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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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3辑 总第20辑)试读：
本辑特稿
关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时代背景、实[1]践基础、科学体系和哲学依据[2]王伟光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前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新实践、新形势、新需求、新问题、新任务，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阐释和宣传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阐释和宣传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新成果，研究和阐释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体系和哲学依据，对于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丰富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同志们讨论研究参考。重点谈一下时代背景。1.关于时代背景问题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任何一个理论成果的产生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重大时代问题的理论应答。要全面地阐释一个理论成果的价值与意义，搞清楚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前进，搞清楚它的精神实质，就必须首先搞清楚该理论所产生的时代条件，必须把该理论成果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来看。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论创新，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解决，也是时代条件的理论产物。
那么，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面临着什么样的时代问题？这是理论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该回答的问题。
关于时代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有人提出“人类社会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有人说，“人类历史经过了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还有人说，“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知识文明时代”；等等。这些说法是从某个学科角度，从某个视角出发对时代特征的概括，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定义时代，来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代。
现在到底是什么时代，具有哪些特点，要回答的时代问题是什么？这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搞清楚我们所处的时代及时代问题，才能把握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创新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21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不管用”的谬论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根据是什么？其根据就是错误地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根本性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所判断或所处的历史时代。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就过时了，无用了。对时代问题的误判，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错误逻辑结论。“时代性质根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灵了”“不管用了”，自然而然导致一系列错误思潮出笼、泛滥，如什么“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其具体表现就是“虚无革命”“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就是虚无、否定、告别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虚无、否定、告别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虚无、否定、告别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时代性质根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过时了，从而否定党，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依次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以什么标准判断时代；二是用正确的标准判断时代，我们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时代。
判断时代问题，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时代的根本判断标准。我在这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述，来说明论证时代判断标准和对时代的判断问题。
第一段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我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一是明确提出“历史时代”概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时代，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进程，该历史进程从该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起，历经兴盛、衰落，直到为下一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止。
二是说明历史时代的判断标准。判断一个历史时代，标准就是该时代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力是什么。也就是说，要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来判断历史时代。看一看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是什么，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是什么，也就知道该历史时代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判断时代问题的根本标准和方法。
三是判定人类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而这个时代又是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逐步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代。用唯物史观标准和方法来判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已经前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而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该时代无产阶级及广大被剥削阶级如果不通过推翻最后一个剥削社会，即通过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革命，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解放全人类，从而就不能最终使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才能解放全人类，乃至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否则就不能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四是指出该历史时代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人类历史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进入一个没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的无阶级的新的社会形态。
第二段是在《共产党宣言》“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说明：“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紧接着，他们又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来判断、划分历史时代，一是认为，在人类已然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顺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在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时代判断标准，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来分析判断历史时代，把历史时代划分为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产阶级社会时代，未来人类将进入消灭阶级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的新时代，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
第三段也是在《共产党宣言》“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当然，在这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一步一步由兴盛走向衰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小到大，一步一步走向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根据以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判断的大的历史时代。
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判定的历史时代变了没有？我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大的历史时代没有改变。运用唯物史观的标准判断时代，现在处在什么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大的历史进程来看，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来讲，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要地位的历史时代。当然，在该时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有一位学者研究认为，“当今世界95%以上的国家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被私有资本所圈占，就连我们生存依赖的水源、空气、语言、文化，甚至物种和人类基因等也被逐步私有化了。按照西方左翼学者的看法，这种私有化已经把人类逼到整[3]体灭绝的边缘”。当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全世界已经产生了若干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少数，其社会形态在全世界并不占据统治地位。
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现在，上下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历经了封建社会在世界的解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从资本主义繁荣、兴盛再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激化而至衰落，全世界总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实际上，资本主义一产生，就带有其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内部一开始就产生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因素：工人阶级和新的社会形态萌芽。在资本主义时代，始终贯穿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命运、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斗争，一直到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最终迎来新的社会形态为止，这是由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代替封建主义历史时代是历史的进步。
在短短几百年中，资本主义创造了能够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生产力，创造了远远超过封建社会几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优于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这是人类历史时代的前进。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创造财富的周期越来越短，就拿手机来讲，几乎几个月就换一代，互联网飞快发展，新科学新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其灭亡。
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其内在矛盾不断激化，经历了激化、缓和，再激化、再缓和……直至激化到再也不能缓和而走向灭亡。其表现就是不可解脱的两极分化，且这种两极分化又不断得到强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内部的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不断强化；二是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也不断强化。两极分化的一极是高度垄断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也只是享受到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高额利润的一杯羹。另一极是整个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落后；发展中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贫困、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越来越两极分化，整个世界也越来越两极分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动荡，全球的动荡都跟两极分化有关系，两极分化的背后则是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第四，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最终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时代所替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4]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创造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与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要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克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了新社会形态强劲的生命力，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是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然而目前全球总体上还是资本主义强、社会主义弱，但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一定能够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
第五，时代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但当今时代的具体特点和表现形式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我们的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断的历史时代，大的历史时代没有改变。但历史在发展，条件在变化，时代的具体内容、形式和特点都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历史辩证法。认识当今时代，要清醒地认识到既没变，又有变，根本性质没有变，具体特征形式变化了。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只看到变的一面，看不到不变的一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不变的一面，看不到变的一面，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正是对我们所处的伟大的历史时代及其发展新阶段巨大变化的科学判断。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至今，尽管他们所判定的时代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时代的发展阶段变化了，国际环境变化了，具体特征形式变化了，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挑战。对于历史时代的判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判定的历史时代根本改变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丢弃老祖宗，忘记我们的初衷，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如果看不到巨大变化的另一方面，不承认变化，就跟不上新形势，落后于时代，解决不了新问题，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不变中有变，其中一大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判断的历史时代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已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人类大的历史时代，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主题与特点。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所处的阶段，也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阶段，还是资本主义更多地剥夺工人阶级绝对剩余价值，露骨地、直接地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阶段。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有现实意义的。有人说《资本论》过时了，《帝国主义论》也过时了，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资本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列宁做出概括，认为该阶段的主题，即主要问题是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引发战争，战争引起革命，推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历史是波浪式的曲折前进，没有笔直的前进道路。远古社会大约万年以上，奴隶社会大约万年左右，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才几百年，它还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总体上讲现在还是资强社弱，垄断权、话语权还由西方资本主义所掌握。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是弱小的。这是整个大的历史时代的总体态势。冷战结束以后出现苏东剧变这样的历史挫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整个形势发生逆转，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这就是历史前进的曲折性、反复性。
第三个阶段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要问题的阶段。对这个发展阶段，有人概括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人概括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世界大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但是局部战争从来没有间断。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和平，希望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希望和平，希望发展。这是该阶段的主题，也是主要问题。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垄断资本还存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就会存在，战争的根源就依然存在。事实上，和平与发展至今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判断，和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对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图谋“和平演变”社会主义，“颜色革命”它们所不喜欢的国家。
不变中有变，其中另一大变是今天世界上的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创新突飞猛进、世界局势激烈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大改组、大调整和大竞争，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大风险、大挑战和大考验。现在的世界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列宁、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在世时大不相同。特别是，近些年来，新技术更新速度之快令人难以预测，起着改变社会生产、消费、生活乃至引发社会变革的颠覆性作用。高新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变化，进而引起生产关系变化，引发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引发世界局势急剧变动。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发生了两件世界性的大事：一是苏东解体。两个超级大国变成一极，全球出现了反对单极霸权的多边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要和平、要发展的主力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重组。反对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力量在发展。二是2008年发生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力量下降，西方国家力量下降，资本主义整体力量下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中国正在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一方面发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遭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封堵打压。国际关系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状况，国际竞争异常激烈。
第六，历史时代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又有新的巨大变化的正确判断，决定了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战略策略。
既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又要与今天的时代变化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潮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既不忘初心，又要继续前进。
在当代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由当今历史时代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历史时代的根本性质决定中国人民只有选择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全世界已然被资本主义强国瓜分完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集团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强国道路，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雄辩地证明，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社会主义。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又决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分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坚持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取决于历史时代根本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事实。到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新变化、新形势、新特点、新需求、新任务，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融入世界发展大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
弄清了时代问题，就会彻底搞明白中国共产党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上，选择什么主义，选择什么道路，选择什么制度，选择什么目标，选择什么战略，选择什么举措，到底怎么走。从时代高度出发，就可以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奋斗目标、战略策略等问题弄懂搞清楚，就会明白党的创新理论到底回答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创新点在哪，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党恰恰是在这一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新阶段，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这就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要回答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2.关于实践基础问题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的。这个实践是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95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和新的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党的伟大实践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时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经过社会主义30年左右的建设，创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又经过改革开放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普遍地富裕起来了。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使中国人民强起来。在继续解决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同时，必须回答使中国人民强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深化和具体化，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快速发展阶段。什么是快速发展？就是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尽可能快地把GDP搞上去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容否定的。没有前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就没有今天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好比一个孩子在少儿时长得很快，妈妈今天做的鞋，几个月后就不能穿了，这是快速生长期。可是少儿时的发展是不协调的，光长个子，肌肉不发达，全身不协调，世界观人生观也没有成熟，但是这个发展阶段又是必经的。二是经过快速发展阶段以后，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质量效益为主，以结构调整为主推进科学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经济新常态阶段，必须以新的战略选择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科学发展。
今天的实践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发展，怎么强国，围绕着建设现代化强国，如何治理。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改革开放新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不竭源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竭源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孕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有成功，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积累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许多创新思想。毛泽东同志讲过，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是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是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思想。不能否定毛泽东的探索，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没有当时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创新认识，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理论。在实践创新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创新成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也就是围绕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成为经济强国、政治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生态强国，如何治国理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问题。3.关于科学体系问题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之所以说它是科学体系，就在于它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治党治国到治军，从内政外交到国防，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到党的建设，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个组成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体系有灵魂，灵魂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讲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团结奋斗的指导思想和共同思想基础。有主题，主题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主线，主线是什么，就是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有中心，中心是什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人民至上，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有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是什么，就是“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有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什么，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包括一系列新观点、新话语。4.关于哲学依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灵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满了唯物论，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史观，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构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依据。[1] 本文系作者2016年8月6日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2016年年会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2]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3] 秦宣：《大数据与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5期。[4]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2013年1月5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17页。新形势下军事创新的哲学睿智——学习习主席军事创新哲学方法论[1]毕京京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先导。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2]维。”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新形势下，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拓展军事哲学大视野，擘画军事创新大战略，对军事创新的历史作用、时代背景、内在规律、运行机理和实现路径等做出精辟论述，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创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创新观的最新成果，是新形势下军事创新的哲学灯塔。一 在通观全局中洞察军事创新大势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反映时代本质特点，为顺应大势改造世界提供科学方法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创新作为哲学范畴，首先基于对历史动力和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注重以科学缜密的世界观“观世界”，以与时俱进的时代观“观时代”。习主席指出：“研究军事问题，首先要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
习主席对世界军事创新大势做出了战略性的总体判断。其要义是：在军事创新与世界变局的关系上，强调在当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世界军事创新的特征上，强调“这场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正在推动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在世界军事创新的影响上，强调“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是全方位、深层次的，覆盖了战争和军队建设全部领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关乎战略主动权”。在世界军事创新的应对上，强调“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才能尽快缩小差距、实现新的跨越”。这些科学判断，使我们对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登高望远、全局在胸。具体看，以下几点尤需关注。
信息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主导力量。20世纪50年代，信息理论学家冯·诺依曼指出：“技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将朝着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展，一旦超越了这个奇点，我们现在熟知的人[3]类社会将变得大不相同。”如今，奇点临近。“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速，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指数级的增长是具有迷惑性的，它始于极微小的增长，随后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爆炸[4]式地增长。”近年来，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量子信息等技术在军事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全球定位系统、信息网络技术、雷达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等取得新突破，军队信息获取、数据传输、情报支援、信息服务等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信息化战争理念登上历史舞台。
颠覆性技术成为军事革命的突破口。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以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为标志。当前，纳米技术、临近空间技术、高超声速技术取得突破，高能激光炮、电磁脉冲炮、高能微波武器等新概念武器向实战化方向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更加明显，改变了作战样式和战争面貌。2013年7月，俄罗斯国防部提出，重点研发定向能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波能武器、基因武器、心理武器等新概念、新机理、新原理武器。2014年11月，美国《国防》杂志认为，激光通信、3D打印、新能源技术、新生物医学技术、自主无人系统、高超声速武器、全息训练技术等10项颠覆性技术，将对未来作战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国防部2013～2017年科技发展“五年计划”提出未来重点关注的六大颠覆性基础研究领域，包括超材料与表面等离激元学、量子信息与控制技术、认知神经学、纳米科学与纳米工艺、合成生物学以及对人类行为的计算机建模。
新兴领域成为未来战争的重要战场。网络领域成为大国角逐新空间，美、俄、日等国军队把网络空间作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作战空间。太空领域成为争夺战略全局优势的新制高点，世界大国纷纷加大经略太空力度。深海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美、法、俄、日等国都拥有6000米级深海载人潜水器，一些国家相继制定国际海底区域矿物资源开发的国内法。极地领域从“冰点”变为战略博弈的“热点”，美、俄、加等极地国家纷纷制定极地战略，一些非极地国家和集团也积极参与极地事务，极地权益争夺日趋激烈。心理领域成为未来战争中夺取主动权的关键场域，人类对大脑的感觉、知觉、思维、记忆和潜意识等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美国兰德公司提出“新脑皮层战”理论，力图通过技术手段造成敌军意识混乱，主动放下武器。丹尼尔·奥·格雷厄姆提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会取[5]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实践证明，谁控制了新领域、新空间，谁就能赢得战略主动。
理论创新成为军事竞争的引领因素。在军事变革史上，从观念变革、理论创新再到军事领域整体性变革的“蝴蝶效应”极为明显。有时一个新理念的提出，就催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思维方式革命，18世纪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制海权”“制空权”“闪击战”等军事理论应运而生，催生了机械化战争时代。20世纪前期，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形成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美苏核武竞赛，催生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太空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高边疆”，催生出“制天权”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迅猛发展，“网络中心战”“知识中心战”“无人系统作战”“空海一体战”等概念竞相涌出。2015年，美军又将“空海一体战”概念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近年来，“可控混乱”“复合战争”“混合战争”等理论也初见端倪。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等战例认为，俄罗斯对西方打的是“信息化混合战争”。层出不穷的新军事思想，引领着未来战争走向，指导着军事改革和军事竞争。
重塑军事体系成为军队转型主要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持续推进军事转型，成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俄罗斯作为追赶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经改革，直到2008年强力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打造“创新型军队”。英、法、德、日等国也纷纷加紧改造和重塑军队组织形态。2015年11月以来，美国参议院针对以《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为基石的现行国防体制在新环境下暴露出来的问题，密集召开一系列听证会，计划推行新一轮国防体制改革。美国防部长卡特称，美军未来改革包括优化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的职权，加快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发展“颠覆性技术”，对战区司令部进行调整，从“战区中心型”向“职能中心型”转变等。二 在研机析理中揭示军事创新价值
习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遵循军事创新的哲学逻辑，在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相结合、世界大势与我国军情相结合中，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观点运用于军事领域，透彻把握军事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刻揭示军事创新的根本价值。
创新是国运之基。习主席始终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审视军事创新，指出：“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近代以来我国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列强较量中，落后的军事成为最先倒下的那张“多米诺骨牌”。习主席指出：“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6]景就痛彻肺腑！”屈辱在昨天，忧患在今天。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美国2011年和2015年两次出台“创新战略”；欧盟通过“欧洲2020战略”，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联合体；日本2009年出台“数字日本创新计划”。习主席指出：“要紧紧抓住新军事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仅要赶上潮流、赶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提升综合国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创新是强盛之魂。习主席始终从强国梦强军梦高度审视军事创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也是一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当前，中国处于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阶段，压力阻力、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升温，特别是美国加紧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声称“要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新的核心目标”，“无论中国怎样反对，都要提升美军在亚洲周边地区的有效投送能力，加大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军事存在”；派出舰机在我南海炫耀武力，叫嚣“今夜开战”，策动南海仲裁案，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等。习主席强调，在国际较量中，政治运筹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军事力量能不能成为保底手段，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创新是制胜之道。习主席始终从战争制胜机理高度审视军事创新，提出“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的重大命题。信息化时代，战争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比如，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战争的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时间要素不断升值，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等。如果说，传统的战争哲学主要体现为“大吃小”，当今的战争哲学更多体现为“新吃旧”。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两次车臣战争、俄格冲突，可以看出，那些武器、体制和战法陈旧的军队，在具有先进武器、体制和战法的军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其深层原因是战争制胜机理变了，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2011年5月，美军击毙本·拉登更是一次典型的“大体系支撑精兵行动”。这场行动说是战术性行动，实际上是一场多维立体的战略性行动。看上去，只是美军两架“黑鹰”直升机和24名“海豹”突击队员在执行任务，其背后却有一个庞大系统在支撑：若干颗侦察和通信卫星、一架担负实时传输和无线监听任务的隐形无人侦察机、多架空中待战掩护的F/A-18战斗机、一支担负战略支援的航母编队、两个中亚基地和五个指挥中心，以及近万名支援保障人员。新的作战样式，充分显示了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对军事创新特别是作战理论创新提出了紧迫要求。
创新是争锋之剑。习主席始终从军事战略竞争高度审视军事创新，强调：“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大国竞争，都注重扭住并强化这个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历来强调以技术优势形成倍增力量。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升空，美国人极为震撼。为了应对重大技术威胁，1958年2月，美国成立国防先期研究项目局（DARPA）。DARPA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保持美国技术的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的宗旨，竭力扶持前瞻创新。习主席强调，要“有好剑”“敢亮剑”。“好剑”要靠技术创新锻造，“亮剑”也离不开战略创新营造。在现代战争中，仅依靠兵员装备的数量增加不可能达到制胜目的。军事创新通过转变军事主体思维方式、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改变军事要素组织方式、营造有利战略态势，能够实现战斗力生成和提高的换挡加速、快速变革。三 在系统运筹中形成军事创新体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习主席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创新摆在军队建设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不断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下大气力抓理论创新、抓科技创新、抓科学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实践创新，以重点突破带动和推进全面创新，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创新体系的系统设计。
理论创新是先导。习主席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开阔视野又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既开动脑筋又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形成具有时代性、引领性、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为强军兴军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冷战结束后，美军作战，基本上是一场战争一种联合作战样式，战场成了检验其作战理论的试验场。俄罗斯打的几场战争，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招数。我军多年没有打仗，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研究总体比较弱。要密切跟踪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高新技术发展运用及其对战争的影响，研究军事斗争准备等重大现实问题，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
科技创新是核心。习主席强调：“谁牵住了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在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唯创新者胜。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势必陷入战略被动，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不能搞出别人没有的一招鲜，最终还是要受制于人。当前，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一些主要国家在科技创新上动作很大，企图形成新的压倒性技术优势。我军在高新技术方面同世界军事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科技储备远远不够。要奋起直追、后来居上，加紧攻克核心关键技术等方面的老大难问题，加紧提高信息网络自主可控水平，加紧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科学管理是关键。习主席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打胜仗，科学管理起着关键作用。”科学管理，对降低我军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我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支军队，理论指导再好，武器装备再好，战斗人员再多，如果管理一团糟，各项要素不能集成发挥作用，也是打不了胜仗的，甚至可能是打不了仗的。必须更新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流程，提高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推动我军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人才集聚是支撑。“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加紧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动我军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当年搞“两弹一星”，我们虽然物质极端匮乏，但有一批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那样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和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我常想，我们的创新机制能否培育出像泰勒·威尔森那样的青年创造者呢？威尔森，1994年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特克萨卡纳，2004年他制造了一个炸弹；2008年他14岁时，建造了核反应堆，成为世界上完成核反应壮举最年轻的人。当前，我们要围绕重要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保留、使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实践创新是根本。习主席指出：“推进军队改革创新需要全军官兵共同努力。”目前，我军信息化建设总体水平不高，信息主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侦察预警、指挥控制、信息对抗、精确打击、隐形突防、战略投送、防空反导、反潜作战等方面需加强创新。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不足，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新装备专业技术人才紧缺，需要在人才培养上创新。近几年集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个别高级干部严重腐败问题，给部队的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失，倒逼我们在从严治军上创新。这些，都要求我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四 在强军实践中激活军事创新能量
马克思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7]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创新作为哲学范畴，与实践有着本质的联系。“创新是实践活动，是实践的创新；实践是创新活动，[8]是创新的实践。”习主席既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战略家，也是具有实践品格的创新者，以博大胸襟、高超智慧、坚定意志，在改革强军实践中谱写了激荡人心的军事创新华章。
以解放思想激活军事创新。习主席强调，“军事创新同其他领域创新相比，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面对国家安全稳定遇到的严峻挑战，面对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需要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一个大的解放”。恩格斯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9]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体制改革必须有序进行，但思想革命必须熔岩迸发。现在我们还缺少这种熔岩迸发的气象，思想革命远未形成燎原之势！我们必须主动刮一场头脑风暴、来一场思想革命。
以深化改革激活军事创新。此轮军改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集大成”，又是开启全面创新之门的“金钥匙”。习主席把改革强军放到实现中国梦的大事业、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四个全面”的大布局和国家改革的大盘子中来谋划，将其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使改革强军成为强国强军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构成、战略支撑、一手重棋，这在我军发展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一轮改革实现了战略性的“四大突破”：由过去的“局部性改革”到实现“整体性改革”；由过去的“数量增减型改革”到实现“体系重塑型改革”；由过去的“经验型改革”到实现“理性化改革”；由过去的“跟进式改革”到实现“前瞻性改革”。
以科技敏锐激活军事创新。习主席强调，要增强技术敏锐度和理解力，做到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争取实现弯道超车，实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他带头学习高新技术，领悟创新大势，研究创新机理。反复告诫我们：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革命军人不懂高新科技，难称“革命”二字，有辱“军人”二字。如今，不懂高新科技、不能自主创新的军队，必定是愚蠢的军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加快创新。
以融合协同激活军事创新。习主席强调，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大力开展协同创新”，“要把军队创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当前，美国正加快军民一体化创新进程，全力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竭力封杀潜在对手的“技术突袭”，不断集聚对我国安全的动态压力。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谋势布局，加快高新技术军民协同发展。我们必须密切跟踪，积极应对，从释放需求、激活管理、优先使用、强化基础等关键环节入手，加快培植孕育和孵化颠覆性技术军民协同创新的土壤。
以亲抓实抓激活军事创新。习主席不仅在军事创新上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而且知行合一、行胜于言，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精神，坚持问题导向，亲自领导和推动军事创新落地见效。比如，在强军布局上，坚持以强军目标为引领，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贯彻“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统筹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备战打赢、军民融合等；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确立战争准备新基点、深远经略新思路、战略塑造新作为、战略体系新构建；在战略布势上，增强进取性主动性，视危机为契机、化危机为转机，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对钓鱼岛执法管辖力度，对黄岩岛实际管控，进行南沙岛礁建设，永暑、美济、渚碧三大机场同时建成，在吉布提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等；在军队政治工作上，鲜明提出政治工作时代主题，以整风整改为基调，固本开新、革弊鼎新，开拓了政治工作新境界；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上，强调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改革，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领导新一轮改革迈出坚实步伐；在武器装备创新上，提高技术认知力，加强独创性设计，发展独有的撒手锏，装备发展跃上新台阶；在军事领域检验标准上，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调“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一切工作向打仗用劲”，扼住了强军之根本、兴军之价值。这些，使我国军事创新迈入了前所未有加速提升的伟大时代。[1] 毕京京，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75页。[3] 转引自〔美〕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第2页。[4] 〔美〕库兹韦尔：《奇点临近》，第1页。[5] 〔美〕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第5页。[6] 比如，蓝诗玲所著《鸦片战争》写道，鸦片战争第一役为定海之战，9分钟就决定了胜负。当英国军队踏上空无一人的海岸线时，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些尸体、弓箭、折断了的长矛和长枪”。作者写道：“在军事装备的各个方面，武器、炮台，特别是战船，清朝都落后于英国。双方军事力量最根本的区别是，到1840年，英国早已进入火器时代，而清朝的部分军队还徘徊在弓箭、刀剑、长矛和藤盾时代。”戚其章所著《甲午战争史》讲到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时的场景：“在盼望援军的日子里，刘公岛形势更趋恶化。为了不使受伤的巨舰落入敌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于2月9日用鱼雷炸沉搁浅的靖远舰；并在定远舰中央装上火药，将其炸毁。10日，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丁汝昌饮鸦片，延至12日晨7时而死。镇远管带杨用霖‘引枪衔口，发弹自击’，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自尽……”[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4页。[8] 颜晓峰：《创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第11页。[9]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1，第489页。以治理创新推动秩序构建[1]徐伟新
秩序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之一，也是保障人类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形成动态有序平衡的社会状态，保持社会整体的和谐，把社会的冲突和无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刻洞察国际秩序的新变动、新特点，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走向，以创新理念、创新思维，统筹国际国内两个秩序的互动与重塑，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方向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秩序改革与创新，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新的实践。一 两个秩序相互塑造
置身于21世纪的时代潮流中，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各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及国内秩序的构建。一个是国际秩序，一个是国内秩序，这两大秩序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习近平指出，世界繁荣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化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化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机遇塑造中国，挑战同样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全球化赋予中国改革发展稳定、追赶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前所未有的机会，赋予中国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大国崛起前所未有的机遇，赋予中国社会秩序深度调整，转换动力、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凝聚力量再出发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全球化使危险、威胁、危机向全球蔓延传递，中国发展面临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国内秩序面临被破坏的威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当代社会国际秩序国内秩序相互关联、相互塑造最显著的特点。
然而，中国的崛起，不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对历史、对民族兴亡的使命担当，而且是“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会为世界经济多添一些增长点；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13亿人的大国安宁祥和，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中国坚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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