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岚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的伯父——抗日英雄王克寇试读：
引子
1938年2月，伯父王克寇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时年22岁。
1941年7月，伯父王克寇任冀鲁豫一分区二团政委，时年26岁。
1944年5月26日，伯父王克寇在攻打日伪军据点牛角店时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我从未见过伯父，却岁岁年年思念他。
我是听着伯父王克寇的故事长大的，在母亲的怀里，在奶奶的膝下，在父老乡亲的口碑相传中，在少先队员年年的祭奠悼辞里……在我蒙昧童稚的心里，红色情结已悄悄地萌芽并牢固地占据了所有的角落。
当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在伯父墓前，我轻轻地告诉他：我是少先队员了。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其中也有您的鲜血……
当我成为共青团员的时候，在伯父墓前，我自豪地告诉他：我已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正朝着您生前选定的那个方向进发……
当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伯父墓前，我坚定地告诉他：我是您的后代，我要继承您的遗志，用毕生去践行自己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
女孩的豆蔻年华，是爱做梦的季节。在多少次梦境中，我渴望自己成为一名医生，能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那炮火连天的战场，救治伯父，使他那伟岸的身躯重新站起……
我终于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循着光明的希冀，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了人生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又走过了人生稳健练达的不惑之年。在伯父的注视下，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走向更远的地方。然而，我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伯父，不管走到哪里，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来到伯父身边，向他低吟倾吐，向他汇报工作学习。
一晃，伯父离开我们已67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未疏离伯父远去的身影，相反的，他愈加清晰地走进我的心里。时代的更替也未能模糊我对伯父的感知，相反的，血浓于水的自然情愫，让我从懂事到成年都觉得伯父就在我的身边，时时刻刻关注着我，激励着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解伯父、寻找伯父生前的足迹成为我难以释怀的情结，对伯父的思念、敬仰也越来越强烈，蕴藏心中的红色情结终促使我下定决心：写一个真实的王克寇，作为晚辈对他永远的怀念，也是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纪念。于是，在日思夜梦里，在与伯父的感情交流中，我开始笔耕……
第一章 悲愤少年
1.出身贫寒家
191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干冷的寒风如同犀利的刀片横扫鲁西北平原。老人们都说那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整个大地被冻得如同一个巨大的冰坨，鹅毛般的大雪一场接一场地覆盖在苍凉的土地上。
禹城八区董家屯，一个破土屋内正被一种喜悦的气氛笼罩着。放在炕上的火盆哧哧地冒着炭火，给寒冬的土屋增添了一丝暖意，土炕上，我的奶奶生下了瘦小却面目清朗的伯父。老爷爷说：“家添长孙，喜得贵子，咱王家有后，大喜啊！”◆伯父王克寇出生的村庄（明崇祯年间，董氏始祖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来立村，村名为董家屯，后称董屯村。）
在旧时代，女人头胎生子是十分荣耀的。听我奶奶说，当时我老奶奶兴奋地对老爷爷说：“咱那孙子的左耳廓前长着一个麦粒大小的东西，兴许是拴马桩呢！听说，李庄的柱子耳朵上就有个拴马桩。柱子那年骑马挎枪回家，可神气呢！”◆伯父出生的旧宅现貌“嗯，兴许哩！咱家盼好吧！”老爷爷高兴地说。◆伯父王克寇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伯父的降临，为家徒四壁的农舍增添了喜气和生机，也注入了新的希望和期待。我小时候，奶奶每次讲起伯父时，慈祥的脸上都会带着满足的表情和柔软的语调，从那个严冬的土屋开始轻轻地呢喃，继而不停地絮叨伯父的懂事可人、聪明智慧和英雄事迹。特别是奶奶到了晚年，伯父的那些往事更是成为她每天津津乐道的主题。过去，我不太理解奶奶为何这样，现在，我已经能深刻地体会到奶奶与常人不同的复杂情感和内心世界。我想：这应是奶奶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烈士母亲对儿子的最好思念！
时局动荡不安，处于乱世之中的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着寻求生活的希望。老爷爷王圣尧、爷爷王玉田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全家仅有几亩薄田，虽然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干，但仍无法糊口。加上村里的地主以看家护院为名买枪招人、收保护费，巧取豪夺，层层盘剥。到头来，一家人一滴汗珠子摔八瓣，依旧是年年辛苦，岁岁落空。为维持生计，家里织过布，卖过馒头。爷爷王玉田虽然善于理财，可在那年月，老实本分的人再精打细算，也难拔穷根。
听老人们回忆说：“王家馒头细白、醇香、口感好，享誉四方。好的时候，一天一夜能蒸上百斤馒头。”在那个须靠手工磨制面粉的年代，其间的辛苦不言而喻。
我坚信，狭窄的磨道里一定留着老一辈似年轮般的足迹。虽然如今那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年辛酸的岁月却烙印般留存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如果爷爷生活到现在，凭着精明的头脑和日夜流淌的汗水，肯定能够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或是革新创业的民营企业家。然而，如此勤劳而擅经营的老人，在当时却根本无法盘算出自己的出路。那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地主恶霸巧取豪夺，官府腐败，横征暴敛，内忧外患使整个鲁西北大地暗无天日，一片凄凉景象。
小时候，我经常听父亲唠叨：那时我家藏在地窖里织的布被人偷去过，在集市上卖馒头被地痞抢过。还有一件祖辈相传的辛酸史更是被念叨过无数遍：老爷爷王圣尧的爷爷因树被偷，据理相争而被恶人用耧耧死，老爷爷的父亲王和亭为此打了7年官司，吃尽了没有文化没有钱的苦头。他一边卖苦力、要饭，一边求人写诉状打官司，直到最后心力交瘁，穷困潦倒，才终于把恶人绳之以法。此事成为我家的传世之要，连我的侄子们都知道。
在那间飘着老旱烟味的低矮老土屋里，老爷爷为孙子取了个很有鲁北农村民俗的名字——“顺儿”。“以后的日子，咱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顺心顺意顺畅就行啊！”
自此，这个被寄托了美好希望充满无限生机的小生命，在贫穷却充满融融爱意的家庭中逐渐长大……◆我的父亲王汝杰◆童年伯父游玩的水湾
我的家乡董家屯，处于黄河北岸的禹城南部，东有赵牛河，西傍苇河，南靠担杖河，三河相汇，碧绿的田野村庄就偎依在三河环绕的臂弯里。在我家的东面有个偌大的水湾，水湾东西较宽，南北狭长，将村子隔为东西两半。都说有水则灵，清澈透明的水湾为在沉闷痛苦中生存的董屯村增添了许多生机和灵气，也成为伯父童年时代的乐园。在与小伙伴的水中嬉戏中，伯父学会了游泳，也练就了勇敢坚毅的性格。听父亲讲，那时村里土豪劣绅家的孩子有时也和穷人家孩子玩在一起，一些霸气的小少爷常常欺负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每当这时，伯父就会挺身而出，组织穷苦小伙伴玩“打老缺”（一种杀富济贫的游戏），领着他们向那些趾高气扬的地主子弟示威。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毅勇精神使他成为小伙伴们的主心骨和领头人。
童年的伯父目睹了自己的亲人如何在劳苦艰辛、忍辱负重、生活难以安宁的状况下生存，从自己和那些地主子弟的对比中渐渐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可以说，作为长子长孙的伯父是沐浴着家庭亲情长大的，然而窘困的家庭状况和父辈们的愁苦给伯父的童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或许，对于懵懂中长大的伯父而言，向往光明的强烈欲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植根于幼小的心田。
2.年少志高远
1923年，8岁的伯父第一次走进学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即使在封闭落后的乡村，这种意识也是根深蒂固的。在那样苦难的岁月，摸索着艰难度日的老爷爷王圣尧，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聪明伶俐而又有志气的孙子身上，坚信他的孙子肯定能走出父辈的轨迹，挺起腰板过上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他听说村里的私塾先生李兰田是从水牛李庄请来的秀才，知识渊博，便动了“让顺儿读书”的心思。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大多数的穷苦人家来说，读书是件奢侈的事。《禹城县志》对当时鲁西北的社会状况记载道：“赤地千里，岁谷不登”，到处“菜叶草根采掘殆尽”。1923年和1924年，黄河两次决口，几十座村庄和数千顷田地被淹。后来，大面积旱蝗灾害袭来，瘟疫肆意流行，到处可见倾家荡产、携儿带女要饭的灾民，逃生者不计其数，触目皆是。
现在来看，让伯父读书是我老爷爷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夜晚，在我家那间弥漫着旱烟味的老土屋里，昏黄的火苗在油灯上跳跃，一家老小围着老爷爷。老爷爷王圣尧叹了口气，说道：“咱家世代勤劳可也没熬出苦日子去，俺琢磨一家老小光靠种地、卖馒头苦奔，也不是个办法，要想拔掉穷根，就得叫顺儿念书。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有才分，将来咱家也有个盼头……”
家里人都觉得老爷爷说得对，庄稼人要有出息，还真得读书。可穷家破业的，拿什么来供孩子念书呢？“俺要念书，俺一定听爷爷的话好好念书！”依偎在爷爷奶奶身边的伯父按捺不住，急得涨红了脸，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只要让俺读书，挨饿讨饭俺也干。”伯父紧紧抓住这一线机会不肯松手，机灵的大眼睛扫视着全家人的脸。老爷爷见孙子小小年纪就有志气，认定他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将上学一事拍了板。
第二天要进学堂了，当晚，被兴奋喜悦包围的伯父辗转难眠，一再嘱咐我奶奶要早些叫他起来。我奶奶王杨氏是个心灵手巧的勤快人。那天晚上，她把家里的活安排妥当后，便翻箱倒柜找来合适的布料，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给伯父缝起书包来，最后还在粗布书包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一条凌空腾跃的龙。窗外蒙蒙亮时，那编织着慈母无限希望的书包被轻轻地放在伯父枕旁。看看睡得香甜的大儿子，想象着自己的大儿子就要进入学堂，想象着自己的大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男子汉，甜蜜的希望在我奶奶那颗善良贤惠的心里漫散开来。直到晚年，这一切奶奶依旧历历在目。她常抚摸着我的书包，呆呆地痴想着当年给儿子绣书包的情景。有关伯父的点点滴滴回忆填满了奶奶的晚年生活。
清晨，早早醒来的伯父一睁眼就看到了我奶奶放在枕前的书包，他一骨碌爬起来，一把将书包揽在怀里，无比欢喜兴奋，恨不得马上走进学堂，进入那个期待已久的地方。早饭后，伯父跟着我老爷爷去学堂拜见先生。
私塾先生仔细端详着伯父眉清目秀的样子，心生喜悦，听说伯父的辈分是“汝”字，便斟酌一番，自语道：“汝生眉宇清秀，将来必谓清廉之士，我看孩子的学名就叫‘王汝廉’吧。”
老爷爷虽不懂“廉”字的意思，却对这个字很有好感，连声说“好”。他满心欢喜地叨念着孙子这个深奥的名字，眉宇间绽开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伯父开始读书了，这一年距五四运动刚刚过去4年。虽然新旧文化的碰撞对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封闭落后的偏僻乡村，旧式教育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乡间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内容依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中国千年相沿的传统文化。伯父从中学到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及世间的一些道理。一次，先生吟诵一首《悯农》诗句，让伯父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诗中的农夫不就是自己的父辈吗？田野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日日劳作却不得温饱，有钱有势的人却不需劳动而顿顿有鸡鸭鱼肉。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首诗在伯父刚刚启蒙的心田种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
伯父在村里念了两年私塾，1925年又转到6里之外的杨圈村继续读书，吃住在姥娘家。谦和儒雅的新先生王殿勋（人称“五先生”）见孺子可教，也心生欢喜，乐意将一些古代文武名家的安邦治国之道传授于他。对学生提出民国为何取代清王朝等国体兴替问题，“五先生”虽因有些抱残守旧而困顿语塞，但对学生的敏学善思、胸怀天下的志向非常赞赏。
渐渐地，伯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眼界也开阔起来。其间，“改名”事件的发生充分体现了伯父思想、眼界、知识的升华。
在杨圈求学期间，伯父每次回家，都帮家里干活，一刻也不闲着。到了该上学的时间，伯父便拿起书包，和家里人打声招呼匆匆上路。踏着凹凸不平的乡间土路，看着两边汩汩流淌的清清河水，伯父的脑海中总是浮想联翩：这些年，一家老小勤苦劳作，到头来却一直食不果腹，受气、受压迫；弟弟王汝杰（我的父亲）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家里的状况已根本供不起；身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没有几个能读书的，大都背筐割草，照看弟妹，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地主老财的孩子什么也不用干，却能吃好的穿好的，还能上学堂……想想老爷爷要饭打官司7年的艰辛，想想眼下家庭的艰难……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之情冲击着伯父幼稚的心灵。清澈的苇河河水还在不停地向前流淌，穷苦人的日子何时能像这河水般冲走黑暗污流，迎来人间的光明？
此时的伯父萌发了改名的想法。他认为用“清”字代替“廉”字更能直接表达自己的心声。“清”指“纯净澄澈透明，没有混杂的东西”，与“浊”相对。伯父当初改名就是想立志改变那混沌黑暗的社会，为“清澈”这个世界而努力奋斗。为了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感，伯父又为自己取字“明波”。字间含义，更是明了。
我第一次听说伯父改名时很是疑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世事能洞察认知多少呢？对未来又有几分明确的目标呢？然而，我却又记得“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那个震撼整个民族的声音不就是出自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之口吗？多年后，周恩来果然担当起拯救中华危亡的重任，成为一位让中国让世界敬仰的伟人。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当时伯父虽然在私塾很难接触到一些更为进步的知识，但是在读史明今中，完全可以萌发鸿鹄之志。或许，那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就是造就英雄的土壤，一旦条件具备，英雄就会茁壮成长。这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英雄辈出的缘由吧。“以后，俺的名字就叫‘王汝清’，字‘明波’了。”当伯父十分响亮地向先生、同学、家人宣布他的重大决定时，可以想象伯父的神情肯定是慷慨激昂、踌躇满志的。他的先生和同学对他的改名作何反应。他们能否想到，对这个少年学生而言，改名是砥砺他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名字的掩盖下，一颗“不安分”的心已经开始萌动……
1927年，小纸坊村的私塾先生是从茌平翰林书院来的李成美老师。李老师年轻，有才华，思想也比较开明进步。他能摈弃陈旧迂腐的私塾教学方式，奉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学理念，在博古论今中，把那些生僻艰涩的“之乎者也矣焉哉”变得生动易懂。伯父渴望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习。他千方百计说服了家人，终于成了李成美老师的弟子。伯父吃住在李老师家，我父亲则每周去给他送口粮。李老师对这个聪明好学、勤勉可嘉的新学生十分青睐。师生从相遇到相知，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感觉。抗战爆发后，伯父在前方抗日作战，李老师在后方宣传爱国统战，师生携手并肩抗日救国。◆少年伯父读私塾村庄的现址小纸坊
我到小纸坊村采访时，听李令勤老人说，那时的李成美老师因年龄小，村里人们都叫他“小先生”。伯父课余时间经常听“小先生”讲一些古今英雄的故事。在李成美老师的引导下，伯父读了《岳飞传》、《水浒》、《三国演义》等一些中国古代优秀书籍。书中那些英雄人物正气凛然的忠义气节、儒雅士风及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使伯父心驰神往，十分崇拜。伯父参加革命后，还经常来探望这位爱国抗日的“小先生”。
少年的伯父，曾改名立志，曾转学求师，想来真是“很不安分”，但这一切也正预示着他从一个懵懂的穷孩子成长为有志少年的开始。
少年时的伯父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分。
一年春节假期，伯父在走亲戚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叫“捧笙”的民间流行乐器，那是农村红白大事时民间吹奏者常用的一种普通乐器。他央求爷爷给他借来吹着玩。当地有个俗话：“牵着管子背笛声，学笙起个大五更。”意思是说，学吹笛子容易，一个早晨就可以学会，但学吹捧笙可没那么简单。然而，伯父竟然无师自通。开始时，伯父摇头晃脑吹奏得南腔北调，但时间不长便能将一首民间小曲惟妙惟肖地吹奏出来。在他忘情的吹奏下，美妙乐声似在空气中缓缓流动，如山涧清泉般清脆悦耳，似乎有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纯净，我父亲和伯父那些玩伴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向我介绍伯父上学情景的李令勤老人，抗战时曾是小纸坊民兵。
那个寒假，伯父成了父亲、三叔和穷苦小伙伴们崇拜的偶像。这喜气洋洋的曲调，也为俭朴寒酸的日子增添了些许喜庆和生机。邻里都夸伯父是个才子，借给乐器的亲戚也说伯父有音乐天赋。这些夸赞传到老爷爷和爷爷的耳朵里，他们乐在心底，喜上眉梢，心里的顺畅劲儿就如同村前苇河一样清澈流淌。
伯父知道念书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来之不易，尤其是为了供他上学，两个弟弟都在家帮忙劳作，所以伯父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生也将他视为得意门生，愿意将更多的道理和知识授之于他。伯父脑子灵活，记性好，悟性高，所学知识不仅烂熟于心，还能触类旁通。每次回家，他从不在外玩耍，总是帮家里蒸馒头、割草，做家务活。懂事的伯父心里明白，自己上学是全家勒紧裤腰带换来的，唯有倍加珍惜，努力学习，才能为家人争气，才能帮助家人告别祖辈们一生背负重荷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生活。
伯父求学的杨圈离家约3公里，小纸坊村离家有1公里。几年来，在那条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上，伯父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目睹路边花开花落，草木枯荣，目睹父老乡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苦却仍贫苦饥寒的凄凉惨景。那矮小的茅草土屋、衣着褴褛的乡村孩子、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小路……面对这些，伯父的思索一刻也未停止。因为家贫，少年伯父冬天有时穿不上棉鞋，数九寒天、冰封大地的日子里，手指脚趾都冻得如同胡萝卜，但他却从未叫过一声苦。路上踏步前行的伯父常回头看自己的足迹，那深浅不一的两行脚印似乎向伯父昭示着什么。
就在伯父一心追求光明、立志学习报国时，家里按照传统风俗为他择定了一门亲事。1929年4月，14岁的伯父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农村风俗，与小纸坊村大他两岁的张家姑娘结婚（开始叫王张氏，新中国成立后在幸福院里改为张桂英）。已经接受新思想的伯父虽不情愿，但迫于家族传统的威严，为了成全老爷爷王圣尧的一份心愿，最终在家人的安排下拜堂成亲了。
成亲那天，伴随着锣鼓唢呐的欢歌，我家用一顶花轿迎娶了我的伯母。当我第一次听到奶奶讲伯父成亲的事时，觉得十分可笑，一个14岁的少年竟然成了有妇之夫。奶奶认真地说，在那个年代，谁家的男孩十几岁还未娶妻，就证明这家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旧时鲁西北有少男早婚的风俗，伯父已经算是晚的，有的男孩8岁就娶妻成亲了。
这桩婚事对于伯父来说，唯一的变化就是家里多了个亲人，他继续求知的欲望丝毫没有改变。
当时我的家乡禹城八区地处禹城南部，是禹城、高唐、茌平、齐河、长清几个县的结合部，距这些县城均在30公里左右。1929年，国民党县政府派来邵子澄任八区区长，区公所设在连五高庄（所谓连五高是附近辛高、老高、袁庄、棚赵、小王5个村庄的总称），封建社会的都里制宣告结束，区公所政权正式代替了过去的里长、保长、甲长。同年，禹城县第五高等小学在此成立，即连五高高小，这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学校。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的国旗好光明”的民国教育取代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私塾教育。这时的广大农村，举起了打倒封建主义、提倡“三民主义”的旗帜，反对皇权、剪辫子、妇女放足等运动已渐兴起，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随之而来，“洋油”、“洋布”、“洋火”等洋货涌进国门，冲击着封建农村的小农经济。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新旧中外文化等的融合与碰撞对伯父这一代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伯父曾经用过的物品
伯父婚后第二年春天，求学生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第三次选择学校——离开私塾，与本村程山俊及好友于春溪（抗战后改名于曼青）、高凤灵、聂华民等一同考进连五高村的高小高级班，开始接受新式民国教育的严训，伯父和聂华民、王健、程山俊在高小一期，于春溪和高凤灵、刘世杰在高小二期，李长瑞和刘文耀在高小三期。在新体制、新学制、新知识、新思想、新环境中，伯父如鱼得水，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进步。
关于连五高高小的情况，我询问过伯父同学于春溪的女儿于惠芳大姐和禹城安仁中学的刘在臣校长，于大姐曾经在该校上过学，刘在臣老人于20世纪60年代曾在该校当过老师。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了解到：该学校坐北朝南，教学楼是两层三间的土坯砖木小楼。楼房的底部和门、窗由砖砌而成，楼门在西侧，新中国成立后改至南侧。楼梯在楼内的西南，楼内用两个南北方向的粗木大梁作支撑，梁的上面是东西方向的檩条，檩条上放着南北方向的椽子，其上面铺一层苇箔，然后再用麦秸泥抹平做二楼的地面，二楼的顶部起脊，挂瓦而成。在当时，高小教学楼楼房高大，结实厚重，颇有气势。刘在臣老人讲，1931年5月，连五高高小曾遭土匪洗劫，由于被火烧过的楼板下坠，所以后来一楼的门厅里多了两个粗壮的柱子作为支撑。◆伯父就读的连五高高小草图（根据原该校教师刘在臣回忆所画。）
曾多次去学校给伯父送口粮的父亲也记得，教室前后6扇窗户都是木制花棂，门窗口用青砖砌成拱形造型，非常好看。楼前有两棵繁茂的杨树和一条乡间小路，楼后是一个平坦的操场，供学生娱乐活动。
我曾多次登门拜访伯父在连五高高小的同窗好友李长瑞前辈。李长瑞，1920年8月生于坡吴庄，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是91岁高龄。他每日坚持伏案疾书，辛勤笔耕，用夕阳绚烂的晚霞书写生命的传奇大书，用一部《百年巨变·多彩人生》见证当年的风雨历程和峥嵘岁月，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我说，当年他和伯父就读的连五高高小是那一带的最高学府，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伯父的同学及战
那时，学校挂的是青天白日旗，教的是民国教育教科书，订阅的是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和宣传刊物，当然也有《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科学刊物。报刊上的时事信息成为伯父和一些进步学生了解外界、关注国家民情、洞察时局的重要窗口。在这些报刊上，伯父等人知道了“红军”、“徐老虎”（徐向前）、“苏维埃区”、“赤化”等词语及其他有关共产党的消息。
李长瑞老前辈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我从6岁起，至13岁高小毕业，亲身经历了学校的一些重要事件。当时，国民党校长王次若上任后就排挤当地语文教员李清习（李法桥人）。李老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受学生们尊敬，却成了反动校长的眼中钉、肉中刺。王次若对其进行政治迫害的行为引起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特别是一些进步学生，他们纷纷罢课闹学潮。驻该村的国民党区长邵子澄出面镇压，并打了一个叫刘玉春的同学一耳光。这激起了全体学生的义愤，大家一致罢课。最后，教育局不得不将王次若调走。第二次学潮是因为国民党派刘佩儒任校长不久，又换宫炳如任校长。宫到校后见该校的学生反抗精神强烈，便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经常训斥、体罚学生，激起了全校学生的不满。当年夏季，校友谢善堂（后任我军连长）抓住宫炳如与一蒋姓女教师通奸之事，在全校掀起了赶走宫炳如的学潮，最后取得了胜利。第三次是学生赶走国文史地教员庞子杰。庞自傲自大，常在学生面前满口道德礼仪，背地里却常常训斥、体罚学生，是行动上的伪君子。在全校学生的一致要求下，庞又被赶走。参与几次学潮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就是当时在高小一、二期的王克寇及于春溪、高凤灵、刘世杰、聂华民、马锐锋、王健，还有在高小三期的我。幕后指挥的是高春泉，他当时正在曲阜二师上学，年龄比我们年龄大，学历也比我们的学历高，是我们的老大哥。
在后来的了解中，我知道就是这位叫高春泉的“老大哥”，对伯父他们的政治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长瑞老前辈在1984年10月5日的回忆中说：
高春泉家住连五高庄，1930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现在的省实验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曲阜二师。寒暑假期间，他回来后经常向伯父等人宣传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爱国抗日热情和蒋介石不惜国土沦丧而坚持对内反共的种种罪恶，讲李大钊、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还讲外国媒体评论“中国只有两个半军事家，共产党方面就占了两个（彭德怀和徐向前），而国民党只有半个（陈诚）”等等。他还带回高尔基、鲁迅、邹韬奋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及一些进步刊物给伯父等人看，给他们打下辨识是非的思想基础。抗战爆发后，这位给予伯父等人革命思想启蒙引导教育的老大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他化名高鲁，随黎玉、张经武再回山东，任支队长兼政委，在桓台一带领导抗日活动。1939年6月6日，在邹平县刘家村战斗中，他亲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后壮烈牺牲。
就是这位在山东抗日战争中我党较有影响的早期领导人，却因长期使用化名而在家乡禹城鲜为人知。李长瑞老前辈告诉我：“直到1979年，由黎玉、张经武等领导同志证明，我才知道高鲁就是高春泉。”
李长瑞前辈在回忆录中还说：
克寇同志少年时即在连五高高小上学，是我上一期的同学。上学时，他为人忠厚、诚实，爱打抱不平，对弱小的同学很爱护。有年龄大的同学欺侮一期小同学时，克寇即出面保护，是我们三期学生的“老大哥”。
可见，当时伯父年龄虽小，却疾恶如仇、行侠仗义。
3.突遭匪绑票
正当伯父刻苦学习、立志铲除社会不公的时候，一场厄运悄悄向他袭来。1931年5月，连五高小学遭受了土匪的血腥洗劫，他们火烧教学楼并绑架了住校的伯父及十几位同学。
旧社会能上学堂的孩子，一般来说，家里不是有钱有势，就是生活水平较高。因老爷爷和爷爷望子成龙心切，伯父才成为特例，有幸成为学校中的一员。伯父在学生们当中虽衣着寒酸，但学习成绩很好，为人处世也有见地。伯父的好学上进和一身正气不仅让他在全校师生中很有名气，在董家屯也颇受夸赞。只要放假在家，伯父身边总聚拢着一些贫苦的小伙伴，他们听他讲岳家军、杨家将、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伯父讲得绘声绘色，小伙伴们听得如醉如痴。在小伙伴眼里，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小老师；在村里人眼里，这孩子人小志大，将来必有出息；在家人眼里，王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顺儿”使王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了。穷人家孩子竟然成为学子中的佼佼者，这当然成了方圆几十里街头传闻的新鲜事。
离学校十几里外的丁寺村，有一个恶霸土匪叫王振鹏，他仗着自己从祖辈手里继承下来的家业，豢养了100多名打手。王振鹏无恶不作，无隙不乘，靠明争暗抢、巧取豪夺敛财发家。他们白天睡觉，晚上以巡逻名义到处踩点，天天算计哪里能捞一把。这样，连五高那些每天背着书包穿戴还算体面的学生就成了王振鹏发财敲诈的“烧饼”。但是，毕竟乡里乡亲。平时他们再无法无天，真绑票时还是会有些顾虑。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块嘴边的“肥肉”。
在清平县同行恶霸土匪冯寿鹏（绰号“冯二痞”）的客厅里，王振鹏抿了一口茶，狡诈地对冯二痞说道：“老兄，有桩好买卖不知你愿意做不？”
一身痞气的冯寿鹏是个闻腥就得吃肉的家伙。听了王振鹏说的这桩“好买卖”，他当即拍板同意。
当时连五高高小的两层小楼，一楼是教室，二楼是学生和老师的宿舍。父亲告诉我：1931年5月，麦子快黄梢时的一天深夜，住校的同学们已经睡下，可伯父仍无睡意，脑海里还在琢磨白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有关红军的消息。忽然，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马蹄声、粗鲁的撞门声和凶恶的叫喊声。伯父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迅速穿衣，一边叫程山俊、于春溪、高凤灵、马瑞锋等快起来。这时，同样被嘈杂声音惊醒的校长刘佩儒也跑了过来。大家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在刘校长的带领下，迅速把一楼楼门用一木杠死死顶住。透过二楼窗口，他们看到一群穷凶极恶的土匪已将学校包围。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刘佩儒拿起存放的土枪，在二楼窗口朝外放了两枪。谁知枪声激怒了这群来者不善、凶神恶煞的土匪，他们见砸不开门，就在一楼的木门和木窗上泼上洋油，点燃了大火。霎时，连五高的夜空火光冲天，火舌饥渴地吞噬着干裂的木具，教室里的课桌和木制楼梯顿时熊熊燃烧起来。火势越来越旺，火苗顺着楼梯往上蹿，没过多久，二楼的地板便被烈火烤得发热。见此情形，刘佩儒校长立即找来绳子，把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从二楼向下输送。刘佩儒最后一个离开，他溜到一楼的一个拐角处，趁黑暗藏进了楼外的厕所里。
这时，已经下来的十几个学生被土匪团团围住，一个小头目怒气冲冲地问道：“刚才是谁放的枪？赶快说，不然老子就崩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话音刚落，他抡起短枪就朝学校的二楼窗户打了几枪。顿时，火星四射。在火光的映照下，一群少年瞪着惊恐而又忧愤的眼睛，吓得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是我们校长打的枪！”这时，知道校长已经藏好的伯父挺身而出。“那你们校长呢？”那个打枪的土匪恶狠狠地追问道。“刚才掉进火堆里烧死了！”伯父从容地回答说。几个耀武扬威的土匪拿着枪，斜着眼看站在眼前的十六七个文弱少年，“嘿嘿”地奸笑。伯父等人怒目以对，心里却嘀咕：这帮痞子跑到学校来到底要干什么？
冯二痞的狗腿子们盘算着尽快把这些“战利品”变成白花花的大洋，没有再追究打枪的事。领头的向身边人一摆头，一帮土匪立刻蜂拥而上，把学生们五花大绑，并将一些烂布塞进他们的嘴里。
这群彬彬学子、文弱书生还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一看这阵势，顿时吓坏了。他们被一个个装进早已准备好的麻袋里，扔到马车上。学生们在黑暗中蜷缩着，不知自己要被送到哪里。在五六个小时的颠簸中，他们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酸痛。
听李长瑞前辈讲，那天，他因当晚住在父亲的生意店而逃过一劫。
冯二痞把这些学生一口气带到了距离禹城连五高50公里外的清平县（现属聊城市高唐县）。起初，他们一边让这十几个学生干苦力，一边核计着如何能多敲诈些学生家长的钱财来。大刘庄的刘文耀是被绑学生中的一个，他伺机躲过土匪的眼线偷跑了出来，可没跑出多远，又被土匪逮了回去。回去后，刘文耀被土匪倒吊起来毒打了两天。一个文弱少年，哪经得住这般残酷的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在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手里。见此情景，有的同学吓得呜呜直哭，有的同学想跟土匪拼命，也有的说等待时机准备逃跑。心痛无比的伯父理智地告诫大家：“先沉住气，别盲动，看看情况再说，千万别往土匪的枪口上撞！”
此时，我家已经乱翻了天。我奶奶瘫坐在土炕上已哭成个泪人，老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咒骂这个世道真是造孽，家里的老少爷们心急火燎地四处托人打听伯父他们的下落。
这时，和土匪一个鼻孔通气的本村地痞王玉贵（我爷爷织的粗布曾被他偷走）进了我家，他假惺惺地对急得团团转的爷爷说：“贾庄的亲戚贾玉海知道你儿子的下落，可帮你将儿子赎回。”
虽然家人明白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情急之下，爷爷还是拿出30块大洋请他去说情。谁知王玉贵带回的音信却是土匪要800块大洋才能放人。家人知道上了“套”，可又没得选择。上哪弄钱呢？就是把家当全卖了也值不了800块啊！
这时张段庄二老奶奶的娘家弟弟匆匆来了，说是一个和土匪经常打交道的铁匠给说了情，我家拿300块大洋就能赎出人来。原来王玉贵是想乘人之危发难财，从中捞好处，真是个狠心的吸血鬼！
据我父亲讲，当时媒婆正给我父亲提亲，我姥爷便对媒婆说：“他家的大儿子被绑票了，他家如果能拿出钱来赎人，就证明他家的日子说得过去。”言外之意，就是掏不空家底，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进王家。
老爷爷抱着头，蹲在门槛上，思前想后也没有想出筹钱的门路，最后心一横：“卖地！”全家总共6亩多地，他忍痛卖了2.5亩。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但老爷爷说：“如果人没有了，要地还有啥用呢！”300块大洋就这样凑齐了，整齐地码在家里的八仙桌上，在一灯如豆的昏暗中闪闪发光。看着家里的女人们在抽泣垂泪，男人们闷不做声，老爷爷宽慰全家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希望！”
3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家里最担心的是半路被劫，节外生枝。程山俊的儿子程发昌大叔告诉我，为防万一，我爷爷与程山俊（伯父的同学，也是被绑者之一）的父亲把大洋小心地放在盛洋油的桶子里。两位被灾难揪着心的父亲，一前一后挑着洋钱穿过一片十几里的树林去火坑救自己的儿子。
伯父终于被赎回来了！
看着在匪窝被蹂躏了好几天，面容黄瘦、头发凌乱的顺儿回来了，家里的女人们哭作一团，刚强的老爷爷面颊搐动了几下没吭声。但是，伯父却明显地觉得爷爷老了，岁月在爷爷脸上的刻痕更深了，已驼的脊梁更弯了。还有一直背负一家人生活重担的父亲，也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伯父心如刀绞：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世道为什么如此黑白颠倒？恶人当道，穷人受气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有个尽头？
然而，刚强的伯父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心中信服一条古训：男儿流血不流泪！
抑制在胸膛的愤懑如翻江倒海般汹涌澎湃，激荡着一颗虽年轻但已伤痕累累的心。很长一段时间，伯父心情异常沉闷，无法继续读书，时常在昏暗的油灯下摸着课本苦苦思索。看着眼前寒酸的房屋和劳作的家人，想着自己遇到的劫难和经历的坎坷，不向厄运低头的伯父奋然挥毫，一首酣畅淋漓的诗句跃然纸上：
耳闻天宫有妖魔，
世间妖魔比星多。
凭任妖魔多如毛，
我辈奋起斩妖魔。
经过这次被绑票，在乱世困境中长大的伯父又成熟了许多。他已感觉到自己应背负起“奋起斩妖魔”的重任并甘愿去承担这个重任。此时的伯父只有15岁，但他心灵承受的疼痛及激发的思想、志向和追求，却是现在的同龄人所无法想象的。
迫于家里的窘况，伯父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了。面对几近倾家荡产和债台高筑的家，看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弟弟，伯父挺起脊梁同父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天不亮就开始推磨、蒸馒头、卖馒头，冒着酷暑到田里拔草、锄地。虽然上了这些年学，但伯父在农活方面却一样也没落下，啥活都干得像模像样。几个月下来，毒辣的阳光把伯父晒得黝黑，多年拿笔的手被锄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人瘦了，但看上去更结实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伯父仍然挤出时间学习。
烈日的光芒照耀着大地，清新的空气传来阵阵清香，河边绿色的芦苇荡如同波涛起伏，草长莺飞、鸟啼虫鸣……一片如梦如画的田野风光，伯父看着眼前的美景，脑海中却突然闯入那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悯农》诗句。他不解：为什么自古以来“煮盐的喝淡汤，编席的睡光炕，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穿麻裳”？生活与现实在伯父心里结成一个又一个疙瘩：难道这就是贫苦老辈们所讲的“命”吗？凭什么穷人生下来就“苦命”，富人生下来就“好命”？他不想认同老辈们这无奈的解释，他想向这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可是，如何抗争呢？坐在田埂边，他望着远方，苦思冥想。有时夜半，他被噩梦惊醒，常仰望闪烁的星空沉思凝想。
听我父亲讲，曾多次对我家伸出援助之手的街坊王青思老爷爷，是附近徐庙村的坐堂先生，也就是药铺的看病郎中。爷爷想让伯父去拉药橱（在药铺当学徒），但又拿不定主意。趁王青思老爷爷回家时，爷爷去看他，说了这事。王青思老爷爷是位有见识的老人，他劝爷爷：“还是让顺儿这娃念书吧。我看这孩子是个人才，能成大器！”于是，王青思老人帮着凑了70块大洋，让伯父再次进入了实现梦想的殿堂。
4.立志苦求学
1931年9月，伯父考入禹城（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离开了那块祖辈都在土里刨食的黄土地，来到距济南府仅50公里的县城。
禹城是因大禹疏九河有功而得名的古城。1910年（清宣统二年）12月21日，津浦铁路的穿行贯通唤醒了古老沉睡的县城，使她与华东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连接在一起。1914年春，城内东街首建第一家官办工厂，购进织布机4台，招收工人20名。1917年，城内北街陈氏一家购进脚踏织布机5台，开始织造蚊帐布、平纹布和麻葛布。这便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在禹城的初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国体兴替、制度变革，也把禹城第一高小推到古城文化教育的时代前沿。
禹城第一高等小学，前身是禹城东街历史悠久的敷文书院。1914年（民国三年）改称高等小学校，1925年（民国十四年）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5月改称禹城县立城内第一高等小学。这座禹城县的最高学府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一直处在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思潮彻底打破了这座学府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闭塞状态。觉悟了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纷纷投身革命活动，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团体，领导群众斗争，成为禹城革命最早最活跃的策源地。
伯父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他在禹城一高受到革命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者说在禹城一高的学习与生活，使伯父搁置在心底的信念和志向找到了归宿，使他干渴已久的理想之苗找到了可以根植的沃土。
说这些，离不开开创禹城一高红色历史的革命先驱李宗鲁。
李宗鲁是禹城镇寺后李庄人，1921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到禹城第一高等小学任教。1923年始，李宗鲁常到各理发店对理发工人宣传“团结起来，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的道理。在他的鼓动下，同年冬天，禹城成立了理发工会分会。1924年春，李宗鲁成为禹城县第一名共产党员。他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利用自己合法的教书身份，秘密地在进步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团员，先后发展了张巨涛、杨世荣、马云祥（马风元）、王云阁等进步青年入党，组织师生利用多种形式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后来马云祥和我的伯父一同创建了中共禹城第一届县委。1926年6月，李宗鲁在城内第一高等小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禹城县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向进步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演讲队，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声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1927年冬，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李宗鲁被逼离校，在平原与原山东一师的同学杨笙甫、延伯真一起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创立了中共鲁北地委。同年，任鲁北地委组织委员的李宗鲁与杨世荣在季李胡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禹城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8年3月，李宗鲁与安仁街共产党员贺漫真取得联系，建立了第二个农村党支部。◆禹城一高原址◆李宗鲁，原名李洪儒，1901年生于禹城镇寺后李村。1921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1927年在禹城第一高小任艺体教师。1926年6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禹城第一个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9月任鲁北地委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改名徐相善，转移至哈尔滨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开展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化名徐轩、张旭东，迁居天津。1938年迁往沈阳，1940年病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禹城一高党支部组织师生宣传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配合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此时进入禹城一高求学的伯父，在读书学习的同时，以更宽阔、更深邃的目光去看待和分析这个连年饥荒、内忧外患、政府昏聩无能的祖国。他激情澎湃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师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以街头演出、散发传单、搞募捐和号召抵制日货等方式抗议日军的野蛮侵略，唤醒同胞的爱国救亡意识。伯父和同学们那如泣如诉、悲愤满腔的歌声在禹城的大街小巷飘荡：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呀！
先占火药库，后打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
……
歌声震撼着有爱国良知的中国人。他们驻足哀叹，心中开始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痛恨万分。
1933年夏天，伯父以优异的成绩在禹城一高毕业。经过深思熟虑，他瞒着家人，和好友于春溪、高凤灵等又一起报考了平原乡师（即山东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爷爷王玉田得知此事，顿时急了，对伯父嚷道：“不能再念书了！家里的光景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老大，读了这些年书也算是个秀才了，眼下还是赶快找个差事挣钱养家吧。”
爷爷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自从伯父被绑票事件发生后，家里的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已到上学年龄的三叔王汝安（1939年改名王克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王克道）求学欲望非常强烈，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上学堂，他很不甘心，就悄悄地跟到学校，躲在教室窗户下偷听老师讲课。时间长了，三叔偷听老师讲课的行为被老师发现了。李兰田老师非常喜欢这个爱学习的孩子，多次到我家劝说，让三叔去读书。尽管爷爷也希望自己的三儿子认字读书，可考虑到二爷爷，考虑到两家十几口人一锅吃饭过日子，考虑到自己的大儿子已经读书多年，如果再让三儿子去读书，爷爷真是开不了口啊！最后还是我二爷爷表态：“让三儿去读书吧，大人紧紧裤腰带，别难为孩子了！”
就这样，三叔欢蹦乱跳地成了我家第二个进入学堂的人。或许就是因为他也识文断字了，所以后来也同伯父一样，执著地踏上了寻找光明之路。“当家难啊！当穷家更难！”爷爷蹲在院子里，一边忙着手头的活计，一边长吁短叹。他知道大儿子心气高，可是……“爹！俺也考虑过家里的状况。俺报考的这个学校，考上不需家里花钱，每个月政府还给5块钱。只是俺不能给家里挣钱。”伯父涨红着脸蹲在父亲身边央求。他实在不愿意就此停下求学的脚步。“要不这样：我考上就念，考不上就不念了。”伯父的目光里充满期待和渴求。
此时，我爷爷很明白，这小子只要考，就没有考不上。“那你还是去问问你爷爷吧！”瞥了一眼已和自己一样高的大儿子，爷爷叹了口气。聪明的伯父已听出了我爷爷默许的话音，他高兴地转身回屋去问老爷爷，老爷爷当然也是满足了伯父的要求。伯父兴奋得抱起一直跟在身后的二弟（我的父亲）转了3圈。面对大哥的兴奋与喜悦，没念过书的父亲十分疑惑：上学真的那么好？能让平时老成沉稳、不苟言笑的大哥如此忘形？
我曾满腹疑惑地问过父亲：“伯父和三叔都读书了，为什么你从不要求进学堂呢？”“上学的事我是根本不敢想的，你伯父和你三叔上学，已经让你爷爷很为难了，你老爷爷还说你爷爷偏心呢！我再要上学，你爷爷绝对是不答应的。再说你伯父是个有才气的人，我嘛，不是读书的料。”父亲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明白父亲是在安慰自己，其实他是个聪明人，可以很熟练地用算盘正反打小九九。他渴望上学，只因过早地成熟并读懂了大人们的心，而压根不敢说罢了。
1933年秋，伯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平原乡师录取，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师范生。开学那天，踌躇满志的伯父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梳着整齐的分头，提着已伴随他多年的破旧书箱，和同学于春溪、高凤灵等人意气风发地走进了梦想中的伊甸园。
第二章 学潮洗礼
1.加入读书会
沿津浦铁路南行，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德州。德州距济南110公里，途经平原、禹城、齐河三县。平原距我的家乡董家屯60公里，古时是个民丰物阜、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平原乡师坐落在老县衙，是当年刘备坐镇平原的旧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校园里青杨遮天，翠柳蔽日，湖水碧波荡漾，湖边垂柳依依，学校的七八排青砖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杨柳中。远处的津浦铁路上，时而有火车驰过，鸣响一串汽笛，为这古城老校注入现代气息。当时的平原乡师，有3个年级、300多名学生、30余位教职工，是当年鲁北规模较大、很有名气的学府。◆平原乡师20世纪60年代校貌
2008年底，我曾在于曼青（于春溪）的女儿于惠芳大姐家里看到一册1934年平原师范的《同学录》。她告诉我这是原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同志送给她的复印本。赵振清同志在平原乡师读书时与她的父亲同在一个班，与我的伯父同级不同班。他们有着深厚的同学情谊。◆于曼青的女儿于惠芳
那天，我郑重接过那本沉甸甸的《同学录》，心里激动万分。我仔细翻阅着，一页页寻找着伯父和其他一些我认识的老前辈70多年前的身影。那时学生的照片都制成椭圆形，下面对应的是学生简介。内容虽然简约，但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在70多年前却绝对时髦。我很快找到了伯父：浓密的头发，宽宽的额头，英气的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深邃而坚定，鼻梁高挺，嘴角微微上翘。英姿飒爽、青春四射的伯父那年19岁。
看着《同学录》中伯父和其他前辈的照片，我一边感叹光阴荏苒，当年英姿勃发的他们现在大都离开了人世；一边感动于他们怀揣坚定的信念，毅然踏上革命道路的豪迈。
我将那本《同学录》复印一本珍藏家中。有时，在深夜灯下，我拿出它来凝眉静思，独自对着伯父的照片低语倾诉；有时，女儿放假在家，我也拿给她看，让她对比一下不一样的青春年华，认真体味那个时代先辈们每次抉择所坚守的信念和人生价值，希望女儿不要忘记先辈们曾有过的激情岁月。◆伯父的同学及战友于春溪，抗战后改名为于曼青，1916年生于禹城李屯村。八路军129师禹城武装工作团创始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禹城武装工作团团长、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筑先纵队四营教导员。1939年7月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伯父的同学及战友赵振清，原名陶德明，临清刘垓子镇三十间瓦房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伯父的同学及战友高凤灵，又名高谋洗，字子坡，禹城连五高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去延安，后进入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炮兵学校。山东省解放后，在山东军区炮兵司令部任参谋长，后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作。1975年病逝。◆伯父的同学及战友谭锡三，禹城张庄镇李元庄人。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禹城县委组织部部长、除奸团团长、县长，运东实验区区长，宁阳县县长，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司长，抚顺物资局局长、石化局局长等职。1983年8月病逝于抚顺。◆伯父王克寇在《同学录》上的照片◆伯父在平师就读时的校长熊秀山◆伯父在平师与同学及老师的合影
徜徉在校园的花草树木间，吮吸着青砖瓦房的教室里飘出的书香气息，伯父长舒了一口气，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个地方曾经是自己遥不可及的梦想殿堂；为了迈进这个大门，二弟代他过早地用稚嫩的双肩分担着父亲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家里的父辈们累弯了腰，自己作为长子长兄，亏欠家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想到这些，一股辛酸袭上心头，表情也越发凝重。伯父把视线移向了远处的天际，思绪也一下子飘飞万里……
伯父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晚清义和团的故事，平原义和团拳首朱红灯率众揭竿而起，杀洋人，砸教堂，捣官府，风暴席卷全国，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洋鬼子的威风。站在这里，触景生情，他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义和团的英雄们手拿刀枪剑戟从这里阔步走过，他仿佛听到了那些英雄豪杰正义的呼喊……
这时的伯父正是梦想振翅高飞、立志报国的年纪。在这里，伯父遇到了几位对他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革命人物。马霄鹏就是其中之一。◆马霄鹏，原名马著源，1903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陈家庄，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心理系。1927年加入党。1931年秋到平原乡师任教。1937年后在苏鲁豫区党委任宣传部长。1939年7月，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暗杀分子王须仁和野心家王宏鸣杀害。
进入平原乡师后，伯父被编到三级甲班并担任组长。马霄鹏时任伯父班级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员，他谦逊和蔼，知识渊博，对学生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伯父的国文成绩在班里一直出类拔萃，深得马老师的赏识与器重。师生俩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对伯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马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给予详细解答，并引经据典，举一反三。师生间慢慢地拥有了一份浓浓的默契，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后来，我在《中共德州地方史》中了解了一些关于马霄鹏老师的情况。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鲁北地区以平原为中心先后建立起来的几届中共党组织连遭国民党破坏。至30年代初期，党组织一直处于极为困难的分散状态，党的活动也进入低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地下党员马霄鹏和李竹如（原名李一凡，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人，1905年出生，1927年入党，1942年11月2日在沂水县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先后于1931年秋和1932年暑假来到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他们根据党的指示，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当时，平原乡师招收的学生以贫苦农民子女居多，大部分都有一股正义感，拥有一片爱国激情，对社会的黑暗、日军霸占我国东三省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有时在课堂上公开抨击政治时弊。同时，这里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者赵健民等人创建的党组织，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学生思想活跃。马霄鹏和李竹如两位青年教师在这里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宣传工作，相对比较容易被学生认同。但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鉴于一些党组织屡遭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教训，马霄鹏和李竹如一直秘密隐藏，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马霄鹏和李竹如首先发展了一级乙班学生马诚斋入党，其后又发展了“读书会”的骨干入党，继而以“读书会”核心小组的名义开会，正式宣布平原乡师党支部成立。从此，这些新生的革命火种在平原乡师悄悄蔓延开来。
时任鲁西北特委委员、代号“207”的马霄鹏老师，一直利用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和培养外围的爱国青年。在长期的接触中，马老师发现我的伯父和几个学生思想进步，拥有一腔爱国之情，是培养的好苗子。特别是伯父，敢于揭露时弊、伸张正义，是个疾恶如仇、意志坚定的爱国青年，且为人厚道，有勇有谋，做事周全缜密，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在一次作文课上，马老师故意出了一道题为“立志”的作文。那时伯父他们并不知道马老师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清楚题目中包含了马老师开启学生心智、提升学生朴素爱国情怀的用意。课堂上，马老师注意到伯父久久没有动笔，翘首窗外，表情严肃凝重。其实那一刻，面对“立志”两个字，伯父的思绪如同翻江倒海般汹涌澎湃，过去的一幕幕浮现眼前：从亲人的一次次受辱遭难到自己的惨遭绑票、从恶霸土匪凶残无度到日寇铁蹄对我中华领土的野蛮践踏、从农民武装暴动到北京学生请愿和许多爱国之士的愤然怒吼……
他想起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诗人陆游，想起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爱国英雄岳飞，想起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起伏的思绪和壮志情怀使伯父扬眉剑出鞘，刀枪落笔端，洋洋洒洒的激扬文字一挥而就，跃然纸上。他历数历史上爱国将领和抗侵御侮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又笔锋犀利地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国民党腐朽黑暗的统治，最后以一首七言诗铭志：
国破民穷狗霸道，
苛捐杂税如牛毛。
日寇蹂躏我国土，
独夫民贼任逍遥。
恶魔吸尽千家血，
强盗榨取百姓膏。
中华民族遭涂炭，
立志驱寇救同胞。
是夜，马老师在洋油灯下批阅着伯父的作文。他被文中洋溢的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伯父不畏强暴、救国救民的决心深深感动。在灰暗的灯光下，同怀满腔热血的马霄鹏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惊喜，起身在屋里踱步，思忖今后该如何对我的伯父加以引导和培养。
第二天的作文评析课上，伯父的《立志》被马老师当作范文高声吟诵。马老师又一次引经据典：公元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率15万精兵大举南下。河北郡县大部失陷，独平原郡在颜真卿的率领下城坚兵勇。叛军久攻不下，绕道而去。唐玄宗先是哀叹平复河北无望，后又对颜真卿率部御敌大加赞扬。安禄山攻陷洛阳，进军潼关后，为消除后顾之忧，又派部将段子光携唐将蒋清首级到平原郡，妄图胁迫颜太守降服。颜真卿毫不畏惧，刀斩段子光，并召集将士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安史分裂叛国之罪行，激励众将士齐心报国，勇杀叛贼。很快，河北17郡联合响应，推举颜真卿为盟主，集兵20万，同前来围攻的叛军激战数月，为唐王朝平定叛乱争取了时间，作出了贡献。颜真卿这种不畏艰险、智勇退敌、爱国平叛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景仰。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的文天祥《过平原》的壮丽诗篇。马老师从平原太守颜真卿讲到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从唐朝雄踞世界讲到现在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清朝的颓废难挽讲到义和团向帝国主义洋鬼子开战，从鸦片战争讲到日寇侵占我东三省，从腐弱的国体讲到麻木的国民……中国上下五千年那苍凉悲阔的历史、马老师那铿锵悲壮的言辞在同学们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下课后，伯父一直在思索：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何方？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马老师开始和伯父及于春溪几个学生秘密接触，经常给他们讲一些什么是“剥削压迫”、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并介绍《共产党宣言》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内容，在他们心中播撒下了先进思想的种子。李竹如还和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业余剧团，导演编排了《五奎桥》、《香稻米》等进步话剧，编导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伪满洲国的罪恶阴谋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讽刺剧《大登殿》，在学校和社会上多次演出，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和报国热情。2009年，我在《中共德州地方史》中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大登殿》演出剧照，激动不已。
在马霄鹏、李竹如的带领下，爱国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上街宣传演讲，控诉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踏我河山、掠我财富、辱我同胞的罪行，号召每一个有良知的爱国民众自觉抵制日货，声援东北抗日联军……一时间形成了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洪流。◆爱国戏剧《大登殿》图片
渐渐地，如饥似渴地吸取新思想、新知识的伯父，犹如脱缰的野马终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广阔草原，那颗迫切追求进步的心充满了光明。伯父积极加入“读书会”，在思想和行动上日趋成熟并逐渐向共产党靠拢。
2.密办《禹声报》
1934年秋，在共产党员马霄鹏的指导下，伯父和于春溪等几个同学在学校秘密筹办了《禹声报》，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积极投身抗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伯父他们撰写了《还我河山》、《起来，亿万同胞们！》、《拿起刀枪冲向战场》、《埋葬帝国主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进步文章，还写了一些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诗歌散文。发刊词由伯父起草，经马霄鹏老师修改，于春溪、高凤灵秘密印发。然后，他们把《禹声报》秘密张贴到禹城的大街小巷和村庄。《禹声报》的诞生是伯父走向抗日的第一战场，也是他不断锤炼思想、向党靠近的平台。平时就喜欢写作的于春溪更是笔耕不辍，从这时起，他就开始用笔名“曼青”在山东省《民国时报》、《新亚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新体诗作，抒发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李长瑞老前辈讲：
1937年我们一块工作时，我常住他家，见到他剪贴的自己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一大厚册，约有60多篇。只可惜这些难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于1939年日寇在八区将军庙安了据点后焚烧曼青家住宅时一块烧掉了。《禹声报》犹如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立刻在反动当局炸了窝。禹城国民党县党部责成禹城警察局立即查获取缔。警察局的爪牙们在禹城上下进行了大肆搜捕。伯父等人声东击西，在平原县又放了阵风，故意留下《禹声报》的痕迹。即刻，平原、禹城国民党县党部同时组织搜查，把大街小巷角角落落都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查出一点头绪来。《禹声报》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定期发刊了两年多。《禹声报》引来不少同学的猜测，有的悄悄问伯父他们：是不是你们几个干的？也有的担心地提醒：赤色宣传是要坐牢掉脑袋的！你们就不怕吗？伯父严守秘密，笑而不答。伯父的沉稳和胆魄，让一直注意他的马老师感到革命的火种已在新的沃土里播下，而且这颗火种一定会在鲁西北大地上掀起燎原之势。
这时，一场载入革命史册的“反会考”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山东全省开展起来，年轻的伯父又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
1935年5月，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对全省师范学生实行会考，其真正用意是为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进步书籍，让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莫管国事，压制学生的爱国热情。这一做法引起全省师范学生的强烈不满。中共济南市委决定发动全省师范学校统一“反会考”，闹学潮，举行罢课斗争，抵制和反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沉疴积弊和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但是，在济南乡师与其他学校联系酝酿期间，迹象暴露。为平息此事，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下令各校毕业生班提前放假，听候会考通知。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济南乡师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在回忆这段学生运动时曾写道：
张振乙被派往平原乡师联络，通过与平原乡师党员马诚斋、赵毅等人的交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时李竹如老师已离开平原乡师，“反会考”斗争由马霄鹏老师秘密领导。“反会考”罢课前，平原乡师党支部作了较周密的部署，仍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发动。伯父激情澎湃，在班级和认识的同学中积极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5月中旬，声势浩大的全校罢课学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罢课斗争一直坚持了3天，伯父等人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振臂高呼反对会考制度的口号。《中共德州地方史》中对此这样记载：
迹象暴露，因而济南乡师和其他学校的“反会考”罢课斗争没有开展起来，只有平原乡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轰轰烈烈搞了起来。
后来，平原乡师“反会考”罢课斗争虽遭到国民党大批军警镇压，但这次斗争大大锻炼和考验了党组织和年轻的学生党员及热血青年，增长了他们的斗争才略和胆识，并为我鲁西北党组织的发展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做了重要准备。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以“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标语，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伯父等人也毅然投入这场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之中，他们与北平、天津学生组成的南下宣传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密切接触，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沿，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经过了数次革命洗礼的锻炼，伯父愈加成熟坚定。1936年4月，在马霄鹏的介绍下，经上级批准，年轻的伯父和同学于春溪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伯父的理想和信念终于有了坚实的归宿，一种天降大任的神圣感使他激昂兴奋，他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的已是共产党的红色血液，自己的身心已不再仅仅属于个人，也不再仅仅属于父母，而是属于那个崇高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在以后的日子里，伯父接触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册子，他满怀豪情、夜以继日地苦读、思考，并自觉地将这一有关劳苦人民得解放的学说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3.建立党支部
那时学校都会根据农忙时节放麦假和秋假。原来一直在两假按时回家的伯父，自从进入平师以来，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原来，他是利用假期搞一些党的地下活动：宣传抗日，积极发展进步同学加入爱国进步团体；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即使假期回家，也总是带着党的任务去农村发展党员。
好久未归的长子穿一身长衫回来了。爷爷王玉田见到四乡八邻尊敬和羡慕的大儿子站到了眼前，乐得喜上眉梢；老爷爷心里像是吃了蜜糖，一个劲地叫家里女人们快点烧火做饭；我的父亲和三叔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大哥；我的伯母也不时投来羞涩柔情的目光。
晚饭后，伯父关心地问起邻居王圣修是不是还像原先那么霸道，是否还常来我家寻衅闹事。原来，地主王圣修仗着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常常欺压乡邻，经常拿我家馒头不给钱也是常有的事。伯父上平师的第二年中秋节前，我爷爷向王圣修要馒头钱，他不但不给，还凶神恶煞地骂了我爷爷一顿。农历八月十四日晚上，放假回家的伯父听说王圣修仗势骂人，一股热血涌到了脑门。他起身拿起家里藏的一杆土枪直冲到王圣修家。我爷爷一把没抓住，差点儿踉跄倒地。尽管伯父血气方刚，可他还是很快地冷静下来。他把枪藏进王圣修院内的茅房里，想先看看王圣修的态度再行事。站在王圣修面前的伯父，一双骇人的眼睛放射着无惧的光芒，他义正词言地向王圣修提出警告：“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王圣修有些惧怕了，从那以后收敛了许多。可是伯父回校不久，王圣修又送来“白条子”勒索我家，不仅如此，他还常隔三岔五来找茬，让我家交钱买枪，说用来看家护院。
一次，我二爷爷气不过，顶了句：“让俺家买，你家怎么不买？”
王圣修听罢，阴冷地笑道：“你们就是一个个‘泥球’，我想怎么摔就怎么摔！”
我家不交钱，王圣修就指使别人牵走我家的牛，然后非让我家拿钱赎。村里的乡亲们明知他仗势欺人，可都敢怒不敢言。谁敢去捅这个马蜂窝呢？我爷爷多次被气得卧床不起，后来只要一听说王圣修来我家，吓得端碗的手直打哆嗦。
这次，当伯父又问起王圣修的事，爷爷就说：“比原来老实多了，可他狗改不了吃屎。咱要个人长本事才行啊！”“等着吧，有替咱报仇的！像王圣修这样的地主老财早晚要被打倒！”伯父充满信心地说。
这时，我家已14口人，继续靠种地和卖馒头维持生计，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随着伯父、父亲、三叔和五叔的逐渐长大，家里逐渐有了新气象。街坊邻里都说老王家的祖坟要冒青烟了，也就对爷爷他们多了些尊敬。
奶奶曾经对我无数次说起伯父的聪明才智。对于奶奶来说，当年伯父的音容笑貌早已牢牢地镌刻在心。伯父牺牲后的岁月里，这个伟大的母亲是靠一遍遍咀嚼着记忆坚强地走过来的。
一天，伯父赶着小毛驴磨了一上午面粉，奶奶、母亲和我伯母坐在炕上边做针线活边招呼他休息一下。“你们说咱家谁磨面粉磨得最多？”伯父眨着眼笑眯眯地问她们。“谁磨得多也不会是你啊！一年回不来几天，回来后还脚不沾地到处跑，说要做你的什么大事情！”我奶奶慈祥地笑着回答说。“那也不见得。要说你们磨得多，那俺问你们，磨一袋面，咱家的小毛驴要转多少圈？”
三个女人皱了下眉头：“哎，还真是不知道！”“那咱家磨房的屋顶上有多少根檩条？”伯父继续问。女人们一时答不上来。这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说伯父是个有心机的人。“你们不知道吧？俺知道。看来还是俺最熟悉。还说俺干活少呢！”伯父诙谐幽默的话语立刻引来大家的一阵开怀大笑。真没想到，这个在外念书很少回家的书生，干起活来不仅像模像样，而且心细，说话也讨人喜欢。父亲对我讲：“你伯父给你爷爷拉馒头车赶集卖馒头，他带了个半边破草帽去了，有人问爷爷，你雇长工了？旁边知情人说：这是他的秀才儿子。你伯父行事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好多人都说他不是凡人啊。”
伯父放假在家时，经常有些同学来找他，几个人在屋里叽叽咕咕不知密谈些什么，平原中学、济南三中的学生和附近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师与他也有秘密联系。我三叔就为伯父当过秘密交通员，干些送信、放哨和联络的事。这些事就连我的父亲也不知道。那时伯父经常到大纸坊学校去。在大纸坊学校，伯父发展了张福安（1943年被汉奸李连祥活埋）和李永钊两名进步教师为党员。他们在我家经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而且非常神秘。天冷时，他们就点燃玉米芯取暖。我爷爷王玉田对伯父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说伯父“掌灯熬油不干活，不会过日子”。伯父听了只是笑笑，嘴里答应着：“知道了，以后多给你赚点不就补回来了嘛！”
我想，那时爷爷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已不是先前的书生了，他早已投入革命事业中，背负起“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的历史重任。
伯父利用假期时间在家乡先后发展了齐殿友、马锐锋、郭金岭，刘金业、程山俊以及大纸坊村的张福安和李永钊7名党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有的担任了党组织的领导人和我军的优秀指战员，有的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秋，伯父在莒镇建立了禹城南部第一个党支部，伯父任党支部书记，齐殿友任副书记。
那年伯父21岁。
在不断了解伯父整个成长足迹和革命历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把当年伯父的一件件壮举和他的年龄联在一起。这让我更加佩服和感叹伯父那闪光的青春年华，也让我总是在思考“青春是什么”、“人生该怎样度过”这类古今中外的永恒话题。◆齐殿友，禹城董屯村人，是伯父在董屯村发展的第一位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莒镇党支部副书记，一直在地方工作。1992年6月病逝。
齐殿友是和伯父并肩战斗的革命前辈，他的儿子齐玉连曾把他生前的回忆录进行了整理。得到这个消息，我满怀激动，急切地想找到齐玉连。2009年初的一个冬日上午，我找到了齐玉连的家，看到了那份虽简朴但十分珍贵的资料。
在那份回忆录中，我了解到莒镇党支部的一段革命历史：为了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凑钱在村里办了个小杂货店，表面经营烟酒糖茶，实际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七七事变后，党支部把小杂货店改作中药铺，先生李兰田老师当坐堂先生，齐殿友给他拉药橱（做司药）。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党的活动内容也不断丰富。伯父经常把秘密文件及一些宣传材料让14岁的三弟交给齐殿友，然后通过交通员秘密送到禹城安仁、齐河晏城等地。内部交通员是我三叔王汝安，外部交通员是刘金业，不久，齐殿友把我三叔王汝安、堂伯父王汝祯（王克鲁）、董向荣（后来南下到贵州担任要职）等都发展为共产党员。伯父他们组建的这个交通站，后来还被定为中共禹城第六办事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号召民众全民参战，建立了坚固的齐禹抗日根据地。伯父在家乡的一些好友——郭金岭、郭青洪、王汝祯、王玉森（雷声）、王玉斌（宋光）、程山贵、金汉三、金冠三等人，都在伯父的带领下走上了抗日道路。年龄最小的雷声16岁给伯父当通讯员，数年中一直跟随伯父南征北战。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或生命。
齐殿友在回忆录里还讲到我的伯父带领部队回来，帮助董屯金冠三率领58人的自卫团训练民兵，教他们埋地雷、投手榴弹、拼刺刀等战术，还在徐集建立八路军兵工厂等。伯父在莒镇创建党支部无疑是禹城的一团红色之火！20世纪20年代末，禹城一高、季李胡店、安仁街等地的党支部虽然在李宗鲁、尉景平、杨中一、贺漫真等革命先驱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但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反动派的破坏。莒镇这团红色之火，从她出现就以其鲜活的能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后来，她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坚不可摧的抗战根据地，自始至终没有被破坏。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兵谏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开始从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平原乡师党支部的领导者马霄鹏传达上级指示：继续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活动，适时建立和发展我党组织，以配合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伯父等人按照党的指示，立即在学生、城镇民众、乡村百姓中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
4.抗日闹学潮
1937年春节寒假，伯父回到家乡。他白天顶着寒风，踏着厚雪，走街串巷帮父亲卖馒头，夜晚秘密地和同学到附近学校与当地学生青年联络，积极组织“青年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鼓励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一天，正在积极筹划抗日救亡工作的马毅之（后改名马凤元）和杨瑞亭拿着尉景平的信，以同学聚会的名义来找伯父。
此前，伯父和马、杨二人从未谋面，但见面十分亲热。伯父意识到是组织上派人来和自己联系，心里非常兴奋。但是，为了遵守纪律，双方在家人面前不便开口。直到黄昏时分，伯父送他们回去，出村口时，马毅之才展示了尉景平给伯父的信。见信后，伯父才知道马毅之就是禹城党组织的负责人，不禁激动万分。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马毅之告诉伯父，如今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党组织要他在家乡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伯父表示将进一步发展党的力量，组织“青年救国会”，在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会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做抗日救亡的先锋！”他们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目光中交流着信任、鼓励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几天后，伯父按照尉景平信中的约定，到禹城“鲁北读书社”与他们秘密会谈，一同去的还有同学谭锡三。与尉景平的会见给伯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深受鼓舞，斗志倍增。
这段时间，伯父他们与尉景平秘密开会不止一次。据老前辈杨中一回忆：“有一次，有两个提鸟笼子的平原乡师学生，一个叫于曼青，另一个叫王汝清，到我村的小学校。”那是伯父他们按尉景平的指示在秘密串联禹城各乡的进步学生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伯父的战友马毅之，原名马云祥，字凤元。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鲁北临时委员会组织委员。历任中共禹城县委第一任书记、第五支队政训处主任。后去延安学习，毕业后任豫西军区35团政委、第四野战军138师政委兼辽宁省临江地委副书记、中南区军工局局长、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2月23日病逝。◆杨瑞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禹城特支负责人，1938年初随伯父进入李惠民部建立政训处，1939年初任129师武装工作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调运东地委，1948年回本村任支部书记，1951年调北京民政局，1978年11月16日病逝。◆尉景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禹城一高任教，期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后任中共鲁西四地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14日，在地委和党校所在地茌平县郝集区张小庄给党校学员讲课时，突然遭济南、茌平几百余日军包围袭击。激战中，尉景平和地委书记刘培桐等36人壮烈牺牲。
寒假期间，伯父和于曼青、高凤灵等几个平原乡师同学，还有从曲阜二师回来的高春泉、从北京上学回来的高惠东等人在禹城八区会面。几个热血青年都是共产党员，相聚在一起，畅谈动荡的国内局势和中共在各地组织领导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抗日活动。他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志向胆识与理想信念碰撞在一起，如同干柴遇烈火般熊熊燃烧。他们决定即刻把抗日烽火燃烧到家乡禹城。于是，他们首先在禹城八区连五高小学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该校先后发展“民先队员”27人，其中教师9人，学生18人。伯父的同学李长瑞、马锐锋、聂华民、刘世杰等就是这时加入“民先”的。
为牢牢占领连五高小学这块阵地，放麦假时，伯父又回来在连五高小学建立了党小组，伯父任党小组组长。他们拟订了《党小组抗日救亡行动计划》，一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教育广大师生和群众认清当前形势；二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师生加入“民先”的抗日行列；三是打倒亲日派反动校长赵春雨。
原禹城教委财务科长于永贵老人当时才12岁，是儿童团团长，他向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原禹城教委财务科长于永贵
当时，距连五高一里地的李屯小学也是王克寇（即王汝清）他们的重要活动领地。该校教师聂巨庭是丁寺人，马锐锋是坡吴庄人，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在学校西南的庙堂（位于李屯西北部，现已无踪迹）里，秘密开会研究《计划》。他们还在庙堂里藏了一台油印机，秘密编写印刷宣传材料。为扩大宣传，他们发动师生搭建戏台，组织剧团，让一些爱国文艺学生天天登台演出。
伯父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反映日本鬼子摧残中国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话剧《花姑娘子》，有揭露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的《五奎桥》，有反对投降卖国、痛斥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粉墨登场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的讽刺剧《大登殿》等。这些剧目在当地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提高了广大学子和民众的觉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我后来又了解到，伯父他们搭建戏台，搞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原来是与国民党反动校长赵春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前，赵春雨不允许师生在校谈论国事，更不允许师生指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他在课堂上信口雌黄，大放厥词，说什么“时间换空间”、“日本国小人少，中国地域广阔，由他们占也占不过来，等他们分散开来后，中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把日本拖垮，当前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
许多师生质问他：“日本人占我河山，杀我同胞，掠我财富，国民党不打东洋而打共产党，这‘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岂不是卖国投降政策？你的这种言论岂不是汉奸卖国贼言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抗战还是妥协？斗争的风潮在连五高小学风起云涌。赵春雨凶狠地威胁、恫吓爱国师生：“你们想通共匪造反吗？国民党县党部正想抓几个共匪分子，你们也想尝尝进牢狱、过大刑、戴镣铐的滋味吗？”
伯父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连五高小学，抱柴添薪、燃烧起革命火焰的。在领导驱逐反动校长赵春雨的学潮斗争中，伯父展示出在党的培养下日臻成熟的谋略和才干。
赵春雨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有进步思想的刘佩儒校长就是被他挤对走的。赵春雨自从担任连五高小学校长以来，耀武扬威，一直对进步师生进行打压。见我伯父他们几个人经常出入校园，教育学生爱国抗日，他想扑灭这股刚燃起来的革命火焰。他发现我伯父是抗日活动组织者和中心人物后，便在一天晚上假惺惺地把我伯父叫到他的屋里，一边游说一边恐吓。伯父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赵春雨被气得一脸铁青，手里拍着匣枪恶狠狠地说：“你是不是赤色共党？你非本校师生，以后不许擅自进出，更不能煽动学生闹事。”
起初，伯父耐着性子给他讲所谓“闹事”的意义，给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针锋相对地指出：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是爱国行动，视为“闹事”的说法，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是亲日派对爱国行动的无理指责。
在激烈的交锋中，理屈词穷的赵春雨气得暴跳如雷，他像只被戳到痛处的狮子般大吼：“在这个学校，就得听我的，决不能允许你们来搞共党宣传……”
在门外等候的于曼青听到这里，冲进屋里，拉起我伯父就走：“甭和他费口舌了，同他谈抗日，就等于挖他祖坟。”
一场较量使他们看清了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动校长的真面目。当天夜里，伯父他们召开党小组秘密会议，决定掀起学潮，发动师生赶走这个反动校长。但是，斗争要讲究策略，伯父建议抓住赵春雨阻止抗日和贪污学校修缮费大修自己家堂这两点向他施压，然后将他轰走，这样县当局就会无话可说。建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行动，一夜之间，学校内外贴满了标语。
翌日清晨，整个校园沸腾了，铺天盖地的“赵春雨从学校滚出去！”“抗日爱国，人人有责！”“打倒卖国贼，不做亡国奴！”的大字标语取代了以往校园中“莫谈国事”的标语。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的赵春雨一下子懵了，他没想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最初，他暴跳如雷；后来，看到没人吃这一套，他便铁青着脸想赖着不走。可是，这时已经由不得他了，学生们气愤地把他的被褥扔到了校门外。赵春雨见没了立足之地，只好耷拉着脑袋，自下台阶，声称要到城里国民党县党部去告状，气急败坏地夹着尾巴狼狈地走了。
李长瑞前辈说：
连五高小学自建校至七七事变，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学生闹了5次学潮，都取得了胜利。参加领导这几次学潮的有高小一班、二班的学生王克寇、于曼青、聂华民、马锐锋、王健、高谋洗（高凤灵）和高小三班的我。这几次学潮，锻炼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骨干，为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八区活动播下了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天中午，伯父同于曼青、李荣宗、聂巨庭、马锐锋，高凤灵、赵中秋等人乘胜带领全校师生来到附近的徐庄、程庄、坡吴庄、丁寺一带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上，他们高挺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口号：“团结抗日！”“打倒日寇！”“赶走亲日派赵春雨！”宣传组每到一处都张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大好河山，沦为敌手，为了自由，决不罢休！”的标语，并向群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拍手称快。从这群朝气蓬勃、浩气凛然的青年身上，他们看到了中国不会亡国、中国人不会当亡国奴的希望，看到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从此，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如燎原之势，迅速燃遍整个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使军队和政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抵御日军侵略、挽救中国于危亡之际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强烈的声音：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民族，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全力投入抗战。
面对全国全民族的抗日形势，即将毕业的伯父心潮澎湃，热血滚涌。他向党组织保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愿将自己的热血洒尽，誓死救国！“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中共北方局发出了号召。毕业前夕，伯父和他的好友于曼青、高凤灵等人，穿梭于校园的“读书会”和“民先”组织等，把那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活力融入抗日救亡中，把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大业看作自己的使命。他们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到游击队去，誓死不做亡国奴！”
响亮的呼声、呐喊声传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激荡着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加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在向他们招手。
他们要毕业了，4年的师范生活为他们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阶级情、民族恨；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情壮志，什么是真正的胸怀天下……青砖白墙的教室曾回响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芬芳弥漫的草地曾是他们读书或憩息的净地，垂柳依依的湖边留下了他们漫步畅谈理想的足迹……如今，国家和民族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以往宁静的校园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未来等待他们的不是似锦前程和安逸生活，而是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和挽救民族的重任，他们要去披荆斩棘，要拿起刀枪迎战弹雨，要用自己的鸿鹄之志和血肉之躯换取一个有尊严的国家、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这是历史的使命，他们无怨无悔；这是祖国的召唤，他们豪气冲天！他们身上映现出了中国未来的曙光。正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年是我父亲到学校接回刚刚毕业的伯父。那天，天刚亮，我父亲推着家里的独轮木车到平原县城去接伯父。100多里的路程，给了哥俩充足的倾心交谈的时间。独轮车上是伯父的所有家当——一堆书籍。伴着木轮“吱呀吱呀”的声响，肩头挎着包袱的伯父，迈着矫健的步伐和我父亲走在夕阳绚烂的黄昏里。“你总算毕业了，往后咱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父亲十分开心地看着大哥笑嘻嘻地说。“这段时间，没有人再赖咱家馒头账吧？王圣修又来咱家找茬没？以后，不用怕他，会有人去收拾他的。”伯父没有正面回答，却歪过头向我父亲问道。“从你那次回家找王圣修算账后，他没敢再找茬。可是他仗着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连长，在村里还是不老实，净干些孬事。”我父亲回答着大哥的问话，继而叹了口气又说：“要说咱家的馒头生意，在十里八乡还真是有了名气。可是这几年来，咱家人过得实在是太苦了，一年到头从没睡过囫囵觉，也只能是赚些剩头过日子。爹对俺说，等你大哥回来就好了……”父亲向伯父絮叨着。
此时的伯父却陷入了沉思。他是毕业了，但他能按照家里人的设想，找份教书的差事养家糊口过日子吗？伯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国难当头，他不挺身谁挺身，他不担当谁担当！
伯父回来了，家里像过年似的，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少见的笑容，就连简陋的小院里都四处散发着喜悦的气息。
伯父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在农村，长子长孙会受到家族的特别眷顾，因为他将是家里的顶梁柱。因此，送伯父进学堂虽历经坎坷和磨难，但家里一直坚持把伯父供到师范毕业。如今，伯父成为村里瞩目、家族光宗耀祖的骄傲，在老辈人的心里，他的归来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歇口气了，而且教书是个受人尊敬的好差事，一家人也该扬眉吐气了。
伯父归来，最为兴奋的是我父亲和三叔，这个年长几岁的大哥是他们心中崇拜的英雄，从他的嘴里可以听到许多新鲜事情和不曾想过、也想不明白的大道理。每当兄弟3个在一起时，我父亲和三叔兄弟俩便一起央求大哥讲那些精彩的故事，那一刻，他们眼里会放出神往的光芒。还有我那年仅8岁的王汝溪叔叔，常寸步不离地跟在大哥后面，用好奇而崇拜的目光看着他神采飞扬地讲故事。
已经驼背的爷爷、慈祥善良的奶奶喜上眉梢，大儿子有出息，他们觉得生活更加有了希望。嫁到我家已经七八年的伯母，挽在脑后的乌黑发髻闪着光泽，俊美清秀的脸庞因见到伯父而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回到家的伯父十分勤快，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虽然他回家劳作的时间不多，但各种活照样精通。老爷爷、老奶奶一口一个“顺儿”地喊着，似乎感觉到苦难了多半辈子的生活，如今终于熬出头了。
但是，回到家的伯父，并不能把更多的时间给予亲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在召唤他去为之探索，为之奋斗，为之献身。他常常在家人进入梦乡时辗转反侧、难以成寐。他在思考：国将不国，家焉何在？！
第三章 统战斗争
1.组建“青救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京津相继失守沦陷。日军长驱直入华北，铁蹄践踏之处，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国难当头，毕业回到家乡的伯父，没有像父辈期望的那样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而是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去。
1937年9月，日军沿津浦铁路攻占沧州，10月3日进逼德州，接连占领平原、恩城、禹城、齐河。在蒋介石保存实力一贯退让的政策下，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在反攻石家庄失利后，被迫经临清、聊城一路南撤。鲁西北的民众惊恐地看着这支曾经威名赫赫的抗日队伍携着背包从前线溃退下来，一些地方国民党要员、大小官吏各自带着家眷壮丁携枪退到黄河以南，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经过。此时，鲁西北又遭遇空前的水患，真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鲁西北的混乱和人民恐慌已达到极点。一时间，中国“亡国论”和“恐日症”如瘟疫般迅速弥漫开来。
当时伯父的好友于曼青已到济南十八里堡任教，并参加了当时济南的“战地服务团”。伯父和他积极联系，并一起在济南和高惠东、高凤灵、高春泉等人会面。昔日的同学好友相聚在一起，大家敞开心扉，分析战局形势，抒发抗日胸臆，言辞壮怀激烈。最后，根据上级指示，伯父和于曼青回家乡禹城八区开展抗日活动，高春泉、高惠东、高凤灵被派去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于曼青与伯父毅然回到家乡，他们都觉得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是生在这个年代的血性男儿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尽自己的力量。
正值青春年华的伯父作出的选择，十分鲜明地诠释了那一代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
就在伯父和于曼青准备返回家乡时，中国共产党在禹城的早期负责人尉景平已在禹城安仁街高等小学内召开会议，商讨迅速建立抗日武装，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七大队”。李长瑞作为八区“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到会的有尉景平、金谷兰、马毅之（马凤元）、杨瑞亭、杨中一、张同海、张祝华（张成宪）、李长瑞、腾玉亭、杨业璞、区正山、李大河、李大山、李太德等20多名中共党员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由金谷兰任大队长，张同海（张同海，1896年生于禹城前油坊乡郅亲庄。童年随父闯关东，后去苏联西伯利亚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前回到故乡。历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副大队长、冀鲁边支队连长、特务三大队副大队长。1941年牺牲）任副大队长，其余为副官。会后，大家分头物色爱国青年和收集枪支，由金谷兰带领腾玉亭、谭锡三，先以“四大队”的名义组成小股武装开始活动。◆金谷兰，字贮溪，1904年生于高唐谷官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鲁北县委委员。他领导谷官屯起义失败后被捕。1935年出狱。1937年任鲁西北抗日第七大队大队长。1938年2月5日被土匪湛化堂杀害于金郝庄。
李长瑞刚回到八区，伯父和于曼青也回到了家乡。李长瑞向伯父和于曼青汇报了安仁会议精神，传达了中共北方局和鲁西北特委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深入敌后，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建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就在日军不可一世，大有希特勒“闪袭波兰”之势时，中国抗日前线传来胜利捷报：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115师获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近百辆、缴获轻重武器数百支的辉煌战绩。这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首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板垣部队以歼灭性的打击，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伯父他们立即在家乡禹城八区组建了“青年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手持大刀长矛的“青抗先”队伍威武雄壮，歌声嘹亮。伯父和几个骨干带领大家散发传单，集会讲演，演唱救亡歌曲，宣传爱国抗日。那时的伯父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凛然正气的气势鼓舞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当时的禹城八区，雄浑有力的《抗战歌》到处飘扬传唱：
七月七，日本鬼打演习，
用飞机大炮向我们袭击。
发兵占我绥、察、冀，
又来攻占我山东山西。
到处烧杀、奸淫又抢掠，不讲理。
同胞们，团结起来！
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齐心协力联合起，组织起来打游击，
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人们还高唱29军宋哲元部的《大刀歌》来鼓舞民族斗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英勇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团结起来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勇敢前进！
勇敢前进！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宋哲元是德州乐陵人。抗战初，他率军在长城喜峰口用中国大刀片痛杀小鬼子所创下的战绩鼓舞了全国人民。此时，禹城八区“青抗先”队员们一边豪情万丈地唱着这首歌，一边为这位铁血勇猛的鲁西北老乡深感自豪。那阵容、那歌声、那气势，使多少驻足观望的热血青年向往地加入了抗战队伍，又使多少人热泪盈眶、心潮激荡，自觉自愿地出钱、出力、出枪，更使多少麻木呆滞、只关心自家、不关心国家的人幡然觉醒，萌发了爱国良知。◆国民党爱国将领宋哲元（1885—1940）
齐河的孙靖州、姜虎文、张强、耿黄，长清的田墨林，都和禹城的“青救会”建立了联系。一群热血爱国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了一起。
根据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指示，齐河的姜虎文组织了“齐河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原、禹城县共产党员马诚斋、赵毅、霍仙洲、段尔平等在辛店一带组织起近百人的“平禹游击队”。一些鲁西籍共产党员在济南参加完中共领导的第三路军政训练班后，陆续回到鲁西北，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力量，其中禹城早期党员马毅之、尉景平、杨中一及高唐县共产党员金谷兰在禹城安仁一带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抗日烽火如燎原之势遍及鲁西北大地。
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1937年10月底，在禹城县连五高小学内，伯父和马毅之、尉景平、杨中一、杨瑞亭、张成宪、于曼青等围坐在昏暗的油灯旁，成立了中共第一届禹城县委，马毅之任县委书记，尉景平任组织委员，伯父和杨中一任县委委员。伯父分管武装建设。县委辖6个党支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禹城县总队部”，具体由于曼青和李长瑞负责。县委还创办了《青年报》、《血花》、《浴血奋战》等刊物作为抗日宣传的阵地。灯光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庞，每一双眸子里都透着热忱、坚毅和果敢。◆中共禹城党组织沿革示意图
县委决定，迅速在八区李屯小学将“民族解放先锋队”改建为“禹城青年抗日救国会”，以团结带领农村广大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并从中培养、发展骨干和积极分子为共产党员。“青救会”的重要人员有于曼青、李长瑞、聂华民、马锐锋、聂巨庭（原名聂铿广）、马卫平、刘世杰、朱智、王健、杨思圣等。“青救会”成立以后，由王健负责收听记录广播电台新闻消息，然后大家将来自全国各个抗日战场上的消息写成报道，综合编发刻版油印。《青年报》每四五天出一期，每期200多份，一直坚持出了40多期。此后，他们又不定期地出版了《血花》、《禹声》。
为做好抗日舆论宣传工作，于曼青亲自执笔起草《抗日宣言》和《八路军告民众书》，并刻写钢板，伯父和李长瑞也撰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五六百份宣传品贴遍了60多个村庄，大大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一天晚上，在李屯小学的“青救会”部，伯父、于曼青、李长瑞3人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青春洋溢的激情，在一起共同商量取什么笔名。最后，伯父取笔名“青辉”，于曼青叫“西风”，李长瑞（原名杨学颜）叫“雁声”。后来，“青辉”和“西风”都没有叫起来，“于曼青”和“杨雁声”作为化名却被叫了起来。之后，“杨雁声”又化名“徐英”、“李长瑞”。李长瑞老人曾风趣地对我说：“有时我们叫你伯父‘馍馍顺儿’。”他们用笔名在《禹声》、《血花》、《新青年》上抒发自己满腔的爱国之情，并向禹城民众吹响了抗日的进军号。◆王健，原名杨健，禹城小纸坊村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禹城县政府区长、科长、秘书，敌工部部长，政治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情报所副所长、国家科委情报局副局长。1991年1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在《禹城县志》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1937年秋，大涝，河水涨溢，平地行船数十里，禹城（火车）站南水深数尺。1937年10月12日中午，日军两架飞机炸毁禹城火车站客车3节，逃亡者死300余人，伤200余人。10月14日，日军千余人侵入禹城县西北部的张庄和黎济寨村。11月12日，驻黎济寨村的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侵犯禹城火车站。不久，在禹城火车站附近建营区、弹药库等。营区设碉堡，四周置堑壕、铁丝网。并先后在张庄、大段、辛店、质金赵、赵集、辛寨、菜园、伦镇、将军庙、徐集等地设据点。
从这些真实的记载中，不难看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当时正在承受着内忧外患的煎熬。一边是战火烧来，一边是大水淹没。正当伯父一边奔走呼号发动民众起来抗日，一边组织乡亲们挖沟排水、抢修民房时，国民党禹城县长杨进清却被日寇的进攻吓破了胆，趁国民党韩复榘部在禹城西北部黎济寨一带还未与日军交战，先于10月9日携枪械带家眷弃城南逃。在这种情况下，由共产党员金谷兰、张同海等数十名抗日勇士新成立的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义无反顾地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12日，日寇轰炸禹城，随后日军岗村部队1000多人在骑兵和大炮的配合下，兵分两路从平原向禹城进犯。有六七百名日本兵，在一个叫大村的头目带领下占领了禹城黎济寨。他们把各家院墙扒开，使户户相通，把门窗拆下烧火做饭，把百姓的猪羊鸡鸭全部吃掉；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奋起反抗的群众。另一批日本兵300多人，占领张庄后也是杀猪宰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的队员
同日，日军强渡马颊河，企图袭击高唐城。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挺身而出，在高唐、夏津边界马桥设伏袭击。可是，面对武器装备精良、军事训练有素的日军，我们的将士仅有一腔热血和抗敌赴死的决心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刚刚组建的抗日游击队损失惨重。血的代价让新成立的抗日队伍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开始明白，只有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2.改造地方民团
当时的鲁西北，到处可见国民党的溃军，土匪杂团更是多如牛毛，连农村的地主富户都有自己看家护院的武装家丁。但是，他们人数虽多，却各为其势，各为其利，各为其行，犹如一盘散沙，难以抵御外强。尤其可恨的是，以禹城汉奸姜友邻为首的20多名亲日商人及土豪劣绅，竟认贼作父，打着日本膏药旗，出西关迎接日军进城。
大敌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凝聚各方力量，把那些打家劫舍、骚扰一方的土匪顽杂统一联合起来，使其枪口一致对外，并聚拢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重整旗鼓，共同抗日。
鉴于局势动荡，统一战线是当时抗战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加上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刚组建不久就被打垮，急需及时总结经验教训，1937年11月，禹城县委在质金赵村召开会议，研究了目前日寇压境的紧迫形势，决定采纳一直在做民团争取工作的伯父的建议——深入李惠民民团内部，做团结争取工作，促使他带领地方民团举旗抗日。
为什么确定李惠民为第一个统战对象呢？李长瑞老前辈在回忆录中解读了其中缘由：
李惠民早先贩卖私枪，曾被北洋政府通缉，他跑到北平藏匿到他的老乡高惠东处。高惠东当时在北平以半工半读形式就读于朝阳中学，念及同乡情谊就收留了他。那时，熬着一个馒头分两半的日子，高惠东帮他渡过了难关。此后，李惠民对高惠东感恩戴德。七七事变后，李惠民在八区借着与高惠东的关系曾经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武装力量。当时，靠近铁路的各股土匪武装都是依靠地主作后台，而李惠民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也有意与我党合作，把共产党暂时当作自己的靠山。
正是因为李惠民有过接近共产党的意愿和行动，所以伯父觉得联合他加入统战大有希望。伯父决定让一些党员打入李惠民内部，这样可以一边促使李惠民积极抗日，一边在李部基层士兵中搞好抗战鼓动宣传工作，不断提高抗日士兵的觉悟，在士兵积极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使之成为我党抗日武装的骨干，争取内外联动，改造土匪武装。
考虑到于曼青与李惠民是同乡，便于沟通，经过深思熟虑，在伯父的安排下，决定先由李长瑞摸清情况，然后让于曼青单枪匹马找到李惠民。“我有几个同学，刚从平原乡师毕业，目前在兵荒马乱中找不到工作，想来投奔三叔，效匹夫救国之力。”在李惠民的厅堂，受命前往的于曼青沉着机智地娓娓道来。
坐在太师椅上的李惠民低头思量一下，突然眼睛一亮，说：“好！那就来吧，我这里正缺少有见识的文化人帮我调理部队。”说完他又心存戒心地叮嘱道：“春溪，咱可要些可靠的人啊！”
于曼青坦然一笑：“那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不可靠的，我也不叫他来啊。”
李惠民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他略通文墨，也能审时度势，深知要成大事没有有识之士辅佐难以成功。加之高惠东曾经有恩于他，于是，伯父同杨瑞亭、张同海、张祝华、肖金淦、侯福元等很快进入李惠民民团。
这时在鲁西，范筑先将军已接受共产党的统战主张，在辖区所属旅团里派驻了由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学生组成的政训处。在这样的背景下，伯父在李惠民部很快成立了政训处。伯父任政训处主任。不久，站稳脚跟的杨瑞亭被任命为李部二连连长。在伯父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李惠民拉起了这支初创的抗日武装。接着，他又听取伯父的建议，消灭了周围几股抢掠百姓的土匪武装，维持了当地治安。随后，伯父在内部从严整军肃纪，进行兵事改组；在各连队设立政治指导员，对士兵进行时事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士兵为中华民族图存而战的爱国意识，教育他们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伯父还自编了一些抗日歌曲来鼓舞士气：
抗战一发生，大炮响连声。
不让日本鬼子来逞凶，
糟蹋老百姓。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联合抗日中国不会亡，
杀敌是英雄……
通过一段时间整训，李惠民部队风纪明显好转，士气高昂，李惠民也随之声名鹊起。不久，他的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拥有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在当地大小武装部队中成为实力最强的一支。接着，伯父在军中秘密发展了一批“民先”分子和共产党员，李达、袁西敏、李铁军（颜振鹭）、程义盛等都是这个时期被发展的党员。
我曾听父亲讲过这样一件事：为维持当地治安，李惠民常在八区巡游驻防。一次，伯父带李部开到董屯，暂用了王圣修的房子（官兵住在他家，伯父回自家住）。王圣修看到昔日的对头如今掌握了枪把子，很是坐立不安。他备下酒席，想为军官接风，不想被拒绝，于是他一趟趟地来我家请伯父前去说情，伯父先以军纪严明拒绝吃请，然后话锋一转：“目前大敌当前，抗日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马上把你的4把盒子枪拿出来打鬼子，把你的钱粮支援抗日部队，到时候自然会有人‘领情’。”
此时的王圣修对伯父不计前嫌很是感动，他的抗日爱国之心也被唤起，向抗日队伍献出了枪、钱、粮。他的儿子虽在国民党部队，但也为抗击日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李惠民部，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伯父是统战高手：一是融洽了李惠民与红枪会的关系，使其化解矛盾一致对外；二是说服李惠民参加了范筑先指挥的民族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南镇阻击战。
当时赫赫有名的红枪会是禹城南部势力较大的封建武装。那时的禹城八区以莒镇为界，西部是李惠民地盘，东部是齐林山自卫团和红枪会的势力范围。
民先队员齐林山受我党派遣打入齐集一带红枪会，先任红枪会团长，后又当上了13个红枪会团的总团长。齐林山是个急公好义愿意抗日的血性汉子，伯父早有耳闻。红枪会抗日事迹在当地也广为流传。
抗战初，日军200多人入侵伦镇，红枪会大师兄娄风山和关公会首领李德吉率众抵抗，他们赤膊画符，挥舞大刀长矛和土枪土炮，凭借伦镇的土圩墙与日本鬼子展开激烈的守镇战斗。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久攻不下，恼羞成怒，调来迫击炮、小钢炮等重型武器进行轮番轰炸。激战一日，伦镇陷落，群众死伤140多人，房屋被炸毁无数，这就是禹城史上日军制造的“伦镇惨案”。红枪会喋血抗日，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但是，李惠民部却一直与红枪会势不两立，各立山头。◆禹城革命纪念馆对伦镇惨案的介绍
李惠民队伍中的成员多是些行伍出身，其中也有地痞流氓和无赖。他们中有些人匪性难改，隔三差五地就会到红枪会地盘抢掠百姓，与齐林山的红枪会多有摩擦，双方冲突不断。为稳定抗战大局，伯父多次出面调解。他曾在大纸坊的大庙内安排了李惠民与水牛李庄红枪会营长杜之舟会面。当时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相当紧张。
李长瑞前辈的回忆录中对这次调停也有所记载：
李惠民部与红枪会互相交火，战争不断发生，克寇同志为了避免同胞自相残杀，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围绕“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强敌入侵国破家亡危机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团结一致枪口对外”的精神，双方各派代表在大纸坊谈判言和消除争端，使分裂的八区又复统一起来，也为以后县区机关往东转移铺平了道路。由于克寇同志辛勤的工作和有力的领导，禹城抗战局面很快打开，与邻县党的组织、救亡团体和抗日积极分子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抗日声势不断壮大，使禹城县委驻地李屯成为当时禹城、齐河、长青、茌平四县边区抗日活动中心……
李惠民部与红枪会的握手言和，可以说对于当时的抗日工作意义深远。从老前辈齐林山的回忆材料中我了解到，当时红枪会和李惠民部能够和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伯父思想工作做到了家。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促使双方迅速达成了抗日共识。在此后频繁的接触中，伯父和齐林山也因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久，红枪会取得了抗日名将范筑先部的番号。1938年12月，在齐林山的带领下，该部被编入八路军115师平原纵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各方力量达成抗日共识，是伯父统战工作中出彩的一页；说服李惠民率部参加范筑先统一指挥的南镇阻击战，则是伯父统战工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时期，伯父带领政训处人员狠抓李惠民部的部队纪律，开展时政教育，带领士兵学习文化，唱政训处自编的抗日军歌，以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他还在部队倡导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废除旧军队打骂士兵的旧习气，因此部队很快呈现出士气高昂、焕然一新的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便发展到700余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李惠民部被编为范筑先部第六战区第四队王子范队第三营，李惠民任营长；伯父所在的政训处也一度成为中共禹城县委的秘密驻地和“青救会”开展活动的合法场所。
在山东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聊城县县长范筑先的领导下，鲁西地区的抗日爱国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范筑先在全面抗战的大形势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主张，在聊城创办了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邀请共产党员和华北流亡爱国学生来部队做政训员。除此之外，他还将辖区由12个县扩展到30余个县，把抗日队伍发展到35个支队5万余人。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配合范筑先发动群众，组织抗战群众团体。鲁西地区的抗战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范筑先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鲁西地区构筑起抗日御敌的铜墙铁壁。◆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1882年12月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南彦寺村。1904年从军。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四师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后厌于内战，退出军界。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张维玺第十三军少将高参。九一八事变后，到山东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任少将参议，并先后任沂水、临沂县长。1936年11月调任山东省第六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组建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合作，使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壮大。1938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以身殉国。
就在群众抗日武装纷纷摩拳擦掌、请缨杀敌时，日寇开始大举南侵，觊觎鲁西。此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竟不顾百姓生死，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同时命令第四（临清）、第六（聊城）两区县军政官员及武装力量退守黄河以南。范筑先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坚决不渡黄河南撤，而是回师聊城守土抗战。范筑先于1937年11月19日向全国发出电文：
概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到，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职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惟望饷项械弹，时与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颈南望，不胜翘企。
这封义薄云天的电文，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的抗战热情。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把聊城、临清、禹城等10个县的行政保安承担起来，稳定了鲁西的抗日局势。
1937年12月26日，自称骄兵悍将的日寇步骑炮混合部队500多人，直驱东阿县南镇滑口，欲南渡黄河以钳制济南。范筑先立刻命令茌平四大队王子范部带手榴弹、炸药、地雷去南镇堵击。王子范下令调李惠民营参战。大战在即，千钧一发，李惠民却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拒绝出兵。任凭于曼青怎样做工作，李惠民就是按兵不动。见此情形，伯父亲自登门，开宗明义，面陈力劝，并义正词严地告诫李惠民，国难当头，必须服从范将军的指挥命令，开赴前线。在伯父的慷慨陈词和忠言相劝之下，李惠民前瞻后顾、左右权衡，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率部参加了南镇之战。
3.创建“武装工作团”
范筑先的抗战队伍在徒骇河南岸南镇河堤摆开了阵势，与肆无忌惮、长驱直入的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装备精良、恃强轻敌的日寇根本没想到会在鲁西遭到非正规武装如此顽强的堵截，开始用机枪、掷弹筒向我民团战员猛扫，试图突破防线。我抗日民团虽装备落后，但大家同仇敌忾、勇猛无比，犹如一道铜墙铁壁。范筑先将军亲率数百人驰援。俗话说：“骄兵必败。”在血战中，日军死伤100余人，损失惨重。日军南渡黄河的阴谋计划最终也没有得逞。
对于南镇大捷的情况，1939年《鲁西区党委统战报告》作出了总结：
太原攻下，敌人复转移兵力到津浦线来……十二月某日，敌人三百余自高唐出发，企图经茌平从东阿渡河进袭泰安，使济南前后受敌。敌人到高唐之南镇即与范（筑先）接触，连战三天。敌人最后增到六百余人，范也抽调一个营支援。这次战斗中，政训处工作的同志，为了他们最光荣的任务，即动员民团参战，经三昼夜的战争，把敌击退。敌此次伤亡百名以上，范部也伤亡七八十名。这次战斗更增加了范的威信，兴奋了鲁西北的广大群众。同时由于政工人员的英勇参战，使范更深切地认识了青年，政工人员在范的身上立下牢不可破的信任。
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虽也不乏英勇顽强之劲旅，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面御敌屡屡失利，痛失我华北大好河山。一时间，“恐日症”的暗流席卷全国。此次南镇大捷无疑给期待抗战胜利的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使全国人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像雪片似的发来。李惠民也受到了范筑先将军的嘉奖，地方百姓纷纷前来犒劳慰问他们。
在敌强我弱、国民党部队溃逃南下的时候，范筑先将军只率大部是非正规武装民团的千余人就能取得阻击日军的胜利，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奇迹，实则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是伯父等人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促使民族精诚团结迸发出强大力量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为了国共合作的统战大业，马毅之和尉景平相继调离禹城县委，到聊城协助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收编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2月，伯父接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于曼青任组织部长，李长瑞任宣传部长，聂华民、聂巨庭、王健、杨保生、焦连河、李刚等18名同志任委员。
那一年，伯父22岁。
伯父从担任中共禹城县委主要负责人那一刻起，就用自己的热血为禹城抗战斗争史书写着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因此，他被后人誉为禹城抗日的“开路先锋”和“革命先驱”。我无意扩大伯父当年在禹城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当我一步步追寻他的足迹时，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十分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中伯父青春光彩的炫耀夺目。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后来的战斗岁月中演绎了无数精彩传奇的故事。
南镇大捷的胜利让李惠民头脑发昏。他开始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并以功臣自居。他利用职权之便修建了两个公馆，把三姨太、四姨太接来。过去远离的土豪劣绅也趋之若鹜地前来讨好逢迎，这个赠马匹，那个献皮袍，李惠民是来者不拒，悉数收下。有人还专门给他建立了“供应处”，供他和他的属下花天酒地地享受。他个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飘飘然地想当一方的“土皇帝”。尽管伯父多次忠言相劝，可李惠民却听不进去，他不愿意听共产党人给他“挑毛病”。加之国民党趁嘉奖之机，派要员赵春雨进驻他的队伍，在里面吹阴风、点鬼火，使李惠民开始与我党离心离德，其背离统一战线的端倪渐显。
鉴于政训处并不能团结大量农村青年组成抗日武装，加上李惠民身上发生的变化，县委决定，伯父与在李营的共产党员二连连长杨瑞亭及肖金淦等人继续留在李营开展工作，于曼青、李长瑞、聂巨庭、聂华民等人则在“青救会”的基础上，适时组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此期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和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部到达冀南南宫县，伯父和尉景平多次前往联系。1938年3月，伯父与于曼青、李长瑞去夏津县。虽仅不到70公里的路程，但是由于沿途土匪、日伪封锁，几经盘查刁难，伯父3人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伯父向组织汇报了鲁西统一战线工作，请示下一步抗日的发展方向，并带回129师的许多文件和宣传品。5月，伯父等人再次找到鲁西北特委。特委决定禹城县委建立我党武装，指示他们要以“青救会”为基础，成立129师独立旅禹城武装工作团。
当初，“青救会”的生活费由李惠民供给，印刷经费除大家凑钱外，主要依靠各个武装团体募捐。经常捐助的有李惠民部、李连祥部、茌平县的云茂才部和吴春阳部，还有长清县的姜玉河部等。
现在，为了组建武装工作团，伯父和好友于曼青开始自筹经费、收集武器。伯父把我老爷爷卖猪卖羊的钱全部拿来作经费；于曼青的父亲也积极支援抗战，卖掉家里一头猪，又东拼西凑托亲告友借来一些钱，为儿子买来一支匣枪；于曼青从前王刘庄刘吉堂家动员来一支湖北“汉阳造”，从苗林村姑父李丙山家动员来一支手枪；罗克、朱智等也想方设法借来4支步枪。这样，他们共收集到长短枪10余支。此外，他们还搞来了一些鸟枪、大刀、红缨枪等民用武器。武器解决了，可没有给养，30多名团员的吃饭成了问题。伯父和于曼青等人从家里背来谷子，大家抱起碾棍一边碾米，一边唱着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瞄准敌人！
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1938年夏，李长瑞和聂巨庭骑自行车费尽周折从夏津领来40套灰军装和一些“八路”臂章，还有50个手榴弹。大家把聂华民书写的“129师武装工作团”大牌子挂在了李屯东门路南“青救会”的大门上，门旁还设有岗哨。从此，以于曼青为团长的八路军129师禹城武装工作团宣告成立。在创建工作团的过程中，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也更加深刻地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创建之初，武装工作团只有两个班：大枪班和手枪班。骨干力量也只有于曼青、聂华民、李长瑞、肖金淦、马锐锋、雷声、聂巨庭、朱智等人。但是，武装工作团的成立表明了抗日救亡运动已经由宣传群众发展到武装群众的阶段，标志着禹城八区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标志着我的家乡从那时起高举起抗日红色旗帜，成为红色抗日革命根据地。从此，这支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在血与火中成长，在玉石俱焚中厉兵，逐渐成为威名遐迩的英雄“老二团”。
李惠民见八路军主力已开到高唐，便见风使舵，几次找到县委、特委，以所部已有共产党的政训处和各连已设政治指导员为由，要求把所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特委研究讨论后认为：鉴于李营成员成分复杂，国民党已派驻赵春雨进去，与各地主武装打得火热，他们又不愿意受八路军纪律约束等因素，当下改编时机尚不够成熟，因此对李营先按八路军游击队对待，发给李惠民“八游”臂章。李惠民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共产党不相信他，由此心生怨恨。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李惠民在自己地盘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与其同眠，于是停止了对“青救会”（武装工作团）的供给，还放出话来说要缴武装工作团的枪。
为了稳定鲁西北来之不易的抗战大好形势，消除李惠民对共产党的疑忌，坚持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根据县委的指示，武装工作团从大局出发主动离开八区李屯，经聂华民介绍，赴长清县潘店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此举即表明了我党在统战合作中的襟怀坦诚，也解除了李惠民的顾虑。
武装工作团在长清县潘店（今属齐河县）一带很快站住了脚。团长于曼青擅长宣传工作，每进一个村庄，他首先让工作团的宣传员安玉祥在村头给群众先来一段大鼓书，然后再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工作。以往这里土匪猖獗，百姓深受其害，人们对兵痞土匪深恶痛绝。可是，这支队伍开进来后，吃的是各家各户凑的野菜干粮，住的是百姓的闲房和场院破屋，而且待人和气，纪律严明。慢慢地，当地群众看出这是一支保护人民利益的抗日队伍，开始拥护这支部队并多次恳请于曼青团常驻该地，为民助威。从此，工作团在潘店一带扎下了根，并逐渐扩大发展了抗日武装，使这一带日后成为我党领导的坚实根据地。许多老干部在回忆武装工作团这一初创阶段时深情地说：“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播撒的是革命火种，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希望。我们工作团是长征精神的继续，播撒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是共产党人要打翻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信念。”
随着前线战事吃紧，华北局势更加动荡，此时的津浦铁路禹城段已被日寇占领，一条铁路将禹城分割为南部和北部。抗战营垒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发生了动摇倾向。李惠民凭借武装力量的增长，在一些卖国求荣汉奸的摇唇鼓舌之下，极力想摆脱与我党的关系，搞封建割据独立王国，开始对伯父这些政训人员心怀叵测。而此时，曾经被伯父等人赶出连五高小学的国民党禹城要员赵春雨摇身一变成了李惠民的“狗头军师”。他常在李惠民面前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帮穿大褂的虽然没有枪、没有炮，但在百姓和士兵的心目中威望极高。王汝清和于曼青是领头人，又在营部设了政训处，久而久之，他们的威望将不在团座之下呀！”兵痞阎玉珍也在一边旁敲侧击：“我听说那个王汝清和二连连长杨瑞亭在营里与连排长搞得火热，士兵们也围着他们团团转。团座，这事不可不防啊！”李惠民的弟弟李朝生更是满腹牢骚：“我说三哥，这些穿大褂的是干什么的？住店的得拿店钱，吃饭的得拿饭钱，他们不拿还不说，还整天给兄弟们念紧箍咒，‘纪律、纪律’的都念到我头上了。”
在这些人的纷纭扰攘之下，李惠民彻底动摇了。一天晚上，他屏退左右，召集心腹手枪班班长和一、三、四连连长密谋，决定先拿我伯父和杨瑞亭开刀，利用晚上部队集合清点，除掉政训处的共产党员，来个杀一儆百。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紧急时刻，队伍中杀出了一个急公好义的好汉。此人是三连连长孙兰阁。他早已和共产党员杨瑞亭结为义气兄弟，并对伯父他们在部队里的统战合作颇为赞赏，对李部排挤共产党政训人员的卑鄙龌龊行径深恶痛绝。于是他火速找到杨瑞亭，将李惠民的恶毒诡计和盘托出。听孙兰阁一说，杨瑞亭感到事态严重，急忙找到伯父商量。伯父当即决定：马上通知李荫楠（李达）、张祝华（张成宪）、袁西敏、侯福元等迅速撤离李惠民部，到驻在夏津的鲁西北特委汇报。然而不幸的是，侯福元还没来得及从李营撤离，就惨遭杀害。
在痛失战友之后，劫后余生的伯父等人进一步看清了顽固派和反动派的凶恶嘴脸，更加意识到统战工作的艰辛及危险。血的代价让他们坚定了建立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决心。
离开李惠民政训处后，伯父马不停蹄地赶赴夏津县，找到特委书记张承先。张承先告诉伯父，党组织正研究计划建立新的鲁西北特委，发展鲁西北抗日武装，让伯父先去河北南宫党校学习。禹城县委书记由于曼青接任。
听李长瑞老前辈讲，在伯父、于曼青、李长瑞3人第一次去夏津找特委汇报工作时，特委书记张承先就看中了伯父这个人才，所以派伯父去学习，以进一步培养锻炼他。我在1939年的《鲁西区党委统战工作报告》中看到：
由于环境关系，在统战工作以范专员为主的环境中，鲁西、鲁西北特委都未开办党的训练班，冀鲁豫省委成立后发动各级同志到南宫党校受训，县委级的干部多受党校训练。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时任县委书记的伯父去南宫党校学习不仅是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牢牢掌握主动权的需要，更是当时抗战大环境的需要。
踏着伯父曾经的足迹，我来到河北南宫县。它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冀、鲁两省交界处，属华北平原海河流域。南宫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冀鲁豫边区省委、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军区所在地。在党校学习期间，伯父聆听了129师陈再道、宋任穷等首长关于抗战形势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报告，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战政策、策略和游击思想，学习了埋造地雷和游击战术，参加了军事科目的训练。通过学习，伯父不仅增强了对中国抗战前途和命运的信心，而且增长了军事才能。这为他在未来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发挥指挥才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冀南南宫八路军129师司令部
4.成立游击支队
1938年，在我抗日军民奋起反击下，日军在津浦铁路禹城段屡次受阻。于是，疯狂的日军便在禹城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案。辛店惨案便是其中之一。1938年5月23日，民团团总褚连三的继子正在娶亲，日军300多人分乘10辆汽车和4辆摩托车突然包围了辛店，把群众赶到一个园子里，然后挑出青壮年，怀疑是八路军的就每凑到十几人杀一批。杀完第六批后，群众还剩下16人。日军就把他们绑成一行，只杀双数，排在单数的8人则被带走，从此失踪。辛店惨案中共有124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禹城革命纪念馆对辛店惨案的介绍
8月17日，日军又在王寺庄和唐庄制造血案，杀害王寺庄11名无辜老人，杀害唐庄80多名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在唐庄，日军还烧毁了200多间房屋。◆禹城革命纪念馆对唐庄惨案的介绍
历史的沉重往往引起人们对战争的思考：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战争就从未间断。战争既能摧毁已有的文明，也能涤荡沉积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愚昧。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唤醒了沉睡的理性，升腾起追求正义和进步的信念。
面对日寇的凶残杀戮，本性善良的鲁西北百姓别无选择，只能擦干眼泪，拿起刀枪，以更加顽强不屈的精神走上血肉横飞的战场，迎战那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时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的伯父组织党员和抗日骨干到群众中宣传发动，号召全民参军参战、破寨挖路，自卫团前方打仗，儿童团站岗放哨抓汉奸，父老乡亲抬担架、救伤员、送公粮。各方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八路军部队作战，开展敌后抗日游击。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时的鲁西北抗战形势有过这样的论述：
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
这是毛泽东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所作的高度评价，是对鲁西北我党与范筑先将军合作抗日的肯定和赞扬。它使鲁西北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8年2月15日，陈再道率东晋纵队到达南宫，成立冀鲁豫边区党委。为配合徐州会战，孙继先率津浦支队挺进鲁西北平原，活动在高唐、恩县、夏津、武城一带。张承先作为鲁西北的代表，配合津浦支队工作。伯父经常去夏津一带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寻求救国救民发展抗日武装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1938年初，范筑先和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在威县举行会谈后，四专区和六专区变成了性质不同的两个专区：六专区是国民党军队活动地区，八路军不去公开活动；四专区为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地区，国共彼此互不干扰。6月，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冀鲁豫省委决定，将鲁西区委分为两个特委：以聊城为中心建立鲁西特委；鲁西北特委在夏津县城女子小学成立，张承先任书记，尉景平任组织部长，彭天琦任特委委员，刚从南宫学习回来的伯父任特委委员，分管武装建设。两个特委均属冀鲁豫省委领导。新的鲁西北特委领导夏津、武城、平原（铁路西）、禹城（铁路西）、齐河（铁路南）、恩县、高唐、临清、邱县、清平10县党的工作。新特委的成立加强了我党对鲁西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1938年7月1日，为纪念抗战1周年，新的“鲁西北游击支队”在夏津县城北大寺宣告成立。支队由禹城刘润明、张祝华领导的工作团，夏津史辉领导的游击队，平原王凤岭领导的五区队以及夏津杨真领导的武装工作团合并组建而成，共有500余人，作为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司令部设在夏津县城内油坊，孙超任支队队长，彭天琦任政委，伯父任政治部主任，刘君雅任后勤主任，韩哲一任民运部长，谭锡三任宣传部长，史辉任侦察参谋，支队下辖4个中队（夏津县党史资料记载八个大队）：一中队队长为徐星伍，指导员为徐键；二中队队长为吴忠，指导员为侯润生；三中队队长为王泮清，指导员为一位王姓同志；四中队队长为张祝华，指导员为刘润明。部队补充了40多支马提尼枪，购买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截获了敌军由临清发往德州资敌的棉花。根据八路军115师徐向前副师长的意见：支队的活动范围不应限于鲁西北，应当适当扩大。大家对着地图研究了今后作战方案，最后给支队定名为“冀鲁边游击支队”。不久，支队便开赴平原、禹城、恩县、高唐、夏津边界抗日游击前线。
1938年8月，游击支队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平原大白布屯几个伪军据点，接着又配合八路军769团和东纵1团激战3天，将盘踞在平原、恩县、夏津、高唐边界地区的土匪李俊兰（绰号“胖娃娃”）大部歼灭，共毙敌200余人，俘敌130余人，打散3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骡马400余匹。李俊兰见大势已去，如惊弓之鸟，星夜率残部遁逃。我军大获全胜，从而打开了鲁西北的抗战局面，抗日武装迅速壮大。
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创立的抗日武装在鲁西北扎下了根。当时鲁西北地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有国民党的顽固势力、封建会道门和土匪的武装。他们各踞一方，盘山为王。大的团伙有齐子修、冯二痞（冯寿鹏）、张八师（张栋臣）、李九（李彩题）、邓歇臣、“胖娃娃”（李俊兰）、李连祥等。小的团伙有莫泽民、陈盛荣、“高粱渣”（王化三）、谢华武、云茂才、吴春阳、赵性符、程荆璞、杨敬斋等。这些惯匪挂着“抗日义勇军”的招牌，美其名曰抗日救国，实则保存自己，抢占地盘，伺机观望，火中取栗，并不时阻挠和破坏我党政军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伯父所带领的部队虽武器简陋，但战士们打鬼子的激情很高。他们一面与日伪作战，一面与土顽周旋。
与伯父并肩战斗的老前辈韩哲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职。毛主席很欣赏他的工作汇报，曾幽默地给他起了个绰号“韩材料”。如今老人已是97岁（1914年生）高龄，当知道我在书写伯父王克寇的生平时，便让妹妹韩靖华老人专门给我送来一本反映他生平简介的图片文集——《难忘的历程》。我从中了解了老前辈的革命生涯和光辉历程，还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韩老看完我的初稿后，亲笔作序，并题词“烈士永生，信念永存”，对初稿给予首肯：“情况属实。”
韩哲一1914年出生在距我家乡三四十公里的禹城韩寨村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九一八事变时，韩哲一正在哈尔滨商船学校学习。国难当头，面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沦丧、同胞遭受蹂躏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血气方刚的韩哲一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漫漫长路上希望找到共产党，找到红军。他去过苏联，回来后被抓进国民党监狱，在七七事变后出狱，返回家乡找到了党组织。1938年5月，经时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的伯父介绍，韩哲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伯父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后又参加了河北南宫八路军129师宋任穷部，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伯父的战友韩哲一（1946年）
禹城文史《韩寨地下交通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共产党员韩哲一同志，在东北三省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决心抗日救国。1938年，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十里望韩寨村。他首先找到了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王克寇、杨中一同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随后，他在韩寨、高庄等村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韩哲一在上海市第七届人代会上。（1979年12月）◆韩哲一在阅读文件。
韩哲一一家是革命的一家、抗日的一家。从伯父多次到韩哲一家并把他发展为中共党员起，韩哲一一家便把抗日的热情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结合在一起。他不仅在回族同胞中发展了很多党员，还动员20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回民支队。韩寨地处禹城津浦铁路中心地带，日寇派重兵把守，盘查森严。可是，从抗战以来，以韩哲一的父亲共产党员韩清泉（化名为马华）为站长的地下交通站一直是我党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韩哲一一家曾多次掩护过杨诚、刘世杰、王琳、庞均、杨瑞庭、杨中一、杨业璞等，地方干部和上级领导过往铁路，穿越日寇的封锁线。韩哲一的妹妹共产党员韩靖华同家人一起，为隐蔽在家中的干部站岗放哨、送饭、传递情报。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在日伪顽的眼皮底下穿梭往返，情报传递范围远达济南、齐河、临邑、茌平、田口、禹城车站和平原腰站。抗战胜利后，这个交通站还继续为我党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韩哲一的父亲韩清泉曾担任过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我在采访韩哲一的妹妹韩靖华老人时，她给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伯父和韩老的历史片段：1938年夏，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战士们高唱着“向前走，别后退，直到牺牲最后关头”的战歌，奔赴平原的张集、腰站一带。8月，由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率东进纵队机关100余人奔赴陵县、乐陵、庆云一带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萧华率部从平原姚屯子过津浦铁路，然后经禹城北部王寨进入陵县时，伯父率领冀鲁边游击支队担负护送萧华一行过铁路的任务。短暂的会面后，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机智勇敢得到了萧华的赞扬。◆韩靖华老人，韩哲一的妹妹，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禹城乡镇干部、禹城县机械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
1年以后，萧华回师鲁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途中要再次穿过津浦铁路。伯父和韩哲一决定一同面见萧华，亲耳聆听这位八路军抗战名将的指示。伯父先来到韩哲一的家里，吃过饭后，便准备动身。由于当时斗争十分艰苦，已经任鲁西特务三大队政委的伯父着装十分简朴，裤子侧面开了一个大口子。韩哲一的家人见此情景，便拉住了已经跨出门的伯父，指了指他露着肉的破裤子。伯父瞅了一眼，笑道：“哟，开花了，去见首长，这可不好意思啊！”这时，韩哲一家人便找出了韩哲一父亲的一条裤子。伯父急忙换下后，与韩哲一一同去见萧华。◆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王琳，1919年生于禹城安仁乡张李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禹城县委组织部长、禹城敌占区工委书记。1944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伪军周济三逮捕活埋。
尽管我很想知道他们见面后的情景和谈话内容，可是考虑到韩哲一老前辈年事已高，实在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又找不到其他相关的知情人和相关资料，也只好寄希望于以后的调查中能有所发现了。
1938年中秋节晚上，我军通过卧底搞到情报：日军千余人将乘40多辆汽车经过平原腰站。冀鲁边游击支队得到情报后，决定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进行伏击，设伏地点就在腰站以南。战前动员讲话时，伯父鼓励战士们：“杀日寇、报国仇的时候到了！我八路军英勇杀敌，虽死犹荣！”战士们群情激奋，下定了为国抗战、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
第二天，不等天亮，伯父和孙超队长就带部队提前潜入预定位置。早饭过后，由远而近的日军汽车队出现了。在太阳的照射下，日军的汽车上“膏药旗”分外刺眼。耀武扬威的日军猖狂而来。“沉住气，等靠近些再打，再近些……”伯父小声地嘱咐战士们。
日军的车队驶进了我军伏击圈，只听“扑哧”一声，第一辆汽车陷入了我军早已挖好的陷坑里，紧接着，第二辆因躲避不及，“砰”地与第一辆相撞。在敌人哇哇乱叫、大乱阵脚时，孙超队长一声号令，我军枪声四起。按照战前部署，我军对敌进行切头、断尾、拦腰的打击。骄横无比的日军在我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一时晕头转向，措手不及。当摸清我方是“土八路”时，遭袭日军开始向车队的尾部收缩，然后组织猛烈的反击，我军开始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之下。在这危急关头，伯父果断下令：迅速撤出战斗。在掩护部队撤离的激战中，我军28名战士壮烈牺牲。
腰站一战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当头一棒，八路军声威大震。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打鬼子的队伍。”刚组建不久的冀鲁边游击支队以英勇善战赢得了八路军129师首长及当地群众的褒奖。
2009年我去平原腰站沙庄采访时，当地的群众热情地围着我讲一些伯父当年在此抗日的故事。现场的几位老人非常激动，指着村中的一排房说：“那个位置就是当年八路军打盘踞在这里的小鬼子和伪顽头目‘胖娃娃’（李俊兰）的前沿指挥部。”
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指着紧邻沙庄的一个叫刘庄的村子说：“当时日伪军头目李俊兰曾经驻扎在那里，称霸一方多年，一个叫王克寇的游击支队首长当年曾多次打得他落花流水。李俊兰曾发誓消灭王克寇，报血海深仇，结果还是被王克寇带领的部队全部歼灭了。打那以后，这里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腰站村碑◆沙庄村碑
这是当地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但从他们一提及“王克寇”便流露出的无比自豪与怀念的神态上，我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伯父有着一种最朴素的敬仰与缅怀。
5.“一拉、二推、三打”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大学就统战艺术作报告时，曾用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我们看到陕北老乡赶毛驴，可是毛驴很倔，陕北老乡就用‘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蒋介石不愿意抗日，我们就‘拉’他一下，让他抗日。但他本性不会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他还会有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到那时，我们还要对他进行斗争，还要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推’他一下。‘推’他是让他清醒，让他站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我想，伯父虽未亲耳聆听毛泽东这段关于统战的报告，但是“一拉、二推、三打”的统战艺术却已在实际斗争中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对李惠民的整个统战历程足以说明这一点。抗战初始，伯父去李惠民部“拉”他，帮助他把土匪武装改造成抗日武装；然后“推”他，让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服从范筑先将军的统一指挥，取得南镇大捷。但是，他的本性不改，从分裂统一战线继而走向反动。于是伯父又坚决“打”他，把他彻底歼灭。期间，伯父一次次深入虎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襟怀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统战策略，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对敌斗争中的睿智和胆魄。
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随后徐州会战的失利又导致国民党军队继续退却。1937年7月—1938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中华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1938年10月日寇攻陷武汉后，回师华北，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而在此时的鲁西和鲁西北，范筑先将军与我党精诚合作的抗日大军正坚守敌后、共克时艰。
深秋的一天，冀鲁边支队进驻茌平县王褚庄。身为冀鲁边支队、鲁西北特委党代表的伯父通知高惠东（已从延安学习回来，在国民党石友三部政训处工作）、聂华民、李长瑞3人立即前往王褚庄。在司令部，伯父向他们传达了特委拟建齐禹茌博根据地的决定；决定尽快成立禹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初步拟任高惠东为县长；成立县政府战争动员委员会，由聂华民为主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由李长瑞接任；伯父和高惠东直接做李惠民的工作，清洗改组内部，然后任李惠民为县民军司令，作为隶属县抗日政府的直属武装。
然而，风云突变，时局逆转。1938年11月中旬，在驻禹城和河北省大名日军的配合下，驻济南日军114师千叶联队平田大队直闯聊城。沿途的国民党军队竟不敢抵抗，纷纷遁逃。在范筑先将军身边任参谋长的王金祥此时已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收买。他一面奉行不抵抗政策，一面阻挠范将军与共产党精诚合作。他曾处心积虑地说：“政训处抓取政权（当时有9个县长是共产党员）又复扩大武装，如不制止，将来遗患必深。”11月中旬的一天，沈鸿烈的爪牙电告王金祥，表面上说是安乐镇忠孝团暴动，只要范筑先亲自去讲话，就能平息暴乱，其实是蓄谋设套，引诱范筑先前往以将其杀害。王金祥心领神会，立即跑到范筑先面前假惺惺地汇报。在得到范筑先决定第二天亲往的消息后，他立即报告国民党反动派做好下手准备。然而，范筑先第二天因有紧急军情未能亲自前往，沈鸿烈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这些仇恨共产党的顽固派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接着，王金祥使出卑劣手段，背着范筑先，一手制造了在鄄城解散由中共直南特委组织的第十三支队，杀害共产党员十三支队司令冀振国、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并开始迫害在范筑先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及其家属。我的爷爷和老奶奶就是1938年10月被王金祥阴谋杀害的。范将军痛斥了王金祥的卑劣行径。但是，由于当时大家忙于维护统战局面，没有及时将王金祥除掉，这也为以后埋下了祸根。
这次日寇进犯聊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坐视不管，还想借日军之手剪除异己。内奸王金祥在日寇重兵围困聊城之际，故意调兵掣肘，要范筑先留在城内正面御敌，坚守城墙，声称自己带大部队在城外从侧面打击日军，致使范筑先陷入绝境。聊城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孤城。虽然抗日部队后备兵力守防较远，但如果按当时的作战计划，众志成城，消灭鬼子于城下还是有胜算的。可是王金祥又故意设套，使各路援军在驰援聊城途中被事先安排好的反动道会“黄沙会”、“忠孝团”所阻：他们有的被敌人钳制，有的在远方来不及回师，有的布防在卫河东岸，无力西顾。陷于绝境的范筑先率孤军迎敌，拼死决战，誓死与聊城共存亡。但是，大兵压境，他们无力回天。血战到最后，这位戎马一生的爱国将领悲壮地举枪自尽，壮烈殉国，同时殉国的还有600多名抗日热血男儿，其中包括一些我党派进范部的优秀政训人员以及“民先”队员和才华横溢的平津流亡的爱国学生。而此时的王金祥却临阵脱逃，带着部队远遁濮阳。
消息传来，举国同哀。国人无不为范将军的耿介忠烈所敬仰，无不为国失良将而痛惜，无不为内奸掣肘阻挠、丧失歼敌战机所痛恨。此时，鲁西的大好抗战局势已被反动派彻底破坏，一时间反共逆流甚嚣尘上。当韩哲一带人找国民党区长交涉供给时，国民党区长公然拿出国民党专员的手令，断然拒绝供给我军给养，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嘴脸。
李惠民知道范筑先殉国的消息后，搞分裂、搞倒退、倒行逆施的嘴脸也终于暴露出来，开始公然同共产党决裂，霸占了李屯、连五高一带，扩充实力，占山为王，自封“团长”，与八路军以邻为壑，掣肘扯皮。
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力量，稳定抗日局面，时任鲁西北特委委员和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的伯父不计前嫌，准备做最后努力。11月底，伯父亲笔书信后交于曼青转给李惠民，看是否还有统战合作的希望。
为了解于曼青会见李惠民的真实情况，我专门采访了于曼青前辈的女儿于惠芳女士，并查阅了《于曼青烈士传略》等资料，从而使当时的情景重现眼前。
已是八路军129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团长的于曼青身着一身八路军灰色军装，身板挺直，只身来到李惠民部。稍作寒暄，李惠民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春溪此次前来是为公还是为私？”
于曼青坦然一笑：“大敌当前，无暇为私，当然为公。在抗日这条道路上，不知李团长拿定了主意没有？”“联合抗日，谈何容易，靠你们八路军那几条破枪，能抗住日本的飞机大炮吗？”李惠民冷冷笑道，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国难当头，共同抗战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于曼青慷慨陈词道。
傲慢不驯的李惠民把二郎腿一翘，脑袋一歪，两眼半睁半眯地说：“我要是不愿意呢？”他那一副奸诈阴险的狰狞面目开始暴露出来。
于曼青看着眼前这个卖国求荣、与抗日大业渐行渐远的老乡，竭力控制住溢满胸间的怒火，起身义正词严道：“对阻拦抗日的绊脚石，我们是要踢开的！”说完，他取出伯父的信往桌上一放，愤然离去。
听罢于曼青的汇报，伯父按捺住怒火，决定以鲁西北特委党代表的身份和高惠东再次前往李惠民处与他进行谈判，争取他回到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中来。当时八路军的主力孙继先部队和青纵3团分驻李屯附近，李惠民见八路军大军压境，虽有些惧怕，但仍然我行我素，不愿跟共产党合作。
在李惠民森冷的会客室里，他的几个随从剑拔弩张地分立两旁，伯父等人稳如泰山地坐在李惠民对面。李惠民知道眼前的王汝清已不是当年穿着长衫帮他搞政训的王汝清了。他不明白王汝清、于曼青这些文弱书生怎么转眼间就会成了共产党的军政首长，心里同时也暗暗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解决”他们。
狡猾的李惠民一会儿说“我看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依靠实力雄厚的国民党吧，我已经和沈鸿烈主席联系好了”，一会儿又说“等从沈鸿烈那里领来枪支弹药和钱粮军饷，我马上就改编为八路军”。伯父知道他在支吾搪塞，拖延时间，对自己提出的统战合作没有丝毫兴趣和诚意，微微一笑道：“既然你与统战背道而驰，逆抗日洪流而动，那只能是螳臂当车了。”说完这些，伯父遂起身告辞。
5天来，伯父多次深入虎穴，先后与李连祥和李惠民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剑戟森森的李连祥拥兵自重，干脆拒绝合作。李惠民态度顽固，不仅拒不接受我方的劝告和委任，反而决意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甚至紧闭营门，暗里调动武装，想要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此时，左右摇摆的大小杂团都口惠而实不至，隔岸观火，亦步亦趋。
1938年12月底，伯父向特委就目前局势做了汇报，建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先歼灭李惠民部，杀鸡给猴看。伯父说：“既然拉不动、推不动，不妨打他一下，震慑一下当地的这些大小土顽杂团，迫使他们重新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
第二天，特委、县委和驻李屯的八路军津浦支队领导孙继先共同研究决定：解除李部武装，由我军清洗改组，保留李惠民，还由他任民军司令；同时消灭李连祥一部，迫其抗日，重新回到我统一战线中来。
老前辈李长瑞曾回忆说：
战斗前夕，孙继先、王汝清派我去李惠民营部侦察，我去后见李正在试穿皮袍，便火速回司令部向孙继先、王汝清作了汇报，然后等待战斗消息。
当晚，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3团、津浦支队和伯父率领的冀鲁边游击支队，兵分三路同时攻击3个据点：一路由聂华民带领攻打莒镇李朝生（李惠民的弟弟）；一路为孙继先所部，攻打魏寨子李连祥驻秦庄的一个加强连；一路为程安团的主力部队，包围李惠民部的连五高庄。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兵分几路包抄李部，直捣李惠民的老窝。霎时间枪声、喊杀声、搏斗声弥漫了李惠民部的各个角落。坐镇指挥的李惠民一听枪声密集，杀声震天，知道是八路军的主力来了，惊恐地抓起一柄短枪冲出门外，想亲自督阵迎战。谁知迎面的哨兵连滚带爬地来报：“不好了！八路军已经冲进来了！”原来，冀鲁边支队二连连长张祝华、指导员刘润明率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开了李惠民的寨墙，打开了我军纵深前进的通道。李惠民大惊，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到来，遂仓皇上马，率领手枪班残部向外逃窜，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已无路可逃，成为瓮中之鳖。当穷途末路的李惠民逃到东寨门时，被我军一个排长截住。李惠民狗急跳墙做垂死挣扎，一枪把我军排长打死。这下激怒了我军一位神枪手，遂将他一枪毙命。此战剿灭了李团，缴获大枪500余支、小炮3门、战马30多匹，同时还消灭了秦庄土顽杂团李连祥的一个“捷克式”排，拔掉了李朝生的莒镇据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