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科特勒（Kotler,P.）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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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资本主义：困境与出路试读：
译者序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1931年出生于美国，是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荣誉教授，全球闻名的管理学家，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2005年，《金融时报》面向全球25个国家的1000位企业高管，调查最具影响力的营销大师，科特勒排在彼得·德鲁克、比尔·盖茨和杰克·韦尔奇之后，位居第四。《金融时报》这样评价科特勒，“在任何一部有关管理学或营销学大师的论著中，至少有一章要论及科特勒的贡献”。
作为一位营销大师，科特勒起初受到的却是经济学专业训练，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科特勒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深厚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和丰富的企业咨询经验，使科特勒能够洞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剖析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三位论文指导教授和两所经济学研究学府，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持的观点鲜明对立，人所共知，受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科特勒对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陷均有深刻的了解，能避开一些极端的论调。
在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数百年中，受到的批判至少与赞誉一样多。本书指出的资本主义14个弊端，前人都曾不同程度地论及，如贫困问题、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经济周期、狭隘的自利主义、追逐消费、目光短浅、唯利是图、政治腐败，如此等等。与以往的批判相比，本书的新意主要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分析老问题出现的新动向，依据最新的数据和材料，梳理有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想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二是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尤其是从作者所擅长的企业领域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比如收入不平等、政治腐败和环境问题，与企业利用避税手段来逃避税收、通过游说活动来影响政府政策、避免承担由于负面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成本等问题息息相关。从企业层面，深刻了解问题产生的微观机制，也有助于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三是作者既分析资本主义问题所在，也在试图系统地提出解决方案，希望能使之有所改进。
在实践中，资本主义形态各异，从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虽有起伏，但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因素一直呈增长的趋势，无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的政府是否明确承认这一点。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并演化出新的表现和特征。
近百年的历史还证明，市场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增进民众福利的有效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形态，并且长期绩效也存在很大差异。市场经济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才能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虽然本书以美国经济为主要背景，但是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在我们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关的分析也不妨借鉴。
本书由我和我的学生共同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引言和结语由我翻译，张力娇、吴岩、孙浩伟、鲁庆一、付垚、代东迪、胡映、魏彦冰、冀承、胡钰舟等同学分别负责翻译第1章和第14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和第6章、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和第11章、第12章和第13章。初稿译完后，我对全书做了统校，部分内容做了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黄姗姗和杨熙越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特此致谢。
译稿根据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MA）2015年的版本译出。译文尊重作者原意，以保持原著风貌，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非严谨的学术论著，论据与观点难免存在有失偏颇之处，译者对作者表达的观点，也并非全部认同。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郭金兴2015年12月于南开园引言 资本主义的成就与缺陷
世上多数的问题都在于，我们正在做的和我们能够做的，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别。——圣雄甘地
有关资本主义的专著汗牛充栋，多数都在为其辩护，少数对其提出批评，还有很多目的仅在于解释。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再写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书？
我这样做，有5个理由。
第一，我自己想要理解资本主义。我遍布世界各地的家人和亲友，多数生活在这一制度下。他们告诉我，他们想对资本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我相信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我也相信，资本主义有14个主要缺陷。我想要对这些缺陷及其产生的后果进行考察。
第三，我想要一一考察这些缺陷，并提出解决之道，这将有助于提升资本主义的绩效，造福更多的民众。
第四，很多读者需要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小书，以之作为进一步思考的起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销售了20万册，但是，对这本大约500页的著作，大多数读者只读了前两章就放弃了。在当今这个忙忙碌碌的时代，对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经济社会体系，我们需要一种简洁明快的解释。皮凯蒂仅关注收入分配，这只是资本主义需要考察的14个缺陷中的一个。
第五，我相信自己的背景能够使我对资本主义的运行，形成某些独到的见解。我是一个按照传统的方式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有幸在三位伟大但思想迥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学习，即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代表着自由市场的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教授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他们代表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我的目标是应用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理解为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公司要如何进行决策。我感到经济学家忽略了营销在塑造和影响市场方面具有的力量和发挥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营销是基本概念之一。作为一个从行为角度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经济中5个主要主体的功能上，即企业家、非营利组织、金融家、家庭和政府。资本主义、管理和营销必须被整合在一个综合的框架之内，以理解其对市场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希望本书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当今的各种媒体上，你会听到不同的观点，提出各种资本主义的改进形式，如悲悯资本主义（Compassionate Capitalism）、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Humane Capitalism）、人文主义的资本主义（Humanistic Capitalism）、健康资本主义（Healthy Capitalism）和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这些努力的目的，都在于改善资本主义的形象和功能。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仍在剥夺很多公民，有些支持这一制度的人试图将资本主义从中拯救出来。
2014年，哈佛商学院对其毕业生进行了调查，有以下发现：“美国竞争激烈，美国国内的企业只做两件事：赢得全球市场，提升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做到了前者，但未能做到后者。”最近，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接着讲道：“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一种战略，使我们的国家能朝着广泛的共享繁荣的道路迈进。”简·里夫金（Jan Rivkin）教授补充道：“企业可以通过移至海外，摆脱美国经商环境1的缺陷，但是工人不行。”
资本主义仍在变化。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在20世纪初期，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司空见惯，此后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仍存在着血汗工厂，移民而来的工人靠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生。资本主义一直在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们总是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大型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构成的。有人称之为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但我们不应忘记，在发达国家，大量的企业是单人企业、夫妻店和只有5~10个工人的小企业。（在欠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占整个经济体的90%。）我们希望它们可以采用现代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绩效，使企业不断壮大。
多数国家选择按照资本主义的理念，运行全部或部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被分为5个具体的市场，即企业、非营利机构、金融部门、政府和家庭。对于如何对待这5个市场，各国分歧很大。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政府市场，而爱尔兰的政府市场规模很小。美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信贷市场，而很多国家没有。美国还有一个庞大的非营利机构市场，大部分国家也没有。
一些国家更愿意将本国的市场经济描述为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如，印度就是如此。瑞典正式地将本国经济称为“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但是现在称为“福利经济”（welfare economy）。
福利经济一词表明，市场经济努力在私人企业和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北欧国家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希望本国的企业能为雇员及其家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工资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国家为所有人的教育和健康提供大量的津贴。在这里，企业有很长的假期，生育孩子的母亲也可以获得慷慨的休产假的时间。没有充分的理由，企业不能解雇工人，如果解雇，也必须提供相应的补偿。这种资本主义现在被称为“有道德的资本主义”或“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英国的工党也采纳了“公共福利”的观点。工党新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在2014年9月的工党年会上，号召采取以下政策，提高最低工资，将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得税恢复至50%，同时对豪宅征收新的税种；冻结电价；对对冲基金和烟草公司征收特别税；提高银行家奖金的税负；按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提高对银行的征税。2这是为改善普通工人的境况，根据“自由市场”批评者的建议而提出的改革愿景。
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领导人，偏爱由国家运营的企业，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消除利润动机，声称国家能够有效率地经营企业。他们关注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花费大量精力发展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然而，这些领导人经常无法获得那些在国内外拥有资本的投资者的支持。这限制了他们提升本国GDP的能力，危险还在于，他们积极干预的立场，使得本国的民众可能会变得更为贫困。从政治方面来讲，这些国家更喜欢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口，这使得本国的民众没有太多的商品可供选择。批评者认为，这些国家缺乏竞争和消费者主权。
在不同的国家，民众开办和拥有自己企业的能力有很大区别。开设企业，使之发展壮大，应对各种管制和许可，其中的难易程度，每个国家都不相同。在很多国家，资本主义改善民众生活的全部能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为在这里有太多的许可和管制，更不用说很多地方存在广泛的腐败和犯罪。很明显，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的一些规制适当松绑，以便使其能够发挥自身的力量。当前资本主义取得的成就
如今，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处于统治地位。但是，1917~1989年，资本主义与另一种体系，即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持续了70多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这一事件象征着一种命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
原以为苏联会成为工人的天堂。然而，苏联民众面临的却是面包、肉类和土豆的长期、经常性的短缺。他们拥有的洗衣机、收音机和电视机品质低下，很少有创新，工人生产率也低得可怜。就像苏联工人对自己状况的评价：“他们假装付我们工资，我们假装工作。”
苏联最终解体，分裂为几个独立的国家，留下俄罗斯主宰自己的命运。每个新成立的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体系。
普遍的观点认为，如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市场经济。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伦·梅尔泽（Allan Meltzer）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改善民众生活水3平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各国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存在很多不同的版本。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认为宪政体系基于三个基本概念，即财产所有权、契约和法治。民众有权拥有私人财产。民众可以自由地与他人签订契约，决定商品、劳务和财产如何使用。根据法治的原则，契约得到尊重和实施。注意，每个国家，每个政权，都声称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法律体系都充斥着特权、政治、腐败和低效。
资本主义开始时的想法，是有些社会成员拥有货币、资产、设备和商品等形式的资本。这些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地创办企业。他们可以向银行，或者向相信他们创业想法的其他人借款。其中一些新企业将会壮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他企业可能会陷入困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创办和运营企业，都是自由的。企业主可以自由推销他们的产品，寻找顾客。如果他们能够吸引足够多、对他们的商品或服务感到满意的消费者，并向其他消费者推荐，他们就有可能发展壮大，获取利润。
如果企业创办者面临相对较少的障碍，我们就可以称其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主要依靠自我规制的制度，没有过多的管制或政府补贴。如果他们能够吸引、维系和发展顾客，就会获得成功。消费者决定哪家企业会获得成功。这取决于企业深入了解顾客的能力，关注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的能力，以及持续为顾客提高供新的价值的能力。
当企业逐渐壮大时，它们通常受益于规模经济。由于固定成本可以由更多的商品来分担，单位成本将会下降。由于成本比规模较小的竞争者更低，品牌也更强大，大企业可以增加市场份额。它们经常通过吞并规模较小的竞争者，实现企业的成长。它们也可以通过利用范围经济来实现扩张，即扩大企业生产的商品种类。如果生产成套商品的企业在超市中售卖自己的商品，那么，在同一超市出售附属商品也能使其收益。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就可以获得范围经济，因为单位商品价格中与超市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会更低。由此，向超市销售超过100种不同商品的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与那些在超市只销售一种商品的公司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型跨国企业的兴起。200家最大的跨国企业，如沃尔玛（Wal-Mart）、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丰田（Toyota）和三星电子（Samsung 4Electronics），产出占全球GDP的28%。几个行业处于寡头垄断状态，少数大公司占有某类商品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因此，大型飞机制造商只有有限的几家，即波音（Boeing）和空客（Airbus），实际上是双寡头垄断；一国的大型航空公司数量也是有限的，如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美国仍是一个拥有大量小企业（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美元，或雇员人数少于50人）和19.7万家中型企业（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至10亿美元之间）的国家。但是，也有一些寡头垄断的企业，大量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可能接近美国GDP的一半。
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由“看得见的手”来引导，而不是受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讲的“看不见的手”的指挥。经济中大型的部门都是少数几个强大的公司发挥决定作用。问题在于，看得见的手指挥这些部门，是根据斯密所讲的“开明的自利”，还是仅仅根据“自利”原则（后面将会考察社会公正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了解它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不是行业中的领导者，它们或者采取追随的策略，或者与之展开竞争，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并得以扩张。当代的竞争超级激烈。在经济衰退中，很多企业破产，其资产被幸存下来的竞争者收购。只要没有勾结行为，激烈的竞争会降低价格，提升质量，保持高水平的创新，这三点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吸引人的地方。成本更低的外国竞争者的进入，也使国内企业始终保持警觉，否则它们就会被打败，丢掉国内的客户资源。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探索潜在的或尚未满足的需求，它们可以通过满足这些需求而获利。利润是对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奖赏。成功的企业可以以利润回报企业主和投资者，或者其他的持股人，也可以将利润留在企业以壮大规模。
关于资本主义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它应在多大程度上，免受政府规制和政府支出的影响？一个极端是管制的最小化（即自由放任）。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们的著作影响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其逻辑与古典经济学中最小政府、低税率、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和私有化等观点相一致。
另一极端是福利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陷入困境时，政府应当积极管制，促进社会福利、干预市场。对于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资本主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不相同，每件事务均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位置。
1.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素有一些有名的批判。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质疑，资本主义是否能使每个人受益。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信仰，即最卑劣的人出于最卑劣的动机，却可以莫名其妙地造福其他人”。
在拥护资本主义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就像是“山巅之上的光辉之城”（Shining City on the Hill），其他所有人都应仰视和羡慕，但是，资本主义也有很多缺陷。尽管资本主义使许多民众提高了生活水准，批评者仍会指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企业支付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未考虑所有的社会成本，忽视环境，少数人通过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而获利甚丰，等等。
其他批评者关注自由放任或裙带资本主义。杰里·曼德（Jerry Mander）是《资本主义论文集：一种过时制度的致命缺陷》（The Capitalism Papers：Fatal Flaws of an Obsolete System）一书的作者，他认为资本主义会摧毁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人性。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其专著《休克学说：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中，认为自由放任或牛仔资本主义将会摧毁中产阶级，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抑制经济增长，取消工会活动，导致私有化和管制放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使大型跨国公司获得特殊的利益，由此产生一种以不稳定和经常发生剧烈震荡为显著特征的资本主义形式。她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军队共同把持的，目的在于遏制对工人和穷人的援助。
克莱恩考察了资本主义如何被引入智利、阿根廷和波兰这些不同的国家，详细记录了私有化产生的恶果。由于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缺乏财源，它们将一些政府正常的职能出售给私人企业。很多美国社区已经将收集垃圾、净化水源和征收计时停车费等职能交由私人管理。学校和医院也被私有化了。克莱恩描述了私有化如何导致更高的食品价格，赤贫人群数量的指数式增长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她断言，私有化经常伴随着雇用更少的工人，支付更少的工资，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增进效率。她将这些现象称为“灾难资本主义”。她和其他的批评者指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很高的孕妇和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儿童贫困率、最高的成人肥胖率、最高的入狱率和第二高的谋杀率。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剥夺他们所有的财产。工人只不过是挣工资的奴隶，没有任何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经济由两个阶级构成，即拥有资产的资产阶级和没有财产的普罗大众。资产阶级雇用无产阶级，尽可能地少付他们工资，使之实际上处于奴隶状态，长时间的劳作，有些情况下甚至每周要工作7天。失业后备军产生了持续的压力，以压低工资。时至今日，由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一些反对资本主义的话语，仍会不时浮现在一些批评者的脑海中。
但现代资本主义的表现与那时有所不同。在当代企业管理实践中，资产阶级利用现代科技来提升效率、增加生产率；由创新驱动的资本主义发明不少技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建立了许多法律和规章，以减少或纠正消费者或企业对自身市场力量的滥用。
然而，一本标题醒目的著作，《全球化问题让世界付出的代价有5多大》（How Much Have Global Problems Cost the World？），考察并估计了1900~2050年由于空气污染、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物种多样性、教育、性别不平等、人类健康、营养不良、贸易壁垒、水源与公共卫生等问题导致的实际成本。不应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归咎于资本主义。虽然估计的数值可能并不准确，但其中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即这些问题产生了极高的代价，而且几乎总会超过纠正或消除这些问题所需付出的成本。
2.资本主义的14个缺陷
在本书中，我将考察资本主义的14个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需要严肃对待，并尽可能予以纠正。我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或者很少提出解决持续贫困的方法；（2）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日益加剧；（3）数十亿工人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4）随着生产的自动化，可能无法为工人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5）未能使企业为其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全部社会成本支付足够的费用；（6）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缺乏管制；（7）导致经济周期和经济不稳定；（8）强调个人主义和自利，牺牲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9）鼓励消费信贷，导致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而不是由生产来驱动；（10）允许政客和商人的相互勾结，损害多数公民的利益；（11）更偏爱短期的盈利计划，而不是长期的投资规划；（12）应该对产品质量、安全、广告的真实性和反竞争的活动予以管制；（13）存在仅仅关注GDP增长的趋势；（14）除了市场均衡，也要考虑社会价值和幸福感。
我的目标是一一考察这些缺陷，分析形成这些缺陷的驱动因素和根本原因，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期望资本主义在削减贫困、抑制收入不平等、善待环境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本书讨论在美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资本主义是如何陷入困境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它们遇到的问题跟美国的问题都很相似。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应思考本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与缺陷，这一点非常重要。资本主义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本国资本主义的形式与民主有何关联？本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有哪些工具和方法可以利用？
伟大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曾经说过，“没有无解的难题”。只要个人或组织对某件事物的渴求足够强烈，现有的问题就总会得到解决。我们曾经保留奴隶制，也曾经结束奴隶制，我们赋予妇女投票的权利，她们也有权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我们立法保障同性恋的权利，如此等等。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说得精彩，“有一种东西，比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
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问题多多。西方正在失去掌控世界的权力和影响力，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债台高垒、公共债务负担沉重、储蓄率低下、职业纪律涣散、毒品和犯罪泛滥，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之步履蹒跚。
但我不认为西方的持续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世界各国可以改善本国民众的生活。有很多的企业和其他团体，致力于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工人和民众，改善环境，而不是毁坏或忽视环境。
例证之一，就是包括全食（Whole Foods）、帕纳拉面包（Panera Bread）、集装箱公司（Container Company）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CEO，他们推行以下4条原则：（1）公司应当对企业怀有更高的目标，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2）公司不应只使投资人受益，而应造福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以共享繁荣；（3）公司领导人必须承诺，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4）公司的文化应该强调信任、真诚、同情、透明、正直、学习和赋权的价值。
另一个运动被称为“新经济运动”（New Economy Movement），其目标在于将更多的企业和资本交由99%的人来控制，而不是仅受1%的人操纵。这提供了另外一种的模式，即工人所有和管理的企业（worker-owned-and-managed enterprise），而不是公司资本主义。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描述了合作所有制组织的范围和运作：
实际上，超过1.3亿美国人已经属于某一合作制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其最广为人知的形式——信用合作社。相似地，大约有2000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单位，其中很多都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先锋。现在，还有超过1000万美国人在大约1.1万家员工所有制企业6（ESOP companies）工作。
类似的运动促进了公民的所有和参与，造福于利益相关者。
现在，让我们开始考察资本主义的14个缺陷，下面每一章描述一种缺陷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第1章持续贫困
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部分成员贫穷而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亚当·斯密，《国富论》
贫困，可谓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难以解决，也最为可耻的问题之一。当下，地球上生活着70亿人，其中大约有50亿人正处于贫困或者极度贫困的状态。他们饱受饥饿之苦，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接受教育，由于缺乏甚至根本不具备医疗条件而极易染病。他们经常生育超过自己实际抚养能力的孩子，使得贫困阶层固化，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这样的困境迫使一些穷人步入犯罪、毒品和武装冲突的深渊。这意味着贫困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穷人自身所背负的成本，贫困的毒瘤殃及所有人。
在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穷人。贫困被看作不可避免的，政客和空想社会改良家们对此无计可施。工业革命使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工业革命吸引穷困的乡下农民到城里寻找工作，棚户区和救济院由此建立。今天，世界上条件最为恶劣的4个贫民窟分别是孟买的达拉维、巴基斯坦的奥兰吉、内罗毕的基贝拉以及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
随着1838年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出版，穷人的困境在19世纪变得愈加明显。《雾都孤儿》将穷人的境遇和遭受的剥削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大约在世纪之交，一些工作细致而富有爱心的研究者，如英国的韦伯夫妇（Beatriceand Sidney Webb），开始统计穷人的数量，并描述他们的窘境。
创建“反贫困项目”，这一想法开始于19世纪并延续至今。如今世界人口的1/6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70亿人中还有另外2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宣布，向贫困发动“无条件战争”，希望用一些进步的方案削减美国的贫困，如公共医疗补助制度、失业保险、“启蒙计划”以及许多其他项目。1975年，实施劳动所得税抵免法案，将一些收入所得税和工薪税返还给贫困的劳动者。拥有1个孩子的家庭平均获得了3000美元，拥有3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最多可以获得6000美元。
最终，联合国在2000年规划了削减世界贫困的多边计划。为了在2015年以前显著降低贫困水平，联合国设立“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列出了包含18个子指标的8个目标。第1个目标就是，至2015年，将每日收入少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降至1990年的一半。其他指标包括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健康状况；抗击艾滋、疟疾及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形成全球发展合作关系。鉴于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持续的武装冲突，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可能都难以实现。世界各国领导人正要求联合国总部，采取更加激进的举措，以抗击极度贫困、饥饿和疾病，并在2015年采纳接下来的一系列反贫困目标。贫困的原因
专家们已经就贫困的原因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并倡导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专家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贫困只产生于某一主要的根本原因，另一类则认为有许多随机因素在起作用。
一种最简单的理论认为，穷人们是咎由自取。许多穷人不在乎校园教育，他们早早地退学，从事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将一部分收入用于酗酒、吸毒和赌博；他们过早地结婚，生育的孩子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他们的孩子同样对教育和提高技能漠不关心，婚姻破裂是常有的事。一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愿意依靠转移支付过日子，比如公共医疗补助、房屋补贴、食品券或者残疾人补助，而不是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想办法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要么放任他们陷于贫困之中。然而，有大量证据证明，只要能找到工作和体面的住处，大部分穷人有强烈的摆脱贫困境遇的意愿。
另一种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穷人们生养了太多的孩子。每一个新生儿都使得贫困家庭雪上加霜。该理论进一步论证，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只能为有限的人口提供必要的资源和食物，难以让170亿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遑论2050年预计达到的90亿人口。在过去的40年中，水土流失使得世界上30%的耕地变得荒芜。如今，农业用水占总淡水用量的70%。全球变暖引发的炎热和干旱导致作物产量每十年减少2%。所以，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更少的水资源和耕地，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根据这一理论，贫困问题的根源始终都是人口过剩。这是18世纪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提出的人口理论的另一个版本，即人口增长率迟早会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速度，最终将导致饥荒、2战争和持续的贫困。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Meadows）以及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1]3等人于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阐述了这一观点的现代版本。他们认为，贫困的出路在于，如果穷人家庭自愿或被强行限制后代的数量，那么，贫困将大为减少。尽管“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有所放开，但据估计，中国在1979~2009年大约少生了2亿人。中国减少贫困家庭的成绩令人瞩目，而计划生育显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种理论认为，持续的贫困是因为穷人没有任何可交易的财产或者资本，以获得借款。他们缺乏可交易的资产。德高望重，但也饱受争议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其著作《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中，提出了这一理论。索托认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不动产以及清晰界定且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产权。财产是能够用于借贷、抵押、获得保险、持有股票和其他证券的资产，这些资产使得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但是，索托认识到，在贫困的社会和国家中，资本主义难以运转，因为其金融制度难以为穷人的财产提供必要的支持。
穷人拥有很多资产，如土地、家园、企业等，但这些通常处于法律体系之外的非正规领域。法律体系尚未根据这一现实做出调整。使这些资产合法化，如获得房屋的所有权、注册登记企业，时间和金钱成本如此高昂，以至于这些财产最终沦为了“呆滞的资产”。穷人不能以自己的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取正规的资本工具，从而实现向上的流动。由于这些财产不被承认，他们在自己非正式的社交圈中，创造了一种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生活方式。对于赫尔南多·德索托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推动法律体系允许这些财产实现货币化，这样一来，呆滞的资产就能恢复活力。
还有一种理论将贫困归罪于统治精英的贪欲。该理论首先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区分开来。人类可以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只代表用GDP衡量的蛋糕变得更大了，至于蛋糕是如何分配的，我们不得而知。
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涉及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以及人们是否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可以用于衡量经济发展，它将识字率、男女平等、预期寿命等影响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经济发展意味着大多数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其目的在于，从低质量的生活和工作过渡到为公民提供工作以及合适的住所，在不危及后代需求的前提下，提升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未考虑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问题。
非洲国家安哥拉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区别。该国GDP增长了20%，但贫困状况仍显著恶化。大部分的GDP流入了统治精英及其亲朋好友的口袋里。安哥拉总统的女儿本身就是一名亿万富翁，却没有为安哥拉创造任何价值。相比之下，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建了微软帝国，身家数倍于亿万富翁，但是，至少他的企业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了贡献。
埃及以前的统治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据估计拥有财产420亿美元，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也都是亿万富翁。这些钱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国援助，这些救助本来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但绝大部分最终落入了统治阶层的口袋。
大部分非洲国家声称，非洲积重难返且持续存在的贫困，源自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更像是非洲独裁者为了掌权而散布的借口。非洲贫困的真正原因，是独立后糟糕的政府治理，而不是殖民主义。这些国家实现独立后犯了个错误，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建立了一党制和总统终身制。单单这一点，就导致大量财富流向总统的亲友，其他组织既无法掌权，也不能分享收益。
为什么内战一直折磨着非洲大陆？因为许多国家的独裁者家族攫取了大部分的“好处”。一些无法掌权的团体决定分裂，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倘若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骚乱和暴力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政治民主化。除此之外，非洲国家必须回到曾经存在过的自由企业制度，即人们（尤其是女性）能够为市场生产，并自由地买卖，而不是由各种现有的、带有专制色彩的经济组织来完成生产和交易。
除了这些宏观的一元论，大部分专家认为贫困源于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必须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进行分析。保罗·科利尔（Paul 4Collier）在其著作《最底层的10亿人》（The Bottom Billion）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国家陷阱”中。他指出了4种要素，会使国家陷入困境。（1）内战。底层10亿人大多曾经或正在经历内战。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既没有工作，又未受过教育，这与种族冲突一起，激起了战争。（2）“自然资源的诅咒”。这些国家中约1/3依赖出口原材料，通常缺乏技术以增加自然资源的附加值。这些政府总是贪腐盛行，不实行民主选举。（3）内陆国家。这些国家中约1/3处于内陆，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周围的邻国充满敌意。（4）糟糕的治理。在这些国家中，大约有3/4是由独裁者或贪腐分子统治的。[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解决贫困问题
导致贫困的每个因素，都需要以特定的方式加以解决。对在内战中分裂的地区进行合法的武装干涉，是科利尔所提倡的。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应该提高技术水平，以增加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应仅仅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出口原材料。至于内陆国家，它们必须和邻近拥有港口的国家进行合作，以获得通往港口的通路。腐朽的治理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当权期间把津巴布韦搞得一团糟，而其他国家却束手无策，只能当个旁观者。
科利尔提出的对抗贫困的主要方法，是“缩小目标，拓宽工具”。“缩小目标”意味着集中关注世界上居住在衰败国家的那10亿人，其中大约70%都在非洲；“拓宽工具”则是指将注意力从简单地提供援助，转向提供一系列政策工具，比如更好地落实交付援助、偶尔进行武装干预、创建国际宪章以及更加灵活的贸易政策。
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之一，外国援助的情况如何？对于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两位专家针锋相对。《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一书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希望西方国家5能够更加慷慨地给予贫困国家源源不断的救济。与之相反，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威廉·伊斯特利6（William Easterly）对外国援助表示了强烈反对。他把萨克斯描述为那些高高在上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者”之一，对于外国援助的诸多失败案例充耳不闻。曾有人估计，由于高昂的行政成本以及贪污腐败，大约只有15%的外国援助真正到了需要救助的穷人手中。当地对药品和食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但是，外国援助救济机构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者”却未能为此提供足够的信息。外国救济还使得受援助的国家产生了依赖性，使之不再采取措施，自己来解决问题。
外国援助打击了受援国国内生产或销售相同援助品的私人产业。伊斯特利看到了大量的外国援助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认为由此产生的巨大开销和干预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与此同时，伊斯特利也承认，这些大型外国援助机构并不全是无所作为，尤其是当它们致力于满足特定的需求，比如开凿和维护当地水井，建造和维护地方公路或污水处理系统，或者在有需要的特定地点发放食品和药品。
自上而下的设计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大型机构不得不做出决定，将资金分配给各种缓解贫困的措施。它们设定优先次序，反映全国的综合情况，以此作为决策依据。但不同的乡村、不同的城市，优先次序或许不同。这也意味着有些社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收到了大量的援助，其他的社区却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种“自下而上的计划方法”是有必要的。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社区提出自己的建议和需求，并向上传递。项目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比如对社区的发展有长远考虑，阐明项目的内在逻辑。需要做的是清本溯源。在《金字塔底部的命运》（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一书中，已故的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生动地描述了为穷人提供的本地创新和金融援助，7如何激励穷人自力更生，从而摆脱贫困。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一点看法
美国的贫困程度又如何呢？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执8政时期（1993~2001年），美国平均贫困率达到11%。在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13.2%。大衰退紧接而至，至2012年11月，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美国贫困率攀升到了16%，超过4360万美国人陷于贫9穷的泥淖，其中包括大约20%的美国儿童。
塔维斯·斯迈利（Tavis Smiley）和科恩·韦斯特（Cornel West）进一步深入调查，称每两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或贫困边缘。他们把“贫困边缘”定义为月光族，一旦这些月光族的周薪不能按时10发放，就有可能使其陷入贫困。他们相信，现有的体制使穷人处于其他人的视野之外。
罗纳德·里根总统曾经评论说：“我们和贫困奋力一战，结果，贫困赢了。”30年后的美国，贫困仍然是胜利者。
其他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出色。美国的贫困水平在所有国家中排11名第28位，它的贫困水平甚至比俄罗斯、波兰和韩国都高。
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3850美元以下，就可以被认为达到了贫穷的标准。大概有1/3的美国人偶尔经历贫困，但有20%的人口永久性地处于贫困线以下。贫困率由于种族、年龄、教育水平而不同，也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等因素而改变。贫困率最高的群体是未成年的非洲裔美国人。沉重的负债、石油价格的上升、房屋价格的暴跌以及由于美国的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等地而导致的去工业化，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
还有人争论现在的穷人是否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拥有汽车、平板电视、移动电话和联网电脑。质疑的人指出，沃尔玛和其他商家已经降低了服装、电视、自行车、电脑和许多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但是，这忽视了教育、医疗、儿童护理、电力、天然气等服务项目的高成本。很多贫困的家庭仅能保持在月光族的水平，过于依赖利率极高的发薪日贷款，以支付账单。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常常不得不在月中减少食品购买量以留作他用，并典当一些财产以渡过难关。
很明显，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执政时期的食品券、医疗补助计划、房屋代金券、福利支出、社会保险、对穷人的法律救助、帮助低收入家庭0~5岁儿童准备就学的“启蒙计划”、帮助低收入学生进入大学的佩尔助学金以及其他政府项目，为美国穷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提高最低工资、创造更多制造业及其他就业机会、培训工人技能、用富人缴纳的税款支付一系列反贫困项目的开支等方面，压力越来越大。塔维斯·斯迈利和科恩·韦斯特提出各种建议，比如创建更多工作场所的日托中心、为流浪者建立12公共房屋项目以及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每个人都会想，对于一个分裂的、本质上甚至是两极分化的国会，这些削减贫困的举措，如何才能整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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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削减贫困的不同方法，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最好的解决方法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私营部门也应加入其中，和政府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紧密合作。
·帮助穷人的工作主要在于利用各种措施，理解、影响、帮助穷人，使之积极参与，找到自己的出路。
·我们需要将宏观的全国性的贫困问题与每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形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应该使用社会领域的营销、实施、监控和控制方法。社会营销的目标是改进或支持那些使民众以及全社会获益的行为。我相信，作为一种工具，社会营销在以往所有扶贫工作中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所做的一切对于政府确保每个人都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是否更有意义，很多向贫困宣战的项目只是在做表面工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予以废除。第2章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除非回归公平，否则我们的经济不会复苏。[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
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贫困问题，与另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即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资本主义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是否必然导致显著且日渐扩大的个人收入和财富差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否穷人仍将贫困，而富人占有收入和财富份额会越来越大？
资本主义宏伟的理想，是拥有资本的人将其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不仅富人得到了好处，他们的财富也产生“涓流效应”，使每个人的收入都会水涨船高。然而，在最近一段时期，财富似乎在向上集中。增长的GDP不再意味着贫困的减少。富人变得更富有，而其他人即使有收获，也所得甚少。富人利用其在国会的说客，制定留有漏洞的税法，使原本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再次获益。大政客与大商人相互勾结。与靠工资生活的普通人相比，许多富人缴税的税率更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都享受比他们的秘书更低的税率，因为资本利得的税率很低。他俩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菲特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作为亿万富翁，他认为自己以及其他超级富翁所缴的税太少了。
那些为超级富翁辩护的人提出了很多论据，以论证他们不该缴更多的税，证据之一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如果没有人的福利能在不减1少其他人的福利的情况下变得更好，经济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认为从百万富翁那里拿走1美元，给一个挨饿的人买食物，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总体满意度的增加。因为满意度是一个主观的状态，相比将会把钱花在食物上的挨饿的人，百万富翁可能会从1美元中得到同样或更多的满意度。帕累托最优也是为“富人保持富裕而穷人保持贫穷”所做的辩护。难怪经济学被称为“阴郁的科学”。
巴菲特曾联合比尔·盖茨（Bill Gates）劝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签署一份捐赠承诺书，将大部分的财富捐给慈善事业，2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2个人签署了承诺书，他们的个人保证被公开在网站上，让所有人知道。这种有组织的捐献个3人财富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必定造福良多。
此外，美国一个叫“爱国的百万富翁”（Patriotic Millionaires）的组织正在壮大，他们已经在游说国会，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并消除税收漏洞。他们相信，没有哪个百万富翁应该按照比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要低的税率缴税。他们赞成对富人征收更为累进的税率，以改善国家的4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托马斯·皮凯蒂登场
托马斯·皮凯蒂是一名研究收入分配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平等5必然恶化。他断言，相对于工薪阶层，资本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将不断增强。对皮凯蒂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资本回报率是高于还是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皮凯蒂声称，1914~1973年的60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资本回报率，极大改善了工人生活。这一时期，发生6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摧毁了大量资本。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历史阶段。而1973年以后的40年，资本回报率超过了下降的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认为，相比经济增长率，资本回报率越高，不平等就越严重。他断言这是资本主义更自然的状况，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皮凯蒂看到了如今的财富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在20世纪70年代，财富对收入的比率大约是250%，如今大约是500%。由于生产率增速放缓和缓慢的人口增长，收入的增长减缓了。财富却由于相对和7平的环境和大量的资本利得而有所增加。
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富人掌握了主导权。富人在给他们自己或者公司董事设定薪酬时很慷慨。每一个公司董事会在雇用新CEO的过程中，都觉得应该支付与竞争对手同样的薪酬，或者支付得更多，而不是以公司收入、股票价格或者其他筹码来激励CEO。在很多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共谋比实际竞争要更普遍。富人把报酬看成人生价值的体现，他们依靠其财富和政治影响，挫败那些对其进行足够的遏制或征收足够税收的民主措施。民主由此处于被资本主义摧毁的危险之中。除非改变规则，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收，进一步促进实际8竞争，否则民主将会被颠覆。收入是如何分配的
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不同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异。依据收入的中位数来衡量（这比用平均数要好一些），澳大利亚以22万美元排名第一，接下来是卢森堡、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以这种方法计算，美国以4.5万美元排在名单较为靠后的位置。其余国家依次排序，直至发展中国家中最为贫困的国家。
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关注全世界范围内抗击贫困、激励贫困个人的国际慈善团体。它在报告中揭露的现实令人触目惊心，20149年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比最贫困的35亿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报告写道，“我们的估计显示，全球较贫困的一半人口仅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而最富裕的10%的人口拥有所有财富的86%，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财富的46%”。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其财富分配状况与古埃及法老时期或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四王朝相似。
大约1%的美国人拥有极高的收入和财富，让我们称之为超级富翁（super-rich）。这个团体大体由高管和经理组成，许多人来自金融界。2012年，收入处于底部90%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0997美元，而顶端的1%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264065美元，对于最顶端的0.1%10的家庭来说，这个数字大约是6373782美元。还是2012年，167亿美元被付给最顶层的40位对冲基金经理和交易商，这大约相当于4011万名普通工人的工资。这一对比凸显出少数人获得了太多的回报。
超级富翁之下是富人（affluent），大概占总人口的5%。他们享有远超保障基本食物、衣着和住所所需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可以享受昂贵的度假，在昂贵的餐馆用餐，把他们的孩子送去昂贵的大学，并为了个人的财富和信誉进行资本积累。
再往下是中产阶级。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更早的时候，世界上只有富人和贫穷的工人。中产阶级享有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住房，并且可以在外用餐，购买最新的电器。同时，他们必须小心自己的开支。中产阶级家庭，通常父母都要工作，他们很难送孩子们去昂贵的大学，只希望有足够的储蓄能为年迈的父母提供帮助，万一不幸背负上沉重的医疗负担，还能养活他们自己。他们希望其养老金和住房能够保值。
自大萧条以来，中产阶级对很多人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神话。从前的专业人员如今以开杂货店为生，一些退休的人的储蓄几乎消失殆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表示，中产阶级占美国12人口的比例已由53%降低到44%。研究显示，美国人向上的流动性正在减少，低于英国、法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考虑到美国公共教育的低质量和高等教育越来越难以负担，进入中产阶级变得更加困难了。等到年轻人走进学校，测试他们的能力时，其人生道路已经被他们的家庭及其所处的经济状况决定了。
处在中产阶级之下的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工作刚够支付账单，使之可以拥有足够的基本食品、衣着和住所。如果两个人结婚了，两个人都要工作。很多人属于单亲家庭或自己生活，一些人只能挣最低工资。
工人阶级之下就是穷人了。如果没有食品券、劳动所得抵免、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计划，他们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无处栖身。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报告指出，2012年15%的美国人，即4650万人属于穷人。1/4的美国儿童是穷人。一些人认为今天的穷人比从前的穷人生活好得多，因为有医疗补助计划、失业保险、食品券和其他福利。他们家中可能还有电视机、自来水和厕所。但是，仍有许多人忍饥挨饿，缺乏常规的医疗保健服务，负担不起高等教育，在需要时也请不起律师，因此，即使随着时代的发展，“贫穷”的标准有所提高，问题依然是存在的。
如果穷人、工人阶级的收入与富人、超级富翁的收入差距巨大，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想象一下，穷人占世界人口的最大比重。杰弗里·萨克斯估计今天全球70亿人中有50亿人是穷
13人。50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所，而20亿人却享受着舒适甚至富足的生活，人类社会或人的本性一定出问题了。
超级富翁的情况如何？劳动经济学家西尔维娅·奥丽格瑞特（Sylvia Allegretto）估计，2007年《福布斯》400排行榜上6位沃尔顿家族的成员，拥有的净资产与美国底层30%的人口拥有的净资产相当。14这是6位足够幸运、出身富贵的人。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创造财富，仅仅得益于创办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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