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树下爱与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丹燕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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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树下爱与弗试读：

在柏林哈克什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我从图画书的架子上抽出一本图画书，偶尔的。

灰绿色调子的封面，现实主义风格的功底深厚的画风，画着我熟悉的灰绿色的大街，石头墙面的大房子，有一只心事重重的兔子，以自持而不刚毅的姿势在房子前走过。它微微垂着头，以致耳朵都向前耷拉下来了，它的体面里有点黯然与紧张，因为命运让它勉为其难。它拖着长长的影子，走着，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并不热衷。它的样子，它身上的衣服，让我想起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为了安抚拿破仑，他曾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拿破仑。他也穿着镶墨绿呢领子的上衣。

是的，这本图画书让我想起了维也纳。温文尔雅的感伤无所不在的地方，它脆弱而自重。第九区的古老街道上，整街整街，都静静立着那样的大房子，人经过它的身边，显得软弱和敏感，像身材矮小的孤儿。维也纳是个不光有温文尔雅的感伤，而且也时时把玩这种感伤的絮絮叨叨的城市，非常布尔乔亚。

每次去维也纳，那里总下雨。

雨水一条条地，从咖啡馆露天座翻起的椅背上滴落下来。下午时分，咖啡馆里常有乐队演奏室内乐和一些多年以前的小曲，说是小曲，也都是舒伯特式的。矮个子，深色头发，讲究礼仪的男人们尽心尽力地演奏着，但他们脸上有明显的不快和紧张——提琴因为雨天潮湿的空气，音色不怎么对头——以及吃惊，他们一边继续演奏，一边不相信自己竟然能容忍自己这样演奏下去。我打着伞，从沿街边的窗外看进去，他们的脸常让我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意外。从前施特劳斯也常在环路上的咖啡馆里拉小提琴，至今在席德林咖啡馆里还保留着他拉琴的蜡像，他也是个小个子男人，深色头发，他的姿态里，有种老维也纳式的恣意和陶醉。

现在咖啡馆里的人不再像从前那么挑剔音乐了，或许也多年没有父辈的好福气，花一杯咖啡的钱，就能欣赏到施特劳斯的琴艺。现在咖啡馆里的人，在音乐声中，蜷缩在磨得光秃秃的丝绒扶手椅里。墙上嵌在描金的枝蔓与贝壳中的镜子，已经天长地久地发了黄。大理石的咖啡桌面上，有被年复一年的新杯子底磨出的细纹。斜斜地贴着桌面望过去，那上面静静蛰伏着成千上万的划痕。从欧洲最好咖啡的精益求精，到战争时期代用品的粗劣，杯中物已经早早化为某人在某年某月加快的心跳，但杯底的划痕仍旧留着。如今咖啡馆里的人，默默地读书，或者发呆，在音乐中不动声色，他们与旧桌椅和发闷的旧音乐浑然一体，但个个都不再有当年在咖啡馆里结党的意气。

下雨的时候，不光是琴的声音发闷，咖啡的香气也有些发闷，甚至连牛奶都不如从前的香浓与活泼。将它注进咖啡里，它便重重跌到杯底，然后才一卷卷慢腾腾地潜上来，如同乌云翻滚。人人都吩咐服务生说：“请来烫一点的。”这咖啡就是将上颚烫起了皮，也还是不如回忆录里的好喝。甚至也不如美国中西部旅馆里提供的速溶咖啡包，那咖啡包简陋无趣，倒有可能给你“居然也是咖啡”的惊喜。下雨天，真是不能在维也纳的老咖啡馆里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音乐掠过耳朵，心情总是越来越黯淡下去，一脚踏空的感觉像没消化的牛排一样顶着。然后，未放下的心事，一件一件地被想起来，日本人的飞机炸了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大火烧了整整一天，张元济站在自家在上海市区的院子里，看着远远的浓烟，东风将灰烬吹到市区，雪一样地落下，他心里最知道，那些灰烬，不是图书馆里小心保存着的中国珍本、孤本书，就是印刷厂里存着的几十令纸张，他的一家一当，变成漫天飞舞的纸灰。忘了是谁的回忆录里写，张元济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站了一天，什么也没说。连我结婚前捧着一束花走在路上，被迎面而来的女人撞掉的事都想了起来，白色的雏菊散落在被冬天雨水打湿的地上，花瓣都脏了。“咦！”我这样惊叫。这么多年，这件事还一直不敢告诉我妈妈，怕她为此心烦。如今想起来这千里万里之外，多年以前的事，心中还是忿忿的，还是不肯释怀。

在环路上的歌剧院，方方正正的，淡黄色的房子，已被雨水淋湿了，像一个被忘记投递的包裹。傍晚剧院开演前，衣冠楚楚的人们在马路上急急地左奔右突，像兔子一样跳着，为了躲避自己脚上的漆皮鞋踩到路上的水洼。穿燕尾服的男人跳起时，带动了身后那两片烫得平平整整的黑色礼服。大多数人还是穿传统的礼服去歌剧院，孩子们也是这样，我看到茨威格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写的小说里曾描写过的黑色天鹅绒上衣，此刻还服帖地穿在一个少年的身上。他反而不跑，只是急急跟在父母身后走。他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梳得一丝不苟，带着一股子旧日上流社会子弟身上的规矩和乏味。

从停车场到歌剧院入口处的短短几个街口，歌剧开演前，三三两两都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黑衣人。

那些匆匆经过的黑衣人，很快就不见了，就像旧维也纳的幻影。街道再次寂寥下去，于是现代欧洲街道的那种钢铁般的精确，从雨中再次浮现出来。

从玻璃门外望去，那些珠光宝气的人云集在歌剧院的巴洛克门厅里，他们无声地笑着，彬彬有礼地点头，行接吻礼，一路缓缓地向那富丽堂皇的建筑深处退去。歌剧院的门厅几乎整天都是灯火通明的，因为一天里有五次参观歌剧院的节目，专门接待旅游者。但是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璀璨。女人身上的珠宝，男人身上的一丝不苟的黑礼服使这里好像突然苏醒过来似的，焕发出巴洛克建筑那种暖融融的洋洋得意，毫无节制的奢华，那曾经是在旧时代的油画里看到的情形，当巴洛克还活着，风头正健、人、口味、建筑、生活方式都相得益彰，像一盘七巧板一样分毫不差。那时老皇帝还活着，天下太平，巴洛克的趣味深入到维也纳的每一处。

歌剧院门厅里的人渐渐消失在红色天鹅绒面子的剧场大门后。成百上千片闪烁的水晶吊灯，不动声色地照耀着它渐渐变空的过程。然后，他们完全消失了。因为雨水而留在地面上杂乱的鞋印也被清洁工很快、很细心地擦去了。

一个迟到的女人，拉起她紧贴在身上的蓝色礼服的裙摆，迈着细碎而急促的步子，向蒙着猩红色天鹅绒的、正在合上的剧场大门奔去。她手腕上古老的粗大金链发出清脆的叮当声，那上面吊着八角形或者圆形的家族徽章，高跟鞋的鞋跟急促地敲击着十九世纪的大理石地面，那声音如同从山上一路滚入深渊的石块所发出来的，然后，像鸟一样猝然消失。要是跟她进去大厅，能看到，那里金碧辉煌的雕像和廊柱后，是一片雍容的灰绿色。那里无所不在的金色——奥地利人内心真正的颜色——，将灰绿色里的惆怅调和成文雅的炫耀和精致的享乐，让你可以忘记哈布斯堡王朝腐烂时的不堪，以及从此以后每况愈下的耻辱。

旧皇宫的各个大小广场上，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皇帝、亲王与皇后们的青铜塑像，他们湿漉漉的，身上脸上，一条条挂着浅绿色的水渍。

兔子的故事显然是影射哈布斯堡王朝的。兔子的家族岌岌可危，小兔子先生为了拯救家族，不得不到德国去寻找可以结婚的家族，一个更强的家族，通过联姻来保住家族的地位。从特丽莎女王开始，这个强大的王朝放弃了战争，转而用结儿女亲家的手段来巩固王国，化解纷争，扩大领土。她使得靠战争打江山的帝国成为精于音乐、巧克力蛋糕、葡萄酒，用珠宝镶嵌马车，连厨娘都为皇家剧院的女演员去世而失魂落魄的温柔乡。当你要进攻我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你，宛如在你已经端平了枪瞄准的时候，在你枪口上插入一朵玫瑰花。

几百年来，全奥地利人都认同“宁可要中庸的和平，也不要辉煌的战争”这样的处世态度，终于使奥地利人有了与德国人不同的气质，奥地利人几百年来在太平世界里养成的世故、精巧、脆弱、敏感、注重内心世界、讲究体面和自尊，终于使他们不会被素来有大志向的德国人混淆起来，大志向常常是很影响享受的，所以他们将大志向从自己的生活里清除出去了。

从此，他们将毕生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享受上。城里无数的戏院，维也纳森林边上无数的巴洛克宫殿，多瑙河流域的修道院个个都能拿出自己酿制的特色葡萄酒，学音乐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小市民的心理问题成就了人类心理学上最重要的突破，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放着的桌椅，都是青年风格的大师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被四国瓜分，奥地利外交部部长用了十年时间在美泉宫陪占领者喝上好的葡萄酒，奉上全维也纳最美的宫殿，他教会占领者们过奥地利最奢华的生活，从而为奥地利赢得了独立。这世界上，谁都不如奥地利人那样懂得美好生活的重要。

这个王朝腐烂时，最特别的情形，就是国家已经充满陈腐之气，危机四伏，但奥地利特有的文学和艺术，却在那时喷薄而出，维也纳人都陶醉在精神的享受中，从咖啡馆溢出的“不看世界的世界观”风行一时。

歌剧院里每个观众都有比别国的职业音乐家还要敏感的耳朵，维也纳每家咖啡馆，虽然烟雾腾腾的，但都是一座充满了思想和观念的大学，和对潜意识下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到处都是文学艺术要与传统决裂，破土而出的蓬勃生机。上中学的男孩子们，以炫耀自己对新流派和新思想的熟悉为荣。整个社会亦步亦趋地跟着皇家剧院的女演员和男演员在戏里的举止，学习做合乎宫廷礼仪的高雅市民，要是自己的高雅让旁人认为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那简直令人喜出望外。来自多瑙河流域的邮局小姐，为了过上体面的好日子，不惜毁灭自己。茨威格的这个故事，直说得读者都不得不同情她。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人们，总是跳过头版的时政新闻，先看娱乐版上的新消息，新戏上演，是全维也纳最大的事。头牌女演员的死，比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迪南皇储被暗杀的消息更撼动人心。维也纳四百年来，已经成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人人都不相信，除了千方百计将日子过得精益求精、津津有味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事要操心。

地球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这样奢侈的生活态度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成了分割后小小的一块德语区，像个断手断脚的残废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差点连国都亡了。埃贡·席勒画的小人，个个都睁着身心饥饿的眼睛。奥地利的历史，简直像一出在歌剧院上演的戏。

我在弗洛伊德从前常去的烟铺前，叫住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他穿着米色的风雨衣，围着浅咖啡条子的羊毛围巾。他庄重地拿着一把伞，好像拿着一根名贵手杖。他看上去是个温和的维也纳男人。我问他去煤市怎么走。他看看我手里的地图，微微一笑，说：“您这是要去戴曼点心铺吧。”“是啊，下午，去吃点心。”我说。

他歪歪头，表现出羡慕的样子，说：“啊，这会儿正是时候。”

他直接指给我看去戴曼点心店的路，特别指出：“您能看到它的店幌子上有两个K，那是皇家点心铺的意思，比哈萨的蛋糕铺高级。”“哪一种点心最好吃，按您的口味？”我问。“很难选择。很难。这和您什么时候吃，怎么吃，和谁在一起吃，都有关系。”他说。

告别的时候，他祝我好好享受这个下午。

戴曼点心店的底楼，四周都是镜子和贝壳饰纹，浅浅的灰绿色被金色的巴洛克装饰线精巧地压着。窗外雨中湿漉漉的街道衬托着店堂里的温暖、干爽。焙烘着的面团发出新鲜的麦香，奶油和糖霜的气味，融化了的巧克力黏糊糊、强烈的可可气味，没有加牛奶的咖啡清冽、尖锐的芳香，还有用糖腌了的各色水果焙烘时散发的酸甜，在这样的气味里，遥远童年时代对甜品的渴望全部都在舌头上苏醒过来。

人们舒服、满足地带着小小的饥渴，在大理石的小圆桌前坐着，将自己干净的手放在桌面上。小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将手平放在桌面上，等待甜点心被端上来。小圆桌前坐满了这样的人。靠我椅子的一桌人说着法语。长桌上的人，看上去像是中学同学聚会，都是一样年龄的老先生们，彼此的态度却是少年人那样的亲昵，而且喧哗。有人在桌上，像我一样放着揉皱了的自助旅行书，那一定是冲着那两个K而来的游客，东张西望的，在椅子上拧动身体。还有穿着体面的女人，带着孩子来这里，他们当然是一家人，大人孩子都穿得这样庄重，应该是在庆祝什么纪念日。他们让我想起维也纳小说里的描写：交际花每年在自己心爱的人生日之际，都带着自己和他的私生子来这里吃点心，然后去歌剧院看戏。她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爱情。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的故事。

我偷偷打量他们，好像他们是从1920年茨威格的小说掉出来的。窗外斜雨霏霏，迷蒙一片。他们穿着烫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母慈子孝的样子，一切都合乎旧时代的礼节。那母子俩轻声交谈着，好像母亲在告诉孩子不同点心的不同口味，以便孩子选择。那母亲的头发有些发红，那是犹太血统的标志吗？故事里的女人是个犹太女人，但那是在大战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大多早已在战时死在波兰的集中营里了。

戴了雪白扇形小帽的女侍者，从陈列着上百种传统皇家甜点心的柜台上拿来我点的苹果馅饼。将柔软的、新鲜的点心放在舌头上，用上颌顶着，小心翼翼地移动舌头，慢慢碾碎它，它融化开来，温暖的香味在口腔里向鼻腔升上去。

那天，是布什开打阿富汗的后一天，电视新闻里一次次地播着炸弹在夜幕里闪闪发光地爆炸的情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逼到眼前的战争。但在点心奇妙的香味里，战争仍旧显得那么荒唐，让人对它集中不起心思。吃点心，配英国茶，或者不加奶的咖啡，嘴里才会保留清冽，保留对味道的敏感。我那时这样想。当时，战争是否会导致整个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全面战争，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但是坐在香喷喷的点心铺里，我的心情就是紧张和忧虑不起来。过了六十年，我的心情与茨威格在回忆录里写到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也纳人的心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维也纳就是经历了那么多，还是缠绵于享受中。它像一块巨大的沼泽地，只要你走进去，就会陷进去。

我知道我有点想维也纳，所以我买下那本有太多德文，我几乎看不懂的图画书。柏林秋天的下午，天早早就要黑，满城灰色。而维也纳即使下雨，也是灰绿色的，它那样柔和。在柏林想维也纳，那真是极自然的事，也是极放任自己的事。柏林硬，维也纳软。柏林严肃，维也纳妖娆。柏林激励你上进，而且给你机会，维也纳鼓励你细腻，怎么细腻也不过分。在柏林你不得不让你的意识很合乎逻辑，尽可能理性，做一个有秩序感的人。在维也纳你可以无穷无尽地翻检你的潜意识，将一切乖张的行为统统推给它，自己则可以体面地全身而退。在柏林得做个一板一眼负责的人，但在维也纳，脆弱和崩溃本身就是正当的理由，有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们，茨威格和他小说里的女人们，克里姆特、瓦格纳和他们那些阴郁、充满情欲的金色曲线，千奇百怪的隐衷都可以得到宽恕。金色

我猜，维也纳是我身处过的，最让我想得到情欲的城市。

在汉堡，有一次我和大嫂晚上误入了风月场。市场一样大的房子里，沿着墙有一圈高台，妓女们站在上面，穿得很少，几乎就没有穿什么。男人们逆着时针在高台前转，他们有时停下来，和台上的女人说几句话，有时让那女人转过身去，看看她的侧面，或者背。那些女人通常都顺从地转过身去，但从肩上转过头来，看着那提要求的男人笑。那灯火通明的大棚里有种奇怪的气氛，像圣诞节市场那样的临时的、过时不候的气氛；像牲口市场那样一定挑个又结实又合算的，农场主式的精明的气氛；我和大嫂站在入口处，一路望过去，看见了比我们俩一辈子看到的都多的女人的乳房、大腿、被黑色蕾丝勉强遮盖的各种臀部。但是，那只让人想到皮肉，而不是性，甚至也不是色情。这有意思吗？我一直怀疑，这些男人和女人真奇怪啊，绝对是大锅饭口味。

维也纳却不同。有一个早晨，我搭轻轨火车到维也纳大学去，进了老城以后，火车高高地在轨道上行进，我看到街边的楼房上闪闪发光的金色饰纹，那些曲线不像巴洛克的曲线那样舒展，好像有什么东西限制了它的舒展和漫卷，像这城中无数巴洛克的金色藤蔓那样，它们笔直地伸着，直到末端才卷成一个涡旋。它让我想起《吻》里面，被吻的那个女人在情人怀抱里笔直竖起的身体，痉挛般弯着的小腿和胳膊，现在我懂得那样僵直的身体，是因为激情喷薄而出时巨大的能量。那女人的手指和脚掌，都勾着，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即使是被人吻，全身只有被别人的嘴唇紧紧吸住的那一小片皮肤有感觉，被拉起的感觉，也需要用这样大的力气。原来在热恋的时候，约会以后，常常会浑身酸痛，好像要感冒似的乏力，必须要好好睡一觉，是因为身体那样猛烈地僵直过。

分离派的建筑师们十九世纪留在维也纳大街小巷建筑上的金色曲线，让我想起童贞时代排山倒海的性的冲动。青年维也纳式样的曲线像吻一样到处留下痕迹，像潮湿的吻干在皮肤上，那一小块皮肤便微微发紧。列车经过的城区里，这儿一栋，那儿又是一栋，栗子树的浓荫里，由僵直的金色直线和尾端那春光乍泄的旖旎涡旋构成的大门，在早晨的阴霾里妖光烨烨。那些充满感情的图案，让我想起那时一个又一个充满情欲的，因为害羞和羞愧而无声无息的吻。那种痉挛般的，像孩童时代硬憋着小便时的紧张，是害怕和期待着性，它如牛奶锅里的牛奶，翻出一串又一串气泡，眼看就要失去平静。眼看就要冲破自己童贞的平静生活，为自己的害怕与期待自惭形秽，那是心里永远存在的对于性的犯罪感，那一满锅喷香的牛奶，一旦开锅，一定一塌糊涂。这种会弄得一塌糊涂的害怕，限制了对性无所顾忌的享受。它曾让我将身体竖成一根铅笔，身体里面是最软的铅芯，哪怕重一点放在桌上，也会碎成一段段的。我记起了那些痉挛，手和脚，这些离嘴唇最远的地方都暗暗使着劲。弗洛伊德说，小孩子是在憋小便时感受到的痉挛里，认识到性的快感。记得我在上大学时读到这段话时，在人头济济的阅览室里大吃一惊。如今回忆起来，可不真是一样的。

在车厢里，我希望自己能再次体会到那样充满了情欲的吻。我相信，爱上一个不同的人，感受会是全新的，就像第一次恋爱一样。处女的感觉会再次被唤醒，它并没有因为性的经验而失去，它只是藏起来了，藏在某处，久久地等着。

车厢里端正地坐着一些女人，手上戴着嵌宝石的结婚戒指，有些像猫头鹰的脸那样几乎正方的脸，尖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睛，也像猫头鹰那样容易被惊扰，随时准备逃走似的。她们心里藏着对什么的渴望？怎样的爱情经历？哪些再也不愿意面对的往事？多少怎么也打消不掉的令人羞愧的念头？她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像一个塞满秘密的手提箱，鼓鼓囊囊的，连盖都盖不上。所以她们的举止行为有点拖拖拉拉的。

经过大学校园里的疯人塔，去汉学系。当年弗洛伊德在疯人塔边上的精神病医院礼堂里讲手淫问题，他将人类的一切病痛与怪癖和梦归结为性的压抑，他将性和情欲像炸弹一样扔在众人面前，他曾经将讲究体面的维也纳男人吓得不能在女士面前提到他的名字。“什么都是性！”他们嘲讽地说，但有些胆怯。而维也纳女人们在贝格街的单人卧榻上提供的经历，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深厚基础。她们甚至爱上他，因为他身上温暖的女性气息。我猜想情欲与裸露关系不大，那些修饰臀部的黑色蕾丝，灯光下没有禁忌的乳房，真是徒劳。也许，情欲与女人的感受更有干系，它犹如音乐，要借助乐器才能成为真实。女人借助一个自己爱上的男人，将这种深埋在肉体里的痉挛唤醒，成为从肩膀开始，飞快传到手指和脚趾的真正的情欲的颤抖。

维也纳让人总是有机会感受到情欲。它让你心里咯噔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柏林唤醒人的政治性，纽约唤醒人的进取心，巴黎唤醒人心里浪漫的梦想，圣彼得堡唤醒人心里的沧桑，我数着自己喜爱的城市，没有一个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

一百年前被指为淫荡的克里姆特画中的女人，带着蛇般的美与邪恶，现在被印在明信片上、香水瓶子上、博物馆出售的雨伞和丝绸围巾上、旅行手册上、甚至烟灰缸上，如今她们是维也纳的金字招牌。百乐宫最整齐的房间给了他的画作陈列室，窗外是维也纳最美的巴洛克花园。从前被人唾骂的贝多芬壁画，现在陈列在分离派博物馆的墙面，是博物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艺术史博物馆的介绍上总是提及他在走廊里的壁画作品。都对他画里活生生的情欲心照不宣。也许从前，他画的女人惊世骇俗，让维也纳的上流社会觉得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于是，他们发出正派人在裸体被人撞见时不得不发出的惊呼。现在，那成了吸引人来维也纳的某种暗示。维也纳有如此华丽的女人，如此的颓废和紧张，如此的精致和脆弱，她像沉重的水晶吊灯一样，闪烁着照亮了别处简单的人生。同样的一生，在别处，一餐粗茶淡饭就过去了，这里却是无尽的盛筵。

克里姆特在他的女人的身上，堆砌着无穷无尽的金色，它与巴洛克的金色相似，但没有自满，而是颓废的金色。他画的女人们，不论是脆弱而苍白的，还是微微浮肿、满面红晕的，都是颓废的。沉湎于性的旋涡里，几近虚脱，她们的脸上带着类似无耻的神情，因为她们到底不能摆脱性带来的羞耻感。这世上，到底谁可以真的有自然的、摆脱了羞耻感的性呢？从东方到西方，有宗教传统的地方都没有。也许非洲是有的，但是你也许介意他们太像动物，不够精致和细腻。维也纳到底是纸醉金迷了四百多年的城市，看上去他们最知道把玩那种种羞耻与无耻，阴郁与眩目，沉迷与挣扎，那些最细微的矛盾之处。克里姆特有一个美丽的红颜知己，他们一起吃饭和散步，他终生与母亲和姐妹住在一起，与乡下来的头脑简单但身体美好的模特儿做爱，所以他懂得用金色的辉煌来表达情欲的颓废。

到你真的觉得寝食皆废，不用说将来，连此刻的生命都被忘记了。只想着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精疲力竭，眼冒金星，因为缺氧而两颊滚烫，能做的都做了，但还是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不能与此人分开，独自清净一会儿。这时，心里唯一留下来的感情，大概也就是颓废了。

这种感受像毒药一样麻痹着整个人。被挤到一边，溃不成军的理智，心里紧张地盘算着出路：“一定得摆脱出来，做点什么别的。”它让人害了怕。有些人就因此而结婚，借日常生活的力量将这可怕的感情整理通顺，日常生活像注入咖啡的牛奶，刹那之间，咖啡像匕首一样尖利的芳香变得醇和了，死亡一样的黑色，也随即变成雅致的棕色。颓废变成了慵懒。人生终于再次正常起来。但是，也乏味了起来。

我好几次去分离派博物馆，去那间并不舒服的会议室里看克里姆特妖冶的壁画，每次都看到年轻人仰头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而中年人，则久久地注视着，拿着手里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也许，维也纳对年轻人来说，太复杂和精致了。那金色也太晃眼了，它甚至有些陈旧，远不如黑色来得彻底和时髦。禁忌已经被打破，触犯禁忌带来的紧张与颓废就成为太麻烦的感情了。我有时看着轻快地离开的年轻的背影，想，也许他们会觉得纽约是充满情欲的城市吧，那里的女孩子以从低垂的裤腰上露出两股间的浅沟为快。楼梯间

19世纪初的宽大公寓，进得大门去，是四四方方的门厅。宽大的楼梯贴着墙蜿蜒而上，在楼梯扶手那里探出头去，能一直看到底楼的门厅。有人上楼，那脚步声便在楼梯间里回荡着，在楼上就能听见。还隐约能看到那个人的手臂，随着身体移动而翻起的衣角。在维也纳这座城市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栋这样的老房子，通常，好像我去过的老房子，我朋友住的房子，电影里看到的房子，都是这样的，甚至弗洛伊德诊所也开在这样的房子里。

有一年，我也住在这样的一栋房子里，在维也纳的十三区。

沉重的木头大门在我身后“咔嗒”一声合上了。半明半暗的门厅和楼梯间里一团寂静，墙上贴着灰绿色的瓷砖，瓷砖上有几条青年艺术风格的曲线。空气里有淡淡的洗涤剂气味和没加牛奶的咖啡香。耳朵被这里的寂静弄得有些不舒服，那种寂静好像是某种压力，按在耳膜上，防止你听到你不该听到的某些声音。这样的光线让我想到了茨威格对老房子的门厅的描写，现在仍旧是半明半暗的，而且空气也是小说里形容过的凉爽。

在那些套间结实的门上，我看到世纪初制造的猫眼，茨威格的小说翻译将它译成“窥视孔”。它们看上去比现在我们用的要笨拙些，大些，结实些，包着一圈黄铜。

茨威格的故事常常与这样的维也纳老房子有关。一个女孩子爱上了她家对门住的邻居，一个倜傥的作家，他是维也纳女人都会爱的那种人，风雅精致，有学问，为人亲切，花心。“我整天都在等着你，窥视你的行踪。除此之外可以说是什么也没做。我们家的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从这个小圆孔里可以看到对面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不，别笑我，亲爱的，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对那些时刻也并不感到羞愧！——这个窥视孔是我张望世界的眼睛。那几年，我手里拿着书，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坐在那里，坐在前屋里恭候你，生怕妈妈疑心，我的心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我知道你的一切，了解你的每一个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条领带，每一件衣服，不久就认识并且能够一个个区分你那些朋友，还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13岁到16岁，每个小时都是生活在你的身上的，我去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手，捡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是茨威格写得最好的小说，一个维也纳女人自重而疯狂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寂静而有秩序的、看上去不动声色的楼梯间里，“终于——大概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吧——我听见下面开大门的声音，接着就是上楼梯的脚步声。顿时我身上的寒意全然消失，一股热流在我心头激荡，……我轻轻地开了房门，准备冲到你面前，伏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烛光忽闪忽闪地照到了楼上。我哆哆嗦嗦地握着房门的把手。来的人果真是你吗？是的，是你，亲爱的——但你不是独自一人。我听到一阵挑逗性的轻笑，绸衣服拖在地上发出的窸窣声和你低声细语的说话声——你是带了一个女人回家来的。”

每次当大门在我身后“咔嗒”一声关上，在压住耳膜般的寂静中，茨威格小说里的人物就从我心里冉冉升起。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在楼梯间里回响，听着灯芯绒细条的裤子发出的摩擦声，地板在我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这些琐碎的声音在维也纳老房子的楼梯间里听起来，好像都是富有意味的小说细节。

猫眼后面好像有人。它暗了一下，只有人凑近猫眼，遮住此人身后走廊里的亮光时，猫眼才会“忽”地暗一下。如今，是谁听到脚步声就奔来窥视楼梯呢？这样的老房子里，无声地飞舞着无限关于情欲的秘密。

我忍不住向那个猫眼凑过去，我不习惯用猫眼，虽然我家门上也有一个，但却装得很低，是给孩子独自在家的时候用的。我以为从门外看过去，也可以看到门里面发生的事。那个突然变暗的猫眼后面到底站的是谁？那个女孩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好奇极了，是茨威格在小说里常提到的好奇心，它几乎打乱了文学与现实的界限。对茨威格的小说，我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故事吸引，也被他的故事打动，但我不怎么喜欢被他的故事激起的感情，那种感情有点小家碧玉式的悲天悯人，他在什么地方抹杀了故事的广阔，或许出于对他那大战以前维也纳犹太人上流社会的布尔乔亚世界观的不适，或许出于对他描写里咏叹调式的口味的微微不满，他的笔调有些夸张，让人想到施特劳斯金像的卖弄，对他的小说，我始终有被吸引和不满足的双重感情。那种不满足，我可以感到，但说不完整。茨威格写得太圆熟，太精密，太聪明，太完整，他的故事也有心灵的力量，但这力量被利落而令人可惜地阻断在个人悲欢的格局里面。我喜欢读他的小说，却对他不甚满意。

从门外面，通过猫眼看进去，什么也看不清。但那里面突然亮了一下，是里面那个人飞快地从猫眼上闪开。她被我吓着了？然后猫眼再次变黑，这次是它被遮上了。我听到了门那一边轻微的金属擦碰的声音，我知道，那是猫眼上的铜叶片被放下，从里面遮住了猫眼。

果然有个人！我慌忙闪开。我怎么能站在别人家的猫眼前偷看呢？真是太失体统了，还什么也看不见。我怎么连滚带爬地上楼梯，像那些心怀鬼胎的维也纳犹太妇女。她们在大街上和家里，都不得不维持着锦衣玉食、美满幸福的上流社会的体面，她们远比贵族妇女更审慎和规矩，只能在安静的楼梯间里崩溃，颤抖，跌跌撞撞，落荒而逃。

小说中的女人，被少女时代的暗恋所纠缠，不得解脱。等她长大以后，终于以一个陌生情人的身份，被作家带回少女时代住过的老房子。茨威格在小说里再次写到那个老房子，那个楼梯间，写到那个清白自重的女人到了不顾一切的田地，心里的悲欣交集。“那大门，我在前面等过你千百次的大门；那楼梯，我在那里倾听你的脚步声，并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你的楼梯；那窥视孔，通过这个小孔，我看得神魂颠倒；你门口铺的小地毯，由此我曾在上面跪过；那钥匙的响声，每回听到这声音，我总是从我潜伏的地方一跃而起。我的整个童年，我的全部激情都寄托在这几米大的空间里了，……我的生命就在这里，而现在命运像暴风雨似的降落在我的头上，因为一切，一切都如愿以偿了，我和你在一起走，我和你在你的、在我们的房子里走着……一直到你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都是一辈子沉闷的、日常的世界，从那儿起，孩子的仙境，阿拉丁的王国就开始了；你想一想，这房门我曾急不可待地盯过千百回，如今我飘飘然地走了进去。……”从此，她不再是暗恋的女孩，而在不归路上绝尘而去。这才是维也纳的女子，她们有着小家碧玉的生活、外表、风格，而且有一颗小家碧玉浮想联翩的、孤注一掷的、脆弱而唯美的心。她不是不懂得日常生活的乏味和呆板，虽然她不得不一辈子流连在这么一栋维也纳老街道两边数也数不清的老房子里。

空无一人的楼梯间里，我停下脚步以后，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楼下街上有人走过，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鞋跟敲击卵石的路面，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上。拐角上有家旧货铺，里面铺天盖地的什么都有。从蓝色的水晶细颈花瓶、底部铸着族徽的黄铜烟灰缸，到七十年代牙签条的旧西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家族相册、用旧了的连着黑色网状面纱的女帽，以及从前用真正的牛皮缝制的旅行箱，它硬翘翘的，皮带也断了。

它开着的门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耗子味，老旧货店的气味。我被街上传来的脚步声引导到那家旧货店里。前几天，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常去那里翻东西，与店主闲聊，他是个和气的买卖人，一口咬定我是个有钱的东方人，“要不然，你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他想要说服我买贵重的东西。此刻，我站在楼梯间里，想着那店里头等待人买回家的蓝色水晶花瓶、女帽、牛皮箱，还有发黄的照片里面神情庄重的女人，突然觉得，它们简直就是从这房子的某一套里卖出去的东西。那就是被写进茨威格小说里的那个套间，一切都是真实的，好像是回忆录：蓝色水晶花瓶就是那女孩在作家书房里看到过的那一件，作家从那里拿过白色玫瑰给她，以后，每年生日送她的白玫瑰，都插在这个花瓶里；女帽是那女人用过的；牛皮箱是作家出去旅行时用的箱子；而发黄照片里面神情庄重的女人，则是故事的女主角本人：她站在镜头前，鬈发向两边分去，脸有些方，是那个时代维也纳女人的脸型，克里姆特的女友爱米尔也长着同样的脸型，她们甚至有同样的表情，在庄重后面，是不可收拾的越轨，并深深走进了死胡同的私人生活。

房子里真是一团寂静。突然，我听到有人从外面进来，门铃吱吱地响着，楼上有人为他开了门。那是很轻的脚步声，我从扶手上往下看，看到一双穿了墨绿色丝袜的脚，穿着黑色的齐脚踝的短皮靴，好吧，不是他，是她。她走得很小心，鞋跟没有踏上来，所以脚步声就变得很轻，而且可以走得很快，其实她也走得很快，她的大衣摆都扬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想躲着人，她带来了一种我在茨威格小说里熟悉的神秘气氛。她的步子兴奋而恐惧，小腿在袜子里紧紧绷着，像运动员站在石灰划出来的起跑线上。我不由得缩回了头，好像我也怕她看到似的。她一定打扮得很隆重，因为我闻到了一股脂粉气味，还有香水甘甜的气味，很好的香水，一点也不刺鼻。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我没听到钥匙声，只听到轻轻的一声“咔嗒”，那是门锁打开的声音，有人预先为她等着门。

房子里重新归于寂静，但空气中仍旧飘散着某种紧张和诡秘，是茨威格小说里那心里充满恐惧的瓦格纳夫人来会她的钢琴家情人了吗？“匆匆地上楼，她知道他正在刚刚急速打开的门后等着她呢。这第一阵恐惧，确实也包含着对急不可耐的心情的恐惧，在见面时热烈的拥抱里消散了。”在那被飞快关上的门后面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布尔乔亚妇女患得患失的偷情，偷情这个成年女人的游戏，本有特别的欢愉，但它早已被她心中无所不在的恐惧侵蚀掉了。她有对它的渴望，但并不能享受它的喜悦，就像大多数陷入乏味生活、心怀适度不满的妇女一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在这样的房子里上演过的故事，如今还在重复吗？我探出头去，呼吸着那女人留下的、正在消散的干涩的脂粉香味，望着一路旋转上来的楼梯扶手。我大概是在犹豫要不要下去看看，这又是个被好奇心驱使的卑劣的念头。

这时，下面的楼梯扶手上，突然探出了一张仰面朝天的脸，那是张苍白的男孩子恶毒的脸，他狠狠地、不怀好意地瞪着四周，那张脸，好像是从《灼人的秘密》里掉出来的脸，男孩子因为母亲的欺骗、背叛，而成为复仇天使。他深色的眼睛利剑一样地搜索着这栋安静的房子，我飞快地缩回身体，生怕被他看到，好像我也不能让他发现。我的心咚咚跳着，手里捏紧自己的钥匙，准备马上逃回自己的公寓里去。

这时，我听到楼下传来轻轻的关门声，门锁被轻轻地撞上。

就算小男孩发现了我，发现了我在张望，又怎样呢？我问自己。我慌什么？我不再鬼鬼祟祟的，放稳了自己的脚步，接着上楼梯。我准备好反问：“我回自己的公寓，那您是谁，您上来干什么？”我住在最高一层，我的邻居是个金发女子，她礼拜天在大学教堂里唱诗，第一次担任一节赞美诗的领唱时，她还请我去听过。她在那个合唱团里的位置，是她父亲留下的，他老了，她去接班。她家几代人都属于大学教堂，生在那个教堂做礼拜，死便葬在教堂后的墓地里。她本人是独身女子，她的大门里面从没有声音传出来，她的家里也从来没什么小男孩。

没人追杀上楼。

我站在我公寓门前的那一小块地毯上，旧羊毛地毯上依稀可见橘红色的波斯花纹。我打开自己那一套房间的门，钥匙哗啦哗啦地在门上响着，这是茨威格小说里形容过的声音，小说里的作家领着那个女人回家，那女人默默听着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了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这声音与小说里形容的一样，可见锁都没有换过，黄铜的钥匙也许都是从前用过的。我的公寓里空荡荡的，只有主人留下的必需品，出租给短期客人的，就是这样的房间，没什么特别的。

我在那套房间里却不能安静下来。我四处查看着自己的公寓，看到壁橱里有卷起的地毯。我觉得它们很是眼熟，于是，就将它们从壁橱里拖出来。它们真重。我拼命拖着它们，手指甲抓进地毯的绒毛下坚硬的织面里，生疼的。“你的仆人打开门，把那几条他已经拍打干净、沉重的地毯拽进屋去。他，这个好人，干得非常吃力，我一时胆大包天，走到他跟前，问他要不要我帮他一把。……这样，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你的天地，你常常坐的书桌，桌上的一个蓝色水晶花瓶里插着几朵鲜花，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就是这么看了一眼，……我就把整个气氛吸进了胸里，这就有了入梦的营养。”我将它们拖到房间的中央，打开它们。那是一块老羊毛地毯，能看到水渍，某人，在某年的某天，在地毯上失手倒翻了一些水。他是谁？它是哪一块？我将它在房间里铺好，房间显得更空了，只是越来越像茨威格小说里描写过的房间，——那是一个虚拟的房间——只是它被搬空了，一些东西显然是进了街角的旧货店，那个作家，R，应该像茨威格那样，在战争期间落荒而逃，客死他乡。

我不能说自己在理性上喜欢茨威格，但他总是轻柔而准确地挑起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兴趣，读他的小说，我自己的回忆总是像溪流伴随堤岸一样，一路喧哗地伴随着他小说的进展。细节被记起来，记忆中的人像脱掉外衣一样，脱掉了在现实生活中稳重的外貌，我总是借着茨威格在他小说后面闪烁的眼睛，突然认识了我记忆中的人的内心世界。“原来是这样。”我常常这么想。在我最初写少年的小说时，他的《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巫山云》，那些男孩和女孩，都曾经擦亮过我的眼睛。他总是让我读他的故事，但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我十三岁的时候从高年级同学手里借到第一本四十年代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集，二十二岁的时候读欧洲文学史，再读他的小说和传记，此后的二十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再读他的小说，他总是一个伴随我的小说家，虽然渐渐我可以分辨出他与契诃夫的不同，也许我更喜欢那个俄国人，他戴夹鼻眼镜的肖像画在红场边的一栋房子的外墙上——又是房子，又是作家——，但我还是不能放弃他的故事，径自走开，像对安徒生和勃朗宁那样。它们在我心里，一直都栩栩如生。“某种回忆浮现在他的心头，他想起了一个邻居的小孩，想起一位姑娘，想起夜总会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些回忆模模糊糊，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飘忽无形。影子涌过来，退出去，可是总构不成画面。他感觉到了一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却又想不起来。他觉得，所以这些形象仿佛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仅仅是梦见而已。……他的目光落到了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花瓶是空的，多年来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是空的。他觉得，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个世界飕飕吹进他安静的屋子。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这个他是谁呀？第二章Once Upon a Time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追随一个公主的旅行

这条旅行线从她出生的巴伐利亚开始，她出生的城堡叫帕萨霍森。我们去她少女时代常去的湖畔森林里散一次步。她父亲曾教导她：“如果你心中烦忧，就到大自然中去。”

还是个少女的她，成了一个腐朽而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后。迎娶的船在多瑙河上顺流而下，进入多瑙河最美的一段，瓦豪河谷。在那里看得到两岸古老的葡萄酒庄园，蓝色的小天主教堂，小丘顶上的修道院，天鹅飞过水面。

她在维也纳不幸福，就外出长途旅行。她最爱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如今到处留着她的痕迹。从布达佩斯往西三十公里，便能看到格德勒，那里有她的宫殿。从格德勒出发一路向西去，一路上都留下她旅行的痕迹，在意大利，在法国，直到瑞士的日内瓦湖。那里是她被刺杀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她最后问。

这是一段追寻茜茜公主的旅行，感受那些无可挽回的遗憾是如何显现命运的面容。这样的地理故事，对一个女人来说总是收获良多。茜茜公主十五岁出嫁前。慕尼黑：茜茜公主长大的巴伐利亚森林和林中草地。茜茜公主老家的窗子。茜茜公主成为伊丽莎白皇后。维也纳皇家教堂，茜茜公主在这里行婚礼。那才是真正的完美一刻，王子与公主，真心相爱，挽手走进结婚礼堂。如今人们走进这里，读着教堂介绍，心中只有感慨相爱之难。茜茜公主最后一次蒙特勒之行，化名为贺昂布伯爵夫人。自从她的儿子过世后，她就只穿黑衣，只用黑色折扇遮面。但她仍热衷爬上面向湖泊的小山，在她的德国朋友半山上的宅邸喝茶。直到她去世，都保持着少女时代的腰围和体力。从莱芒湖前往日内瓦的古老码头，伊丽莎白皇后钟爱蒙特勒的山水，因为它与自己故乡相似。她从此前往日内瓦，一去不归。蒙特勒伊丽莎白皇后塑像，是弗兰茨皇帝最喜欢的茜茜坐像。伊丽莎白皇后被刺杀离世后，他来此拜访妻子最后的雕像，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茜茜雕像。在此他曾说，世界上没人知道他有多爱这个女人。维也纳皇宫里的茜茜博物馆，她喜爱的珠宝和华服以及她爱读的海涅诗集都在此展览。茜茜公主的遗体回到维也纳后，按照哈布斯堡皇室的习惯，她的心脏被放在陶罐里，置于皇家陵墓教堂密室，与她不喜欢的心脏们在一起。茜茜的一生，有人说这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公主的一生，也有人说，这是被巨大的自由束缚住的公主的一生。

在我的大学时代，英文老师布置我们背诵过不少课文，为了训练我们的语感。老师在80年代初很难找到新鲜的英语原版补充课文，只找到原版的童话故事。“Once Upon a Time，”那些课文总是这样开头的，“很久以前”。

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窄小纷乱的宁波路上，588号，是新光电影院。它是一个外墙华丽的，带着巴洛克回旋柱和装饰艺术的涡旋纹饰的老电影院，像20世纪初的欧洲工业建筑一样用红砖。它是那样华丽和张扬，在挤满了歪歪倒倒的1929年小房子的窄小街道上，好像一块落进灰堆里的豆腐一样突兀而困惑，但非常符合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使命。那时，它几乎成为上海专门放映不公开放映的西方世界电影的电影院，所谓内部资料电影。

1978年，我和同学常常到那里去看内部电影。学欧洲文学史时候的名著参考电影，如《红与黑》《叶甫盖尼·奥涅金》《牛虻》《脖子上的安娜》和《简·爱》；对文科学生开放的解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如《尼罗河上的惨案》《铁面人》；作为内部参考的资料电影，如《翠堤春晓》《鸳梦重温》《巴顿将军》。作为某种特权象征的内部电影，现在想起来，它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盗版影片，总是与新光电影院联系在一起，也总是与禁锢时代对西方世界的渴望联系在一起。

那人头攒动的幽暗门厅和大理石过道里，散发着年代久远的老式电影院特有的气味：一股包着细棕和弹簧的细帆布靠背椅子及其带漆的木靠背的气味。那气味从被紫红色的平绒帷幕遮蔽的放映厅入口处缱绻而来，梦一般的，令人恍惚不已。在1978年以后的十年里，新光电影院里荡漾的气味，就是我所熟悉的通往美丽世界的气味。

紫红色帷幕的上方有关于单号电影票和双号电影票的指示灯，但我常常因为急切而忽略它们，我将一根手指大小的电影票递到离我最近的检票员手里，它们通常是蓝灰色的粗糙的小纸条。

在电影开场以前，放映厅里会为先到的观众播放音乐。通常，它们是保尔·莫利亚乐队或者曼托凡尼乐队的轻音乐，那是八十年代早期响彻大街小巷的音乐。《爱情是蓝色的》总是很受欢迎，甚至在弄堂口的小纸烟店，都能从店主人放在木头柜台上的红灯牌收音机里听到。音乐在放映厅里回荡着，因为那里良好的隔音，音乐被包围在里面，像热烈地回荡在心里的声音。

我的心总是被电影院的音乐和气味鼓惑得沸沸扬扬。

某一天，在新光电影院，我看到了《茜茜公主》。阳光灿烂的施塔恩贝格湖，蓝色的湖水、松树林、蓝色的阿尔卑斯山脉和金绿色的草坡，随着镜头平稳的移动，出现在我面前，还有飘扬着蓝白相间的巴伐利亚旗帜的大房子，那是茜茜公主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灿烂的蓝天，在闪烁的银幕上，那就是巴伐利亚的蓝天。我的同事告诉过我，巴伐利亚的自杀率全德国最低，因为总是有人不舍得这样好的蓝天而放弃自杀。

茜茜公主沿着草坡斜斜地跑下来，带着乡野的淳朴，她的高贵出身和乡野清纯很符合当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她就这样跑进了我们的眼睛，她带来的甜美单纯，正是经历了革命年代后，人心迫切需要的温存。那是个带着巴洛克遗风的华丽而简单的电影，茜茜公主的清纯使巴洛克的华丽成为可爱的华丽，成为可以自在享受的美。美酒、美人、宫殿、欧洲充满绿色的秀丽山河，还有施特劳斯式的浪漫音乐，它们轻轻碰触着人们被迫深埋于心底的对物质生活胆怯的爱。其实，那电影里有着歌颂真善美的巴伐利亚天主教的说教，但我们从充满狂热说教的年代过来，它的说教简直就是温存的触动，它那熟悉的说教的思想方式，甚至也是让人感到亲切的一个原因。

1992年春天的某一个休息天，我从慕尼黑到施塔恩贝格湖。轻轨火车里充满礼拜天中午懒散而满足的熏熏暖意，在车厢一角有个男人，仍旧像电影里的弗兰茨皇帝那样穿着绿色薄呢的绑腿裤，是那条裤子让我原谅了他脸上铜墙铁壁般的现代表情。窗外是巴伐利亚金光灿灿的蓝天和绿色的松树林，还有在阳光下金绿色的草坡。施塔恩贝格湖水波光潋滟，成群的白天鹅在金光闪烁的细波上低低飞过，不得不说，这带着巴洛克风格的十全十美的自然是美丽的。在电影里，茜茜公主悲伤的眼睛里洒满阳光，她对她爸爸说：“我总是记着你的话，要是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去遥望大自然。”在车厢中一派悠扬的巴伐利亚方言里，我听到茜茜公主在电影里的声音，那是中国配音演员充满幻想和理想的声音，带着八十年代的人文气息，尽量的美好，尽量的正义，尽量的纯洁，尽量的欢快，像十九世纪的人那样信奉真善美，毫不犹豫地视它为生命。茜茜公主的中文对白优雅甜美、干净坚定，她的声音里寄托着无数在黑暗中观看银幕的中国人对欧洲的向往。“我总是记着你的话，要是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去遥望大自然。”我在心里朗诵她的话。

我读到过一个自杀女孩子的日记，1986年，她在日记里端正地抄下了茜茜公主电影里的台词：“要是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去遥望大自然。”将它当成对自己的劝慰。但她没有得到真正的劝慰，她割腕死了。我往三洋卡式录音机里读那个女孩子的日记，留做写作素材。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银幕上蔚蓝的湖泊曾澄明地浮现在女孩子的字迹里。那是个穷苦的、浪漫的、渴望自由的女孩子，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暴躁的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寄居在亲戚家，受着冷落。她样样都和茜茜公主的生活反着，所以她喜欢茜茜公主，所以她活不下去。因为这个女孩子，我眼睛里的茜茜公主，总带着一些蚍蜉撼树的感伤。

她在安德拉希伯爵的舞会上对匈牙利贵族说，她希望匈牙利成为一个安定、自由、幸福、富裕的地方。说这话的时候，她端坐在一张红色天鹅绒的巴洛克沙发椅上，面容甜美而坚定。那也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对中国热烈的希望，对自己将来生活的希望。茜茜以匈牙利皇后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声音里有着单纯的向往之外，还有郑重的承诺、温柔的救赎和勇敢的担当，那也正是我在八十年代对自己的承诺。我对自己将来的生活也有着极其相似的向往，也曾有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郑重和勇敢，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也对将来的作家生涯有过关于救赎的理想。那是一个单纯而热烈的年代，大难甫定，非常适合这样一部将茜茜诠释成古典而美好的皇后的德奥合拍的电影。穿着维也纳华丽大裙子，戴着皇冠的茜茜公主，优美，正派，纯真，热爱自然，反抗强权，信仰坚定，还有着被宠爱的温柔和善良，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她正好什么也不缺。她是高贵的，犹如春风万里，她就这样成为不得不穿蓝咔叽布衣服长大的我的偶像。在黑暗的新光电影院的座椅上，我遥望着比梦幻还要美好的茜茜，有时泪眼婆娑。那椅子里的弹簧太老了，已经不很灵活，常常直直地从坐垫里隆起，像一块肿痛的青春期痤疮，随着身体的移动而铮铮作响。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心中至为重要的，是勇敢、信念以及优美的面容与心灵。它结束于那个漫长多雨的冬天，那年下了无穷无尽的冻雨，空气里充满冰凉发霉的水汽，我的床和我的棉被是我找到的避难所。漫长的睡眠，晚上早早就睡下了，早上却还是怎么也醒不过来。我的身体很配合我的心情，睡着了，便不用再面对自己。我像个在纸箱里越冬的青岛苹果，表面上看红堂堂的，被好好地收藏着，不经风雪，但在果核那里，却还是不动声色地溃烂了。那个冬天，行道树在冻雨里发了霉，下水道散发着冰凉的浊气，学生们的座右铭是TDK（TOFEL，Dance，Kiss），人心在巨大的失望中溃烂，茜茜公主也在那时，消失在我的沉睡中。我结婚时粉红色棉布被套已经被洗得相当柔软，它密密地贴在身体四周，好像沉没时密不透风的水波。

从黄色的世纪初风格的小火车站出来，走过长长的、暖意融融的草坡，青草散发着被阳光晒暖的干燥清香，草梗闪闪发光。草坡其实是个山冈，站在那里，能看到湖对面天边的阿尔卑斯山，山峰上是白色的雪，那里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从那里一直向南去，是莫扎特的萨尔茨堡，是施特劳斯的多瑙河，是茜茜公主的维也纳。沿草坡而下，是高高的松树林，小鸟和松鸡仍旧像电影里一样在林间发出叫声。阳光灿烂的午后，松树散发出刺鼻的香气，阳光在林间像匕首一样明亮而坚决地劈下来。树林的尽头，就是施塔恩贝格湖。在湖边，有人和茜茜公主的爸爸一样在钓鱼，有人和茜茜公主一样穿着巴伐利亚民间的大裙子，有人在微笑着接吻，像茜茜公主和弗兰茨皇帝一样，我对自己说，这就是茜茜公主的家乡。“Once Upon a Time”，在草坡上，当电影里的湖光山色出现在眼前，我想起了这句话，“很久以前”。

接着，响彻过新光电影院放映厅的声音再次响起。那是中国人从来不使用的优渥的中文，关于忧愁和树林，以及大自然和上帝。巴伐利亚人认为大自然能让人看到上帝的力量，而战胜忧愁。我站在湖边，劝告自己要感到幸运，感到陶醉。我望着那山、那水、那些树林和白色的鸟，它们远比在新光电影院银幕上好看，它们垂手可及。湖畔到处散发着阳光强烈的温暖气息，阳光甚至在空气里也闪烁金光，这便是安慰了巴伐利亚人的美丽自然，它像巴洛克宫殿一样堂而皇之地压下来，排山倒海。

我突然泪流了满脸，像被压碎的葡萄。

茜茜公主的声音清晰、不容置疑地说着关于安定、自由、幸福和富裕的理想。她端坐在红色的沙发椅上，用手轻轻挽着裙子里的裙撑，因为勇于担当，她有着钻石般清澈锐利的光芒。我记得，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Once Upon a Time。她对后来发生过什么毫不知情，她不知道我已经觉得那理想遥不可及了。她不知道我已经觉得自己不配继续保持这样的理想了。她不知道我心里无法清除的失望。她不知道在那个冬天的早晨，我站在布满灰尘的镜子前，看自己的脸又青又肿，活像一个被遗忘在墙角的发芽土豆。我害怕地看着那面镜子，不知道以后自己该怎么生活。蚍蜉不再撼树，它已经死在树下。她也不知道有时候我深夜起床，透过窗帘望着沉睡的城市，路灯朦胧地映照着街道上的水洼，到处都是湿的，像坟墓一样。我退回到自己床上，充满行尸走肉的感觉。在施塔恩贝格湖边，我突然被推到无法直面的一切面前。漫长的湖畔黄昏，金红色的阳光在平静的湖水上滑动，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变成了温暖的紫蓝色的山脉，这里的黄昏有种天堂开启般的美，我的心中有种无声的缓慢的痛楚。

我坐在湖边，有条有理、专心致志地吃着香蕉。将香蕉掰成小块，慢慢送进嘴里，吃了一根，再吃一根，那都是太平洋群岛上出产的大香蕉，在我胃里沉甸甸的。眼泪很快就干了，在面颊上留下一些绷紧的痕迹。

不找借口，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是我的渺小的、惭愧的、站在底线上了的担当。

我终于面对与茜茜公主的分离，我眼看着说中文的她，像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上的玻璃杯一样，“啪”的一声碎了。

春天，天主教有许多节日，那些节日我不用去图书馆上班，所以我到处闲逛，寂寞的时候就不停地照相，快门开启的清脆声响是对我很好的安慰。一方面，我想不辜负在欧洲的日子，另一方面是想逃避内心的焦灼。某些东西，不光是碎裂的茜茜公主，不光是在合适与不合适之间位置不定的巴洛克宫殿，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崩溃的感觉，一直让我焦灼不安。我不能判断，那是我在崩溃，还是欧洲在崩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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