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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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热点问题面对面试读：
总序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欧美国家金融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浮动汇率制逐渐取代固定汇率制，汇率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同期，各国也在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随着欧美国家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利率、汇率风险逐渐成为市场风险的主要来源，经济主体对利率、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大幅增加。金融期货期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外汇期货交易品种；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场内标准化股票期权；1975年，伴随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利率期货品种——国民抵押协会债券期货；1982年，堪萨斯交易所又推出全球第一个股指期货——价值线指数期货合约。金融期货期权市场自诞生以来，发展一直十分迅猛。近年来，金融期货期权成交量已经占到整个期货期权市场成交量的90%左右，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期货期权市场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发达的金融期货期权市场是金融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金融期货期权能够高效率地实现金融风险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转移，满足经济主体金融风险管理需求。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顿·米勒曾做出经典评价：金融衍生工具使企业和机构有效和经济地处理困扰其多年的风险成为可能，世界也因之变得更加安全，而不是变得更加危险。
金融期货期权诞生以来，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金融期货期权显著提升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改善了宏观经济的整体绩效；在微观层面，金融期货期权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使金融机构在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能够及时对冲掉因经营活动而产生的利率、汇率等风险敞口，使他们能够在利率、汇率市场化的环境下实现稳健经营。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预见，我国将进入一个经济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新时代，利率、汇率等金融风险将成为市场主体日常经营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主要风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快发展我国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期货期权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基础资产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从而为基础资产市场的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资产转换、风险管理提供便利，促进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二是助推我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机构面临的利率、汇率风险在增加。如果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无法有效地管理风险敞口。这不仅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构成挑战，也会牵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只有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适时推出相应的期货期权衍生产品，才能保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目标的实现。
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体经济以创新为驱动，必然要求金融领域以创新相配合，才能不断满足实体经济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金融期货期权是各类金融创新的重要催化剂和基础构件，发展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有利于推动整个金融行业开展有效创新，拓展和释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和能量，促进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还处在发展的初期，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参与者日益增加的风险管理需求，也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创新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快发展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已经时不我待。
2010年4月16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了沪深300股指期货，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又迈出了一大步，对于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肩负着发展我国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的重大历史使命，致力于打造“社会责任至上、市场功能完备、治理保障科学、运行安全高效”的世界一流交易所，建设全球人民币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加强研究和交流是推动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组织出版这套金融期货与期权丛书，旨在进一步推动各方关注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的发展，明确金融期货期权市场发展路径；帮助大家认识和理解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的内在功能和独特魅力，凝聚发展我国金融期货期权的共识；培育金融期货期权文化，培养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的后备人才。金融期货与期权丛书涵盖了理论分析、实务探讨、翻译引进和通俗普及四大板块的内容，可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金融期货期权市场发展事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董事长2014年1月
必由之路
建设股指期货是股市发展必然选择
张慎峰 郑凌云文章导读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股指期货已经成为国际上成熟的金融期货产品，全球主要股票市场都伴生有股指期货市场。总体来看，股指期货是中性的风险管理工具，不干扰股市基本走势，而在稳定市场等辅助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作用积极。从国际市场经验来看，股指期货市场经受了历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并以其优越的风险对冲、稳定市场、价格发现等功能，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最成熟的避险工具。
推出股指期货是顺应股指期货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和我国股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第一，加强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股票市场内在稳定机制，抑制单边市场；第二，提供避险保值工具，抑制财富剧烈波动，有效保护各类投资者利益；第三，推动长线资金入市，积极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提升股市核心竞争力；第四，倡导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培育先进市场文化。
本文原载于2013年11月15日《中国证券报》A5版。
作者分别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办公室总监助理。
股指期货上市运行已经三年半时间，市场运行稳定规范，功能逐步发挥。期间，由于我国主要股票指数持续下跌，关于股指期货市场产生、发展与功能发挥，社会有肯定、赞誉之声，也有质疑甚至反对之声。如何客观理性看待股指期货，需要结合国际成熟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我国股市历史发展进程，置入可供比照的时空坐标序列，探寻建市初衷，检视运行过程，科学总结评估。一、股指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结构完整性的内在逻辑
适应经济金融活动的需要，股票市场在发展演进中，层次逐渐清晰，功能逐渐完备，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的体系架构，包括股票发行一级市场、股票交易二级市场和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管理股市风险的衍生品市场。这三个部分有机协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伴共生的统一整体。股票一级市场实现了投资、融资和资产的静态定价，二级交易市场实现了资产动态定价和优化配置，股指期货市场则实现了股市风险的控制、分割、转移和再分配。在股票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股指期货必然会出现，否则市场就难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纵观全球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有股票市场就必然会伴生有股指期货市场，股指期货市场既是股票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推动股票市场向较高级阶段进一步成熟完善的内在要求。
作为完整的股票市场体系，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一、二级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汽车除了要有前进挡，还必须有倒车挡，才能进退自如，除了要有油门，还必须有制动，才能运行安全。从作用和效果看，股指期货如同雨天的雨伞、财产的保险。二、发展股指期货：国际成熟资本市场普遍经验的有效借鉴
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发展历程来看，股指期货是金融期货中历史最短、发展最快的品种之一，但它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十分不稳定，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在这种背景下，为管理金融市场波动风险，金融期货应运而生。从1972年外汇期货、1975年利率期货推出，到1982年全球首个股指期货在美国上市，再到股指期货诞生5年之后的1987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股市重挫，股指期货市场功能曾引起激烈争论，人们对股指期货的态度由积极和肯定转变为怀疑和否定。美国政府成立了以财政部长布雷迪为首的总统工作小组，于1988年提供《布雷迪报告》，基本观点认为美国股市暴跌主要由指数套利和组合保险这两类交易在股指期货和股票市场相继推动造成，但事后分析，该报告将股灾原因归咎于股指期货市场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1991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为首的工作小组经过大量翔实的调查，否定了该报告中关于股指期货引致股灾的结论，认为1987年的股灾和1929年的股市“崩盘”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两个事件都是宏观经济问题累积，以及股票市场本身缺陷导致，而非由股指期货市场引发。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股指期货的争议逐渐消失，股指期货经历了磨练之后，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运用更为普遍。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股指期货成为国际上成熟的金融期货产品，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地区，全球主要股票市场都伴生有股指期货市场。到目前，全球已有股指期货产品400多个，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市场结构的基本特征。总体来看，股指期货是中性的风险管理工具，不干扰股市基本走势，却在稳定市场等辅助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作用积极。根据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巴西、中国香港等12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上股指期货对现货指数波动率影响的检验：6个市场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波动影响不显著，占全部市场的50%；4个市场波动降低，占33%；仅有2个市场波动增加，占17%。总体来看，股指期货上市后股市波动没有额外增加的现货市场比例高达83%。这在新兴市场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印度上市股指期货后3年股市波动率比上市前一年分别下降了14.7%、32.2%与51.6%。
从国际市场经验来看，股指期货市场经受了历次金融危机的考验，自身没有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而且在股票市场危急时刻，股指期货成交量放大，通过期货市场的避险，有效释放了市场巨大抛压，避免市场连续暴跌。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当年年底，22个推出股指期货的市场股票平均跌幅为46.91%，而没有推出股指期货的市场平均跌幅达到63.15%，同一时期，我国上证综指跌幅更是达到73%，比传统上我们描绘的国外股市“崩盘”的跌幅还大。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一”，在形势特别严峻的15日、16日和17日3天，美国CME小型 S&P500股指期货日成交量和持仓合约规模大幅攀升，成交量分别比平时增长了近2倍，成为股票市场风险的“分洪区”，成为投资者的首要避险手段。
国际成熟市场30年的经验表明，股指期货以其优越的风险对冲、稳定市场、价格发现等功能，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最成熟的避险工具，吸引了包括共同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在内的大量投资者，尤其是长线机构投资者的普遍参与，被广泛应用于市场风险管理、资产组合配置、投资理财产品创新等方面。三、发展股指期货：我国商品期货发展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从期货的历史来看，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市场发展是商品期货风险管理成功经验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结果，是商品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65年前，现代期货市场应风险规避之需，诞生于美国农产品交易中心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机制从谷物等农产品到金属产品，再迈入现代金融领域，成为最有效率的市场化风险管理做法。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产物。其发展经验为股指期货的健康安全运行提供了有效借鉴。1999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发布实施，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走上了规范发展的道路。国务院领导高瞻远瞩，从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大局出发，相继批准一系列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期货品种上市交易，涵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和化工等国民经济主要产业领域。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期货市场改革稳步推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量均名列全球交易所前茅，市场管控安全有效，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套期保值效率持续优化，市场功能发挥良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成立，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保证金存管监控制度，形成“五位一体”监管机制，全系统期货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市场中介机构规范运行，期货市场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基础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制度设计和风险管理体系保证了商品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都为股指期货的推出探索了路子，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全面发展金融期货市场的宝贵经验。四、发展股指期货：我国股市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顺应股指期货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和我国股市发展的内在要求，部分专家学者从1990年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不久就曾呼吁把股指期货作为金融创新的首选品种。2001年，中国证监会正式组织开展了股指期货的可行性研究，但无论是从股票市场规模和结构、投资者构成和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从指数编制、市场风险控制水平等各方面情况看，当时推出股指期货的基本条件还不够成熟。
进入21世纪，我国股市历经风雨，取得长足发展，市值规模显著增加，股市融资、定价和交易功能明显提高，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股票市场。与此同时，我国股票市场表现还不尽如人意，“新兴加转轨”特征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波动幅度大。自中国股市诞生后，股指犹如过山车般在疯狂与低迷之间循环往复的行情就有十次。例如，最为典型的是自2005年6月3日股市最低探至998点之后，一路上扬，并于2007年10月16日达到历史最高点6124点。之后又是持续狂跌，2008年11月跌至1661点。第二，波动频率高。2000年至2004年，上证综合指数日内波幅超过3%的天数与交易日占比分别为9%、8%、8%、5%、7%；从2005年到2009年，随着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该指标各年分别为7.5%、12%、36%、56%、25%，远远高于前一时期水平。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大，这种波动导致的财富损失更加巨大。第三，换手率高。从1993年到2006年，我国股市平均年换手率为483%，2007年换手率高达818%，2008年为402%，不仅远远高于同年日本145%和我国香港地区94%的水平，甚至高于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股市206%的水平。如此之高的换手率，既是应对单边市场剧烈波动的无奈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波动。每一次暴涨暴跌，使多少人欣喜癫狂，又使多少人欲哭无泪，人们一直在思考，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这一循环往复的“魔咒”。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防范系统风险，稳定社会财富，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承载着社会各界的普遍希望，一个帮助股票现货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股指期货市场呼之欲出。五、重任在肩，股指期货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站在资本大国的门槛上，我国资本市场结构和机制不应该长期存有重大缺陷。推出股指期货，保障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股指期货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第一，加强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股票市场内在稳定机制，抑制单边市场。在一个缺乏对冲工具的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单边做多才能盈利，市场无法在多空双方的平等博弈中实现平衡制约。当股票价格上涨到超出合理水平时，由于看空而无法做空，导致泡沫过度累积，并带来随后的大幅调整。在股市非理性下跌之时，有了股指期货，投资者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远期展望”进行“期货替代”，变现货交易为期货交易，减少在现货市场上的频繁操作，增强稳定持股的信心，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扩大和蔓延。因此，股指期货提供的双向交易和风险对冲机制有助于平抑股市频繁、大幅波动，是市场基础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必需。
第二，提供避险保值工具，抑制财富剧烈波动，有效保护各类投资者利益。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在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一直缺乏基本风险管理工具，市场风险敞口巨大，数十万亿元的金融资产暴露于风险之中，每一次系统性风险带来的价格波动都必然导致投资者财富的严重损失。由于股指期货具有流动性好、交易便捷和冲击成本低的特点，面对市场风险，投资者能够灵活运用避险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使各类投资者在剧烈波动中免遭涂炭。推出股指期货，提供市场避险工具，成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最好的制度性措施。
第三，推动长线资金入市，积极推动机构投资者发展，提升股市核心竞争力。对长线资金的吸纳能力是股市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进一步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是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但是，直到2009年底，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仅为9.3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38%，发展严重不足。在风险管理工具缺失的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在单边市场“靠天吃饭”，业绩大起大落，市场投资行为呈现“机构投资散户化、长期资金短期化”特征，难以真正发挥对股市的稳定作用。有了股指期货这一避险工具，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采取套期保值操作，减少现货市场频繁操作，稳定经营业绩，从而吸引更多长线资金进入——也只有具备了股指期货这一工具，大额长线资金才敢放心地进入股市；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运用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套利和其他组合交易策略，形成产品收益和风险特性与客户收益预期和风险偏好相适应的各类投资产品，大大提升业绩水平。
第四，倡导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培育先进市场文化。在投资者无法通过避险保值实现风险规避的时候，投资者大多进行波段操作，或者听消息、赌政策，市场只能培育“追涨杀跌”的投机者。通过股指期货进行避险有助于改变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氛围，改变热衷炒作题材股、重组股的习惯，营造避险文化，让投资者深刻领会到“上涨也有风险、下跌也是机会”，形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理念，培育股市先进文化。
一次次的股市噩梦，一轮轮的高点回到起点，我们在市场实践中艰辛摸索，在不断前行中凝聚智慧。经过金融危机的风险洗礼，市场对于上市股指期货、提供避险工具的需求十分迫切：我们应该有一个结构更加完整、内在机制更加健全的资本市场。
自2006年开始，中国证监会适应市场各方和社会各界的要求，开启股指期货上市筹备之路，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制度和产品设计——在标的指数选择上，按照“安全优先、注重效率”的原则，选择了市值代表性最广、市场认可度高、权重分布好、抗操纵性强、最能反映我国实体经济状况的沪深300指数作为首个股指期货标的。在4年多的筹备过程中，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虚心学习借鉴境外市场成功经验，继承商品期货市场的优良传统，广泛听取学术界、市场各类主体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以风险控制为重点，完成产品合约设计，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市情的业务规则和制度，并从2006年10月起开展仿真交易，接受全市场检验。
2010年4月，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务院审时度势，英明决策，坚定推出股指期货，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坚强决心。中国证监会党委确定了“高标准、稳起步、强监管、防风险、重功能、促发展”的十八字方针，部署全系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为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中金所坚持“以平稳推出和安全运行为首要目标，严格控制风险，引导投资者有序参与，不追求交易量和活跃程度，逐步发挥市场功能”的上市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市场一线监管和投资者教育等各项工作，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发展和建设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不是非正义和非道德的创新异化，也不是虚拟经济的自我服务，更不是个别市场机构的自娱自乐，而是市场相关各方在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成熟市场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实际，特别是吸取痛苦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反复论证、认真比对后的审慎决策。上市股指期货，是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回顾过去的探索历程，当时，在没有股指期货、市场机制缺失的惨痛现实面前，人们充满期待，关注更多的是它的优点；如今，真正推出并发挥作用之后，人们又赋予它更多理想化的、但其自身并不能实现的功能；甚至有些人是在不了解它的机制和原理，或者进行错误交易遭受损失之后，更多的寻找它的缺点，以至以偏概全、全盘否定。
目前，股指期货发展才刚刚起步，我们应该坚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它的功能发挥情况进行专业剖析和全面检视。对待这一棵仍处于发育、培养阶段的小树，希望社会和市场各方给予更多的呵护、理解和关心，精心地浇水施肥、修剪除杂，使之更加根深干壮、枝繁叶茂，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我国更加繁荣昌盛的实体经济御寒降暑、遮风挡雨。
回眸股指期货三十年：从金融创新到市场基石
陈晗文章导读
股指期货诞生之初，市场各方对于其在金融系统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褒贬不一，尤其是在1987年股灾中，股指期货饱受指责和批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指期货对金融市场起到的积极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股指期货之所以能成为避风港和逃生舱，因为它是以市场指数为标的的标准化合约，既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又采用保证金制度、具备杠杆属性，这使得参与各方得以用有限的资金维持一个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在极端行情发生时，为避险对冲提供宝贵的平台。这恰恰就是股指期货的魅力所在。
本文原载于2013年12月11日《中国证券报》A5版。
作者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
1982年，第一张股指期货合约在美国堪萨斯城诞生，标志着涵盖货币、利率及股票衍生品的场内金融衍生品体系在美国完整建立，期货市场最终实现了从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的革命性转变。金融期货的诞生成为现代金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金融期货的重要分支，股指期货在随后的30年中逐渐风靡全球，发展浪潮遍及主要发达及新兴经济体，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股指期货因风险加剧而艰难破茧
20世纪70年代初期，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通货膨胀水平急剧提高，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推进，债券价格和利率波动加剧，股票市场遭遇了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投资者在遭遇市场动荡时缺少避险工具，除抛售外汇、债券和股票之外，别无恰当的金融工具可以利用。当时的芝加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所在地，其谷物期货为全球市场定价。但是，农产品并非主流金融的组成部分，纽约华尔街对期货交易一直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期货交易不过是农场主和食品商的小圈子和专属领域。然而，勇于梦想、敢于创新的芝加哥人提出了疑问：既然农产品期货可以为农产品价格波动提供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为什么不能发明基于外汇、债券和股票的金融期货，用来管理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这一朴素的思想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却遭到了华尔街的无情耻笑。
芝加哥勇敢地迈步向前，随后辉煌的创新10年是在美国经济的动荡与冲击之下人们为了规避金融风险而进行的积极探索。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创建国际货币市场并推出外汇期货；1976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为外汇和债券持有者提供了风险管理工具和对冲手段。但是，如何为股票组合持有者提供应对股价波动的风险管理工具？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股指期货这一概念。埃尔默·福克（Elmer Falker）——喜欢脚穿绑腿鞋、口叼雪茄烟、身材矮小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场内交易员——曾指出股指期货将是“终极”期货合约，他与时任CME主席的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讨论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的想法，并叹息说“它将永远无法实现，因为你无法交割”。1968年，曾经当过卡车司机的纽约产品交易所（NYPE）会员默里·博罗维茨（Murray Borowitz）也曾建议推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否决。尽管思想先驱者们关于股指期货的想法没有立即变成现实，但股指期货这一极富魅力的新产品仍然吸引了许多交易所为之努力。从产生这一设想到1982年真正推出，股指期货经过了十多年时间的孕育，克服了观念、法规、监管等方面的障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其后的30年间，股指期货作为一项伟大的金融创新和股票市场的基础设施，在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7年初，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聘请斯坦福大学罗杰·格雷博士（Roger Gray）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工作。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开发股指期货，因为规模庞大的股票市场急需有效的风险对冲和保值手段。1977年10月，KCBT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正式提交了报告，提出开发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期货产品，来规避股票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几乎是同时，CBOT与CME也将目光投向股指期货。历史最悠久、在当时的市场中认可度最高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标的指数的首选。
由于股指期货没有任何先例，这一设想遭到了普遍质疑，被许多人看作以股票指数进行“赌博”的行为。在使用道琼斯指数问题上，3家期货交易所都未能与道琼斯公司达成协议。“一群期货商竟然想以我们的指数来赌博”，道琼斯公司的管理层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想法，断然拒绝了KCBT上市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要求，并表示在必要时将以妨碍名誉罪提出诉讼。几年之后，CME也希望能与道琼斯指数公司合作，同样没有成功。CBOT则认为，道琼斯指数作为一个具有如此高的市场影响力和关注度的股票指数，理应被看作市场的公共资源，推出以道琼斯指数为标的的期货合约不需要道琼斯公司的授权。CBOT认为，道琼斯指数就像是阿司匹林，已经成为没有商标的通用产品，因而在没有征询道琼斯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上市了道琼斯指数期货。道琼斯公司将CBOT告上了法庭，并且在伊利诺伊州高等法庭胜诉，道琼斯指数被判决为道琼斯公司的私人财产，CBOT被迫撤销已经上市的道琼斯指数期货合约。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了CBOT股指期货梦想的破灭，直到1997年，CBOT的道琼斯指数期货才再次上市，比第一张股指期货合约出现的时间晚了整整15年。
股指期货产生的另一个障碍在于无法解决期货合约到期交割的问题。股票指数同其他实物商品或金融工具不同，它由一篮子股票组成，商品期货和其他金融期货可在合约到期时交割实物，股指期货则存在困难。这意味着交割若干类型且权重不同的股票组合，对于交易双方来说都是不现实的。1981年，CME推出了欧洲美元期货，合约到期时采用现金结算的办法，即交易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清算信用。到期时，盈利一方从亏损一方获取收益完成一笔交易的清算。这次革新使股票指数期货的交割难题从操作层面得以解决。
在股指期货诞生前，美国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分别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CFTC分别进行监管。由于股指期货横跨了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一时难以明确监管主体。1981年，CFTC与SEC就股票指数及股票衍生产品的管辖权达成协议并签署了《Shad-Johnson协定》，确定美国股指期货及股指期货期权的监管权归CFTC，SEC则对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权享有监管权。同时，还规定股指期货合约的设计必须满足现金交割等一系列限制条件。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股指期货市场发展监管僵局的消除，同时股指期货的现金交割“合法化”，从制度层面为股指期货的推出铺平了道路。
KCBT最终转而与阿诺德班尼特公司（Arnold Bernhard & Company）联手，以它的价值线综合指数（Value Line Composite Index, VLCI）作为期货合约的标的。CME则将目标确定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于1980年2月与标准普尔公司达成协议。这两个指数期货合约最终分别于1982年2月24日和1984年4月21日开始正式交易。
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在上市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5个月后，交易量便超过了当时其他股指期货的总和。实际上，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优势不仅在于推出时机，也在于其标的指数的选择。道琼斯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将成分股的价格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作为一般指标指数，难以真实反映股票组合投资的走势；标准普尔500指数则以股票市值为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计算，能更好地反映投资者股票组合的表现。虽然这只年轻的股票指数在当时的市场认知度并不高，但颇受机构投资者青睐，而且期货交易有力地推广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知名度。道琼斯公司对期货的偏见使道琼斯指数错失了成为第一只股指期货标的的机会，却使市场开始逐步认识和了解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投资和交易指数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实际上，就套期保值的对冲效果而言，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要比道琼斯指数期货好得多，这也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影响力远胜于道琼斯指数期货的原因所在。
股指期货很快便风靡美国，各大交易所均纷纷推出股指期货。随着美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股指期货也在逐渐发生着演变，不断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美国股市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之后，标准普尔指数已上涨了大约5倍，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面值也相应提升了5倍，交易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资金成本也大大增加。1997年，CME在原始合约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新合约，合约乘数降低至每个指数点50美元，也就是后来的迷你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从1982年到2012年的数据看，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的存在并未影响标准普尔500指数走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大牛市阶段，股指期货成交平稳。在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股市进入剧烈震荡期，迷你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开始变得广受欢迎，2001年起就在成交量上遥遥领先于原始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合约，目前是全世界成交最活跃的股票指数期货。二、社会对股指期货的认识逐步深化
股指期货诞生之初，市场各方对于其在金融系统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褒贬不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指期货对金融市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这一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崭露头角、饱受指责、重新认识与积极发展四个阶段。（一）应需而生、崭露头角——股指期货发育的初级阶段（1982～1986年）
股指期货产生初期，受到广大投资者的热烈欢迎，人们在初步感受其规避市场风险能带来的益处时，对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充满了期待。由于股指期货是新兴事物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参与的机构有限，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无法体现，除了被当作一种风险对冲工具外，人们很难把它与整个金融体系安全联系起来。（二）饱受指责与批评——股指期货成为1987年股灾的“替罪羊”（1987～1989年）
1987年10月，美国爆发了严重的股灾，人们潜意识中对衍生品市场的害怕与不信任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当时的财政部长布雷迪为首的总统工作小组，对这次股灾进行研究与反思。这一小组于1988年发布的《布雷迪报告》提出了对股指期货的质疑。报告认为，1987年的股市崩溃主要是由指数套利和组合保险这两类交易在股票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相继推动而造成的。
1987～1989年间，美国政府还对期货交易所进行了秘密调查，FBI在CME和CBOT的交易大厅都派出了联邦密探。这些密探记录下交易商们在交易席位上、酒吧、餐馆、健身房甚至在家中的谈话。许多交易商被指控参与了范围甚广的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等犯罪行为，但在最终审判结束之后，都被证明是捕风捉影。美国司法部对股指期货交易的调查给期货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催生了更为严格的交易法规和执行条例，股指期货的发展遭遇了瓶颈期。（三）再认识与新态度——股指期货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1990～2000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步认识到股指期货和金融危机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金融衍生品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进行合理使用和有效监管。多次风险事件的发生使人们感受到了衍生品交易的巨大破坏力，但商业机构本身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才是使其遭遇灾难的主要原因。
1991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为首的工作小组经过大量详实的调查，否定了《布雷迪报告》中关于股指期货引致股灾的结论，认为1987年的股灾和1929年的股市“崩盘”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宏观经济问题累积及股票市场本身问题导致，不是由股指期货市场引起。事实上，全球股市在1987年股灾那天都出现了下跌，而跌幅最大的一些股市恰恰是在那些没有股指期货的国家，如墨西哥。同时，学术研究一致认为没有找到波动性和程序交易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指数套利程序交易无需对混乱的市场情况负责。股指期货是标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且由交易所或清算所充当所有买方和卖方的中央对手方，透明度高、流动性好、信用风险极低、监管严格，难以成为欺诈的工具，股指期货更不是导致股灾发生的罪魁祸首！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关于1987年股灾的一次演讲中曾发表讲话：“……许多股票衍生产品的批评者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衍生市场发展到如此之大，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推销手段，而是因为给衍生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了经济价值。这些工具使得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套期保值，并迅速与低成本地调节头寸，因此在资产组合管理中衍生工具起了重要的作用。”（四）肯定认同与积极发展——股指期货是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并对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以来）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极大程度上促使人们转变了对金融衍生品的认识。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全世界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而衍生品的风险管理功能越发显现出重大的现实意义，有效运用衍生品与积极防范风险成为人们的共识。“9·11”事件之后的一个星期，NYSE股票交易停止，CME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也暂停交易，但在周一恢复开盘之后，股市由于恐慌因素而难以成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交易量与持仓量均大幅度增加，说明在极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管理工具需求强烈。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传出后的9月15日，芝加哥期货市场迷你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主力合约交易量从前一交易日的256万张激增至399万张，至9月18日达到601万张，相当于承载了大约3 600亿元的抛盘，对于分流股市抛压、缓解美国股市崩盘式下跌作用显著，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同时，该合约持仓量也随之大增，9月12日的持仓量约为109万张，9月15日增至155万张，9月18日则达到了238万张。同样，个股期权和股指期权合约的交易也呈现了交易量和持仓量在短期内急剧增长的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尤为出色，不但自身运行平稳，还保持着充沛流动性，充分发挥避险功能，承接大量股市抛压，成为风暴中难得的避风港。事实胜于雄辩，每当市场出现极端系统性风险时，股指期货市场都成为了股票市场的风险泄洪渠和投资者首要的避险逃生通道。2008年金融危机由次级贷款及不受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引发，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场内标准化衍生品却充分体现了在风险对冲、稳定市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股指期货之所以能成为避风港和逃生舱，是因为多数股票市场都上市了几千只股票，一旦发生系统性的恐慌，个股极易发生流动性枯竭的现象。股指期货是以市场指数为标的的标准化合约，既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又采用保证金制度、具备杠杆属性，这使得参与各方得以用有限的资金维持一个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在极端行情发生时，为避险对冲提供宝贵的平台。这恰恰就是股指期货的魅力所在。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2000年3月17日第25届国际期货业年会的演说中指出：“在美国经济过去10年的成功发展中，期货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作为广义金融市场的核心，金融衍生品市场在促进价格的有效发现和分散风险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促进美国金融体系健全的有力工具。”
格林斯潘曾高度评价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对冲功不可没。金融期货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将这些风险分配给那些最具有能力且又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种化解和转移风险的过程改善了市场形成各种金融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机制……合理的、非扭曲的金融产品和资产价格信号将有利于促进企业家更合理地分配实物资产资源，从而创造出在消费者看来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金融衍生市场本身的附加值来自提升财富创造过程的能力。因此，不仅单个金融机构对抗内在风险因素的打击能力加强，而且风险的承受面也将拓展，既有银行业系统，又有其他种类的中介单位和机构投资者，整个金融系统也变得更加具有弹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引领全球新经济发展并始终保持创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因素在于金融市场的强大支撑和造血功能。美国已经形成了三大金融中心：纽约是以股票、债券、大型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中心；旧金山湾区是孵化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中心；芝加哥凭借世界级的大宗商品和金融期货市场成为美元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这三大中心携手并举，为企业创新提供融资平台和风险管理平台。美国经验充分表明，融资与风险管理并驾齐驱，才能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股指期货在全球生根并蓬勃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品种丰富，已经建立了以标准普尔500为代表的大盘蓝筹指数期货、以标准普尔400为代表的中盘股指数期货、以罗素2000为代表的小盘股指数期货，以及以纳斯达克100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指数期货等完善的股指期货与期权产品体系。以美国为起点，股指期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蓬勃发展，发达地区股指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兴市场的竞相效仿，从而形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性的股指期货交易热潮。截至2012年底，全球范围内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指期货合约达到300余种，总成交量26.72亿张。这一庞大的股票衍生品家族为股票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标的与避险工具，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发达市场的股指期货
CME的迷你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2012年成交量为4.74亿张合约，排名全球第一。欧洲各主要国家也均有自己的股指期货产品系列，包括英国富时100指数期货、法国CAC 40指数期货、德国DAX指数期货、意大利MIB 30指数期货，等等，但最具代表性、成交最活跃的股指期货是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子公司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的欧元区Stoxx 50（Euro Stoxx 50）指数期货。该指数为在欧元区的多国资本市场上市的50只超级蓝筹股组成的市值加权平均指数。这一指数的推出和发展与欧元区的建立息息相关。在欧元区成立前，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大国，其股票在国际市场中广受欢迎。德国在1988年推出了DAX指数期货。该指数选择德国30只蓝筹股作为成分股，具有很高的市场代表性。DAX指数期货也一直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股指期货合约之一。然而，随着欧元区的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欧元区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个经济共同体，人们的投资偏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Stoxx 50指数期货逐渐取代了DAX指数期货，成为整个欧元区股票市场最重要的股指期货品种。2012年，Stoxx 50指数期货的成交量全球排名第三，达到3.15亿张合约，而DAX指数期货全球排名第十二位，成交3 700万手，仅是Stoxx 50指数期货的约1/10。
在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OSE）1988年上市日经225指数期货，同时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TOPIX指数期货。日经225指数和TOPIX指数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是成分股价格算数平均指数，后者则是成分股市值加权平均指数，这导致了以二者为标的的期货交易在参与者结构方面的较大差异。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股指期货是小型日经225指数期货，2012年总合约成交量高达1.3亿张，全球排名第四。（二）新兴市场的股指期货
新兴市场在金融期货的发展路径上体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优先推出股指期货、重点发展股指期货成为新兴市场的普遍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增强本地区资本市场对境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香港、新加坡、巴西、韩国、南非、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土耳其陆续上市了股指期货，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股票衍生品市场体系，推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成功产品。
中国的香港期货交易所于1986年5月6日推出了著名的恒生指数期货。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该交易所后来又推出了恒生100指数期货、恒生分类指数期货、H股指数期货、红筹指数期货、股票期货、股票期权等品种。香港地区的股指期货市场发展较早，经历了1987年股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金融保卫战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洗礼，也经受了多次波折。目前成交最活跃的仍然是恒生指数期货，2012年合约总成交量2 000万张，跻身全球股指期货成交量排名前三十。
韩国的金融衍生品创新起步晚但发展快，韩国交易所（KRX）于1996年推出KOSPI 200股指期货，短短1年后就上市了KOSPI 200指数期权，均获得了很大成功。2012年，KOSPI 200指数期权交易量保持了长达10年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衍生品地位，合约成交量为15.75亿张；在全球股指期货成交量排名中，KOSPI 200指数期货位列第八，合约年成交量达6.2亿张。
股指期货在新加坡的发展历程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产品独特的“非专属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新加坡交易所为代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所以增大市场份额、提升国际影响力为目的，争相上市周边地区的股指期货合约。新加坡交易所（SGX）将上市以周边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期货、期权合约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巩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目前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指期货系列中，大多数是以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股票指数作为标的，包括：标普CNX Nifty印度股指期货、欧元区Stoxx 50股指期货、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日经225股指期货、MSCI台湾股指期货、MSCI香港股指期货、道琼斯泰国股指期货、马来西亚股指期货及菲律宾股指期货，另外还有反映整个亚洲股票市场的MSCI亚洲APEX 50指数期货。其中，日经225股指期货是新加坡交易所最成功的股指期货合约，2012年合约成交量达2 800万张，远远超过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其他股指期货品种。
股指期货在各新兴经济体中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在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道路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完善产品体系、提升股票市场运行质量、增加市场深度与承载力等功能，同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也是各发展中国家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战略。股指期货作为基础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成为一个产品体系完善、市场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出股指期货，是金融市场走向开放与创新之路的必然选择，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关于金融期货的一些感悟
惠湄 叶苗文章导读
与国际市场相比，我们的金融期货不是发展太快，而是太慢。金融期货市场的健康成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条件，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去满足国内实体经济的避险需求，让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手无寸铁直接对阵有着完善对冲避险工具的外国竞争者，实在是不智之举。发展金融期货不是一帆风顺，不能单枪匹马，不可急于求成，“不添乱、能帮忙”——这是我们发展金融期货的原则。
本文原载于2013年12月11日《上海证券报》A3版。
作者分别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投资者教育中心员工。
记得某年在芝加哥访问，遇到一位美国期货业的资深同行，相谈甚欢。也许是在国内养成了逢人就谈、逮着就问股指期货的“职业病”，十分自然地就问她：假如没有股指期货，你的投资组合会是怎样的结构？对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稍作迟疑，摊了摊手说，她从来没考虑过不使用对冲避险工具会是怎样的情形。她的表情仿佛还在说：为什么眼前的中国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从事金融期货工作那么多年，到今天股指期货也已经上市近4年，这场谈话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也难怪，在美国运用期货工具进行避险保值，都已是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了。在其经济体系中，期现货早就如同孪生兄弟密不可分，没有期货的保驾护航，现货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都难以保障，谁还有工夫去琢磨“假如没有股指期货”这种假设呢？
从上海到芝加哥，飞行距离是7 000多公里，但横亘两个社会对金融期货的认识“鸿沟”却更为巨大，其背后是对金融期货的价值判断差异。有感而发，在此想跟诸位读者谈几点感悟。
金融期货是个“舶来品”。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率先推出外汇期货合约。1975年，CME推出世界上第一个利率期货合约。1982年，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开发了指数期货合约，使股票价格指数也成为期货交易的对象。
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利率大幅波动，市场急需管理波动风险工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盲区。对于金融期货在“1987股灾”之后经历的“正名历程”，也难有切身体会。甚至直到今天，由于汇率利率市场化进程尚处初期，我们对于滋生金融期货的土壤仍然略显陌生，出现一些质疑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也历经了多年的股市大起大落，但追涨杀跌的投资文化、期盼救市托市的惯性心理，“新兴加转轨”下的独特语境，都让股指期货这个新生事物面临较为艰难的生长环境。尤其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加深了国内许多人士对于金融期货市场的疑虑，将创新等同于“乱象”，将金融期货视为脱离实体经济的“奢侈品”，甚至将其提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不过，相比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金融期货遭遇的质疑，若干年后回看，既不是偶然也无法逃避，实在是整个改革转型大潮中再寻常不过的小浪花而已。
所幸对于金融期货的重要性，广大市场主体已有共识。在金融危机风波初定之时，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就颇具勇气地推出了股指期货，并在3年之后再度推出国债期货，足以令世界赞赏。美中不足的是，金融期货市场建设“导致海外做空中国”，“不利于国内投资者”等某些思维方式虽然与当年国人对电报、铁路的评价相似，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有一定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使得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金融创新的本质，在于满足经济发展创造的需求。”可以说，是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萌发了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创新，而这些创新形成市场规模后，又反过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两位教授编写的《价值起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发明了对冲机制，发明了期货期权来对抗风险。”“这样的制度使得我们能够分担风险，来控制不确定性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结构化的风险安排把整个风险分配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整个结构性安排的本质就是配置风险。当然，这一轮金融危机是由风险过于集中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风险分配。”
诚然，如果可以不理会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和经济需求，单纯“田园牧歌”似的经济体系却也看似平静而美好。电话的铃声打断了吟诗的思绪，火车的轰鸣冲淡了牧童的笛声，期货市场表面的波谲云诡也让习惯传统金融的人感到不安。金融创新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甚至可能会加剧人性的贪欲，使得创新“违背初心”而走向异化之路。从不同的价值尺度判断，其结论见仁见智。但是，从国际竞争和国内资源配置层面来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正如工业革命时代拒绝坚船利炮，死守弓马骑射，较量的结局已尽人皆知。在金融创新的时代犹疑观望，不去满足国内实体经济的避险需求，让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手无寸铁直接对阵有着完善对冲避险工具的外国竞争者，实在是不智之举。对于金融期货，正确的做法是“取其利，限其弊”，而不是将可能的风险束之高阁。殷鉴不远，来者可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金融改革的蓝图，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些改革自然包含了期货市场的建设在内。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前景毋庸置疑。
不可否认，在质疑批评金融期货的声音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各界人士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思考，对期货杠杆效应的担忧，对衍生品监管是否得力的追问。更有人直言中国资本市场应从西方金融危机吸取教训，避免背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这些争议原本就是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市场人士深夜蹙眉、忧思难忘、奋笔疾书的拳拳之心。我们有对金融期货市场的坚定信心，不代表无视其蕴含的风险，更不能对批评质疑视而不见。资本市场的群体之复杂，利益之纠结，矛盾之尖锐，影响之广泛，都注定发展金融期货不是一帆风顺，不能单枪匹马，不可急于求成，而是应抱着如履薄冰的态度。“不添乱、能帮忙”——这是我们发展金融期货的原则。
所谓“不添乱”，是指金融期货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仅举几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吧，比如完善的风险隔离制度实现了市场风险隔离。2006年，监管层单独组建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来从事股指期货交易运作业务，股票的现货交易则是在沪深交易所进行，从交易所的层面进行了隔离，达到专业化管理的目的。投资者也需要专门开立相关的金融期货账户，保证市场风险的相对隔离。再比如，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是境内唯一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交易所。通过提高结算会员的资格标准，实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成为结算会员，其他不具备结算会员资格的交易会员必须通过结算会员进行结算，这一做法有效控制与分散了市场风险，提高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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