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潮龙起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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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系列·历史丰碑—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试读：
前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史。伴随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与中国革命休戚与共，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爱国高潮。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广大侨胞本着爱国爱乡的情怀，在居住国开辟抗击日本侵略的海外战场，掀起以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为中心的第二次爱国高潮。
海外华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组织专家撰写华侨抗战的英勇事迹，反映华侨抗战的丰功伟绩，弘扬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海外华侨在改革开放的新征途中续写新的历史篇章，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对于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全面反映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侨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时，与国内人民同仇敌忾，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在爱国华侨领袖和华侨团体的组织领导下，通过捐款献物、直接投身祖国抗日疆场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全书力图全面掌握并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突出华侨抗战的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全面、深刻地书写一部华侨抗战的新历史。
第一章为“抗战时期的侨情与侨务”。首先描述战时华侨人口数量及分布状况，华侨的职业结构及经济状况，以及侨居地的华侨团体，这是我们考察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前提。“七七”事变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了第二次爱国高潮，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战，这与中国政府实施积极有效的侨务政策有很大关系。接下来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为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制定了怎样的侨务政策，并为实施这一政策开展了怎样的侨务工作。
第二章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1931—1937）”。主要阐释“九一八”事变后华侨社会对此的反响，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战之举措，以此凸显海外华侨的爱国之心及海外华侨在局部抗战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旅居海外的华侨便以空前的爱国热忱投入祖国的民族革命中。
第三章为“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兴建与发展”。主要讨论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在民族危急关头，打破姓界、邑界、堂界的隔阂，联合起来，成立大规模、全侨性的救国组织，以整合力量，声援祖国抗战。华侨团体是华侨社会运转的中枢。在平时，华侨团体有联谊侨胞、调解纠纷、经济互助、对外交流等诸多功能，充当祖国政府与广大侨胞联系的纽带。在战时，政府有关侨务政策的落实，救国运动的推动，非赖华侨团体的力量不可。
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我们按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方式来书写，如捐款捐物、回国参战、给国内汇款等，以反映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第四章为“战时华侨对祖国的财力捐输”。主要按地区、国别来考察主要居住地的侨社为支援祖国抗战所开展的筹款购债运动，包括运动的组织，捐款购债的数量、方式和特点，华侨捐款救国运动中所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事例，以及华侨捐款购债在支援祖国抗战方面的作用。
第五章为“战时华侨对祖国的物力支援”。阐述广大侨胞慷慨踊跃地为祖国抗战捐献国内紧缺的战略物资，从飞机、坦克、各种车辆到被褥、毛毯、冬夏服装乃至各类药品、金银首饰，可谓品种齐全、方式多样。华侨的大批赠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物资紧缺的状况，赈济了战区和后方部分伤兵难民，提供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质力量，这对于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六章为“亲赴祖国抗日战场”。探讨侨胞支援祖国的另一种形式，即战时海外侨胞的回国参战。“七七”事变后，海外成千上万的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抛家舍业，历尽艰辛，毅然回国参军参战，或到后方为战争服务。当时，仅从海外回国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航校大批华裔学员回国参战，仅美国一地就有200人左右。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3/4，成为中国空军作战主力。由南洋各地华侨子弟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南洋各个地区先后回到了祖国，奋战在条件险恶的滇缅公路上，为保证国际援助物资及时运到祖国前线作出了极大的牺牲。菲律宾、缅甸、马来亚等地的侨胞组织华侨义勇工程队、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参与战地救护并配合作战，为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七章为“华侨战时汇款与投资”。汇款与投资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方面，其在补充军费消耗并维持法币汇价、促进抗战大后方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充实抗战力量等方面也同样为祖国的持久抗战作出了贡献。本章首先分析国民政府的侨汇工作面临的巨大困难，在国民政府各大行局中，中国银行对于争取和集中侨汇收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民政府对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各大行局采取的措施，巨额侨汇的流入等，为抗日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其次，从华侨在国内企业的经济投资出发，分析其在此期间回国投资的背景，投资的行业、特点和意义，以此探讨华侨在抗战期间对增强祖国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力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八章为“华侨在居住国的反日斗争”。主要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陷落，华侨在沦陷时期与居住地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第二故乡，用武装抗日支援祖国抗战，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建立了卓著功勋。本章对一些重要的华侨抗日武装，如星华义勇军、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苏门答腊华侨抗敌协会等武装组织及其武装斗争，以及林江石、林谋盛等华侨抗日英雄进行了特写，也对华侨在居住地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叙述。 第一章抗战时期的侨情与侨务
抗战期间华侨社会的人口数量及分布状况，华侨的职业结构及经济状况，以及侨居地的社会组织是构成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基本的因素。同时，国共两党开展的积极有为的侨务工作，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加之，主观上华侨受爱国主义驱使，使得抗战期间全民族空前团结，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一节抗战时期的侨情
华人移居海外，古已有之，然华侨大规模迁徙海外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土地压力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国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破产、失业民众不计其数，东南沿海及边境地区人民更是难以营生。因此，他们不得不远渡重洋，异地求生，形成了国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浪潮。到17世纪初，世界华人数量有十余万人，主要分布在南洋各地。至19世纪中期，世界华人数量约150万人，仍高度集中于南洋。19世纪中叶以后，华工大规模出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华侨华人分布的状况，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数量不等的以华工为主的华人社区。由于19世纪后期南洋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均排斥华工，20世[1]纪初华人的数量仍高度集中于南洋。一、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人数及分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海外华侨对中华民国的鼎力支持，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侨非常重视，先后制定了很多保侨护侨的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成立专门的机构，即国民党海外部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来统筹全国侨务工作，不断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并对海外侨情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初，海外华侨人数总计达到1 220万人，主要侨居在暹罗（今泰国）以及南洋群岛，如英属马来亚诸岛、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人数在780万以上；其次则为侨居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者，如日本、朝鲜、越南、西伯利亚等处（中国香港、澳门除外）约400万人；再次为南、北美洲各地，有30余万人。其他诸如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群岛及欧洲各国亦有十余[2]万人。据日本学者福田省三统计，南洋各国华侨总人数在20世纪30[3]年代为700余万。据1932年《时事周报》报道，1931年旅外华侨总[4]数为10 569 358人。此后，受国际形势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华侨在海外被驱逐或因失业而归国者极多。据1934年《时事月报》所述，侨务委员会通过各驻在地领馆、使馆向散居海外华侨各埠进行详密调[5]查，结果统计华侨总数为7 838 895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编《三十五年度侨务统计辑要》的统计结果是，海外华侨人口为7 560 [6]353人，其中南洋华侨为5 972 565人，约占华侨总数的79%。抗日战争爆发时海外华侨人数及其分布情况具体如表1-1所示：表1-1 抗战爆发时世界各地华侨人口统计表（不含港澳台同胞）（续上表）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编著的《侨务十五年》第26~27页统计，其中港澳台人口合计为1 140 451人。当时绝大多数资料将他们列为华侨，而本表不计这些人口。表1-2 南洋地区面积、人口、华侨数量及比例表
资料来源：姚玉民、崔丕、李文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三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8页。地区名略作改动。
从上述两表统计数字我们可知，华侨遍布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五大洲，但高度集中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南洋地区，侨居亚洲的华侨人数约占总数的95.5%。其次为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正如有学者所言，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这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以南洋华侨为主体，但又遍及世界各地。二、战时海外华侨的职业结构及经济状况
战前华侨在海外谋生，绝大多数以务工、务农为主，此外还有不少经商和从事服务性工作者。在南洋，华侨主要从事零售商业，少数经营小型轻工业、中小锡矿和中小种植园。当然，不同国家华侨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在暹罗，华侨主要从事制米业、木材业、商业、渔业；在马来亚，华侨主要从事锡矿业、橡胶业、商业、贸易；在北婆罗洲，华侨主要从事商业、农业；在荷属东印度，华侨主要从事农牧业、商业、贸易、工业、交通；在印度支那，华侨主要从事精米业、贸易、买办、商业；在菲律宾，华侨主要从事商业、精米业、木材业。[7]表1-3 南洋华侨的职业及祖籍地国别/主要从事的出生地、职业地区职业潮州人（60%）：商业、贸易、制材业、制米业 广东人（10%）：制米业、各种熟练工 海南人暹罗制 米业、木（10%）：渔业、制材业、家庭佣人 客家人2 500 材业、商业、（8%）：贸易、商业 福建人（10%）：矿业、橡胶000人渔业、其他业 上海、宁波等地人（2%）：园艺、工匠、家具制造福建人（34%）：农业、各种商业 广东人马来锡矿业、橡（24%）：锡矿业、栽培业 客家人（18%）：锡矿业、亚 1 胶业、商业、农业、劳工 潮州人（12%）：商业、贸易、渔业 海709 贸易南人（6%）：家庭佣人、橡胶园劳工、渔业 广西392人人（2%）：商业北婆罗洲 商业、农业、福建人：商业 广东人：商业、农业、劳工 客家75 农庄劳工人：农业 潮州人：商业000人荷属原始产业福建人（55%）：原始产业、商业、贸易、中介 客东印（农、牧、家人（20%）：商业、矿业、工业 广东人度 1渔 、林）商（15%）：工业、商业、贸易、矿业 潮州人233 业、贸易、（10%）：农业、园艺650人工业、交通（续上表）主要从国别/事的职出生地、职业地区业精米印度支广东人（50%）：精米、商业 福建人（20%）：精业、贸那 米、买办、贸易 潮州人、海南人、客家人合计30% 易、买381 潮州人：体力劳动 海南人：家庭佣人 客家人：渔办、商471人业、茶商、栽培业业菲律商业、宾精 米福建人（80%）：华侨商人占菲律宾小零售商的70%110 业、木以上 广东人、客家人合计20%500人材业
注：各地华侨人口根据1934年的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14页。
在美洲，华侨主要从事餐饮业、洗衣业和杂货业，还有少量经营小型轻工业。到抗战时期，华侨社会基本构成为：商人约390万人，占华侨总数的52%；工人约170万人，占总数的23%；农民约130万人，[8]占总数的17%；其他各行业60多万人，占总数的8%。在加拿大，据加拿大政府第七次人口普查，当时华侨共计4万人，从事的职业主要有餐饮业、农业、零售业、伐木业、矿业、渔业等，大多为靠体力劳动的劳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洗衣业、餐馆业、杂货业[9]等的华侨逐渐增多。
在日本，战时华侨处于“无业者”状态居多，人数达到5 629人，日本华侨总数的占53.4%，也就是说，战争使一半以上的华侨处于失业状态。而当时从事贸易的人数仅为395人，占总数的4.0%，也就是说，作为华侨经济支柱产业的外贸业，由于战争产生了急剧衰退。再者，当时从事日本国内商业的华侨人数也不多，而从事贸易以外各种杂业的华侨数量较多，达到2 733人，占就业人数的59.5%。由此可见，战时日本华侨的职业已由“三把刀”和外贸转到以日本国内商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不过，由于日本垄断资本趋于高度集中，一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工矿业、金融业、交通业等经济命脉，操纵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战时日本华侨在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的经营中，不断受到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斥和日本政府的限制，旅日华侨的职业地位面临激烈竞争和严重困难。1941年，日本政府出台《贸易统治令》，[10]日本华侨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少华商因此回国。
华侨经济结构上的这一“重商”的特点，使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就总体而言，海外华侨除极少数资本较为雄厚者外，大多数华侨的经济状况较之当地主流社会不甚理想，处于贫困状态。不过，与国内民众相比，华侨居留地区多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的各属殖民地，社会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故华侨经济状况普遍要比国内民众好。如在美洲，华侨入境之初多从事筑路或开采金矿工作，省吃俭用，积有余财，乃改从商业，而以经营餐馆、洗衣馆及杂货业为多，到抗战期间，大部分侨众已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11]当时美国、加拿大两国华侨平均每人每月所得大约为120美元，其他国家华侨约为100美元。在日本，一个普通华侨劳动力月均所得大[12]约为70日元。同一国家不同职业的华侨收入是有差异的。以加拿大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洗衣工和店员每月工资是40~100加元，水泥工和木工为70~130加元，大厨为70~80加元，普通厨师为30~40加元，农工亦然，而当时加拿大华侨平均每月生活费约为[13]20~30加元。
关于华侨的经济情况，以抗战前期估算，全世界华侨的资本总额[14]约达国币500亿~700亿元（也有的资料记载约为800亿元）。其中，南洋华侨资本最为雄厚。据统计，南洋华侨资本在1 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以内者约15人，500万元以上者25人，100万元以上者130人，50万元以上者200人，10万元以上者1 000人，1万元以上者5万人，5 000元以上者20万人，以上的251 370人约占有资本350亿元。仅南洋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菲律宾、暹罗、法属越南、缅甸、英属北[15]婆罗洲及日本8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就拥有39.395 07亿元的财产。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南洋华人移民的增加及华侨人口的增长，华侨经济更是空前繁荣和发展，具体表现在经济投资上。据日本学者福田省三估计，到1930年，南洋华侨投资额总计约为40.64亿日元，折合美金约10.54亿美元。又据日本学者游仲勋教授估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华侨投资额约为7.44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为6亿美元，主要用于投资商业、农业、金融业、工业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在南洋的投资额为133亿元，其中我国华侨投资额就达40亿元，占总数的29.4%。华侨投资的各国情况为：荷属东印度13.08亿元，英属马来亚9.86亿元，泰国9.29亿元，美属菲[16]律宾4.01亿元，法属越南3.05亿元。可见，在南洋各国中，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华侨投资则占了一半以上。这些粗略的估计充分说明南洋华侨掌握着相当雄厚的资金，构成了南洋诸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洲华侨的资本亦较多。据统计，抗战时期美洲华侨共有21万多人，抗战八年期间的总收入约为25.5亿美元，人均年收入1 500多美元。其中美国华侨近8万人，抗战时期总收入近11.9亿美元，人均[17]年收入约1 860美元。此外，欧洲、大洋洲、非洲华侨也有一定的资本。由此可见，华侨经济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三、战时华侨的社会组织
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自救自卫，联络感情，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或以业缘同行为纽带，自发建立起各类华侨社团，以图互助联谊与自治。华侨社团成为早期[18]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华侨社会的重要支柱和中枢。华侨社团组织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根源，是华侨社会的核心和缩影。对外，这些组织在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华人移民适应新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内，其在调节华人社会自身经济或社会纠纷、维护华社稳定和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到抗战时期，海外社会组织承袭地缘、血缘、业缘这三种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在原有社团上进一步发展壮大，此外还诞生了不少政治、文化类团体。
华侨身处海外，由于其社会传统观念浓厚，又缺乏政府的有效管理，因此华社侨团组织较为昌盛，各种地缘、血缘、业缘、语缘、文缘等组织方式的社团数量繁多。在南洋华侨社会的诸多地缘性会馆中，有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如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广西会馆等；有以清代府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如泉州会馆、潮州会馆等；还有以姓氏为单位的，如林氏宗祠、陈氏宗祠、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等。另外，南洋华侨也有秘密的帮会组织，如天地会、兄弟会、哥老会、龙[19]门会、八卦会等。总而言之，南洋地区侨社是一个以地缘为中心、以同乡为前提、家族主义至上的社会。
在美国，早期华侨组织主要有地缘性会馆、姓氏公所及堂会。会馆是美国华侨较早的社团组织，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大会馆，即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冈州、合和、肇庆，这些会馆后来联合成中华会馆并将其作为华侨社会的总机关。此外，美国华侨还比较侧重姓氏血缘组织，如刘、关、张、赵四姓的龙冈公所；雷、方、邝三姓的溯源公所；陈、胡、袁三姓的至孝公所及谈、谭、谢、许四姓的昭伦堂等。早期的堂会由国内天地会演变而来。入驻美洲后，天地会改为致公堂，美洲大部分华侨加入致公堂。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致公堂在美国即有12大堂，即秉公、合胜、萃胜、瑞端、安益、萃英、协[20]胜、协英、广德、竹林公所、保良公所、金美公所。值得一提的是，在远离美国大陆的夏威夷，其侨社与美国大陆相似，除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华人公所、中华总工会代表全侨性外，还有属于地域性团体的崇正会、四邑会馆、明义堂、冈州会馆、中山同乡会等组织。宗族团体则有龙冈亲义公所、李氏敦宗公所等，不一而足。
除上述组织外，美洲尤其是北美洲华侨中间还有诸多国民党组织，他们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革命组织演变而来。据统计，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海外国民党组织改组后，至1926年10月，海外国民党总支部有14个，所辖支部88个，分部524个，党员总[21]数达97 455人。国民党海外部所属的海外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华侨组织，到抗战时期得到不断发展和强化，成为战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总之，海外华侨的人数及分布、社会构成了其支援祖国抗战的前提，职业结构、经济状况则奠定了持续抗战的基础。第二节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侨就开始声援、支持祖国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更是掀起第二次爱国高潮，从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争取华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持续抗战，当时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令和法规，加强各方面的侨务工作，促进华侨抗战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衡量侨务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是看是否赢得了侨心，二是看这些政策实施的客观效果如何。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工作较为积极，成绩也最为显著，既凝聚了侨心，又支援了抗战，在抗日战争史乃至民国侨务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健全侨务机构
国民政府侨务机构始于孙中山晚年。1924年，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设置了侨务局，并派熟悉侨情的人员专办侨务，此举开创了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先河，但后因孙中山的逝世而停废。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撤销过去的侨务局，设立新的侨务机关，但是“向来国人[22]对在外华侨不很注意，即对回国之华侨，亦不甚注意”。后几经更替，至1931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侨务委员会组织法》后，侨务工作才开始步入正轨。该法规定，侨务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23]陈树人（辛亥革命元老、归侨）任委员长，下设3处6科。“七七”事变后，侨务委员会得到进一步健全，职能也更加明确，设有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委员51人、常委13人，内分4处3室12科，主要有秘书处、侨务管理处和侨民教育处。此外，侨务委员会还设有南洋研究所，回国升学华侨学生接待所，现代华侨出版社与华侨青年出版社，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及其所属归侨村、接待所与指导员等，以处理战时的侨务。
除侨务委员会机构本身得到加强外，国民党于1938年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中央海外部，制定《战时海外工作纲领》并颁发给海外各地党部，以加强海外党务工作。据陈树人在一次报告中透露，截至1940年春，海外党部有73个单位，其中党支部11个，直属支部60个，直属分部2个，党员总人数106 200人。他认为：“侨胞对党的关系，极为密切，就海外党员人数来说，虽赶不上国内党员数量的巨大，但就人口与党员人数的比率上说，较国内为高，有些地区，党员人数且占侨胞人数的百分之七八至百分之十”，“这实在是十年来所未有[24]的记录”。另据战时国民党侨务官员李朴生记载，抗战时期海外有[25]1 300多个海外分支党部，“创造了十年来的新纪录”。由此可见，战时国民党政府的侨务机构分为两大系统，即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和中央党务系统，侨务工作双管齐下，较以前得到加强。
此外，为促使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央一级行政机构还共同组设一些协调性的部际机构办理侨务。1933年，陈树人、周启刚等五位委员提议，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决定，由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会同财政部与侨务委员会在上海合组华侨爱国义捐总收款处，办理华侨[26]的相关捐款事项。1933年9月，侨务委员会与内政、外交、财政、实业、交通、铁道七部在南京组设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救济失[27]业华侨事宜。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全面战争爆发，侨务委员会为实施移植保育及办理出入国登记之便利，相继在上海、广州、海口、厦门、汕头、天津、江门等处设立侨务局，又在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地设立[28]侨务处。这样，侨务委员会就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
总之，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侨务机构最健全、队伍最庞大的时期，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或多重领导，这为做好战时侨务工作尤其是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提供了组织保障。下图可更为直观地反映抗战时期侨务管理体系和工作关系，以此透视出战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这两大系统，以及驻外领事馆、海外党部与华侨社会多重交叉渗透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党务行政机构与侨务部门管理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任贵祥：《海外华侨与祖国抗日战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60页。图中实线表示监督关系，虚线表示直属支配关系。二、对华侨救国的组织与宣传
全面抗战后，鉴于国民经济的拮据，以及海外侨胞所蕴藏的丰富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对侨务工作都非常重视。为动员海外侨胞支援中国抗战，1937年8月31日，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函电《为全国抗战告侨胞书》，希望华侨输财出力，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祖国，以为长期抗战之准备。为调动华侨全面参与抗战，国民政府制定了很多法规和条例，如《非常时期海外华侨专门技术人才调查表》《非常时期海外各地救国团体暂时办法》《救国公债条例》等，通过侨务委员会、外交部及其驻外使馆、国民党海外部等组织机构及《华侨周报》《侨务月刊》《华侨先锋》《华侨半月刊》《华侨青年》等刊物，对华侨进行大量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支援抗战。这些法规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以及有关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对于调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意义重大。
侨务委员会先后成立了现代华侨出版社、华侨通讯社，发行《华侨动员》《侨务特刊》《华侨先锋》等刊物，设《华侨动态》《华侨抗声》《侨史漫谈》《专题报道》《国际要闻》等栏目，随时报道祖国的抗战消息、华侨募捐成绩及感人事迹等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消息，这对华侨爱国热情的鼓动，海外侨胞与祖国联系的沟通，各地侨社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增进，发挥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不仅如此，侨务委员会还经常翻印或转发各项抗日宣传品，分寄海外各地。
广东、福建等侨务大省，也在战时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华侨权益，加强华侨与祖国和家乡的联系，充分调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积极性。如广东省在护侨组织上，1939年设立粤侨通讯处，同年又设东江护侨事务所及南路护侨事务所。在护侨工作上，广东省政府着力解决侨胞出入困难，坚决取缔苛索侨胞事件，积极办理侨胞委托事项，大力宣讲国内抗战形势，广泛调查海内外侨胞状况。在针对华侨的抗战宣传方面，主要是搜集国家和广东主要领导的重要言论，出版刊物，并寄发至海外侨团；将国内、省内各种消息，每周编辑《粤侨通讯》一期，发电至海外报纸发表，计美洲18处、南洋20处。截至[29]1941年11月，该刊已发出30期。“八一三”事变后，侨务委员会又陆续发布《为全面抗战告侨胞书》及非常时期通告，“鼓励侨胞，输财出力，贡献政府，以为长期[30]抗战之准备”，号召侨胞支援祖国抗战。为促进海外华侨抗日运动的发展，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先后派要员赴海外指导侨胞捐款献物、认购救国公债、开展抵制日货行动等，“对华侨宣传日本之侵略[31]中国”及中国“自卫抗战之意义及抗战之真实消息”。通令海外各地领馆重视华侨报社在宣传中的作用，指导其宣传中国抗战将士之英勇，揭露敌人侵略之残暴。
值得一提的是，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海外部在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时，对人选问题都非常慎重。如在动员海外侨社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外洪门，并通过其团结海外侨胞支援中国抗战时，国民政府就选派“洪门老叔父”赵昱为海外劝募公债委员、华侨宣慰大使，赴南洋、欧洲和美洲劝募公债。辛亥革命时期，赵昱受孙中山指令，在美国加入致公堂，以便动员美国致公堂支持革命。由于赵昱对美国堂会比较了解，因此，其在美巡埠期间，主动拜访各地华侨堂会，希望堂会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政府抗战。1938年春夏间，赵昱等人先后来到纽约、克利夫兰、旧金山等地，向华侨堂会讲述日本侵华之残暴、国民政府长期抵抗之决心及前线作战将士之忠勇，盼洪门实行忠诚救国、义气团结、武侠除奸之信条，多购公债，厉行抗日救国[32]工作，增厚抗战实力，期收最后胜利。
国民党海外部还对抗日宣传中成绩突出的海外报刊，“皆予多方[33]鼓励，或给以现金津贴，以助其发展”。1940年1月，海外部特别提出对缅甸仰光的《中国新报》给予特殊津贴5 000元，以奖励其在抗日宣传中的贡献。1941年夏，侨务委员会组织华侨通讯社，每周两次将国内抗战情况以时论、通讯的形式发往海外，供当地侨报登载；同时，又将各地侨情提供给陪都重庆及各地报社，及时报道华侨动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还十分重视对海外侨胞广播。自1932年11月起，每星期日晚8时至8时30分，借中央广播电台向海外广播节目。整个抗战时期，这一节目始终坚持下来，从未间断，成为对侨宣传的得力工具。
侨务委员会、外交部与海外部还会同决议，将国内国民节约运动扩展到华侨中间，将节约运动的宣传大纲寄发至各侨团，向华侨宣传建国储蓄节约运动，号召海外华侨节约救国，输财助战。
国民政府不仅对华侨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大力开展同日伪争取华侨的斗争。针对日寇对华侨进行诸如担保其家乡亲人的安全，给予通讯汇兑的便利及保障其所从事的工商业等宣传，侨务委员会在1938年12月致驻外各大使馆的通电中说：“希驻外各使领馆、各商会侨团，对当地侨胞解释劝勉，俾得统一意志，共肩抗战建国大[34]业。”1939年8月16日，为防范敌伪准备在海外设置侨务机构，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致侨务委员会的信中，要求他们密切注意敌伪的活动，向侨胞揭露敌伪的阴谋活动，敦促侨胞注意防范。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各部门对华侨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加强了祖国与广大爱国华侨之间的联系，而且使侨胞更真实地了解敌人侵略的残酷与抗日将士斗争的英勇，激励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三、发动华侨捐赠、购买公债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内经济一蹶不振，资金匮乏，物资短缺。战争归根结底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否则抗战将难以为继。中国除自身的实力基础外，争取外援必不可少。鉴于此，向海外华侨筹集抗战资金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国民政府募集资金主要依靠华侨捐款献金。抗战爆发时，蒋介石便致电海外各华侨救国团体：“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35]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藉（借）收实效。”侨务委员会也多次发出通电，要求华侨输财捐款，认销公债，以补充抗战财源，并制定了奖励捐款及募捐办法，强调凡“未举行常月捐的地方，务于适合当地环境下，从速会同当地侨团，参照马来亚、菲律宾常月捐先例，妥订经常劝募办法，及早施行，并将进行情形，随时具报。其已举办[36]常月捐的地方，仍仰继续努力”。为了让华侨更多地捐款献金，侨务委员会还“通令各地侨团，随时鼓励”，并派侨务委员“分赴海[37]外各地，就地指导侨胞”，进行宣传劝募。1937年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亲赴菲律宾募捐。
1939年11月，国民政府文官处在“为鼓励旅美华侨踊跃捐输以慰侨情”致行政院的公函中说：“查海外侨胞对于抗战捐献，确尽踊跃输将之热忱，除财部印行海外侨胞救济及慈善捐款征信录外，对于[38]旅美侨胞之大量长期捐输政府，似应予以鼓励，俾资慰藉。”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侨胞捐献的资金，还在重庆设立了专门分管华侨义捐的办事机构，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国民政府还向海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节约储蓄券。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概由行政院聘定，蒋介石、孔祥熙任正副主任委员，黄炎培任秘书长，常务委员24人。著名侨领和侨界知名人士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被聘为常务委员。1937年8—9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救国公债条例》《救国公债募集办法》《修正救国公债募集办法》和《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春，国民党中央委员、海外部部员萧吉珊赴南洋募集救国公债，在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推销救国公债1 500多万元。此外，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庆云、侨委会官员戴怀生被派往美洲开展航空救国募捐并慰问当地华侨。他们走遍美国、加拿大及中美洲[39]17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共募捐630多万美元，成效显著。四、鼓励华侨投资、疏通侨汇
吸引侨资一直以来就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时，国民政府即先后颁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及《华侨投资国内矿业奖励条例》等政策法规，对华侨在国内兴办实业和各种公益事业给予特别奖励和保护；政府各部门并对侨民回国投资、回国考察、实业指导等给予种种便利。
到了战时，为了开发和利用大后方的资源以支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侨商回国投资的政策和条例。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就调查公布了祖国资源蕴藏情况，供侨商回国投资参考。中国银行组织西南视察团，研究投资对象，在西南各省重点地区设立分行办事处，把侨资引向西南。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在“经济”条[40]款中强调：“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193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关于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要求经济部商同侨务委员会“劝导海外华侨投资”，同时提出华侨回国投资的具体奖助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对于凡经指定之农矿工商及国防经济事业，华侨资金占资本总额60%以上者，予以下列奖助：①经营及技术上指导与协助；②捐税减免；③运输之便利及运费之减低；④公有土地之使用；⑤资本及债票之保息；⑥补助金之给予；⑦安全之保障；⑧荣誉纪念品之颁给。在特殊困难时期，此类事业可“呈请经济部救济”，战事结束后，“华侨依本办法既得之权利继续有效”。[41]对华侨国内投资的负责机构、投资范围、奖助方法、战后待遇等做了具体规定，是抗战期间第一项较为全面的鼓励华侨投资的法规。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南进趋势日渐明显，国民政府加紧吸引侨资。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订定优待保障侨胞投资条例》《协助侨胞投资之具体方案》以及《奖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案》，对华侨投资于垦殖、工业、金融等方面的奖助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案》，进一步筹划华侨投资的具体事项，对奖励办法作了补充，即由侨务委员会、经济部、财政部共同组成华侨回国投资指导机关，办理华侨关于投资之询问、视察、技术人才之介绍等事宜；征求华侨意见，对《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进行适当增删；令海外党部、领馆、侨民团体等，劝导侨民踊跃投资。1941年5月14日，农林部和侨务委员会为奖励华侨回国投资经营森林事业，联合颁布《奖励华侨投资营林办法》10条，其经营范围有造[42]林场、伐木场、制材场、林产制造厂、林业合作社等项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财政部还特别规定：凡华侨依照中央银行挂牌价格汇[43]回国内之款项作为投资实业之用，“二战”后准其照牌价汇出，解决了华侨的后顾之忧。1942年8月，蒋介石本人还亲自致电侨务委员会，要求大力吸收南洋侨资，“应由政府组织资力雄厚之有限公司，[44]吸收侨资，致力建国工作”。此后，一些政策法规也多次提到要引进侨资，发展生产。
除以上鼓励或奖助侨胞投资国内的政策法规外，为具体筹划侨民回国投资事项，1940年2月，侨务委员会制定了《指导归侨垦殖滇南暂行办法》14条，对华侨申请投资垦殖办法、技术指导及地域划分、治安、道路交通、卫生设施及调查勘测等事项作了详尽规定，指导并规范华侨回国投资垦殖业的活动。侨务委员会于1941年3月设立了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负责扶助和指导回国侨民事业的发展事宜。又在其支持指导下，设立了华侨投资委员会。在广东、云南等省设立指导华侨投资的垦殖委员会和救济归侨的赈济委员会，并成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如：广东省华侨赈济会成立后，积极发动海外侨商回乡投资垦殖业，至1941年夏，吸引侨资600多万元，大多为美国侨商的投资；并采取帮助投资者建立公司、代招工人[45]等措施，鼓励华侨投资粤北。此外，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出资与回国投资的侨商合资创办工矿业产业，某些国民党要员或实业爱国人士也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华侨企业中参股，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忱。
同华侨捐款、购买公债、回国投资一样，侨汇在战时也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侨汇是国外华侨汇寄给国内家眷的日常费用。抗战爆发后不久，东南、华南相继沦陷，很多转汇银行、批信局或邮电局被迫撤走或停业，致使侨汇中断或积压。“二战”爆发后，侨汇更是断绝，侨眷生活难以为继。为此，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统制侨汇的法令，并授权财政部主管办理侨汇，以疏通侨汇。财政部责成专办国际汇兑的中国银行及福建、广东省银行、邮政汇业局尽力疏通侨汇。中国银行也在海外侨胞聚集区或主要商埠设立分支行或委托代理处，组成接收侨汇的金融网。在日军侵占南洋后，中国银行或其代办处纷纷撤退转移，但仍尽力办理侨汇，并新增设一些转汇点。抗战后期，为解决侨眷侨汇断绝之急，一些银行也拨出款项，作为兑付侨汇或垫付侨汇所用。五、发展华侨教育
华侨教育是侨务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华侨教育机构始建于1930年。迨侨务委员会成立后，遂设置侨民教育处，专管侨民教育，并拟定《侨民教育实施纲要》，会同教育部、外交部呈请行政院[46]批准、通过，使侨民教育趋于常轨。
侨务委员会在战时设置了很多临时性的机构，如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回国升学华侨学生接待所等，并恢复侨校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和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所），对涉及侨教的师资培训、教科书、教学法和补充读物的编辑等方面进行宏观指导和具体落实，以确保侨民教育的顺利进行。为把侨教纳入战时轨道，侨务委员会还通令海外侨校组织战时教育研究会，以改进华侨教育；同时，督促、指导海外侨校、侨团筹办华侨职业补习班及民众学校，以提高侨众的文化水准和民族意识。此外，侨务委员会还加强了对海外侨校的调查与管理，鼓励侨校呈请立案，接受国民政府的监督与指导，并会同教育部订立《侨民教育奖状规程》，以鼓励华侨办学。
1940年7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为适应战时所需，通过了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所提的“推进侨民教育方案”。该案对于发展华侨教育的计划和方针规定甚详，其要点如下：①普通教育方面：改进学校行政；增加学校及学生数量；充实学校设备；调整课程；提供教材等。②师范教育方面：培植新师资，在国内设立国立华侨师范学校和侨民教育师资培训班各一，并分期在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设立师范学校；办理侨民教育函授学校及侨校教师讲习会，使侨校教师有机会进修。③职业教育方面：在海外适当地点建立侨民职业学校，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指导侨校改进各种企业经营，以提高华侨在侨居地的经济地位；五年内陆续设立侨民职业补习班1 500个；奖助就读外国人所办职业学校及技术专科学校的华侨学生。④社会教育方面：推行电化教育；设立阅书报社；举办巡回[47]展览；增设民众学校。可见，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教育方案。遗憾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南洋沦陷，大部分计划无法得到落实。
抗战时期，侨务委员会也对侨校办学经费、教师资格培训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39年7月，侨务委员会会同教育部聘请的侨民专家，成立侨民教育设计委员会，从事侨民教育的研究设计工作，并在各地筹组支会和分会，至1941年已成立海外分会27个，正在筹备的有14个。在1939年以前，国内外3 000余所侨民学校中，向侨务委员会立案者430余所，后增加到614所。1940年前，侨民教育经费仅有20余万元。1941年度，经侨务委员会会同教育部呈请政府增拨，增至120万元，1941年度增至170余万元，1943年增至261万元。1940年创办侨民教育函授学校，训练海外侨校教师，共招学员1 250[48]人，分别来自亚、美、非、大洋四大洲。
侨务委员会为便利侨居地侨童就学，自1940年度起，分别资助澳大利亚、缅甸、马来亚、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华侨设立侨民小学各一所。为收容因战事回国就读的侨生，侨务委员会于1940年会同教育部在云南创办国立第一华侨小学，招收侨生300余人，后因缅甸失守，学校迁往贵州清镇。1941年又在四川江津创办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招收侨生500余人，并在福建长汀创办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1942年在广东乐昌设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招生700多人，又在广东坪石创办国立第二侨民师范院校。1942年又拨款在国立复旦大学、中山[49]大学、广西大学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分别增设侨生先修班。从[50]1942年到1944年底，经政府部门介绍就读的侨生就有1.2万多名。
侨务委员会还开展了海外文化宣传工作，筹办侨民书报编印社，设立书报供应社，组织各地文化站，筹设南洋博物馆，设置华侨文教事业研究机构，设立华侨文化事业奖金等，以满足华侨的文化需要，促进海外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六、救侨护侨、安置难侨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931年12月，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华侨生活艰难，遂派出船只“新铭号”接送华侨归国，“新铭号”陆[51]续从日本横滨接送858名华侨，又从神户接送了326人归国。
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就认识到保护华侨的重要性。1939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关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提到“关于侨务最重要者，为谋保障侨胞之安全及发挥侨胞之物力人力，以用于抗战之事业”；五届七中全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中提到“南洋方面之党务，尤须乘此时会，协力于保侨、护侨、教侨之工作”。[52]
战时日本政府将在日华侨视为敌国分子，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活动，要求华侨间互相监视，及时告发叛乱分子。部分华侨如果稍微不慎，在言行上被怀疑，就会被拘捕或遣送回国。1937年12月12日，日本各地的国民党员受到拘捕，全国有326名国民党员被举报，其中又有37人由于被冠以间谍活动及造谣等嫌疑的罪名被送检，其中有10人被判决有罪，111人由于有反日嫌疑被遣返回国，174人被释放[53]（其中死亡1人）。鉴于战时日本华侨生存所面临的困境，国民政府发起“华侨总撤退行动”，绝大部分在日留学生及部分侨民在中国驻日使馆的协助下，回到了祖国。
1939年，泰国政府因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恐吓与挑拨，采取激烈的排华措施。国民政府先后制定《泰属保侨办法纲要》与《泰属保侨实施办法》，以维护泰国华侨利益与安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大批难侨返回祖国，仅柳州一地在短期内就有三四万人回国，救侨护侨工作迫在眉睫。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重心也由全力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转向尽力救助归国难侨。
1941年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紧急时期护侨指导纲要》。其中第三条规定，由行政院和侨务委员会、海外部、财政部、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外交部、赈济委员会、交通部、社会部等机构会同筹设“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简称“回委会”），隶属侨务委员会，由侨务委员会主任陈树人兼任主任委员。除负责回国侨民调查登记、所需交通工具之供应、工作介绍，以及兴办实业与从事垦殖之辅导等[54]事项以外，“回委会”还特别重视对回国侨民的救济事项。同年3月底，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一案中，督促进行保侨工作，提出“对侨胞之安全与产业之发展，尽力予以维护”[55]。这次会议还决定要趁中国同荷印当局关系密切、邦交改善的大好时机，“从速与荷印当局提出交涉，务达提高我华侨法律地位之目的，或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修订中荷条约，以坚荷印华侨内向之心”[56]。1942年1月3日，行政院命令福建、广东等省“迅速妥筹救济归侨侨眷”：“敌伐南侵，弥天烽火，念我侨民同遭祸变，向者输金纳栗，济邦国之艰危，今兹别子离妻，痛家室之破毁。兴言及此，怆侧良深。[57]着由行政院分饬主管部会及有关各省政府迅速妥筹救济。”接着，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许世英赴粤、闽、桂、滇视察侨情，海外部部长刘维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也纷纷奉命奔赴救侨前线，处理救侨工作。
为了救济归侨、难侨，1942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547次会议制定了《国外战区侨胞紧急救济办法大纲》，规定：驻海外各地中国领事馆和有关机构协商组建“侨胞救济委员会”，在各地募集资金。行政院还分饬西南各省政府分别组织“紧急救济委员会”，在广东、广西等地设立侨民回国临时招待所及归侨村，安排归侨生活。2月3日，行政院第549次会议通过《战时侨民家属赡贷办法案》。重庆赈济委员会为此拿出1 000万元救助费，具体分配为：国外赈济费[58]300万元，国内赈济费500万元，教育补助费200万元。就当时而言，这不失为一项积极的举措。
在国民政府的指导下，侨乡相继成立了救侨护侨的组织机构。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成立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先后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由省政府主席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如广东紧急救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担任，福建紧急救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担任，云南紧急救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云南省主席龙云担任，以便积极开展救侨、护侨工作。在侨胞归国的必经之路，如云南畹町、广西龙州、福建漳州、广东遂溪等地，设立了回国侨民临时接待所。各地区救侨会下设办事处，具体办理救侨事宜。在各办事处下，还设立护送站、招待所等，同时还派出救护队、医疗队，协助救侨工作。据统计，1942年9月，广东救侨会救济994 894人；截至1942年8月，广西救侨会救济106 308人；贵州救侨会在2月至4月间救济483人；福建救济会救济314人，云南救济会在5月至[59]8月间救济22 185人。重点侨乡广东仅在1942年上半年就救济归侨[60]66万人，支出救济金406.9万元。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以解决归侨面临的各种问题，使广大归侨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安置。针对各地救侨护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通过了《请政府切实救济归侨、侨眷、侨校侨生案》，要求政府采取更积极更妥善的政策，“切实救济，使贫苦侨民[61]侨眷，得以稍延残喘，侨生侨童，不再有流落失学之苦”。
国民政府还进一步采取较为具体的措施，使救侨护侨工作更有成效。1942年8月底，难侨救济工作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又将侨务工作重点转向归侨、难侨的安置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在1942年成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归侨的登记与工作介绍事宜。1942年1月，广东省颁布了《粤侨技术人员调查登记任用办法》，分别对有一定技术的人员和无一技之长的难侨进行安置。为妥善安置归侨、难侨，有关部门还筹设小型工厂，主要有制纸、文具、竹木、纺纱、织染、砖瓦、火柴、牙刷、制糖及酿造等20余个，用以收容、安置难侨。同时省救侨会与侨资垦殖会洽商，在龙坪垦区划出地段3 000亩，马坝[62]垦区划出1 500亩，作为归侨垦场，安置归侨1 500人从事垦殖业。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于1942年开始，在云南打洛和广西龙州两地筹设两个归侨村，以收容滞留在滇、桂等地的归国难侨。后因治安与战事关系，不久分别被裁撤，结果致使大量侨胞汇集重庆。1942年8月，行政院划拨一定经费，并由赈济委员会、重庆市政府、侨务委员会、海外部等机关共同筹议，在重庆市郊划出适当地段，建筑规模宏大的归侨村，预计建筑新式平房200座，内设宿舍、合作社、诊疗所及保储室等，并计划将在新建区附近择地建筑，另再划拨若干[63]地段为归侨垦殖场。在对归国难侨进行救济的同时，也对国内侨眷给予一定经济资助。
国民政府的救侨护侨工作，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广大归侨的困难，但毕竟使他们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民政府能在外敌入侵、财政经济最紧张的时期，制定相应政策，并拨出专款救济归侨、侨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忱，加强了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使他们更加踊跃地投身于支援祖国抗战的洪流中。
以上从六个方面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华侨掀起第二次爱国高潮，为祖国抗战做出巨大的贡献，是各个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从主观上讲是华侨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客观上讲是国民政府顺应时局开展了积极有为的侨务工作，而作为国民政府主管侨务工作的侨务委员会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功效，使得国民政府赢得了侨心，保证了抗战的物资供给，并最终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当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国民党将国共两党政治上的斗争贯彻到侨务工作中，在华侨社会中蓄意挑起党派纠纷；拉拢、打击甚至迫害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侨领及一般华侨；阻挠和破坏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援助；地方官吏昏庸腐败，敲诈勒索，使归国难侨怨声载道，这些给他们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开辟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抗击日寇。一方面，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开展了一系列侨务工作，成绩斐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并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通过广州、香港等地办事处加强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为此建立了相应的侨务组织机构，保证侨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
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与统战思想密不可分。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势力遂伸向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呼吁国民党停止剿共的内战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而重视海外华侨，充分发挥他们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倡导和实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理论及政策。其中明确宣布了中共对海外华侨的政策：[64]“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作为抗日救国的一条行政方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第四部分针对海外华侨提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国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65]护华侨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华侨在内）都应“参加到反日的战线[66]上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向华侨宣传其救国方针，号召华侨为祖国抗战做出贡献。
全面抗战形成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愿意与其他党派携手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积极发动广大爱国同胞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实践中来。1938年10月，中共为争取国际援助，再次强调“保护华侨利益，并[67]经过华侨的努力推动各国反日援华事业”，对华侨工作有了明确的定位。二、中国共产党的侨务组织系统
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一系列宣言和文件以及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成为战时中共中央对待海外华侨的指导思想。为领导海内外侨务，将工作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其管辖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海外侨居地建立了相应的侨务机构，使战时共产党的侨务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
延安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抗战的核心，偏处西北一隅，通信闭塞，开展侨务工作条件极为有限，故而更多的是依托广州、香港等地的办事处。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成立侨务组织，统筹海内外侨务。1938年秋，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挑选出20多名优秀的华侨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朱德担任工作团的主任，成仿吾负责具体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侨务机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同时将原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并入“海委”，仍由朱德任主任。“海委”委员有朱德、叶剑英、何英、李初梨、林仲、黄华等。任务包括：讨论日本南侵后的南洋局势，中共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华侨抗日武装的组织和难侨的安置救济问题等。“海委”成立后，中共中央从各部门抽调了39名归侨干部成立海外工作学习班，训练干部，由朱德、叶剑英负责，下设马来亚、泰国、缅甸、朝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7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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