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春媚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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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试读：

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

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备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

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再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

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

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一百多个床位，分成六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室。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一个月到四十五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躁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

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作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

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

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的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都是自传。

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闻所见：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为真实的美国。

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疯癫笔记》是用来纪念我接触过的所有病人的悲苦。同时，故事也发生在我身处个人危机的旋涡，绝望地疗伤中。

一觉醒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而你的世界却彻底改变了。从此知道自己何其渺小，唯有无比珍惜，奋力前行。所谓战胜多是自大的谎言和假象，人类并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悲伤、孤独、焦虑、疾病与死亡，唯有与世和解，与己共存。

也许这是我一次“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尝试，一个对L逝去的纪念，不过它更是我发现情感与探求精神的旅程。何谓非常？何谓人性？何谓灵性？与传播真理、唤醒大众相比，心灵的慰藉更富吸引；也许我的使命就是做一个荣格口中“受伤了的治愈者”吧。

带着自己的秘密，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又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十字路口——戒瘾所的开始

我拨通了电话，兰克五分钟后便出现在了门口，一座四处平铺开来的灰色单层建筑，和普通的学校并无二致。“欢迎来到‘伤河’，这是你的门卡，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实习咨询师了。”“伤河？”《魔戒》里那个精灵聚居的地方？还未开始我已恍惚。

我的工作是从名曰“十字路口”的戒瘾科室开始，它专门接收毒品和酒精治疗的成年病人。其中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犯罪历史，大多和吸毒、贩毒、携毒、盗窃与酒驾相关。有人被法官勒令戒毒，以免牢狱之灾，运气再差的出院后仍要直奔监牢。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待在这里，诚心悔过只是天真的想象。我在这里见识了众多智勇双全的厉害角色，也耳闻目睹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当时的我对酗酒吸毒还知之甚少。教科书上介绍它是一种疾病，和先天遗传有所关联，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过我脑中更多浮现的还是电影和新闻中吸毒、犯罪、艾滋病的种种画面。就在这种对于禁忌和绝症的恐惧和好奇中，我开始了在这个位于美国中西部小镇的精神病院的工作。

周三下午一点半，我带着笔记本和讲义准时来到多功能室，黑色夹克和长裤尽力武装出专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新添的三张长沙发，再加上十几张舒适的靠背椅。它们是功能性的家具，不多一丝无用的奢华。

正对着座位的黑板，上面画着成瘾的趋向图，墙上是一张24小时的时刻表。靠墙的窗户是扇双面玻璃窗：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举一动，但从里向外看却只是面镜子。多功能室的另一扇门正对着护士办公室，这里是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每天都在传播着世间最离奇的故事。

作为医院里唯一的成年科室，这里的病人行动自由，五花八门。有人想尽办法留下来，有人拼了命地要出去。有人每天自导自演着闹剧，哪怕鲜有观众。有人热衷于阴谋算计，乐此不疲。有人像刀架上任人宰割的牲畜，整日表达着惊弓之鸟般的绝望。有人自比革命后的贵族，以撒泼打诨和制造麻烦来对抗命运的不公。

治疗开始之前我迅速浏览了所有人的资料，今天的队伍里有老金、老毛、凯特、四月、小兰、妮娜、英儿、小杰、伊丽莎白和老饶。“我是你们的新咨询师，W大学的研究生，今年在这里实习。”

除此之外，我并没有透露自己的来龙去脉；我的外貌显而易见，加上无法掩饰的口音，他们与我，我与他们，都是同样地陌生。“接下来，大家轮流介绍一下自己吧，说说你是谁，有什么梦想？”受着积极心理学的鼓舞，我选择了暖色的开场。“我的梦想就是有座房子和足够的毒品，每天足不出户，不工作只吸毒。有个老婆也好，但不要宠物，它们需要人照顾，太麻烦了。”

小杰被护士从床上叫起来参加团体治疗，满心的怨气。他从到医院第一天起就拒绝下床，连打饭也总指挥护士，只有烟歇（到户外抽烟的时间）从不缺席，把戒毒所当成了疗养院。可他又是个可怜的角色。被法官勒令戒毒前的某天晚上，他闯进了一间加油站，和朋友一起偷走了三箱可乐，被判入狱六个月。“就因为偷了三箱可乐？”我有一次忍不住私下里问护士。

原来附近的一间民居也恰巧被盗，警察于是将这两宗案件连在一起。真正入室盗窃的罪犯半年后才被抓获，而十九岁刚刚成年的小杰也就白白坐了六个月的监牢。“床太硬了。”

凯特是个无时无刻不在抱怨的女人。她嫌床太硬、房间太冷，说腹痛腹泻需要药物。照顾了卧床的丈夫五年之后，凯特又当了四年的寡妇。因为无法承受孤独的生活，在寂寞的时候她吞下无数药片，获得暂时的缓解。从小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孤单过，十二个兄弟姐妹，一辈子周围都有声音；一个人，这是头一次。她感到悲伤和愤怒，觉得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我的梦想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夏威夷，一边抽烟，一边在宾馆的阳台上看海看人，也许还能碰上个男朋友什么的，”凯特晃动着矮胖的身躯，又加上一句，“不过飞机旅行实在太累了。”

当班护士早就提醒过我这个团体很麻烦，好似各种牛鬼蛇神都聚集到了这里，抒发着阴阳怪气。这些怨气并非因我而发，由我而来；而我的任务则是把它们谱成直指人心的交响曲。“我是一个吸毒者，也是妈妈。我的梦想就是夺回女儿，让他们都去死吧！”

小兰是个红头发的年轻女孩，从高中起就用过市面上所有可以列举的药物；大麻、兴奋剂、可卡因、海洛因、吗啡、止疼药、处方药、迷幻剂、吸入剂和各类人工合成毒品，她都试过。最近一次入狱时，她糊里糊涂地在文件上签字，让孩子的生父获得了监护权，现在已经一年多没能见上女儿一面。最愤怒的是自己的妹妹居然在法庭上帮助前男友说话，她对这样的背叛至今无法释怀。

失去孩子后的小兰越发放纵并且开始注射吸毒；和吸食相比，注射让毒品直接进入血液并更快地发挥效用，但有感染艾滋病和引起并发症的巨大危险。在过去的几年里，小兰抱着夺回女儿的希望，在三心二意地频繁出入各家短期长期的戒毒所。

老金充满同情地看了小兰一眼，“我的梦想就是能和老婆孩子在一起，住在山上的小木屋里，或者海边，最好退休以后就能搬过去。”

在这里，老金显得异常平庸，或者说过于正常。他不说脏话，按时吃药，不起哄，不抱怨，彬彬有礼地和医生说话，帮助病友一起完成作业。在外面的世界里，他有爱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份稳定的工作。他甚至还长了张西部牛仔明星般的脸，尽管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平日里一副乡村绅士的做派，总穿有领的衬衫。

可是他无法戒酒，而且越喝越凶。开重型吊机的老金不只是担心自己，更有对同事的内疚。每一次操作机器都是心惊肉跳的经历，他人的生死就握在一个酒鬼的手上；一次颤抖，生死之别，他终于决定寻求帮助。“还有别人吗？”我用鼓励的眼光环视众人，尽量拖延着时间。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只听见远处出院病人的兴奋和进出大门的日常；我至今记得那种格外的安静。

老饶从始到终都一声不吭。煤一般黝黑的皮肤让双眼越发凹陷，短袖衬衫挂在皮包骨头之上，好像空支架一样，显得肩膀异常的宽。一个正在丧失记忆的人同时又知道自己在丧失记忆，是多么可怕？老饶总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奇怪的地方，一切如梦境一场。又何尝不是呢？他醒来时被人送来医院，头几天里完全想不起自己的身份、住址和亲人。更恐怖的是，他不知道从这场梦中醒来后又会发生些什么。

老饶从不在团体中发言，即使他说了些什么，大约也没人听得懂吧。他声音极小又停顿很久，似乎在回忆某个久远的时刻，然后一直找不到回程的路。除酗酒外，他还有强迫症；白纸必须平展得褶皱全无，香烟、钱包一定要放在裤子口袋里某个固定的位置。因为所有的私人物件在入院时都被暂时没收，他多次请求护士允许他把空钱包放在口袋里，再加上一支假香烟。“我昨晚梦到自己派对之后去买了一瓶伏特加，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喝。”

老毛混淆了我问题中的梦想和梦（dream）；他是个半文盲，读写都有困难，这次是从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转院过来的。“我的梦想就是上帝保佑我能够远离毒品，逃离这场灾难。”

伊丽莎白中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口齿不清，语非所想。她在入院时甚至没能通过一项最基本的测试：她无法倒着拼写“world”（世界）这个单词，也没能跟着咨询师重复一个简单的句子。

因为再没钱进戒毒所，此时的伊丽莎白正精心策划着出院后如何才能继续接受治疗：7月3日先回家，是国庆节的前一天，过完节后5号持毒被捕，这样就可以在狱中远离毒品两年。

自和男友分手后，伊丽莎白就一直责怪自己。“他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唯一一个不喝酒不吸毒的爱人。在我清醒的时候，从来就没有爱过，因为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他是唯一一个例外。”过去半年里她一直自惩，拒绝梳洗，整日裹着睡袍在窗帘紧闭的屋里徘徊；男友的离去似乎向她确证了自己不值得被爱的“事实”。“十字路口”是个奇妙的场所，甚至比美容院的化腐朽为神奇更为醒目。大部分人进来的时候面色惨白，有的还神志不清，在最初的24个小时里往往卧床不起。一两周后便判若两人，不仅神清气爽，而且有人迅速发胖，空气里似乎弥漫着催肥的化学药剂。老毛就一下子长了二十多斤，原先的裤子早已拉不上腰，还是靠着一个工作人员的接济才勉强撑了过来。

当然更多的人饱受长期病痛的折磨，腰伤、高血压、糖尿病、痉挛突发。凯特有一天突然昏厥，被送到急诊室检查，两百斤的躯体，洗澡、上厕所、移动都是浩大的工程。她肿胀的右腿在这巨大的身躯上也还显得突出，坐下的时候必须将腿垫高，连不说话时也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吸毒让小杰迅速衰老，如果没有县监狱网站上附有照片的六次逮捕记录，很难想象他如何在短短几年间从一个英俊的少年蜕变成了缺牙的成年人。

我时而为他们的经历感慨震惊，时而又因为如此高强度的接触而迅速脱敏。接下来的几次团体治疗如同第一天的梦想一样波澜不惊地过去，我依然穿着黑色的小西服外套和笔直的长裤，在各个办公室和科室之间来回穿梭。

医院采用的理论系统是“辩证行为治疗”：在行为认知疗法的基础上加上对自己的全然接受，以“嗜酒者互诫协会”（AA）的十二个步骤为蓝本，从承认自己的无助开始，以达到灵性的重生为最终目标。

一、承认在酒精／毒品前的无助。我们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二、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在我们之上，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理性。

三、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交到我们自己所理解的神的手中。

四、探寻我们内心无畏的道德准则。

五、向神、我们自己和他人承认错误的本质。

六、为神除去我们的缺陷做好充分的准备。

七、恭敬谦卑地请神除去我们的缺陷。

八、列举出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名单，然后愿意与他们和解。

九、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与这些人道歉和解，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别人。

十、继续内心的记录，在犯错的时候马上承认。

十一、通过祷告和静坐冥想来提高与神的有意识的接触，只为了解神的意志和继续的力量而祷告。

十二、经历精神的觉醒，我们试着将这则信息用于抵挡酒精／毒品，并且将之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

就这样，我每天重复着三个一、四个不、五个准则，按部就班地继续。团体治疗中新人进，旧人出，延续着戒毒、出院、反复、再入院的模式，一切看起来有种有序的徒劳。

几天后，小杰依然赖在床上不肯参加团体，凯特继续抱怨腹痛要求提前出院，英儿和四月整日面无表情地低头打盹，妮娜和伊丽莎白一如既往地闲聊、取笑，老毛和老金的认真也在不断的哈欠声中诉说着茫然与无聊。

他们热衷于各式各样的调侃，似乎残酷的现实只是远古的神话，个人的伤痛纯属虚构的历史。“你回去后老婆一定欢喜得要死吧？以前那个满身骨头的瘦猴现在摸起来不会那么硌手了。”“不过就是酒驾嘛，我又没有和一个老胖女人胡搞！”“我是不会吃药的，那样会浪费上帝给我的才能。”“你不是用冰毒减肥吗？等你的牙齿和大脑都没了之后，就轻了。”“上次我拿了护士的密码给毒贩子打电话，然后反咬一口，那个护士就被开除了。”

时间就在取笑别人和被人取笑之间消失了踪影。他们的不在乎，激怒了我；因为我的付出与失败，更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无动于衷。我与他们依然像隔着太平洋的岛礁，在那生命之始的血脉相连，早已幻化成毫无关联的存在。我在他们身上分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软弱、逃避和无助。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在这个和我毫无关联的地方，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并非宗教拯救的情怀，也没想以此为生。

然而这里对我的吸引是直觉的，它超越了理性的计划，并会给我带来前所未有的触动；只是所有的这一切，当时我还并不知晓。

午后的窗外，“十字路口”的病人们正在一个废弃的操场上享受烟歇，老金递烟给老毛，他俩总在一起。远处的小杰也伸手来要，这是我几天里第一次见他下床。另一张野餐椅上坐的是四月和妮娜，她们在烈日中看烟气散去，安静地聊着天。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毒品和酒精是严禁带入的，所以有人用尼古丁取代毒品，有人将烟歇当作是唯一自由的表达。他们的生活围绕着烟歇展开，“离烟歇还有五分钟”“刚烟歇回来”“烟歇推迟了”……烟歇成为了一天的坐标。

因为亲友只有一周一次的探视时间，很多人又没有工作，仅靠着每月微薄的国家补助生活，所以香烟是这里必需又稀缺的物品。条件较好的老金，时常将香烟与人分享，他年纪也稍长，是病人中很有人缘的领头人。

我随手翻开他刚交上来的作业，命题作文《我的童年》。

记得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样子，有一天我从饥饿中醒来，在那座巨大的城堡里爬行，我在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味道和抚摸。世界好像尸横遍野的战场——倒在地上的玻璃杯、散落的衣物、从架子上坠落的摩托车帽。我没有打扫战场的英勇，但是充满寻宝的好奇，好奇中带着急切；我在找妈妈，更在找一种液体、一种记忆中透明神奇的液体，可以让我全身舒适欢畅的液体，我的喉咙好干。我没有害怕，这是我的家啊！饥渴让我爬得更快，躲过地上各种障碍物，我的目标是液体，那种顺着嘴、喉咙下滑的涓涓细流。眼前的液体有蓝色的、绿色的和说不清的杂色，还有的是白色的，但是里面有白色烟嘴，焦甜的味道。前晚的派对应该开到很晚。我抬头看到天花板又多了一个个的新窟窿，他们跳得真高，我数着数着便累了，又在地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神奇般地出现在了面前，她说我们出去一下，我们便跨上她的坐骑。那是种极其威武刺激的感觉，风吹得睁不开双眼，刘海盖住了半边脸，我的背紧贴着她的胸；我至今记得她的味道，烟味、汗味还有香味，是奶香、薯条，还有某种不知名的东西。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开门的男人高大强壮，和妈妈一样身上有各式青色的花纹图案。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就进了里屋。我很高兴可以探索这个新的城堡，柜子里有很多高高的柱子，上面有伏特加、啤酒和红酒。有的城堡和我家一样有天花板的洞洞，我在数，甚至想和它们一较高下。在这样的探险和数数中，我进入了梦乡，在那里继续数数、探险。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梦到海边的另一座城堡，是和我们这里所有的都不一样的城堡，它更高更大，尖顶，有电网，有人巡逻，拿着枪的人站在高高的围墙上来回踱步，底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电闪雷鸣时候，鲨鱼会忽然露一下头，对着碉堡，里面不时传出大声嘶吼的声音。那是一个陌生的建筑，一个妈妈从来没有带我去过的地方，一个没有地图、没有出口的城堡。

这时候，我又有了饥饿的感觉，还有腹胀，需要释放的冲动，我继续寻找，洗手间对面没有关严的房门里有呻吟声和若隐若现的白色身体。也许妈妈还在工作吧，这个工作需要翻滚、出汗，甚至叫嚷和双手被缚，或者妈妈其实是个警察，在一次次地惩罚罪犯。

有一天，外公外婆来到了我们的城堡，我吃上了牛排还有棒棒糖，我指给他们看天花板上的那些洞洞，我跟他们炫耀，还有墙上掉落的油漆，角落里隐藏的破玻璃杯，我把发现的宝藏一样一样地展示，可是他们的脸却越来越阴沉。妈妈晚上回来的时候，在大喊大叫的声音中，我睡着了，并不比平时要吵，其实算是个安静的夜晚，比平时的要无聊得多。我美美地睡了一觉，还在想着牛排的味道。醒来的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装好了行李上车，他们说走吧，我从此再没有在地上爬行找寻液体。

在外婆家，我将冒险又扩展到了外面的世界。原先的城堡总是从外面反锁的，外公外婆的城堡却是开放的，有大片的农场、十几头奶牛，还有鸡和兔子。外婆家连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路旁都是森林和农田，可以看到牛羊成群，花草芬芳。我终于等到了四岁，有了自己的车子，我整天骑着它去冒险。我喜欢迎风骑快车，让我想起妈妈骑摩托车带我的感觉，这忽然提醒我妈妈去哪里了？我完全没有答案。然后我又忘记了这个问题，继续往前骑。右边这家人有两辆运货的卡车、一辆小轿车；左边的这家院子里有一个挂在树上的秋千。正前方的狗叫得厉害，我得再快些。不知是因为躲避狗的害怕，还是风小了，我感到灼热，汗水从头盔往下流，腿脚沉重起来，肚子也饿了。怎么牛羊也烧起来了呢？我抬头看去，月亮升起来了，跟每天晚上的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我饿了，她和我说话，不过她口音很怪，和妈妈的不一样。我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看见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面包、黄油、土豆、香肠，还有四个大小不一的孩子，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家吧？就毫不犹豫地坐下了，睡着了。这里和外婆家一样没有洞洞可以数，这里的月亮和外婆家的一样又大又圆。就这样，我长到了五岁，直到有一天外公外婆又突然出现，他们终于找到了迷路的我，把我接回了家。

我怔在那里，对着老金的满满五页，它将我带入了前所未有的感动与羞愧。

叙述者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编者、演员、行家和实践者，他们的故事往往包含了理解叙述者生命观的基本密码。

我想到他母亲作为摩托车党的女王，在几百个钢盔利甲的男人簇拥下发号施令，一字千金。我还想到地中海小岛上警卫森严的重犯监狱，暴风骤雨、电闪雷鸣中的幽灵，那个老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的父亲。我又想到老金极其特别的退伍记录：一次受表彰，另一次不带功退伍；老金至今没有解释原因，而国家退伍军人医院拒绝接收他，也似乎暗示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经历。一个长期酗酒的人是怎样在封闭的军舰上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呢？我想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在过度刺激之后，因为无法感受而对事物表现出麻木不仁，并可能滥用成瘾物质。

也许不是他们不愿倾诉，太过懒惰，而是我还没有找到接近他们的方式。

怎样才能让他们放下恐惧，真实地面对自己呢？毒品和酒精在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让他们如此迷恋不舍？怎样才能穿透他们禁锢的心灵，通往那些最深的伤痛呢？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会比原来更加糟糕吗？

我决定一试，和他们的枷锁宣战，直到他们敞开心扉。我不想做终日勒令悔改的狱警，沉迷于对他们过往罪行的批判。我要帮助他们放下最深的恐惧，因为我相信只有抵达内心的世界，才能够实现最大程度上的治愈。我想了解他们的过去和吸毒酗酒导致的内疚、痛楚和其他情感，那个和他们的戒瘾病症相辅相成的双重诊断的另一面，那个更加难以识别、触摸不得、无法清除的海底礁石。

下午一点半，我推开厚重的大门，横穿青草地，经过洗衣房和另外两道门，来到了团体治疗的会议室。这里像个迷宫；我用门卡和钥匙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小门、隐藏的门、不可见的门……

我决定做点什么。“今天我们读诗。”“什么？”小杰第一个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小兰也毫不掩饰她的嘲讽。“读诗。”我重复了一遍，把讲义发了下去，正反两面，满满的诗。“选一首最喜欢的，然后和大家分享。这是今天的作业，不完成的就会被扣分，医生会约见谈话。”我耍了个小伎俩。

我知道诗和这些衣食尚忧的人是毫无交集的存在，是和他们的犯罪、贫穷、丧失、毒品完全无关的世界，就如同他们酒醉毒迷时的幻想和清醒后的残酷现实一样。所以我不确定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漠然、忽视，还是会继续取笑、抗议？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先来吧。”最先发言的是刚才发笑的小兰，大学毕业的她是这里教育程度最高的。欺骗之河（River of Deceit）疯狂季节乐队（Mad Season）/作词

我的痛，是自我选择，

至少先知如是说。

要么燃烧毁灭，要么切断自尊赢取时间，

满脑的谎言是腰间不堪的重负。

欺骗之河流过，

唯一的方向就是坠落、坠落、坠落。

我的痛，是自我选择。

至少我如此相信。

要么溺水而亡，要么褪下皮肤游去对岸。

如今可以长出美丽的壳，众人欣赏。

欺骗之河流过，

唯一的方向就是坠落、坠落、坠落。

我望着小兰，她脸上的红斑和胳膊上的针眼，发出金色的光芒，是化茧成蝶的清风、凤凰涅槃的花雨。我仿佛看到她思女的悲痛欲绝和针管插入瞬间的舒缓，我似乎又看到她怀抱女儿那一刻的满足。“很美。”四月抬起了深埋在怀里的头，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在团体里说话。我仿佛看到她在女儿病床前的久久凝望，墓碑前的不舍，无数次魂牵梦绕、痛苦中醒来的黑夜。

老饶凹陷的大眼里也放出了光，我看到了一个和兄弟姐妹游戏玩耍的小男孩，一个篮球场上英姿飒爽的青年，一个儿女绕膝享天伦之乐的父亲。

我又看到三岁的老金在地上匍匐前行时的恐惧和无助。我甚至还好像看到了小杰在狱中听到母亲病故时的嗷嗷大哭。“我能读一段自己写的诗吗？”

我愣了一下，实在难以将眼前这个乡村口音的文盲老毛和自告奋勇的诗人联系起来。

记得认识很久后老毛才脸红地告诉我，他经常读不懂作业。“你自己写的诗？——当然可以。”自传

I

我沿街走

一个深洞

跌入

如此无助

是我的错

一辈子才走出来

II

同一条街

有一个深洞

我假装没看见

再次跌入

难以置信又在同一处

但这不是我的错

花了很久才找到出路

III

我沿着同一条路

路上有一个深洞

我看到它在那里

还是坠入

这是一个习惯

我睁着眼

是我的错

立即爬出

IV

我走了另一条路

这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停滞的世界里只剩下窗外雨后的双色彩虹，在希望的梵音中灼灼生辉。

站在“十字路口”，我的心灵之旅就此开启。感谢他们带我进入前所未有的心灵深处，一个我不敢触碰、从未到达的世界。

我变得柔软，心里从此多了慈悲二字。“我是唯一记得娜娜的人”——丧失的哀伤

早上八点半，晨烟缭绕的每日例会，众人环坐桌前。虽然时辰尚早，却已滔滔不绝，咖啡和茶香弥漫。我找到墙角一隅的沙发，继续隐藏在香气的光圈里。“四月的情绪很不稳定，会很麻烦。”咨询师B说道，她刚给四月做了入院的心理评估。B是一个有着三十年经验的老咨询师，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被阅人无数的她称为麻烦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有些好奇。

精神科医生M拿起一本病历，书脊上写着四月的全名。“昨天入院的吧？我还没有来得及见她。”“五十四岁，离异，有长期过度服用止痛药的历史。抑郁症和毒品依赖，自愿求助，低收入人群医保。”B一边简单明了地介绍，一边在文件上迅速勾画出无数个签名。

医学主导的疾病模式决定了医院内部金字塔式的关系：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护士，最后是受过一些基础训练的工作人员。患者的治疗是团队的工作，不过医生是最终的“法官”，对于患者的去留与治疗有着决定权。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必须经过医学院的正规训练，加上几年的住院医师实践，并且通过统考获得专业许可证后才可获得执照，他们侧重于心理疾病的诊断与药物治疗。与之相比，心理治疗师更注重病人的心理治愈，大多本着人本主义的原则，运用更为多样和灵活的方式，将来访者当作遭受痛苦的个体而非等待解剖和治疗的对象看待。

心理治疗师的群体相对复杂，有临床心理学、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等主要来源，都需通过职业统考和获得相应州的执照后才可以正式工作，尽管有些也可以诊断，但不能开药。除了药物和住院费用之外，大部分的美国医疗保险支付一周两到三次的个人面谈和每天一次的团体治疗。

我一面观察着她们的互动，一面朝门外望去。

这间小型会议室原是一间病房，正对着进出“十字路口”科室的走廊，门未关的时候，可以看见病人列队去吃早饭。他们排一行长队，点名之后便跟随工作人员鱼贯而出。

他们通常安静而散漫。穿背心人字拖的男人，背后的纹身呼之欲出，玫瑰花、美洲豹、十字架，突兀的光头好似某种现代艺术的景观。身着睡衣的女人，未干的长发散落在身后，好似刚从台风中被抢救出来的幸存者，又如马戏团里正在表演的海豹，拖着肿胀的小腿缓慢滑行，湿漉漉、冷飕飕。

眼前的这支队伍奇奇怪怪，不伦不类。他们既没有国庆阅兵列队的庄严肃穆，又没有孩子春游时的兴趣盎然，也没有囚犯奔赴刑场时的惊心动魄。他们有一早下楼买油条般的随意，又夹杂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这股气有时是桃红色的，他们大声地说着某种笑话，粗暴地笑；有时变成深紫色的埋怨和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有时候又变成了很淡的灰白色，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声响地飘过，不留任何痕迹。这里有怒气、怨气、戾气，还有哀气和丧气，弥漫于医院的上空，笼罩在人们的心底。

这时会议室的门就被关上了，所有的流言蜚语突然有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门里的人怕被嘈杂声干扰，更怕门外的人的秘密被泄漏给他们自己。然后总有人会说上一两个关于病人的笑话或者评论，好像今天。“又是一个药物沉溺的老年妇女，加上个人创伤史。”M翻看着四月的病历。她身材高挑，披肩长发，每天手拿一个笔记本穿梭于各个病室之间，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无误地传递着她即将到达的权威。她总是用一种极其确定的口吻讲述每个病人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让人有一种她认识此人一辈子而非一秒钟的错觉。

止痛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药物沉溺的来源。药品变毒品的路程并不复杂，很多人因为疼痛而服药，不幸上瘾，然后打着药物的名头，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并非瘾君子，只是因为疾病的需要继续服用。长期使用止痛药可能导致药物成瘾——一种不计后果持续服药的强迫行为。当身体已经适应药物的存在，如果突然停止，就会产生戒断的症状，好像长期酗酒抽烟的人突然戒掉之后的烦躁痉挛、呕吐腹泻、失眠疼痛等。于是很多人佯装疾病以获得处方药物，再有就是在黑市上购买，后来又转向海洛因作为替代品；没有办法的时候，也有人就着药店里的非处方咳嗽药成瓶地灌下去，以获得些许的缓解。

此时所有人的病历都放在一个类似飞机送餐车似的小车上。不知什么原因，这家医院还保留着手写的传统，和这里的病人一样，多少有些另类。咨询师在每次面谈之后都会留下报告，工作人员也会对病人24小时的行为进行记录评分，加上医生的诊断和药物信息一起结集成册，于是成就了一个个厚重的文件夹。如此装扮之后，这些记录就有了档案的权威，有些堂而皇之地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更多的则变为保险公司资料库中的无名数据和高昂费用的合理论据。

翻开硬塑料的封面，病历的首页有病人的姓名和生日，打印在很小的长方形粘纸上，好像他们随时可被移植的身份。还有病人的大头照，除了没有橘色的狱服之外，与罪犯入狱当天的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瞳孔放大，露出宿醉中诡异的笑容；有的则面无表情地直视，仿佛专注地聆听某种召唤。入院当天的病人大多处于糟糕透顶的状态，与后来见到的真人相差甚远。我曾经提议给每个病人准备一份临别礼物，将他们入院和出院当天的照片附上，加上医务人员和病友的赠言，一定可以给沙漠里绝望前行的心灵们提供些许甘泉般的抚慰吧？“要不四月就由你负责吧？”B说道，她是我的督导，负责分配和指导我的工作。“当然好啦。”我虽然工作了几周，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团体治疗和入院心理评估，对于直接面谈的机会已有些迫不及待。我瞄了一眼病历上的四月，难以判断年龄的长相，一脸丢魂失魄的疲倦，散漫的视线勾勒出二元世界的空白感。

夏日午后，方才还是骄阳似火，顷刻间就大雨瓢泼。停车场上偶尔有驶出驶进的车辆，大多是换岗的护士。值晚班的护士下午四点上班、午夜下班，此时她们正带着异于常人的振奋在雨中阔步前行。

四月就踩着这股局促的水汽走了进来。她个子很小，只有一米五的样子，语速飞快，音调却很低，有着抽烟或者哭泣之后扁平沙哑的音色。她的皮肤细腻，但是眼角略有细纹；既不年轻，也不显老，一种并非故意隐藏的难以判断。她穿着牛仔裤加短袖T恤的标配，外面还罩着长袖格子衬衫。五十岁后的妇女大多已经明白了装嫩的虚妄，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年轻穿在外面。“我该怎么办呢？”四月露出第一天上学似的忐忑不安，又有着生怕做错事被罚般的小心翼翼。她说话时紧盯着你，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漏掉至关紧要的信息，那剂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这里大多数的病人不同，她满心想留下的绝望，我一眼便看出了这个秘密。“我是你的咨询师，今天第一次单独见面，想先了解一下你来医院求助的原因。”“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只有我和娜娜。娜娜走了，我每天守在她的床边，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四年了，我每天都去她的墓前。一年前，我的祖母也走了。六年前，老公死了……”

被父母遗弃的四月从小由祖母养大，二十几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六岁的男人。两人非常恩爱，女儿的到来更是增添了无数的欢乐，直到丈夫的去世，直到女儿的离开。

四月独白式的哭诉持续了十多分钟，她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并不是我技艺高超，而是她积郁太久，到了无法不说的地步。大约任何人此时坐在对面，她都会毫无保留地倾诉吧。“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难。”

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心理治疗成败的关键，我循规蹈矩地继续着，可是内心的不安已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嗑药的。太难熬了，冬天的夜晚，没有人听我倾诉，没有人理解我。”“马丁呢？”马丁是四月的男朋友，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农民，你知道的。是个好人，可他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儿女，并不懂得我的痛苦。”

四月刚刚停止的哭泣又开始了，甚至更加猛烈。我看着那潮水翻江倒海，黑色蔓延开来，闪电从海边的悬崖划过，孤鸟在雷鸣协奏曲中滴血吟啼。“也许娜娜本不该死的，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认为自己要对女儿的死负责。”我想让四月看到这是她选择并强加给自己的观点，而非铁的事实。“我们那时没有医疗保险，如果我有钱的话……”四月继续以一种在法庭受审的口吻喃喃念叨着。

娜娜生病后，四月辞去了干了三十年的老年护理工作，专心照顾女儿，也从此丢了收入。娜娜的死因，我当时并不知晓，直到两周后某一天的嚎啕大哭泄露了女儿最后时刻的惨状，全身流血是由于吸毒造成的内脏功能衰竭。

少者去而长者存，世上的痛莫大于此吧。在毒品中寻找解脱的她，面对杀死女儿的凶手自己也无法自拔，于是日日受着自我谴责的折磨。可是谁又不会自责呢？“如果”的问题谁又没有千百次地追问过自己？死亡是最不理性的事实，对存在的终极挑战。

我的世界坍塌了，世界依然无动于衷。世界地震了，我的世界还是纹丝不动。

我瞄了一眼墙上的钟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只能紧盯着她的脖颈，做出直视的假象。偶尔一瞥那噙满泪水的双眼，好像深夜的海上，无际的黑。这叶孤舟泊在时空尽失的战场，微息尚存，一个踉跄，原是游鱼嬉戏的喷嚏，湿透的枕巾覆入海底。

丧失之痛，也许会越来越容易，但是永远不会变轻。

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场，只有将电波调到与咨询者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才能与她接轨。所谓共情，就是她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无论是在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陪在谷底，还是等她有了点气力的时候一同攀岩，并提醒她陷阱丛生的地方。只有在一种绝对的真实和支持面前，病人才可以放下种种的畏惧和禁锢。于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在最深处建立了某种联系；双方共同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说是情感和精神的伴侣也不为过。就在这样的交互中，心灵的治愈神奇地发生了，双方都有一种不可言说但心领神会的感受。

接下来的几周，四月有所好转。我们还是在谈娜娜，有了我这个听众，另一个知道娜娜存在的人，四月似乎不那么孤单，少了些绝望，情绪也稳定下来。身体里的毒素排除之后，世界也好像轻松起来。她开始有了笑容，愿意分享，并且还帮助其他病友。体内那份爱人的天性，在许久的沉寂之后喷涌而出，终于又找到了抒发的对象，甚至惹得同屋妮娜颇有怨言：她让我不要在餐厅里说话，她叫我多收拾房间少喝可乐，她把我当成了女儿对待！

可是有一天四月突然反复，像断线的风筝，在毫无遮挡的天空寻找那丢失的魂魄。她第一次在面谈时没有哭泣。

这世上有人无法哭泣，有人却无法停止，并不公平。“你怎么了？”我问道。“昨天我和马克通电话了，”她埋着头，没有看我，“我们吵了一架。”“为什么呢？你不是说他很支持你的治疗吗？”“是的。昨天我们谈到娜娜的东西，马克问我什么时候把它们处理掉。”

娜娜去世后的这四年，四月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她的物品。如今搬到马克的农场上住，娜娜的东西也跟着过来，占据了一整间的地方。“我答应过他会处理的，但是现在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求他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碰它们，一切等我回去了再说。”

四月的绝望，弥漫在入秋的夜气里，清冷地无处躲藏。“所有的亲人都遗弃了我，母亲根本不在乎娜娜的死，葬礼那天，她都没有来。”

这是四月第一次提到母亲。我想起她的病历里写道：父亲早亡，遭母亲遗弃，祖母抚养成人。“再没有人了，我是世上唯一记得娜娜的人。我要留住娜娜，不会让任何人把她磨灭的。如果我也死了，那么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四月怯生生的声音突然有了某种坚定，那只风筝用它仅有的气力缠绕着树枝，表达着决不撒手的信仰。

窗外一丝不苟的月光，照得我心慌。头顶上那间漆黑的阁楼，发热而膨胀的木头还在吱吱作响。那些没有上锁但是紧闭的箱子，照片、袜子、摄像机、书籍、唱片，时时提醒我存在却又再不存在的存在。

我想起四月，想象她选择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和无数个夜晚与黑暗斗争的筋疲力尽。我想到娜娜的那间屋子，那个拉着窗帘、灰暗的小屋里堆积如山的物品：四岁时的芭蕾鞋、小学的毕业照、初中舞会的礼服、大雪封路那年的圣诞礼物。在那个四月创造的，专属她的世界里，她和它们有着怎样的对话？“我的世界里只有娜娜，她死后，一部分的我也死了。”

延续娜娜的存在是支撑四月度过无数个孤独痛苦的夜晚的力量。我突然意识到，四月告别的不仅是娜娜，更是她自己的过去和幻想。娜娜是女儿，也是四月实现完整家庭、幸福童年的希望。四月挽救不了娜娜，娜娜也无法成为四月的救赎；四月需要重新找到自己。

夜深了，月光也变得温柔起来，我看到一束温暖。在四月日渐专注的眼神里、在描述娜娜时悲哀中带着骄傲的声音里、在搀扶病友的触摸拥抱里、在出院当天的花格子衬衫里，虽然转瞬即逝，但我知道“她”还在。

月升得很高，那束光，也穿墙破壁，照入我的阁楼。“不该走的人走了”——老毛与小毛

老毛的原罪有两个：一是酒精，另一个是小毛。

老毛从十六岁开始喝酒，从不认为酗酒是种疾病，也不觉得自己有酗酒的问题，直到这次躺在重症病床上，才终于承认了事情的真相。

来之前，老毛在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和重症病房里待了两天两夜。他独自在家醉得不省人事，直到被小毛发现。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昏迷了多久，还有那些脆弱的身体器官在何时、何地受到了何种程度的伤害；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伤害大多是不可修复的。“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有访客吗？”“没有，”老毛似乎预感到了我的好奇，“我不想看到别人离开的样子。”

如果时空变换到初次见面，也许我就这样接受了他的解释。可是老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这里的常客，他在治疗时一声不吭，从不主动，日常里却常听到他和别人分享的段子。于是此刻我只是将这个回答暂时寄存。

老毛是个矮个农民，走起路来有些长短腿，因为发胖的缘故整日穿着别人接济而并不合身的运动裤，配合着浓重的乡下口音在科室里插科打诨，让人在某种喜感中迅速忘却了他濒死的昨天。“你儿子也没来是吧。那你们通话了吗？上次说要他搬家的事情。”“我跟他讲了，他说一找到工作就搬。他和女朋友都住在我这儿，现在都没有收入。”“可是你自己也说你们只能给对方坏的影响，我听说他有一次酒后还打了你？”“只是轻推了一下。”

老毛治疗的一个主要阻力是同样酒精上瘾的儿子，家中触手可及的酒瓶让老毛很难不摇摆反复。父亲担心儿子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可是始终未将他赶走；老毛百般推脱，提出各种理由：再等等，等他找到房子，等他找到工作，等他有时间。老毛不断地敷衍，医院终究是无可奈何。“你还有什么别的亲戚吗？”“没有了，我两个哥哥早就死了。大哥有一次被警察抓去，当晚就死在监狱里，没人知道怎么死的。二哥也死了。那天我俩去沃尔玛闲逛，邻村的一个汉子拿着枪就冲了进来，他本来是要找另一个人报仇的，可是没有射中，二哥正好站在旁边，就这样成了替死鬼。”“所以你是一个幸存者，是你们三兄弟中唯一的幸存者。”“也许是吧……不该走的人走了。”

沃尔玛是当地穷人聚集的地方，有色人种、难民、贫困的白人，一眼望去好像是个小型联合国。和所有无形的界限一样，大家都心知肚明地遵守，街的这边是繁花似锦的文明社会，街的那边是枪战频繁的贫民窟；铁路这边是白得发光的高档餐厅，轨道那边是毒贩子猖獗的地摊。一个个商店、社区、城市，都好像被无形的电网笼罩，如果没有正确的代码，就会立即触电，轻则打回原地，重则被捕监禁，而代码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叫做资本的关键词。

从老毛生活的小镇开车上高速，三十分钟就有一个大沃尔玛，那里是小镇的年轻人喜欢闲逛的地方，尤其是在酷暑无聊的日子里。就这样，只大一岁的哥哥陪伴老毛度过了十几年的童年时光，老毛则陪伴在哥哥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是谁也不曾料到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我妈车祸死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不该走的人走了。”

不知是时间久远，还是因为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老毛清晰的记忆中听不出一丝慌张；而我，却有些恍惚。在春游回家的高速路上亲眼目睹自己母亲的交通事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其实除了酒精上瘾之外，老毛的另一个可能的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涉及自身或他人的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不论是从小被忽视、偶发的交通事故、一次精神或身体的虐待和强暴，还是经历自然灾害与战场上的杀戮，不管是目睹还是直接参与，都可能引发精神创伤。

目睹亲人的死亡当然属于创伤的经历。不过，对于创伤的反应既有巨大的个体差异，又有极大的不可预知性。PTSD的主要症状包括反复体验与创伤相关的情境、回避与麻木、警觉性增高、滥用成瘾物质和攻击性行为等。面对同样的事件，有人无法自拔，有人却毫无影响。所以对于老毛的状况，我们也只能推测，不可预设。“你觉得家庭的悲剧对于你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啊，也许是命运吧。太阳照升，日子照常。”“你在他们去世后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情绪、睡眠、行为？你的酗酒是那时开始的吗？有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什么吧……哦对了，我好像是在车祸后开始做噩梦，一直到今天还会。在梦里要喝酒的时候，总会看到我妈在一旁盯着我，她好像总躲在墙上的钟里。这难道和那个什么PTSD有关？”

尽管老毛亲眼目睹了哥哥和母亲的死亡，但是从不知道世间还有PTSD这样的事情，自然也不明白滥用酒精极有可能和自己的心理创伤息息相关。对于家庭的厄运，他只是认定命运的缘故，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苦难。

人类遭受巨大的冲击后，常常会自动形成防卫机制来自我保护，比如说否认事情的存在，或者反咬一口怪罪他人，再比如将恐惧转化成表面的热爱；而酒精和毒品的麻痹也是常见防卫机制的表现之一。

老毛的酗酒并不奇怪，可是他的喜感却有些特别。他的酗酒并不是简单的无法抵挡悲伤，用酒精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计划，以此达成某种目的的蓄谋。只是，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目的呢？

在老毛入院两周后的某天，科室的床铺都满了。因为病人数量剧增，连晨会的办公室都被改回了病房，随着两张滚轮病床的拉入，往日晨会的影子就这样完全消失了踪迹。就好像这里的病人，如过客、如时空，一切都显得暂时，转眼间就消逝无踪。“十字路口”的队伍从餐厅回来时好像换了个人，温婉腼腆一扫而光，有的甚至变得原始粗暴。不熟悉的开始聊天，熟悉的嬉笑怒骂。四月和妮娜和好如初，凯特拖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后面，矮个的老毛在人群中时隐时现。他们好像集体浴室里的影像，在厚湿的雾气中巨大而模糊。

又到节日，人们总爱许一些宽泛又无法短时间证实或者证伪的愿望，因为害怕见证失望的打击，加上对于巨大长久幸福的贪婪。实在的愿望让人失望，不够实在的愿望令人无聊。在具体的小愿望和久远的大愿望的交替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仍然继续着庆祝、许愿和祈盼。

我把小蛋糕放在活动室里，等他们午饭结束。我的忐忑，被一道墙保护着、阻隔着。我还是没有找到老毛的频道，我们依然无法接轨。他向你敞开着，礼貌地应答，并不隐瞒，可是我看不到悲伤，找不到痛苦，触不到情感。老毛似乎就在这样的无谓中一天天地度过，小毛的事情依然没有音讯。

我决定破釜沉舟，向老毛摊牌。“你已经多次进出医院，这次差点就进了鬼门关，也许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嗯。”老毛赞同着，可是并没有要付诸行动的意思，他也并不隐瞒这样的态度。“出院后，你自己想要做些什么呢？”“我会争取坚持参加戒酒互助协会的例会，我以前每周都去，那时候在我老婆的帮助下很少喝酒，几乎都戒了。”“你老婆？”“她也曾经酒精上瘾，不过早就戒掉了，不像我。我们是在当地的嗜酒者互诫协会里遇到的。那时候我们成天粘在一起，哪里都一起去，参加戒酒会议，逛超市，钓鱼，干什么都是成双成对；我们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我突然想起老毛曾经提过的情书，厚厚几十本至今还堆在家里。我曾经做过很多的推断，老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有冥顽不化的他，有狡猾搪塞的他，有善良无助的他，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罗曼蒂克的老毛。

来医院几周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老毛是个半文盲，他的阅读能力大约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而这里的治疗需要每天查阅戒酒互助协会的教科书。“我在协会的年会上抽奖得到了一本有声书，它帮我读懂了教科书，现在我还可以背诵其中的很多段落。”一次老毛不无自豪地说。他如今凭着记忆，加上病友们的帮助，已经基本可以完成规定的作业。“那你老婆？”“几年前生病死了。唉——不该走的人走了。”

反复出现的陈述，在不经意中提醒着我某些重要的信号，它混合着悲痛、无奈与愤怒的复杂情感。“不该走的人走了”，那么，剩下的他，是否是那个该走的呢？

我恍然大悟老毛不愿戒酒又无法诉说的目的。哥哥、母亲、妻子，每个人都离他而去，老毛背负着幸存者的内疚，制造并不断重复自己不配活着的念头，然后在现实中通过酗酒和自暴自弃加以证实，并以此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惩罚。

如果说这句话蕴含着理解老毛酗酒的密码，那么小毛对于老毛，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仍然不解。“能告诉我小毛是什么样子的吗？”“和我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老毛看着远方，似乎在黑暗隧道的尽头望见了彼岸的光明。

小毛活脱脱一个年轻的老毛，他们有着一样的相貌，同样的名字，甚至还有着共同酗酒的毛病。也许老毛看小毛，不只是在看儿子，更是在看自己。让儿子离开，与酒精割裂，也就是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与一种身份告别，与一部分的自我告别。

对于小毛，老毛爱恨交加；对自己，老毛欺骗麻痹。

老毛是一个伪装者吗？一个骗人的受骗者，一个被骗了的骗子，还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悲剧？究竟老毛是被小毛所骗的受害者，还是一个可悲的自我欺骗的人？在小毛和老毛的这场交互中，谁是受害者，还很难说。

无论如何，老毛是一个终生沉溺于酒精的文盲农民，也是一个每天给爱人写情诗的浪漫男人，一个无法驱逐自己孩子的父亲。自此以后，我不再纠缠于老毛和小毛之间的故事，我知道他需要时间，他只是还没有准备好。

出院的时候，我听说小毛已经搬了出去，就像老毛承诺的那样。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抑郁之殇

将水作酒般的豪饮

沉醉无需酒精的灌溉

清醒也只是神话中的过场

和过往的战斗

是断臂求生的惨败

人性的较量

夏日的午后，烈日拿出融化万物的决心，花园里的植物有种过了头的亢奋，反倒让人有些用尽了气力的担心。我的目光停在了一个新患者的病历上：“英儿，重性抑郁障碍加酒瘾双重诊断，需要同时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

和大部分人都曾有过的抑郁情绪不同，抑郁症是需要医治的心理疾病，有着严格明确的诊断标准。常见的9种症状包括：每天大部分时间心境抑郁，丧失兴趣或愉快感，食欲和体重改变，几乎每天失眠或嗜睡，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迟滞，精力丧失，无价值感和过度内疚，犹豫不决或注意力减退，反复出现的自杀意念或一次自杀企图与计划。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接近7％的美国成年人患有抑郁症，多达1/4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可能受其困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但是受遗传、生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个人的创伤经历也常会引发抑郁症。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抑郁症常因易被忽视而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女性得抑郁症的概率又比男性高一倍，一方面青春期、怀孕、流产和绝经期间荷尔蒙的变化会增加女性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在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时面对巨大的压力。

我捧着英儿的病历继续读下去：自小被继父性侵，但是母亲拒绝相信反而将她赶出家门，之后和长期酗酒的生父生活，又经常遭受其毒打和身体侵犯。十六岁那年，她高中辍学，和一个男人以假结婚逃离了父亲的魔掌，之后便开始了独立的生存。至今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亲生儿女四名。联络人：无。

阅读病人档案像按了快进键的电影，来不及共情，就到了悲哀的终了。英儿小说情节般的经历让我不安；我是该表示同情呢，还是对于她不负责任的酗酒进行谴责？

病历是介于公开和秘密之间的一种奇怪的东西。病人有权知道病历里的一切内容，无论是诊断、药物，还是化验记录，所有的一切。这里有最不为外人知的部分，洞悉过去与未来的密码。但是和电脑、手机、日记的隐秘相比，病人对于病历有观看权但没有唯一观看权，有使用权但没有创作权，当同意进入医院这个体系的当下，就已经签下了这部权力不对等的合约。

所以我已知晓她，她却不认识我。

英儿的房间就在刚进科室的右手第一间。走廊上工人还在辛勤地劳作，浓重的油漆味混合着洗衣房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世界混沌而灼热。“英儿，英儿。”我在门口叫她的名字。没有回音，我只好进屋，走到她的书桌跟前，“英儿”。她面无表情地回过头，脸上的惊恐一闪而过。我解释着：“抱歉打扰了。”

她的桌子正对着室外的活动场，可以看到花园里的一草一木，吸烟的病友，聊天的护士，甚至午餐的孩童。没有窗帘，也没装百叶窗，其实并不能算窗，只能叫作无法开合的玻璃墙而已。

我和英儿面对面坐下。长久没有日晒的脸，在正午的光线中越发苍白，唯一提醒我她在的，是不住颤抖的身体。“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活下去。”

她的声音像灵魂脱壳的躯体，了无生气。“只有那么短暂的一两天，我会感受到活的快乐。这片刻的愉悦和之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的黑暗相比值得吗？”

抑郁症是诡秘的蛊术，无色味地渗入骨髓，生命之花就此无声息地谢了，一声婴啼仿若隔世。它毫无征兆而来，自此亲情友情皆是痛苦，喝水咀嚼也成负担。一病垂死，万念俱灰。

英儿此时还在酒精戒断中煎熬。退瘾症状是脱离上瘾物品之后的反作用，在长期嗜酒突然戒酒的人当中十分常见，严重的还伴随着癫痫症发作和幻视幻听。

从十几岁离家开始，英儿已有二十多年的酗酒史。她的世界里没有亲友，没有工作，没有信仰，只有酒精才是唯一不变的依靠。孩子已将她的电话号码屏蔽，无数次的借钱、允诺和背叛，伤人无数。伏特加是以毒攻毒的绝望，麻醉自己以抵抗痛苦的唯一药方。每日豪饮至深夜，终于睡去，醒来已是午后，不用面对清晨的阳光、鸟鸣或是邻家婴儿的哭泣。然而酒精的抑制效果又让她跌入更深的谷底，愈发绝望，只好再次捧起酒瓶，日复一日。“每天就好像在晴天中等待阴雨。对我来说，晴天只是短暂的过往，阴天才是生活的常态和可以预期的未来。不爱不恨，无喜无悲，我对自己没有了信心，对一切丧失了欲望；任何简单的快乐都成了奢侈，就连我孩子们的欢笑也成了心烦的对象。”

我也曾去过那黑暗的谷底，至今仍在艰难地攀岩。两年前的冬天，白雪皑皑的窗外，死一般地静寂。坐在候诊室里，我不知第几遍数着油画中的花朵；印象派的作品怎会如此写实？忽然他踏着一阵风进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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