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才全球战略与人才发展新格局：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振等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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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才全球战略与人才发展新格局：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试读：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上海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和要求。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更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一项重大战略定位和部署。

根据韩正书记要求上海社会科学院开展相关研究、提出对策建言的指示，在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上海）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合作，由王战院长、翁史烈院士、杨胜利院士担任课题组长，王振副院长、石良平所长、孙福庆所长担任副组长，并成立了总报告组和5个子课题组。5个子课题分别为：

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目标研究；“十三五”期间重大工程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议；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瓶颈问题及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与软环境研究；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战略和政策创新研究。

人才子课题组由王振研究员担任组长，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和信息所海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组成研究团队，他们是汪怿、高子平、佘凌、陈国政、赵克、张涛、张宏胜。研究工作从2014年8月底开始，着重开展上海人才发展新战略新对策研究和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2015年1月底完成总报告，3月底完成10个典型案例报告。在这个课题研究中，我们提出，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实现人才战略的转型升级，这就是要构建人才全球战略，构建人才发展新格局。

本书选用了中国人事科学院孙锐关于中关村的战略研究报告，还选用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评价工作研究》（组长王振，浦东干部学院世界银行项目子课题）的案例研究成果。

感谢王战院长、翁史烈院士、杨胜利院士对本课题研究的指导，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办公室对课题研究的支持。

上海：构建人才全球战略与人才发展新格局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战略，更是上海即将基本建成“四个中心”之后又将全力推进的中长期发展新战略。人才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和基础。在新的战略构架下，上海的人才战略及其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战略上要完成升级，战术上要突出主线，政策上要更加积极，努力造就全球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为国家战略和城市愿景奠定坚实的人才资源保障。本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2014年重大课题《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研究》的人才子课题总报告部分，共分五个部分：一是上海人才战略新背景；二是全球人才战略的内涵；三是需要破解的瓶颈问题；四是关于构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五是关于创新人才政策的若干建议。

一、人才战略新背景：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相匹配的重大战略抉择，是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构建城市核心竞争力相匹配的重大战略抉择。其中全球影响力是关键词，其对人才的需求也将上升到全球影响力的战略高度。全球影响力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在全球前沿科技、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上形成全球影响力。要成为全球领先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中心，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研发集聚中心，从而在科技创新上具备影响全球的能力。因此上海必须加快战略布局，依托自主创新力量，组织开展未来20～30年可能影响全球科技革命进程的前沿科技和关键技术，从追赶走向领先，甚至引领。这也要求上海在培育和壮大自主创新力量上必须确立全球一流的标杆，努力建设若干全球一流的大学、研究所、研发中心，造就世界级的实验室；建设一支全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更好地承担起科技创新的战略任务。

二是在全球前沿科技带动产业变革、驱动经济发展上形成全球影响力。要成为高科技先锋企业的全球性集聚中心、科技创新成果的全球性转化中心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中心，从而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成为全球重要的策源地。因此上海必须构建全球领先的营商环境和孵化基地，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吸引海内外的科技创新成果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进行孵化，率先实现产业化。这也要求上海必须培育和集聚两大企业群体，即全球技术领先、具有集成创新能力的高科技先锋企业群体，以及充满创新活力、谋求快速成长的中小微企业庞大群体。同时要培养造就3支极其重要的人才队伍，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家队伍、成千上万的创业者队伍和辅助创新创业的投资家队伍。

三是在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配置上形成全球影响力。要构建服务全球的股权交易市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和技术交易市场，成为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性配置中心，对全球的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形成影响力和调控力，造就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因此上海必须放眼全球、接轨国际，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一批创新资源的全球性市场平台和全球网络体系，培育一批立足上海、全球布局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快形成全球配置能力。这也要求上海必须积极培育和造就一支国际化、高端化的专业服务人才队伍，更好地服务于创新资源的引进来、走出去，更好地服务于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动。

二、构建人才新战略：人才全球战略

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新的战略坐标下，要更加重视人才的第一资源作用，大力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为上海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人才资源基础。要积极推进战略层面的升级，对应新的战略坐标，从支撑“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际人才高地战略基础上，谋划支撑全(1)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新战略。

我们这里特提出“人才全球战略”的新战略思路。这一战略的内涵可概括为：紧紧把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战略部署，牢牢服务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和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大局，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进一步优先保障人才发展，积极实施全球一流、全球引进、全球配置、全球接轨的人才全球战略。（一）造就全球一流人才

拥有一支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队伍，是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标志和基础。这支队伍，由全球一流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创意家组成，是上海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最短缺的人才资源，或者可以说是当前上海发展中的一个短腿。要坚持高端引领的战略导向，坚持长期不懈地引进和培养，努力造就达到全球一流水平的科学家队伍和创意家队伍，努力造就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家队伍和投资家队伍。

培养造就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队伍，关键是要培育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集聚平台或载体，包括世界级的大学、实验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先锋企业、投资机构、创意机构、国际机构等。要特别重视建设五类高端载体：一是建设若干能在全球排名进入前50位甚至前20位的一流大学，以及建设若干个世界级实验室；二是集聚一批全球布局的跨国公司和高科技先锋企业，尤其要造就若干代表中国，从上海出发的国家企业；三是集聚一批立足上海，面向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四是集聚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艺术团体、艺术博物馆和创意设计机构；五是集聚一批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性机构。

上海拥有建设全球一流机构的有利条件。除了中国不断壮大这一客观条件外，上海这座城市，是中国工业、商业的发源地和集聚地，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拥有综合性的产业配套力和优势。到2020年，在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后，这种综合优势将更加突出，将为建设全球一流的人才集聚平台提供充分的物质保证和配套空间。同时，上海又与多数的国际大都市有所不同，它更类似于纽约州、东京都市圈，有6400多平方公里的都市圈空间，可以承载3000万左右的人口，其人才的高集聚，加上社会需求的大空间、文化交流的高频率，这些也可以成为上海集聚全球一流机构的有利条件。（二）引进全球各类人才

按照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定位，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大力提升集聚全球一流高端人才的竞争力，也要大力提升集聚全球各类人才前来上海创新创业的吸引力，前者为引领，后者为支撑，两支队伍同等重要。

要更加积极地实施高端人才全球引进战略。缺乏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集聚平台，以及缺乏高端人才培养能力，是上海人才队伍建设多年来仍未解决的重大瓶颈问题。只有拥有全球一流的机构、全球一流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才能培养出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同时也只有拥有了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才能造就全球一流的机构，两者相辅相成。必须客观承认，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实验室、高科技企业，以及科学家、企业家仍然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这种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因此，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坚持高端引进的主导思想，以更大的开放度和政策竞争力从发达国家物色和引进最急需的高端人才，并以引进为发动机，带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开放，带动高端人才集聚平台的活力释放和影响提升，带动上海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和高端化发展。要动员和支持上海的大学、科研机构、大企业积极搭建国际接轨的引进平台，提出引进清单，专门瞄准全球一流人才集中的大学、科研机构、跨国公司，通过全面引进、柔性引进或在发达国家设置分支机构等形式，想方设法引进和使用好全球一流人才。

同时还要积极实施海纳百川战略。既要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各类人才，也要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各类人才，海纳五湖四海人才；既要从全球各地大力引进各个层次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也要从全球各地积极引进从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风险投资、法律服务、专业咨询、文化创意等方面的各类专业人才，形成综合配套的活跃格局。特别在“一带一路”这一重大的国家战略部署下，上海更要在人才战略上形成新的战术部署，既要主动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更多的学生到上海留学深造，还要有计划地选送中国学生到这些沿线国家留学深造，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更好实施积极提供人才保障。上海要敞开大门，全面开放，努力造就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和魅力，为全球各类人才到上海发展创造更多的事业机会和更强的包容文化，努力成为全球各类人才最向往的全球城市。（三）培育全球配置功能

全球配置，就是要构建发自上海的全球人才配置体系。这个体系，要具备两大功能：一是集聚功能，配合上海及周边地区企业、机构的海外人才需要，建设全球人才信息和引进网络，形成全球性的人才集聚中心。这个中心，有的以上海为配置主体，主要服务于本土的企业和机构。有的以海外的跨国公司为配置主体，借助其总部的全球配置网络，服务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二是调配功能。配合中国经济全面走出去战略，配套本土跨国公司跨国布局需要，从上海出发，对人才实施全球范围的调配。这种调配，有的要从上海或中国外派国际化人才到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工作。有的按照上海总部的战略和计划为其布局在全球的分支机构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招聘和配置。

我们特别强调“全球调配功能”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的重要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面向全球、辐射全球的中心，不仅各类大学、科研院所、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都要有很高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建有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而且还要有一批机构走向全球，在一些国家和城市设立国际分支机构，服务于其全球化战略。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由中国本土企业主导的跨国投资、跨国采购、跨国生产、跨国研发等将越来越多，成为常态，这就同步要求上海的人才配置功能必须从目前的集聚为主，转向集聚与调配双功能并行，加快培育和增强全球调配功能，把国内人才调配到海外，还有从海外完成人才调配。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从海外引进最需要的高端人才，遇到地域文化、城市依恋、生活习惯、家庭照应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与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有着根本性区别，因此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为克服这些引才制约，主动采取海外合作、海外设立机构的做法以引进和使用急需的高端人才。上海要成为本土跨国公司最集聚的城市，具备全球性的人才调配功能是基础，也是前提。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土机构将去海外直接设立分支机构，为配合企业的跨国战略，会有越来越多的辅助机构，包括咨询机构、智库机构等跟船出海，这样将在海外形成一个快速成长的人才需求以及同样的人才本地化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全球调配功能建设。

全球配置，还要着力构建一些功能性的载体或平台。主要包括：一是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建立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市场载体设施，构建全球发布的信息系统，为各类机构提供面向全球、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人才招募、人力资源管理等服务；二是全球性人力资源专业公司。既要引进人力资源跨国公司，更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本土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要与本土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保持同步、紧密配套，促进本土人力资源大公司走向全球，在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总部基地；三是全球性的人才数据库。依托人力资源跨国公司的力量和网络，建设全球人才数据库，为国内外的企业提供更加丰富、全面的全球各地各类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大数据服务。（四）接轨全球创新环境

要吸引全球各类人才加入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行动中来，构建与全球接轨的创新创业环境或生态系统是前提和基础。因为创新总是在竞争中出现，创新的竞争归结到根本就是创新环境的竞争。当前的上海在创新创业环境与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城市与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在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着诸多尚未接轨、未能融入的地方，如果不能加快接轨、缩小差距，上海就不可能吸引全球人才，更有可能失去追赶的机会。比如创新激励不能与全球接轨，就难以形成全球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知识产权保护不能与全球接轨，就难以集聚全球的创新资源；大学和科研院所开放精神不能与全球接轨，就难以成为全球一流人才的集聚平台，也难以成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对来自海内外的各类人才缺乏文化包容，就难以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对青年人才缺乏宜居宜业的低成本支撑，就难以汇聚创新创业大军。

全球接轨，就是要与全球最先进的创新创业环境接轨。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是，开放自己、主动接轨，开放中学习、开放中引进、开放中超越。开放倒逼解放思想，要敢于学习和引进；开放倒逼改革，要加快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全球接轨的另一层特殊含义是，既然接轨，就要不折不扣、认认真真。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激情，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我们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还有诸多不足，学习先进经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对上轨道，大胆学习、大胆借鉴，才能释放全球接轨的能量。比如对于硅谷的成功，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总结，已经得到了全球各地的高度认同和学习借鉴，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全球认同的创新规则，虽然我们难以学到所有，也有一些因土壤不同而不可能全面复制，但只要有利于创新创业，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就要努力学习和借鉴，比如对创新的激励、对创新的保护、对风险投资的支持、对人才的评价、对多元文化的认同，等等。

全球接轨，重点要在五个方面推进：一是创新创业人才激励的接轨。充分认可人才的创新创业价值，对人才的创造发明有充分的激励，对人才的创业活动有充分的保障；二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接轨。建设开放型、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创业型人才。要特别重视理工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三是风险投资机制的接轨。集聚创业资本，造就风险投资成长的土壤，发挥风险投资家和种子投资家的引领和助推作用；四是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接轨。有与大学、研究院所紧密结合的平台型公共服务体系，更有发达的法律、咨询、人力资源等的商业性社会服务体系；五是创新创业文化的接轨。就是要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化氛围。特别要宽容流动，支持青年人才向往更有前景的职业。包容失败，为失败者继续提供新的创新机会。

三、把握战略转型中的瓶颈问题

构建人才全球战略，是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项重要子战略，是国际人才高地战略的重要转型升级。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认识战略转型中的各种瓶颈问题，以更加积极的改革创新举措着力破解各种不利于人才创新创业，不利于更好地实施人才全球战略的瓶颈障碍，努力开创上海人才发展的全新格局。要特别把握以下五个方面的瓶颈问题。（一）思想认识瓶颈

当前的上海，成绩显著但又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其中小富即安、墨守成规，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特别是面对重大战略和重大改革，必然存在思想认识跟不上新形势的问题，甚至存在反对、阻碍新生事物，生搬硬套现有条条框框的问题。认识决定行动。当前主要存在三个层面的思想认识瓶颈：

1．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没有真正入脑、入心、落实到行动

现在都认可人才是上海发展最重要的第一资源、战略资源，但实际认识尤其是工作部署，仍然是“见物不见人”，抓“工程建设”、“招商引资”硬，抓“人才开发”、“引才引智”软，人才投入上不去，人才政策原地踏步走。政府工作报告也好，重要部门的行动计划也好，人才工作不仅排不上位，即使有些笔墨，也是虚的多实的少。很多部门设立的人才工程项目，重在评奖、推领军，重在立项目、下资金，系统布局的很少。

2．对人才工作的认识，经常等同于人才项目

现在承担人才工作的，除了组织部的人才工作处（科）外，其他都是干部人事部门兼顾人才工作，但与干部工作相比，人才工作相对单薄，而且较多集中于抓几个人才项目。人才工作部门很重视具体的人才项目，这样工作就有了抓手、有了权威，但对人才项目的操作，绝大多数是供给导向方式，仍然沿用行政手段选一批人、资助一批人，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了了之的，甚至还催生了一些有荣誉无创新的所谓高层次人才。对于最重要的改善人才发展综合环境，或者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较多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攻坚克难的较少，部门协同推进的也较少。

3．对人才战略的认识，没有紧跟甚至超前全球化进程，对全球性战略，不敢想，也不知如何做

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已成为全球排在第二的最大经济体，但对于科技创新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普遍缺乏自信，而对于培育全球顶尖大学、造就诺贝尔奖科学家、建成全球高端人才配置中心，等等，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不够现实、过于遥远，也就缺少从当下开始的坚定恒心与长期努力。（二）人才队伍结构性瓶颈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各类人才的支撑，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也是上海目前来看最为稀缺和不足的，是企业家人才、科学家人才、科技创业人才和风险投资人才四类人才。这也带来了四大结构性瓶颈问题：

1．缺乏面向全球、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企业家人才

未来的发展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坚定创新，还要引领创新，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创新资源，付诸创新计划。但上海的企业家队伍存在一些明显的结构性弱点，如大企业的企业家多数属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家力量较弱；又如愿意扎根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人才这些年流失比较严重，或者转做房地产，或者很容易被周边地区吸走；至于能够走出国门谋篇全球发展的企业家更是凤毛麟角。只有企业家队伍强大了，上海才能把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变为现实。

2．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引领科技创新前沿的科学家人才

由于上海目前的创新平台级别不够高、管理体制不够活、创新氛围不够浓，在引进海外顶尖科学家方面仍然缺少竞争力。即使上海拥有的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全国排名第二，但其中能够真正进入全球前列的科学家屈指可数。上海企业层面的研究院或研发中心，较多为国企和外资企业建立，自主前沿的创新研发较少，也没有建立储备科学家的体制机制。而深圳的华为、光启、华大等高科技民营企业，都已吸收到若干位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加盟，华为更是积极实施战略科学家计划。

3．缺乏掌握最新科技知识、怀揣创新创业梦想的科技创业人才规模化群体

从硅谷、深圳的成功经验来看，它们都形成了规模化集聚的创客簇群，这是一批受过理工科学历教育，很多都有高科技企业从业经验的科技人才，他们为追求创新创业而来到一个城市、一个园区，甚至环绕一所大学、一家高科技先锋大企业形成集聚。这样的创客簇群在上海的张江、杨浦等已有雏形，但影响力还不大，与深圳、北京比已有差距。有三个促进创客簇群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即可以释放众多创业机会的创新源，保障创新创业低成本进行的商务成本条件，以及满足创新创业活动需要的产业链配套条件。上海在前两个因素上存在明显制约，创新源不强、不活，商务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吸引力下降。

4．缺乏能够调配资源、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风险投资人才

现在对风险投资在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有了积极的认识，从市到区县层面也在通过发展科技金融来吸引风险投资的集聚，但目前存在风险投资人才严重不足、对风险投资的政策不够灵活，以及风险投资退出通道不够畅通三大制约。其中既能调配资源又具丰富行业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人，最为稀缺。以往对这类人才我们不够重视，基本没有专门的人才政策或举措进行引进和培养，而且即使现在已经集聚了一些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人，但其中的相当部分或者只在寻找有上市机会的成熟项目，或者在全国各地寻找投资项目，并没有在上海的创业发展中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三）创新创业生态链瓶颈

对于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动，政策固然重要，但更为基本和重要的，是创新创业生态链或生态系统，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人才发展综合环境。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人才来说，他们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链才能确保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动可以生存下来、延续下去，可以充满着成功的预期激励他们不断努力、不怕失败。放在全球背景下比较，上海的创新创业生态链在三个环节上瓶颈制约非常突出，如果不能予以重点破解，就很难保证人才新战略的实施效果，更难以加快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过早面临的高商务成本成为成长中的致命制约

上海商务成本的不断走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高企的商务成本对于创新创业是一大致命伤。比如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价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郊区的房价也因轨道交通建设而上升很快，明显超过了周边的一些城市。如果考虑到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趋势，以及我们对土地财政、房地产市场的路径依赖短期内又难以改变，这一块的商务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另外上海的薪酬成本上升很快，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而且也因人民币升值，与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越来越接近。在一个全球竞争性的科技创新氛围中，一方面，我们的创新创业环境总体来说没有人家理想，特别是雾霾、食品安全等因素已经明显影响到上海引才聚才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生活便利等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的房价、薪酬却已提前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并要着力解决的瓶颈问题。当然，要全面降低商务成本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政策打造一些特殊的商务成本洼地。

2．庞大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群体在事业单位框架制约下未能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策源地

当今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中，其早期都有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策源地身影。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硅谷成功的“触酶”，引发了创新创业的分子裂解，释放了巨大的创新创业能量。中关村的成功，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能量释放功不可没。深圳的成功，也是从体制内走出的一批创新创业者借助特区环境造就了一批立足自主创新的高科技领先企业，而且全国一些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深圳设立的分校、分院，以及香港的大学力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反观上海，就一个同济大学在其周围形成了环同济经济圈，但这个经济圈是以规划、设计为主的，其他大学和科研院所，多数建有科技园区，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深圳，不少全国著名大学南下建立了分校，但其中竟然看不到一所上海著名大学的影子。上海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有能量，而且政府对其投入一直很积极，但能量就是释放不出，原因何在？是行政化太强，市场化太弱，校长、院长、所长们更关心行政级别，更重视内部平稳，更用心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得经费；是政府部门不能解放自己，还在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分配资源，激励那些论文、获奖导向的所谓创新；是政府部门还在用管理执法类公益机构的方式方法管理大学和科研院所、管理教师和科研人员，规范化管理的条条杠杠越来越多，不允许在职人员在职创业，不允许自行转移创新成果，不敢把知识产权收益大头分配给相关人员。这样的背景下能量如何释放？但如果大学和科研院所不能成为重要的创新创业策源地，上海就少了吸引海内外人才前来创新创业的竞争砝码。

3．白领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外来人才的冒险精神也会被弱化

上海曾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拿今天的话讲，就是各路人才近悦远来的创新创业之地。但曾经的那种冒险精神在今天的上海可能不再常见，相反我们一直在自问：为什么上海本地籍人士少有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马云到了上海又回到了杭州创业，为什么那些来上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比较愿意交出自己的企业被收购兼并？其背后是地域性文化因素影响，这就是大家都已承认的白领文化，就是工作细致、讲究程序、追求安稳、小富即安。这种文化有其优点，但少了冒险、少了激情，不利于创新创业。而且我们发现白领文化不仅主导着本地籍的上海人，也在影响着新一代的上海人。比如去深圳工作的青年人才，很多人身上都有那种华为公司倡导的狼性精神，拼搏工作，也可以根据公司安排冲向全国各地开辟市场；而来上海工作的青年人才，更多的是在努力谋取上海户籍，然后就是安家上海、小康生活，常听到一些企业人事经理抱怨说派上海员工到外地工作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四）人才政策创新力瓶颈

推进人才全球战略，必须遵循人才创新创业规律，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政策做法，实施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特别是，我们是在体制机制转型过程中实施追赶型战略，一方面，为了缩小差距实现赶超，必须创新人才政策，加快与国际接轨，甚至必须采取政策聚焦，努力创造赶超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突破传统体制机制制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渐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过程，为此只能由点到面，先在某些特定区域进行试验，在某一阶段内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就如早期的特区政策、现在的自贸区政策等。对于上海来说，创新人才政策既有来自国家层面的制约，也有地方自身层面的制约。

1．国家层面对地方创新人才政策的制度性制约

上海承担了国家多项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实践，包括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浦东新区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张江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还有司法体制改革、文化综合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基本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授权范围内进行，而且必须遵循现有法律规定，但上海要改革开放先行，就必须突破现有的一些政策法规框框，就必须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特殊授权，这是一项艰难的部市协调工作。比如对海外人才的永久居留政策、技术移民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税收政策等，地方基本没有相对独立的权限；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人才留职创业、分享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减免股权分红所得税，等等，地方也没有多大放权的空间；对于引进全球著名大学、国际机构这样一些高端人才集聚平台，更是限制多多。

2．地方层面对创新人才政策的旧框框制约

有些政策，特别是降低人才创新创业门槛、改善人才公共服务的政策，地方有较大的自主创新空间，但实际推进总会遇到各种旧框框的制约。如同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其中地方有很大自主创新空间的，就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从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监管转变到事中事后的日常营运监管，要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复制这些经验，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有力的行动，因为这不仅涉及观念、机构、流程再造和具体操作规章等众多方面，更涉及长期形成的政府管理方式和利益格局旧框框，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来自地方层面的旧框框制约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管理代替服务。习惯于申请审批、资格认定、评奖立项，比如申请人才居住证和户籍、高科技企业认定、人才评价等。甚至一些公共服务机构也要争取一些审批权、资源分配权来提升所谓的权威性；第二类是习惯于严格的事前监管而轻视更为重要的事中事后监管。比如对人才市场机构的监管、对科技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专业服务机构的监管等，这些事前监管很多变成了行政管制，变成了行业门槛；第三类是审批权限和公共资源配置较多集中在市级部门，放权不够，区县自主空间受到较大制约。如郊区的区县行政级别与周边的苏州、嘉兴同级，但拥有的自主权和公共资源配置实力却还不如周边的昆山、嘉善等县级市。（五）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瓶颈

实施人才全球战略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2012年），对于健全党管人才领导体制提出了“五位一体”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即加强党委统一领导，发挥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作用，促进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对于进一步健全党管人才运行机制提出了“四大”工作机制，即科学决策机制、分工协作机制、沟通交流机制、督促落实机制。从当前上海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来看，存在两方面的瓶颈：

1．党委及组织部门抓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还不够强大

在党委主抓的各项重点战略性工作中，人才工作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组织部门的干部、党建、人才三驾马车中，干部分量最重，党建长期在抓，人才最难牵头抓总，因为在领导体制上还不能全面支撑人才工作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人才工作与干部、党建工作不同，覆盖了全社会，更需要宣传、统战、人社、科技、教育、计卫、财政、发改委、公安、民政等政府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更需要赋予组织部门更强的组织领导力保障。但在原人事局和劳动局合并为人社局后，分管科教文卫干部与人才工作的副部长不再兼任人保局局长，也不再兼任编办常务副主任，这样必然弱化人才工作的实际领导力。另外，人才工作处（人才办）在组织部门各个处室中分量相对较轻，也一直没有予以干部高配（副局），对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多少是有影响的。在一个强政府的模式框架下，只有领导体制力强，还有领导配强，才能有更强的牵头抓总能力，才能更加有力地推进一些攻坚克难工作。

2．各个部门抓人才工作的推进机制还不够健全

对于需要中长期实施的人才全球战略，更要建立健全“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予以保障。但现在这套机制还不够有效。在科学决策机制方面，有形式内容缺实质突破，专家参与度不高，相关部门征询意见大多是要求列入有利的、好做的，去掉放权的、难做的。经常看到制定的人才规划有战略少战术、有任务少要求，提出的年度人才工作有方向无具体。在分工协作机制方面，形成合力至今仍是一个大难题，人才开发分属不同政府部门，各个部门尤其是一把手对人才工作的认识不同、摆放位置不同，以及对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的认同不同，就有不一样的协作态度和做法，特别在放权和资源配置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条块分割”现象。有些部门政策是积极的，资源配置是滞后的；有的部门守旧动作慢，资源配置过于固化。在沟通交流机制方面，现在论坛、会议减少了，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减少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交流；再是至今还未健全人才统计制度和信息发布机制，对体制外的人才队伍状况了解不准、不及时。在督促落实机制方面，多数部门和区县没有建立人才工作责任考核制，就是建立了也多数流于形式；对人才发展规划、人才政策、人才工程和项目等试行的事中事后评估，也只是有关部门主导下的评估，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机制。

四、构建更加积极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我们特别强调，实施人才新战略首先要转变政府的战略实施模式，从过去一个个具体项目、人物的支持扶持，转变到构建良好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六大元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集群发展的高科技先锋企业、开放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集聚的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专业服务的孵化器、多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着眼于“十三五”的战略行动部署，应该在建设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方面采取六个方面的相应措施：（一）着力提升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

一般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自然能够成为人才最向往的地方。但放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今天上海的生活环境与其他全球城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即使放在国内视野，与北京、深圳相比，上海也有短腿的一面。在高铁和城际铁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长三角城市群边界扩大，融为一体，周边城市与上海的差距更快缩小，而诸如生态环境和生活成本优势更加胜出，无疑会对上海吸引和留住人才带来新的挑战。所以我们特把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列为上海构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第一要素，而且需要积极作为、长期努力。

1．着力降低居住成本

在房价高企之下，要确保宜居宜业，必须把稳定和降低房价及居住成本作为当前最需努力的举措。要尊重市场之手，同时也要发挥政府之手的作用，实施差别化的空间政策，对中心城区或重要商住圈，坚持市场导向，充分体现开发价值；对高科技园区、高校周边、郊区开发区区域，要通过减免或返回土地出让金、降低开发商税负、提供政府贴息贷款等特殊措施切实降低住房建造成本，并明确这类住房的专用导向。另外可以借鉴新加坡做法，以区县和园区为主体，形成一批政府公共租赁房，以低于市场的租赁价供年轻的创新创业者居住。目前不少园区有建造低房价或低租金人才公寓的积极性，但苦于土地开发投入难以平衡，所以需要市级层面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2．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也是人才选择创新创业和居留地的重要因子，特别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突飞猛进的今天，信息渠道更加宽广、畅通，交易手段更加虚拟、网络，原来只有特大城市所特有的集聚创新资源传统优势正在受到极大挑战，甚至已经出现一些弱化的迹象。同时，特大城市还因人口、产业、交通的过度集中正面临更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也在弱化其集聚创新资源的优势。必须把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上海作为上海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和竞争优势，坚持全球城市的环保标准，坚决淘汰低于标准的产业项目和各类交通工具，统筹推进全市域的农业生态园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绿色廊道、城市公园的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治理，精心设计和整治郊区村庄，让上海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城市品质。

3．着力提升生活便捷度

专门研究创新人才的美国学者佛罗里达认为，创新人才喜欢的居住地不一定是有大机场、大超市的地方，而是文化氛围良好、具有波希米亚情调、便于生活的地方。今后科技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和创新创业人才的集聚地都将布局在郊区，但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的生活便捷度和城市品质仍有较大差距，所以在全球城市的战略框架中，要更加重视郊区新城、新市镇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深度城市化，同时更要精心规划和建设，打造一批更加宜居宜业、更具城市魅力的中小城市。（二）打造高科技先锋企业集群

高科技先锋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的创新者、领先者，有的已经成长壮大为行业领军者，有的专注于某一专业技术领域并具有竞争力。往往高科技先锋企业都以区域集群的模式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还有深圳等。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定深圳是我国最具创新活力和创新驱动发展最成功的城市，其中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它因特区政策和宽松环境而吸引了一大批创新创业者，造就了华为、腾讯、中兴、华大基因、光启等一批成功的高科技先锋企业，集聚了更多正在创新创业中的高科技先锋小微企业，形成了开放、多元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不仅可以为人才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而且可以形成更强更广的人才集聚效应，造就创新创业文化，激发创新创业热情。所以上海必须在打造高科技先锋企业集群上有更加积极的举措。

1．进一步扩大张江、杨浦、漕河泾、紫竹等国家级高科技园区的承载空间

这些国家级园区已经集聚了一批高科技先锋企业，但距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链集群，仍有不小差距，如缺少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先锋企业，缺少一批拥有自主技术且技术领先的中小企业。为此要为培育和引进这样一批高科技先锋企业提供最基本的承载空间。在建设用地零增长的现实下，要实施战略聚焦，一方面通过政策措施聚焦倒逼这些园区进一步优化结构、腾笼换鸟；另一方面通过全市的建设用地资源合理配置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优先保证这些国家级园区空间拓展。我们建议把闵行的大紫竹地区作为重点予以空间拓展，因为这里有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所名校，还有上海最重要的先进制造基地，特别还有18平方公里正在实施整体改造的吴泾老工业基地。如果在城市功能、交通配置、环境治理等方面提供重点支持，大紫竹地区可以在集聚高科技先锋企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进一步推进张江、杨浦、漕河泾、紫竹等国家级高科技园区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

必须解放思想，敢于学习、敢于实践，学硅谷、学中关村、学深圳，只要有利于高科技先锋企业成长、有利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和发挥作用，都可以学习和借鉴，甚至可以拿来主义，不能用一句“我们学不来、学不像”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我们建议可在这4个国家级高科技园区创建战略特区，把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嫁接过来，把中关村、深圳的成功做法和正在探索的创新实践嫁接过来，把硅谷的模式、机制、文化等嫁接过来。

3．着力培育或引进高科技先锋企业集群的领头羊

杭州的阿里巴巴带来了杭州和周边地区的信息经济发展。深圳的华为、中兴、腾讯带动了深圳的信息经济发展。相比而言，上海的大企业，以传统行业的国企和加工组装型外资企业为主，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领域缺少民营的领头羊企业。要把民营高科技企业作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主体力量，一方面要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低商务成本条件，让民营高科技中小企业更好成长；另一方面要关注民营高科技先锋企业苗子，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定向培育、定向引进，培育出若干有影响力的集群领头羊。

4．加快推进郊区工业开发区向高科技园区的转型升级

现在产业用地较多集中在郊区的各个工业开发区，但有较多工业开发区现在集聚的产业项目层次并不高，有相当数量的项目用地多、效益差，属于淘汰、转移的项目。要围绕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战略，对郊区各工业开发区进行重新定位，重点是向高科技园区转型升级，通过一些特殊政策手段倒逼园区腾笼换鸟，通过与国家级高科技园、大学和高科技大企业的合作，多建设一批高科技分园。（三）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全面开放

谈到硅谷的成功，必然要谈到斯坦福大学的贡献，这所大学不仅为硅谷企业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员工，并为现有员工提供再教育机会，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创办了很多高科技企业，被称为斯坦福创业企业，这批由斯坦福大学人员和技术开办的企业，其收入占硅谷(2)经济收入的比重高达50％～60％。我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建在台湾“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周边，而且还专业配套建设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著名的台积电集团，其最早的技术和人员都来自该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所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和开放对于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于人才的创新创业，是极其重要的。但上海的这支重要力量绝大多数属于事业单位，按照目前的体制机制，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所以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内在活力。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试点任务，对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四个方面先行推进改革：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激活内在动力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淡化行政级别，引入市场机制，完善评估导向，促使大学和科研院所更多地面向市场和社会实际需要，建设开放型、国际化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方面，要加大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溢出方面的考量力度，并与财政资金的预算分配挂钩，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筹集发展资金。特别在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考评等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用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智力资本支出。

2．深化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

可以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做法，允许和鼓励科研人员把在大学、科研院所获得的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所获知识产权收益，多数归参与科技创新的科研人员及其团队，包括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团队负责人；在大学和科研院所设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配置更多的专业人员，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转让，并更好地引导科技创新与社会需求的对接。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入股获取发展资金，并增强这部分资金使用的分配自主权。

3．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调动各类人员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尤其要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促使所有的基层单位开放，包括学院、研究所、研究室等，岗位公开招聘、人员无障碍流动、薪酬市场接轨、创新权益充分保障。应允许和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业期间保留其原有身份和待遇；允许和鼓励科研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在职创业，或到企业兼职，并可获得相应的个人收入或股份。

4．深化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建设，促进校区与园区的紧密结合

现在多数高校都在郊区设立了新校区，而且校区空间面积都比较空余，对此可以在规划上作一些新的突破，除了在校区周围再配置一些创业空间外，还可在现有校区内开辟创业楼宇。比如位于紫竹的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面积都很大，完全可以腾出一些面积建科技园区，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校园设施，也可以建成紧凑型校园。一些高校在市区的原校区现在的利用率普遍不高，也可以考虑辟出一些空间建创业楼宇。（四）大力集聚和壮大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

集聚和壮大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是促进创业的重要基础，这也得到政府、企业和学界的高度认同。风险资本是主要投资于高科技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的资本，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由专家管理；二是拥有股权式金融工具；三是专注于新兴的公司，而且往往是那些尚未盈利、尚未销售产品甚至还没有开发出产品但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风险投资家被称为创业者的教练，可以推动并引导创业者走向成功之路。上海要充分发挥“四个中心”的功能优势，在引进和集聚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方面争取更多突破，同时也为提高全球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力和配置力奠定更好的基础。

1．构建更加积极的创业投资政策和法规体系

与美国相比，我们的风险投资还刚刚起步，现在一些发展成功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更多依赖于国外的风险投资。要学习和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积极为风险资本行业的成长创造条件。比如必须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立更加有利于各种类型创业投资机构发展，更加有利于创业（风险）资本基金成长，更加有利于社会资金投向创业资本的专门政策。其中也涉及一些具体的政策，如对创业投资机构股权投资获得的收益，要区别于一般服务业税收；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所形成的损失等应允许作为成本进行税前扣；对大学设立的发展基金、社会养老金、社会慈善基金等，可以学习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允许其投向创业基金或直接投向创业企业，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等。还要研究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法规，加快与国际的接轨，营造更加良好的风险投资土壤。

2．建设更加发达、更加规范的企业股权转让市场

这是创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家得以成长的前提条件。除要降低沪深两市上市融资门槛外，还要进一步扩大新三板市场，让更多的创业企业获得股权转让通道，形成风险投资便捷的退出机制。加强股权托管中心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创业企业的股权流动和管理，逐步形成与新三板不同的股权交易平台。加快建立健全股权交易法规，更好地保护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利益。

3．大力引进和培养风险投资家队伍

高度重视风险投资家以及天使投资人在创业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引进和培养力度。鼓励那些已有财富积累，并有丰富创业和行业经验的成功人士乐做天使投资人，积极帮助青年科技人才的创业活动，并通过股权投资实现财富增值。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出台积极的激励和保障政策法规，吸引风险投资家到上海设立创业投资机构或加盟上海的创业投资机构。支持大学商学院开设风险投资专业MBA或EMBA，吸收一批工科背景并拥有管理经验的工程师进行深度培训，培养一批风险投资家后备人才。（五）建设高水平的创新创业孵化器

创新创业孵化器也可以称之为创客空间或创客中心，是创业者创业起步的栖息地和小微企业的起步承载空间。对于这样一群带着梦想却是市场弱势群体的创业者，因为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力而越来越得到各地政府的正视，因为他们之中有可能成长出未来新兴行业的领军者而越来越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成为各地人才争夺的重要对象。其中建设高水平的孵化器已经成为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更是提高创业人才吸引力的重要手段。上海要积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创业孵化器，其中特别要注重四个方面的功能建设。

1．注重全球领先水平的智慧功能建设

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与信息化有关，并依赖于最新的信息与互联网技术，依赖于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企业的市场新需求。因此上海要努力建设一批在智慧功能水平方面可以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的孵化器，让智慧功能吸引人才，让智慧功能激发人才创新激情，让智慧功能创造出更多的新智慧。

2．注重产城融合的综合功能建设

不能用工业园区、工业楼宇的模式建设孵化器。信息化时代的创新创业，更加注重生活设施的配套和便捷，注重周边生活情调的营造，注重城市功能的建设。孵化器内部设施也好，周边配套设施也好，要充分考虑就近工作、就近居住，这样才能让创新创业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创业。

3．注重创新创业活力的文化功能建设

孵化器不是一个封闭或孤零零的建筑群，它不仅要融入周边的城区或城镇，还要融入周边的产业集聚区，这些城区或城镇，不是工业化时代工人的生活集聚地，而是特别需要在周边配置大学、研究所，要配置文化场馆和教育培训设施，还要有可供不同企业的研发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以及大学、研究所、风险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的专家进行自由交流的空间场所，这也被称为企业、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机构的人才有了交流机会，就会产生积极的创新文化元素。

4．注重发达的公共服务功能建设

在孵化器中要配置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创业融资、创业辅导、创业教育、信息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保险、雇用人员，等等。这些公共服务要加入大的服务网络，才能使服务更有效，还要配备专业化的服务专才，才能把服务做到位。（六）造就多元融合的创新创业文化

远看硅谷，近看深圳，从文化层面考察，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元素，这就是移民和开放。移民带来多样性的文化，带来追求改变和成功的创新创业文化。开放，从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层面，再到企业层面，都有开放的意识和氛围，由此带来很强的包容性，包容多样性、包容流动性、包容相互竞争，也就有了更多共享共荣的机会和通道。对上海来说，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努力造就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文化。

1．坚持人口和人才开放政策，造就丰富多样、追求事业的移民文化

上海曾经的海派文化，就是脱胎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文化，是海内外的移民共同汇聚到上海创新创业，形成了一种带有上海显著烙印的海派文化。虽然目前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400万人，并已采取调控措施，但从中长期来看，对外来人口的开放，对海外人才的开放，仍是需要坚持的一条基本策略。一方面，上海郊区的新城，仍需导入人口以支撑经济与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不断增添新移民，才能保持城市的活力。有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移民，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才能形成丰富多样、创新求胜的移民文化。

2．促进官、产、学、研的开放，造就包容、宽容、合作的开放文化

从一个单位，到一个产业集群，再到一个城市，都要有开放的理念和举措。要有开放的心态，包容外来文化、包容人才流动，宽容创新失败、尊重创业失败者；要有开放的交流，破除围墙，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交流，促进思想者、创新者、创业者之间的交流，不断碰出创新火花；要有开放的合作，优势互补，整合创新资源。对于上海来说，更要强调政府的开放。在经济管理方面，包括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等；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包括信息的公开、决策的透明、政策的公道等；在公共机构管理方面，包括促进大学、研究机构开放，提高公共服务机构效能等；在政策法规建设方面，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和法规设计，为产学研合作、大学和研究院所知识产权向社会流动、尊重创新创业者权益、宽容创新创业失败等提供保护和支持。

五、构建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人才政策

韩正书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动员大会上特别强

(3)调，“要在全市进行一次思想大解放，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一切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一切束缚创新创业创造手脚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改变”。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充分释放人才的创新创业动能，必须用国际的视野、创新的理念构建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体系。（一）进一步深化海外高端人才引进政策

把引进全球一流、引领创新的海外高端人才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聚焦重点。必须看到上海目前的高端人才队伍与全球一流人才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还要看到培养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国内尚未具备充分的条件，同时还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海外高端人才的带动效应和鲶鱼效应，封闭条件下我们也很难培养出全球一流的高端人才。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上海必须坚持高端人才海外引进的主导性，将其作为长期战略进行部署，这方面需要好好向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学习。应着力创新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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