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口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柏桦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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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口才试读：

前 言

如今已出版了许多研究邓小平的书，研究的角度也相当广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口才学的角度来论述并研究邓小平。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这一缺憾。

我们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写过许多精彩的文章，讲过许多精彩的话；这些文章和讲话不仅充满思想的闪光，也充满口才的闪光；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卓越的口才大师，当然也是思想大师。

他的许多话早已在神州大地成为家喻户晓的警句，如今更是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中。

如：“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杀出一条血路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共同开发。”“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以上这些“醒世恒言”或要言妙道还可以不停地写下去，但暂时就写到这里吧，从中我们已感受到他口才艺术的魅力。

读者即将读到的这本书《邓小平口才》共分八大类：

经济口才

邓小平的口才虽然不像毛泽东那样神采飞扬，但也相当生动、富有内在激情，有一种静水流深的大口才家风范。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他的性格。

邓小平一贯话不多，从不喜欢啰唆。他的女儿毛毛描述她的父亲说：“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而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性格特征才铸就了邓小平的口才风范。

如果说毛泽东的口才表现了强烈的诗性的一面，那么邓小平的口才则表现了坚实的理性的一面，他们两人是双峰并峙、各具风采但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因此，我们在编选了《毛泽东口才》之后，又为读者迅速地奉献出《邓小平口才》。两种口才，两种风格。犹如矛和盾这两个方面，他们代表着各自口才的高峰，交相辉映、朗照乾坤。

最后让我们聚精会神打开此书，跟随邓小平的口才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吧！经济口才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邻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邓小平顺势谈起了他办特区的设想。接着，他说出了一席惊天动地的话来：“可以划一块地方，叫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席话不仅显示出他思想的深刻，而且也显示出他口才的魅力，用语十分坚定有力。仅用“杀出一条血路来!”就给人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

很快，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1979年 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两省委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8月26日，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从此，深圳特区成了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实现了邓小平的总体战略构思，即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这一经济策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石破天惊的口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感召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长征。

血路开始杀出来了!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满怀激情视察了深圳特区。他深情地说道：“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这几句平凡的话包含了邓小平内心多少殷切的希望与热情。

邓小平满怀感慨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接着他侃侃而谈：“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在邓小平的心中，特区是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血路终于杀出来了!是一条通向世界经济大舞台的血路!

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及其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13次访华代表团时也谈到了经济特区问题。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竹入义胜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

果不其然，深圳在短短的几年内腾飞了，而且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80年代人们争相去深圳取经，这一切犹如70年代去大寨取经那样。

继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深圳之行后，他又于1992年展开了第二次深圳之行。在后一次深圳之行期间，邓小平发表了震撼国内外的“南方谈话”。其中最为有名的话就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邓小平在如此高龄还能说出这番富有青春朝气的话，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口才在稳重中兼具一股激情，表现出一个真正伟大革命家的胸襟与胆识，的确难能可贵，不觉使人想起曹孟德的几句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口才、思想和激情与古今中外大英雄的心是相通的。尤其是邓小平这句“杀出一条血路来！”，定当成为这个时代的旷世名言以及所有经济战线上的先锋战士的共同口号。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毛泽东曾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的确如此，邓小平不但政治觉悟高，而且在经济建设方面更是一个卓越的人才。现在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他在战争年代就曾表现出过人的经济才华。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曾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听到了他最早的有关经济建设的声音。

邓小平说：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度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我们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激发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在这段论述中，邓小平运用了他极好的经济口才。他一上来先谈困难，然后话锋一转，再来一个设问句，也就是我们克服并战胜了困难，那么秘诀何在呢?这一问句一下就把读者的好奇心勾起来了。这时，邓小平再从容不迫地款款道来。他谈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毛泽东正确的指导原则；另一个就是坚持了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接着，他强调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然后再转谈“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

其中，他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至今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这句话看似平凡，却力重千钧。邓小平以如此肯定的语气说出这句话，可见他本人对这句话的分量的看重。毛泽东后来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邓小平一下就抓到了经济建设的核心，真可以说是直接点中了要害。

接着，邓小平层层推进，又指出：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

邓小平还说：“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另外，邓小平说话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实在，有时甚至很具体，绝不空泛。他在谈到发展生产时，讲得也十分细致，他说：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并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

邓小平不仅对于农业生产非常熟悉，而且在那时，他已注意并提到了“税收贸易政策”的关键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同时，还强调了“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

最后，邓小平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邓小平一席话说得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从闽西赶到瑞金，并走马上任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

当时由于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尤其是干部队伍遭到严重摧残。加紧培养和壮大革命队伍成为当时一项迫切的任务。这时，邓小平在县城善社举办了一期有50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亲自授课，为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培训人才。

邓小平当时十分喜欢瑞金群众流传的一句谚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

他要求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

邓小平的工作搞得十分红火，经济建设亦蒸蒸日上。

1931年9月28日黄昏，一队快马由宁都方向疾驰而来，骑兵下马向邓小平报告：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即刻就到。

叶坪村外，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王稼祥等与前来迎接的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等见面了。久别重逢，大家一片欢腾。

是夜，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二层楼房里，灯火明亮。毛泽东等人围坐在一起，听取曾山、邓小平等同志的汇报。

邓小平异常兴奋，高兴地侃侃而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汇报，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如期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工农大众的全国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诞生了!

瑞金县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中央直属县。年仅27岁的邓小平挑起了中央直属县县委书记的重任。中央政府建都瑞金，住的吃的用的等等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眼下必须将瑞金的生产建设进一步搞上去。“一苏”大会一结束，邓小平把县委、县苏干部召集起来开会，郑重地和大家商量：“我们要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党团员，积极带头行动起来，出谋划策，多想办法，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

邓小平这番话可谓面面俱到，而且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确是一下就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在瑞金时，住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他在瑞金10个多月，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粗布中山装，吃的与大家一样。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还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邓小平所做的这一切以及他那风趣幽默的口才都是为了厉行节约，支持革命战争。他不仅自己带头节衣缩食，而且还号召全县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要募捐，支援前方打仗。

不管多大的老虎屁股都要摸

邓小平的谈吐有时是冷静的、平稳的，但有时候又显得激烈而尖锐。在某些场合，邓小平说话直言不讳、开门见山、一语道破，言辞既大胆又个性鲜明，并充满了坚决的力度。

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工作，面对“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他决定在全国实行整顿。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作了一个讲话，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就要加强一下。各个工厂企业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冶金部作战就没有力量嘛。有些公司、钢厂的领导班子作战也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包括职能机构，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真是干脆利落、切中要害。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钢铁生产搞不好的原因。随后，他针对当时社会上“派性”盛行的现象又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各地经验证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拥护中央精神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邓小平一心想把国民经济尽快搞上去，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对于破坏安定和生产的闹派性的人他是深恶痛绝的。在此他以短促有力的语言对他们发起了凌厉的进攻。

邓小平在全国大搞整顿之事使“四人帮”大为不满，他们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大肆的诬蔑和诽谤，称邓小平为“还乡团头子”，说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面对“四人帮”的进攻，邓小平毫无畏惧，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1975年九十月间，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又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邓小平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号召人们大胆地搞整顿；同时也是针对“四人帮”及其爪牙对他的攻击的。当时，正值中国政坛乌云密布之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年老多病，“四人帮”气焰嚣张、得势横行，邓小平的这番话讲得可谓铿锵有力、胆识超人，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他不仅敢去摸令人望而生畏的老虎屁股，而且什么样的老虎屁股都敢摸。六十岁的老虎屁股敢摸，四十岁的老虎屁股敢摸，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敢摸，而且，一摸就见效了，这真是极有勇气的说法，也是极风趣生动的说法。横生的妙趣和惊人的胆识相结合，显示出邓小平出类拔萃的口才。

一语震动全局

1975年3月初，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和撼动人心的话语，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议开始那天，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省、市、区的工业书记聚集在会议厅里。听说邓小平要参加会议并讲话，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重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些人禁不住喜上眉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一些人不时地看手表，左顾右盼地环视着，希望快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忽然一个边门打开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稳健，显得刚毅有力。他神态安详地环顾四周，半个世纪斗争风雨的磨炼，使他既不露喜，也不显忧。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一会儿，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句话真是开诚布公，讲得直率。它一下子把邓小平对乱世的忧虑点了出来，全场霎时鸦雀无声了。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都怔住了。

邓小平走近大家，站住脚，目光从会场扫过。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这种对1975年初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在场的大多数工业书记心中共有的认识，但是用来代替见面的礼节，却是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不紧不慢地划着火柴，点燃一支烟，开口说道：“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向左右望着，以不容反驳的语调大声说：“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谈话开门见山、直戳要害，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其振兴民族经济的急切心情真是溢于言表，让人感动。随后，他吸了口烟又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然后说：“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接着，他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一条一条地讲，声音由低渐高，忽然，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茶水溅了出来：“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

他停顿了一下。少顷，接着讲：“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

他越讲，神情越严肃：“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他的声音严厉，微显颤动。特别是讲到少数坏人“利用派性浑水摸鱼”、“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时，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全场悄无声息。

他疾言厉色地继续说：“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他不能平静，怒目四顾，心底的火利剑般地从眼中射出来，仿佛那些闹派性的人就在角落里躲着。

最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骨头”和“肉”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谈了过去(即前一个阶段)我们干革命，而从今以后就是搞建设了。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建设工作并非易事，要下苦功、大力去干。同时，邓小平还谈到了勤俭建国这个大问题。

接下来，邓小平就西安的城建问题，为我们娓娓道出“骨头”与“肉”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了。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邓小平在这里以既生动又有说服力的口才为我们道出了经济工作中的辩证法，即“骨头”和“肉”的关系。“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骨头”和“肉”在这里是一种形象说法，而形象思维的运用是口才艺术中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邓小平是深谙此道的。

“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

1975年的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发出了全面整顿的“排炮”，这些“排炮”犹如阵阵春雷，滚过祖国的大地。众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产生出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欢畅之感。

尤其在经济战线上，邓小平于同年8月3日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邓小平的口才有一股春意，一股敢字当头的闯劲，他劈头说道：“我要讲几句，还是些老话。”

接着他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多数工厂企业已经解决了，还有少数没有解决。“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邓小平的口才依然十分凌厉，开门见山就点出一个“敢”字，并提出要以这个字来建领导班子。

接下来，他又谈了第二个问题，特别是对国防工业的产品问题，他说：“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为什么呢?邓小平一语将其点破：“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同时他还谈了对科技人员的尊重问题。

最后，邓小平话锋一转，以他的平常心在细微处见大道理。

他说：“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有些干部不是喜欢养鸡、养兔、养鸭吗?如果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我想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在山区的三线工厂，那里的商业工作也要改进。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五亿斤粮食，养五百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国计民生是自古以来的治国者都必须认真对待的，连曾国藩也提出过“书、蔬、鱼、猪”这四个字。邓小平这样的治国大才当然更明白此中的道理，由此才在这里提出蔬菜、猪肉之类问题。这些东西并非小道，而是大道。邓小平在此以朴素的口才为我们娓娓道来，令人备感亲切。

而且他在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还再次提到：“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

邓小平说话的确是能一下子就说到事物的本质上。

“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

邓小平不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也具有十分高超的口才艺术。他说话有时无比犀利，有时无比含蓄，有时无比生动，有时还无比幽默。他对口才艺术中的各种技巧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运用得相当自如。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在广大人民中间说的一些令人回味无穷的话语吧。

1976年下半年，当时毛泽东已逝世，“四人帮”面临倒台，社会上亦到处可见“批邓”的标语口号。这时邓小平来到了广州市，由许世友亲自派了几十名彪悍的便衣负责保护。

邓小平来到一个肉菜市场，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把眉毛也给遮住了，所以没人认得出他。他来到一处国营的蔬菜摊前，只见摊档上的菜全是青黄色的，他便问蔬菜部的职工说：“怎么卖这些黄叶菜?”

这职工没想到是邓小平，便咬牙切齿地说：“还说黄叶菜?这样下去，树叶也没得吃!”

邓小平一听，一言不发就走了。

他在一个肉铺前站住，往柜台上一看，案板上只有几斤老母猪肉，但后面却足足排了成百人，售货员小心翼翼地把小片小片猪肉按票卖给市民。邓小平问售货员：“这么几斤猪肉，排了这百多人，每人能有多少?后面的岂非没得吃?”

售货员一听，苦笑道：“你没看见连母猪也杀来卖了么!现在政府哪还管我们有没有肉吃!”

邓小平无言以对，正想走开，突然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掉了，排队的市民一看，哈!这不是邓小平吗?于是“邓小平!”“快来看邓小平!”“邓小平还在!”的声音吵了起来，市民纷纷涌了上来。

负责保护邓小平的便衣大吃一惊，连忙要邓小平迅速离场。但邓小平却笑着对便衣说：“我没有干对不起他们的事，干吗要溜走?”他索性停了下来。

群众把邓小平团团围住了，许多人都知道邓小平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便向他鼓起掌来，最后，更有人提议要他讲几句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了。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可谓力若千钧，同时也向广大民众传达出一种坚定的信心，即真理在手，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61年，“共产风”的势头刮得很猛，但实际上是违背了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这一年的4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北小营召开的由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好吃，反而违心地找出一些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

其实，当时公共食堂已面临着继续下去十分困难的境地。

随邓小平来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辇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就告诉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

邓小平同志听后很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村里只养着一头40斤左右的小猪。接着在深入农户访问时，看到一位老大娘养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大娘说：“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的了解考察，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在县委书记汇报当前工作时小平同志指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同志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六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像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他说出了干部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仅上辇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食堂，余下的也仅继续了两个月。

邓小平办事实事求是，心里只装着人民。正因为如此，他的口才才十分具有说服力，而且，说出的话不仅非凡同时也很自信。

他在顺义期间，还十分关心乡村的集市贸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

他以坚定的口气说：“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社会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一稳定，人心也就安定，政治影响也好。”

在谈到手工业没依靠、原料没人供、产品没人给销等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县和基层的供销社恢复建立起来。县供销社搞几个人，只搞供销，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归队。农村基层供销社先把机构搞起来，再建立各种制度和章程。供销社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要把手工业专管起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柳条现在就可以插，把现在的苇地经营好，想方设法解决原料问题。你们不能培植荆条，可以搞柳条，可以和别处换。你们要有这些人吃这个饭，干这个事。”对手工业人员，“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织好，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搞原料、搞销路，定出合理价格。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还指出：“县供销社和商业系统，要认真研究怎样管理自由市场，调剂商品价格问题。”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发展家庭副业问题：“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只有心系民众，说话才能句句实在、妙语如珠。邓小平的一颗平常心非常了解人民的疾苦，因此他的口才才能够在平常中显出不平常的东西。

“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邓小平同志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拼命去干了。”

在谈到分配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动力干一等劳动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在讨论到怎样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手工业人员有技术，报酬低了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收入太多了农民不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单独核算，可以作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中的小核算单位。既照顾集体和大多数社员，又必须使他们多收入一些。在一个单位内，技术人员之间，也要实行定额包工、包件、包质量责任制，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他们就有奔头了。”在谈到拖拉机的管理时，也指出：“管理拖拉机站要像管理企业一样，采取一套管理工业企业的办法……拖拉机手的待遇应同企业工人待遇一样，要搞个工资加奖励制度……可以设两个奖，一个是个人奖，以一台机车为单位，就能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另一个是集体奖，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对生产也有好处。但要说明一点，本小组内的成员之间，必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在确定吃粮指标时，邓小平同志讲：“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

邓小平治理经济的才干的确不同一般，而他的经济口才更是稳稳当当、滴水不漏。

“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

1958年，邓小平同志来到贵州。

当时我国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项目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大大超过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得不进行调整。此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贵州视察工作的。

当贵州省委接到邓小平总书记要来贵州视察工作的通知后，便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和当时担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的吴实两人到清镇机场迎接总书记。1958年11月1日，邓总书记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清镇机场。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总书记对吴实和田维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总书记只略事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11月2日，他在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向花溪区负责同志指出：“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仔细询问：“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又仔细询问农民伙食情况。

当时，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总书记于11月3日在遵义市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小平同志特别注意到交通和能源。他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都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生活出现了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倾向。有鉴于此，小平同志于11月4日晚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生活不仅是衣食住行，学习和文化娱乐，也是生活。”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已发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提出每家喂一头猪，腌腊肉，并风趣地说：“不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他还进一步说，农村茅草房子多了，生产队应实行互助，用两个冬、春的时间改造茅草房。他当即估算了一下，每户农民购玻璃及小五金只需一二元钱，就说：“可以办。”在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小平同志对那里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三十元，有的愿意进馆子，有的愿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点自由?毛主席向来主张个人要有点自由，大集体小自由。”这段话体现了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

邓小平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而且非常具体、细心。正因如此，他说出的话才有可感、可亲的地方，有一种真诚的对生活的向往，有一种古老而淳朴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常描述的“国泰民安”的意境。

新时代的号角：奔小康！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但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的提问启发了邓小平具体思考这个问题。他“想了一分钟”便讲了一段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话。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邓小平的这番话讲得十分实在、十分贴切，它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具有的实事求是的风格。“小康”水准的提出看起来似乎不那么诱入，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它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它包含着对中国几十年历史和国情的深思熟虑，是极为睿智的治国良言。小康目标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和理论界的研究，被认定是一个科学的设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它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妙语请荣毅仁“出山”

改革开放后，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邓小平决定广纳贤才、人尽其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便与叶剑英商量，准备请荣毅仁出山，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原工商界人士。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以亲切的语调、大胆创新的思维，讲了一番新鲜而精妙的话，力劝荣毅仁出山。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十分诚恳、十分精当，它体现一种行动者的踏实、果决之风。在重要问题上，邓小平敢于打破陈规，敢于标新立异，很能鼓起人们的干劲，激起人们投身事业的热情。在邓小平的召唤下，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他马上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为创办中信公司而奔走。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终于成立了，从此中国大地又有了一个新行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信公司在经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到中信公司的成就，邓小平又高兴地说：“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同时他还说：“他们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内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这是多么铿锵有力、自信洒脱的语言呵!

“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曾作过一次重要讲话《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邓小平开门见山，劈头就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可见经济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甚至夸张点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的确，每个时期都各有各的工作重心。战争年代，打仗就压倒一切；建设年代，当然经济就压倒一切。

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领袖，更是急人民之所急，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因此才如此紧迫地道出了经济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接下来，邓小平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为我们定下了基本可行的目标。

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197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接着，邓小平谈了要重视经济人才，发现并培养经济人才(其中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

邓小平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最后，邓小平还非常形象地说：人们对经济问题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态度非常认真负责而且有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因此谈论到这方面的题目时，他的口才也显得十分可信。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在这次会见中，宾主双方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对话。

吉尼布：“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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