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君临天下六十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子鱼,崔文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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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君临天下六十年试读：

前言

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奠下了清朝兴盛的基础，开启了康乾盛世。

康熙皇帝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不平凡的一生。他幼年登基，便面临鳌拜专权的局面，但在少年时，康熙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非常及时而果断地解决了鳌拜问题。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康熙亲政后便马上发现，大半个帝国还笼罩在不安的阴影下：南方有三藩，东南有孤岛台湾，东北的沙俄虎视眈眈，西北的蒙古各部仍处于战乱之中。不单如此，康熙还发现摆在他面前的帝国根基未稳、满汉离心、吏治腐败、国库空虚，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那么康熙将如何应对？

康熙在位期间，清朝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快速增长，仍是当时世界的强国，并开启了康乾盛世。

本书以康熙的一生经历为脉络，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康熙，力图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康熙，为读者朋友们呈现一个复杂、多元的康熙皇帝。

第一章　幼年丧父，辅臣做大

不完美的童年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的早晨，和煦的阳光慢慢地越过紫禁城的宫墙，照在景仁宫的屋顶之上，映射出金黄色的光芒。这个不大的院落内一片繁忙景象，宫女们频繁地出入着，门外几名太医紧张的侍立着。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宣告顺治帝又多了一个皇子，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玄烨。

虽然生来就贵为皇子，身份尊贵，锦衣玉食，但康熙的皇子生活却遭受了许多不幸。有清一代规定，皇子、皇女要是出生之后，就必须和额娘分开居住，由乳母和保姆另行养育。出生之后，玄烨独居一处，由乳母和保姆等哺育、照顾，周围只有宫女、太监等服侍、陪伴。小小的玄烨不仅缺少了父母的抚爱，甚至难以见到母亲和父亲，这是普通人家难以想象的。

玄烨在兄弟间排行第三，在他之前是大阿哥爱新觉罗·牛钮和二阿哥爱新觉罗·福全，但大阿哥只活了89天便不幸夭折。在玄烨4岁时，董鄂妃又生下一个儿子，就是顺治的皇四子，刚一出生就被顺治视为“朕第一子”，暗示这位小皇子将来是皇位继续人，但皇四子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名字，便也夭折，顺治十分伤心，追封其为荣亲王。顺治还有几个儿子，但大多早殇。

玄烨幼时，顺治正与董鄂妃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爱情，很少有时间顾及他。当时，在清朝宫廷之内天花肆虐，玄烨在四五岁时也不幸得了天花。天花在那时可以说是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发热、疼痛、烦躁、恐惧，全都靠他自身的抵抗力，在保姆、太监的精心照料下，玄烨经历九死一生，才躲过一劫。幼小的年纪，便遭受生死的磨难。天花痊愈后，玄烨留下了一脸的麻子，成为他一生的生理缺陷。清朝顺治皇帝像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满族，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戌时（晚七点至九点）生，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皇后。

后来，玄烨8岁丧父，紧接着10岁丧母，虽然做了皇帝，但在那么小的年龄痛失双亲，实在可怜。母亲佟氏往世后，玄烨昼夜守灵，“擗踊哀号，水浆不御，哭无停声”，所有看见的人都无不感动。一个年龄才10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茕茕孑立，这给幼小的玄烨造成巨大的心灵打击和精神创伤。

玄烨的童年很少感受到来自家庭亲情的温暖，而不能给父母尽孝，也成为他终生的遗憾，直到晚年时他还对此耿耿于怀。他说：“世祖章天子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抱歉之处。”

所幸的是，玄烨还有祖母孝庄皇太后，她非常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历经风霜仍毅然不倒的祖母十分喜爱这个孙子，特别地照顾玄烨。随后的十几年里，她在玄烨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为玄烨后来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基础。她经常给孙子讲述祖辈当年艰难创业的故事，鼓励这个小孙子将来要继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培养玄烨，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不得逾矩。

清代的皇子从5岁开始，就要开始读书上学，这对小孩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但玄烨却能勤奋学习，总是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来没有中断中。痛失双亲后，缺少亲情温暖的玄烨转而更加发奋努力，苦习治国安邦之道，而且还认真研读儒家经典，他“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清实录》也说玄烨“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这样的习惯他一直坚持到晚年，是难能可贵的。

少年时候的玄烨就文武兼修，不但拜师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他还学习骑射技艺，他专门拜本领高强的侍卫默尔根为师，经过默尔根的悉心教授，玄烨纵马射猎，短短几年就能箭无虚发。

为了掌握更多的技能，康熙还常常虚心地向周围的人学习，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甚至累得咯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坚持学习。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学习下，康熙一生既受到满蒙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康熙非同一般的学识修养和胸襟，为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岁登基做皇帝

康熙6岁的时候，有一次顺治诏皇子们入宫，并问询诸皇子的志向，二阿哥福全回答说“愿为贤王”，6岁的康熙却大胆地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这个回答既得体又有力，给顺治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熙慢慢长大，但父皇顺治的健康却每况愈下，自从董鄂妃去世后，繁重的政务使顺治感到很大压力，本来身子就虚弱的顺治更不幸染上了天花。面对天花，顺治知道无能为力。顺治不得不考虑皇位继承人的事情，本来董鄂妃生有一子，排行第四，备受顺治宠爱，不料仅三个月便夭折了。如果不是董妃子过早夭折，皇位便可能轮不到康熙来坐了。

顺治最开始想在其兄弟一辈中选择，但这个想法很快便遭到了集体反对而流产，因为其母孝庄太后只有顺治一个儿子。若由顺治的兄弟辈中一人登基，将置太后和出身自己家族的、顺治的皇后、妃子们于尴尬。不仅太后反对，上三旗的满洲贵族也坚决反对这条方案，因为顺治的兄弟多在下五旗。

所以，只好在顺治的皇子中间挑选皇储。当时可选的有二阿哥福全，但他却是个独眼，形象不妥；三阿哥的母亲又是汉人，这似乎也欠佳；而其他的阿哥又实在太小。正左右为难之际，太后请教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他在康熙最终登上大宝的道路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汤若望在清宫服务了很多年，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某种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使汤若望得到皇室器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外国传教士，在朝廷中没有特殊利益，这使得他的建议看起来非常公正，没有私心。

汤若望的建议是三阿哥已出过痘，可免后患。于是，仅仅因为顺治染天花而不治，而三阿哥出过天花这一点，决定了大清以后二百多年的历史，也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历史，同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一直被后世传颂的君主。这些，汤若望当然不知道，他不久便死于一场政治阴谋中，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康熙的身体一直很好，一生没有过大病。

但光是这样，孝庄太后和顺治觉得还不够，皇储虽然确定下来了，但年纪太小，不足以处理政事。这时候很需要有人帮助他，度过这段时期，直到他亲政，但是这个任务交给谁呢？首先，母后临朝肯定不行，孝庄太后是蒙古人，而玄烨的母亲佟氏是汉人，难以驯服朝堂上的满洲贵族。况且，清朝自立国以来，从不许妇人干政，顺治不能坏规矩。

其次，亲王辅政也不行。当初顺治小的时候，九叔多尔衮摄政，气焰熏天，他还历历在目，他和孝庄太后孤儿寡母每天都生活在阴影和痛苦中。幸亏多尔衮早逝，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怎么能让玄烨再过那样的生活。顺治马上否定了这种方式。

经过仔细认真的研究，顺治最后决定采用大臣辅政的制度。所谓大臣辅政，就是在诸多臣子中，找出几个威望高、办事能力强的大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要对皇帝忠心，不能有异心，然后让他们组成辅政班子，商量着来决策国家大事。

这种辅政方式的优点在于，辅政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班子，相互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一人独大的可能性较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辅政班子只是临时的，并不是一项长远的制度，只要玄烨成人亲政，自然就解散了，对皇权没有太大的威胁。

深思熟虑之后，顺治选择了四个人：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这四个人都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四个都是在同多尔衮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绝对忠心可靠。

首先来说赫舍里·索尼。索尼通晓满、蒙、汉文字，早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出来在文馆做事，经历皇太极、顺治、康熙，政治生命很长，是少有的“四朝元老”。后来索尼受封为一等侍卫，屡次从征，并在一次战斗中救过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被皇太极引为左膀右臂，因而对皇太极非常忠诚。

皇太极死后，索尼与各旗有威望的贵族约定，必须立皇太极的儿子做皇帝，为此，他与多尔衮产生了过节。后来6岁的顺治当皇帝，他又与众人发誓，一定要好好辅佐幼主。

但又过了几年，多尔衮势大，很多人都忘记了当初的誓言，只有索尼还没有忘。在索尼看来，多尔衮成为摄政王之后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臣子所能为的极限，他必须要与多尔衮划清界限，恪守臣子之节。

一段时间里，多尔衮也曾多次示好于索尼，但索尼视而不见。多尔衮见其志不可夺，便心生一计，将索尼贬出去。清顺治五年（1648），清明时节，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遣派索尼祭奠昭陵，有人趁机揭发索尼与图赖等密谋立肃亲王豪格为帝，罪应处死，最后减轻处罚。据清史稿记载：“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昭陵是皇太极的陵墓，在沈阳，而这时索尼已经50岁了。

但索尼在沈阳给皇太极扫墓才一年多，朝廷上风云突起。39岁的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马上将多尔衮鞭尸，然后起用索尼，让索尼来到了京城，索尼再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所以苏克萨哈生下来就可以当官，后来一直跟着多尔衮打仗，不断获得升迁。

他虽然被认为是多尔衮一派，但是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后，是苏克萨哈首先站出来指证多尔衮谋反。从此，苏克萨哈改换门庭。对于苏克萨哈反水的做法，后来的乾隆皇帝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纯属政治投机，但是顺治帝却因此对苏克萨哈另眼相看。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的父亲也很有来头，是努尔哈赤五大开国功臣之一的额亦都。额亦都素以果敢著称，遏必隆在这点上也很像他的父亲，他曾经救过皇太极，后来清军入关，遏必隆义无反顾地支持顺治帝福临，所以他也一直不受多尔衮的待见，直到顺治帝亲政，他的好运才算来临。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将军世家，跟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并逐渐成为八旗高级将领，鳌拜作战非常勇猛，曾得到过“巴图鲁”的称号。“巴图鲁”为满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勇士之意。清兵入关后，鳌拜先后打败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还死于他的箭下，明末两个农民领袖都被鳌拜打败，可见“巴图鲁”绝不是浪得虚名。

鳌拜的可靠还表现在他对多尔衮的抵制上，为此他差点被杀头。多尔衮死后，他自然受到顺治的重用。实际上，鳌拜非常有才能，虽然是武将出身，但却熟谙政事。

处理好后事之后不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当晚子时，顺治皇帝病逝于承乾宫，享年24岁。正月初九，玄烨登基，即皇帝位。上告天地、宗庙、社稷之后，8岁的玄烨穿上孝服在顺治灵位前，敬读告文，行三跪九叩礼，接受诏命。然后，他换上礼服，到皇太后宫行礼毕，走向太和殿，登上皇帝宝座，做了清朝第四个皇帝。

随后，四辅臣在顺治灵位前宣誓：“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讬，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餽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惩罚，夺算凶诛。”少年康熙便服图

辅臣之间的角斗

四大臣辅政拥有极大的权力，实际上是代行皇权，凡是由四辅臣已定或未定的国家要事，都要以“辅臣称旨”名义，或是谕令诸王、贝勒、大臣会议与各部院和地方督抚定议奏上，或是命他们执行，因此“辅臣称旨”如同诏令，不得违抗。虽然四辅臣代表着国家最高意志，但国家大事必须要经由四辅臣集体讨论决定，共同向皇帝上奏，个人是不能上疏或朝见皇帝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四辅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但却不是万全之法，后来鳌拜擅权便是证明。

不得不说的是，四大臣辅政初期，尚能齐心合力，基本上遵照顺治制定的方针，继续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康熙元年（1662），在四辅臣的命令下，平西王吴三桂执杀了桂王朱由榔，消灭了南明政权。西南各地纷纷归顺，偏居台湾的郑氏也受波及。康熙三年（1664），四辅臣命将军穆里玛和图海率领八旗劲旅及各地绿营兵，镇压了农民军余部李来亨领导的抗清势力。到此为止，大规模的战争宣告结束，清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多年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破坏，面对百废待兴的局势，四辅臣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求妥善地安置流民，奖励垦荒，施行赈济蠲免政策，以恢复经济。同时，他们还将顺治年间改设的内阁和翰林院撤销，重新恢复内三院名称，并加强对官吏的管理，裁汰了十三衙门，扩建了内务府，并注重地方督抚的楷模作用。短短几年间，经济发展，五谷丰登，社会秩序趋向安定。这些跟四辅臣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鳌拜，中国清初权臣。出身瓜尔佳氏，生年不可考，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以战功封公爵。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后被康熙除掉。

但时间一久，四大臣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正白旗与正黄、镶黄两旗同属上三旗，地位尊贵，但正白旗与两黄旗却积怨甚久，而索尼、遏必隆和鳌拜同属两黄旗，正白旗的苏克萨哈自然被视为异己，受到打压。在辅政的四大臣中，要数索尼的资望最高，位列班首，他本来能做一番大事，但这时的索尼年老多病，对朝局已经有心无力。遏必隆虽有才华，却是天生的胆小怕事之人，缺乏主见。

鳌拜本身是个武将，性格强悍，一时间，朝中大臣“多惮之”。这种情况下，鳌拜乘机攫取了大权，主宰了整个朝政。接着，鳌拜不断排挤和自己政见不和的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也是个才能突出的人，他文武双全，曾经追随顺治皇帝驰骋天下，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军，而且为人和蔼，喜欢结交朋友，凡是有才干的官员，他都虚心对待，收为门下。值得一提的是，鳌拜和苏克萨哈是儿女亲家，有姻娅之谊，但却政见不同，互为仇敌，矛盾一触即发。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也在这样的变化中成长起来，逐渐掌握了一些策略。面对索尼，康熙发现索尼经常称病休息，起先还在朝堂之上询问索尼的病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逐渐看出了鳌拜在对待他关心索尼的友好态度上有些不愉快，于是康熙就改变了策略。此后，康熙经常当场训斥索尼以私废公、不顾大局，但康熙却在下朝的时候常到索尼家里去看望索尼，并且还将鳌拜在朝中的所作所为向索尼述说，以便征询对付鳌拜的策略。后来在康熙五年，太皇太后和康熙决定立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极力拉拢索尼。

对待鳌拜，则以安抚和麻痹为主。康熙假装对鳌拜结党营私的行为毫不知情，而且他还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大加夸奖鳌拜以及其党羽，从而稳住鳌拜一党，使其不敢犯上作乱。

康熙清楚地认识到，遏必隆党附鳌拜集团，只是胆小怕事而已，所以康熙就让遏必隆办理一些重要的军务，并且将他的孙女立为皇贵妃，从而可以抑制他和鳌拜集团串通一气。

苏克萨哈经常会在朝廷上当面指出鳌拜一伙的不法行径，这样虽然合康熙的心意，但鳌拜势大，不可以顺着苏克萨哈，于是康熙多次当面训斥苏克萨哈，从而很好地抑制住鳌拜集团的向外扩张。

由此可见康熙的不断成熟，已经懂得利用四大臣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表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然而就在这时候，令康熙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清·孝庄皇帝朝服图孝庄文皇后（1613年-1688年），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妃，孝端文皇后的侄女，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的生母，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的祖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借口多尔衮时期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予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应该马上改正，进行圈地调换。他的意见遭到了正白旗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的联名反对，他们以圈地扰民为由上疏力谏。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杀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鳌拜靠着权势威压众臣和朝廷，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这场斗争表面上针对多尔衮，其实是鳌拜为了打倒对手苏克萨哈，为实现个人擅权的目的扫清障碍。面对来势汹汹的斗争，苏克萨哈力不从心，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感到担心，逐渐心生退意。

索尼眼见鳌拜势力坐大，又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而自己垂垂老矣，心中十分忧虑。于是他策动三辅臣与他一起奏请皇上亲政。这年，康熙十四岁。经过一番推辞，在索尼等人的不断请求下，经过太皇太后答应“择日亲政”之后，康熙决定亲政，但他仍下令，鳌拜等人仍以辅政大臣身份处理国家军政。不久，苏克萨哈上奏请求为先帝守陵，保全余生，鳌拜见机大肆攻击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不愿归政”等二十四条罪状，将苏克萨哈灭族。

康熙虽然知道这是鳌拜刻意制造的冤案，却经不住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后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人全被处死，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鳌拜如愿铲除了政敌，取得了胜利。

除掉鳌拜，正式亲政

康熙亲政后，索尼便去世了。后来苏克萨哈也死了。四大臣中就剩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地位更加得到巩固。按照班次，鳌拜居遏必隆之左，而遏必隆则居鳌拜之右，但苏克萨哈死后，遏必隆胆战心惊，一天上朝时，遏必隆特意后退数步，低头弯腰地向鳌拜谦让说：“我怎好上座！”鳌拜听了，淡然一笑，随即昂首上前而坐。鳌拜的党羽在列名启奏时，更索性将鳌拜放在遏必隆前面。鳌拜的爵位也不断提高，康熙六年（1667），授鳌拜一等公，康熙七年（1668），加鳌拜太师。而清朝直到灭亡，也只有鳌拜和遏必隆被授予“太师”称号。

鳌拜比以前更加嚣张了，他的势力蔓延至朝廷内外，“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对于朝廷官员的任命，更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恶。如户部尚书一职缺员，康熙已经任命了马希纳，而鳌拜则让他的亲侄子玛迩赛补任，造成了一个部门两个尚书的情况，后来玛迩赛更是掌握了户部大权。由此可见鳌拜的飞扬跋扈。

尤其让康熙耿耿于怀的是，鳌拜经常当着皇帝的面，大声训斥下面的官员，一点也不给小皇帝留面子，而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的阴影也时常出现在康熙的脑海里。康熙意识到，如果不铲除鳌拜，他就无法名至实归地亲政，鳌拜是他独断乾坤的巨大障碍。

但是，鳌拜党羽众多，盘根错节且控制着中央各个要害部门，康熙也不得不叹息“其力难制”。为了夺回权力，必须要想一个完美的计划。

为了不引起鳌拜的注意，康熙假装醉心于游戏，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的贵族子弟，充当自己的亲信，并和他们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布库是满族的一种游戏，跟摔跤差不多。鳌拜见了，果然认为是皇帝年少，只知道嬉戏，心中很是高兴。而另一方面，康熙亲自监督着侍卫们训练，直到他们具备了擒拿鳌拜的实力。于是，一天康熙问侍卫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信，那么你们说说看，你们是害怕我，还是害怕鳌拜？”众人马上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只知道害怕皇上！”

康熙八年（1669），解决鳌拜问题的时机终于成熟。为了万无一失，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一一派出京城，以分化其势力，又以自己的亲信控制了京师。一天，康熙下诏令鳌拜入内议事，鳌拜一点也没有起疑，还跟平常一样，威风凛凛地就入宫了。当鳌拜独自进入武英殿的时候，刚一坐下就被小侍卫们一哄而上擒住了。这一年，康熙刚满16岁。

鳌拜一落网，其党羽也迅速地被控制起来，在康熙的指示下，对鳌拜的审判也马上展开。经过审判，最后判定：鳌拜罪行三十款，遏必隆罪行十二款，班布尔善罪行二十二款，那麻佛罪行十二款，赛本得罪行六款，均应处死刑。最后康熙念及鳌拜的功劳，特意下旨说：“鳌拜理应依议处死，但念效力年久，虽结党作恶，朕不忍加诛，著革职，籍没拘禁。”《康熙字典》书影清朝康熙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及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担任主编，参考明代的《字汇》《正字通》两书而写，是一套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汉语字典，至今重印不辍。

公允地说，鳌拜辅政期间其实还是做了不少好事，况且鳌拜既没有犯上作乱，也没有巨大的贪污受贿，对于清室来说仍是有功之臣。康熙五十二年（1713），玄烨已到了晚年，却仍然想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在与诸王贝勒大臣的聚会上曾真诚地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并说：“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这些话的背后，透露出当初擒拿鳌拜只是迫不得已。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1731）加封鳌拜为超武公。这些事充分说明鳌拜并非是巨奸大恶，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就这样，此后康熙终于大权在握，但他发现，摆在他前面的路并不平坦。

第二章　三藩发难，沉着撤藩

危及朝廷的藩王

剪除鳌拜党羽后，朝廷内部的异己势力基本上被肃清。年轻有为的康熙放眼四方，却发现天下并不太平，东南之隅台湾在郑成功之子郑经的统治下仍未归化，屡屡侵犯东南沿海；东北则有沙俄蠢蠢欲动，妄图侵犯；蒙古部落也未安稳，有发生战争的苗头。这其中最惹康熙注意的则是清朝南方的三藩：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们位处边疆，却素有野心，为了安抚他们，年年花费朝廷过半的金钱粮草，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清初三藩的出现，是清廷依靠前明降将平定南方后来又让他们去镇守南方的结果，可是到现在却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

因为满洲八旗兵力有限，清廷入关之后，为了对付仍然颇有势力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小朝廷，不得不利用明朝降将充当前驱，平定南方。在投降清廷的前明军官中，以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功劳最多，所以都被清廷封为王爵。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二十年的战争，农民军被打败了，南明政权也因为腐朽而垮台了，全国基本宣告平定。于是，清廷把八旗主力安置在北方，而南方就先交由吴三桂等去镇守。这样，吴三桂驻扎云南，尚可喜驻扎广东，耿精忠驻扎福建，南方便形成了三藩局面。

尚可喜原来是明广鹿岛的副将，因为上司的猜忌，于天聪八年（1634）率众投降后金，后被封为智顺王，其部属被编入汉军镶黄旗。随着清军南下，尚可喜领军协助清军平定了湖南，因功晋封为平南王，并被赐予金册金印。打败南明余部后，清廷令尚可喜镇守广东。

耿仲明，原来是明朝的登州参将，毛文龙旧部。袁崇焕督师蓟辽，矫诏杀了毛文龙，并调副将孔有德和耿仲明配属山东巡抚孙元化指挥。孔、耿出兵与后金军激战，但粮饷却迟迟不来，怨恨之下，二将一起投降了后金。崇德元年（1636），清廷封耿仲明为怀顺王，顺治六年（1649），改封靖南王，与尚可喜进军广东，卒于途中。其子继茂袭封，后移镇福建。康熙十年（1671），继茂死后，其子耿精忠袭封。

三藩中，又以平西王吴三桂战功最高，势力最大。吴三桂原为明辽东总兵，手握强兵，守宁远。崇祯皇帝自缢后，吴三桂想投降李自成，行军途中却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属下刘宗敏夺走，大怒之下回师山海关，投降于清睿亲王多尔衮，请清军入关讨李自成。在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大败。因其功大，故清廷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平定西南。随后清廷仍命吴三桂镇守云南，并谕吏、兵二部，凡云南文武官举黜及兵民一切事，命吴三桂暂行总管，俟数年后，仍照旧例。顺治十八年（1661），清军入缅，迫于形势，缅甸王献出了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在昆明处死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不久，清廷加封吴三桂为亲王，并命贵州省也暂由吴三桂管辖。吴三桂于是久镇云贵。

三藩为清廷平定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久镇边疆，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还享有任命官员、编制军队、管制经济等财政大权。平西王吴三桂甚至有权调迁别省官员来云贵任职的权力，魏源《圣武纪》就说吴三桂“其所除授号曰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对此，屡屡有朝廷官员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吴三桂势大，朝廷为了安抚藩王，弹劾总是不了了之。

三藩的俸禄兵饷开支巨大，给清政府带来沉重负担。尽管朝廷对他们采取优待的态度，比如对吴三桂，朝廷就下令“户部不得稽迟”，“绌则连章入告，既羸不复请稽核”，但藩王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朝廷要钱，早在顺治十七年，户部奏疏里就说：“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再加上福建、广东，朝廷竟要向三藩支付两千余万两饷银。清·南怀仁画像南怀仁是继汤若望之后的又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生于比利时，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到达中国澳门，康熙八年（1669）被康熙皇帝下旨任命到钦天监供职。

吴三桂自恃功高权重，强占明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骄奢日甚，又把前明黔国公沐氏的庄子计土地七百余顷占据为自己的藩庄，并且圈占周边百姓的田地，强迫他们“照业主例纳租”，并“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诬指为逃人”。不但如此，吴三桂还开矿卖盐，垄断其利益，而且私铸钱币，号称“西钱”。为了敛财，吴三桂还与达赖喇嘛通使，互市茶马，多得的银子概不上交。更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通过这条途径，每年从蒙古经由西藏而入云南的马匹竟达数千匹。在统治云南期间，吴三桂日练兵马，打造兵器，购入战马，无一天放松战备。

吴三桂交游甚广，心腹亲信遍布于水陆要冲，各省提镇，很多出自吴三桂门下。他的部下将士很多都是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凶猛善战。吴三桂广交朝廷内外，很多官员都为其所收买，故而其爪牙非常多，成为朝廷的巨大威胁。他的儿子吴应熊为额驸，朝廷上的风吹草动，吴三桂都可以很快知道。于是，吴三桂以为自己的地位非常坚固，朝廷肯定不会从他手中夺走云贵。靖南王耿精忠袭封王爵后，肆意妄为，“以税敛暴于闽”，放纵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耿精忠还广集宵小之徒，因为当时谶纬有“天子分身火耳”的谣言，便妄称“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平南王尚可喜也常为不法之事，他在广东使人私充盐商，又私市私税。广州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这些银子尚可喜从不上缴国库。但尚可喜内心对清廷还比较效忠，后来年老多病，将权力交给儿子之信。尚之信桀骜不羁，比其父蛮横残暴，肆意妄为，为官民所怨恨。尚之信又酗酒嗜杀，甚至常在尚可喜面前持刀威胁，所为所行，日益不法。三藩各据一方，相互通气，广布党羽，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成为朝廷的巨大隐患。

随着国家大部已经平定，三藩与中央的矛盾逐渐突出，他们位高权重，长期专制一方，解决三藩问题已成为朝廷迫在眉睫之事，这也是对年轻的康熙的重大考验。康熙曾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又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会，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决意撤藩

朝中一些官员早就提出要限制三藩的权力，有一个叫王熙的官员上疏指出：“宇内甫平定，而三藩各拥重兵，吴三桂尤强，擅署置官吏，寝骄蹇，萌异志，子应熊以尚朱，居京师，多聚奸人，散多钱交通四方。”他建议朝廷裁兵减饷，可以削弱三藩，充实国库。

其实，早在四大臣辅政时期清廷就开始了逐步削弱三藩的权力。比如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这是顺治帝授予给他远征云贵的，执掌征伐大权，但云贵平定之后，吴三桂却迟迟不交，在四辅臣的催促下，吴三桂被迫上交“大将军印”。康熙五年，玄烨还未亲政，朝廷又裁除了三藩的用人题补之权，收回了云贵、广东、福建的官吏任免权。

康熙亲政后，对三藩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一面安抚示好于三藩，一面则亲自挑选官员前往云贵、广东、福建担任总督、巡抚等要职，牵制三藩。而吴三桂等人则害怕“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不断试探朝廷，在不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也做出了一定让步。但是三藩和朝廷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三藩又不肯交出军权，成了朝廷统一政令的最大障碍。

在这紧要关头，一个突然的事件引发了朝廷一场撤藩还是不撤藩的大讨论。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听从谋士金光的建议，上疏称：“臣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军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无名，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康熙看到之后，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解决三藩问题的好时机。康熙立即批复尚可喜，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还下令尚可喜率诸子、家口及藩下十五佐领官兵，迁移辽东海城。康熙又特遣侍卫前往广东宣读谕旨，抚慰尚可喜父子，并赐给可喜貂皮帽、天马裘、四团龙挂腰带。

尚可喜本想自己退休养老，将爵位传给长子尚之信，没想朝廷如此处理，虽在意料之外，却也无可奈何。但尚可喜退休和康熙撤藩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朝廷内外，耿精忠知道后，也主动上疏撤藩。但是吴三桂很犹豫，他自恃是云贵边防的“万里长城”，对国家有功，而且如今势力强大，朝廷未必敢于动他，如果也上疏自请撤藩，或许可以消除朝廷的疑虑。但吴三桂的真实想法却是希望跟明朝的沐氏一样“永踞滇中”，平定云贵之初，洪承畴也向清廷建议：“岩疆难靖，援明黔国公沐英世镇例，请（吴三桂）移藩久镇”，并获得清廷准许。也就是说，吴三桂虽然拥兵自重，却没有谋反之心，只想一直守着云南，安享晚年。他的谋士刘玄初曾劝他说：“上思调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彼二王辞者自辞，王永镇云南，胡为效之耶！不可。”而吴三桂听了，却不以为意：“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

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吴三桂也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道：“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岁，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保，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吴三桂侥幸地认为康熙会挽留他，但康熙却认为撤藩的机会来了。康熙马上召集大臣讨论此事，许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主撤，明珠赞同。康熙权衡再三，坚持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于是康熙下令撤藩，限期令他们撤还山海关外。随后，清廷命朝廷官员等赴云南、广东、福建，会同该藩及督抚商榷移藩兵事宜。随后，清廷以陕西总督鄂善调任云南总督，宁夏总兵官桑额为云南提督。三藩地盘的控制权力很快将要迅速失去，对三藩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促使吴三桂加紧密谋。

本来吴三桂、耿精忠上疏请求撤藩，只是迫于形势，心存侥幸，并非其本意。所以一旦朝廷决定撤藩，他们便大失所望。正在朝廷为迁藩进行着周密的安排和计划时，失魂落魄的吴三桂却暗中部署兵马，封锁云贵道路，只许入而不许出，并积极勾结他省的旧部，又与耿精忠相互联络，准备起兵。

吴三桂起兵

应该说，康熙下令撤藩，是有一定武断的成分的。康熙以为撤藩令一下，三藩必然拱手就范，不会从中阻拦，更不会叛乱。这是康熙的自信之处，所以当吴三桂举起反旗的时候，清廷猝不及防，竟没有一点军事准备。反观吴三桂，一面和朝廷派来的官员虚与委蛇，蒙蔽康熙；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准备起兵，表现得非常老谋深算。

清朝裁撤三藩的决定彻底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幻想。为了自保，吴三桂暗中指使其党羽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以各种借口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叛乱。在吴三桂看来，云南虽偏居一隅，却经过自己十几年的经营，此时兵精粮足，而他的党羽则遍布各省，如云南十镇大帅、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等，只要起兵，这些人必然响应，而清廷开国老将所剩无几，康熙乳臭未干，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吴三桂还想到，儿子吴应熊虽然在北京，但其是额驸，况且自己实力强大，“朝廷必不杀，以为之招”。

吴三桂还让他的党羽们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宣传自己是“中国真主”，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精心的准备后，吴三桂决定铤而走险，他杀掉朝廷任命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举兵反叛于云南。

为了出师有名，吴三桂还拉出了“复明”的旗号。发兵之前，他率领部下祭扫被他亲手杀害的桂王，在桂王陵墓前，他“恸哭，伏地不能起”。起兵反叛之后，他发布檄文，指责清朝是“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号召天下汉人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

起兵反叛刚开始的时候，形势一片大好，叛军接连攻下贵州、湖南，气势如虹，各地的一些起义队伍也群起响应，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还有陕西的王辅臣、河北的蔡禄等也先后纷纷响应。在吴三桂看来，自己的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胜过清朝朝廷的八旗军，他举起反清的旗帜，更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但吴三桂起兵，貌似顺利，其实隐伏着几个重大不利。首先，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号召，是站不住脚的，他在老百姓心目中大汉奸的形象早已确立，他引清兵入关，甘愿做马前卒，手上沾满了农民军和汉族人民的鲜血，他骗杀明永历帝朱由榔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这就使得他不得民心，即使一直坚持反清复明的一些士大夫也不肯与吴三桂同流合污，顾炎武就曾坚拒为吴三桂写檄文。其次，吴三桂即使在云南养精蓄锐多年，跟清廷实际控制的地方相比，毕竟是偏居一隅，以一隅抗全国，无异于以卵击石。再说，吴三桂年事已高，虽然其本人具有一定的指挥才能和威望，但和年轻气盛的康熙相比，毕竟稍逊一筹。果然，后来吴三桂一死，叛军群龙无首，很快就被清军各个击破了。

占据湖南之后，这时吴三桂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使得朝廷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来调兵遣将。攻占岳州之后，吴三桂自以为凭长江之险，可以和清朝分庭抗礼，其本人也做着割据南方的美梦，所以面对属下的建议，他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

清廷连续接到吴三桂举兵反叛的消息之后，朝廷上下都震动了。大学生索额图趁机建议康熙杀掉主张撤藩的大臣，以便同吴三桂罢兵和解。但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并且主动承担责任，认为撤藩是自己决定的政策，不能因为吴三桂举兵，就诿罪于大臣，况且杀掉大臣也并不能解决问题，西汉的七国之乱就是证明。汉景帝杀了晁错，却不能使叛军放下武器，这样做只能起到示弱于敌的作用。后来，康熙回忆说：“忆尔时唯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时并未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也，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时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人，将令议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素不肯诿过臣下……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正是在这紧要关头，康熙表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自己承担责任，从而团结了朝堂上的不同势力，为一心打败吴三桂的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吴三桂的贻误战机相反，康熙迅速从初期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调兵遣将，运筹帷幄，遏止了吴三桂前进的步伐，形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康熙调遣八旗劲旅占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荆州，并把荆州作为征剿吴军的前线大本营。同时，他任命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大将军，与将军多罗贝勒察尼、觉罗朱满等一大批满洲八旗及部分汉将前往荆州，然后，由荆州挺进常德，以逼叛军。康熙命令有可能受到叛军攻击的地方做好警备，特别是保证朝廷的东南税赋地区不被侵犯，尤其后来耿精忠叛变，吴三桂企图同耿军打通一气、合力攻打江西时，幸亏清军早有准备，使叛军的阴谋受挫，把耿军限制于浙赣交叉地带，不得向长江伸展，从而有利于清军各个击破。

在对敌人的策略上，康熙始终把吴三桂作为主要敌人，而对于其他人，不管是同谋，还是胁从者，均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不同对待，动摇分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吴三桂，加速消灭敌人的进程。整个平叛过程中，康熙剿抚并用，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尚之信胁迫其父尚可喜，也加入了反叛大军，但康熙对待他从来没有放弃，不断地晓以利害，封官许愿，同时也不放松正面战场的进攻，后来尚之信果然动摇，倒戈向吴三桂，可见康熙策略的灵活。值得一提的是，平南王尚可喜始终没有反叛朝廷，坚决反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并建造“尽忠楼”以明志，直到病死，受到清廷的抚慰和优待。

康熙的这些部署，及时有效地遏制了叛军的前进步伐，但“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声”，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吴之茂等据四川叛附三桂，孙延龄叛于广西，耿精忠据福建反，后来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也相继反叛，给清廷造成了巨大威胁。尚可喜纪念馆是清代平南敬亲王尚可喜的墓葬，位于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东南的文安山上。整个陵园由王陵、祖陵、陵门、陈列室等组成，外有围墙，占地面积约11400平方米。

王辅臣投降，局势好转

正在清廷和吴三桂相持于湖南的时候，陕西提督王辅臣成为两面都竭力争取的对象，他的态度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王辅臣，山西大同人，绰号“马鹞子”，作战十分勇猛，原来在李自成军中效力，后来投降于清，被编入汉军正白旗，授御前侍卫一等衔。王辅臣随洪承畴平定河南，深受见赏，后来洪承畴把他推荐给吴三桂，也深得吴三桂的信任，凡有上等的衣食器用等物，不赐别人，但赐辅臣。

后来王辅臣被调任为平凉都督，吴三桂知道后，如失左右手，叹息不已。临行前，三桂拉着他的手，颇为动情地说道：“老弟，你去了平凉可别忘了我啊，你为官清廉，家里人口又多，关山万里，我无以为送，这里二万两银子，给你权当路费。”令王辅臣大为感动。

对于王辅臣，康熙也深知其才，曾多次在京接见他。有一次，康熙恳切地对王辅臣说：“我很想留你在朝廷里，朝夕相见，但国家大事，平凉重地，一天也离不得你。”在赴任前，康熙还送他一支顺治帝用过的蟠龙豹尾枪，王辅臣拜伏于地，万分激动，当即表示要为康熙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陕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三桂设想，王辅臣一旦从平凉起兵，控制西北，自己在湖南，耿精忠在东南，这样就能从全局上影响清廷，使清军疲于应付，从而扭转战局。面对吴三桂的招降，王辅臣虽然有所触动，但他明白吴三桂跟康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康熙手下，不失为朝廷命官，前程远大，而吴三桂则是引他叛逆。于是他立即命义子王继贞将吴三桂的信使押往京师，听凭朝廷处置。

康熙见王辅臣忠于自己，不禁大喜，更加信任王辅臣了。可是没想到的是，王辅臣的这些举动却引起了同僚张勇的嫉恨。起初，康熙同时起用王辅臣还有张勇统领陕西的军务，王辅臣私自做主，避开张勇把吴三桂的招降书送给了康熙，康熙见信后非常高兴，封其子王吉贞为太仆卿。张勇的军功本来在王辅臣之上，现如今王辅臣累受皇恩，自己心里非常不高兴。

正在这时，四川提督郑蛟麟在成都响应了吴三桂的叛乱，危及陕西，康熙遣重臣莫洛到陕西，赋予他全权调动山西陕西的兵马，但王辅臣之前和莫洛有过节，因此莫洛一开始对王辅臣就很不友好，处处掣肘。

于是王辅臣向康熙请求调往湖南立功，康熙不准，王辅臣闷闷不乐。莫洛本不知兵，又与属下的将官不和，在进兵的时候，竟将王辅臣军中的好马尽数换走，替以劣马。这件事使得王辅臣大怒，终于成为王辅臣兵变的导火索，随着兵事陷入僵持，莫洛屡屡不听王辅臣的计谋，王辅臣对莫洛的耐心亦到达极限。

康熙十三年（1674），莫洛率兵到达宁羌州，王辅臣突然发起攻击，莫洛猝不及防，当场被流弹击中死亡。王辅臣兵变给康熙以极大震动，原先的部署被打乱且不说，一旦王辅臣和吴三桂合流，将会对整个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直接威胁京师。康熙一面重新部署兵力，一面派其子王吉贞进行招安，希望王辅臣及时悔悟，并表示对他既往不咎。王辅臣看了康熙文辞兼备的敕书，尽管康熙表示可以宽恕他，但他却仍疑虑重重，担心被秋后算账，于是王辅臣在回复中要求朝廷派使臣重申保证其无罪。

康熙看出了王辅臣的缓兵之计，他一面命定西将军贝勒董额和陕西总督哈占相机进剿，一面仍然派人到王辅臣的军营宣布他无罪。果然，王辅臣看见吴三桂进展迅速，已经被吴三桂气势汹汹的表面迷惑了，两股势力一拍即合，导致西北局势急剧恶化。清廷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扭转了局势，但由于前线指挥不力，围困平凉一年有余却不能攻下。在这紧要关头，康熙起用了经验丰富的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族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图海自笔帖式历国史院侍读，是个投笔从戎的军政双才。顺治年间，图海消灭李自成余部郝摇旗、刘体纯等部非常卖力，特别是康熙三年的茅庐山战役，和鳌拜的弟弟穆里马一起把最后的抵抗势力李来亨一部送上了覆灭的归途，满族人一提茅庐山战役都是非常惊恐的，京师人言事情难办总说：“又上茅庐山了。”可见图海的厉害。

图海到达前线后，“明赏罚，申约束”，激励士气，取得了良好效果，诸将纷纷请兵攻城。但图海却说：“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今奉天威讨叛竖，无虑不克。顾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当体圣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然后，图海又指挥士兵断了王辅臣的粮道。粮道一断，王辅臣就成了瓮中之鳖，但他还想负隅顽抗。

这个时候，周培公登场了。周培公，名昌，字培公，荆门诸生。好奇计。佐御前侍卫吴丹有功，以七品官录用，周昌的同乡是王辅臣手下的总兵黄九畴和布政使龚荣遇，图海就以周培公为使者，透过这层关系把朝廷不准备为难王辅臣的意思和康熙希望王辅臣迷途知返的愿望传达给了王辅臣，王辅臣犹豫再三，最后不得已投降图海。至此，西北战事已了，使清廷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吴三桂。五月克复虎山墩，六月初七王辅臣出降，前后不过用兵三个月而已。王辅臣投降后，康熙为了安抚他，仍然授给王辅臣太子太保的封号，授靖寇将军，命令和图海一起镇守汉中。但经过这么多事，王辅臣非常害怕，后来自杀了。清·《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

这时，各路叛军或被消灭，或投诚，尤其是耿精忠和尚之信问题的解决，使得形势顿转，就剩下吴三桂一股力量还死撑着，清廷最后平定三藩之乱的时机终于到来。

乘胜追击，三藩终平

吴三桂失去了陕西、广东、福建的响应后，孤立无援，但由于他准备充分，士卒勇猛，仍然有力量和清军相抗。两军在湖南围绕岳州、长沙反复争夺，各有胜负。在这期间，清军兵力胜于吴军，供养补给也远较吴军为多，但清军统帅屡屡失误，畏敌不前，是造成相持局面的重要原因。

后来，康熙派屡立战功的穆占率清军进取衡州，以“遏贼后路”和“宽缓”广东。穆占所率清军迅速攻占茶陵、仁安等许多地方。康熙十七年初，清军先后又收复了湖南一部分地区。接着，清军控制了江西，吴三桂的外围势力丧失殆尽，被迫转攻为守。清军顺势进兵围困岳州，给吴三桂造成了极大压力。

吴三桂见粮饷不济，而且士气低迷，担心会发生兵变，便想到了称帝，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还能提高士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在衡州继位，吴三桂即皇帝位后，宣布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也改名为“定天府”。当了皇帝之后，吴三桂大封百官。他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任命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尚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吴三桂还制定新历，铸造新钱币，曰“昭武通宝”。为了渲染“大周”的合法性，吴三桂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企图扩大影响。清·康熙皇帝朝服此为康熙皇帝举行重大典礼时所穿的冬朝服。整件朝服以明黄缎子做衣料，上绣云龙纹，领口、袖口和前襟等处滚黑色貂皮，显得华贵而庄重。

不久，永兴争夺战爆发。永兴为衡州门户，距衡州仅百余里，是双方势在必争之地。吴三桂调回其得力将领马宝、胡国柱等各部，集中力量于七月间围攻永兴。面对来势汹汹的吴军，清军顽强抵抗，清都统伊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山先后战死。双方激战多时，但清军寡不敌众，就在永兴即将失守的时候，吴军却突然撤退。

原来，就在吴军猛攻永兴的时候，衡州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随着清廷越来越占上风，吴三桂日夜忧惧，变得越来越憔悴。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取得胜利了，这时又由于旧疾复发，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十七日，67岁的吴三桂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一边秘不发丧，一边密令进攻永兴的部队退回衡州。随后，郭壮图等拥立吴世藩在云南即位，世藩以方光琛为国公，以郭壮图为腹心。次年，吴世藩迁往贵州，以贵阳为行在。

吴三桂一死，叛军群龙无首，马上大乱。康熙令大将军察尼水陆并进，攻取岳州。

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岳州、衡州等地相继为清军攻占，湖南全境基本平定。此时，西路也传来喜讯，清军攻占汉中、兴安、成都、保宁、重庆等地，四川悉平。

三月下旬，康熙采纳了新任云贵总督赵良栋提出自湖南、广西、四川三路出击、进取云贵的方案，令贝勒彰泰代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负责东路，从湖南出发；令喇塔负责南路，从广西出发；令将军吴丹、赵良栋等负责北路，从四川出发，共向云贵进军。这个部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问题。南、东两路清军迟迟不进，吴军主力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部集中兵力攻打四川，企图以各个击破，打败清军，沪州、叙州、永州等地先后为吴军攻占。但吴军主力进入四川，云贵方面防守力量便有所削弱，康熙帝看准了时机，于九月初严厉敦促南、东两路迅速进军。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赖塔率军从广西出发，在石门坎、黄草坝接连打败吴军，进至曲靖，另一位清军将领彰泰也由湖南快速前进，与赖塔会合。尔后，清军分路进攻，于二月下旬包围昆明。四川吴军奉命回救，赵良栋等乘势追击，大败吴军，于九月进抵昆明。三路大军最开始以彰泰为主帅，但他指挥无方，久围不下，康熙帝极为不满。赵良栋于是主动指挥所部绿营兵，切断城内外一切联系，从十月八日开始强攻，二十八日吴世藩被迫自杀，二十九日叛军出城投降，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至此被彻底平定。清·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

三藩之乱前后为害八年，殃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甘肃等多个省份，破坏国家统一，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消灭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西南地区免遭割据势力的戕害，是顺应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的。整个平叛战争中，年轻的康熙帝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居中指挥，由于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使平叛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

战争是以清朝的胜利和吴三桂等“三藩”的失败而告终的。清朝倾其全力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康熙帝为巩固清朝的统治立下了殊勋，以后出现的“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的。也是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年轻的康熙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成长为一个深谋远略的成熟政治家。

第三章　剿抚并行，台湾纳归

据守台湾的郑经

明末清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清战争之乱，双方均无暇顾及东南沿海之际，出兵侵占了台湾，并以台湾为据点，不断袭扰沿海各省，对沿海当地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威胁。顺治十七年（1660），明将郑成功力排众议，亲率官军两千五百余人自金门料罗湾渡海出发，决心收复台湾。在台湾人民的配合下，经三天激战，三战三捷，把侵略军驱逐到其苦心经营的赤嵌城，但在形势上，已是孤角。郑成功拒绝了侵略者的一切要求，迫使荷兰殖民者无条件投降。不久，荷兰殖民者又派出大批舰队增援，企图夺回台湾，但都被郑成功击败，终于在年底向郑成功投降。至此，被荷兰侵占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又回归祖国怀抱。然而不幸的是，郑成功入台不到半年便因操劳过度去世，年仅39岁。值得赞扬的是，郑成功一直声明：“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郑成功不愧为民族英雄。

然而，郑成功去世之后，继承其父的郑经却公然背弃其父的遗愿，宣布：“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当时康熙还年幼，国家多事，无暇顾及台湾。与此同时，郑经则把台湾当作自己的领土，进行治理。郑经的所作所为，等于把台湾从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割裂出去，与其父郑成功治理台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郑经主政台湾期间，清政府则坚持招抚态度，屡屡派大员与郑氏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了争取台湾，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郑经病死，清政府主动与郑经的重要谈判活动，达十几次之多，并多次致函、派官，争取郑经，但郑经却坚持分裂立场，到死也不悔改。

康熙虽看到郑经企图独占台湾，但仍希望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郑经为达到长期占据台湾的目的，认为：“逆之，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俟余整旅东平（指台湾）再作区处。”于是，郑经假意和谈，一边佯称接受招抚，一边则率师入台。果然，到达台湾后，郑经立即宣布拒绝谈判，坚持台湾独立，只向清廷纳贡。

清政府见郑经宣布受抚，却又率部入台，开始意识到如果只是招抚，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清廷命令福建总督李率泰进攻被郑经占据的厦门，结果郑经战败，失了厦门，退守铜山。清廷则认为郑经已经知道了清军的厉害，命李率泰停止进攻，至铜山再次招抚，但郑经仍固执地坚持叛国立场，表示如不让其独立治台则“虽死不允”！

郑经更公开宣称台湾已经“非属清版图”，他甚至说：“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企图让清廷承认台湾独立，以平等之国待之，互通信使，互相通商，方可使“彼此无虞，波浪不惊”。“今日东宁（指台湾），乃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帧数千里，粮食数十年……何羡于中土哉！”并且叫嚣，如果清廷真以苍生为念，就应“以外国之礼见待”，否则，只能是白费气力不讨好。其分割台湾之野心昭著，气焰十分嚣张。

康熙八年（1669），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亲理朝政，但对台湾问题仍然主张招抚。康熙接连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至泉州与靖南王耿继茂商量招抚之事，随后派员持诏书至台湾。但郑经拒不接旨，强调台湾“远在东海之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郑成功铸造的漳州军饷银元漳州军饷银元，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铸造，主要用于郑成功进行抗清活动。此种银元两面皆汉字、无图，直径3.9厘米，重7钱4分、即26克，实际不及此数。

到康熙十九年（1680），三藩之乱已经平定，郑经失了靠山，而清廷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有了对付郑经的力量。姚启圣进兵厦门，一举收复，郑经完全失去了在大陆的地盘，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败归台湾。回到台湾后，郑经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分配诸镇垦荒，寓兵于农。他在台湾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体制，并设立六部管理政务。郑经把政事托付给陈永华。陈永华其人才华出众，善于治国，在他的治理下，台湾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国用日足。郑经又采纳陈永华“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自此台人始知学”，提高了台湾民众的知识水平。他还听取洪旭“文事、武备，两者不可缺一”的建议，命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春、秋操练阵法”。在一段时间内，“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应该说，郑经为建设台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郑经自恃台湾海峡和他的水师，仍妄图与清朝分庭抗礼，康熙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招抚政策并不能使台湾回归，于是，清廷开始准备武力收台。

但清朝以马上取天下，擅长步骑作战，但对付郑经，骑兵显然发挥不了作用，清廷于是着手建立一支精锐、庞大的水师部队。以往，清廷对水师建设不够重视，水师的长官一般由陆军提督兼任。康熙十七年（1678），江南提督杨捷和福建总督姚启圣先后上疏指出：“水陆万难兼顾”，要求朝廷“另设水师提督，令其专练水兵，熟习惯战”。这时，三藩之乱已基本平定，朝廷胜利在握，解决台湾问题便成了康熙心头上的大事。康熙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原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福建全省水师。福建水师建立后，日夜操练，规模也不断扩大，后来这支部队为收复金厦和台湾贡献了巨大力量。

郑氏内斗，康熙选帅

姚启圣担任福建总督，负责台湾事务，他十分重视对台湾军民的招抚工作。虽然没有顺利招抚郑经，但在他的支持下，一大批台湾军民得以返回大陆，对台湾造成了一定影响。他一贯主张剿抚并用，抚为主，剿为辅，但这种思路却不能完全解决台湾问题。

而郑经回到台湾后，心灰意冷，生活开始腐化起来。他筑造亭园，纵情酒色，日日与属下饮酒作乐，自己乐得清闲，政事则完全交给了长子郑克臧。好在郑克臧非常有才干，他虽然是郑经的妾所生，却刚断果决，很有乃祖郑成功的风范。郑克臧代理政事后，在他的岳父陈永华的辅助下，凡事坚持原则，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礼法，必不肯徇私情，将台湾治理得井井有条。起初郑经还有些不放心，但看过了克臧平时所批复的文件之后，觉得件件都处理得很妥当，郑经很高兴，对克臧日益信任，自己则真正享清福去了。

但是，郑克臧果敢的作风却遭到以冯锡范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嫉恨。当初，郑经出兵大陆时，曾把留守台湾的重任交给陈永华。陈永华也很有才干，而且富有经验，郑克臧正是在陈永华的影响和培养下不断成长的。陈永华将后方打点得有条不紊，冯锡范等返回台湾后，见陈永华手握重权，而且颇得人心，心中大为不满，后来又见郑经把权力下放给了郑克臧，更加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冯锡范一向希望由自己的女婿、郑经少子郑克塽继任郑经，为此，他和大将刘国轩狼狈为奸，谋划着夺取权力。

为了让陈永华交出权力，冯、刘二人可谓不择手段。一天，冯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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