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鑫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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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陵历史之谜试读：
前言
陵墓，记录历史的载体
帝王，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于是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生与死，就关系着朝代的更迭兴盛与社稷的安危。同时，重大政治事件、宫廷世袭皇权的争夺也制约着处在政治巅峰的帝王的凶吉祸福。这些政治风云人物留下的历史悬案和难解之谜往往以遗骸的形式残存在帝王陵墓之中，帝王陵墓是有遗迹、遗址可查的中国古代帝王史。睹物思人，观今鉴古，帝王陵墓是历史的缩影和备忘录。研究历史，尤其是历史之谜，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帝王陵墓开始。
清世宗雍正帝胤禛，在我国可以说是一位家喻户晓、充满传奇色彩的神秘皇帝，从登基到死亡，有关他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诸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改诏继位、霸占父妃等都是百姓茶余饭后议论的主要话题。更为传奇的是，雍正帝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惨案后，亲手撰写了一本书为自己进行无罪辩驳。公元1735年10月8日，年仅58岁的雍正帝突然地离开了人世，有说是病死或说是中毒，还有说是被一个女子杀死并被带走了脑袋，清皇室做了一个黄金假头安在了雍正帝尸身上，算有个全尸才最终入葬。对此，民间传说与官方档案有南辕北辙两种评价。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自称心中坦荡、内心无愧的皇帝死后居然没有埋葬在皇父康熙帝身边，而是葬在了距皇父的景陵600多里远的易县泰宁山下，从此清王朝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皇家陵园——西陵，因而人们对西陵的出现产生了种种猜测，西陵为什么建造了三座规模一样的石牌坊？雍正帝陵寝中有何秘密？地宫中藏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隐情？……这一切确实令人猜测和疑惑。
雍正帝在执政期间的作为究竟如何？他的陵墓为何远离自己的祖陵？乾隆帝生母为什么不与雍正帝合葬？是因为雍正帝毒害皇父而恐惧，还是因为耻于雍正帝登基的不光明？或者因雍正帝死后无头而害怕？或者其他的原因而不能或不愿意与雍正帝合葬呢？
以往一些专家学者对雍正帝褒贬不一，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凭借康熙创下的基业执政，国力才有所发展、强大，雍正帝本身没有多少治理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且贪图享受、留恋女色、残暴施政。
传说不是事实，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如果对雍正帝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应该说雍正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但是他却雷厉风行地整顿了朝政，革除了许多弊端，为乾隆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雍正朝处于康熙、乾隆两朝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雍正帝在即位伊始，面对政敌林立，险象环生的严峻政治局面，必须也只能采取严酷的手段进行镇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古今中外是屡见不鲜的。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以历史和传说故事评价雍正帝，那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如果走进雍正陵寝来解读雍正帝一生，或许可以真正体会到在中国清代历史上，雍正王朝的辉煌与强大不是靠简单的文字记载就可以说明的，雍正帝也不是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的那样简单或复杂。
陵寝是古代帝王的坟墓，是一个王朝的浓缩、时代的投影、社会的折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是遗留在山水间的真实历史记录。通过研究帝王陵寝，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科技等诸方面的基本情况，有时候还可以正确解读历史之谜或者未曾记载的史事。清代光绪皇帝死亡之谜就是通过陵墓考古的方式予以破解的。雍正帝的死和他的继位，都有可能通过对他陵墓的揭示找到历史真相。打开地宫看看有头无头，遗体是否真的有毒，也许答案就可以揭晓。
为了解开有关雍正帝的种种谜团，现在，就让我们通过清西陵雍正陵寝——这部遗留在世上的、沉睡的地下历史，去解读、去还原曾发生在清代宫廷里面的那些闪烁着刀光剑影、散发着风雨血腥气味的故事吧。序章古墓悬案——雍正帝暴死之谜
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帝王雍正帝在圆明园驾崩了。
公元1735年10月8日凌晨，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帝王雍正帝在圆明园驾崩了。《雍正起居注册》记载着雍正帝死前三天的活动情况：
八月二十一日丁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
二十二日戊子，上不豫。和硕宝亲王弘历、和硕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宣召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至寝宫……恭奉遗诏。
二十三日己丑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凌晨一时——笔者注），上龙驭上宾。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从雍正帝发觉身体不适，到死亡还不足两天时间，死得太突然和离奇，然而作为官方的记载却又非常简单，人们不禁对他的死因产生了诸多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帝的突然死亡呢？
雍正帝的死因，至今有四种说法：病死说、宫女缢死说、中毒说和遇刺说。一、病死说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感觉有些不适，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二十二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据《东华录》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已有晕眩、手足发麻等高血压的症状；二十二日中风，延至二十二日午夜，即二十三日子时崩逝。因此，有人猜测雍正帝是中风而死。《雍正起居注册》记载的雍正帝遗诏
据雍正帝的心腹大臣张廷玉在私人笔记《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中记载：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诏甚急，疾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根据张廷玉的记述，雍正帝好像是病死的，但没有说是什么病。由于雍正帝死因不详，才引起了人们的很大猜疑。二、宫女缢死说
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传说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伺雍正帝睡熟，用绳缢杀，气将绝，被救活。其实宫女欲害皇帝的事情在明朝就发生过一次，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伺帝熟睡，以绳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同伙张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皇后赶到，解帛绳，帝气绝，命召太医许绅急救。《明史·许绅传》记载：“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事后将杨金英等处死。巧的是，雍正帝与嘉靖帝的庙号都是“世宗”，这个清世宗雍正帝被宫女缢杀的故事，简直是明世宗嘉靖被宫女勒缢故事的翻版。还有人根据雍正帝生前喜欢炼丹药的记载，说因为炼丹药的需要，需要采集幼小宫女的初潮月经，宫女不堪忍受，所以害死了雍正帝。三、中毒说
这种说法还可细致地分出三种说法，被下毒、丹药中毒和春药中毒。
被下毒：传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个恋人叫竺香玉的被雍正帝霸占，曹雪芹为了抢回自己的恋人，千方百计谋得一个宫中差事，与恋人一起设计用毒药毒死了雍正帝，并说竺香玉就是林黛玉的化身。目前支持这种说法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了。
丹药中毒：雍正帝是自己服用丹药中毒而死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专家、研究员李国荣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雍正帝在做皇子时候，为了在康熙帝和诸皇子面前装作不问世事，只做“闲人”的姿态，经常与道士交往，故此对丹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道教的丹药有长生不老、强壮身体的作用，雍正帝在《烧丹》一诗中这样写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
自觉仙胎熟，天符将紫鸾。
自从雍正帝当上了皇帝之后，对炼丹的道士更是崇拜，并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雍正八年（1730年）的春天，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身体强壮，更为了长寿，他亲自给全国很多封疆大吏下密旨令寻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令田文镜寻找民间奇士的硃批奏折
这道密旨的大意是说：你们要尽心去寻找好的医生和会修身养性的道士，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对其家属好生看待，对其本人则要好好保护，送到北京来，哪怕你们推荐和保送的人不合我的本意，我也不会怪罪你们的，倘如你们当地没有这样的人，而听说外地有的话，也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情要保密并且要慎重处理好。
这道密旨到底写了多少份，当时发给了多少人，发给了哪些人？现在已经难以查清，但就目前知道的情况来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9份，台北故宫保存6份，而且一模一样，一字不错。按照常理推算，一般内容文字相同的谕旨，都是由亲近大臣代笔，唯独这道密旨，则是雍正帝本人一笔一笔亲自书写的，而且十分工整，足见雍正帝对这道密旨的重视和缜密。
清史专家的确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在圆明园开始生火炼丹药的记载，并且自开炉之日起，炼丹的活动便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由于雍正帝感觉服用丹药的效果不错，还多次将在宫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朝廷大臣和将领服用。
雍正帝死于丹药之说，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但一直没有拿出具体的详细的原始历史记载来证明其说法的正确性，而李国荣研究员则使“雍正死于丹药说”趋于完善。李国荣提出了如下的理由：（一）雍正帝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了炼丹道士。如果炼丹道士没有犯下什么大的错误，乾隆帝不会在万机待理之时急于处理道士，并为此专门发布上谕给予解释。（二）乾隆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雍正帝喜好“炉火炼丹”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游戏”而已，并不吃用丹药。如果雍正帝真的不吃丹药的话，乾隆帝就没有必要加以解释了。这等于告诉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驱逐为雍正帝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回原籍的乾隆帝谕旨（三）在乾隆帝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帝告诫宫中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皇太后“心烦”。雍正帝如正常死亡，能有什么“闲话”会引起皇太后“心烦”呢？而这“闲话”又是什么呢？
这些清宫档案的记载，使人不得不推测：雍正帝是因为服用了过多的丹药中了毒才死的，就等于死在了炼丹药的道士之手。至于乾隆帝为什么不将炼丹的道士砍头，李国荣是这样分析的：乾隆帝很可能效仿唐太宗李世民死于丹药而唐高宗李治不治罪炼丹术士的做法，家丑不可外传。不将炼丹的道士治死就可以说明雍正帝不是死于丹药中毒，将大事化小。这可以说明，乾隆帝驱逐道士的手法与唐高宗一样，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雍正帝的死因与唐太宗是一样的。太上老君驱邪宝（雍正帝信奉道教，特意刻此章）
众所皆知，炼丹所用的原料之中有黑铅，而黑铅则是一种有毒金属，服食会使人中毒，过量则致人死亡。因为在清宫档案《活计档》中就明确记载，在雍正帝死亡前12天，200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内作为炼丹之用。
雍正帝因服食丹药中毒死亡的说法，目前已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春药中毒：雍正帝因长期贪恋女色，乃至乱服春药可能是导致雍正帝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
这是一种新的说法。主要支持者是康熙皇帝第八世孙金恒源先生，他这样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帝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概括起来则是，雍正帝因长年勤政，体力大量透支，而他还相信“天人感应、阴阳祸福”之说，因此，他心神不宁，夜不能寝，惧怕报应，以致神经衰弱，为了扭转这些，加之长期服用丹药，导致体内大量积毒，是导致他猝死的直接原因。四、遇刺说
这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也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帝遇刺身亡的记载。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秀才曾静不满当朝的统治，派人秘密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因为这位秀才天真地认为岳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的后代，清朝又属于后金族，从而策动他反清。想不到岳钟琪很快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清廷。雍正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下令广捕曾静同党，并大肆株连，严加审讯。除曾静等人锒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外，又引出涉及这一案件的文人吕留良的文字狱案。吕家由此遭到灭族之祸——这便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与吕留良案。
当吕家举家罹难之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之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母家中，幸免于难。年仅13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在得知全家遭戮后，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写下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她打点行装，悄悄离别乳母，只身北上，决心刺杀雍正帝，以报家仇。
吕四娘途经一座深山时，被一老道劝阻，暂时放弃了北上报仇的计划，留在深山，隐姓埋名，跟老道学习武艺。5年之后，她出山混入京城，与一李姓男儿结婚，以此作为藏身之处。一日深夜，吕四娘短装外出，正遇雍正帝深夜召幸宫女，吕四娘便化装成宫女准备服侍雍正帝。雍正帝在深夜间灯下看美女，恰好选中吕四娘行乐，吕四娘在其欢乐后的未防备下，出其不意将其刺杀，从皇宫中提回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对丈夫称是从雍正帝脖颈上取下之物。丈夫对四娘的作为既敬佩又恐惧，遂陪同妻子当夜远遁而去。次日，圆明园内便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因为雍正帝的头已经被割下带走，尸首不全的遗体自然无法下葬，清廷于是便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帝的尸体上，才将其葬入生前就建好的泰陵地宫中。这就是雍正帝金头之谜的来源，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坚信其真。
而有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并指出，当时办理此事的是浙江总督李卫，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著称，对于捉拿吕家钦犯，不会出现失误的，何况他曾为吕家题过匾，而在吕家东窗事发后，雍正帝没有责罚他，为了将功补过，李卫也应死心塌地地为雍正帝办好这件差事的。何况皇宫大内，戒备森严，而且雍正帝更是怕被人刺杀，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
对于雍正帝之死，笔者不敢贸然评价，但要是说皇宫大内的戒备丝毫没有漏洞，则肯定不是如此。在清嘉庆时期，嘉庆帝曾在皇宫自己家门口，大白天遇刺，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陈德行刺事件。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刚从大高殿行礼回来，进入神武门，正要进御花园后门顺贞门之际，提前潜伏在神武门内西厢房后面的平民陈德突然窜出，持刀扑向嘉庆帝。西厢房距顺贞门约有30米远，当陈德冲到顺贞门时，嘉庆帝已进了顺贞门，他并未亲眼看到行刺的场面。当时在场担任警卫的侍卫、护军有一百多人，被这突然出现的情况惊呆了，竟木然不动，只有定亲王绵恩等六人反应敏捷，迅速上前拦击，与陈德搏斗。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经数日刑讯后，被凌迟处死，其15岁的儿子陈禄儿也被杀害。如果陈德提前一两分钟行动，武艺再高强些，很可能会行刺成功。陈德是在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明，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接近皇宫的。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传说在雍正帝死后，清代帝王召幸后宫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形成了专门制度，不允许留后宫的女人在自己寝宫过夜。嘉庆帝朝服像
传说原先皇帝夜晚召幸妃嫔，随意性很大，没有固定的制度。后来则演变成皇上要想召妃嫔侍寝，定在每天晚餐之后，服侍的御前太监将写有妃嫔名字的绿头签放在一个银盘中，然后跪在地上高举银盘，听候皇上吩咐。如果皇上无意找妃嫔过夜，则只须简单地说一句“退下”；如果皇上看中哪位妃嫔，便会伸手将她的绿头签翻过来。御前太监退下后，把绿头签转交给当差听事的太监。他们的任务是先通知皇上选中的妃嫔，让她洗漱准备，然后用特制的羽衣将她赤裸的身子裹住，背到皇上的寝宫。皇上与妃嫔就寝后，太监要守候在寝宫的外面。若超过了既定的时间，太监就会在外面高呼“时间到了”！如果得不到皇上的回声，太监会再次高声呼叫。如此反复三遍，皇上必须回答，而且侍寝的妃嫔一定得送回原住所的。
如果清代皇帝召幸妃嫔的变革真的是在雍正帝死之后，那么，雍正帝的死因还真的需要再次好好研究探讨了。敬事房印及印文（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记录）
雍正帝虽然死了，雍正王朝也宣告结束了，但是他身上的谜团并没有随着人和朝代的消失而消失，而是被雍正帝带进了地下，埋进了清西陵的泰陵。第一章『天』降阴宅
真山真水仙境般的清西陵，是清王朝在关内营建的第二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它的出现，历史记载是因为风、水、土俱佳的缘故。一、故事在这里开始
1980年4月8日，《北京晚报》突然登发出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雍正的泰陵在清理发掘之中，证实没有被盗，现在正在破土动工，金头之谜即将解开……
这条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人们在兴奋之余就是急切盼望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雍正金头之谜”得到彻底的澄清。雍正皇帝真的被侠女吕四娘刺死并拿走了脑袋吗？人们急切关注着泰陵地宫开启的一切消息。这则消息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著名考古专家夏鼐先生的高度重视，他了解到泰陵地宫并未被盗的事实后，经过谨慎详细的思考，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停止开启雍正帝泰陵地宫的建议，国家文物局对此非常重视，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向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发出了停止发掘泰陵地宫的紧急通知。
夏鼐，字作铭，浙江省温州市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0年2月7日）。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其中1956-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县主持明代定陵的发掘。
4月11日，夏鼐先生亲临清西陵泰陵地宫发掘现场，仔细考察了发掘现场曾经有盗洞的泰陵发掘口后，再次重申了停止发掘的上级指示，泰陵已挖开的昔日洞口被堵上了，泰陵地宫中那种种的神秘再次被蒙上了往日的面纱，雍正皇帝金头之谜的揭开由于夏鼐先生的直接出面干预与人们擦肩而过。泰陵神道碑亭及陵寝建筑群
清西陵为什么想要打开雍正皇帝的泰陵地宫呢？
原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段时期的低潮后，精神文化的需求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同一时期，同样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于北京之东的遵化清东陵先后打开了乾隆陵、慈禧陵、香妃墓的地宫，这些清代著名人物的地宫的清理和开放，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许多疑案，更重要的是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旅游事业因此而迅猛发展，并促进了经济和物质文化产业的连带发展。因此，守护着具有同样巨大文物价值和旅游潜力的易县清西陵也不甘寂寞，经过仔细勘察、详细论证后，他们提出了开启清理雍正帝泰陵地宫的大胆而又实际的方案，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正确抉择，因为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成立前，人们就在泰陵的琉璃影壁下发现有一个盗口，而且当地人普遍认为该陵已经被盗匪盗掘过了，既然明十三陵和清东陵都已经有开启地宫的先例和成功经验，提出清理被盗掘过的泰陵地宫，国家文物局很可能批准。
雍正帝这个历史人物，是清代皇帝中争议最多的一位。历史记载，雍正帝在其13年的皇帝生涯中，以强硬残酷的政治手腕惩治官场腐败，大胆改革，推行新政，创立秘密立储制度，切实有效地扭转了康熙末年官场腐败、政治荒废的局面。而在民间则是过多地流传雍正帝改诏篡位、弑父逼母、杀兄屠弟以及他的猝死、远离祖陵建陵等一系列传说故事，所有这一切都留给了人们太多的遐想空间和创作的思维。
在现在的人们看来，也许所有雍正帝之谜都能在雍正帝陵寝中找到答案或者相关的蛛丝马迹。于是，站在历史研究和陵寝保护角度上，雍正帝的陵墓都有必要打开。在精神和物质文明高速增长的今天，人们和历史研究者都将期待的目光瞄向了清西陵。
事实上，清西陵果然不负众望，及时而明确地向国家提出了这一要求，国家文物局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欣然同意了清西陵开启泰陵地宫的申请。
1980年4月8日，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为了顺利开启雍正帝的泰陵地宫，事前做了精心详细周密的开启计划和准备，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处的主要领导、专家，保定地区的一名副局长、易县文化局的一名副局长都到现场坐镇指挥。负责这次开启泰陵地宫任务的则是当地驻军58001部队的官兵。“雍正皇帝的地宫要开启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津地区，许多新闻媒体闻风纷纷赶到易县的清西陵，清西陵一时成了人们议论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二、风景如画的陵园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是清朝帝王选中的另一处山川秀丽、景色优美的风水宝地。
雄峻的泰宁山层峦飞翠，叠嶂腾辉，犹如一道天然的围屏矗立于陵区北面，成为西陵之祖山。陵区西侧是太行山东麓，著名的西陵八景之一的云濛山，层峦叠嶂，蜿蜒起伏。东面的金龙峪等山峦盘旋远去。元宝山作为泰陵的朝山，端峙陵园之南。元宝山的东西两翼是东华盖山和西华盖山，巍峨耸峙，成为陵区之南的屏障。在大红门两旁又有九龙山和九凤山东西对峙，如天然门阙，其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陵口。西面的拒马河奔腾咆哮，波涛汹涌。南面的易水河清波粼粼，潺潺流淌。整个陵园群山拱卫，众水环流。陵园之内，数以万计的苍松古柏形成了一望无垠的翠海，遮天蔽日，松涛阵阵。在万顷绿涛碧海之中，红墙、黄瓦、拱桥、石雕镶嵌其间，飞金耀日，富丽堂皇，博大精深，气象万千。整个陵区“纷郁丽九光之霞，郁葱翠万年之秀”，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展现在眼前。而在陵区之外，另有八大美景尽收眼底，荆关紫气、云濛叠翠、拒马奔腾、峨眉晚钟、奇峰夕照、福山捧日、华盖烟岚、易水寒流。在“万年龙虎抱，日夜鬼来朝”的皇家陵园，风景如此美妙，令人震撼，令人向往。清西陵地势全图
清西陵是在我国古代风水理论指导下，将建筑的人文美与山川形胜的自然美高度有机结合的又一杰出典范。对此，清代的官书有详尽的描述。《清朝文献通考》载：
世宗宪皇帝陵曰泰陵，孝敬宪皇后合葬，敦肃皇贵妃从葬，在易州西三十里永宁山，本名太平峪。山势自太行来，巍峨耸拔，脉秀力丰。峻岭崇山远拱于外；灵岩翠岫环卫其间。前则白涧河旋绕，而清、滱、沙、滋诸水汇之；后则拒马河潆流，而胡良、琉璃、大峪诸水汇之。信天设之吉地也。《续文献通考》载：
秀若拱璧，簇若云屯。考其潆洄，延袤千里计，所汇纳襟带百川。崇寝殿之駊騀，信天造之吉壤也。
在雍正、乾隆两朝任过多年直隶总督的李卫对泰宁山的山水形胜也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描述：
龙蟠凤翥，源远流长，左右回环，前后拱卫，诚如金城玉笋。
蜀輶日记称易州一带山势峭拔、如花如火，龙虎森严，灵气所钟，甲于寰宇。皆实录也。
西陵，这片沉睡在山水间的人间奇迹，曾经安静地藏在大自然赋予她的大好年华里，春花秋月，年复一年，忽然间，一群俗称“风水先生”的人来到这里观光浏览，由此，大清帝国的又一座皇家陵墓群——清西陵由此诞生了。三、从东陵到西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立德、立功、立言于世者，虽身死形骸化，其精神和英名也可千古不朽。
历代帝王，以“天子”之尊，比仁于山，比德于水，葬诸山川形胜之地，以生生不息、以永恒不朽、崇高伟大的山川自然来激发和寄托后世人们对自己的缅怀和敬仰。故有“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在封建帝王的思想中，陵寝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重地。九凤朝阳山吉地与东陵位置图
雍正帝即位不久，派大臣带领风水人员开始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先后在河北遵化州境内昌瑞山下的孝陵、景陵附近相度吉壤，经过反复相度，最终相中了遵化州境内的九凤朝阳山，很快就确定为万年吉地，运去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就在即将动工之际，有位精于堪舆之术的大臣对雍正帝说，九凤朝阳山吉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这在古代风水中可是一大忌。
按照风水理论，选址建宅，要仔细度相其龙、穴、砂、水、明堂、近案、远朝……各个环节要尽善尽美。因为古代风水理论认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的祸福最为切要。然而，并不是说，处在市井之中就没有风水可言。屋宇、墙垣、道路等虽属人为环境，也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龙、穴、砂、水、明堂、近案及生气等环境要素，也需要综合考虑。就住宅来说，风水中就有这样的歌诀：“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所以，辨别有无风水还须仔细相度四周建筑环境。正所谓，“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层连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须滴水界真宗”。在这一理论下，风水自觉不自觉地兼收并蓄了水文、地质、土壤、气候、环境、哲学、美学等的科学成分。在古代充当规划设计者的风水师们也有意无意地恪守着这些原则和宗旨。风水宝地环境模式图清代帝陵风水形式模式图
在今天看来，风水是人间天才的一种偶然发现。然而只有了解中国古老文化的人才真正知道，风水是古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理解。这种理解实际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而不能改变自然，要适应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协调融合。天地间有普遍的规律，人道即天道，人要适应大自然的这种规律。
常言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这里说的气，包含生存之气，宇宙之气。人生活在地球上，存在于宇宙之间。而地球、宇宙之中则包含着地球的生气、宇宙间风气。两气是生命与宇宙之间存在过程的发现信息，被强化者，风水中称为吉，被消弱者则定为凶。也因此而产生生命个体生与死的界限。《礼记·祭义》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中国传统文化很大一部分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以忠、孝为主旨，“生养死葬”是尽孝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儒家本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观念开创了我国丧葬礼制的先河。因此，选好阴宅对于人们生前死后都十分重要。人的生存时间是短暂的，而死后的世界却是漫长的，所以，人们认为，阴宅比阳宅更为重要。因此，历代堪舆家均以阴宅为“先务之急”。孔子曾说：“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则神灵安，而子孙盛也。”
雍正帝作为一代帝王，对自己的万年吉地的要求十分严苛，不可能容忍自己的万年吉地有一丝的瑕疵。因此毅然放弃了九凤朝阳山，派大臣在京畿一带再行相度。在为雍正帝相度陵址一事上，主要人物是怡亲王允祥和精通风水的福建总督高其倬。
为了找到上吉之地，他们披星戴月，顶风冒雪，不辞辛苦，殚精竭虑，为陵寝的选址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称赞。允祥、高其倬在京畿一带往来踏勘，选看了许多吉地。他们曾经在东北的盛京（沈阳）一带找出了11个备选吉地。最后经过认真筛选，一致认为易州泰宁山下的太平峪最为理想。于是绘图帖说，将太平峪这个地方上奏给皇帝，他们在奏折中说：“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帝阅看了相度大臣的奏疏和风水说帖、图纸，对太平峪这个地方非常满意，但城府颇深、虑事周详的雍正帝没有立即表态。他担心如果自己的陵建在易县的太平峪，远离祖陵，另辟陵区，有可能违背古礼，背上不孝之名。于是他让大臣们查找历史上有没有远离祖陵，另辟陵区的先例。
大臣们经过认真查阅史书，找出了许多这方面的实例，“如夏禹在浙江之会稽，而自启以下在山西之夏县，少康又在河南之太康，其间相去奚止千里？……至若汉唐诸帝并在陕西，然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分建于今之三原、礼泉、乾州、蒲城等处，其间相去，远者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因此大臣们说：“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皆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实未为远。”经过大臣们引经据典，详细陈述，雍正帝才解除了思想顾虑，表示“朕心始安”。
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初二日，雍正帝正式决定把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随即任命恒亲王弘晊，内大臣常明，尚书海望、查克丹，侍郎留保、德尔敏为承修大臣，以后又续派侍讲学士塞尔敦、朝阳等人加入其中。郎中苏尔泰、罗丹苏、住安图等人为监督。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兴建。
雍正帝的泰陵是清西陵的首陵，之后又陆续建了其他的皇帝陵。清西陵陵区占地面积达83平方公里，是清王朝在关内开辟的第二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从雍正八年（1730年）到1914年光绪帝的崇陵建成，历时185年，建有皇帝陵4座、皇后陵3座、妃园寝3座、亲王园寝2座、阿哥园寝1座、公主园寝1座。葬入4个皇帝、9个皇后、57个妃嫔、2个亲王、4位皇子、1位阿哥及阿哥的1个儿子、2个公主，共80人。
清西陵的出现，使得清代帝王陵墓数量在地理位置上达到了五处：永陵、福陵、昭陵、东陵、西陵。
为什么有了东陵又出现西陵，目前有三种说法：
1.追求完美风水。即上文所提的，因东陵附近无上好的风水吉地。
2.怕报复说。传说雍正帝害死了康熙帝而非法继承皇位，并对自己的政敌大打出手，包括亲兄弟也不放过。死后怕皇父报复，而远离皇父的景陵。
3.保卫北京说。这是近几年来的一种新说法。说西陵的位置处于易县西部紫荆关附近，而紫荆关是进入北京的重要关口，因此屯兵紫荆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特别重要，而在此建立皇陵，则突出此地的重要性。雍正帝在易县建陵是为了政治考虑而做出的超常之举，意义重大。
对于第三种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首先，皇陵的重要性不亚于京城，用自己或者祖宗坟地来保护活人的城市，如果那样的话，北京城四周都应该建上大清国的皇陵，用坟地包围北京，保卫北京。众所周知，在中国，祖坟需要一个风水好且安宁的地方，自己祖坟假如被人破坏，那会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是要遭到天大的报应的，是会断子绝孙的。雍正帝对此岂能不知？其次，再来看看西陵出现后，易县并没有因此而驻扎过多的兵丁，反倒因西陵的出现增添了很多地方的负担。所以对于雍正帝建西陵是为了保护北京之说，笔者觉得好笑，更感到气愤，一些无聊的人居然想到雍正帝用坟地来保卫北京。
事实上，雍正帝另辟陵园，创建西陵，真的是因为东陵没有好的风水吉地吗？不妨看一看乾隆帝在确定东、西陵昭穆陵制时说的一段话：
但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而进爱又欲改卜，经朕查出，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此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乾清宫（康熙帝生前居住在此。康熙帝是最后一个在乾清宫居住的皇帝）养心殿（雍正帝的住所）养心殿宝乾清宫与养心殿位置示意图
乾隆帝的意思是说，风水先生的话最不可相信，当初我已将万年吉地选定在胜水峪，却有人提出要改选吉地，我没有听，将这个人治罪了。我的后代人都要以此为戒，不要相信风水先生的言语。乾隆帝裕陵的风水也有欠缺，存在“左边贴身界气之砂稍低，须用人力培补”的不足。而乾隆帝则通过人工的方法给予了培堆。
也有人说，雍正帝之所以不葬在东陵而另建西陵，是因为迷信鬼神之说怕报应。雍正帝本人深信“天人感应、阴阳祸福”之说，因他弑父即位，所以离开畅春园而居住在圆明园，不在康熙帝生前居住的乾清宫而住养心殿，并且在执政的13年时间中，康熙帝喜欢居住的避暑山庄雍正帝一次也没去过。对此，民间和清史专家各有说法，看来，清西陵出现的真相，还有必要从康熙大帝之死说起了。第二章黑色的历史漩涡
雍正帝是否合法继位一直以来就是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历史话题，因为不仅仅他继位疑点颇多，就连他的父亲康熙皇帝的死因也不明不白，还有他上台后大肆处置兄弟和宠臣的手段也是匪夷所思。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今日看来依然是迷雾重重，想要理清这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还须回到烛影摇曳的那天晚上。一、康熙帝突然死亡
公元1722年12月20日夜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一代君主、开创大清盛世的康熙帝在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驾崩，享年69岁，被安葬在北京东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的景陵，因他生前“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为开创”，所以庙号“圣祖”，谥号“仁皇帝”。康熙帝半身像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康熙大帝”的明主，却是在悲苦中或者说是在无奈中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在历史上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也因此造成了雍正帝继位是否合法性的多种猜测。
由于清初没有立皇储的制度，大多的宫廷制度是延续明朝，康熙帝玄烨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出过天花，有了免疫力，最终在孝庄太后和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极力劝说下，康熙帝于8岁继位。康熙帝虽然大智大勇，但在立储一事上却是失败的。他虽然仿照明制确定了皇太子，但却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定，反复异常，两立两废皇太子的做法，不仅大伤了自己的元气，减损寿命，还使自己的骨肉自相残杀。因为康熙帝长寿，后妃众多，所以生育子女也多，康熙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成年且受册封的皇子就有20人，而其中年龄较大者有12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而每个人还都有当皇帝的可能。康熙帝一天比一天年老，仍牢牢地占据着皇帝之位，这对于已被立为皇太子达30多年的皇二子胤礽来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而康熙帝却总也不死，虎视眈眈窥视皇位的皇子的表情被十分警惕的康熙帝有所发觉，因此，康熙帝在废皇太子后曾说过：“朕未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康熙帝感到他的生命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受到威胁，因此特别悲观地说：“日后我死后，将我（尸体）放在乾清宫内，你们（指儿子）都别管我（尸体），相互争斗抢夺皇位吧！”
在康熙帝众多的皇子中，为谋皇位，胤禛可谓智谋深远。知儿莫如父，作为一代明主，康熙帝更是深刻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儿子的脾气秉性。雍正帝继位后，曾做一个“戒急用忍”吊牌，作为座右铭，原因就是康熙帝知道胤禛的两个缺点：喜怒不定和遇事急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恳求康熙帝不要将在谕旨中批评他的“喜怒不定”四个字记载下来，在笔者看来，这无非就是雍正帝怕这四个字影响他的前途和声誉。
康雍时期萧奭的《永宪录》记载，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由南苑回到畅春园，次日有病，传旨：“偶患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皇清通志纲要》记载则更是简单：十一月初十日“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
康熙帝的死因，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病死、害死。1.康熙病死说
有人这样评价康熙帝的死，说康熙帝年老体衰，晚年悲苦，积劳成疾。并总结他不高寿的三个理由：遗传基因、心身忧劳、后妃太多。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
首先，难道因为康熙帝的祖父和父亲不高寿他就不能超过69岁？那康熙、乾隆都高寿，爱运动，为何雍正帝命短还不爱运动出巡？其次，“心身忧劳”也是不能超过69岁的理由？乾隆帝89岁还操劳国事呢。最后说康熙帝后妃多，这难道也是不高寿的理由？乾隆帝后妃也多，怎么就高寿？同治帝后妃少，怎么就命短？看过某些专家所列举的这些理由，真不知是怎么想的。康熙遗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康熙帝病死不是没有可能，并且不排除劳累生病，但是要说他不高寿而死是因为这三个理由，似乎有点牵强附会，那是一家之言。2.康熙帝被害死说
据一些档案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十三日）寅刻，宣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进宫，这里面没有皇四子胤禛，故胤禛并没有听到康熙帝亲口宣布他为继承人。所谓的遗诏是隆科多单独向胤禛宣读的。有说宣读的是口谕，也有说口谕是满文，并且最重要的继位凭证《康熙遗诏》是康熙帝死后四天才公布的。另外值得疑惑的是，皇四子胤禛那天在10个小时内三次进宫给康熙帝问安，康熙帝为什么不趁着清醒的时候就宣布胤禛为新皇帝呢？康熙帝死时，身边除了胤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大臣、皇子、后妃，在胤禛为死后的康熙帝更换内衣时，也只是他一人在现场，而将尸体移往紫禁城时，还是胤禛一人在现场，这一切都无不令人怀疑。而一向以精明老练著称的胤禛，在十三日那天，居然对于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无所知，并且不闻不问，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何也？康熙帝死后北京为什么关闭6天城门，禁止出入？《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遗诏是十一月十六日宣读的，但那天宣读的只是满文，没有汉文遗诏，为何？康熙帝平时对儿子习惯用语直呼其名或者某阿哥、某某阿哥，或按爵位称呼或某亲王、某贝勒。没有发现在康熙朝满文奏折里面写过“皇某子”、“皇某某子”。为什么这次在遗诏中却出现了这种事情呢？康熙帝死后，胤禛为什么不住在康熙帝生前居住的乾清宫而改居养心殿？雍正帝死后为什么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雍正帝生前大肆宣讲的并亲笔为自己辩解的《大义觉迷录》，为什么在其死后却被乾隆帝作为禁书而销毁？
康熙帝的孙子弘旺所编《皇清通志纲要》和康雍时期萧奭的《永宪录》，是记载有康熙帝去世情况的两本私人著作，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记载上文中所说的，康熙皇帝临终前召见七位皇子和下达传位遗诏这件事。“八人同受遗诏”是出自雍正帝本人之口，然八人中，允禩、允禟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隆科多已经被禁锢而亡；允正在禁锢中；允祉、允祹，一个是被革亲王、一个是被革郡王；允祐明哲保身，唯求苟活；允祥又是雍正的心腹。没有一个人可能出来对证。
以上所列种种迹象表明，雍正帝不是正常或者干脆说不是合法继位的皇帝。有人说那《康熙遗诏》怎么解释？或者说怎么会在中国台北和北京各有一份遗诏？
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确保存着一份康熙遗诏，诏书中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汉文1104字，其中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继皇帝位。……”然而满文却在最关键的地方断档、缺损，没有指定皇四子胤禛即位的记载。而珍藏在中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另一份满汉合璧的康熙遗诏，则满文内容仅有11字“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汉字内容也是1104字，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珍藏相同，只是每行字数多少有些差异。
金恒源先生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北京的康熙遗诏与中国台北的康熙遗诏是一式两份原始的康熙遗诏，只不过中国台北的是两份遗诏中最先写的一份。因为其中汉文遗诏文本部分两次盖有“皇帝之宝”大印，且特别郑重、醒目，文字也十分规范、整洁、工整，毫无涂改、污迹。而北京珍藏的则有四处明显涂改的地方，甚至有墨汁污点洒泼其上。从字体和字体排列格式看，明显是两个人书写的。似乎在暗示两份遗诏谁是正本和副本。由于台北遗诏满文部分基本没有一点有价值的内容，因此判断是遭受损坏最严重的。
金恒源先生通过研究后，这样为我们勾画了这两份康熙遗诏的来源。十三日康熙帝死后，胤禛立刻利用所谓的为康熙帝换寿衣寻找到康熙留下的遗诏，将满文部分损毁，并严密控制畅春园。十六日宣读的是隆科多起草、书写的满文遗诏。二十日宣读汉文遗诏，用的是找到的遗诏，宣读的时候把损毁的满文部分卷了起来，只露出有日期部分。而第二份即现在北京的康熙遗诏，则是后来找到的，由于遗诏都已经宣读了，于是只是把满文部分修改，汉文部分就按照第一份遗诏抄写了一遍。至于为什么遗诏得以保存下来而没有被彻底销毁，金先生是这样认为的，胤禛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是由于传闻很多，攻击和责难不断，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正统即位，就很有必要保留原始遗诏，因为他的后代是自己的儿子，他不会顾及自己儿子的言行，只需要这遗诏长久深藏不露地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即使这样解释，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遗诏留给人们的疑惑。还有，既然遗诏的满文部分是书撰的结果，汉文是后来填写上的，那么为什么不干脆重新写一份新的遗诏保存起来呢？
笔者在此支持康熙帝被雍正帝害死之说，并且是人参汤毒死。
有专家考证康熙帝因是北人没有喝人参汤的习惯。而据历史记载，康熙帝不仅不反对服用人参，还对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进参，向十四阿哥胤禵和很多大臣赐参。在康熙帝临终前，雍正帝也承认给康熙帝进奉过人参汤。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人参汤不见得里面下了毒，但要知道，处于激动、紧张、大悲大喜、大惊大恐状态下的病人，是不适合喝人参汤的。康熙帝也曾说过，若与症不合，虽人参本无毒，却中毒也难为人知。而胤禛在康熙帝病重的情况下，进奉人参汤，其阴险狠毒显而易见。
有人说康熙帝被害死，胤禛继承皇位不合法，缺乏强有力的历史文字支持。笔者认为，除了打开康熙帝景陵地宫化验康熙帝遗骨之外，现存的历史文字也能证明康熙被害死的观点。因为雍正帝亲笔撰写的《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已经隐含地透露出很多宫廷秘密。内务府御医用人参药方二、皇帝与囚徒的辩论
人们常说，流言不经官方辟谣无法成为事实。
社会上的一些流言和一桩惨绝人寰的文字案纠缠在一起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涉下，演变成一场皇帝与囚徒之间的大辩论，很明显，在强者舆论下，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不难预测，但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吵闹中，皇帝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反倒牵扯出很多宫廷内幕来。
在康熙后期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皇四子胤禛最终出乎人们意料地脱颖而出，继承了皇位。以前一直默默无闻或者说才貌都不显山露水的雍亲王能当上皇帝，这无论是在帝梦成空的皇位竞争者眼里还是普通百姓心中，绝对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除了引发了政敌的心生不满，还引来了人们种种的质疑和揣测，康熙帝还没有来得及公布皇储，就突然离世。人们对康熙遗诏本来就有质疑，而雍正朝官书中关于雍正帝本人对于皇位的继承说明，是既不详且言语矛盾。康熙帝的骤死、雍正帝同母之弟被软禁、雍正帝生母突然死去，其他皇子被严厉打击惩罚，雍正帝昔日的左膀右臂大臣相继被肃清，这一切不仅加深了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的质疑，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康熙帝死亡的猜测。谎言说一百遍，就成真的了。那么，面对那些神神秘秘流传在社会上、在紫禁城里面的谣言，虽然雍正帝总是以身正不怕影子斜来安慰自己，但时间久了，雍正帝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于是，雍正帝在多年之后找到一次机会，公开为自己辩解，《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这样出版并广泛在大清帝国版图范围内发行，并巡回讲授。
雍正帝朝服立像，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清代唯一的皇帝朝服立像《大义觉迷录》是雍正七年（1729年）因为一场吕留良文字狱并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出版的，因此保存了当时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该书里面收录了有关上谕10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此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出康熙时诸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但书中所收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另外，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帝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此书的发行在实际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客观中反倒传播了不利于清皇室的言论，乾隆帝即位之后即下令禁毁。也正因此，康熙帝的死和雍正帝的继位，留给了人们更多的遐想猜测的空间。《大义觉迷录》书影《大义觉迷录》其源由于曾静的谋反案，及其后在雍正帝的“出奇料理”下，以吕留良为对象酿成的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狱而引发的。
文字狱，就是因为写的文字触犯了统治者而遭受的牢狱之灾。《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岳钟琪旧居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在回府衙途中，一名自称张倬（原名张熙）的人投书，声言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人，策划其兴兵谋反，称“为宋明复仇”恢复大汉河山。谋反的内容大致有四方面：其一，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认为满族是夷人，乃野兽，不配统治全国，否定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其二，具体列举了雍正帝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否认其称帝的合法性；其三，认为雍正称帝以来，天下寒暑易序，旱涝成灾，积尸遍野，民不聊生，老百姓已无法忍受，只要有人造反，定会一呼百应，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其四，指出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后裔，虽任川陕总督，但雍正帝对其多有猜疑，要利用“握重兵，据要地”之条件“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策动一位封疆大吏暴动反清的“大逆不道”之举，乃“十恶不赦”之大罪。《岳钟琪为谗言自辩奏折》《岳钟琪谢恩奏折》岳钟琪受封三等公后，向雍正帝谢恩
岳钟琪可吓坏了，因为他是汉人，之所以能坐在川陕总督这个只有八旗人才能充任的位子，是因为年羹尧被拿下马之后，一是雍正帝为了证明自己是任人唯贤的明君，另一方面也有考验汉人拉拢自己亲信的目的。对于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本来朝中就有非议。雍正帝的政治生涯本来就多议，而雍正帝本人还生性多疑，喜怒无常。岳钟琪当场将张熙拿下，严刑拷打，追问其幕后指使者。但张熙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岳钟琪没有办法，只能使用欺诈的手法，好酒好肉招待张熙，引诱张熙说出实话，套出他老师曾静（化名夏靓），至此，曾静也落入虎口。岳钟琪画像
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心，岳钟琪将曾静的书信和刑讯的口供上奏雍正帝，拟请将人犯押京审理。雍正帝即予朱批：“此事在卿利害攸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雍正帝除了高兴之外还对岳钟琪表示，希望岳钟琪“多福多寿多男子”。得到夸奖的岳钟琪再次严刑拷问曾静，最终供出了吕留良等一干人犯来。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崇州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自幼聪慧过人，8岁就能赋诗作文。15岁时，明王朝覆亡，清廷即颁布剃发令，对汉族人民施行高压政策，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此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由于他有过激的反清思想，曾于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次拒绝做大清国官员。为了避免麻烦，于是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主要著作有《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吕留良死后49年，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被雍正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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