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继红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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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试读：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助
本书来源于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YJA751003
项目名称：区域文化视角下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女性文学研究
总序
上海是中国民国文明的桥头堡和先行者，是当今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文化基地。从1843年开埠到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充分证明了上海在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内外关于海派文化与风格、经济发展与转型、社会进步与变迁、技术创新与进步等带有上海地方特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这种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上海社会建设的决策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彰显了人文学术在当代意义上的新觉醒。
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以及其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使得“上海学”拥有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它涉及几乎全部自然学科及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当是一幅气魄宏大、内涵丰富而又色彩斑斓的学术画卷。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电机学院当仁不让地加入了这一最具学术生长点的课题，学校领导以高瞻远瞩的气概，决定以人文社科学院为根据地，建立上海学重点学科，对上海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人文社科学院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学科优势，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道们，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法学、文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有利于从各自角度进行学术审视、交叉比较和纵深发掘。在教学和科研中，大家感受着上海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以及海派文化在奋进中表现出的精神和文明的张力，深感有责任、有义务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聚焦政治和法律、经济与生态、安全与外交、社会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与当代社会建设联系更密切的诸方面，以面向当代、服务上海为目标，为上海、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基于这一宗旨，我们拟将团队的研究成果纳入“上海学研究系列丛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合作付梓，陆续奉献给海内外同行，以求切磋评骘。“上海学”域界宽广，而我们尚属起步，望前路而惶恐，临万顷而徘徊，然开疆拓土，不敢有怠。虽然我们的研究队伍多半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且大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上海人”，但却朝气蓬勃，充满学术热情，不仅熟稔上海这座光荣城市的辉煌历史，更有着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以及“上海学”研究的由衷热爱。我们相信，只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筚路蓝缕，孜孜矻矻，秉承电机人“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凝聚电机人的智慧和胆识，在与国内外同行研讨和交流的过程中，钩深致远，求真知卓见，我们的“上海学”研究有朝一日定能如茧蝶之化、鱼龙之跃、鲲鹏之腾。而今迈步，只需怀着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虔诚，以及严谨图新、修业求精的态度，辟蹊径，积跬步，于荒丛草径中蹚出一条新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上海的学术研究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有诗为证：东海扬波巨龙醒，电机学人志气高。兼容并包人为本，大道至上领风骚。涓涓细流终成海，孜孜以求不动摇。大气谦和传天下，明珠闪耀赖今朝。何小刚2015年6月30日于临港新城第一章 概论第一节 文化家族的概念及特征
清及民国女性的创作队伍呈现着明显的地域特征，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统计，江苏籍女诗人最多，浙江次之，这两省的女诗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再次是安徽、湖南、福建、江西，北方和边缘地区的女作家很少。而这些女诗人多出生于累世簪缨、世代书香之家，这便是清及民国女性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家族性，也是本文将论及的一个问题。
在探究区域文化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文化家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研究具有鲜明地域性和家族性的清及民国女性文学，也应考虑这一因素。陈寅恪认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1)可分离。”区域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有赖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演化，由于自然地理具有独特的稳定性和演化的缓慢性，区域文化的推进主要附丽于人文地理的变更，因此，研究区域文化的基础便是该地域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文化家族活动的历史。本文所涉及的文化家族，有别于权臣世宦之家，主要指以文化和学术著称于世的家族。“家族”一词较早见于《管子·小区》：“公修家族，家修家族，使(2)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今之家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以血统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群体，几代相传；广义，则包括血缘和姻亲结成的关系。由此，而成的稳定的家族联盟，往往会形成一种家族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影响着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世代相承，发扬光大。这种具有超强凝聚力的家族文化，不仅会影响到家族和地域的文化风气，甚至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因此，家族，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家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互生共荣的关系。如，江苏如皋的冒氏家族，是元朝贵族脱欢帖木儿之后裔。脱欢铁木儿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裔，被封镇南王。元朝覆灭后，其子孙流落文化昌明的江淮地区，在如皋东陈镇落户，自称冒氏。冒氏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对地方文化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明清及民国望族也可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家族等几大类型。由于明清之际的鼎革之变和社会动荡，官宦世家和豪门右族常常处于政治的风云之中，风雨飘摇，门祚不永。如明御史大夫毖轩李沾，崇祯戊辰进士，历任南京兵部给事中。十七年甲申夏，闻北都陷落，与马士英拥立福王。不数月，骤迁总宪，赐蟒玉，加宫保，一时恩宠。季子愫，先为崇祯癸酉贤书，以被论议革，至是特旨准复。入本朝，中壬辰进士，官中州学宪，父子相承，箕裘不失。然未几，毖(3)轩故，愫亦卒，家道中落。“今诸孙蕃衍，尚未有达者”；又如朱文远，“闵行人也，崇祯辛未进士，历官铨部郎，以丁艰归里，声势甚盛，未几而卒。鼎革以后，其从子明卜为叛帅吴胜兆党私连，家产(4)入官，世业荡然矣”。
声势显赫的豪门望族，常常未历三代，便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所(5)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旦政治失意，整个家族就可能陷入灭宗覆族的境地。而文化家族则源远流长，门祚兴盛，因此，世家望族也都十分重视读书传家，期望后代子孙能够科举入仕，克振家声。早在汉代，邹鲁就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谚语。
所谓的文化家族，就是指诗书传家、学术气氛昌炽的“文献之族”。虽然这样的家族也会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但由于不在台风的风眼中心，常常动摇不了其枝繁叶茂的文化根基。由于浓郁的文化熏陶，文化家族中常常人才辈出，在学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才能和贡献。
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社会精英的倡导、文化家族的支持密切相关。明清及民国的文化家族，有别于中国古代殷周时的“世卿”、魏晋时的“阀阅世家”及明清时的皇亲贵族。其最大的特征即非以世袭制度或封建特权来取得和维护，而以家族的文化水准做为衡量的标准和传世之精神。史学界文化家族的界定达成的共识是：其一，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其二，文化方面，则应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姑以明清及民国江南望族的门祚、家族史作一考量，便可发现其重要的文化特征：重视家风家学，多读书传家，科举入仕。
一、深厚“家风”与“家学”
所谓家风，即家族精神文化的传统，一种精神或行为方式在某一宗族内延续三代以上，便可视为某一家族的文化传统，构成其稳定的家风。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当派分野》文中指出的：“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大夫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6)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家风是世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依赖家学，代代相传。历代的世家大族，往往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门律、素范，用以教育子弟，传诫后人，以儒家的精神培养其子弟的人格，“能具孝友之内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之风，孝悌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造诣：经史著述，亦粲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7)任务者，亦复多有。”
家风侧重于对家族中子弟精神品格的塑造，家学则主要培养子弟学术和文化的底蕴。清代江南世族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在“家法”和“家学”传授方式下，出现一些经学世家，如毗陵庄氏。文化家族往往以向学作为修身齐家之本，杭世骏在《王母江太孺人寿序》云王氏兄弟“减衣缩食以广蓄群籍，以资义理，搜罗川谷金石之文以证史传，求友四方贤豪长者以广闻见”。文征明也曾谈及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文化功名立身处世、光宗耀祖的精神抱负，具有强烈的不辱家声、不坠门望的上进心，“以为尔门户若是，尔父兄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8)岂此之所负固重哉！”正是这种不绝如缕的“遗风余绪”，使得文化世家“克承家学”，门祚不衰。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9)之不可”。
遵循儒家伦理道德是各家族的共同家风，但在家学上又各具特点，保持“殊相”，这是由于不同的家族有着各自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和文化背景，如庄氏之尚经、恽氏之宗画、无锡秦氏“少承(10)家学，以经术笃行为江阴杨名时所知”。
二、重视科举
在中国封建社会，入仕是提高家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文化世家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将读书、科举、做官和荣华富贵紧密相连。因此，文人士子的科考热情自隋朝开端以来经久不息，至于明清两代，江南文教昌盛，文化世家密集，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家族，都将教育视做振兴地方和家族之本，单从清代获三鼎甲者的地域分布便可略见一斑。据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载：在清代112科状元中，江苏49人，占总数的43.75％；浙江20人，占17.86％。榜眼，江苏26人、浙江29人，分别占总数的23.2％和25.9％。探花，江苏42人、浙江27人，分别占37.5％和24.1％。如阳湖庄氏，就有“兄弟鼎甲”之称，庄培因为状元，庄存与为榜眼，家族中另有进士十数人。三甲何以萃集江南，清末封疆大吏陈夔龙对此做过分析：苏浙文风相埒，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
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而若奉、若晋、
若甘、若滇，文气否塞，竟不克破天荒而光巨典，岂真秀野之悬
殊哉？窃尝纵观，而知其故。自言游以文学专科矜式乡里，宣尼
有“吾道其南”之叹。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与
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
此一因也。冠盖亲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东南人士。
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
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公(11)
器，竟视巍科为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其中道出了江南文化昌盛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文教之风盛于他省；其二，家族内部重视学术文章及功名仕进。
三、重教之风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家族十分重视教育，这也得益于清代自上而下的重教之风。清朝统治者重视人才的培养，集中表现在对学校建设的(12)投入力度，“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学校”。经顺治初年的创建，康熙、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的鼎盛，清代的学校规模已逾越前代。
首先，设立有最高学府国子监，用来培养国家的文职官员。顺治九年九月，顺治帝首次诣国子监视学，释典孔子，于彝伦堂讲学，并宣制勉励太学诸生。自是，皇帝临雍成为惯例。乾隆帝五十年临雍讲学时，观礼诸生达三千余人。乾隆制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13)究服膺，用资治理，尔诸生其勉之”，策励诸生，并赐白金。
其次，建立旗学，即八旗及皇族子弟学校，是培养满族人才的重要基地。清统治者入关后，痛感八旗官员中之文职官员十分匮乏，地方官府只能全部使用汉人，乾隆帝曾曰：“从前满洲之未用府县者，(14)因人数不多，仅足敷京官之用。”为了尽快弥补这一缺憾，顺治元年，即设八旗官学，每旗一所，各建学舍，教授满、蒙、汉文，兼习骑射，定期由礼部会同国子监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清统治者对宗室子弟、八旗子弟的教育可谓费尽苦心。为励志勉学，对其给予优厚待遇，如乾隆五十年规定：八旗官学生，凡年幼、多读经书、熟悉经义、文理通顺者，多发钱粮，以示奖励。乾隆帝认为，这样“既足以昭鼓(15)励，又可多育人才”。
再次，沿明朝旧制，设立府州县学，这是官办地方学校，生员虽然不能直接任官，但亦享受豁免自身徭役的待遇，并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正如时人所言：“考取入泮，后学始复有进身之阶(16)矣。”
除以上三种较为正式的学校教育外，清代尚设立“辅学校所不及”的书院、社学和义学。这类学校的学生虽不具备应试资格，但仍对普及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清史稿》充分肯定了书院的作(17)用：“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尠也。”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以讲学、考课为主，兼及藏书、祠祀。明末东林党人介入政治，因此，清初本不打算书院讲学，顺治八年上谕明文：“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8)明文规定不许开设书院讲学，因此，清初几无书院之设。然而，至顺治十四年衡阳石鼓书院修复之后，各省书院如春笋林立。雍正十一年，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赐银营建。乾隆帝则认为“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将书院规范化，并设立规条。此时的书院，已成为科举考试的另一后备力量，无疑为出身孤寒低微的好学子弟开启了一扇荣身之门。由于清统治者认为“移风易俗，莫过于(19)(20)读书”、“于地方风俗大有裨益”，故而义学亦成为清代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形式，其生员多为寒门子弟，如就学期间品学兼优，便准予参加应试，如武进的龙城书院，明万历间知府施观民所建，清乾隆十九年知府宋楚望移建今先贤祠基；武进溪南书院，嘉庆年间建；阳湖延陵书院，康熙七年知府骆钟麟修建；阳湖高山书院，建于光绪年间。还有恢复的已废书院，如武进道南书院，明嘉靖年修；阳湖龟山书院，宋时修建；阳湖城南书院等，均为义学典范。书院培养出了大量栋梁之材，更多的是孕育了江南文化名人，如“吴中七才子”中赵文哲、黄文莲、王鸣盛、钱大昕、曹虎仁、王昶、吴泰来均出自申江书院。
地处文教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向来重视教育，在国家大力提倡下，办学之风更为浓郁，择阳湖、武进二县为例，学校、书院、义学这样的人才摇篮比比皆是，《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义学》载：“《大清一统志》，学校特设专门府县，诸志概从其例，武进、阳湖经学文章各有源泒，英才教育蔚为通儒滥觞于国初，极盛于乾嘉之际，揆厥所由。盖右文之世，学校如林，师承有自，儒者遂远绍，微言大义，勿拘于(21)谨曲空谈也。两邑科目之盛，著作之富，分详选举艺文矣。”又云：“国家学校之设，府州县治皆有之，而县之附治府城者，府学之外必别有县学，非故为区画，所以则效古昔，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22)国有学之义焉。”因此，各地义学轰轰烈烈、郁郁为盛。如武进的养正义学、敬节堂义学、冠英义学、左厢义学、青山义学、敦仁义学、同仁堂义学、怀仁义学、怀南义学、安西义学、通江义学、广敷义学、青云义学、同仁义学、在仁堂义学、文亨义学；阳湖的启英义学、西延义学、崇德堂义学等，其办学经费多来自民间捐款，也有来自商业赞助，如同仁堂义学便由同仁堂捐助津贴或收取房屋田产的租金等(23)。
除国家和地方兴学之外，文化家族更是私塾林立，不仅带动了长三角地区文化的发展和兴盛，且形成昌炽的文化教育氛围，培养出了无数文化精英，家族中的女性亦在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之下，成为文坛上一支朝气蓬勃的创作队伍。第二节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女性创作之概貌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家族涌现出了大量的学者、诗人、画家，以此向世人昭示其整个家族的文化水准。在这个完整的家族文化体系中，闺阁诗人是不可忽视的一支殿军。文化家族往往是一门风雅，才女辈出，“或娣姒竞爽，或妇姑济美，以暨母子兄弟，人人有集”(24)，如松陵有计氏、邱氏、宋氏、周氏、王氏、吴氏、柳氏；武进有庄氏、吴氏、臧氏；毗陵有袁氏、方氏、盛氏、沙氏、蒋氏；无锡有秦氏、许氏、丁氏、孙氏；江阴有顾氏、周氏；宜兴有储氏、陆氏、任氏；常州有周氏；阳湖有恽氏、言氏、左氏等闺秀；松江有宋氏、浦东有陆氏。家族中的女眷几乎人人能诗，个个有集，其中规模较大，创作较丰的有以下家族：
阳湖张绮四女。长女张英，次女张英，三女张纶英，四女张纨英均为名噪一时的才女。张琦之妻汤瑶卿也擅吟咏，张纨英的四个女儿王采苹、采蘩、采藻、采蓝也都善作诗；湖阳恽氏、阳湖庄氏、武进汤氏之女眷也多为才女。
山阴商氏姊妹。景兰、景徽及二媳、四女都是女诗人，其中商景徽之女徐昭华最著名，她幼承母教，诗名噪一时，为毛奇龄的女弟子，人称“徐都讲”。
归安叶佩荪家。才女有二妻、三女、三媳，以继妻李含章最为著名。
钱塘叶氏。“钱塘多闺秀，而莫胜于叶方伯佩荪家。前后两夫(25)人、三女公子、二媳，皆诗坛健将也。”(26)
阳湖左氏。“虞山言氏，闺阁中多风雅之士”，有左白玉，名小莲，阳湖人，虞山大令言良妻，著《餐霞楼轶稿》二卷，诗稿一卷，诗余一卷。全庆、邵亨豫奏、秦树声、孙葆田、谢愃、阮忠枢、任道镕序，言家驹跋。“其诗语意深远，风格清超，与专事涂泽者，(27)不可同年而语”；言大令家驹之室汪韵梅，字雪芬，浙之钱塘人，有《梅花馆诗集》，其《题先妣邹太夫人〈味蔗轩遗集〉》云：“国风采歌谣，不因巾帼弃。闺阁多贤媛，岂仅酒食议。吾母幼淑慎，不为儿嬉戏。绣余读诗书，四德悉纯粹……”可知雪芬幼承母教，德才兼备。
恽氏一门闺秀亦俱擅风雅，如，恽元箴，字婉如，俞承修室，著有《靖宇室诗草》。恽幼晖，字亚芬，有《篆香阁吟稿》；恽毓湘，字锜苹，庞树楷妻，有《瘦篁吟稿诗稿》；恽毓留，字选芬，毓湘姊，翁顺孙室，有《絮吟楼诗稿》；史清畹，恽毓德妻，有《史女士诗稿》1卷。恽氏闺秀中最受称道的是恽冰和恽珠。恽冰，字清，南田先生(28)族曾孙，恽珠姑母，适同邑毛生鸿调，“以吟诗作画老焉”，著有《题画诗稿》；恽珠，能诗善绘，著有《红香馆集》，纂有《兰闺实录》及《国朝闺秀正始集》。
松陵计氏。诸生计嘉禾妻金兑，幼禀家学，其诗清新雅正，有《栉生小草》，其母为杨珊珊，字佩声，浙江山阴人，著有《佩声诗稿》。金兑三女皆好吟咏，长女计捷庆，字心度，金怀曾妻；次女计趋庭，字南初，常州汤贻吉室；三女计小鸾，字青睐，长洲陈璞室。母女之间，更迭唱和，大有午梦堂之风。沈清涵，长洲人，沈德潜次女，计嘉诒室，有《沈氏遗诗》；宋静仪，字琴史，长洲人，宋简长女，吴江计洵室，著有《绿窗吟草》；计宠绥女计氏，字七襄，闵仰承室；计瘾，字小娥，计光瘿从女，秀水王某室；计珠仪，字月如，号蕊仙，计光瘿长女，秀水陶震元室；计珠容，号芸仙，珠仪妹，秀(29)水沈兆珩室。以上计氏诸闺秀，“咸彬彬郁郁，斐然成章”。
武进庄氏。庄高驷妻李氏，有《永辉堂诗钞》；庄朝生妻卓媛，“娣姒皆成诗，卓母病，思慕得疾。死后朝生于箧中得诗词各一卷，(30)尚书王崇简序行之”；倪氏，庄述祖妻，有《蕴玉轩诗钞》；夏荪，字纫佩，号楚畹，江阴夏宗沂女，武进庄述妻，有《纫佩集》。
武进汤氏。“汤雨生三世殉国，一门忠义，而能诗工画，又为风(31)雅传人。双湖董夫人，碧春女公子，人多知之”，母女唱和之乐时作，《琴隐园集》中有《断钗吟》，和其太夫人韵二首，有序云：“甲子长至前二日，贻汾奉母住扬州琼花观。越日晨起，母口示《断钗》二绝云：‘美便无暇断亦休，晓奁宵枕梦悠悠。于今别有思亲泪，记于钗时新上头。镜非台亦悟空门，赠嫁钗簪半不存。三十九年千万路，鬓丝丝断玉还温。’”此诗乃贻汾之母感念其外祖父殉难海外后辍吟十八年后所作。其母舅有《寒窗课子图》，“可见雨生家学渊(32)源，所来者远矣”。
无锡顾氏。顾绮堂，顾纶卿先生淑女，归赵浣生，伉俪唱和，比于眉阳和鸣之集，有《撷秀轩诗草》，人尤爱诵其《新年杂咏》十首，谓得香奁遗韵。顾贞立，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顾贞观之妹，州佐同邑侯晋妻，主事侯麟勋母，工诗词，著有《餐霞子集》和《栖香阁词》。
仪征阮氏。有阮元妻孔璐华、妾刘文如、谢雪、唐庆云，女阮安、长媳刘繁荣、次媳许云姜、女孙阮恩滦等；昆山孙氏之三女云仙、蓝仙、鹤仙；杭州许氏有许宗彦妻梁德绳及其女许云林、云姜。
松江章氏。章简公之女章有淑、章有湘、章有渭、章有闲、章有澄、章有泓均为才女，集有《章氏六才女诗集》。
华亭夏氏。复社成员夏允彝，家学渊源，一门清雅，其子夏完淳为少年英雄，其妾陆氏及其女夏淑吉、夏惠姞均能诗。
上海曹一士之妻陆凤池，出身名门，工诗善文，好读《离骚》，有《梯仙阁集》。其女曹锡硅、曹锡淑，亦好文辞，著有《拂珠楼集》和《晚晴楼诗草》。二女归嫁后，与其夫倡和，一门皆擅风雅。
一些大力提倡妇女文学的学者如毕沅、袁枚、俞樾的家族中，才女都是世代绵延。如毕沅的外祖母顾英，母亲张藻，妾张绚霄、周月尊，妹毕汾，女毕慧；华亭张诗舲之姊裁云、妹玉舜；袁枚三妹袁机、袁杼、袁棠以及诸孙女均为才女。这种绵延不绝的家族文化，成为清及民国女性诗人队伍迅速形成并壮大的土壤和温床。第三节 近代女性文学的重镇——上海
一、女子教育的兴起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女子教育的兴起密切相关。中国在“西风东渐”的新文化运动中，打破了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态，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新派资产阶级吸收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提倡女性解放，他们认为如果“一国之中而有半数(33)无用之民，其国安能存于竞争之世界”？同时，也意识到母教对于国民的重大启蒙教育作用。梁启超认为：“治天下之大本，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34)本，必自妇学始。”他在《论女学》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和种族，乃至国家的强弱：“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认为良好(35)的女子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批判了封建主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主张男女平等，模仿西学，兴办女学。为了推行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管理制度、招生对象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严复也主张兴办女学，他在分析中国妇女现状时说：“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并指出女性的素质关乎国家命运：“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36)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虽然他承认传统母教的重要性，但更提倡新式教育对女性的彻底解放：“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时，故曰(37)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严复在上海女中求学的甥女对当时上海女校的教学水平非常不满，希望严复能自己创办一所“完全的女学”，严复对此十分同意，他说：“我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38)当为吾儿勉成盛业。”并亲自到南京游说南洋大臣端方，劝说端方参与创办“完全国粹教育”的女学，端方当即表示“乐从”、“可出力”。为使女校顺利创办，严复还集几十年办学经验，亲自拟定了女学宗旨。在欲使国家振兴昌盛，须先兴女学，提高女性素养的思想指导及严复、梁启超等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助下，1907年，政府颁布了《女生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章程》。至此，中国民国女子教育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与清前期女教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式女学提倡女性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梁启超从经济和掌握知识的角度论证此举的必要性。他说：“学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对卷伊吾而已。师友讲学，以开其智，中外游历，以增其才，数者相辅，然后学乃成。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39)闻。”严复亦提出了阅世思想：“虽然，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认为：“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咿唔，而一无所用乎？读书不阅世，直如此耳。今倘有人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发明妇人应(40)出门之故，庶几风气渐开矣。”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开明女士们的热烈响应。在上海女子学校兴建之前，部分上层家庭中的妇女，几次集会讨论兴建女学的问题，蒋畹芳女士曾即席赋诗：“转移风气苦心殚，巾帼须眉一例看。此日开基诚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难。”“经营缔造辟新基，巾栉英才吐气时。学贯中西臻美备，四方闺秀萃于斯。”预示着“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女学风范，将从此改变女性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使她们能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之间施展抱负，为社会作贡献。
这些思想家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还身体力行，积极创办女子学堂。梁启超与郑观应、经元善、康广仁等以“独掌堙河”的勇气，开始了兴办女学的事业，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采用新式教育，并“倡而明之，推而广之”，以“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他们坚信：“同心并胆，坚忍不(41)挠，期以十稔，中国女学可遍寰宇。”全国各地亦积极响应，纷纷办起了新学堂，1906年，《广东移风女学校序言》明确提出：“故今日我二百兆之养面如盲如聋如醉者，咎不在男之压制，而在女之放弃自由。往者康同薇君女史曾论缠足之害，女子亟宜自革，余亦尝著论女子亟宜自立。盖皆愤女权之不振，发我类之精神。然欲振女权，先(42)兴女学。女学兴而后有知识，有精神，有才力。”
特有的开放环境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使得上海走在了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前列，各类女校数量不断增加。1915年，私立女子(43)学堂达到了29所之多，“五四”运动之后，女校更是迅速增加。此时，受过新式教育的开明女性，表现出不依附于男性及男权社会的自我觉醒意识，展示了教育在女性解放中的辉煌成就。新女性们冲出小我的悲欢离合，胸怀大志，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如湘灵女士，山阴人，幼承家学，博通经史，雅擅吟咏。痛愤时变，乃脱簪珥筹措学费，走东瀛留学，数易寒暑后归国，遇社会慈善事业，竭尽心力辅之。其诗多感慨时弊之作，如其四绝：“兰亭班史木兰骖，巾帼何尝尽亚男。渐觉东风吹不尽，自由花发满江南。”周红梅，松江府华亭人，虽身不入学校，而精研文史，感时代风气，深明大义，曾与丈夫高天梅说：“余恨身非男子，否则，革命党中，余将执其牛耳矣。”(44)
普通知识女性如此，出身名门的精英女性更是积极投身到教育和启蒙的行列中来，如陈撷芬，“早岁已具文明思想，后与诸同志创设《女学报》于沪上”，为报纸主笔，“学问博雅，得力于家庭教育为多”(45)，其《题〈美人倚剑图〉》短歌云：“海飞立兮山飞拔，亚东美女有奇骨。腰悬宝剑光辉芒，胸抱雄才气豪勃。女界沉沦数千载，颓风压入贱奴族。夺我天权杀我身，终夜思之痛心裂。修我戈矛誓我师，洗尽蛮风驱我敌。一声唱起泰西东，百万裙钗齐奋力。勖我神州好姊妹，女界飞腾即此日。”
吕碧城，历任各女校教职员，热心教育，孜孜不倦，其办事尤为老成练达，为时所称，从《忧国吟》中可以窥见其胸襟和抱负：“沉忧日抱杞人思，怕见江山破碎时。叹息蛾眉难用武，临风空读《木兰词》”。她的诗词中多感愤时局之作：“休言红粉喜谈兵，为感时难也不平。屡欲愤提双剑起，桃花马上请长缨。”“千秋女杰有秦梁，不(46)信军中气不扬。我愤时难无死所，拼叫马革裹沙场。”
康同薇，康有为长女，家学渊源，在父亲的影响下，她遍览群书，对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皆有较深的造诣，后成为澳门《新知报》的记者。她大力倡导女子学习新学，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47)矣……”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民国教育史上具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大力宣传新式教育，在女性教育及报刊业有着重要地位。
陈鸿璧（1884—1966），广东新会人，就读于上海圣约瑟西童女校。毕业后在苏州《大汉日报》任编辑，后来沪创办广东幼稚园，至民国6年发展成小学并附设幼稚园，学生、教职员工达百余人，改名为旅沪广东小学。民国9年，新校舍在宝源路落成，民国14年，更名为广东公学。民国18年，又定名为私立广东中小学并附设幼稚园，至民国20年学生已逾700人，校舍5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校舍被日军炸毁，她一面筹划资金在废墟上重建校舍，一面租房坚持办学，经过2年多努力，学生达600余人。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新建校舍再度被毁，损失惨重，她又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屋办学。陈鸿璧治校严谨，管理有方，将自己一生的热情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使得学校建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为时人称道。知识女性得益于女子教育，又促进了女子教育，而上海也成为她们施展抱负、实现社会价值之所。
二、上海女性文学的嬗变和特点
处于长三角中心的上海，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亦有着特殊意义。它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海滨渔村，但经宋代立镇、元代建县、明代筑城，在1843年开埠之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50万人口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48)。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它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国大陆海岸线中心点，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为长江入海口，腹地宽阔，交通便利。《嘉庆上海县志》记道：“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49)也。”
地理位置的优越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耀眼的大都市，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西方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入中华大地，冲击着封建文化、封建文学的堡垒，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使得作为“窗口”的上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这里遍布着新式学堂，译介西方文化的翻译馆、出版社，更有数量惊人、内容丰富的报纸、杂志……海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这里登陆，强力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扫荡着中国的保守、陋俗与偏见，营造出一个奇特而宽松的社会格局和学术氛围，为民国文明，包括女学的兴盛和新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提供了适宜温润的生态环境。
此时的上海，文化界人才荟萃、名家辈出、名著纷呈、报刊林立、流派繁多。原先居于内地与海外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纷纷定居上海，遂使上海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前沿，其现代性特征不断凸显。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的蜕变进程也在不断加剧，她们拥有了更多的接受新式教育和接触民主思想的机会。同时，上海发达的工业经济也为她们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她们获得的不仅仅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尤为珍贵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自由和独立的话语权。至此，聚集在上海的女性创作主体也由闺阁诗人转型为知识女性，而文学也由古典转向现代，女性的创作也由诗词为主扩大到新闻、翻译和小说，标志着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女报的繁荣
这一时期，大量的精英知识女性聚集上海，积极参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结社办报，直接投身舆论媒介，推助革命进程。她们多出身于士绅之家，其父兄也多为文化名人，思想开明，优渥的家庭环境奠定了她们良好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她们又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启蒙，有些甚至曾留洋国外，接受西学的洗礼，因此，她们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
(50)卷”的小慧“才女”，而是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的新型知识女性。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她们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并在1898年7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开设“论说”、“新闻”、“征文”等栏目，主张打破“夫权”，提倡男女平等、独立自由，鼓励女性爱国自强。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女报人，是中国女报事业的先驱者，其编辑思想对之后的女性报刊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1907年，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亦是“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大力宣传爱国、女权。可惜报纸只发行了两期，就因秋瑾的不幸牺牲而被迫中断。随之，陈志群在1907年11月又于上海创办《神州女报》，以纪念和宣传秋瑾事迹为主要内容，1908年1月也被迫终止。此后，上海女报不断涌现，从1898—1918年十年间约有20余种，可谓蔚为大观：报刊名称刊行时间创办者或主编李闰、黄谨娱、李惠1898.8—1899.女学报（旬刊）仙、康同薇、沈静英、10裘毓芳等女报（女学报）（月1902.12—陈撷芬刊）1903.21904.2—1907.女子世界（月刊）丁初我、秋瑾等12女岳花1904王妙如女界月刊1906.7曾孟朴1907.8—1907.新女子世界（月刊）陈勤81907.2—1907.中国女报（月刊）秋瑾41907.12—神州女报（月刊）陈以益1908.121907.12—天足会报（季刊）沈仲礼19081909.1—1909.女报（月刊）陈以益、谢震12女学生杂志（月刊）1909杨白民1910.3—1912.尹锐志，城东女学社编女学生（年刊）3行1911.6—1917.妇女时报狄平子、包天笑等51912.4—1951.［美］乐亮月、李冠女铎（月刊）2芳、刘美丽女权1912.5张亚昭中华女报（周刊）1912.9汤云秋 女子共和日报1912.1912.11—张汉昭、汤国梨、谈社神州女报（周报）1913.7英、杨季威刘舜英，上海女子参政民国女报（半月刊）1912.12会编行文典、乐勤、滋生、冷女权月报1912.12亚1913.3—1913.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上海万国女子参政会编61913.4—1913.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张汉英、陈德晖6眉语（月刊）1914—1916.3高剑华1914.2—1915.女子世界（月刊）天虚我生（陈蝶仙）7 家庭杂志（月刊）19151915.1—1931.王蕴章、胡彬夏、章锡妇女杂志（月刊）12琛1915.1—1916.中华妇女界（月刊）中华书局61915.1—1915.上海女子杂志社编辑，女子杂志（月刊）1广益书店发行
其中，大多为女性所创办，也有一些虽为男性主办，但刊物专为女性所设。内容主要分属两类：一是单纯以“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为主旨，着重于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另一类，也提倡女学和女权，但与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
上海女报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变革中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既受社会最新思潮的影响，同时，又对社会观念的形成起着导向作用。其编辑思想非常明确，即启蒙女权思想、宣传爱国情怀、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发动女性开展社会活动、推动女性新生活运动。这一宗旨在民国开风气、育民智，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密切传媒与社会的关系，推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女性报刊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受众群明确指向女性，以启迪心智、开蒙思想为使命；其二，报刊主要以女性撰稿人为主。但由于女性多不识字，而许多具有文化素养的中上层女性往往受到“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禁锢，不敢或不愿投稿，因此，许多有着进步女性观的男性作者也加盟女报，成为主要撰稿人。女子报刊上的文章，不仅包括鼓舞人心的革命宣言、战斗檄文，还有各种关于女性生活的内容，甚至还有大量的文艺作品，折射出女性报刊与社会文化、女性生活之间密切关联的编辑思想和社会意识。
上海女报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独特的政治语境，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关头，女性意外获得了改变传统性别关系、重塑女性身份的契机。由精英女性构成的女报人的崛起，成为民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标志，而结社团、办报刊，则是其参与政治和推动革命的重要方式。1907年，爱国诗人、著名的女教育家吕碧城在《中国女报》上发表《女子宜结团体论》一文，指出：“结为团体，捍卫一国，而协力排倒他国，小则牺牲个人之利益，以图公共之利益，己身可借之以存立；大则如法兰西之革命，美之脱英而自立……若以男女间论之，则不结团体，(51)女权必不能兴：女权不兴，终必复受家庭压制。”这表明了“结为团体”是实现女性摆脱封建家庭的桎梏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的对策。
1912到1913年两年之间，女子参政十分踊跃，而许多由女界领袖创办的报纸，则成为她们宣传女权思想和团结女性参与政治的阵地和号角。如，1911年11月成立的上海女界协助会，是辛亥革命时期最声势浩大的女性后援团，以宋庆龄、伍廷芳夫人、刘青侠女士以首，包括当时上海女界最为活跃的精英知识女性，她们在12月2日的《神州日报》上发表《女界协赞会敬告女同胞》一文，号召女性积极投身革命，“我女子今日能竭力捐助，既尽义务于前，则将来全国光复后，庶可与男子受同等之权利，安知欧西女子要求而不得之参政权，不见(52)破例而见于我新造之中国乎”？虽然是为军队筹措军费，但其政治目标显而易见。1912年，由刘舜英为首的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所创(53)办的《民国女报》，亦以“提倡国学，发达女权，辅助共和”为宗旨。
秋瑾是我国第一位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女性，她于1906年在上海筹建中国公学，创办蠡城学社，借用该社社址组织创办了《中国女报》，并亲自撰写发刊词。在发刊词中，秋瑾将《中国女报》喻为指引中国妇女前进的“一盏神灯”，并阐明创办该刊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女界之黑暗”、“女界前途之危险”，“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大光明世界”。秋瑾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充满政治意味的文章，如《敬告姊妹们》《勉女权歌》《感愤》《感时》《精卫石》等，以犀利的笔触，痛斥了迫害妇女的封建买卖婚姻、封建纲常名教、封建宗法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妇女的思想；还抒写了大量爱国诗篇，如在《中国女报》第一期上发表的《感时》篇中道：“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表达了她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并在全国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的女性刊物，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展示了精英女性强烈的参政意识，也表达了借助舆论唤醒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愿望，反映出觉醒了的新时代女性重建性别关系、探索新身份的艰难尝试，是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上海女性报刊的出现，无疑受到新知识女性的欢迎。但是，严格说来，其影响仅仅及于精英女性，并未引发普通女性的关注。不少女报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及时调整了办刊宗旨，除鼓吹争取女权、参政议政之外，还提出女性文化普及和女性素质提高的新理念，积极倡导新女性观念和新生活模式，更加注重实效，涉及的内容也更宽泛：(54)“我女界对于政治、教育、实业种种方面，表诸言论。”如神州女界协济社，便以“联合五族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养成共和国高尚完全女国民，协助国家进步”为口号。
女报还鼓吹启蒙教育功能，肯定女性在家庭中担当重任及因此而产生的重要社会价值，《神州女报》的社长张昭汉在《发刊词》中，就共和时代男女平权及女性教育和女子参政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了阐述：“故欲权之平，必先平教育”，“二万万女子，咸有转弱为强，造(55)成完备之国民，各尽其对国家认为，以参预政治”指出无论男女平等，还是女性参政，其根本在于教育。
为了更好地吸收西学、开启民智、普及社会化教育，民国维新思想家提出推广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的号召，上海许多女报充分考虑到多数妇女缺少文化教育，阅读有困难的事实，积极响应，采用“文俗(56)之笔墨并行”的方法，“以便于不甚通于文理者，亦得浏览”，使得女报不仅成为民国女子得平权的起点，还成为推行白话文的前沿阵地，如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女学报》、《中国女报》和《苏报》等。秋瑾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指出：“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在这一编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女报》的文字远比同时期其他女报浅豁。秋瑾身体力行，在为该刊撰写的文章中，除了少数旧体诗词外，多用通俗的白话文，充分顾及了女性读者渴望接受新思想却又受文化水平限制的困境和需求。
这批女子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不仅包括革命宣言、战斗檄文，还有女性生活指南，其栏目包括家政、女红、手工、化妆、服饰、交际、婚恋、育儿等。此外，还有大量传记、译丛、小说等文艺作品，如周作人化名“萍云女士”、“碧罗女士”、“病云”等，为《女子世界》供稿，该刊先后刊出他的译作《侠女奴》（采自《天方夜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荒矶》（《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柯南·道尔著）等，还有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好花枝》与《女猎人》。小说在报刊上的连载，也提高了女报的影响力和销量，成为都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必读物。
民国上海林林总总的女性报刊，虽然有激进与保守之分，身份认同有偏重政治和家庭之分，但她们勇敢地站在公众舆论的舞台上，向社会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示了新型知识女性独立自信的风采，并通过舆论媒介促进了社会进步女性观的形成。同时，由于与时代政治、社会生活日益密切的关系，以及传播广泛，影响巨大的媒介特质，使其自身也迅速成长，成为女性乃至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交流方式和信息交流的平台。
译介的兴起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的涌入，中国出现了一个翻译热潮，精英荟萃的上海译界，活跃着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翻译家的身影。她们多为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西学的新型知识女性，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和鼓励，走出家庭，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在拥有社会身份的同时，也拥有了话语权。她们以翻译为媒介介绍西学，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话语，解读和传播新思想，成为女性解放的先驱者和新文学形式的拓荒者。这个群体有20人左右，她们多来自长三角女学兴盛发达之地，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二是受过新式教育。民国初年，女子教育重视外语，女子中学四年的学制中，外语课时总(57)数超过国文，因此，为来自新学堂的知识女性打下了良好的翻译基础。这一群体约有20人，如薛绍徽、陈鸿璧、张默君、张昭汉、陈信芳、汤红绂、凤仙女史、黄静英、陈翠娜、杨季威、黄翠凝、罗季芳、毛秀英、吴弱男、薛琪瑛等，据郭延礼统计，共翻译长篇小说(58)20余部，另有短篇小说30余篇，诗歌数种。
其中，薛绍徽可谓中国女翻译中第一人，她出生福建，早慧，6岁学诗，14岁曾冒充兄长参加地方作诗比赛，被列为上选。其丈夫陈寿彭为福建著名文人，清末名士陈季同胞弟。1883年，陈寿彭游学日本，在此期间，薛绍徽居家研读经史。19世纪末叶女学兴起，具有新思想的薛绍徽被上海《女学报》聘为主编，宣传西方新学，提倡男女平等，成为著名女报人。与此同时，她还与丈夫合作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记》，由经世文社出版。语言浅近，故事曲折惊险，符合本土大众的审美，因此好评如潮，短短几年数度再版。1902年，再度与其夫合译了《格致正轨》十卷、《外国列女传》七卷（南京金陵江楚编译总局1906年印行）和英国女作家厄冷的小说《双线记》（《A Double Thread》）。薛绍徽翻译之外，还撰写《国朝女文苑小传》及创作诗词，陈衍谓其“好学淹雅，日拥百城，益以善病，(59)足迹罕出户外。撰述甚富，诗词骈体文裒然”。病故之后，其子女为之刊刻文集《黛韵楼遗集》四册，由著名文人严复、陈宝琛、陈衍及林纾为之作序，足见其在民国文坛上的影响力。
在女性翻译群体中，陈鸿璧亦属翘楚。她出生广东新会，后居于长三角地区，通英文，于1905年前后开始翻译小说，由1904年创办的上海小说林书社出版。1907年《小说林》杂志社创刊，第一期就发表了陈鸿璧三篇翻译小说：英国佳汉的《电冠》、法国嘉宝尔奥的《第一百十三案》以及佚名的《苏格兰独立记》。《小说林》一共开办了12期，每期均载有陈鸿璧的翻译小说，足见其译作之多。此外，她还翻译过嘉宝尔奥的《薛蕙霞》和Sonthworth的《沉埋受涤》（In the Depths），均由上海广智出版社刊行。与张默君合译的美国白乃杰的《盗面》由广智书局、群益书局、千顷堂三家同时发行。陈鸿璧还翻译过马腾著的《妇女与家庭》（1926年版）和“万有文库本”的《科学的训练儿童法》，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鸿璧翻译的作品涉猎广泛，有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和社会哲学，但更多的是侦探小说，其译文虽仍为浅近的文言，但文字通畅、流利，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译文重视心理描写，在当时的翻译中属于上乘。其次，译文注意保留原著的环境描写。环境，是文学作品人物生活和事件发生的空间，也是构成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翻译家往往将西方小说中大段大段的环境描写，特别是自然环境和静态的心理描写视为“累赘”，或因不符合本土受众的欣赏习惯而删去，亦有将千余字的环境描写缩写成几句话的，在这方面陈鸿璧更加忠实于原著。
翻译外国戏剧的代表人物是吴弱男和薛琪瑛。前者为章士钊夫人，安徽庐江人，先后留学日本、英国，精通日文及英文，译有易卜生的《小爱友夫》，刊登在《新青年》四卷六号；还翻译过日本押川春浪的小说《塔中之怪》，刊载于《小说林》（1906年8月）。薛琪瑛是无锡望族、红顶商人薛福成的侄女，毕业于教会学校，通英文，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底蕴，故其译文有着较高水准，译作有英国唯美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er Wilde）的《意中人》，刊登在《新青年》一卷二号。
同时期的女翻译还有近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发起人和革命活动家张昭汉，湖南湘乡人，曾就读上海务本女校、上海圣约翰女子书院。她是辛亥革命时期《大汉报》的创始人，1912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和神州女学的创办者及校长，同年，在上海创刊《神州女报》，呼吁女性解放，参与政治。张昭汉与陈鸿璧联手翻译多部小说，亦独立翻译多种侦探小说，如英国沈伟威廉的《尸光记》，1909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小说的盛行
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女性文学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秋瑾是其中关键之人，虽然她的诗词创作仍然沿用旧体，但散文已是白话文体。她的作品一扫前代女诗人的春恨秋愁、容貌梳妆、思妇怀远的幽怨，呈现出大气磅礴、慷慨激昂的胸襟气魄，体现了一个觉醒的新女性对社会的责任感，表达了政治意识、平权意识和性别意识，成为终结古代闺阁文学、开启近现代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
秋瑾的创作还引领了近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群的出现，如丁玲、冰心、白薇、沉樱、萧红、张爱玲、苏青、苏雪林、石评梅、庐隐、冯沅君、陈衡哲、林徽因、陆小曼等。她们均接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视野开阔，有些甚至有海外留学和生活的阅历。她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又吸纳了时代的新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元素，因此，她们有着传统观念和新思想的矛盾和困惑。她们的目光多关注女性生存困境和命运的不幸，她们笔下的女性往往充满纠结和迷茫，抗争和妥协、痛苦和无奈，希望和失落交织在一起。如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是谁断送了你》、《最后的安息》，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路佳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石评梅的小说《董二嫂》、剧本《这是谁的罪》等，都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生命力的扼杀和精神的戕害。
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多数或生长上海，或客居上海，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学的繁荣局面。1927—1928年，丁玲的《梦坷》和《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表现“五四”退潮以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所面临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与迷茫。她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大胆向男权社会挑战的女性作家，“好似在这寂寞的文坛上抛下了(60)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此后，沉樱写了一系列解构爱情神话的小说，如《爱情的开始》《喜宴之后》；白薇有长篇爱情自传《悲剧生涯》，塑造了一系列小布尔乔亚知识女性的形象，表达了女性试图对自我、对性别、对社会做一个清醒认识的探索，充满了时代精神。
萧红20世纪30年代居住上海期间，与鲁迅先生及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交往甚密，他们对萧红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萧红还与叶紫和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出版了小说《跋涉》，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萧红由此取得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上海避难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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