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防范现代危机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余玉花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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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范现代危机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试读：

公共政策实践科学发展观首先需要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了解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意义，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精髓，从而能够在公共政策领域中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公共政策去应对和防范各种现代危机的挑战。1．科学发展观：现代中国发展路向的指导

科学发展观理论是我党长期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而形成的思想结晶，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中国传承创新的结果。在理论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不仅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引，也得益于世界发展理论的启示；在现实性上，科学发展观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发展难题的经验总结，是我党在深刻把握当下中国的世情、国情、社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现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中共十八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由此而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发展路向的指导。（1）中国发展问题艰难探索的结晶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之路艰难探索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提出、纠正和丰富中国发展的思想。

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将现代化建设“赶超”战略同中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强调发展是实现“赶超”战略的基础。甚至以极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发展不快中国有被开除“球籍”之忧。但是不顾国情的主观热情的发展也有深刻的教训。1956年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发生偏差和失误，主要表现在：一是“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脱离国情，超越阶段，违背规律；二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发展路径出现偏差；三是“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放在第二位，“抓革命、促生产”，经济发展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发生重大失误，不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和“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发展遭受重大挫折。针对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阐发的关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点，是不同于苏联发展模式的中国发展观，其中已经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萌芽。“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一系列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不仅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性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道路和发展的保障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包括：“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发展步骤分三步走，发展的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发展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的保证是党的正确领导。邓小平这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提到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提出发展的新思想：一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与实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相结合，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三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四是推进社会进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这些新思想已经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观点。

进入新世纪，我国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的矛盾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二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严重；三是社会矛盾凸显，冲突纠纷频现；四是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五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六是腐败问题与政治信任危机，影响了政治改革的进程，进而影响经济改革的发展；七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开拓遭遇国际势力的阻力等等。这一系列的发展难题提出了中国如何发展问题的新思考，需要新的思路来破题，需要新的发展观理论的指导。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经验，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提升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理念，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科学发展观。中共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容。中共十八大不仅肯定了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并且把科学发展观提高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高度。中央党校教授庞元正认为“十八大不仅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新定位，而且也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进行了新定位，对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新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新定位就是指“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继承概括的理论结晶，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凸显了发展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指导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过程和目标、工具和目的的统一，用“科学”来修饰“发展”，折射了对“不科学”或者说“不理性”发展的拒斥，而且赋予“科学”（即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视角理解科学）和“发展”十分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2）科学发展观对现代中国发展路向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首要理论特质在于它的科学性。科学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和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何为发展、为何发展、谁来发展、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提出的崭新命题。科学发展观给我们带来了哲学的新语境，启示我们，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主题。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内在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色，契合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要求，成为新时期引领现代中国发展路向的指导方针。

第一，立足中国实际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根据和客观基础就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关于发展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发展同样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发展的思想也早已有之。在最早开辟近代历史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就已经关注到发展的问题，他们提出的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的发展观是最传统的发展观，影响整整两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学科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新的发展战略”等等一系列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成果。影响比较大的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亨廷顿的“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由五大发展目标”等理论，各竞一时之秀。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到来，发展观理论又有新的突破。例如，揭示快速工业化造成“过度的都市化”，从而造成城乡均衡发展紧张局面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增长决定社会发展观的反叛，开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又如，沃乐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困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些发展观理论尽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具有启迪思考的价值，但是那毕竟是他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要求的理论反映，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则坚持中国问题上的发展观念，坚持“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的发展现实。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客观性的体现，也是科学性的基本要义。坚持在中国问题、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来认识中国发展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场，也是包括公共政策领域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其价值旨归而言，扬弃了传统发展观只关注“物”的层面即单向度经济增长的缺陷，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回答了发展为了什么、为谁发展的根本问题。经济发展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其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目的所在。为了人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不同于其他发展观最本质的地方，它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观点的深刻在于：科学发展观解决的发展问题是为了人民。

人的发展需求是多方面的，涵盖人的物质需求、生理心理需求、社会交往需求、文化精神需求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愿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人本性的价值导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即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取向；营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和政策支持系统。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最大程度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人民为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切实践行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第三，注重全面性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摒弃形而上学一维性的发展思路，主张多维性全面性的发展模式。具体到现实，就是不能把经济发展特别是GDP的增长视为发展的唯一标准，而是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要素发展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不能代替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有着互动的联系，社会发展过于滞后的话，也会拖经济的后腿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强调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经济内部发展来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考虑系统内各部门、各要素的合理发展。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合理发展，以及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同等发展。简言之，即必须使经济发展速度与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致起来，推动经济良性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更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的体制和机制的完善。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如，2011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的：“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还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来认识，科学发展是人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全面协同发展系统。在这个全面发展的系统中，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为支持，自然（生态）和谐为条件，形成以人为中心的五大文明系统之间的互动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整体性、联系性、变动性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发展的要求应该体现在政府公共政策的活动中。

第四，尊重规律性的发展观。尊重和把握规律性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属性之一。“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虽然恩格斯指出人活动的目的性是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根本的差别：“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虽然如此，恩格斯仍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有其规律性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迹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最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所谓的规律性就是客观性，就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性。

现代中国发展要遵循发展的规律性，就要摒弃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摒弃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破坏性发展模式，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从中找出中国优质发展、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现代化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坚持用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多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把握全局、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视为强国之路，把社会建设视为和谐之道，按照事物发展规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五，彰显时代性的发展观。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目的是创立社会主义，推进人类合理的发展。但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被简单推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被完全描述成为遵循一条单线的发展图式，这一历史公式的唯一动力则是阶级斗争。于是，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而只研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忽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只讲中央统一计划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一般发展的思想没有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例如，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从属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可以改变环境，进而改变人本身。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指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还有一个无机身体即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与自然条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恩格斯关于不能过度索取自然的观点：“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一观点包含着现代生态的思想。

进入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由于现代化建设而采纳了市场经济机制，并且由于全球化趋势而融入了现代世界发展的轨道。对此，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因为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到来，人类所面临的发展课题已有新的变化。例如，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不再是贫弱，而是过度，人类消费的财富不是匮乏而是浪费，单一的发展还使人类陷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疾病流传的困境。另一方面，富裕的财富却不能达到社会共享，物质的充裕却没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和自由。这种种问题不得不要求重新思考怎么发展的问题，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主题之一。中国发展问题还要面对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断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正是对发展主题的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第六，开放纳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一定是开放的、创新的发展。中国近代历史惨痛的教训令人难忘：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会挨打。现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开放中发展。开放意味着海纳百川、追求先进。现代中国发展必须学习别的国家先进发展经验，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其中包括吸取国外关于发展理论的合理思想。西方发展理论实质性的突破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面临经济危机、城市化、人口、资源等因素所形成的环境压力，对传统直线化、急功近利化发展模式怀疑和批判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和70年代的《增长的极限》是批判传统发展观的代表作，这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前奏。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理论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口、社会、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关系”，这正是当代世界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构成对后代人需求的危害。可持续发展观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提出了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第二，重视时间上的持续性发展；第三，保持空间上的协调性发展；第四，人与人之间平等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史上的思想变革，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不仅涉及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1992年联合国里约会议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我国政府根据联合国的要求在1994年公开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出21世纪行动议程的国家。

国外发展理论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洞察、批判和反思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负面效应的基础上，积极吸纳世界文明发展中合理的现代性成果而提出的科学命题。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关于区域、城乡等方面统筹的理念等等，不仅是中国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借鉴和当下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现实的回应，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的，同样也是属于世界的，至少为世界提供一种特殊的发展理念和范式。虽然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但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基于中国的国情文化而提出来的，因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是富有创新意义的发展观。2．科学发展观实践性问题探讨

科学发展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科学性，二是实践性。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可以理解为这一理论鲜明的实践指向性。这种实践性还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贯彻和落实的每一环节中。科学发展观无论从理论本身的意蕴还是这一理论构架的每一部分，都凸显了实践性。（1）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产物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充满了实践智慧，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实践观点，对我们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蕴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被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的萌芽”的著作中，首次提出实践的观点，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的陈旧观念：“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甚至以实践唯物主义自称，以区别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的观念来自于实践：“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试验中，在劳动中……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列宁在论及实践与意识相关问题时与恩格斯观点高度一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性质。”总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可以说，各种发展观都是源于人类的活动，而且发展观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活动范围拓展的结果，可以把发展观理解为发展实践行为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式固定下来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处在新时期的现代化实践的产物。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理念折射，是行动聚合为观念的产物，它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取向深刻地反作用于人们的行动选择和行为表现之中。发展观源于实践，发展观的演化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和结果。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关键性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新问题：一是二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遇到了发展瓶颈，不仅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而且还要面临可能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威胁；二是城市化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如交通拥挤、PM2.5、流行性疾病等等；三是社会管理矛盾重重，各种危害性事件层出不穷；四是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企图遏止中国崛起的国际势力的围困，也给中国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对改革开放前发展缓慢贫困的反思，使中国人领会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性。但是发展实践的新问题则说明了发展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极具复杂性。盲目的非科学的发展不仅达不到发展的目的，甚至走向发展的反面。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怎样发展？”“怎样才能够更好、更快、更平稳、更健康有序地发展？”“以什么样的理论和观念来指导和统领中国的发展？”这些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新的发展理论给予破解。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思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不足，及时总结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以宽广的理论视野系统阐释了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基本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2）科学发展观充满实践性的要素

科学发展观精炼的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入展开这一观点则可以发现，科学发展观本身充满着实践性的要素。

其一，实践主体明确。“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但应该如何理解“以人为本”？有的人对此进行人本主义的读解，但这样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不可否认，人本主义突出人的重要性有其合理之处，与“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正体现于此。然而，人本主义只是抽象地论证了人的重要性，却没能揭示人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也正是人本主义遭到马克思批判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从人的实践本质来揭示人的价值性。马克思认为，人和实践是不可分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的实践。人具有未完成性，人是通过实践确证人的存在，实现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在于人的实践性。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人，即实践中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正因为人的实践性才铸就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离开人去谈实践会使实践神秘化，离开实践去谈人则会使人抽象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具有实践本质的人，“以人为本”的“本”，是以人的实践本质为根本，以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说到底就是要真正实现人的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即人民群众是发展活动的实践主体。只有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活动的实践主体才是对人的最大尊重，而且只有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其二，实践目的明确。科学发展观解决的发展问题是为了人民，这是“以人为本”的应然之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人的解放历程中，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把人看作目的是首要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时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人”的概念的历史演变，说明了人的历史性和具体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确保对“人民”范围内的所有“普通个人”的人格和权利的充分尊重。它摒弃和超越了过去把人当作手段和工具的所谓“物本主义”价值观，重新把人置于社会主体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

然而，当强调发展目的是为了人的时候，不能把“以人为本”作绝对性的理解，而应当从实践性的视角来理解“以人为本”的深度内涵：第一，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人类在处理同自然的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的根本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求人类在实践中要不断认识、遵循和正确利用自然规律，既积极地改造自然，又不能超过自然条件和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要正确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要走生产、生活发展与生态平衡优质并进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第二，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本。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伟大创造力。第三，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坚持以“每个社会成员”的实践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既要关注群体利益，也不能忽视人的个性发展。要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

其三，实践路径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路径是改革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以来，党中央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治国的战略之一，认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为什么科学发展要依赖改革开放？因为发展与改革不可分离。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可能是一马平川，陈旧的事物、制度、关系、观念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会成为发展的障碍。改革才能打破旧的桎梏，清除积习，打通发展道路。科学发展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如何发现规律，还要依靠改革来探索。虽然改革也会产生痛苦和遗憾，但是我们自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就找到了发展最有效的路径，而且中国30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发展离不开改革的实践，改革是我们这个发展时代最伟大的实践。

开放与改革一样也是现代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闭关锁国已经成为历史，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全球化已经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世界隔绝都是不可想象的。在科学发展视域下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开放互通，更有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开放交流。科学发展观所理解的开放实践不局限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同样适用于国内各项事业、各个领域间的开放交流。例如，政府对社会的开放，使公共政策更加透明化，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来，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交流和沟通。

其四，实践方法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是处理发展关系的中国思维的实践表达。中国现代发展包含着对各种关系的处理，科学合理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是发展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方法涉及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对外、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种利益的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这“四个统筹”不是理论的方法，而是具有鲜明操作性的实践方法。

在人类的实践历程中，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回应了如何在实践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世界的把握过程，宽泛地说就是主体在实践中不断与自然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自然前提，是人类进行实践的场所。实践启示我们，当违背客观规律改造世界时，必定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在人类实践中还关涉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回应了如何把握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维度。人的存在既是个体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人的存在还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人与社会的实践维度上，要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其中公共医疗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矛盾相对突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提出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处理好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人类实践中除了关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还逻辑指向人与自身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回应了如何把握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维度。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根本方法提出的“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要求我们关注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总之，科学发展观从它的发生语境、本质涵义、实践要求等无不凸显了其实践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一种实践精神，它是理论、战略和行动的统一，既是实践的精神产物，又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智慧。（3）科学发展观的使命是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使命主要不在于发现问题，关键在于解决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同时科学发展观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真理性。对此，中央作出重要部署，用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9月—2010年2月）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指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们对科学发展观实践性的自觉认识。理论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的彻底性，也取决于理论被了解和被掌握的程度。因此学习科学发展观、领会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把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从而轻视理论指导的倾向，这是缺乏对科学发展观实践性的正确认识所致。提高对科学发展观实践性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第一，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直面现实中的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取得现代化发展巨大成就的中国究竟存在哪些发展问题？其严重性如何？对此，2011年中央曾在宏观上有一个研判，一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四个考验”指：共产党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四个危险”指：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二是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发展呈现的艰难性。从战略方位看：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战略关键期，一步不慎将会影响发展大局。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转型碰撞期，工业化中后期与城镇化初速期、经济社会转型攻坚期与思想文化碰撞期，人口多、底子薄，面临巨大挑战。从发展环境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世界重塑国际政治格局的特殊敏感期，国际地位上升与打压中国的敌意并存。从发展动力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体制改革红利渐渐消减，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驱动力时期。从发展风险看：我国发展也存在着类似拉美陷阱、东亚困境等发展风险。

三是微观具体指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危机高发期。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在拉大，尚未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尚未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公众幸福感不强。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尖锐。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调整更易引发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导致人民群众政治认同度降低。

第二，实践科学发展观重在行动，解决问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要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上述各种问题与矛盾影响了科学发展，制约了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步伐，需要逐个下大力气整治。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来解决问题。中央提出：“按照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思路不清、发展信心不足、发展方式落后、发展质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按照核心是以人为本的要求，着力解决执政为民意识淡薄，不能深入了解群众愿望、顺应群众要求，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疾苦关注不够，对群众合法权益维护不够，对社会和谐稳定重视不够等问题。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着力解决片面发展、盲目发展、只顾眼前发展等问题，尤其要解决单纯追求速度，不重视调整经济结构，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节能减排，甚至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不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按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要求，着力解决全局意识不强，缺乏战略思维，不能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畅通问题，尤其要解决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不能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问题。”二是根据中央的部署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具体措施。如，针对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必须下降GDP增长速度，改变以GDP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数标准。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除了坚决关停污染企业之外，还要下决心禁止大规模的烟花爆竹的燃放、限制汽车上路的数量、强制绿化与建筑物的比例、增强水体、土壤、山林的监管力度。总之，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必须要有针对性，具体地一项一项落实到位。

第三，实践科学发展观要创新发展模式。破与立是相辅相成的，只破不立等于不破，破旧是为了立新。破旧是痛苦的，立新更是艰难的，但是立新才更体现科学发展的本质。所以要实践科学发展就要排除万难去开拓新的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符合科学发展需要。

第四，在公共政策领域实践科学发展观。无论是破解制约科学发展问题的改革，还是科学发展模式的创新，公共政策都是不能缺位的，事实上，公共政策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领域。公共政策可以支持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可以支持科学发展关系的建立、可以支持科学发展各种要素的合理组配、可以合理调控发展的速度等等。

但是，公共政策在科学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公共政策本身也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政府，应具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与要求。公共政策的价值分配、运作实施，都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理念，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才能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发挥公共政策应有的作用。二、公共政策：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领域

公共政策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领域。公共政策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公共政策直接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是国家政府治国理政的主要工具，公共政策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发展大略的方向，是党科学执政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又是面向社会广大民众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关系到民众的福祉，是党和政府获得群众信任的重要条件。1．公共政策是执政党治国执政方略的直接体现

执政党的执政方略既是静态的理论描述，又是动态的实践过程，是由多重内容构成的不断发展完善的整体。执政方略全面体现了党的宗旨、执政目标、政治智慧和价值诉求，科学制定和正确实施执政方略对党的执政全局具有深刻影响。党的执政方略与公共政策具有深刻的逻辑联系，党的执政方略是公共政策的重要来源，公共政策是党的执政方略的具体体现。（1）作为治国的执政方略

当今时代是政党政治的时代，政党执政是时代趋势，每个执政党都要提出自己的执政方略。执政党提出执政方略通常有两种目的：一是确定执政党执政目标的重点和策略步骤，二是对选民的一种交代和承诺。通览世界上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实行多党制的政治国家里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倾向于稳固政党政权，即以维护执政党的政党利益为主要价值追求，治国成为手段，治国的目的是为了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性质与执政体制有其独特性，不同于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因而党的执政方略也有中国特色。但究竟如何理解我党的执政方略呢，学界多有探讨，各有高见。归纳起来，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一是从整体论上理解执政方略。学者张建德认为，“执政方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执政方略所要表达的是由多重要素有机统一的活的机体。构成执政方略的要素主要包括执政理论、执政基础、执政机制、执政方式以及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学者宁金提出，党的执政方略“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宗旨方略——说明理念，依靠谁，为了谁，服务谁；二是体制方略——说明政党按怎样的基本规则运行公共权力；三是任务方略——说明执政该干什么，怎么去做；四是国家方略——说明如何巩固政权，发展国际关系。”

二是从执政方式角度理解执政方略。有的学者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学者廖巨农提出，“我们党把以德治国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是对我们党执政方略的重大提升。”卢嘉旗认为，“以德治国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完善和发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构成完整意义的党的执政方略。”但也有学者见解殊异，认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方式，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是侧重于从大政方针和策略角度诠释执政方略。王伟光认为，“执政方略就是关于执政的全局性计划和策略，体现了一个政党对执掌政权的宗旨、目的、任务，对实现执政任务的方法、手段、途径，对指导执政实践的理论、纲领、路线的理论思考。”

上述观点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执政方略不乏启示意义。我们认为，执政方略是执政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执政主题、基本路线和执政策略的高度凝练。所谓执政方略，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根据执政集团利益，同时兼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的需要，为实现执政目标需要采取的一系列关系到执政全局、科学谋划的原则、方针和战略策略。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方略服务于党的执政宗旨，着眼于国家发展大业，摒弃单纯执政考虑的思路，注重科学执政和治国理政的有机结合，是为推进执政目标的全面落实和执政使命的有效履行而实施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党的执政方略具有目标战略性、主体人民性、内容全面性、影响长远性等特征。（2）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内容

执政方略作为一种关系全局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体现了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的、价值追求和政治智慧。党的执政方略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党的执政方略也作相应的调整。除了特殊情况，党的执政方略一般通过党的重大代表大会决议来发布。中共十八大报告是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文本。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执政方略，集中体现了党的执政宗旨、执政目标、执政任务、执政方式和执政途径等内容。

第一，执政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秉持执政宗旨，党的战略与策略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同时，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深情，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二，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在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目标下，“基于基本国情的需要，党的战略与策略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执政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党在执政中的战略策略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生产力的发展与改革创新相统一，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和谐，不断和平发展。

第四，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工作的领导中，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而采取的体制、机制、方法、途径和手段的总和。”具体体现为：改革国家治理方式，坚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按照统筹全局、注重协调的原则，促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陈出新，开创执政兴国的新局面。

第五，执政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宪、修宪和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实现领导。通过党的领导和法律制度将党的方针、路线、战略转化为公共政策。通过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方针、路线、战略来推动和完善执政。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来凝聚共识、团结民众，并通过党自身改革与建设（反腐倡廉、组织、思想、作风等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信任来获得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执政的支持。（3）公共政策和执政方略的关系

执政方略是执政党的大政方针与战略策略，公共政策（本书公共政策属狭义概念）属于政府活动的工具手段，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两者关系与科学发展观又是何种联系？

首先，党的执政方略是公共政策的重要来源，公共政策是落实执政方略的体现。党的执政方略体现执政宗旨、执政方向，事关全局，深刻影响我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生活，也深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历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做出基本判断，确定党执政所面临的问题和阶段性任务，据此酝酿和形成党的执政方略。该执政方略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转化为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可见，执政方略不能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它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加以落实和体现。

其次，党的执政方略与公共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追求公共性的价值取向，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坚持将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公共利益体现为党执政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落实于政府的公共政策上，使公共政策在全国各个领域具有普适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将科学发展的理念渗透在执政方略的各个方面，并通过不断的政策协商、政策实验、政策完善等机制和方式，彰显公共政策的人本意蕴，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第三，党的执政方略是否正确合理，要靠实践来检验，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来检验。按照政治系统论的观点，任何政治系统都是“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循环往复的过程。政党在政治系统中，通过政府活动，以公共政策作为主要工具，实现政治系统的运转，全面落实党的执政方略。党的执政方略吸纳了公众的要求，并以党的路线方针形式转化为公共政策。公众通过公共政策来认识执政方略，通过公共政策落实的效果来评价执政方略，并据此决定对执政方略的态度，表达对执政方略拥护或者反对、信任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略能否深入人心，赢得公众的拥护和认可，最终是由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来检验的。（4）正确处理公共政策和执政方略关系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制定、正确实施和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略对于党的执政全局有重要影响。党的执政方略是执政智慧中总揽全局的部分，是党的执政理念的直观反映和体现，直接决定党的执政行为和执政实践，从而决定着党的执政地位能否长期保持和巩固。为促进公共政策更好地体现党的治国执政方略，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一是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执政党必须充分反映和尊重社会公意，以公共价值为导向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经过合法程序把执政党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实现党对国家、社会治理的领导。因此，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执政方略，公共政策要充分体现党的执政意图、大政方针和策略目标，促进执政方略的更好实现。

二是搞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要重视公民参与，坚持群众路线，在政策的公共性上吸引不同利益阶层的协商与合作，以公共政策的包容性构建社会秩序，实现合理的博弈、合作和善治。其次，政府要明确权力运行的公共性界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建立底线规则，维持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政治秩序。再次，为了预防政府政策失败或政策失误给社会带来的损害，社会公众应当加强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推动政府规范自身的活动范围，彰显执政方略和公共政策的人本意蕴，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三是执政方略和公共政策的优化。中国共产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实现科学治国的目标，首要的一条就是建立科学正确的执政方略。中国共产党要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任务，不断研究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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