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译—法国长篇小说精选集(套装共10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6 00: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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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雨果等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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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译—法国长篇小说精选集(套装共10册)

名家名译—法国长篇小说精选集(套装共10册)试读:

复活

译者序

《悲惨世界》作为一部文学名著,卷帙浩繁,作者从1828年开始构思,到1845年动笔创作,直至1861年才完稿出书,历时三十余年。

雨果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找活干又处处碰壁。到了1828年,作者又着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这样,他就掌握了这部小说的原始素材,开始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到一位圣徒式的主教的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继而,他又设想把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在1829—1830年,作者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

到了1832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然而,作者还迟迟不动笔,继续搜集素材,在此基础上写了几部小说;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小说中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部小说酝酿了20年之久,到了1845年11月17日,雨果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写作也顺利进行。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旋涡,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创作,竞选参议员,转向左派,同右派决裂。结果1852年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书稿一搁置又是12年。他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于1860年四五月间,重新审阅《苦难》手稿,花了7个半月的时间深入思考整部作品。接着,又用半年时间修改原稿,增添新内容,续写完第四部最后一卷和第五部,最后定为现行的书名。

1861年10月4日,雨果同比利时年轻出版商拉克鲁瓦签订合同。1862年,这部巨著终于问世,并且立即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出版,延宕三十余年。早在1832年,构思就已相当明确,假设雨果当即动笔创作,以他的写作才能,他一定能履行同出版商签订的合同,按时交稿出书,那么继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1848年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学院式的惩恶劝善的小说。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183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1848年革命和他在1852年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及团体精神和党派之争,不再顾及社会、法律、信仰、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成功的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使他置身于这一切之外,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达到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就是以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反思一切,重新审阅《苦难》手稿。他不仅对原稿作了重大修改,增添了新内容,并续写完了全书,而且使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个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有代表性的人物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而且,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想者,其深刻性正在于他把这些因果放到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悲惨世界》作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丰碑,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185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享年83岁。参议院和众议院立即宣布全国哀悼,并一致通过政府提案,决定为雨果举行隆重的国葬。5月30日,雨果的遗体停放在凯旋门下,供热爱他的民众瞻仰。6月1日举行国葬,鸣礼炮21响,有200万人自发地送行。这种葬礼的盛况,是任何帝王临终时可望而不可即的。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柩车所经之处,人们不断高呼:“雨果万岁!”这不是对一代文学大师的最好的哀悼和怀念吗?李玉民2005年3月于北京花园村

作者序

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借助于法律和习俗硬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抑,即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1862年1月1日于上城别墅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沉沦

[一]一天行程的傍晚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约莫日落的前一小时,有位旅客走进小小的迪涅城。在这种时分,只有寥寥无几的居民还站在窗口或门口,他们望见这个旅客,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很难遇见比他衣衫更褴褛的行人了。此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粗壮,正当壮年,看样子有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头戴一顶皮檐鸭舌帽,遮去流汗的、风吹日晒黑了的半张脸。身穿黄色粗布衫,领口搭了一个小银锚扣,露出毛茸茸的胸膛,领带皱巴巴的像根绳子;蓝色棉布裤已经很旧,一个膝头磨白,另一个膝头磨出窟窿;外罩灰色外套十分破旧,一个袖肘上用粗线补了一块绿呢布;背上有一个崭新的军用袋,装得满满的,袋口紧紧扎住;他手里拿一根多节的粗棍,脚下没有袜子,直接穿一双打了铁掌的鞋;他的头发短短的,胡须长得很长。

他浑身破烂不堪,再加上汗水、热气、风尘仆仆,给他增添一种说不出来的肮脏。

他推成平头,但是头发又开始长了,都竖起来,仿佛有一段时间没理了。

谁也不认识他,显然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南边来的,也可能是从海边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街道,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往巴黎的路线。这个人肯定走了一整天,样子十分疲惫。城南老镇的一些妇女,看见他停在加桑迪大街的树下,并在林荫道尽头的水泉中喝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在后边跟随的那些孩子,看见他走了二百步远,到了集市广场又停下,对着水泉喝水。

他走到普瓦什维街口,便朝左手拐去,径直走向市政厅,进去之后,过了一刻钟又出来。一名宪警坐在门旁的石凳上——

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正是站在那个石凳上,向惊慌失措的迪涅居民宣读瑞安海湾宣言。那汉子摘下帽子,冲那宪警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那宪警没有回礼,只是定睛注视他,目送了一程,便走进市政厅。

且说那汉子走向当地最好的“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进入临街的厨房,只见所有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的火很旺。老板同时也是掌勺的厨师,他正在炉灶和炒锅之间忙碌,给车老板准备丰盛的晚餐,隔壁就传来那些车老板谈笑的喧哗声。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车老板吃得好。一根长铁钎上插着几只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插着一只肥肥的土拨鼠,正在火上转动烧烤;炉子上则炖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到门打开,走进一位新客,没有从炉灶抬起眼睛就问道:“先生要什么?”“吃饭睡觉。”那人答道。“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又说道。这时,他回过头来,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旅客,便补充一句,“……交现钱。”

那人从外套兜里掏出一个大皮钱包,答道:“我有钱。”“那好,这就伺候您。”

那人把钱包放回兜里,卸下行囊,撂在靠门的地上,手里还拿着棍子,走到炉火旁,坐到一张矮凳上。迪涅城位于山区,十月的夜晚很冷。

这工夫,店主来回走动,总是打量旅客。“很快就能吃上吗?”那人问道。“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这时,新来的客人转过背去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则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又从靠窗放的小桌上的旧报纸上撕下一角,在白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再折起来,但是没有封上,交给一个看样子是给他又当厨役又当小厮的孩子,还对着其耳朵吩咐了一句,于是,那孩子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场面。

他又问了一声:“很快就能吃上吗?”“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那孩子回来,又带回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好像等候回音似的。他仿佛仔细看了一遍,接着摇了摇头,沉吟了片刻。那旅客心神不宁,似乎在想事儿。店主终于跨上前一步,说道:“先生,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在座位上猛然一挺身子。“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跟您说,我有钱。”“不是这个缘故。”“那是为什么?”“您有钱……”“不错。”那人答道。“可是我,”店主却说,“我没有客房了。”

那人平静地又说道:“那就把我安顿在马棚里吧。”“不行。”“为什么?”“地方全让马匹占了。”“好吧,”那人又说,“阁楼有个角落也行,放上一捆草。这事儿吃了饭再说吧。”“我也不能供给您饭吃。”

这种表示,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语气很坚定,那旅客感到事情严重了,立刻站起身。“哼,算啦!我可饿得要死。太阳一出来我就赶路,走了十二法里。我付钱嘛。我要吃饭。”“什么吃的也没有。”店主说道。

那人放声大笑,身子转向壁炉和炉灶。“什么也没有!这些食物呢?”“这些全是定做的。”“谁定的?”“那些车老板先生。”“他们有多少人?”“十二人。”“这里的食物够二十人吃的。”“他们全定下了,预先付了钱。”

那人重又坐下,还以原来的声调说:“我来到旅店,肚子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下身,对着他的耳朵,用一种令他惊抖的口吻说:“走开。”

那旅客正弯下腰,用他棍子的包铁头往火里拨弄几块炭,他听见这话,猛地转过身,正要开口反驳,可店主却盯着看他,又低声说道:“喂,别废话了。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要我说您是什么人吗?我看见您进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派人去市政厅问一问,这就是给我的回答。您识字吗?”

店主说着,就把打开的字条递给旅客。那张字条刚从旅馆传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传回旅馆了。那人朝字条上瞥了一眼。

店主沉默片刻,接着又说道:“我一向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走开。”

那人低下头,拾起撂在地上的行囊,便离去了。

他上了大街,漫无目的地走去,而且溜着墙根儿,如同一个丢了面子而伤心的人。他一次也没有回头。他若是回头,就会看见“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站在门口,被所有旅客和街上行人围着,正用手指着他高声谈话,而且,从那众人惊疑的眼神里,他就能猜出他刚一到达,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整个场面,他一点也没有瞧见。失魂落魄的人不朝身后看,他们十分清楚,追随他们的是厄运。

他就这样走了一阵,一直信步朝前走,穿过一条条他不认识的街道,忘记了疲劳,正像人在伤心时常有的那样。突然,他感到饥肠辘辘。天快黑了。他四下张望,看看能否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拒不接待他,那么,他就找一家大众酒馆,找一家下等酒吧。

正巧街那端点亮一盏灯,悬挂在直角形铁架上的一根松枝,映现在暮晚的白色天空上。于是,他朝那里走去。

那的确是一家酒馆。在沙佛街开的一家酒馆。

那旅客停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窗朝里望望,只见顶棚低矮的餐厅,由桌上一盏小灯和壁炉里的旺火照明。有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在烤火。一口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上烧得哗哗作响。

这家酒馆也兼客店,有两个门出入。一扇通街,另一扇门对着满是粪土的小院。

那旅客不敢从临街的前门进去,溜到院子里,又停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拉起门闩,将门推开。“谁在那儿?”老板问道。“一个要吃饭和过夜的人。”“好哇。这里可以吃饭过夜。”

于是,他走进来。喝酒的人全都扭头看,他一侧有灯光,另一侧有火光照着。在他卸行囊的工夫,大家打量了他好一会儿。

老板对他说:“这儿有火。锅里煮着晚饭。过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过去,坐到炉灶旁边,将走远路磨破的双脚伸到火前,闻着锅里飘出的香味儿。他的帽子仍然压得低低的,露出半张脸;从脸上能隐约看出一种舒适的表情,但是掺杂着饱受苦难所具有的凄然神态。

不过,他的侧影显得坚强有力,也显得忧伤。他这相貌的组合非常奇特:乍看上去低下谦卑,最后又呈现出一副凛然正色。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亮,犹如荆丛里的火堆。

且说围着餐桌喝酒的人中间,有一个马贩子,他先去将马拴到拉巴尔的马棚里,然后才进沙佛街这家酒馆。也是碰巧,当天早晨,从布拉-

达斯村到……(地名我忘了,想必是埃库布龙)的路上,他遇见这个一副狼狈相的旅客。路上遇见时,这人看样子已经疲惫不堪,还求过他让坐到马后臀捎一段路。马贩子的回答,就是催马加快脚步。半小时之前,这个马贩子也在围着雅甘·拉巴尔的那堆人中间,他还对“柯耳巴十字架”旅馆的那帮顾客,亲口叙述了他早上那次不愉快的相遇。现在,他从座位上偷偷向店主使了个眼色。店主走过去,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刚来的旅客重又陷入沉思。

老板回到壁炉前,一只手突然按在那人肩上,对他说道:“你给我从这儿走开。”

那旅客转过身来,口气温和地回答:“唔!您知道啦?”“是的。”“另一家旅馆把我赶出来了。”“也同样把你从这里赶走。”“您要我去哪儿呢?”“别的地方去。”

那人拾起他的棍子和行囊,便离去了。

几个孩童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好像守在这儿等着他,见他出了酒馆,就朝他扔石块。他气愤地回身走几步,举起棍子威胁,吓得孩子像群小鸟一样逃散了。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看见门上垂着一条铁链,便上前拉响门铃。

一个小窗口打开了。“看守先生,”他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说道,“您能打开门,留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监狱不是客店。您设法让人抓起来,这门才能给您打开。”

小窗口又关上了。

他走上一条小街,只见两侧有许多花园,其中几座只用篱笆围着,给街道增添欢快的气氛,只见花园和篱笆之间有一所小平房,窗口有灯光,他像到那家酒馆那样,先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房间很大,墙壁刷了白灰,一张床上铺着印花布床单,角落里放着摇篮,屋里还摆了几张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支双响猎枪。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摆了饭食,一盏铜碗灯照见粗麻布白色台布,上面盛满酒的锡壶像银器一样闪亮,棕褐色汤盆热气腾腾。餐桌旁边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喜笑颜开,膝盖上站着一个小孩。他身边坐着一位很年轻的女子,正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欢笑,孩子欢笑,母亲微笑。

面对这温馨宁静的家庭场景,那个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中想些什么呢?只有他本人才可能说清楚。也许他想到,这个愉快的家庭很可能好客,他看见洋溢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怜悯之心。

他极轻地敲了一下窗玻璃。

里边人没有听见。

他又敲第二下。

他听见女人说:“当家的,好像有人敲门。”“没有。”丈夫答道。

他再敲第三下。

这回,丈夫站起来,端上油灯,走过去开门。

这人身材高大,半务农半工匠。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一直搭到左肩上,腹部鼓起来,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件,像装在口袋里一样,由一条腰带兜住。他朝后仰着头,衬衣大敞着口,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他长着两道浓眉、一脸很重的黑髯须、一对金鱼眼睛,下颏儿尖尖的,整个相貌上,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先生,”那旅客说道,“打扰了。我付钱,您能给我喝点菜汤,让我在园中那个棚子角落里睡一夜吗?请告诉我,可以吗?我付钱行吗?”“您是什么人?”房舍主人问道。

那人答道:“我从皮-穆瓦松村来,走了一整天,走了十二法里。您能接待吗?我付钱行吗?”“我不会拒绝一个正经人花钱投宿的,不过,为什么您不去旅馆呢?”“旅馆没地方了。”“唉!不可能。又不是庙会赶集的日子。拉巴尔那儿您去过了吗?”“去过了。”“怎么样?”

那旅客有点尴尬地回答:“我不清楚,他没有接待我。”“沙佛街那家叫什么来着,您去过了吗?”

那外乡人更加尴尬了,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夫的脸上换了怀疑的表情,他又从头到脚打量了不速之客一次,突然提高嗓门,声音有些战抖地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瞥了外乡人一眼,倒退三步,将油灯撂在桌上,从墙上摘下猎枪。

就在农夫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的工夫,那女人已经站起身,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慌忙躲到丈夫的身后,还敞着胸口,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那外乡人,嘴里咕哝着:“错马罗德。”

所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房主就像观察毒蛇一样,打量一阵那人之后,又来到门口,说了一声:“滚!”“行行好吧,”那人又说,“给碗水喝。”“给你一枪!”农夫答道。

他啪的一声又把门关上,求宿人听见插了两道门闩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上窗板和别铁杠的声音。

天色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冷风飕飕刮起来。那外乡人借着苍茫暮色,望见临街一个园子里有一草棚,仿佛是用草皮垒起来的。他把心一横,跨过一道木栅栏,溜进园子里,走近草棚,看到它的门就是又窄又矮的洞口:这类草棚,很像养路工在路边搭的窝棚。他一定认为这确是一名养路工的窝棚,而且他饥寒交迫,饥饿只好忍了,但这至少是个避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类窝棚夜晚没人住,于是他趴下来,匍匐着爬进去。里面相当暖和,地上还铺了厚厚一层麦秸。他实在太累了,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继而,他觉得背上压着行囊不舒服,卸下来就是现成的枕头,于是他动手解皮背带。正在这时,旁边响起吓人的吼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黑暗中草棚洞口映现出一条大狗的脑袋。

原来这是个狗窝。

他本人身强力壮,样子又凶猛,还有棍子当家伙,拿行囊当盾牌,挣扎着退出狗窝,只是破衣烂衫的口子又撕大了。

同样,他挥舞棍子,且战且退,不得不用剑术师所说的“玫瑰护身剑法”,逼使恶犬不敢近前,终于退出园子。

他费了好大劲才重又跨过栅栏,回到大街上,孤苦伶仃,无家可归,连个躲风避寒的地方都找不到,甚至钻进破烂狗窝里,躺在铺地的麦秸上也被赶出来。他看见一块石头,不是坐下,而是一屁股跌落在上面,一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恨恨地说道:“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往前走,出了城,希望在田野上找到树木或者草堆,也好避避风寒。

他始终低着头,走了一段时间,直到觉得远离了所有住户人家,他才举目四望。他来到一片田地中间,前面有一个矮丘,覆盖着收割后的麦茬儿,就像剃光了的脑袋。

天边已经完全黑了,那不仅仅是夜色,还是低沉沉的乌云,乌云仿佛压着山丘,又渐渐升起,要布满整个天空。然而,月亮要升起来了,苍穹还飘浮着暮色的余光,而云彩在高空形成淡白色的圆顶,上面的微光落到大地上。

因此,大地比天空还要亮一些,这就显得格外阴森可怕。荒凉的矮丘光秃秃的,由黑黝黝的天边衬出灰色模糊的轮廓。整个形象又丑又陋又卑琐,又凄惨又狭小。无论田野还是矮丘上,都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歪七扭八的树,在离这旅客几步远的地方瑟瑟发抖。

显而易见,在智慧和精神方面,这个人远远没有养成细腻敏锐的习惯,对事物的神秘现象麻木不仁。然而,在这天空中,在这座丘冈上,在这片平野里,在这棵树木枝叶中,有一种无限凄惶的意味,他呆立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之后,就猛然沿原路折回去了。有些时刻,大自然也显出敌意。

他原路返回。迪涅城门已经关闭。在宗教战争中,迪涅城屡遭围困,直到一八一五年,老城墙两侧还有不少方形堡垒,后来才拆毁。他从城墙豁子回到城里。

约莫已经晚上八点钟了。他不熟悉街道,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走着走着,又来到市政厅,继而又到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朝天主教堂挥起拳头。

广场一角有一家印刷所。在厄尔巴岛由拿破仑口授的皇帝诏书,以及羽林军告全军书,带回大陆时,头一版就是这家印刷所印制的。

他精疲力竭,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所门前的石椅上。

恰好这时,一位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发现黑暗中躺着一个人,便问道:“您在那儿干什么呢,朋友?”

他粗暴而气愤地回答:“您瞧见了,老太婆,我在睡觉。”

老太婆,就是R侯爵夫人,她的确当得起这种称呼。“睡在这石椅上?”她又问道。“我拿木板当褥子,已经睡了十九年啦,”那人答道,“今天,我又拿石头当褥子。”“您当过兵吧?”“不错,老太婆,当过兵。”“为什么您不去住旅店呢?”“因为我没钱。”“唉!”R侯爵夫人说,“我的钱袋里只有四个苏了。”“给我就是了。”

那人接过四个苏铜钱。R夫人继续说道:“您拿这点钱不够住旅店。您就没有去试一试吗?您这样过夜怎么行呢。您一定又冷又饿。总有人发善心,留您住一夜。”“每扇门我都敲过了。”“怎么样呢?”“到处都赶我走。”“老太婆”捅了捅那汉子的胳臂,指了指广场对面挨着主教府的一所矮小的房子。“每扇门您都敲过了吗?”她重复说道。“不错。”“那扇门敲过了吗?”“没有。”“去敲敲那扇门吧。”[二]向明智提议谨慎小心

这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上街散步回来,便关在自己房间里待到很晚。他正潜心著述,写一本大部头的《论义务》,可惜后来没有完稿。他细心查阅神甫和神学博士就这一重大问题所发表的各种言论。

八点钟时他还在工作,一大厚本书摊在双膝上,往小方块纸上摘录,姿势很别扭。这时,马格洛太太照习惯进来,从床边的壁橱里取出银餐具。过了一会儿,主教约莫餐桌摆好了,妹妹也许在等他,他这才合上书,离开书案,走进餐室。

餐室是个长方形的屋子,有壁炉,房门临街(我们已经说过),窗户对着园子。

马格洛太太果然摆好餐具了。

她一边忙碌,一边还跟巴蒂丝汀小姐聊天。

靠近壁炉的餐桌上放了一盏灯。壁炉里的火燃得挺旺。

主教先生进来的时候,马格洛太太说得正起劲儿呢。她跟小姐谈一个熟悉的而主教也听惯了的话题,就是临街房门的门闩问题。

好像马格洛太太听说有情况,她去为晚餐买食品时,在好几处听人说,城里来了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样子很凶,到处转悠,这天晚上深夜回家的人都很可能遭劫。“哥,您听见马格洛太太说的话了吗?”“恍恍惚惚听到一点儿。”主教答道。接着,他半转过椅子,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由炉火照亮下颏儿的那张诚恳而喜气洋洋的脸,望着老女仆,问道,“说说看,出什么事儿啦?出什么事儿啦?我们面临什么巨大的危险吗?”

于是,马格洛太太又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无意中未免夸大了几分。

恰好这时,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门。“请进。”主教应了一声。[三]盲目服从的英勇气概

房门推开了。

房门猛地大敞四开,就好像有人决心用力推门似的。

一个汉子走进来。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了,正是刚才我们看见到处投宿的那个旅客。

他走进屋,朝前跨了一步,又站住了,还让身后的门敞着。他肩上扛着行囊,手中拿根棍子,眼神里有一种粗鲁、放肆、疲惫而狂暴的表情。在壁炉的火光中,他那样子十分丑恶,就好像魔鬼显形。

马格洛太太连惊叫一声的气力都没有了,她浑身一抖,在原地目瞪口呆。

巴蒂丝汀小姐转过头,瞧见进屋的汉子,吓得半欠起身,继而,头又慢慢转回壁炉,瞧瞧她哥哥,于是,她的脸色又恢复沉静安详了。

主教目光平静地注视来客。

那人双手挟住棍子,眼睛来回打量着老人和两位妇人,未待主教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他就高声说道:“是这样。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我在苦役场度过了十九年,四天前刑满释放,要去蓬塔利埃。我从土伦动身,走了四天路。今天我走了十二法里,傍晚到达这地方。我持黄纸通行证,去市政厅验了,这是规定的,结果再去旅店,就被人赶出来了。我又去投另一家旅店,人家对我说:滚开!无论到哪家,谁也不肯接待我。我到监狱去,看守不给我开门。我钻进一个狗窝里,那条狗咬了我,也把我赶走,就好像它是人似的,就好像它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又跑到田野里,打算睡在星光下,可是天空没有星星。我以为要下雨了,又没有仁慈的上帝阻止天下雨,只好回城来,找个门洞避一避。在那边广场上,我躺到石板上准备睡觉,一位老太婆指着您的房子对我说:去敲敲那扇门吧。于是我敲了门。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总共一百零九法郎零十五苏,是我在苦役场干了十九年活挣的。我付钱。这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累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能让我留下吗?”“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再加一副餐具。”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放在桌子上的那盏灯。“听我说,”他好像没怎么听明白,又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吗?我是个苦役犯。罚做苦役的罪犯。我刚从苦役场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大张黄纸,打开来,说道,“这是我的通行证。您瞧是黄色的。拿着这东西,我走到哪儿都被人赶开。您要念念吗?我也识字,是在苦役场里学的。那里有一所学校,愿意学的就能进去。喏,通行证上就是这样写的:‘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这对您无所谓,‘在苦役场关了十九年。因破坏性盗窃判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加判十四年。此人非常危险。’就是这样。人人都把我赶到外面。您呢,您愿意接待我吗?这是旅店吗?您愿意给我吃的,给我住处吗?您有马棚吗?”“马格洛太太,”主教说道,“您去里间铺上白床单。”

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位妇人的服从是什么性质的。

马格洛太太照吩咐出去办了。

主教转向那汉子,说道:“先生,您请坐,烤烤火。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就在您吃饭的工夫,会给您收拾好床铺的。”

至此,那人才恍然大悟,他脸上表情变了:刚才一直阴沉冷峻,现在显出惊愕、怀疑、快乐,变得异乎寻常了。他就像发了疯,说话结巴起来:“真的吗?什么?您留下我?您不赶我走!一个苦役犯!您称我‘先生’!您不用‘你’称呼我!‘你给我滚,狗东西!’别人总是这么对我说。我原以为您也一定赶我走。因此,我先就说明我是什么人。啊!那位好婆婆,指点我来这儿!我有晚饭吃啦!还有床铺!有褥子和床单的床铺!跟别人一样!我有十九年没有睡在床铺上啦!您当真不让我走啊!你们真是大好人。再说,我有钱,会付账的。对不起,店主先生,您怎么称呼?您要多少钱我都照付。您是大好人。您是旅店老板,对吧?”“我是住在这儿的神甫。”主教答道。“一位神甫!”那人又说道,“啊!大好人的神甫!这么说,您不要我钱啦?是本堂神甫,对吧?这座大教堂的本堂神甫?对呀!真的,我真蠢,我没有瞧您这顶圆帽!”

他边说边把行囊和棍子放到角落里,又把通行证揣进兜里,这才坐下。巴蒂丝汀小姐和蔼地看着他。他接着又说道:“您有人性,本堂神甫先生。您不嫌弃人。做一个善良的神甫真好。这么说,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答道,“钱您留着吧。您有多少啦?您对我说过有一百零九法郎吧?”“零十五苏。”那人补充说。“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您用了多少年挣了这些钱?”“十九年。”“十九年!”

主教深深叹了一口气。

那人继续说道:“这笔钱我还一点儿没花呢。这四天我只用了二十五苏,还是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的。既然您是神甫,我就要告诉您,我们苦役场那儿有个宣教神甫。还有一天,我见到一位主教。别人管他叫大人。那是马赛的德·拉马若尔主教。他是一般本堂神甫头上的本堂神甫。请原谅,我不会说话,要知道,对我来说,离得太远啦!——您明白,我们是什么人!——

他做过弥撒,站在苦役犯监狱的祭台上,头顶戴着金子的尖尖的东西,让中午的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我们都排成队列,站了三面。在我们对面是一排大炮,火绳都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原来主教就是那样子。”

在他说话的工夫,主教过去把还敞着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太太拿着一套餐具回来,摆到餐桌上。“马格洛太太,”主教吩咐道,“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火最近的座位上。”然后转过身,又对客人说,“阿尔卑斯山区的晚风很厉害。您一定冷了吧,先生?”

他每次说“先生”这个词,声音又和蔼又严肃,就像好伙伴之间,那人听了总是喜形于色。称一名苦役犯为“先生”,就等于给美狄斯号船的遇难者一杯水。蒙受耻辱就渴望得到尊重。“这盏灯照明太差了。”主教又说道。

马格洛太太会意,便去主教的卧室,从壁炉台上取来两支银烛台,点着放到餐桌上。“本堂神甫先生,”那人又说,“您真好。您没有瞧不起我,让我住在您家里,还为我点上蜡烛。然而我却没有瞒您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主教在他身边坐下,轻轻地按住他的手。“您不必对我说您是谁。这里也不是我的家,而是耶稣基督的家。这扇门并不问进来的人有没有姓名,而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现在受苦,又饥又寒,这里欢迎您。不要感谢我,也不要对我说我让您住在我家里。除了需要栖身之所的人,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家。我要告诉您这位过路人,这里是我的家,倒不如说是您的家。这里的东西全是您的。我有什么必要知道您的姓名呢?况且,您在向我道出姓名之前,您有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了。”

那人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真的吗?您早就知道我叫什么?”“对,”主教答道,“您就叫‘我的兄弟’。”“喏,本堂神甫先生!”那人提高声音说,“我进来时很饿,可是您对我这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我不饿了。”

主教注视他,说道:“您受了不少苦吧?”“唔!穿上红色囚衣,脚上拖着铁球,睡在一块木板上,忍受酷暑、严寒,要干活,做苦役,挨棍子!动不动就加镣铐,说句话就下地牢。甚至病倒了,还戴着锁链。不如狗,狗的生活要好得多!十九年啊!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又拿着黄纸通行证。就是这样。”“是啊,”主教接口说,“您从一个悲惨的地方出来。请听我说。比起一百个义人所穿的白袍来,一个忏悔的罪人流泪的脸,在上天能赢得更多的快乐。您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如果对人怀着仇恨和激愤的念头,那么您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怀着慈善、温良与平和的念头,那么您就胜过我们任何人。”

这工夫,马格洛太太已经摆好了晚餐。有一盆汤,是用白水、油、面包和盐做的,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一些无花果、鲜奶酪和一个大黑面包。除了主教日常食物之外,她还主动加了一瓶陈年莫福酒。

主教的脸豁然开朗,换上热情好客所特有的快活神情,爽快地说:“入座!”他像往常晚餐有外客那样,让来客坐在他右首。巴蒂丝汀小姐坐在他左首,她的神态完全平静而自然。

主教按照习惯先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主教突然说道:“咦,桌上好像缺点儿什么东西。”

的确,马格洛太太只摆上三套必要的餐具,然而按照这里的习惯,主教留客吃饭时,要把六套银餐具全摆在台布上。这是一种天真的陈列。在这个温馨而严肃的家庭里,这种类似奢华的雅致,显得有几分幼稚,但极富情趣,将清贫提到尊严的高度。

一点就明白,马格洛太太一声不响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主教要的那三套餐具,就与三位进餐的人对应整齐地摆了出来,在台布上闪闪发亮。[四]宁静

卞福汝主教向妹妹道过晚安,从桌上拿起一支银烛台,并把另一支银烛台交给客人,对他说:“先生,我来带您去睡觉的房间。”

那人跟随他走了。

从上文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所房子的布局,要出入凹室所在的祈祷室,必须穿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主教房间时,马格洛太太正往床头壁橱里收银器。这是她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将客人安顿在凹室里。床上新铺了白床单。那人将烛台放在小桌上。“好了,”主教说道,“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晨动身前,您再喝一杯我们这儿的热牛奶。”“谢谢,神甫先生。”那人说道。

这句平静的话刚一出口,他没有过渡,就突然来了个奇异的举动,如果让两位圣女瞧见,她们准会吓得魂不附体。直到今天我们还弄不清楚,当时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的。难道他要给个警告,或者发出个威胁吗?难道他只是顺从连他自己都懵然无知的本能的冲动吗?他猛然转向老人,叉起胳臂,用野蛮的目光注视着房主,粗声粗气地说:“哼,就这样!说话算数!您让我睡在离您这么近的地方!”

他顿了一顿,嘿嘿狞笑了一下,又补充道:“您完全想好了吗?谁跟您说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举目望着天花板,回答说:“这是仁慈的上帝的事。”

接着,他敛容正色,嚅动着嘴唇,好像在祈祷或者自言自语;他举起右手,用两根指头为这人祝福,这人接受祝福时连头也不低一低。然后他头也不回,也不朝后看看,就回自己屋了。

过了几分钟,这所小房子里的人就全入睡了。[五]冉·阿让

睡到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地区的贫苦农家里。童年时没有上过学。成年之后,他在法夫罗勒当树枝剪修工。他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叫冉·阿让,或者吾阿让,大概是外号,也是“我是阿让”的简化。

冉·阿让生性沉静,但并不忧郁,这是天生富于情感的人的特点。总之,冉·阿让整个人儿显得昏头昏脑,碌碌无能,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他幼年就父母双亡。母亲害了乳腺炎,因诊治不当而死了。父亲和他一样,也是树枝剪修工,不幸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冉·阿让只剩下带着七个子女孀居的姐姐。正是这个姐姐把冉·阿让抚养成人。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弟弟的食宿。丈夫死的时候,最大的孩子才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协助支撑家庭,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这事做起来自然而然,就跟天职一样,即使冉·阿让有时显得有点粗暴。他的整个青春,就消耗在收入微薄的重活儿当中。当地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傍晚回家累得要命,他一声不吭,闷头喝菜汤。就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姐姐让娜“妈妈”时常从他那汤盘里取出最好的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一块菜心,给她的一个孩子吃。冉·阿让呢,却总是伏在桌上,脑袋差点浸在汤里,长头发垂落在盘边,遮住他眼睛,任凭姐姐怎么做,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法夫罗勒,住着一个叫玛丽-

克洛德的农妇,离冉·阿让茅屋不远,就在小街的斜对面。阿让家的孩子饿肚子是常事,有时他们假冒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那儿借一品脱牛奶,躲到篱笆后面或者小道的角落里喝起来,可是你争我抢,小女孩又喝得急,奶往往洒到罩衣上,流进脖子里。母亲若是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肯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冉·阿让好发火又好嘟囔,但是他却背着孩子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几个孩子才没有受惩罚。

在修剪树枝的季节里,每天他能挣二十五苏。过后他就打短工,给人收割小麦,做粗活,放牛,给人卖苦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全干,他姐姐也干活,然而有七个小孩拖累,又能干什么呢?这是一家愁苦的人,被穷困包围,渐渐围紧。果然,有一年冬季特别艰难,冉·阿让找不到活儿干。家中没有面包,一点面包渣儿都没有。只有七个孩子!

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家面包店,一个星期天晚上,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要睡觉,忽听店前安了铁条的玻璃橱窗咔嚓响了一声。他及时出来察看,只见一条胳膊探进铁条,从用拳头打破的玻璃橱窗里抓起一个面包。伊扎博急忙赶出来,那小偷撒腿就逃,他追上去,把那人抓住。小偷已经把面包丢下了,但是胳膊还在流血。那正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冉·阿让被指控为“夜闯民宅行窃”罪,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而且比世界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准,不过,他有点好偷猎,这对他相当不利。大家早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成见,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跟走私者一样,都和盗匪相去不远。然而,我们顺便要指出一点,这类人和城里那些凶恶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天渊之别的。偷猎者生活在森林,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腐化人,因而使人变得凶残。山林和海洋使人变得粗野,激发野性而一般不摧毁人性。

冉·阿让被判有罪。法典上有明文规定。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冉·阿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军团的总指挥在蒙特诺特所获得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呈给五百人院的咨文中,称那位总指挥为布奥拿巴;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给押解的罪犯扣上了长锁链,冉·阿让就是锁链上的一名罪犯。当年一名监狱看守,如今年近九旬,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那个不幸的人在院子北角,锁在第四条铁链的末端。他和其余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仿佛糊里糊涂,只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怕。这个蒙昧无知的可怜人在模糊的思想里,也许看出过火的成分。有人在他脑后用大锤往他锁链上打铆钉,他忽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夫罗勒的树枝剪修工。”接着,他边哭边抬起右手,逐渐往下比画了七下,仿佛依次摸到七个不同高度的头,让人从这动作上猜出,他无论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供七个孩子穿衣吃饭。

他被押解去土伦,脖子上锁着铁链,乘坐大板车,颠簸了二十七天才到达。到了土伦,他就换上红色囚衣。他从前的生活,直至他的名字,全都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他姐姐怎么样?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照顾那一大家人?一棵年轻的树被齐根锯断,上面的树叶怎么样了呢?

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那些活在世上的可怜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往后无依无靠,无人指引,也无栖身之所,到处漂流,谁说得准呢?也许四分五散,各奔西东,逐渐隐没在凄冷的迷雾中,那正是孤独命运的葬身之地,多少不幸的人,加入人类的悲惨行列,陆续消失在那幽冥之中。他们背井离乡。村庄里的钟楼把他们忘却,他们田地的界石也把他们忘却。冉·阿让在监狱关了几年,也同样把钟楼和界石忘记了。他这颗心上有过一条伤口,便留下一道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的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听人说起他姐姐。大约是在他服刑快满第四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音信。有个认识他们的当地人,在巴黎遇见过他姐姐。他姐姐到了巴黎,住在揉面工街,那是圣绪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晚生的小男孩。另外六个孩子在哪儿?也许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了。她当了装订工,每天清晨去木鞋街三号一家印刷厂上班。早晨六点钟必须赶到,如在冬季,那时候离天亮还早呢。印刷厂里有一所小学校,她每天早晨领七岁的孩子上学。只是她六点钟要到厂,而学校七点钟才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里待一小时,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季,就要露天在黑暗中待一小时。印刷厂不准孩子进去,说是妨碍干活。一清早,工人经过院子时,就看见可怜的小家伙坐在石头地上打瞌睡,往往看见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伏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的时候,看门的一位老婆婆可怜他,让他进屋。那破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架纺线车和两张木椅。孩子就在角落里睡一觉,怀里搂着猫,好暖和一点儿。到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跑进去了。这就是有人告诉给冉·阿让的情况。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一时间,就像一道闪电,一扇窗户突然打开,显现他从前爱过的那些人的命运,随即又完全关闭了,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来,音信永远断绝。他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一点消息,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再也没有碰见他们,而在这悲惨故事的接续部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快满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轮到冉·阿让越狱了。狱友帮他越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大家都那么做。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说被追捕也算自由的话。他时时要回头看,听见一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什么都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过路的行人,怕汪汪叫的狗,怕奔跑的马,怕报时的钟鸣,怕看得见东西的白天,怕看不见东西的黑夜,怕上大路,怕走小道,怕钻树丛,还怕打瞌睡。越狱的第二天晚上,他被抓回去了。三十六小时他没吃没睡。由于这次越狱行为,海港法庭判处延长他三年刑期,一共八年。到第六个年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可是未能逃脱。点名时发现他不见了,就放了警炮;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发现他躲在一只正建造的船的龙骨里。他拒捕,但还是被监狱看守抓回去了。越狱又拒捕,根据特别法典的条文,就加判五年刑期,要戴两年双脚镣。总共十三年。到第十个年头,再次轮到他越狱。他又抓住机会,但是同样没有成功。由于这次新的企图,他又被加判三年苦役。到末了,我想是第十三个年头上,他最后一次试图越狱,只逃出四个钟头就被抓回去了。逃出去四小时,加刑三年。总共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刑满释放。他是一七九六年入狱的,只为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冉·阿让入狱时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出狱时却神情冷漠。他入狱时艰苦绝望,出狱时神色黯然。

这颗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六]绝望的内涵

让我们试着说明一下。

这类事情,社会既已做出,就应当正视。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是个无知的人,但并不是愚蠢的人。性灵之光在他心中点亮。不幸的遭遇也有其亮光,能增强他思想中的微光。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地牢里,在劳累中,在苦役场的烈日下,在苦役犯的木板床上,他反视良心,反躬自省。

他为自己组成法庭。

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判罪并不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恶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

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唯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儿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

他还想到,人类社会对其成员是否有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也缺乏预见,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冷酷无情富于预见,从而把一个可怜的人永远置于缺少和过分的境地,即缺少工作和过分惩罚。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因此,最穷的人最应该受到照顾,而社会又偏偏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他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审判社会并判了它的罪。

他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

他认为社会应为他的遭遇负责,心想有朝一日,也许他毫不犹豫地要同社会算账。他向自己申明,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给他造成的损失,两者并不平衡。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对他的惩罚并非不正义,而是肯定极不公道。

发怒可能是失常和荒唐的,而恼火也可能不对,但是,一个人只有当内心有某种理由,才会感到愤慨。冉·阿让就感到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对待他唯有残害。他所见到的社会,总是一副自称为正义的怒容,怒视它所要打击的人。别人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别人接触,对他也是一次次打击。

他从童年起,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时起,就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友好的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善意的目光。从痛苦到痛苦,他逐渐确信这一点: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战败者。他只有仇恨这一件武器了。他决心在狱中把这件武器磨锋利,携带出狱。

在土伦,无知兄弟会办了一所囚犯学校,向有诚意学习的那些不幸者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冉·阿让就是有诚意学习的一个人。他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他感到强化他的智力,就是强化他的仇恨。有时候,教育和智慧能助恶为虐。

说起来令人伤心,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

他也判了天主的罪。

在酷刑和奴役的十九年中,他的灵魂就这样同时升华和堕落。他一方面进入光明,另一方面又进入黑暗。

我们已经看出,冉·阿让并不是生性顽劣的人。他入狱时还是善良的。他在狱中判了社会的罪,就感到自己的心变狠了;他在狱中判了天主的罪,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不信教的人。

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他体魄强悍,监狱里没人可比。论体力,放缆绳,推绞盘,冉·阿让一人顶四人。他能抬起或用后背扛极大的重物,有时就代替千斤顶。那种工具从前叫“骄子”,顺便说一句,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骄子山街,就是由此得名的。狱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冉千斤。有一次,土伦市政厅正在整修阳台,阳台下有几根精美的普杰雕的女像柱,其中一根脱了榫,险些倾倒,正巧冉·阿让在场,他用肩膀扛住,直到其他工人赶来。

他的身体不但力气大,而且尤为敏捷。有些苦役犯终日梦想越狱,无时不羡慕飞蝇和飞鸟,天天练习,想掌握一整套神秘的飞行状态。攀登陡壁,在不易发现凸处的地方找到支撑点,这对冉·阿让来说如同儿戏。假如在墙角,他用脊背和膝弯的张力,同时用臂肘和脚跟卡住石头的不平处,就能像变魔术似的登上四楼,甚至爬上监狱的房顶。

他寡言少语,也不爱笑。一年难得有一两回,他特别激动,才会笑一笑。不过,苦役犯的笑是阴惨的,好似魔鬼笑的影像。他笑的时候,仿佛久久盯着看什么可怕的东西。

冉·阿让,法夫罗勒安分守己的树枝剪修工,土伦的凶悍的苦役犯,十九年间,由于苦役监牢的逆塑造,已经具备两种坏行为的能力: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冒冒失失,完全出于本能,是对他所受痛苦的一种报复;第二种坏行为是严肃认真的,经过反复思考,而思考时还带着这样不幸遭遇所能产生的错误念头。他的预谋连续经过三个阶段:推理,决心,执着;要有一定毅力的人,才可能走这种过程。他的动机是日常的愤慨、心灵的苦痛、遭受不公正的深切感受、反击,甚至反击善良的、无辜和公正的人,如果世上还有这几种人的话。他的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天制止,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进而仇恨人类,进而仇恨天地万物,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持续不断和凶残的欲望,要危害,不管什么人,逢人便危害——正如我们所见,通行证上称冉·阿让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复一年,这颗心灵逐渐干涸,缓慢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心灵干涸,眼睛也干涸。直到出狱,十九年他没有流一滴眼泪。到了出狱的时候,冉·阿让耳边听见这样一句奇特的话:“你自由啦!”那一刻不像真的,而且闻所未闻,一道强烈的光线,一道人世的真正的光线,突然射入他的心田。然而不久,这道光线就暗淡了。起初想到自由,冉·阿让不禁目眩神摇,他以为要开始新生活。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一张黄纸通行证,究竟通向什么自由。释放并不等于解放。他离开监狱,却没有摆脱罪名。[七]人醒来

大教堂的钟敲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冉·阿让醒来了。

促使他早早醒来的原因,是床铺太舒服了。将近二十年他没有在床上睡觉,这次虽然和衣而卧,但是感觉太新奇,反而打扰了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小时,已经歇过乏来。他早已习惯不在睡眠上多花时间了。

他睁开眼睛,在黑暗中向四周望了一阵,又合上眼睛,想重新入睡。

如果白天感触太多,思虑重重,那么可以入睡,但是醒来就再难入睡了。睡意初来容易,再来就难了。冉·阿让就是这种情况。他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想事儿。

他正处于思想混乱的时候,头脑里思绪乱纷纷的。往事和刚刚经历的事一齐涌上心头,混杂交错,乱作一团,丧失各自的形状,又无限膨胀起来,继而又倏忽消失,仿佛沉入汹涌的浊流中。他想到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个念头挥之又来,反复出现,驱逐其他所有念头。这个念头,我们这就点明:他注意了马格洛太太摆到餐桌上的六副银餐具和大汤勺。

六副银餐具缠住他的思想。——东西就放在那儿——只有几步远。——他经过隔壁房间来这屋睡觉的时候,就瞧见老女仆将餐具放进靠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看了那个壁橱。——从餐厅进来,靠右首。——餐具很粗大。——都是旧银器。——再加上大汤勺,少说能卖二百法郎。——是他十九年所挣的钱的两倍。——当然官府若不掠夺,他本可以多挣一些。

他的思想起伏动荡,犹豫不决,斗争了足足一小时。三点钟敲响了。他又睁开眼睛,一屁股坐起来,伸手摸了摸他放在屋角的旅行袋,然后,他垂下双腿,两脚沾地,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坐在床上了。

他保持这种姿势,发了一阵呆。整所房子都在沉睡中,独有他醒着,坐在黑暗里,有人若是看见,肯定会毛骨悚然。忽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子,轻轻放到床前的席子上,继而又恢复原来发呆的姿态,一动不动了。

在这种邪恶的思考中,我们所指出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不停地折腾,进进出出,给他造成一种压力。继而,不知为什么,他还想起一个人,而且这个念头像梦想那样不由自主而又固执:他想到一个叫布列卫的苦役犯,是在苦役场认识的。那人穿的裤子只有一根用线绳编织的背带。那根背带上的棋盘图案,就不断地出现在冉·阿让的脑海里。

他保持这种姿势,一直待下去,如果不是挂钟敲了一下——是报一刻或者半点,也许会待到天亮。一声钟响仿佛对他说:走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片刻,侧耳听了听,房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径直走向隐约可见的窗户。夜色还不算太暗,正是望月,但风吹大片大片乌云飞驰,时时遮掩。月亮时隐时现,因此窗外时暗时明,而屋内也有点微光,足够给屋里人照亮走动。不过,由于云影的关系,屋里的微光也断断续续,就好像凭气窗透光的地下室,因过往行人使室内忽明忽暗。冉·阿让走到窗前,便察看窗户。窗户对着园子,没有安铁栏,只按当地习惯,用一个小插销关着。他打开窗户,但是一股冷空气突然涌进屋,他又赶紧关上。他观察园子的眼神那么专注,不像观察而像研究了。园子有一道白色围墙,墙头相当低,容易翻越。园子尽头那边,均匀排列的树冠依稀可辨,表明墙外是一条林荫路或者栽有树木的小街。

他观察一下之后,便做了一个决心已定的动作,返身回来,拿起并打开旅行袋,伸手进去摸索,掏出一样东西撂到床上,又将自己的鞋装进袋中一个隔兜里,再把整个口袋扎好,放到肩上,齐眉戴上鸭舌帽,摸到他的棍子,拿过去放到窗户一角,回到床边,毅然决然地抓起刚才撂在床上的东西。那好像是一根短铁棍一端磨尖,就跟标枪一样。

黑暗中看不清楚,难说铁棍磨成那样是干什么用的。也许是一根撬杠吧?也许是一根冲子吧?

如果在白天,就能认出那不过是一支矿工用的蜡烛扦。当时常派苦役犯去土伦周围的山上采石头,因此,他们有矿工的器械也是常见的。矿工蜡烛扦是用粗铁条做的,下端呈尖锥状,可以插进岩石缝里。

他右手操起蜡烛扦,屏住呼吸,放轻脚步,朝隔壁的房门走去,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房间。到了门口,他发现房门虚掩着。主教根本就没有插门。[八]他干的事

冉·阿让侧耳听了听。没有一点儿动静。

于是他推门。

他用手指尖推门,轻轻地,就像要进屋的猫那样,悄悄又胆怯地推门。

门被推动了,没发出一点儿声响,不易觉察地开大了一点缝儿。

他等了一下,接着第二次推门,这次胆子大些了。

房门无声地继续开启,现在足能容人通过了。然而,门旁有一张小桌子,和门形成碍事的角度,挡住去路。

冉·阿让看出难以通过,无论如何还要把门开大些。

他打定主意,第三次推门,比前两次用劲儿更大了。这回,一个润油干了的门合页,在黑暗中突然吱扭发出一声嘶哑的长音。

冉·阿让浑身一抖。门合页的响声传到他耳中,仿佛特别响亮,犹如最后审判的号角。

开头由于幻觉的扩大,他几乎想象这门合页活起来,突然有了巨大的生命力,像狗一样狂吠,要向大家报警,要把睡觉的人叫醒。

他住了手,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踮起走路的脚跟也落了地。他听见太阳穴的脉搏怦怦作响,就像打铁的两只大锤,只觉得胸中呼出的气息像空穴的风声。愤怒的门合页这声断喝,好似地震一般,他认为不可能不震动整所房子;他推开的门发出警报,发出呼号;那老人要起来,那两个老太婆要喊叫,邻人要来救助;用不了一刻钟,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警察也要出动。一时间,他以为自己完蛋了。

他站在原地呆若木鸡,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房门完全敞开了。他壮着胆子朝房间里望一眼,里边什么也没有动。他侧耳细听,这所房子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上锈的门合页的响声没有惊醒任何人。

初遇的危险过去了,但他内心仍然惊恐万状。然而,他并不退却。甚至在他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他也没有往后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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