社长，用新方法培养戏曲人才。1922年参加上海戏剧社，写作独幕话剧《泼妇》。1926年参加民新影片公司，编演了《天涯歌女》等无声影片。1927年参加南国社。1929年在广东开办戏剧研究所，创作了《屏风后》等剧。“一·二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创作了话剧《李团长之死》等作品。30年代中期曾去英国、法国、苏联等国考察戏剧。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桂林剧团团长，编写了桂剧《木兰从军》、《梁红玉》，京剧《桃花扇》和话剧《忠王李秀成》等剧。1946年创作京剧《孔雀东南飞》，另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建国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此外还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根据H·B·斯托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创作了9场话剧《黑奴恨》。1962年去世。
欧阳予倩是著名的戏剧作家、理论家、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他从文明新戏的舞台开始走上戏剧之路，是我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戏曲改革的先驱，为发展中国现代戏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欧阳予倩的大部分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痛斥汉奸卖国贼，宣传婚姻自由和民族解放，歌颂爱国英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剧作故事性强，语言讲究节奏，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欧阳予倩一生创作话剧21部，戏曲27部，主要作品有《泼妇》、《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同住的三家人》、《不要忘了》、《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桃花扇》、《潘金莲》、《黑奴恨》、《黛玉葬花》、《人面桃花》、《晴雯补裘》、《渔夫恨》、《木兰从军》、《梁红玉》、《孔雀东南飞》等。（2）作品分析
独幕剧。封建大家庭一家之主陈以礼和妻子吴氏谈话，埋怨儿媳妇素心搬到外面去住，说她太自由了。吴氏说儿子陈慎之要把新纳的小妾接回来了，陈以礼觉得素心不会照顾丈夫，认为儿子纳个小妾也好，这样可以让他生活得舒舒服服。不久，姑母和妹妹芷祥回来，陈以礼告诫芷祥别学嫂嫂。芷祥说哥哥讨姨嫂，嫂嫂恐怕不会善罢甘休。陈以礼说男人娶三妻四妾从古至今就有，而且过得很好，吴氏在一边随声附和。陈慎之回来后，芷祥当面羞他不讲信用，因为他以前曾答应过嫂嫂永远不讨小妾。陈慎之却不以为然，说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现在我是银行副经理，指日就是正经理，如今要充人物，岂能不讨姨太太而称新人物吗？他请姑母和妹妹帮他从中调停，姑母和妹妹都不敢出面，怕素心责怪。这时娘姨挽着姨奶奶进来，大家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不久，大家听说少奶奶素心回来了，不禁惊慌失措，赶紧让姨奶奶躲起来。素心见大家对她都客客气气，脸上还挂着不常见的笑容，觉得莫名其妙。她送给婆婆一双自己亲手做的新鞋子，姑母看了称赞她心灵手巧。不久，大家借口有事相继离开。素心对陈慎之说大家看她时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意思，陈慎之说这都是她自己多心。素心深情地说自从他们相爱后，就把身体和灵魂交给他了，她害怕将来会有什么变化，也担心他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遭遇不幸。陈慎之向她保证说他永远不会变心，还送她一条钻石项链，说这是爱情的保证品。陈慎之出去后，姑妈和妹妹拐弯抹角地说男人娶小老婆并没有什么不好，素心于是向她们打听陈慎之要讨小老婆是不是真的。姑母见素心听说陈慎之娶小老婆之事属实时很平静，以为她并不反对，于是告诉她说那人已经接到这里来了，素心大惊，但是仍然很镇定。姑母和芷祥帮陈慎之说好话，素心要求她们请姨奶奶出来，姑母和芷祥大为诧异，以为素心接受了，直夸她贤惠。姨奶奶王氏遵从陈以礼和吴氏之命准备向素心磕头，素心忙拦住她，问她是怎么来的。她质问陈慎之说他从前反对一夫多妻制、主张恋爱神圣、主张废娼说、不忍心拿金钱去压迫那无辜的女子都是骗人的鬼话，要求陈慎之立即把王氏退掉，把卖身契还给她，并送给她两千块钱作生活费。陈以礼不由得大怒，说这还了得，就是争风吃醋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胡闹。素心说她不会被他们强加的龌龊罪名吓倒，如果他们不听，就杀了儿子。陈慎之无可奈何，只好答应让王氏走。素心让王氏把卖身契撕掉，决定跟陈慎之离婚，要求陈慎之写两张离婚书。姑母连忙上前劝说，但是素心决不妥协，坚持离婚。陈以礼又惊又怒又无可奈何，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素心决定让王氏跟她一起走，并教育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还准备带儿子一起走，陈慎之拦住不放，素心说她的儿子是国家世界公有的，我决不忍拿将来有用的国民，放在这种家庭里，在这种欺骗的父权之下，受那种欺骗的教育，让他变成一个罪恶的青年，然后丢下陈慎之送给她的项链毅然出走。一家人见此局势，面面相觑，然后齐声破口大骂“真好泼妇啊！”《泼妇》是欧阳予倩摆脱文明戏风气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该剧曾作为上海戏剧协社公演的剧目由洪深执导搬上舞台，在当时剧坛产生了较大影响。欧阳予倩剧照欧阳予倩剧照《泼妇》通过素心的离家出走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在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改革、传统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之前“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能否实现的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泼妇》的创作虽然受到《玩偶之家》和《终生大事》的影响，但是主题却与它们不同，它密切地关注“五四”风潮过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敏锐地从男性对爱情不专这个社会现象提出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改革，传统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之前“自由恋爱”、“妇女解放”不可能实现的问题。陈慎之和素心自由恋爱而后结婚，刚开始二人互敬互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人也发生了改变，陈慎之当上银行副经理后为了追赶时髦、充当新派人物，于是不顾从前自己的主张和对妻子的承诺，学别人讨姨太太，竟然还厚着脸皮、若无其事地希望妻子谅解自己的做法。陈慎之的行动说明如果旧势力、旧习惯、旧思想、旧观念没有完全被打倒、推翻，那么一切新风气和新人物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极有可能被染色、被腐蚀、被同化，最终背弃自己的初衷，回到从前的老样子。这样一来，他们从前极力提倡和鼓吹的“自由恋爱”、和“妇女解放”的革命理想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泼妇》还通过素心愤然离家出走的反抗行为热情地肯定了被封建势力称为“泼妇”的新女性素心这个人物形象，歌颂了她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素心在“五四”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和陈慎之自由恋爱，后来结婚生子，家庭和睦，生活平静。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当她回家见到家人都对她笑时，感到莫名其妙，猜测并担心有什么与她有关的大事发生，于是开诚布公地对陈慎之说自从他们相爱后，就把身体和灵魂交给他了，她担心将来会有什么变化，也担心陈慎之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遭遇不幸的婚姻。见陈慎之送她项链，还做出坚决的爱情承诺，才稍微稍放心。当她从姑母和妹妹的口中得知陈慎之竟然违背自己的诺言还背着她纳妾后，她看清了陈慎之虚伪、丑恶的面目，决心反抗。尽管她知道在这个家庭中她势孤力单，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她却决不退让。她斥责陈慎之从前反对一夫多妻制，主张恋爱神圣，主张废娼，说不忍心拿金钱去压迫那无辜的女子，都是骗人的鬼话，要求陈慎之退掉王氏，撕毁卖身契，并让他在离婚书上签字。她不仅要带走王氏，还要带走儿子。当她遭到全家人反对的时候，她拿出刀子威胁说如果不让她带走，就杀死儿子，并义正辞严地说儿子是国家世界公有的，她决不忍拿将来有用的国民，放在这种家庭里，在这种欺骗的父权之下，受那种欺骗的教育，让他变成一个罪恶的青年，然后大义凛然地离家出走。素心反对的不仅仅是变心的丈夫，而且还有这个打着文明新家庭旗号实则传统、保守的封建旧家庭，以及这个家庭背后的强大支撑物———封建制度和封建势力。这样剧本的反封建主题便通过素心的反抗表现出来。
素心与娜拉、田亚梅一样也是争取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但其行动却与她们不同。娜拉出走是想摆脱玩偶的地位，并试图弄明白究竟是自己的思想正确还是丈夫海尔茂所维护的道德、法律正确。素心的行动不是一时冲动，她完全看清了丈夫陈慎之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道德的虚伪、丑恶的面目，对自己有高度自信，因此表现出镇定自若、战而胜之、毫不妥协的英雄气概。素心与田亚梅也不同。田亚梅的性格相对单薄一些，她所反对的主要是封建迷信和封建礼教，争取个人婚姻的自主权和个性解放。素心则不仅反对封建迷信，而且反对封建制度，她争取的不仅是自己个人的个性解放，而且要解放他人（王氏和儿子），追求社会解放，并且她有明确的个性解放意识和指导思想。从这一点看，素心的个性和思想也同样折射出时代的光芒，反映出对“五四”精神真诚而执著的追求。
陈慎之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形象代表，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他曾经留学国外，接受西方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也容易接受新事物，在“五四”风潮中自由恋爱、结婚，也曾经反对一夫多妻制，主张恋爱神圣，主张废娼，不忍心拿金钱去压迫无辜的女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身份的变化，他不再是追求个性解放，买妓纳妾，名义上是仿效社会上某些所谓“新派人物”，实际上是他的骨子里潜藏着的封建思想在作祟。他背着素心娶姨太太，竟然还厚颜无耻地送给素心一条钻石项链，说这是“爱情的保证品”。从他表里不一、虚伪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代表的那些“新派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们表面上宣传新道德、新风气，实际上却仍然信仰“男人家三妻四妾，从古至今就有的”陈规陋习，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表现出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是背叛“五四”精神的典型的伪君子，是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新障碍。
陈以礼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形象代表，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化身。他自己纳妾，也支持儿子陈慎之纳妾，以腐朽的思想毒害着下一代青年，表现出封建主义思想妄想永远延续下去的企图。但是在坚决反抗决不退让的素心面前，他先是狂躁暴怒，后又无可奈何，表现出封建主义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来面目。
公婆固守“男人家三妻四妾，从古至今就有的”陈规陋习，姑母和小姑也盲目维护这种封建旧习，反映出旧中国妇女因长期遭受压抑导致顺从、愚昧、麻木的性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觉醒的新女性素心反抗封建主义，争取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伟大意义以及这种反抗斗争的艰难性。
全剧故事简单，结构比较紧凑，矛盾冲突高度集中，人物性格大多鲜明，语言简练，铿锵有力。
现实剧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现实主义话剧的初步繁荣期。从1921年开始，中国现代话剧运动逐渐进入建设时期，开始出现各种戏剧团体、刊物，并形成多种戏剧风格。民众戏剧社、上海戏剧协社都倡导“写实的社会剧”，同时提倡“爱美剧”，反对戏剧商业化。这两个戏剧社作家剧作都明显受到易卜生影响，形成了“社会问题”写实剧的潮流。
这时期剧作家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以个性解放思想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追求社会和民族的解放，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决不妥协，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对内坚持斗争，高扬批判精神；对外抵抗强权，歌颂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主义的奇葩（1）作者生平
洪深（1894—1955），学名洪达，字浅哉，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属常州市）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在清华学校实科学习，积极参与清华学生演剧活动。1915年创作了有台词的处女作独幕剧《卖梨人》，翌年创作五幕剧《贫民惨剧》。1916年毕业后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1919年转到哈佛大学，随著名戏剧理论家贝克教授学习戏剧，成为中国到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后获得硕士学位。在读书期间，不断进行戏剧创作和演出实践。1922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和从事戏剧工作，创作了反封建反内战的名剧《赵阎王》。1923年参加上海戏剧协社，同欧阳予倩、应云卫等人主持该社工作，导演了《泼妇》、《终身大事》、《少奶奶的扇子》等剧，后来还领导过复旦剧社。1924年至1937年参加电影界工作，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期间编写了《早生贵子》、《劫后桃花》、《新旧上海》等10余部电影。他写作的《申屠氏》，为中国电影首创电影文学剧本样式。还首次为我国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摄制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曾创办中华电影学校并担任校长。1928年冬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1930年加入“左联”和“剧联”，以极大热情致力于进步的戏剧和电影工作。30年代初期写作《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总题为《农村三部曲》。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务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到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先后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47年下半年曾到厦门大学任教。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出国访问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在繁忙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之余，导演过《法西斯细菌》等剧。1955年8月29日因肺癌逝世。
洪深是杰出的戏剧活动家、理论家、导演和剧作家，是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与欧阳予倩、田汉并称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为我国现代戏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洪深话剧创作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剧作有强烈的战斗精洪深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而其现实主义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在话剧艺术上大胆创新。
洪深一生创作了30多部话剧剧本，撰写了大量戏剧理论批评著作。他在舞台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先后导演了大小剧目约40个。主要话剧作品有《贫民惨剧》、《少奶奶的扇子》、《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走私》、《咸鱼主义》、《飞将军》、《包得行》、《鸡鸣早看天》、《女人女人》等，主要电影作品有《申屠氏》、《冯大少爷》、《歌女红牡丹》、《劫后桃花》等。（2）作品分析
九幕剧。一个寒冷的冬天，赵大在营长屋里值班，这时老李来向他借钱，却被赵大拒绝了。他们谈起拖欠半年之久的军饷，不禁又叹又气。老李说八十九师给现钱，好多兄弟都想过去投奔。赵大说他现在他已经认命了，对升官发财不抱任何希望。老李讽刺他给营长做家务、守夜、招骂、挨打是个十足的奴才。赵大很生气，老李见状忙息事宁人，说军队大帅的仇人招兵，这里去的人格外受优待。赵大不相信，说即使想去也去不了。老李说出营向北走有一大片森林，进了森林即使有人追赶也追不到。赵大劝他留下来，说现如今各处都一样，每个当官的都想讹诈欺骗，刻薄自己的兄弟发财。老李愤怒地说只要能够升官发财，什么天理良心一脚踹得远远的。老李说他想向营长借饷，九千块军饷就藏在这屋子里。赵大说要是军饷早就领来了的话，营长必然早就跟咱提过啦，营长不会欺骗他。老李说营长从不体恤兄弟，他们现在偷军饷是以贼偷贼，劝他一起动手然后平分逃走他乡。赵大说他不能干这个昧心的事，老李急了，在屋子里四下搜寻，赵大上前拦阻，被打倒在地。赵大抓住老李大喊抓强盗，并抱住他的双腿死不放手，不久营长带人来抓住老李，准备第二天枪毙。待卫兵走后，营长查看床底下皮箱里的钱，赵大突然间看见这么多钱，才知道老李并没有说假话，不禁又是痛苦又是恼恨，望着营长发呆。营长要他看好军饷，说如有短少拿他是问，然后出去继续打牌。赵大愤恨地说讲究忠义有什么好处，想偷几百块钱逃往别处，但犹豫再三。他正想动手，这时有人来，是小马，原来营长又输钱了，让他回来再拿几百块钱。小马见他神色惊惶，明白是怎么回事，求他帮忙分一点钱给他。赵大说他不会做昧心事，小马无奈只好走了。赵大心想干脆偷个三、五千块钱，这样即使送命也值得。正待动手，这时风把门吹开，赵大忙把皮箱踢进床底下跑出去看，外面却空无一人。不久小马又来，说营长要他再送五百块钱给他。赵大怕他使调虎离山计，让他自己送去，小马说回头要营长给他好瞧的。赵大心想即使他不偷，也要被小马和营长冤上说他偷了，于是干脆拿起钞票准备逃走，这时营长赶来堵住门口，赵大抬手一枪，打倒营长后夺路而走。
赵大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跑进树林，累得腰酸腿软，于是停下来靠着大树休息，看着又大又黑的树林，担心在在里面辨不清东南西北，一辈子都走不出去。因为太累，赵大不久睡去。林中发出怪声，赵大被惊醒。他立即翻身坐起，问是谁，见没有动静，以为是松鼠。他把钱摊在地上，感叹说自己不枉活了一世。他点燃枯枝想继续赶路，忽然想起这样会暴露自己，于是立即熄灭火把。在幻象中，他看见满头都是血的营长，惊骇得大叫起来！一会儿又看到小马，赵大命令他滚开；他听到鼓声，摸着枪说这支枪百发百中，来几个人就死几人。他胡乱打了几枪，然后硬着头皮往林子深处前进。
赵大在树林里不断摔跤，走了一段又一段，却总是走不完，于是干脆坐下休息。在幻象中，他看见十几位兄弟，其中还有二哥，他说活埋他的人会遭到报应的。赵大一会儿说他是受了命令才去埋他的，请求他原谅。一会儿又说他是贪他的八十块钱才去埋他。这时他听见远处有呜呜的哭声，忙拿来出手枪对树开枪，怒喝道，叫你看看厉害，一时间万声俱寂。赵大以为他把他们镇住了，很得意。不久赵大又听到鼓声，神志清醒起来，想到有人追赶，立即撒腿就跑。
赵大跑得跌跌撞撞，只好停下来。当他发现自己还在林子里，不禁仰天长叹。这时鼓声更响，赵大担心被追上，但是很快又安慰自己说这么远他们追不上。他摸摸口袋见钱还在，想到从今以后可以享福了，得意地说总算没有白干。他想起打死了营长，决定回家后多做善事来赎罪。这时他看到王狗子掷骰子似乎是想邀洪深故居请他入局，赵大勃然大怒，怪他当初骗他赌钱以致输得精光奔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当兵，他拔出枪对他射击。
赵大看见兵丁放火，忙让玉姐儿跳窗逃跑，求他们别打他的儿子。这时有几十个冤魂来找他算账，赵大非常害怕，说有几千个兄弟放火，为什么单单找他。他拔出手枪连放两枪，立即万景俱寂。
赵大祈求老天爷救他，说他并不想做坏事，但是弟兄们逼着他，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做。他看见官老爷拷问一个老者和一位妇人，不停地喊冤枉。赵大说咱们没钱没势的老百姓，遇着这群豺狼，还想活命吗？我姓赵的不能轻易就死了，我得先杀几个人，只此一次，永不再犯，从此以后，到别处躲仇避祸，要做一个好人。他对官老爷大骂遍狗官听着，现在是民国，有王法的，你还要冤枉我么？他一枪打去，万景俱灭。
赵大回想起洋人侵入家乡逼得自己家破人亡，发誓要找洋人报仇雪恨。他拿起木棍朝四处胡乱击打，瞬间万景都灭。
赵大在幻觉中看见周围立着很多人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于是伏在地上念咒，请祖师爷显灵降天兵天将杀洋人。
老李和小马奉营长之命带人追到森林，他们看到赵大拿着一根树枝疯疯癫癫地跳舞，乱枪将他打死。小马随众人回去领赏，老李却拿起赵大的钞票转身走进森林中。《赵阎王》是洪深的成名作，创作于1922年。据说洪深在一次逃亡的列车上听到同车的士兵讲军阀吴佩孚的队伍打败奉军后把受伤的奉军士兵活埋，还搜走他们身上的金钱的故事，他由此联想到军阀混战造成的种种罪恶，于是创作了这个话剧。
1923年2月洪深个人出资在上海笑舞台上公演《赵阎王》，并亲自执导、主演，因为剧中大段大段地表现赵大的变态心理，富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不合当时中国观众的习惯，未被社会理解接受。1929年《赵阎王》再度公演，获得成功。《赵阎王》借鉴了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的表现主义技巧，长期以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是抄袭之作，说剧作的主人公赵大是琼斯的儿子；有人说它是照猫画虎式的模仿，是《琼斯皇》不折不扣的中国翻版；有人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次不成功的艺术实践。这些说法都比较片面，没有看到《赵阎王》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赵阎王》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为背景，以军阀士兵生活为题材，通过农民士兵赵大由善变恶直至被追杀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封建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了军阀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真面目，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赵阎王》通过赵大的悲剧命运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士兵赵大的悲剧形象，这个形象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赵大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勤劳、善良，孝敬父母，富有同情心，信奉因果报应的哲学和仁义忠恕的封建道德，祈求平安的生活。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洋教洋奴的欺压使他丧失了安身之地，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当了兵。赵大善良的本性在连年的军阀混战、到处充溢着杀戮、欺骗和贫穷的恶劣环境中逐渐遭到腐蚀。刚开始，他不忍心将尚存一息的同伙或敌人活埋，但是惧于军法，他不得不执行。可是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却又顺手牵羊搜走被埋者身上的钱，他最初看见老百姓在大火里翻滚呼叫的时候也曾向同伙求情，或者躲在营地不干，但是迫于同伙“不许一个人单做好人”，要“先杀背群的”，他“只好依从”。这样坏事做多了，赵大从一个勤劳、善良的老百姓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赵阎王”。由此可见，恶劣的社会环境把本性善良的赵大逼上了犯罪道路。赵大变成了赵阎王，但他与完全丧失自我的琼斯不同，他的善良本性即使在犯罪后也始终没有完全泯灭。他曾经忏悔，曾经发誓从此以后要做个好人。他偷走巨款后只想回家买一块地，凭劳动吃饭，然后修庙赎罪，救济乡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善良的愿望，恶劣的社会环境不会给他一丝再生的希望，因此赵大的命运注定是悲剧。他的悲剧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下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士兵的悲剧。《赵阎王》还通过赵大的悲剧命运对传统的封建道德提出了怀疑，并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恶劣的社会环境把本性善良的赵大逼上了犯罪道路，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而愚昧的封建忠恕道德则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赵大当兵十几年，吃尽千辛万苦，却仍然只是营长的勤务兵。他对当年收留他的营长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他效劳。他遵守“为人谋而不忠乎？”的信条，即使经常挨打受骂也毫无怨言，就像老李骂的那样是个十足的奴才，简直就像猪狗。他不相信营长会克扣军饷，更不相信营长克扣了军饷会瞒着他这个“心腹”。他忠于职守，见老李胆敢在屋子里搜军饷，他警告老李说；“别说银子，这地上的尘土，也不许谁带一点去！”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以保护军饷。在这里，与其说赵大舍命保护的是营长的军饷，不如说他保护的是他一心信奉的封建忠恕道德。最后，当他发现营长果真背着他私藏巨额军饷的时候，他觉得受了不可饶恕的欺骗，对一直深信不疑的封建忠恕道德彻底绝望了，于是一怒之下偷走军饷，走上一条不归路，上演了命运悲剧。在这里，作者通过赵大的遭遇揭示并批判了封建忠恕道德的虚伪。《赵阎王》拓展了话剧创作的题材和表现领域。二十年代初，随着《终身大事》的出现，中国剧坛掀起一股社会问题剧的创作热潮。这些剧作大多以家庭、婚姻矛盾为主要内容，追求自由恋爱、婚姻幸福，批判虚伪、腐朽的封建道德，反对封建主义，但是从反映生活的角度和表现的社会生活来看，这些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城市贫民或小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哀怨。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剧坛缺少从历史的高度和广阔的视野上反映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作品，而洪深创作的《赵阎王》则是开拓社会问题剧题材领域的一个创举。《赵阎王》是中国话剧文学第一部表现主义作品，它以独特的审美价值为中国表现主义戏剧铺下了第一块基石。《赵阎王》运用的表现主义手法虽然直接模仿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但是《赵阎王》与《琼斯皇》侧重表现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悲观失望之情不同，它以赵大的悲剧命运揭示出“社会逼人为恶”的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改造不合理社会的愿望。弹奏爱国的最强音（1）作者生平
熊佛西（1900—1965），现、当代剧作家。原名熊福禧，字化侬，笔名佛西、佛、戏子、向君等。1900年12月4日出生于江西丰城县罐山村。1914年到汉口圣保罗中学读书，开始接触文明新戏，翌年转入辅德中学。1919年入北京燕京大学学习教育与西洋文学。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发起组织民众戏剧社。大学期间创作了《这是谁的错》等剧本，大学毕业后曾在汉口辅德中学任教。1924年9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戏剧、文学，结识了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等人，创作了《一片爱国心》等剧。192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国立北平大学艺木学院戏剧系主任、教授。这期间曾主编《戏剧与文艺》与《北平晨报·剧刊》，帮助戏剧系学生建立北平小剧院。在主持戏剧系工作的同时创作了《王三》等10多部剧本，为推动北方话剧运动做出了很重要贡献。1932年率领戏剧系师生赴河北定县进行“农村戏剧实验”，这时期创作了《屠户》、《牛》、《过渡》等剧本。1936年创办北平剧人协会。1937年到长沙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工作，1938年到成都担任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长。1941年曾应张治中之邀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后远走桂林，主编《戏剧岗位》、《文学创作》、《当代文艺》等刊物。1944年初担任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委会委员，后避难到遵义。抗战时期创作了《赛金花》等多种剧本。1945年11月到上海，后应邀担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教授，后任校长。建国后曾任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1956年创作了反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剧本《上海滩的春天》。1965年10月因病去世。
熊佛西是现代著名戏剧活动家、戏剧教育家和剧作家，是中国戏剧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熊佛西在北方从事戏剧运动，其影响与南方的田汉一样，在当时号称“南田北熊”。他首创戏剧教育体制，毕生从事戏剧教育，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熊佛西的话剧故事生动，动作性强，充满生活情趣，剧中对话简洁，口语化浓，不事雕琢；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戏剧冲突较少迂回曲折；风格精炼、朴实。
熊佛西一生创作了二十七部多幕剧和十六部独幕剧，主要作品有《这是谁的错》、《新人的生活》、《新闻记者》、《青春的悲哀》、《当票》、《甲子第一天》、《一片爱国心》、《洋状元》、《长城之神》、《蟋蟀》、《神童》、《苍蝇世界》、《爱情的结晶》、《喇叭》、《诗人的悲剧》、《王三》、《艺术家》、《一对近视眼》、《医生王治康》、《裸体》、《模特儿》、《兰芝与仲卿》、《屠户》、《牛》、《过渡》、《赛金花》、《中华民族之子孙》、《后防》、《搜查》、《人与傀儡》、《害群之马》、《囤积》，《袁世凯》、《上海滩的春天》。（2）作品分析
三幕剧。唐华亭的日本籍夫人给女儿唐亚男做日本衣服，准备把这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她。唐亚男看到衣服，夸妈妈精敏能干。唐夫人在亚男的反复追问下，谈起她和唐华亭的婚事。原来唐华亭是革命党，后来逃到日本读书，二人同学，不久就相爱结婚。后来他被政府逮捕要枪毙，被亚男的舅太爷救出。亚男说她是爸爸的救命恩人，唐夫人却埋怨他现在不听话。唐少亭看到新衣服，说妈妈偏心，不给他做衣服。听母亲说要请日本大夫给父亲看喉咙，唐少亭建议请德国大夫，因为现在排日风潮非常厉害。田妈说下雨了，唐夫人忙让她把日本国旗收进来，感慨地说中国是个多风多雨的国家。亚男担心雨大不能出去，准备换下日本衣服，唐夫人却不准。亚男说她要去开抵制日货的会，唐夫人说维护日本货是她的权利，更加不准她去。亚男说她不去别人会骂她是卖国奴，唐夫人说他们没有家教，不用管他。周女士来约亚男去开会，亚男说肚子疼，请她给她作代表。周女士说她是主席，代表不了，同学们之所以要她出席会议就是因为她日本化，要当众羞辱她，提醒她千万不要忘记治国平天下应该先从“齐家”起，倘想世界革命，不可不先从家庭革命下手，然后告辞而去。唐夫人听到她们的话，说周女士不是好东西，要求亚男不要跟她来往。唐夫人听田妈说方顺不挂太阳旗，责备他为什么不挂，当得知是唐华亭暗中抵制日货而不让挂旗后很生气，骂他没良心。亚男不忍心父亲挨骂，跪下说是她不让挂的。唐夫人不理睬，让方顺来对质，得知真是亚男的指使后，决定辞掉他。唐华亭说是我不让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日本是中国的仇敌，我恨日本，我不能把敌国的国旗挂在我家门口。唐夫人模仿他说我是日本人，我不能把中国国旗挂在家门口，二人互不相让。这时少亭来说舅舅要见母亲，唐夫人临走前要唐华亭别忘了三十年前他说的话。原来三十年前，唐华亭和夫人相爱时，曾说过爱国是至上的美德，你嫁给我依然可以爱你的日本。
少亭和亚男见妈妈同舅舅谈了三个多小时，都很奇怪。少亭怪舅舅利用妈妈，说妈妈越老越糊涂。亚男当着母亲的面说她讨厌舅舅总是鬼鬼祟祟的，唐夫人很生气。少亭忙打圆场说妹妹要再惹妈妈生气，可以把她嫁出去。这时，唐夫人后悔在丈夫喉咙痛的时候跟他吵架，听说他们父子没有吃自己特意做的鸭子，为白辛苦一场觉得冤枉。她让亚男去问父亲的病情，然后询问从来都很听话的儿子少亭的工作情况，要求少亭帮他舅舅一把，在出卖矿山的契约上以实业督办的名义签字。少亭不愿意，说如果我在这上面签了字，那么四万万同胞就被我卖了，我不想当卖国贼。唐夫人说就算是卖国也不过是沿例罢了。少亭说不成，我们唐家素以“清廉”闻名于世，难道到我手上就卖国卖民么？唐夫人劝他做人不要忘本，要报答舅舅就应该签字。少亭坚决不允，唐夫人寻死觅活，少亭犹豫再三，准备签字，这时亚男见状一把将契约抓在手里，问是怎么回事，并把契约交给爸爸。唐华亭责备他把矿山卖给日本人，说假使他做二十年官岂不是要把中国断送完了，批评他竟干出这种污辱门楣的事情，准备烧契约。这时，唐夫人扑上来揪住他的胡须，要他归还契约。唐华亭大痛，不断叫喊，亚男忙把契约交给母亲。唐夫人要方顺备车准备去日本大使馆，亚男想不能让母亲拿走契约，于是上前拦阻，和母亲扭打在一起，唐夫人的眼睛被玻璃划破。亚男最终抢回契约，把它撕得粉碎，掷到空中，然后大笑。
周女士去看望亚男，见她患上神经病，不禁感慨万分。田妈对她说老爷又吐血了，少爷的病也刚好，太太的眼睛则完全瞎了。亚男醒来后，刚开始却不认识周女士，当她清醒认出她时，自责打死了母亲，痛骂自己不孝，伏在周女士肩上大哭。田妈把亚男扶到床上睡下，周女士起身告辞。亚男再次醒来时，穿上日本衣服，说这样妈妈才会喜欢。但是很快她又换上中国衣服，觉得这样才对。唐华亭来看望亚男，亚男说她把契约抢回来撕了，妈妈的眼睛受伤了不能怪她。她抓住父亲的胡须，要他交出妈妈。这时唐夫人回来，亚男见她眼睛全瞎，忙松开手，躲在一旁呆呆地望着她。唐华亭握住夫人的手，请求她原谅，唐夫人后悔不该跟他闹事。唐华亭提议找个地方安度残生，最好不要过问国家大事。唐夫人想回日本，问亚男在哪儿。亚男望着母亲放声大哭，唐夫人疼爱地劝慰女儿，喊着“宝贝！可怜的宝贝！”亚男说她穿的是中国衣服，在屋子里大笑大跳。唐夫人向前摸索，叫道：“亚男你真疯了么？”“来！到妈妈的怀里来！”《一片爱国心》是熊佛西的代表作，创作于1925年“五卅”惨案后不久，是我国现代话剧诞生时期的一部思想进步、艺术成就较高的优秀多幕剧。
1926年11月《一片爱国心》曾在熊佛西主持的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第二次实习公演上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这次演出由肖昆饰唐亚男，张寒晖饰唐夫人，王瑞麟饰唐华亭，章泯饰唐少亭。这部戏在艺专剧场连演一个多月，北京文艺界反应非常强烈。清华、北大等校学生冒着政治危险和风寒，不辞劳苦，赶来看戏。公演结束后，观众还纷纷写信要求再度公演。这之后，《一片爱国心》还多次参加戏剧系实习公演，成为培养戏剧系学生的一个保留剧目。此后这部戏在两三年时间里演出过四百多场，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是话剧舞台上广泛上演的剧目之一。1929年，此剧还在比利时两度上演，获得成功。几位比利时教师看后赞赏说：“这剧作是出于一位大文豪的手笔”，它能将“爱国的精神充分的表现出来”。《一片爱国心》的中心情节是原革命党人唐华亭的日籍夫人秋子在日本当局的授意下，逼令她的做着“实业督办”的儿子在出卖中国矿山权益的契约上签字，遭到丈夫唐华亭和女儿亚男的强烈反对。剧本通过这一中日合婚家庭里夫妻、母子、母女之间的冲突，暗示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展现了一场爱国与卖国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愤怒地谴责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歌颂了唐华亭和唐亚男（特别是唐亚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剧中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唐亚男的形象尤其真实感人。唐亚男是一个聪明、热情、深明大义的十六岁中学生。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母亲秋子是日本藉妇女，把唐亚男视为掌上明珠，唐亚男也深爱母亲，母女之间感情极为深厚。但是唐亚男爱母亲更爱祖国。刚开始，母亲要她穿着和服上学，她依从了；母亲要求她不要去参加抵制日货的辩论会，她也被迫同意了，然而她的内心却怀着深深的痛苦。一方面她敬佩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忍受被同学们骂为“卖国奴”的痛苦。然而，她不怨恨同学，却只恨自己，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中。更令亚男痛苦的是，她的这一痛苦欲诉无门，她只能将它深深地埋在心底向隅而泣，偶尔向自己的好友周女土倾诉。因此，她的性格除了单纯的一面外，还有深沉、忧郁的一面。可是，当问题涉及国家、民族利益这一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她就毫不妥协了，也顾不得“孝顺”了，她性格中炽热的爱国热情如火如荼地迸发出来。当她听说母亲让身为实业督办的哥哥唐少亭在一张出卖祖国矿山权益的契约上签字时，不禁义愤填膺，痛斥哥哥：“假如不是作同胞情分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吃掉！”当母亲抢过契约，出门要送交日本公使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同母亲争夺契约，甚至不顾母亲的眼睛已经被打碎的玻璃刺伤。她夺回契约后，将它撕得粉碎掷入空中大笑起来。剧中生动地揭示了唐亚男思想性格的发展，表现了经过五四精神熏陶和洗礼的青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剧中塑造的唐亚男形象成为当时爱国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尊严的楷模，许多女学生出于对唐亚男精神的敬佩和仰慕，甚至因此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亚男”。
剧中还塑造了另一个爱国者唐华亭。唐华亭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对妻子秋子的救命之恩无限感激，爱之甚笃。但是当他发现儿子在契约上签字时，不禁怒不可遏，严词痛斥；当他发现秋子强迫儿子干出卖祖国的事情时，他毫不妥协，夺过契约，擦起火柴要将它烧掉。尽管秋子揪住他的长须逼迫他交出契约，唐华亭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你今天把我的胡须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给你！”唐华亭这个人物形象进一步地反映了剧作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斗争精神。《一片爱国心》还成功地展示了唐亚男、唐华亭等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真实地再现了促成人物爱国行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背景。虽然全剧三幕的舞台环境均在唐华亭家中，然而通过这个舞台窗口，观众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沸腾的时代脉搏，感受到当时席卷整个社会的抗议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的狂风。在学校里，同学们痛斥唐亚男是“卖国奴”，甚至要召开辩论会，故意让她做执行主席，以便当众羞辱她。虽然这种做法未免简单化，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表达爱国情感的行为特点。另外，唐夫人挂太阳旗也遭到仆人们的抵制，一向恭顺的男仆方顺现在居然胆敢大骂说：“你是什么臭东西！这年头还挂日本旗？你甘心做卖国奴吗？”连过路的行人看到唐家大门口的日本旗也不禁怒火中烧，在他家门口涂写“卖国贼、亡国奴、亲日走狗”加以痛斥。正是这些席卷全国的高涨的爱国主义感情影响了唐亚男、唐华亭，促成他们做出誓死要同卖国贼斗争到底的一系列爱国行为，从而揭示了主人公的爱国行为的社会根源。《一片爱国心》不仅具有较深广的社会意义，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剧中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结构层次分明、有条不紊；语言通俗、流畅、凝练。
历史剧
二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发生期。这时期中国剧作家为了更丰富、更有效地批判现实，表达反对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他们从古代历史中把长期遭到封建礼教压迫和批判的历史人物和事实中以全新的角度加以观照，发掘出富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启迪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认识传统，改造世界，改造生活。
这时期历史剧的杰出代表是郭沫若。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其早期历史剧代表作《三个叛逆的女性》（由《卓文君》、《王昭君》、《聂晏》三剧组成）“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通过历来被称为“弱者”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妇女解放”的时代课题，反映了五四时期追求人的尊严、反抗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的斗争精神。呼唤人权的狂飙之曲（1）作者生平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1897年入私塾，1906年入乐山高等小学。1907年到嘉定府中学堂读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1913年东渡日本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19年至1920年之间创作了大量诗歌，1921年出版著名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成立创造社，为发展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23年回国，在上海继续从事创造社文学活动。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奔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撰写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遭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10年，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奔赴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等6部历史剧，密切配合抗战宣传。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抗战胜利后，积极领导、参加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1949年7月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除从事政务、外事活动外，继续坚持戏剧、文学创作。1959年创作了翻案历史剧《蔡文姬》。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是一位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第一个开拓者。“五四”时期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叛逆”精神在他的剧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郭沫若著述颇丰，内容涉及诗歌、戏剧、历史、文字等领域，出版有《郭沫若全集》共20卷。其中话剧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主要部分，编有《郭沫若剧作全集》，共有剧本20部。话剧作品主要有《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卓文君》、《王昭君》、《聂晏》、《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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