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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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风采（一）试读：
内容简介
你研究过中国的元将帅们吗？他们从二十年代血雨腥风中走过来，带着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的痛苦、希望、追求和奋斗，戎马倥偬，满身征尘。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爱与恨、智与勇。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出身，特有的人生经历，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姿的人生画卷。现在，让我们跟着本书追随将帅的足迹，将自一切真实地历史地展现开来。你也许能从中看到这些中国将帅历程之艰辛，时运之不济，性格之倔犟，精神之伟大。
第一章 张学良
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惠，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1928年6月4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4月17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1898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1931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502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1928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1398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1898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1901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1895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1896年生一子，不久即死；1898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1900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1901年出生了。还说到：1912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1898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1898年出生了。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1901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7月15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1912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责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1930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1919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920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921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5000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12）
另一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13）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1922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〇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〇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1922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整军经武。”“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1906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
这些记述，不一定很准确，但它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与当时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发展吻合的。怎见得？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如关于孙中山派汪精卫北来，以及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当时曾参与其事的何桂国就还保存着两封信件的照片，信的来源和内容是怎样的？他谈了如下的事实：
有关孙、张结合……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这便是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捡出。
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
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赶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
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1.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汉卿仁兄惠鉴：顷颂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
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2.谭延珣给姜登选的信超六（姜登选字）仁兄惠鉴：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俱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弟谭延闿三月十六日
至于张、段联合瓦解直系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也有当事人于立言的笔录，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院不和也愈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
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1924年10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章 李宗仁
耕读子弟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始终与政局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伐战争、蒋桂之战、中原大战等，几乎每一次动荡，都牵动着那里的军政要人，李宗仁作为桂系首领，尤其引人注目。
李宗仁，字德邻，189年8月13日出生在广西桂林县西乡村（Lang）头村的耕读家庭。
父亲李培英是当地的塾师，母亲务农。他们生有子女11人，3人早夭，剩下的5男3女中，李宗仁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父亲做塾师的收入和母亲克勤克俭的劳动，维持生计。西乡方圆几十里，土地肥腴，然清吏的贪婪苛政，外族的侵凌，使百姓难以聊生。耳闻目睹的事实，在他还未启蒙时，幼小的心灵中使滋长了抗暴的心理。
父亲知书达理，希望在自己的后代中，出个饱学之上，于是李宗仁6岁那年，便进入私塾，塾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私塾一呆就是3年，第四年转入另一私塾，随龙均时先生就读。两年后，父亲受李宗仁外婆之聘，到古定村设馆，他便随父读书。不久，父亲应募去南洋，母亲望子成龙，不愿他辍学，又安排他跟随一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短短的几年学业，他数易师门，先后受了几个先生的教诲。但最后一次的换学，对他日后的前途，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跟随李先生不久，李先生要到桂林新办的法政学堂教书。在征得母亲允许后，1905年，李宗仁随老师上了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二等小学。这是一所新学堂，所教课程，除国文之外，还有数学、博物、美学等新式学科。李宗仁对新式学科一无所知，刚入学又将插入高年级班，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国此尽管日日夜夜得益于李先生的指导，仍然学得稀里糊涂。学期终了，在榜上坐了红椅子。所谓“红椅子”，就是在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名字下划一红线。因为考试不及格的只有他一人，特别引人注目，加之他又是个初来的乡村孩子，农着不甚人时，举止言行一派乡上气，城里的同学都笑他是个“乡下傻瓜”。不幸的是，第二学期李宗仁又坐了红椅子。自尊心极强的李宗仁，坐了两次红椅后，感到分外难堪，所以读了两学期后，便辍学回乡。
辍学后的李宗仁，已是一个15岁的壮健孩子了，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他开始觅寻正当职业谋生。那时各省正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设立纺织习艺厂，需招200名学徒学习纺织。在刚从南洋归来的父亲支持下，李宗仁进了这家厂当学徒。经过半年的学习，他了解了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的操作过翟。第二年，即16岁那年，他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家。他的姑丈是个殷实富户，对织布有浓厚兴趣，在栓林买了部木机，要他教表妹织布。年轻人的自负，使他欣然接受姑丈的请求，岂知他学到的那些织布技术，尽属皮毛，轮到他自己独立操作时，竟大出洋相。后来他又应聘到别村教授织布，又遭失败。两次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感从业不易。
从高材生到教官
1909年，李宗仁18岁那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能进入这所小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来他父亲的朋友李植甫先生，是一名武术师，他看李宗仁生性好动，很是喜欢，经常教他一些拳脚；但看他在家无所事事，又非常可惜，于是就劝他父亲让他投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对于投考这类学校，母亲并不热心，但在父亲的作主下，这件事就算定了。至于李宗仁本人，知道要进陆军小学心里非常高兴。陆小是官办学堂，待遇优厚，除供学生膳食、服装、靴鞋、书籍外，每月还有津贴以供零用。而且这学校的学生今后升学都有保障。因此，尽管录取名额有限，只100人，但报名者却有千余人。1907年冬，李宗仁赶往桂林应考。凭着私塾的底子，李宗仁一举金榜题名，考得备取第一名，取得入学资格。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李宗仁按报到日期，辞别父母亲友，前往桂林陆小。然而事出意外，校方拒绝他报到，理由是迟到十来分钟，报到时间已过。那时陆小主要负责人都是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顶真，任凭李宗仁好说歹解，均无作用。10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资格，满怀热心的他，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懊丧之极。但校方负责人勉励他下期再来投考，并告诉他，像他这样体格强健的青年凤毛磷角，录取的希望很大。虽说校方鼓励一番，但毕竟要再等一年，他怅然归乡。好在父亲没有责怪他什么。让他继续随自己读书，准备来年再考。1908年冬，陆小第三期招生，他再度投考，在3000余名的竞争者中，被录正取。吸取上次的教训，此次他早早报到，从此成了陆小的学生。陆小的教育，完全仿日本那一套，十分严格，教程分学、术两种。学科除国文、史地外，有各门科学和外语，术科是每天1小时的训练，有器械、体操、劈杀等活动。李宗仁由于跟着父亲学过几年，又在桂林上过新学堂，多少有些基础，因此学科对他来说负担不算重，尤其国文，成绩在斑内算是佼佼者。至于术科，他不但喜欢，而且学起来轻松自如，那些被同学们视为有风险的单杠、双杠、木马等项目，他都能作精彩表演，一般同学与之相比，实在逊色多了。尤其是劈刺，因他跟李先生学过几手拳脚，更是他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高大结实的同学与他交锋，都败在他的手下。由于他劈刺出色，在学校中得了个“李猛仔”的浑名。李宗仁学业突出，深得同学的尊重和老师们的喜欢。
在他入学1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密谋起事。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陆军小学就成立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军事指针社”，并积极吸收成绩优异而血气方刚的青年，无疑李宗仁成了这个组织积极争取的对象。1910年秋，李宗仁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参加同盟会，随时有杀身之祸，为了表示死而无悔的决心，入会那天，他献血为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起义的枪声。消息传到陆小，人心振奋，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成立了地方革命政府，并开庆祝光复大会。岂料大会期间，发生了部分巡防营；日军叛变事件。陆小负责人恐旧军攻打学校，便在校总值日官的指挥下，当晚组织100多名学生，成立了自卫队，出发进剿叛军。夜深人静，行军必须搜索前进，于是在同学们的吁请下，李宗仁当上了搜索组长，向李家村进发。到达目的地时，正碰上混成协新军，他们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于是陆小总值日官宣布，愿意随混成协新军北进的归队，不愿意的可暂时回家。
李宗仁有些想家，决定回乡探望父母。就在这次回家的路上，经历了惊险的一幕。李家村在桂林之南，他家的乡村在桂林之西，两头相距百余里，靠步行要一整天时间。为了防止不测，他带了一杆六八式步枪独自离队伍，一路边走边问。半天行军，再背着一杆大枪，早已饥肠辘辘了。于是，在经过一个村庄时，他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一小茶店内遇上几个壮年人，他们答应帮忙弄些食物。他等了一阵，只见一些人交头接耳，神色异常。混乱的世道，立即使他警惕起来。他忘记了饥饿，立即提起枪，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头几十米，他忽然发现有几个人从后面急匆勿赶来，他们子中有的拿着鸟枪，有的拿着刀棒，吆喝着让他站住。情势险恶，李宗仁急忙子弹上膛，刺刀上梢；他年少气盛，又有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军事训练，面对这帮人，竟无丝毫惧怯之情，大声喝责。这帮人有点怕，但又不甘心，继续向前逼进。李宗仁立即警告他们不许前进，否则就要开枪。真是一帮乌合之众，被他吓得都退了回去。这些人一散，李宗仁急忙赶路，第二天才回到乡里。
父母看到儿子归来，欢天喜地。在家小住半月后，因城内兵变平息，李又赶回桂林。回到陆小后，同学中正在组织学生军，准备随军北伐，于是他立即报名参加。因经费和弹械有限，只能组织100人，他的要求被谢绝了。北伐军离桂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是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的长子。学校300余名学员，分为两个科目教练，一半人为炮科，一半人为步科，李宗仁被分配到步科。该校课程以术科为主，更使李宗仁有大显身手之余地，每次校内师生比赛，他总是名列前茅，尤其马术一项，表现得格外出众，当马疾驰时，他可据鞍跃上跃下，往复十余次，师生均叹为观止，他自己也引以为自豪。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正当李宗仁在陆小春风得意之时，父母积极为这个20岁出头的爱子操办起婚事。女方名叫李秀文，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半自耕农家。她为人忠厚，遇事稳重，还有一手好女红。对于这样一位妻子，李宗仁颇觉称心，婚后两人感情笃厚，季宗仁还耐心地教她认字。对于李宗仁，李秀文也很是满意。
1913年秋，李宗仁学成毕业。按事先的计划，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训练两年后全部毕业，学堂也改办为“将校讲习所”，归陆荣廷管辖，为他的部队训练和培养具有现代化军事知识的军官；所长由林秉彝充任，教员则从速成学堂的优秀生中挑选。这样。李宗仁刚毕业，便为林氏网罗，当上了讲习所的准尉见习教官，月薪14元。
由于林氏赏识，他很快就升任少尉队副，月薪32元。不久又晋升中尉。中尉官衔并不大，却是他平生第一个正式军职。做一名教官，对年轻的李宗仁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学生，都是带过兵的中下级官员）年龄上有50余岁的人，官阶上有位居上校、少将的，人品上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院的腐朽分子。这些人长期来指挥别人，训斥部下，又享有高官厚禄，当然不会将李宗仁这样的“毛孩子”放在眼中。因此要教管他们，就犹如骑一头高大的野马一般，很难驾驭。李宗仁采取能迁就则迁就的态度，并对他们不随意提出批评。他这样做得到了这些学员的好感，又由于李宗仁动作表演精彩，而这些纠纠武夫特别看重这一点，感到他的本领特别大，因此慢慢地对他尊重起来，待到1年后毕业，这些特殊学生还联合起来送了他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
1914年，讲习所在全体教员的努力下，试办一年很有起色，于是省方决定继续试办并扩大规模，派所长林秉彝携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秉彝一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很快就陷入了声色犬马的深潭，大肆挥霍，仅仅数月，所携公款竟被花空。于是，他又打电报回省，谎称携款不足，要求补汇。省政府不愿再汇巨款给林，便明令停办讲习所。讲习所停办，李宗仁成了无职军官，必须听候上峰另派差使，而旧军中，系统林立，门户洞深，他不愿置身其问，遂于是年秋季回到临桂县祖籍。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回家种地本无不可，却招来了很多人诧异的目光，絮絮闲语，不绝于耳，以为他在外混不下去，才回到乡里。然而，他在桂林的一些朋友，都为他惋惜，帮他在桂林谋业，这样，他在朋友的协助下，于1915年春到桂林模范学校任教。桂林有许多新式学堂，所需师资远远不足，尤其是体育教员，更是奇缺。教学生体育课所需要的那些本领，对李宗仁来说易如反掌，他上的课很受同学的好评。特别是他那近乎马戏班的项目表演人使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教学不久，他便声誉雀起，以致全桂林都知道他的大名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聘书，要他去兼课，他答应了。桂山中学的聘请，使模范学校更加重视他了。两个学校都视其为“瑰宝”，优礼相加，总共的薪金，比他做上尉官俸还多40大洋。
在战火中加官晋级
李宗仁在桂林教书，虽然薪金不少，也颇暇豫，但教书并非他的永久志向，他毕竟是个职业军人。因此，身在学校，心在军营。享有凑巧，1916年4月下旬，他的教书生涯刚满1年时，曾在讲习所的洗伯平的朋友要求他重返军界。洗氏在滇军张开儒部第三师当营长，对李很熟悉，极为器重。时值护国军兴师讨袁，扩充队伍，缺乏干部，劝李去他营内当连长。洗氏的相邀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辞去学校教师职，走入护国军的行列。
暮春时节，凤和日丽，李宗仁怀着兴奋的心情乘船沿漓江而下梧州。船靠码头后，他设法寻找旅店，忽然在人群中看见陆小的一期同学朱良棋等人。旧友邂逅，惊喜交加；叙情之后，知朱在滇军四师中任三十四团一营营长。当朱知道李去南宁担任连长职后，决意要他在本营当连长。容不得李的解释，在朱的招呼下，勤务兵将他的行李搬到四师招待所，并立刻呈请委派李宗仁为第三连连长。李身不由己，只得写信给洗伯平，陈述不能自己的难处。10多天后，委任状批了下来，只准当个排长。得罪人情，还低一级使用，李宗仁内心感到窝囊，但已生米成熟饭，无法挽回，只得屈就。很快，李随军开抵肇庆。不意洗伯平的第三师也开抵肇庆。当李碰上洗后，便遭到洗的责怪。原来，戎马倥偬，在梧州寄出的信没有收到，于是当面解释清楚一切。洗君甚表不满，认为放着连长职不干，却去“炒排骨”（当排长），要他回三师去。李万般为难，吱吱唔唔。洗十分气愤，为李宗仁事，还与朱闹翻了脸。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提起李宗仁的事，洗就责备朱不该中途将李拉过去，并讥笑他无能，只给他请了个排长。朱觉得这话丢了自己的面子，因此与洗吵了起来，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竟拔出手枪。此时，李也在，窘得不知所措。为维持朋友间情感，他决意辞职。在动乱的年代，像李宗仁这样的军人，是到处可以觅到军职的。辞职不久，他遇上了陆小同学李其昭。他们是同乡，以前曾过从甚密，此时他在护国军林虎部任七旅十三团二营连长职。经李其昭的介绍，李宗仁面见二营营长黄勉。黄氏系广西人，毕业于广西干部学堂，一见李宗仁，便翘起拇指夸他是“大大有名的”，表示非常欢迎。第二天，李宗仁在林虎部当上了一名中尉排长。
李刚挂上排长衔，就遇上了付伐龙济光的战役。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龙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于中央，引起了护国各军的不满；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令地方官不与合作，多方留难；李烈钧屯兵韶关待命，龙下令炮轰。为了取得护国战争的成果，护国军决定讨伐龙军。讨龙战役的战场，在粤中高塘附近石马战地。部队赶到前线时，已临近黄昏，火线上枪声密集。经过半夜的紧张战斗，连长李其昭开始有些胆怯，未及营长批准，假托腹痛，退往后方休息，擅自将连长职权托给李宗仁。也许是战时紧急，顾不上推让，李宗仁当仁不止地行使起连长职权，指挥部队。在指挥这次战役中，李宗仁表现突出。他为了，阻截对方的攻势，保住阵地，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在密集的枪声中，右腮被打穿，血流如注，被救往医院。
讨龙战役结束，部队自石马战地开往仁和圩附近的鸭湖整训，营长派人催李宗仁早日归队。原来李其昭连长临阵畏缩，为士兵瞧不起，停战后回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营长要李宗仁来补这遗缺，希望他早日接任。20多天后，李宗仁随部前往高州驻防。1917年7月，南北政要发生“护法”争端，10月内战再起，段棋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织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李宗仁所在营于1917年秋被抽调参加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入湘后，李宗仁所在团奉命自醴陵北上岳州，作前线右翼军的总预备队。但当部队入湖北境时，吴佩孚率其精锐第三师南下，水陆并进。届州危在旦夕，于是该团又奉命撤退。到达绿田圩预定地点后，一日营长发高烧，病势凶猛，使其不能支持，须回后方治疗。战斗形势紧急，上峰立即命令由李宗仁代理营长职。是日彻夜平静无事。翌晨拂晓，突然枪声骤集，敌人发动进攻。因李宗仁指挥得当，士兵勇敢，对方未能得逞。为了彻底打垮敌人，李宗仁在观察敌我双方伐斗情况后，发觉自己处于不利形势，于是当机立断，令号兵吹冲锋号，自己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冲向敌方。士兵见营长身先士卒，乃蜂拥向前，经这次冲锋，敌人全线攻势被堵。但不料此次战役，李宗仁的胯下被敌机枪射中，血如泉涌，幸得碰上一位高手草药郎中的医治，很快痊愈。李宗仁由于英勇善战，战役结束后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不久，李宗仁奉命开拔，回原防肇庆。
1920年7月，李回肇庆不久，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袭粤军。陈炯明、许崇智以粤人治粤为口号，举兵进攻潮州、梅县，其势汹汹，陆荣廷仓皇发兵阻截，于是爆发了粤桂之战、这次战役，粤军有充分准备，桂军大败。李宗仁所在的林虎部在撤退至清远境内时，和马济、韩彩凤部三四万人会合，向肇庆败逃。部队撤至莲塘口时，遇到伏击的粤军。莲塘口宽二三百米，两侧为高耸的山峰，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粤军在此筑有工事，密布火力，居高临下，且以逸待劳。这里是往肇庆的唯一通道，桂军身处此境，心慌神惊，乱作一团。林虎、马济决定强攻，亲赴隘口前线督战。激战数日，难以奏效。追兵在后，又后退不得，大有全军覆没之势。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自告奋勇，担任打通莲塘口的任务。他认真观察了地形，冷静地对比双方的军事力量，认为自己带领的这营士兵训练有素，而守隘之敌李福林、魏邦平部，缺乏战斗经验，因此决定用先声夺人之势，向莲塘口作正面攻击。他把这一打算报告了林虎，林面有难色，觉得这个方案部队损失太大，且未必奏效。但林也拿不出更好主意，只得勉强同意。李宗仁立即回营布置任务。当部队逼近莲塘口时，李带全营500人就峡口前散开，进入敌机枪射程时，他率全营发动了突如其来的猛冲，并附以号声、嘶喊声助之，一举夺得敌阵地。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神奇般地使大部队摆脱了危境，名声大震，被奉为广西著名的战将。然而，这次战役死亡达200余人，重伤者40余人，李宗仁的扬名，可合得上古人“一将功名万骨尸”的诗句了。
部队脱险后，在梧州小驻，便奉命开往玉林驻防。可是粤桂战役并未真正结束。1920年10月，陈炯明统兵分3路入桂，广西陆荣廷只能水来土挡，分3路堵截。在这次战争中，李宗仁固作战有方，表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短短数月，连晋几级，由营长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但由于粤军势猛，节节进逼，桂军最终兵败如山倒。
受制于陈炯明
大势所趋，桂军无法抵御粤军，黄业兴领部开始向横县退却，李宗仁率部殿后，保护大军。在撤退中，李宗仁得知黄业兴要把部队开往广东钦州、廉州、防城一带，受粤军收编。李宗仁考虑，黄本人系钦县人，所部官兵亦多为钦、廉州人，他投靠粤军不失为一条出路，而自己所领均是广西兵，与其受粤军收编，还不如留在广西。他与手下官兵商量，大家主张把部队拉到粤挂交界处的六万大山之中，暂作躲避，待机再说。李宗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悄悄脱离黄业兴，独自领着广西兵匿入六万大山中。后来有几支小部队也陆续上山躲避，均被李宗仁收容。李宗仁就是靠了这些部队作为基础，不断扩大，在广西立住了脚。上山不久，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和钟景棠先后上山与李宗仁接洽收编本事。自于李深知他们的收编用意在于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都被李一一拒绝。可是，李却向粤军当局提出了以下收编条件：1、部队直属粤军总部领导，2.本人要一职兼两省，不直属于任何一省。李宗仁的这些条件，明确地要对方让自己保持独立性。李处境落魄，提这些条件显然是苛刻的，很难想象收编的人会接受。但出人意外的是，陈炯明爽快地答应了。收编后、李宗仁带领的那部分躲在山中的大兵成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本人成了司令。陈之所以这样爽快答应李的条件，那是因为，陈虽是胜利者，但也有自己的困境：桂军败北，除少数接受粤军收编外，大多潜匿各县农村，开展游击战，对抗粤军：而李宗仁向以能战著称，陈恐其将散布的桂军集合起来，对他不利，与其逼他反抗，还不如暂时恩施于他，然后设法消灭他。陈炯明的假意很快暴露。李宗仁被收编后，陈炯明不发粮饷，仅命李带部往横县，听候点名。陈的命令，苦了李的部队，许多士兵衣履不遮，光脚行军更不足为奇。好生不易到了横县，此时陈在武鸣一役中惨遭失败，陈深恐李与武鸣桂军联合，里外夹击，于是又令李领部开往北流镇驻扎。到了北流，陈仍不解决李宗仁部的军费，只是敷衍地发放些微伙食钱。此时，李宗仁醒悟，强烈地意识到，这是陈炯明耍计谋，企图拖垮这支部队，于是决定自己设法解决，用枪换取军费。他命令在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员交回的枪中，拨出100枝，每枝配以200发子弹，折价以每枝150元卖给当地防匪的团队，获洋1.5万元，终于度过了难关。陈炯明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令李宗仁将部队中4门山炮交出。这分明是要削弱李宗仁的实力，因此被李顶了回去。陈见李态度坚决，未持己见。但他又召李宗仁去南宁报告部队情况，李的部下为李担心，恐其遭不测，劝他取消此行；但李宗仁考虑，如若不去，反授柄于陈，被其指责·不听命令”，显得理亏，决定铤而走险。临行前，他告诉手下军官：“我去南宁若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见机行事”，千万不要“为我投鼠局器”。李宗仁话中有话，交待完毕，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而上赴南宁。
其实，陈炯明此时还不敢加害于李宗仁，他让李赴南宁，一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二是试探李宗仁的动静。因此李宗仁到南宁后，仅三言两语，遂无下文，连缴炮的事也未提及。李宗仁在南宁，除拜访时任广西省长的马君武外，无所事事，住了10多天，便折回北流。陈炯明如此对待李宗仁，不但李不满，李的部下也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21年12月10日，驻防玉林的胡汉卿撤至高州，李奉命率部接防玉林。翌年4月，粤军自广西仓促撤退，而玉林地处粤、桂交通中枢，陈炯明恐有事端，电令李宗仁驻防贵县，将玉林移交陈炯光接防。为表示欢迎陈炯光的接防，李宗仁率部赴郊外迎接。陈炯光对他只是应酬了三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玉林驻扎，嘱他稍候，以便接洽，而自己则随大队人马自北流而去。陈炯光的举动引起了李宗仁的怀疑，恐粤军设圈套，围缴所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他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的到来。然而，李宗仁又想，命令中是陈炯光接防，而既已和陈见了面，何必再等候罗统领呢？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上道。不料走了10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10余人气喘吁吁地奔跑而来，说罗统领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返回玉林。李宗仁有些为难，感到既已开拔这些路程，就算了，但也有些犹豫，何事急急匆匆，若有要事，陈炯光早就会说了，于是对那两位军官说：“我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与罗统领见面了。”谁知那两名军官苦苦哀求，李宗仁看到他们这般情状，越发怀疑，更加坚定地表示不回玉林。那两位军官无奈，只得转身口去了。途中，李宗仁对刚才发生的事百思不得其解：如若要加害于他，用刚才那样的办法不是太简单了吗？如真有要事，那又会有什么事情呢？正在思疑中，忽得当地百姓报告，才真相大白：原来是他的部下为报复粤军而惹出的是非。这次换防，大部队先行，一营长俞作柏估计李宗仁不会在玉林逗留长久，便在离兴业县城30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时罗统领亲率官佐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心慌意乱，手足无情，遗弃轿子，落荒而逃，粤军后尾乱作一团。俞营长不但出了气，还缴获许多械弹辎重。罗统领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财物，但很快从枪声中辨出，这是一支受过严格训练的部队，于是怀疑是李宗仁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人让他回玉林说个明白。俞营长忽出此举，使李宗仁被动异常，也几乎险遭不测，幸好没有回玉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章 中国元帅徐向前
元帅不是天才。出生在“穷秀才”之家
对伟大的人物，人们习惯刨根问底。他出生在什么地方？
住过什么学校？读什么书？似乎伟人从小就是不平凡的。其实徐向前的童年，和旧中国乡村的穷孩子一样，含着泪水生，滚着泥土长。“世界上没有神童，我也不是神童。生于一个穷秀才家。从小笨，读书也不是高才生。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这是徐向前对家世和青少年时期自我的点画。
密布中国大地的江河川流之中，有一条河叫滹沱河。比起长江、黄河来，它是条川，但在山西人眼里，它是条大河。全长540多公里，源头在五台山东北的泰戏山，湍急下流，穿割太行山区，流入河北平原，汇进子牙河。就在这条滹沱河流经的五台县境内，紧靠河北岸有个大村庄，叫永安村。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在这里出生。
据五台县志记载，这永安村原称“薄家村”。早在魏晋时代，官府利用滹沱河的水上交通，在这里设有仓城，屯积粮米。
随着滹沱河水移道和改朝换代，“薄家村”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改为永安村了。据说，由于滹沱河作乱，薄家村一带常受山洪袭击。老百姓们在村南修起堤，又改了村名，以为这样就会永远平安了。其实，河水照样泛滥，永安村不得平安。只是年久日长，河边慢慢积起黄泥沙，河水又渐渐变小，河面变宽，永安村才“安”稳了。
徐向前出生时是农历辛丑年，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垮的年代。1900年秋天，英、美、日、俄、法、德、奥、意等八国的联军10万余人，进攻北京驻扎天津。北京城惨遭浩劫，颐和园大批文物古宝被抢走，慈禧太后率领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逃出北京德胜门，路经大同、太原。八国军队一直打到五台县龙泉关。
1901年7月，就是徐向前出生前的四个月，清政府与侵略中国的十一个大小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赔款加利息、白银总数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只准外国驻兵，不准中国设防；中国人民不准反抗帝国主义；中国政府要向侵略中国的国家“谢罪”等等。刚步入人世间的徐向前，不会知道这些，但他在一生中，却常常把自己辛丑年出生与《辛丑条约》说在一起。他给儿女们说家史，一说就是先说“辛丑年”中国的丑史。
徐门又添了男丁，全家人都高兴。特别是奶奶喜得合不上嘴。这老人看孙女是“多超余”，看孙子是金银福贵。徐向前的母亲一辈子生下七个子女。头一胎是女孩子，奶奶虽不喜欢，给取名先月，意思是先得月亮：第二个是男孩子，奶奶乐得喘不出气来，取名为“银仓”，意思是他会为徐家带来银钱满仓；
第三胎又是女孩，奶奶对她的到来，不冷不热，因为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奶奶说就叫“春月”吧；第四胎刚生下不久，就夭亡了，因为是女孩，既没留下名，也没给全家人带来多少欢乐与悲伤。做妈妈的有些伤心，她是娘身上的肉啊！奶奶说：“来日是讨债鬼，去就去了吧，明年再生小子。”奶奶的话真灵了，第二年冬天，徐家第五个孩子又出世了，而且果然是男孩子。奶奶遂赠名为“银福”，意思不必说，是银钱福贵占全了。徐向前诞生徐家，是第六个孩子了，奶奶当然开心，取名为“银存”，意思明白：他的前程不光发财，而且银钱会多多积存起来。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应该是叫起来好听、顺口、文雅有深深的含义。他给这第六个出生的孩子起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字子敬。徐秀才当时都没想到，“象谦”这两个字的谐音，与“向前”那么近似。儿子参加革命后，根据这谐音，改成了“向前”。这一改，意思就更深奥了。
乡下人盼富贵，总先从名儿上图吉利。仓里有余粮，手头有银钱，几十亩地几头牛，那是梦求的好日子。可是，徐门家的“银仓”、“银福”和“银存”这些“男子汉”，赤条条来，每天要吃穿，给徐家带来的只是越来越贫穷。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载着：“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他所说的温饱，只是糠菜之类的饱腹，有房住、有衣穿。
每一家庭，都有一部发展、灭亡史。徐向前从小听说，祖宗辈是从洪洞县迁居五台山下的。迁居多是伴随着贫困的，农家人不是讨饭，就是跑小买卖。他们家族在五台县滹沱河边落脚之后，一代代繁衍，一代代奋斗。到第十代，有人发财做了官，有人贫困如洗。据徐门的家谱记载，清王朝顺治初年前后至光绪末年，徐族中在二百五十年间，做过七品官以上的人50多；
得诰封、诰授的15人之上。其中最高的官，算是徐向前祖上的徐松龛，官至钦差，头品顶戴。清道光年间钦点朝元，翰林院编修，做过巡抚，署理过两广总督，编著有《瀛寰志略》，是研究世界地理的书。此人多才，却不知为什么犯了王法，被罢官治罪。
他死后，还得服刑，棺材上锁着铁链子。这桩事距离徐向前出生，是前十八代的事。
徐象谦懂事时，祖辈留下的，只有一个小院，当中是间破旧的房屋，一座二层的“小楼”北屋，一个代表“书香门第”的门楼，门楣上刻着三个大字“礼门也”。邻居家都称呼徐向前家“楼院徐家”。永安村四分之三的徐姓，唯一有二层“楼”的就是这家；同时还有一个含义：这家曾经是富家。
穷人家生孩子，赖地长苔子。徐象谦出生的第三个年头，母亲赵金銮又生了一女。她正愁家里人口多，一大窝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岁，像一窝翅膀不全的小燕子，只知张嘴等吃，不会飞出去采食。再加上这是女娃，奶奶和家里人，都不欢迎最后的来者。多余的人儿，总也得有个名呀，奶奶说叫她“占月”吧。意思是她又“占”了个吃饭的位置。
劳动力的增长，是家庭兴旺发达的来源，徐向前兄弟姐妹六个，算得上整劳力的，只有母亲。她已年近40岁，一双小脚，眼神又不好，不要说种田地，就是忙着全家七八张嘴吃饭，也是整年赶早贪黑。徐象谦的父亲“五经”、“四书”读得熟，只是不会种地，找了个教书的馆离家去了。
徐象谦刚刚记事，每天跟在母亲的身边做些小孩子可做的事。他最愿意做的事是照看妹妹小占月。论说，家庭中有奶奶、两个姐姐，照看最小的孩子，本不应该落在一个男孩头上，可是他却整天和小妹妹占月一块玩。占月最亲近的，也是这位“二哥”。
母亲怀占月已是第七胎了，这年她已过35岁。乡下人说，年轻的女人才生出胖孩子。赵金銮从小荤腥少沾，嫁到徐门家完全吃斋，连葱蒜都不入口。这样的年纪生出的孩子，体质比起前几胎更差了，小占月从生下来就没多少奶水喝，多半靠米汤养着。两岁上出了天花，满头满脸身上都是水泡泡。家里人本不喜欢这“多超余”，见她出花，都觉得没治了，奶奶说，就是治下来，也是一脸麻子，姑娘家麻脸，嫁给谁去！小占月躺在一个大筐里，被放在西屋和猫狗在一起。正是炎热的夏季，苍蝇围着病孩子飞，不断嘬着小占月脸上的水泡、浓血。妈妈不忍心可怜的小生命受苍蝇叮，就让孩子们轮换看护着气息奄奄的占月。女儿先月要帮助做家务；三女儿春月贪玩坐不住；两个哥哥银仓、银福像野马，在小妹妹跟前站一会儿就跑了。徐象谦从小不那么野，他在小妹妹“床”边一坐就是许久。他手里摇动着一个树枝。驱赶着占月脸上的苍蝇，他还不懂生死，相信妹妹会像姐姐一样长大。
占月的命大，她活了下来，慢慢长大。只是满脸麻坑，成了村里难见人的女孩。笔者见到这位幼年不幸女子时，她已60多岁。她说起家乡，谈起小的时候。充满着对永安村那片土地的爱。她说起徐向前，一口一声：“我二哥”。奇怪：徐向前在兄妹中排行第六，为什么叫他“二哥”呢？她解释说，旧社会女孩和男孩是分开排的，按徐家男孩排，徐向前应为“老三”，因为“老二”银福早年死了，家里姐妹都把徐向前称为“二哥”了。
随着年龄增长，小象谦幼小的心灵，蒙发着同情弱者的心态。他懂得女孩家脸蛋不好看会“没人要”时，向读书的父亲说：“一定得让占月念书，她那样只要读书有学问，丑模样也会找到好婆家。”
父亲后来正是这么办了，在家教占月读书认字，外出教书，还带上她。占月自知满脸是麻子，眼睛又不好，她读书特别用功。她从私塾到学堂，不管别人怎么讥笑她脸难看，她硬是考到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谋得个教师职位。她教书认真，对同学们耐心、细心，孩子们渐渐对这位看不惯的“麻脸老师”亲切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失守前同学们纷纷逃难，占月听说哥哥徐向前在八路军129师当副师长，跑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说是要找哥哥去当八路军。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动员占月去延安。于是，占月搭乘一辆去延安的汽车，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她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而后又进妇女党训班；再后出任延安女子大学干部科副科长……
占月成长的人生。应了徐向前小时候的话：“只要读书有学问，丑模样也会找到好的婆家。”占月后来的名字叫徐达，她说起幼年的不幸的个人成长的道路时说：“路是自己走呀，我‘二哥’从小那份淘样，谁会想到他会成元帅。”
元帅小时候为何淘气，他自己记不清，别人不愿意说，也说不出了。有些事情，徐向前的姐妹们还记得：永安村的男孩子，夏天常在滹沱河滩上玩，打沙仗、捞小鱼。最后是闹得你哭他叫。小象谦从小就不爱抹眼泪，他胆子大，心挺硬气。家里人怕孩子在河边玩掉在深水里，常吓唬说：“河边不是好玩的地方，河里有水鬼，会爬上来专抓小孩呀！”小象谦硬是不怕，还跑到河滩上，向河水叫唤：“水鬼，水鬼快出来！”他还学着爬树，爬家门前的大槐树，爬家庙院里的弯枝松树。不知什么人家，把一条小蛇打死扔到家庙门口，他提起蛇尾巴跑回了家。
妈妈眼神不好使，见他提着白花花的像小绳头，向他说：“从哪里拣的条绳头，怪脏的，丢了。”小象谦说：“是蛇，一条死蛇！”
妈妈不信，小小的孩子怎么敢提条蛇，走近一看真的是蛇，吓得妈妈连忙向后退，骂儿子是“傻大胆”。
家庭生活虽不宽裕，婆婆和媳妇之间是和睦的；兄弟姐妹七个人虽然都没有长成大人，都还是听话的，彼此很少吵闹争什么高低。这也是奶奶和徐秀才立下的好门风。小银存刚过六岁生日不久，全家人正准备迎“财神”、贴春联、办年货，一桩使全家人悲伤的事临头了：12岁的银仓不知患了什么病，一天夜里死了。家里老人为了不让小孩们看到死人的事，一大早打发银福抱上弟弟，春月抱上妹妹，躲出门去。刚刚懂事的小象谦晚上回到家时哥哥银仓已埋葬，奶奶和妈妈在哭泣，一个欢乐的家，陷入悲伤之中。他头一次经历亲人死亡，幼小的心灵，刻下深深的伤痕。从此，他再看不见大哥哥了，只在记忆中，留下银仓这名字。
父母悲痛欲绝，奶奶卧床不起。孩子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老人。第二年春天，小象谦听姐姐说，母亲托人为死去的哥哥“说媒”，找到一家刚死的十多岁的女孩，和哥哥银仓“成了婚”。这种“阴婚”、“鬼夫妻”，在乡间是常听说的事，是为了安慰活人，让丧子和丧女的父母，精神上得到个补偿：孩子“成亲了”。小象谦却似信非信，他不知道人死到底怎么回事，直到渐渐长大，懂事多了，对死去哥哥“结婚”的事才解开谜。一天晚上他问父亲：“大哥他真娶了鬼妻？”
父亲说：“那是给你奶奶、妈妈宽心的。”
小象谦又问：“人死了，真会变成鬼？”
父亲不说了。这位徐门的秀才，书读得不少，只是些孔孟之道、诗经、周易，他说不出有没有鬼魂。为了不使儿女心灵中有鬼神，他说：“哪有什么鬼哟！谁见过鬼！人死如灯灭嘛！”说着一口吹灭跟前的小油灯，屋子顿时一片漆黑。
父亲徐懋淮，在徐家子女心目中威严、神圣、慈爱；在永安村以及邻乡百姓中，都有些名望。他从小在外祖母家就读私塾。13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穷，全靠外祖母供上学。20岁上他成为秀才。以他的才气和刻苦精神本可以继续攻读参加乡试，中个“举人”，只因家境不好，再加上清朝末年的科举制度已渐消声，徐懋淮成了终身的生员。在徐门中有一名举人，三名秀才，他是最后的一名生员——即秀才。因为家境贫寒，人们都称他“穷秀才”。“穷秀才”学字“次江”，外号“遇丰年”。据说这外号是小名，父母当年所以给他起这名，因为正遇到丰收的年头，乡亲们喜欢称呼他这外号，也是觉得吉利、好听。村里人谁家有什么难事、解不开的问题，就说：“找找遇丰年去！”谁家分门立户，要个公证人，就说：“请遇丰年来！”有的打架斗殴，要找个“评理的”，也常找“遇丰年”。至于逢年、办喜事、写写春联门对的事，乡亲们更乐于找“遇丰年”。这位“穷秀才”，书读得多，但不摆文人的架子，家境虽穷，但不媚富欺贫。他的品格和创立的家风，给了子女们深深的影响。
小象谦，呼吸着从五台山传来的清凉的空气，喝着滹沱河的流水，在严父、慈母教诲中，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迈着。
五台情深，难理解那个“极乐世界”
巍巍的五台山，是徐向前故土上的一颗明珠，是五台县人的骄傲。五台人走出县境，来到省城，住宿、吃饭，若问客人从哪来，都会自豪地说：“五台的哟！”历史上，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把登上五台山，看作进入佛国中的“极乐世界”那样荣幸。
五台山又叫清凉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风景优美，名扬四海。方圆五百多里，高山峻岭，奇峰参天。有五座高峰，隐在云雾里，每座山头都有一个平台。东台是望月峰，南台是锦秀峰，西台是挂月峰，北台是叶斗峰，中台是翠岩峰。据说，很久以前，这儿是一片荒山。雨天滴水成冰，春秋飞沙走石，夏天热死飞鸟。东台下有个险山口，“秋天雁难飞，寒冬虎难行，要想从此过，除非活神仙”。文殊菩萨为改变这儿的气候，跑到东海龙宫借来了一块歇龙石，放在中台南边一条山谷里。从此，这一带绿山清水，成了清凉山，东海龙王派出五条蛟龙飞来，硬要把歇龙石搬去，文殊菩萨不让搬走，五条蛟龙尾巴一扫，把五个山头扫成了平台，龙也都变成了石头，被关进朝龙洞里。
五台山还有个传说，在望月峰下，有一座铜殿，是一位叫妙峰的和尚，跑遍了十三个省，化缘来的钱，用十万斤生铜铸造成的。龙泉寺的白玉坊上，雕刻着八十九条蛟龙，说是一名石匠雕了十年。
五台山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徐向前从小信，又不信。
小小的年纪，总幻想着去五台山看看，赶个庙会，可是，路远又没钱，他和五台县许多穷孩子一样，只能远远想着五台山，却看不见山的影子。
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经。来到徐家，请人从五台山买来一尊菩萨，供奉在屋里。她常讲给儿女听的，多是听来的有关五台山的神话故事。妈妈信佛入了迷，她每天烧香，打坐，吃“清口斋”。鸡、鱼、肉、蛋和葱、蒜、韭菜一类的邪味，概不入口。家中有什么难处，她求佛，儿女生了病，她又求佛。小象谦很爱妈妈，却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求佛。一次妈妈打坐，他又凑上去问妈妈：“佛是什么？”“是菩萨。”“菩萨是什么？”“是佛。”“它怎么不说话？”
妈妈被问得说不清楚，挥手撵他出去。小象谦好奇心强，总想知道佛和人是啥关系。可是，妈妈说不明白。他问过爸爸，爸爸不信佛，也懒得多说。直到徐向前参加革命以后，才弄明白了，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人心里造出来的。
打从小象谦的哥哥银仓死去以后，妈妈伤心，几乎每天都给佛插几柱香。夜晚在佛像前盘坐、念经，这是她唯一的安慰。
有时，妈妈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梦见大银儿了，梦见大银儿了，他在西方极乐世界里！”
开头，小象谦不知妈妈祷告的什么“鸡乐”，听多了，才知道妈妈说的“极乐世界”。“妈，你说的那世界在哪儿？”小象谦一天问妈妈。
妈妈向天上指指，说：“西方，西方。”“我怎么看不见呀！那儿都有什么？”“什么都有，有家、有院、有土地、有你大哥银仓、还有你爷爷……”
妈妈说着说着，又伤心地落下泪，她心爱的儿子银仓夭折，不知流了多少泪了。她相信佛经上说的，天上有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强盗、没有贫穷和饥饿。好人死去，都会进入天国，生活在那“极乐世界”中。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一种幻梦，是人类在痛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渴望。
小象谦问妈：“那里人吃什么呀？”
妈妈说：“他们不吃东西，变成佛了。”“我不吃东西，怎么饿呢？”“你和他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和他们一样？”“做好事，行善事……”“什么是善事？是不打架吗？”
妈妈被问急了，手挥挥撵儿子去玩他的。
母亲赵金銮没读过书，却知情达理。她娘家在不远几里的槐阴村，家中也有读书人。她不是徐懋淮的原配夫人。在她之前，徐懋淮曾娶一妻，两年多就病死了，没留下儿女。赵金銮并没因为是“填房”，又比丈夫小几岁，而在徐家不好相处。她爱丈夫，敬婆婆。她聪明、贤惠、嫁给徐门以后，秀才徐懋淮教她背诵唐诗，教她识字。她不但学得了一些字，会背多首唐诗，而且能说出诗的每一句意思。她善于说故事，特别是五台山神话，她会讲出好多故事。冬天，晚上没事做，儿女们围在奶奶和妈妈身边，要她们说故事。妈妈说，奶奶也跟着一块说，讲的多是听来的五台山里的传说。
听奶奶说，五台山里生长着很好吃的蘑菇，一种叫做娃娃蘑，一种叫做银盘蘑，它好吃又好看，说它像花也好，说它像娃娃脸也行，说它像小小银盘更近似。奶奶说这又香又美的蘑菇，是位叫香姑娘下的香雨变成的。说是很久以前，在五台山南台的锦绣峰下，住着位模样好、心灵手巧的香姑。她是采蘑菇的巧手。一天，香姑正采蘑菇，被一群坏人包围了，要抢她和她的蘑菇。她飞跑到锦绣峰顶，化成毛毛细雨升空了。随后五台山的森林和草丛中，长出了星星点点小银盘似的蘑菇。人们采来，闻闻是香的，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从此就流传着：五台山的蘑菇，是香姑娘下的香雨浇成的……
这美丽的传说，徐向前儿时相信，长成大人以后也觉得有意思。香姑娘这人，可能是人们传说的童话，可是五台山产香菇，全国驰名那是真实的。笔者在五台山吃过这种“台蘑”，看到各庙门前和台怀镇上，到处都卖台蘑。
奶奶和妈妈，还向孩子们讲过大铜锅的故事。说是，五台山的菩萨顶后院有一口大铜锅，那锅看上去不算大，烧起饭来够几百人吃。有一年“腊八”到了，和尚们准备煮一顿腊八粥，铜锅好久不用，需得好好清洗一番。菩萨顶上滴水成冰，谁都不愿意去刷大铜锅。一个小和尚不知刷大锅的苦，自告奋勇跳进锅底刷起来。他把锅底刷完，怎么都爬不上来了。他呼叫救他，老和尚站在锅台上，丢一条绳子下去，要小和尚抓住绳子往上爬，谁想那锅里结了冰，小和尚脚底是冰，锅四围全结了冰，滑得他怎么也登不上来。老和尚只好找来架上房顶的梯子，放下大铜锅去，小和尚这才顺着梯子，从锅底爬出来……
小象谦和姐妹们，听着这大铜锅的故事，好笑又好玩，他们只知道自家那口铁锅大，做半锅粥，全家八九口人吃不完，却不知五台山里还有那么大的锅。
五台山，庙宇有360多座，黄庙住的是和尚，青庙住的是喇嘛。五台山到底有多少和尚和喇嘛，谁都说不清。每座庙都有故事，每座庙都有说不完的神话。小象谦越听，越想跑去五台山玩玩。可是，那山太远啊！
全家大小九口人，唯有父亲徐懋淮上过五台山，赶过五台山的庙会，登上过五台怀抱中的大（dài）螺顶。他也曾给儿女们说过五台山，不过他讲的那山，既没神话，又少孩子们愿意听的故事。母亲说过“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孩子们不知那杨五郎是什么人；父亲讲过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的事，孩子们不知乾隆是哪朝哪代的，不知康熙又是什么皇帝。孩子心中的皇帝不是人，是神，是奶奶说的“真龙天子”。小象谦直到读书学了历史，他才知道皇帝是人，不是神；才知道清朝的乾隆皇帝爱游山玩水，曾经五次上过五台山；康熙皇帝爱饮“五台圣水”，在京城里，还派人用车去五台山拉水。
父亲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儿女们记忆中颇深。这是关于乾隆皇帝游大（dài）螺顶的故事。
说是，乾隆四十八年春，乾隆皇帝又来到五台山下。他四次来五台山了，每次不是下雨刮大风，就是台顶降雪，他想登台顶进香拜菩萨，总是不能如愿。皇帝把一名叫青云的和尚从中台顶演教寺召来山下行宫，问他：“你在五台山多少年了？”
青云说：“二十多年了。”乾隆皇帝说：“我来好几次，怎么登不上一个台顶！”青云和尚说，这五台山的五个台顶山势高峻，一年十二个月，有八个月降雪，二百五十多天的积冰期，每年有二百多天刮大风，劝皇帝万万不要登顶。乾隆皇帝听了不高兴地说：“我就是想登台顶，朝拜五方文殊菩萨。三年过后我再来，不登台顶也要拜见五个台顶的菩萨。”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他的话不能更改。青云和尚为此事难坏了。他回到庙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着三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来，怎么让他不登台顶，又能朝拜五方文殊菩萨呢？正在这时，庙里一个叫拴柱的小和尚偷吃供品，犯了戒。按庙规小和尚拴柱要受到重罚。青云老和尚向拴柱说：“先不罚你，限你三天之内，想出个办法：不登台顶还能朝拜五个台上的文殊菩萨。你若想不出办法来，加重罚你！”小和尚拴柱聪明过人，脑筋一转，第三天就告诉老和尚说：“办法有了。”青云和尚问：“怎么办？”拴柱和尚指指五台之中的一座小山大螺顶说：“在那里修个正殿，将东台顶的聪明文殊、西台顶的狮子吼文殊、南台顶的智慧文殊、北台顶的无垢文殊、中台顶的孺童文殊，合塑于大螺顶上，这样只要登上不高的大螺顶，就能朝拜到五方的文殊菩萨了。”
青云和尚听了，连叫：“妙哉，妙哉！”三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来五台山，登上五台怀抱中的小山——大螺顶，朝拜罢五方的文殊菩萨，高兴地留下诗文。从此以后，凡是到五台山参拜的僧侣和游客，不登五个台顶，都可以参拜五方文殊了……
父亲徐懋淮讲的这个故事，女孩子们都不那么爱听，徐向前却记在心。当他作了父亲后，也曾向孩子说过这故事，他的用意在于教育孩子：不要小看小人物，卑贱者最聪明。
五台山，养育着僧侣，招引着游客。五台山散发出的一种发扬善良美德的精神，又直接影响着五台人。徐向前的母亲一生中没上过五台山，这山散出的那种精神，每天都在她心中。
她积德好善，连只蚂蚁都怕踩死，她孝敬婆婆、体贴丈夫，教养儿女，再苦再累，从不发句怨言。她怜贫惜老，广积善事。冬天，门外来了乞讨的人，特别是那些讨饭的盲人，她不但拿出饭菜，还把讨饭人引进屋里，让他们吃了再走。她的家庭本不宽余，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和粮，总是慷慨施舍给僧侣，每逢五台山的尼姑或僧人化缘到门前，她都以同道师长相待，净手素斋，不吝布施。
母亲积德好善、贤惠、助邻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小象谦。
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深奥的事理，他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和睦相处。
母亲又是儿女的第一位教师。孩子从生下来学会模仿，他的第一眼就看见母亲怎么做。小象谦从小爱劳动，是母亲的影响和教育的；他知道爱护人、怜悯受苦人，也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有一件事，在兄弟姐妹中记忆很深。
一年的冬天下大雪，小象谦跑出去和孩子们一块玩，打雪仗、堆雪人。正玩得开心，只见一个讨饭的老人被狗咬住，撕烂了衣服，摔倒在雪地里。小象谦和小伙伴吓退了狗，把老人领进家门，向妈妈说了亲眼看见的实情，要求妈妈给老人饭吃，给老人补补衣服。母亲一面盛上热汤，一面找针线替讨饭的老人缝衣服。那老人千谢万谢，不知该说什么好，喝了热汤，没让给他缝衣服，走出门去，含着泪水称小象谦“小兄弟”。这件事，姐姐和哥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弟弟把讨饭人引进家是对的，有的说不应该。哥哥说：“讨饭的人那么多，不该往家领。”小象谦不服气，说：“狗咬了人家，该赔礼！”哥哥说：“狗咬要饭的该，该！”妈妈是公正的，她说：“你们别吵吵了，银存这样做是应该的。”妈妈还摸着小象谦的头，慈爱地夸了一句：“俺银存懂事理了！”
徐家五个儿女，父亲最喜欢的是银福（学名受谦），他比象谦大三岁，聪明伶俐，嘴巴巧，学写字、背古诗，都比弟弟强出一格，父亲当面不讲，背后说，将来能做学问的是受谦，能成大事的，也看受谦。母亲却更多地喜欢象谦，认为他虽比不上哥哥伶俐，可是心地和善，爱好劳动。特别是他同情、爱护满脸麻坑瘦弱的妹妹，每天陪着妹妹占月玩，使妈妈感到欣慰。受谦时常吼妹妹占月，还叫她“小麻子”，使妈妈心恼。她不许自己家的孩子叫占月小麻脸，她不愿意看到幼小的心灵受伤害。妈妈从不打骂儿女，孩子们就是犯了错误，她也只是数落着说一顿。只是有一次，小象谦受到妈妈一次重重处罚，让他跪在菩萨像前，不给饭吃。事情是这样的：
象谦七岁这年。夏天妈妈到滹沱河边洗衣服去了，姐姐们去挖野菜，家中只有象谦和妹妹占月。他和妹妹正玩着，读私塾的哥哥受谦放学回家来。他不知怎么想到要学妈妈念经，便叫弟弟爬上楼去，把妈妈的念珠挂上脖子，还穿上妈妈的衣服，在佛堂前乱跳乱叫了一阵。哥哥玩够了，象谦学着哥哥样，挂上妈妈的念珠，穿上妈妈的衣服，也大喊大叫起来。他们俩跳了一阵，肚子饿了，把佛像前的供果也分吃了。忽然，妈妈在楼下叫了。哥哥腿快，咚咚跑下楼来，溜出了大门。这时小象谦正在楼上吃供果，妈妈走上楼来。看见满地乱七八糟，念珠、衣服都丢在地上，供果也少了。孩子触犯了佛，妈妈几乎气晕了。“你这不成器的小东西，作乱作到佛堂里来了。”妈妈摸过笤帚，要打象谦。却只把笤帚举着，没往下落，斥责着：“谁叫你这样的？”“我……我……饿！”小象谦说不出话了。“谁叫你偷吃供果的？”“我……饿……”象谦不说哥哥领他干的，只说自己饿了。“作孳啊！”妈妈不是为着那几块供果，是怕得罪了神啊！
她丢掉手上的笤帚，向孩子说：“我不打你，不骂你，你今天给我跪在佛前，不许吃饭。”
小象谦从没见妈妈这么生气，他怕极了，老老实实跪在地上。哥哥受谦却逃之夭夭，妈妈蒙在鼓里，并不知小儿子是受大儿子引诱作乱的。
妈妈疼爱孩子，不是捧吃捧喝，娇养花儿似的。往往疼爱最深的，是要求最严的。小象谦不满八岁，妈妈就立下个规矩，要他每天起早跟哥哥一块去拾粪。大箩头他背不动，妈妈特给他找个小的。妈妈还说：拣不满箩头，不要回家吃饭。
走出家门不远，是条东西大道。大道上不断车马来往，拾粪的人不少。庄户人家都说：“庄稼是一枝花，全靠粪养它”。象谦人小，不懂这道理。每天要早起，那粪又臭，很不情愿，可是妈妈不让步，天不亮就喊他和哥哥起床。春夏天还好，一入冬清早大人还恋暖被窝，小小年纪，怎么愿意起床啊！妈妈仍是天不亮起床，一起来就喊：“银福、银存，快快起床吧！”
冬天，滹沱河上的风，起劲地吹。凉风吹到脸上，小刀割似的难忍。小象谦忍受着寒冷，每天早早起床，背起箩头奔大道。
五台山里，每年六月是骡马大会，会前个把月，四面八方的牲口贩子就奔五台，那里草肥水好，牲口“寄坡”长膘，大会一开锣，能卖好价钱。所以在五台山骡马大会前后，拾粪的孩子只要早起不贪玩，沿着大道，不多会的功夫，保准能拣满箩头粪。
可是，过了骡马大会，特别是入冬以后，拾粪就难了。难，妈妈还是一大早唤孩子起床，背上箩头出门去。
徐象谦，从小盼着五台山骡马大会，可是他不知道那会在哪里。他真希望快快长大去赶一次骡马大会！
拾粪这种事，想不到也会使他快乐。象谦开头不情愿，慢慢地不仅习惯了早起，看见一堆马粪心里像得到“宝”似地赶快拣进箩头。有时为着一堆粪和哥哥争着跑着抢起来。每天拾满萝头，背进家门，还喊着妈妈，让妈妈看看，他的成绩多大啊！
男孩拾粪，女孩挖野菜，只能对家庭生活略有补助，不会改变徐门清贫的状况。忠厚老实的“穷秀才”徐懋淮，既做不上官，又不会经商，守着七八亩地，难得养活一家人。他只好教私塾为生，挣几块钱来填补家中的饥荒。开始在村上教书，后来听说“口外”能多赚些钱，就远离家乡，独自一个人跑到内蒙古那边去教书了。他常年在外，每逢年节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得回家来。每到腊月快过春节了，象谦和哥哥、姐姐，总是数着指头算日子，盼着在“口外”教书的爸爸回家来。带来年货，带来些钱，让全家人欢欢乐乐过个好年。
春节又快到了，象谦跟着姐姐每天在村头张望，眼巴巴地望大路，盼爸爸回来。冷风吹得透骨凉，雪片洒到头上，他们还是等啊，盼啊。一连盼了几天，爸爸终于出现了，孩子们心里高兴，奔跑，呼叫着迎上去。可是，爸爸的脸像冰霜一样，身上穿的长袍没了，两手空空，跌跌冲冲走回家。全家人都惊呆了。“出了什么事？”妈妈着急地问：“这么冷的天气，袍子呢？”“唉！”爸爸叹口气说：“路上遇着了劫道的，把钱劫去，袍子给扒走了。若不是看我是个穷教书的，命也搭上哩！”“老秀才”在古蒙古和山西省交界的地区教书。那边识字的人少，教书先生一年能得一个元宝（合50两白银）薪水。除去吃饭穿衣和零花，剩下的钱足够一家人过个好年的。可是，从五台山到教书的地方，路经六七个县，走路多则七八天，路上如不歇，雇上头毛驴骑骑五天就到家了。这一年父亲徐懋淮想多省几个钱，一路步行，连毛驴都没雇。他白天走，晚上走，脚都磨起了泡。一天，在半路上突然遇着一个持刀人拦住路大喊一声：“快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
徐懋淮吃了一惊，碰上劫道的了，怎么办呢？他向那持刀人拱手说：“兄弟，我也是穷人，是个穷教书的。你可听说过，‘家有一年粮，不当孩子王’，我……”
劫道人说：“你别哭穷，实话给你说，我跟你一路几天，看见你身上有银子，快拿出来，不然要你的命。”
徐懋淮说：“兄弟，我身上是有几两银子，那是教书一年赚的。我家有五个孩子，上有老母，求你放了我吧！”“不行！”劫道人举着明晃晃的刀，恶鬼似地奔过来。“老秀才”是读书人，读书人爱讲个理，他没想强盗哪会听他说理。俗话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这强盗比兵还凶。保住性命要紧。徐懋淮只得把身上的全部银钱掏出，放在地上，祈求劫道人放他一条生路。那劫道人见秀才穿的袍子，说道：“看你是教书的，今天放了你。快把袍子脱下来！”
徐懋淮自知反抗无用，那强盗身强力壮，他自己是近50岁的老人，从来不会打架，手无寸铁，只好把袍子脱下，在寒风中奔跑取暖，一路挨冻受饿，好不容易赶回家。
妻子、老母和孩子们听了，大人心惊，小孩却像听故事。他们盼望的新年、新衣、鞭炮和女孩头上戴的花，都成了泡影。“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着：“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到‘口外’去，大概是现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在‘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场。”
父亲徐懋淮遭劫，母亲又烧香又拜佛。她感谢佛的保佑，使丈夫平安回到家来。刚刚懂事的象谦，在一旁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问妈妈：“劫道是什么呀？”“劫道，是黑心的人，拦路要钱要衣裳，你不给他，他拿刀杀你。”“他们为什么要劫道？”“唉，还不是穷逼的！”
小象谦心里恨透了黑心人。他不愿意爸爸再走。可是，春节过完，爸爸又走了，还是要出去教书。
按理说，爸爸是秀才，又是教书先生，儿子总该优先得到读书的机会。可是，象谦长到八岁了，仍是拾粪，挖野菜。穷爸爸只能远在他乡，教人家的子弟识字，却顾不上自己的儿女。
只是放假回家来，才能教孩子们背几首唐诗，学学描写红模子。
小象谦羡慕哥哥受谦做学生，他也想读书、进学堂。
私塾“洋学”两重天，坎坷的学生时代
书香门第的“楼院徐家”，平日少有人来往。老秀才徐懋淮一从外地回到家，串门的就多起来。放着文房四宝的东屋，是徐象谦父母住的，也是客厅。每当客人坐下，象谦就跑进去，问声好，端给客人水烟袋。这是家规。
一位自称“愚兄”的老头，是徐懋淮的好友。不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长袍或大褂，一眼就看出是读书人。象谦五岁上，那位“愚兄”每次来，接过水烟袋就说：“快该念书了！”他还摇头晃脑，高声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叫黄金屋？”象谦问。他从小爱对不明白的事问个明白。“黄金屋嘛，就是多多的元宝！”“什么叫颜如玉？”“颜如玉嘛，你长大就知道了……”
父亲和那位“愚兄”哈哈大笑，都不肯说出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事。清高的徐懋淮，对子女常常教训：要不贪财，要好学上进。至于男女之间的婚事，在孩子们面前从不提。
在“口外”教书的父亲，从前每年回家两趟，一是夏天麦收后，二是冬天过年前。自从那年冬天半路遭了劫道的，回家少了而且再不走夜路。老秀才一回到家，全家人喜气洋洋，村上人也都高兴。求他写春联的，求他写书信的，求他看黄历选黄道吉日办喜事的人，往往是来往不断。徐懋淮只要年前进家，从早忙到晚，和儿女们说话的时间都不多。不过，他很关心孩子读书识字，晚上再累，也要教已经入私塾的儿子受谦温书，教还没上学的象谦念念书，描描红仿。至于女儿，老秀才不多劳了，他认为那是妻子的事。
老秀才在孩子面前，像在学校那样威严，少说少笑。他教书桌上放着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板的工具，在家里，他的方桌上，也放着戒尺。虽然孩子们没挨过打手板，那戒尺却让儿女害怕。他们听说，父亲打学生手板，把小手打得肿肿的，吃饭都抓不住筷子。
象谦七岁生日过后，新年又到了，哥哥受谦七岁不满就入私塾去念书了，象谦问妈妈他为什么不上学，妈妈说等爸爸回来再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大事都由他定。新年前几天，父亲从“口外”回来了，办了年货，买了写春联的纸。全家人高高兴兴。象谦想：过了新年，一定会让他去读书，可是父亲不开口。
晚上，象谦听父母在里屋说话。“明年开春，该送银存念书了。”妈妈说。“唉！两个学生要多少银钱？”爸爸说：“今年年景不济，来年不晚。”
妈妈说：“银存过年八岁了。”
爸爸说：“晚上一两年不要紧，明年年景好些再说吧……”
年景好坏，孩童是不关心的。他不知道念书要交学费，要买书本、纸笔，衣服还要穿得好些，这一笔笔开支，全凭父亲教书赚钱买。象谦既羡慕哥哥当学生，穿新衣、不去拾粪，又觉得上学不如在家自在。他等待着来年。
一年过去了，春节又临近了，父亲从“口外”回来，仍是不提让象谦入学读书的事，只教他背唐诗、写大仿。象谦已经会背好多首唐诗了，五言的、七言的，他都会背十几首。他不高兴再多背，死记硬背，挺伤脑筋的。父亲见他厌倦，说道：字，是学问的门面，你写得一手好字，人家一看字，就说你学问深啊！背诗词，是学会作诗的根本，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是诗人’哩！
一年过去，春节又来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没回家。孩子们盼，大人们念叨，谁也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是病了？是半路上又被劫了？不见人影，不见信。象谦见妈妈每天烧三次香：
早一次，午一次，晚一次。上香，妈妈总跪在菩萨像前，闭着眼睛，默默念叨着什么话。全家人正心急火燎，父亲回来了。原来他病了一场，推迟了回家的行程。尽管年货不丰厚，全家又欢欢乐乐过了新年。
新年过后，父亲又走了。九岁的象谦，仍然在家里读着他的“书”——拾粪、挖野菜、看母亲念经拜佛。
五台山的庙会又过一届。秋去冬来，村边那条滹沱河还没结冰，徐懋淮就从“口外”回家了。这一次，他连行李卷都背回了家。内蒙古那片沙漠世界，五十三岁不算太老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决定回到永安村，找个馆教书，更现实的设想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1911年春天，十岁的象谦入了私塾。他梦想了三年多的学生生活，终于开始了。这所私塾设在徐姓家庙里。村上姓徐的是大户，大部是学生，是徐门子弟，教书的老师姓徐，不过他不是徐懋淮。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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