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建华,贡儿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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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张苹张苹，女，1970年9月出生于广州。历史学副研究员。1988年～1992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至今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广州地方史研究。现任广东文史学会理事、广东史学会理事、《广州通史》编委会秘书长等职。独立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十余项。张磊
张磊，1933年生于天津。历史学研究员。1950～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本科及研究生毕业。1958年至今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研究员。主要著述近30 种，另有论文百余篇。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广东特别学术成就奖等奖项。
引言
在广州的越秀山上，屹立着一座用花岗岩雕成的五羊塑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主羊口衔稻穗，其他四只羊环绕在它身旁。这座石雕是广州在1949年后修建的，取材自一个古老而又优美的神话。
据说在很久以前，南海有五位仙人，身穿彩衣，骑着五色羊，带着一茎五谷良种，从天上降临广州。仙人把稻穗送给当地人民，祝愿此后五谷丰登，永无饥馑。随后他们腾空而去，留下的五只羊化作石头。这个富有诗意的传说，反映了广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因此，广州又称“羊城”、“穗城”。五羊石雕也成了广州市的标志。一广州今昔两千载
1937年5月，中国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在广州南郊的七星岗南坡发现了古海岸遗址，表明大约五六千年前的南海海岸曾在这里，如今海岸已向后退了约100公里。几千年间，广州大部分地方经历了由海洋到繁华市区的巨大变迁，七星岗遗址成为广州沧桑变化的证据。
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在粤东大地生息，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岭南地区的原始文化。1任嚣城与赵佗城
根据可靠的文字记载，广州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任嚣城。1996年，是广州建城2210年。可见，广州的历史相当久远。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在岭南设三郡，番禺为南海郡治；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任嚣修整城池，后人便称新城为“任嚣城”。这就是广州城的雏形。宋代修城时曾挖出过一些旧城砖，当时推断任嚣城址的范围大约是北到豪贤路，南至古时江边（今中山路），西到旧仓巷，东到芳草街。
到了西汉，赵佗统治南海郡，建立南越国，并自称南越王，定都番禺城。赵佗把任嚣城扩展为周长5公里的“越城”，也称“赵佗城”。汉武帝平定吕嘉叛乱时，南越国城毁国亡。三国时，东吴的交州刺史步骘看中了这个地方，恢复了赵佗古城。从近现代城建时发掘出土的南越宫殿及陵墓遗迹来看，赵佗城的四至大约北起越华路，南至西湖路，西到黄泥巷华宁里，东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西面。2“广州”的由来
广州在古时一直称为番禺，相传是因为地处番山、禺山和越秀山而得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9个郡。东汉建安八年（203）交趾改称交州，逐渐成为岭南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交州的统治中心也由广信（今广西梧州）迁到番禺。三国时吴国黄武五年（226），孙权考虑到岭南地区过于辽阔，不易管辖，因此，把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合浦以南为交州，合浦以北为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取名广州，长期以来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由“广信”而来。交州州治原设在广信，后来迁到番禺，不久交州被一分为二，“广州”之名由此而来。还有一说是十分有趣的，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岭南人的脚趾宽大分散，即“广”；而两脚并立时，脚趾相互交错，即“交”。既然“交”与“广”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一州取名交州，另一州取名为广州，也是顺理成章。广州名称的出现，至今已有1760多年。
古时的广州统辖的地区与现在大不相同。公元264年，广州统辖区包括了今天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南朝以后，广州的地域逐渐缩小。一直到了1921年成立市政厅，1925年正式设市，才有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广州。3三朝之都
在广州20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3个朝代10个帝王在广州建都，所以有“三朝之都”的说法。
最早的一个朝代是前文已经提到的南越国。秦汉时期，秦朝将领赵佗因统一岭南有功，留在南海郡任职。南海郡尉任嚣死后，他便取而代之，以南海郡为大本营，兼并了岭南地区的其他两个郡——桂林、象郡。公元前208年建立南越国，赵佗自称武帝，在位67年。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了西汉的封号，向汉称臣，成为汉的藩属。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胡继位，自称文帝，在位16年。赵胡死后，其子婴齐继位。婴齐死后又由其子赵兴继位，赵兴继位仅一年，就于公元前112年被丞相吕嘉杀死，扶赵兴之弟建德为王，在位两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南下平定吕嘉之乱，南越国便城毁国亡。至此，南越国经历了5位帝王，共97年（公元前208年～公元前111年）。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刘于公元917年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后改为汉。历史上称为“南汉”。刘把广州改称为兴王府，对广州城进行大规模扩建和修整，凿平了番山、禺山，扩建南城，称为“新南城”，大约在今天大南路、文明路一带。
迄于明末清初时，明朝在北方的势力已被消灭，南方的残留势力相继建立了几个抗清政权，历史上统称之为“南明”。1646年11月，朱元璋第23子唐王朱柽的八世孙朱聿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与此同时，桂王朱由榔也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这两个政权建立后，互相攻战。12月，朱聿被清军俘虏，当晚自缢而亡，在位仅40天。4秦汉四宝
1996年是广州2210年城庆年，广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已得到世界公认。从70年代起，广州进行了4次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结果都有惊人的发现。近期发掘的南越宫署的御花苑遗址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他三处重要的历史遗迹是：秦始皇时代的造船遗址；西汉初年南越国赵佗的宫署遗址；南越王赵胡的陵墓。
70年代初发掘的秦代造船遗址，显示了当时造船的规模与工艺均不同凡响。造船工场有3个造船台，其中一些装置和原理至今仍在沿用。船台和木料加工场上均有一层厚度约80厘米的山冈土覆盖，使木质船台和附近的木材经历了2000多年仍保存完好。
在秦代造船遗址的覆盖层上发现了南越国赵佗宫署。出土了大量规格多样、工艺精湛的印花砖、瓦件和石质构件。一些瓦件上印有“万岁”二字，这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唯一具有王者规格的建筑遗址。经过进一步探查，发现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石砌水池。水池采用工艺极其复杂的冰裂纹铺砌，而这种工艺只在希腊3000多年前的遗址中发现过，在中国属首次。在对冰裂纹石板进行清洗后，发现石板上刻有一个长25厘米、宽18厘米的篆体“蕃”字。“蕃”即“蕃禺”，是赵佗称王时的都城。东汉以后，“蕃”改为“番”。此外，在水池23米处发现一食水井，周围有被火烧的痕迹，据《史记·南越传》记载，汉武帝派军平灭南越时，汉兵焚烧番禺，赵佗宫署大概被毁于那时。南越国宫苑遗址是建在秦代造船遗址之上，在挖掘现场，还发现了晋、南朝、唐、宋等水井和排水渠，说明秦统一岭南以来，这里一直是古番禺至现在的广州市区的中心所在。
南越国御花苑遗迹发掘以后，来自全国的文物、考古、历史、建筑等多方面专家云集广州，他们在研究和论证后，给这个发现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2200年前的皇家花园，完全可以与巴比伦空中花园相媲美。
象岗出土的南越国赵胡墓也极具价值。全墓仿照赵胡生前居所的布局设计，用大石构筑。出土随葬器物1000多件（组），其中不少器物在汉代考古中是第一次见到。其中以200多件玉器和500多件青铜器最为重要。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完整玉衣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出土的36件铜鼎中有8件刻有“蕃禺”的印记。最令世人瞩目的是来自西亚的焊珠金饰，伊朗的银盒，非洲的象牙等海外舶来品。这是广州2000年前海上交往史实物的一次最重要的发现。这个汉墓年代久远，保存完整，而墓主赵胡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都有传记，年代精确，史实清楚，所以墓中出土的每件器物都是研究2000多年前广州历史发展的无字史书。迄今为止，这座陵墓不仅是广州，也是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规模最大、年代最久的西汉时期的石构建筑，十分罕有珍贵。象岗南越王墓被誉为“近年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遗址所在，已兴建博物馆。
除了秦汉四宝外，广州还有许多唐宋至明清的著名古建筑：光孝寺、六榕寺、三元宫、怀圣寺光塔、镇海楼、五仙观、陈家祠等名胜古迹，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时期的许多近现代革命历史遗迹。目前广州已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24个（不包括正待审核公布的），分布在市区各处，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5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和发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丝绸的输出就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我国陆上“丝绸之路”起点在长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则在广州。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四五千年前），居住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越族人，就已经向太平洋群岛迁徙。因此，在菲律宾、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苏拉威西、北婆罗洲、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都发现了百越民族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有段石锛，说明百越民族与上述地区已有海上交往。
根据《史记》等各种史书记载，在秦统一岭南以前，广州一带就已经是各种珍品如犀牛角、象牙、翡翠、珍珠等的集散地。这些珍品大多来自国外，运到广州后再销往各地。作为对外贸易的广州港市，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形成了，《汉书》还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航线、航程。而广州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水上交通发达，所以广州的造船技术比其他地区先进。广州的汉代陵墓出土船只模型最多，形式各有不同，绝非偶然。从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来看，船台规模巨大，造船木材精心挑选，船台独具匠心的设计和结构都充分显示了2000多年前广州人民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在2000多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和延伸。汉武帝十分重视海上贸易，招募航海技术人员和商人，在朝廷翻译官带领下，用大船装载丝绸和黄金，从徐闻、合浦、日南出发，经过东南亚、横渡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面，最后抵达斯里兰卡。返航时则购买明珠、璧琉璃、奇石等珍宝。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国际贸易。东南亚出现了许多国际贸易港，罗马商人也远道而来开展贸易。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造船技术有很大的提高，能造出容纳六、七百人、装载货物10万斗的船舶，东晋时占据广州的卢循起义军曾造八槽舰，有四层楼高，能抵御很强的风浪。加以罗马帝国对丝绸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等原因，使中国对外贸易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据史料记载，对外贸易的利润很高，甚至达到几百倍，成为颇大的商业驱动力量。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增加到十几个，广州已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这一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广州更是成为世界著名的大港。唐朝是中世纪的强盛朝代，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对外的海上交通尤为发达。当时亚洲西部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国。它的海口商业也很发达，使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风帆如织，贸易倍加旺盛。851年曾到中国和印度经商的阿拉伯人苏莱曼写下了《中国、印度游记》，书中指出当时中国船舶极为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所以只有中国船能通过。其他史书也有记载：中国船由广州直接航往东南亚、印度、波斯、大食国，然后换船通过红海，到达埃及。唐代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除了丝绸，还有陶瓷，它在国际市场中备受欢迎。在埃及开罗南部，发现唐宋时期的瓷片数以万计。因此，有人认为埃及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由于唐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所以外国常称华人为“唐人”，华侨则称祖国为“唐山”。唐朝还首次设立专门负责向外来船舶征收关税的市舶使于广州。市舶使为朝廷采购舶来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等事宜。
由于唐代对外贸易频繁，聚居在广州的外商很多，他们侨居的地方叫“蕃坊”。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游记》中确指当时已有回教堂（即怀圣寺）。蕃坊在今天光塔街一带，它设有长官，管理大小事务。
以后历代各朝，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和延伸。到1784年2月2日，美国人驾驶“中国皇后”号商船，载着40吨西洋参起航，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过印度洋到达广州黄埔港，共航行了188天。返航时购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辟了中美海洋运输的直达航线，建立了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
明清时期由于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海上自由贸易，国外商人到广州以后要通过中介人才能与中国商人接洽生意，因此有“十三行”之设。十三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办理一切涉外事务，接待外国商人。
在清代国门没有被打破以前，广州几乎是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在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6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迄于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被戴上了殖民主义的新枷锁，导致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处于祖国南大门的广州，人民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黄花岗之役）、广州公社起义……同时，广州又是仁人志士云集之地。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这里禁烟抗英，揭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这里开始和持续了民主革命活动，把广州作为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大本营，曾三次在这里建立政权，在他的晚年国民革命浪潮更是汹涌澎湃。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周恩来、刘少奇在广州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活动。张太雷、叶剑英等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鲁迅、郭沫若等都曾来广州传播进步文化。
广州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曾直接孕育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前仆后继、献出一切。这些光辉业绩与先进人物，都为名城广州增添了不灭的光彩。
过去的峥嵘岁月，为广州留下了许多革命纪念旧址。三元里抗英旧址、万木草堂遗址、黄花岗起义指挥部遗址、大元帅府遗址、黄埔军校旧址、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省港大罢工指挥部旧址、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遗址和鲁迅纪念馆，等等。它们是广州，也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侵略，反压迫，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历史见证。7岭南文化的主干
广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无愧为祖国文化百花园中一枝绚丽的奇葩。它以本土文化为基点，承继了中原的正统文化，接受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如湖湘文化），吸收了海外文化（包括西方与东南亚地区文化）。岭南文化，正是发轫、发展于融汇过程之中。
远古时期，岭南文化正处于初始状态。封建社会中后期，获得长足的发展。明清以来，特别是迄于近代，岭南文化呈现出崭新繁荣的景象，在许多方面居于全国前列。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岭南文化起了津梁和催化作用。
岭南文化的繁衍过程，与岭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体相应同步——相当绵长的原始公社制，不发达的奴隶制，中世纪中后期的迅速发展，开风气之先和领风气之先的近代，这就是岭南经济与社会演化的一般进程，也是岭南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在岭南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海洋和五岭的隔绝为科技、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所打破，广东——特别是广州与中原、周边地区和海外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不断深化与拓展，尤其以中外交流更为突出。融汇，俨然成为岭南文化的特征。至于广东的商品经济到了明清之际已颇发达，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枢。墟镇星罗棋布，丝茶贸易蔚为大宗。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经济因素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它的内涵。
岭南文化既有雅文化，也有俗文化；既有抽象的观念，也有民俗的表现。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观性、平民性……可视做它的特征。8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广州位于广东省的中部，濒临南海，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北回归线从北郊太平场通过，东江、西江、北江在这里汇流入南海和太平洋。广州地势东北高、西北低，北部和东北部是山区，中部是丘陵、台地，南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珠江穿市而过。东南面与香港连接，西南部与澳门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南方海陆交通枢纽和对外交往的门户。广州东南的黄埔港，可以停泊万吨巨轮。祖国的“南大门”——这是广州的真实写照。
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同时，广州又处在京广、广深与广三铁路的交叉点，是中国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广和粤沪铁路最南的终点。通过这两条铁路干线，广州和华东、华中、华北的广大地区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广州是广东公路的中枢，从这里有密集的公路网通向全省各地。地处珠江水网地带，内河航运十分发达。此外，广州还是华南和国际民用航空交通的中心。东南亚、西亚等到我国访问或观光的国际友人或华侨越来越多，广州就是他们入境后到达的第一个大城市。
广州背靠白云山，面临珠江。它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一片平坦富饶的平原，河流交织，稻田广阔，鱼塘密布，桑蔗繁茂，果树成林，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白云山算是广州附近较高的山岭（最高峰摩星岭，海拔382.4米），山峰宛若围屏，林木苍翠，风景优美，历来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广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常青，繁花似锦，气候怡人，素有“花城”之美誉。二羊城百年英雄地
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1840年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首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开始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百多年中，广州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先驱、爱国和进步人士，使广州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广州近代百年历史，不仅反映了广东人民奋勇抗争的业绩，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缩影：艰苦探索救国真理，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振兴中华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回顾百多年的峥嵘岁月，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1林则徐虎门销烟
19世纪初叶，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1775～1833年从中国购买茶叶共约1400多万担，最多一年达40多万担。1817～1832年的15年中，广州出口总值达3.183亿元，茶叶就占了1.931亿元。鸦片战争前每年约有45万担茶叶从广州输出，粤海关每年征收出口茶税约41.4万两白银。丝绸、陶瓷等其他商品的出口数量，亦颇不小。这种贸易状况，为贪婪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所不能容忍。他们希望用廉价的商品来敲开中国的大门，遭到了固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抵制。他们于是改变手法，无耻地用毒品鸦片和大炮军舰来作为进攻中国的手段。当时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就成了鸦片贸易和走私的中心。广州的外国洋行成为鸦片贩子的活动据点，鸦片烟馆到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吸食鸦片者已达2百万人以上，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吸毒者被戕害得精神萎靡，身体衰弱。清军官兵吸毒的也不少，他们身带两杆枪：一杆是作武器的枪，锈迹斑斑；一杆是鸦片烟枪，油光滑亮。到1838年，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向中国输入4万多箱鸦片。如此大量输入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军队逐渐丧失战斗力，人们的精神和体质受到摧残，造成国穷民弱的严峻局面。
对这些杀人不见血的毒品，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他们称鸦片为“妖烟”，运鸦片的船为“番船”，鸦片烟贩子为“番鬼”。广州人民最早受鸦片的毒害，因此，他们反抗英美等西方列强利用鸦片进行侵略的斗争也最早和最激烈。
1838年12月12日，两广总督邓廷桢主持禁烟，将一名鸦片烟犯何老金押到十三行洋馆前广场处决。英美商馆的鸦片贩子捣乱刑场、阻挠中国处决鸦片烟贩。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为，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无比愤怒，上万名群众自动起来包围了外国商馆，拆毁周围的木栅栏，用砖瓦石块打碎商馆窗户，对外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予以痛击。这是广州人民最早反对西方侵略者的斗争。
林则徐来到广州，把禁烟抗英斗争推向高潮。忧国忧民的林则徐，是清朝官吏中主张严禁鸦片的代表，他任湖广总督时，就采取了一系列严禁措施并取得明显的成效。他提出《严禁鸦片章程》，指出要禁鸦片就要先从重惩治吸食者，没有人吸食，谁还会开烟馆和贩卖鸦片呢？后来林则徐又上书道光皇帝，深刻指出鸦片的严重危害：军队将失去战斗力，无法抵抗侵略和保卫疆土；国库日渐空虚，无以为继。清朝统治者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于是清政府接受了林则徐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派遣到广州查禁鸦片。广州的滨海门户虎门是鸦片走私的重要通道之一，当地的农民、渔民纷纷自发地烧毁外国烟船，捣毁烟馆，搜捕烟贩。广州人民反对鸦片流毒的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在群众的推动、支持和鼓舞下，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更为坚定。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与前来迎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商讨禁烟的办法和加强海防的措施。为博采众议，林则徐专门召集几间书院的600名学生，以考试形式收集禁烟的意见。之后，林则徐下令查封广州所有烟馆。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国鸦片烟贩传令缴出鸦片，并要求具结声明永不再贩卖，还限他们在三天之内点清船上鸦片数量，上缴官府销毁，以示悔改。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义律却千方百计破坏禁烟运动。3月23日，他唆使停在伶仃洋面的22艘英国鸦片船逃走，并准备将英商撤离广州。第二天，他想乘夜色朦胧带大鸦片烟贩颠地逃跑。谁料林则徐早已在海面布下军队，把鸦片船和颠地截获。林则徐对义律的破坏行为采取坚决还击措施，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停泊在黄埔港的英国商船全部暂行封舱；撤出所有在洋行里受外商雇佣的中国人，派兵把守洋馆区，限制洋人出入，切断洋馆与商船的交通。在广州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林则徐表示：一定要把禁烟运动贯彻到底，绝不半途而废，鸦片一天不消灭，我就不离开广州。结果，义律不得不于3月27日向林则徐表示：愿意缴出所有鸦片。22艘鸦片船陆续开回虎门。林则徐、邓廷桢等于4月12日到达虎门验收英美鸦片贩子缴出的2万多箱鸦片，重量达240万斤。
为了将这一大批鸦片彻底销毁，林则徐一改过去火烧的办法，而采用盐卤和石灰浸化鸦片后销毁的方法，在虎门海滩高处挖了两个长方形池子，池内设有活动闸门，通向大海。6月3日，虎门响起礼炮和群众的欢呼声。震动世界的大事——虎门销烟开始了。人们把鸦片浸泡在海水的盐卤中，撒下石灰，黑色的鸦片逐渐变白化烟消散。池底渣沫排出大海，并用清水冲洗。这样，用了23天时间才把200多万斤鸦片销光。林则徐每天亲临现场监督销烟过程，观看销烟的人流络绎不绝。一些外国人观看虎门销烟后，特地来到林则徐面前，摘下帽子，对他表示衷心的钦佩和敬意。
禁烟运动的胜利，打破了英国侵略者企图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侵略中国的梦想。虎门销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鸦片斗争达到高潮，揭开了中国人民近代反侵略、反殖民主义斗争史的光辉篇章。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征服的、英雄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屈不挠的、勇敢的人民。任何侵略者征服他们的企图，都只能是白日做梦，失败是他们的最终下场。
今天，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巨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激动人心的情景。当年的销烟池至今仍保存在东莞太平镇，在那里建立了反映虎门销烟光辉业绩的纪念馆。此外，还建立了一座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碑。虎门销烟之壮举，无愧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2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英国政府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实施殖民主义政策，1839年10月，借口“保护通商”，正式决定出兵侵略中国。1840年6月28日，英国“东方远征军”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由是爆发。当时林则徐任两广总督，率领广东军民严守海防，使英军进犯广东的阴谋不能得逞。7月，英军北上进犯厦门被击退，便攻占浙江定海，进逼天津。英军驻兵天津河口，威胁北京。昏庸的道光皇帝大为震惊，他不但不责备守土失职的官员，反而对禁烟抗战有功的林则徐产生猜疑，认为他措置不当开罪了夷人才导致战争。他把林则徐撤职并充军新疆伊犁，而选用投降派琦善取代林则徐。9月，英军撤回广州，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与英国谈判。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的做法，撤除了虎门的海防，解散民兵。在谈判期间，英国殖民者为炫耀武力，出动2000多人、炮舰20余艘，于1841年1月7日突然进攻沙角、大角炮台。沙角炮台是虎门的前沿防线，军事地位重要。驻守炮台的将领陈连升和儿子率领600多人奋力守卫，誓与炮台共存亡，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炮台失守，陈连升父子和沙角炮台守军全部壮烈牺牲。今天沙角的“节兵义坟”，就是为纪念沙角炮台殉国的陈连升父子及爱国将士而修建。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次日，道光皇帝被迫下令对英宣战。2月25日，英军进攻虎门诸炮台。关天培身先士卒，率兵抵抗。在敌军猛烈炮火攻击下，炮台告急，琦善竟然坐视不理，不发援兵。虎门炮台官兵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英勇奋战，关天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终因力量悬殊，关天培与数百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陷。3月，英军直通广州。5月，炮轰广州城。清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背着人民向英国侵略者屈辱求和。清贵族奕山与英国代表义律签订休战协定——《广州和约》，主要内容是中国向英军缴纳广州“赎城费”6百万元，赔偿英军商馆损失费30万元，清军退出广州60英里，英军退出虎门等。英国勒索巨款后，又提出割让香港，订立正约。因未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英国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8月，英军攻占厦门，旋即又进攻定海、镇海，占领宁波。1842年6月，英军攻占了吴淞和上海。8月初，英军集结85艘军舰停泊在南京江面。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抽收进口货税率由中英共同认定，不得随意变更。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末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三元里抗英和广州反入城斗争
三元里是广州北郊一个乡村。鸦片战争爆发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坚决抵抗侵略，却一味向英军妥协求和。林则徐、邓廷桢等遭到革职，投降派琦善、奕山来到广州。1841年5月25日，英军进攻广州，奕山躲在城里不作还击。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和四方炮台（今越秀公园内），不断炮轰广州，奕山慌忙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军侵略头子义律求和，并签订卖国的《广州和约》，换取暂时的休战。
英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抢夺。侵入珠江的英国军舰向人口稠密的市区肆意炮击，一天之内烧毁民房店铺1000多间。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军仍对广州城北郊一带进行大规模的劫掠，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毁墓暴尸。
三元里人民对清政府可耻的卖国行为与英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反侵略的火焰终于猛烈燃烧起来了。
5月29日，一队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财物，污辱妇女。三元里人民怒火万丈，奋起反抗，当场打死七八个侵略兵。为了防备英军再犯，三元里一带的人民把三元古庙里的黑色三星旗作为抗英指挥旗。青年农民韦绍光领导村民在古庙前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前进，鸣金收兵，杀绝英夷，打死无怨。当天，三元里附近103乡的代表还在三元里牛栏岗会盟，商议抗英大计，决定15～50岁男子组成主干队伍，以黑色三星旗为标志，诱敌到牛栏岗，一举歼灭。
5月30日，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战斗打响了。这天早晨，三元里人民手持各种农具，浩浩荡荡向驻扎在四方炮台的2000英军进发。正在吃早点的英军听到杀声阵起，看到几千群众冲杀过来，吓得胆战心寒。英军司令卧乌古率军迎战，群众把英军引到牛栏岗，早已埋伏的7000多群众将敌人围住，手持劣势武器的农民和装备新式枪炮的侵略者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妇女儿童也在战场附近呐喊助威。午后，天上下起暴雨，敌人火药受潮，枪炮失灵，他们穿着长靴陷在泥泞中，寸步难行，成了瓮中之鳖。卧乌古收拾残兵逃回四方炮台。广州郊区的群众则将炮台团团围住。
惨败的英军急忙向奕山求救。奕山命令广州知府余保纯派军队开赴三元里为侵略军解围，并向敌人屈膝求和。英国侵略者虽得到奕山、余保纯的解围，却再也不敢在广州停留了，第二天便退缩到虎门以外。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役击毙英军官2名，士兵200多人，俘虏10多人，伤者无数；缴获大炮2尊，刀枪900多件；把英军赶出了广州城。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信心与决心。广大人民经过这次斗争更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和卖国求荣的真面目，认识到“官兵不可恃”、“鬼子不足怕”、“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有一首歌谣辛辣地讽刺了清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态：“一声炮响，二律入城（二与义粤音相同），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失守，任紫恒讲和（任是当时广州大鸦片烟商，他代清政府支垫赔款），六百万元赔款，七钱银兑足（每元折合足银7钱，六百万元折合420万两银），八千斤没用（指虎门八千斤重的大炮没有用于抗敌），九九打吓（九与久同音，指清政府根本无心抵抗侵略），十足输晒（清军总打败仗）。”
三元里抗英斗争一年后，英国侵略者又以《南京条约》为借口要求开放广州进行贸易。广州人民对英国贪婪无耻的野心感到极为愤怒，他们不承认外国人有进城的权利，掀起了反进城斗争，坚决拒绝英军入城。然而清政府依然向侵略者俯首屈膝，一面禁止人民反抗，一面秘密与英国人承诺两年后进城。1845年，广州人民以“升平社学”（遗址在广州白云区石井乡）群众武装组织为中心，发动驱逐广州知府的斗争。他们攻入广州府署，把卖国的知府刘浔赶走。1849年，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以密约期满，率兵船闯入省河。附近社学、团练纷纷赶到珠江两岸，10余万人严阵以待，杀声震天。英军只得退走，《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多年间始终不能进入广州城。此外，升平社学还多次领导广州人民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青史凭谁定是非？”当年被贬黜的林则徐悲愤地发问。答案只能是人民。今天，在三元里的山冈上立着一座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三元里古庙成为纪念馆。它记载了三元里人民的英雄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武装反侵略斗争，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甘于做奴隶的铮铮铁骨和气慑鲸鲵的英雄气概。正如后人有词赞：“羊城自古英雄地，百年回首三元里。南国一声雷，九州万马嘶，挥戈拒鬼蜮，多少英雄血，碑际气似虹，花明月正中。”4天国风雷惊九州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侵略者贪婪的触手并未停止活动，要求入城和强行租地，不一而足。广州人民则进行持续的反侵略斗争。但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媚外日益暴露。例如，6名英国暴徒于1847年12月携带手枪，以征服者的姿态，闯入广州附近黄竹岐村骚扰，打死打伤村民各一人。村民出于义愤，把6名暴徒全部击毙。清政府派耆英处理此案，广州巡抚徐广缙最初也认为英国理屈，主张从宽处理，但迫于英国殖民者对他施加压力，结果将6名抗英村民处死，3人流放，6人受杖刑并入狱3年。又如1849年，群众杀死民愤极大的澳门葡萄牙总督亚马勒，徐广缙虽然承认亚马勒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的死亡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但“事关”外人，竟将击毙亚马勒的群众全部捕杀。种种事实，不胜枚举。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榨取群众；对外则卖国投降，割地赔款。广大人民与清朝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随着侵略者的步步深入而更加激化。这两个基本矛盾一直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因此，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公开化，数量激增，劳动人民的负担更沉重。由于鸦片大量输入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和原料掠夺的增加，广州对外贸易下降，进口货物在广东的销售却增加，尤其是廉价纺织品的冲击，使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小商品经济受到摧残，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洋布价格比机织土布便宜，质量亦好，使许多生产土布的工场关门，工人失业，土地兼并的现象严重。而广东是土地集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全国土地40%～80%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中，60%～90%的人没有土地。广东当时人均只有1.21亩土地，大批农民只好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租种土地。加之广东在鸦片战争中受害最深，战争中清政府从广东征调兵力、粮饷最多，巨大的战争费用和赔款使赋税加重。仅1841年度，广东支出军费400多万，相当全省一年征收土地税的3倍。战后赔款也是广东负担最多，约占总数的69.95%。加上广东大地主、大官僚的搜刮，水利失修，天灾频繁，民不聊生。
压迫激起反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下层群众闻风而动，结成各种会党，在广州地区和省内各地举行多次起义。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相互缺乏联系合作，因而，被清政府逐个击破。斗争形势需要一个巨大的农民组织来统一领导。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动因，促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酝酿。它的领袖洪秀全，就是在广东开始反清活动的。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今称花都市，属广州市），出身农家。他目睹鸦片战争前后侵略者的暴行，清政府的极端腐败，人民抗争的高涨，从对现实不满，逐渐走上了反清道路。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在广州读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并联系几年前他卧病时梦见金发皂袍老人的幻象，假托接受了“皇上帝”的天命，下凡救世。6月，他在花县创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反清团体——拜上帝会，提出建立“人间天国”，并开始发展李敬芳、冯云山、洪仁玕等信徒。由于他砸毁了象征几千年封建意识的孔子牌位，遭到封建势力的激烈反对，无法在本乡立足。于是洪秀全走遍广东各地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在广西贵县发展信徒100多人。
1845～1846年间，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原道救世歌》宣传人人都应该和有权利敬拜上帝，批判君王专制独裁的现实。《原道醒世训》提出：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天下女子都是姐妹。反映出朴素平等思想，号召人们把互相欺凌、争斗和残杀的世界变成充满公平正直的世界，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而努力。1847～1848年，他撰写了《原道觉世训》，把社会分为皇上帝——象征正义和农民领袖同阎罗妖——象征皇帝、官僚和地主，这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农民应尊奉“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实际是反对君主、大官僚和地主。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诛妖救世。这些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思想基础，颇能吸收和组织大批贫苦农民为追求一个新世界而奋斗。由是，拜上帝会成为一个有纲领和组织的团体。
1844年，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艰苦地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吸收了2000多人参加拜上帝会。1847年，洪秀全与冯云山会合，其时，拜上帝会在与当地地主团练斗争中已经不断壮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市），建立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经历了14年的斗争历程后，太平天国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斗争。它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以悲剧告终，难以完成“革故鼎新”的任务，但却给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后来的斗争开拓了道路。
为纪念洪秀全的历史功绩，花县的洪氏宗祠开辟为“广东省花县洪秀全纪念馆”。5“洪兵”起义
1851年广西金田村的起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这场暴风骤雨直接影响下，广州及其附近的番禺、东莞、佛山、顺德、新会、香山（今中山市）等地的天地会纷纷起义。1854年7月5日，佛山镇的天地会首领陈开率先起义。广州城北的李文茂、陈显良等相继起义响应。仅十几天时间，就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几十万起义队伍，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全省，参与的群众多达100万人，其中多数是贫苦农民。发动这次起义的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为“洪武”，所以起义军自称“洪兵”头裹红巾为标志，故又称“红巾军”。洪兵与太平军的成员有所不同，前者有不少游民无产者，而且多居于领导地位。洪兵虽提出“反清复明”，反清是推翻清王朝，但复明并非恢复明朝统治，而是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权。
各路起义军到处出击，痛杀官吏，围攻省城，沉重打击了广州的封建反动势力。红巾军著名领袖李文茂，出身粤剧艺人，所率队伍是围攻广州的主力，多是戏班人马，特别英勇善战，使清军闻风丧胆。李文茂率兵从西路围攻广州城，东路有陈显良，北路为甘先，加上广州珠江以南的队伍共约20万人联合从水陆四面攻城。两广总督叶名琛龟缩在广州城中，不敢出兵，竟然向英国乞求援助，以求剿捕起义军。外国侵略者一直企图进入广州，而这正是绝好机会，于是英、美、法等国用船只运送兵员、枪炮、粮食等，接济被困的清军。为此，起义军领袖陈显良曾正式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要求他们停止支援清军的行动，并警告不许再犯。但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镇压起义；而起义军各立山堂，未能形成统一有力的领导，纪律松散；加以武器落后等原因，起义军围攻半年，始终无法攻克约有1.5万清兵据守的广州城。最后，起义军不得不于1855年撤离广州，向西、北作战略转移。李文茂、陈开等率部进入广西并建立大成国，直至1861年方告失败。
红巾军转移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了罕见的大屠杀。1855年夏，仅广州就屠杀7.5万人。清朝官僚根本不用审讯，极其残酷，许多被害者是并未参加起义的百姓。
在起义失败后的一年中，叶名琛屠杀了约百万人。致使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大大削弱。正虎视眈眈地窥伺广州城的英、法殖民主义者，就是在“洪兵”转移的次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广州城达4年之久（1857～1861）。广州人民又一次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者、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以游击战和偷袭战，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提心吊胆，只好放弃新城，躲在旧城内不敢出来。港澳爱国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援广州人民，在外国人机关和家庭中服役的2万多中国人一齐罢工抗议。侵略者被赶出了广州。祖国的南大门决不容许侵略者横行霸道。
广东红巾军起义，就其规模、持续时间和影响来看，在当时各地各族人民此起彼伏的抗争中，是仅次于太平天国而居第二位，成为当时反侵略反封建斗争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在广东的封建统治，并牵制了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了积极配合和支援的作用。6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广州
19世纪50年代，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时候，殖民主义者当然不会放过扩大侵略中国的机会。最初他们希望通过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攫取更多利益和特权。1854～1856年，英、法、美三国公使要求清政府修改条约，包括扩大鸦片贸易合法化、降低关税、外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等侵略特权，都遭到清政府拒绝。于是，尝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甜头的英国便以“亚罗”号船事件、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在美国、俄国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了停在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亚罗”号船上的两名海盗及10名嫌疑犯。此船由中国人制造、属中国人所有，只是为了走私方便曾向香港当局领有执照，但到9月27日已期满，所以船上并未挂英国国旗。因此，这次行动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蓄意挑衅，硬说“亚罗”号船是英国船，并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国水师扯下英国旗，侮辱了大英帝国，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叶名琛曾据理驳斥，巴夏礼却发出限24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叶名琛迫于侵略者的淫威，将被捕的12人送交英国领事馆。巴夏礼蛮横之至，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国军舰越过虎门，攻占猎德、凤凰岗、海珠各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叶名琛面对强大的来犯之敌，竟不采取防范措施，只是对外交涉上态度较强硬，但没有武力支持的外交难以有力。况且他把兵力财力用于镇压“洪兵”起义，造成广州及沿海防务空虚。加上他麻痹轻敌，对英军入侵没有及时作出认真回击。当下属报告英军入侵时，他还认为对方虚张声势，居然下令听任敌船驶入内河，我军不可炮击。24日，英军炮轰凤凰岗炮台，守兵奉命撤退，炮台被毁。叶名琛得知后仍然无动于衷。直至次日省河沿江各炮台均被占领，叶名琛才调兵防守城东、城西，目的也只是为了“壮声威，兼防内匪”。英军由于兵力不足，到总督衙门抢劫一番后退出，占领城外商馆，军舰则不断炮击广州城。
叶名琛不仅执行不抵抗政策，还镇压广大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但是，愤怒的广州人民是不会屈服于殖民主义者淫威的。爱国军民采取游击战术，用火筏、火药瓶、水雷等偷袭敌人，烧毁城外全部商馆，并袭击了英国邮船。广大群众利用一切机会打击侵略者，英军由于兵力不足和受到不断袭击，1857年1月撤离广州，以待援军。新安人民支持广州军民的行动，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应，撤回在香港的新安人，一队新安人潜入香港突袭香港巡逻队。在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在供应英国人食用的面包中放砒霜的事件。“亚罗”号事件后，英国决定扩大侵华战争。1857年英国派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法国也派葛罗为专使，率军来华，与英军组成5600人的侵略联军。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向叶名琛下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英国人自由进城；赔偿英商损失；如中国同意，则解除珠江口封锁线，恢复贸易，但英军仍占领沿江各炮台及河南（珠江以南地区），直至两国签约才撤军。侵略者限定叶名琛10日内答复，否则将攻入广州。叶名琛虽拒绝英法联军的要求，但自1857年1月英军撤退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加强防范的实际措施。在外国侵略和本国人民反抗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历来的反动统治者往往把镇压人民放在首位，而不惜丧权辱国，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同样，叶名琛害怕人民的力量，大量裁减为防守广州而招募的士兵和船只，只留下1万多人。省河各炮台原有的千斤大炮早在去年英军占领时全部被搬走或被毁，敌军撤退后，叶名琛不重新装备，致使炮台形同虚设。叶名琛残酷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使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这个官僚还迷信神仙，认为12月15日后必太平无事，故不作抵抗准备，任由英法联军长驱直入。28日，英法联军开始炮击进攻广州，守兵虽拼死血战，终因兵力不足而败退。29日，敌军占据观音山（今越秀山）制高点，控制全城。31日，广州城陷入敌手。叶名琛自食其果，成了英法联军的阶下囚，并被押送印度囚禁，病死异国。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敌人，在英法联军控制下，为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严禁人民的反抗活动，为虎作伥，形成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府。这是近代广州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但清政府却默许它的存在。
侵略者入城后，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不许人民有丝毫反抗。1858年，爱国军民围攻广州时，城内清军反而帮助英法侵略军作战。1859年7月，劳崇光任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到任后处处媚外，出卖主权，对侵略者有求必应。就职伊始，他就同意将沙面租给英法建立租界。稍后，又派英国人管理广州海关，把海关大权奉送给侵略者。他还同意英国在广州设招工所，使西方殖民主义者多年来掠夺华工的罪行合法化。1860年，他更擅自将九龙半岛到石匠岛一线以南全部地方永租给英国，年租500两，此事甚至不敢上报朝廷。他还筹集租界的工费20多万元、侵略者军费月为4000元等，为敌人效犬马之劳。清廷得知劳崇光所作所为不但未加丝毫处分，反而批准劳崇光奏保的所谓办理洋务出力人员，实质上承认了他卖国有功。直至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才不得不按条约规定，于1861年10月1日撤离广州，结束他们对广州长达4年的统治。
与清政府的妥协不抵抗形成鲜明对照的人民——首先是广州人民坚决持续地反抗英法侵略军。对于他们的英勇斗争，恩格斯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评价：“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殊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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