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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苦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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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棒棒试读：

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代前言）

爸、妈：

我的转业申请组织上批准了，给你们写信的时候工作已经移交完毕，明天准备去解放碑的自力巷 53号报到，直接从“何主任”变成当初的“大莽子”。至于今后的工作，我准备从“棒棒”做起。

上个月在电话里透露了

一

爸、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为儿子的选择感到心痛，说真的，这身军装我都穿了

二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夔门大山沟，记得 1997年之前全家都是“四川奉节”人。小学的同学大多想当科学家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数我最没有理想，一门心思想当棒棒。主要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科学家是干啥的，再说儿子一心向往重庆城， 当棒棒就可以去重庆了。

那时的重庆与我们村的距离是

三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家里的羊群一起成长。上小学“八年级”的时候，我旷课一周被学校开除了，老妈骂我说：“你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去重庆当棒棒。”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棒棒”到底是一个什么工作，但既然是老妈在气头上说出来的，一定不会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老妈语带挖苦的教诲对我的学业并没有太大的促进，倒是让我看到了去重庆的希望。我想，既然当棒棒能去重庆，那我长大后就当棒棒吧。所以不管你们如何引导，我依然不清楚怎样学习才叫“努力”。在 30比 1的小升初竞争大环境下，我连续几年离录取线都差几分，只能不停地补习复读，读完“八年级”之后我还读过“

九

四

五

六

十

18岁那年，我念完高中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之后就不想上学了，打算报名参军。记得当时老爸用烟袋锅在我脑门儿上敲了三个大包，就是不同意。老爸当过五年兵，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后来我把幺舅请上门来当说客你们才勉强松口。其实，我入伍的初衷就是逃避上学，也知道没有文化去部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所以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到部队里练出一身肌肉块儿，退伍之后去重庆当棒棒。那一年，我们还是四川人，入伍档案的籍贯一栏填的也是“四川奉节”。在这个漫长的成长阶段，棒棒似乎一直是我为人生拟定的一条出路。

从小以为城里人都是天生的，这辈子除了去城市给城里人打工之外，再不可能与重庆这样的都市有任何瓜葛。 1997年的上半年，正在全国人民翘首期待香港回归的时候，天上有两块大馅饼径直砸到我的头上。一是作为沈阳军区某部优秀班长被直接提干，二是我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重庆人，而且我们的重庆和北京、上海、天津是一个级别。在填写一系列提干表格的时候，“重庆奉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新的籍贯。记得填表时“重庆”这两个字我写得特别用力，好几次钢笔尖儿把纸都戳漏了。可以说，成为“重庆人”和当上“军官”对我一样重要。

刚刚成为土生土长重庆人的时候，我和好多重庆老乡就像攀上了富贵干爹一样，没来由的自豪和骄傲，却根本不知道刚直辖的重庆还有很多尴尬。给你们讲一个战友的故事吧：

1998年，早我两年入伍的开县某村郑排长在驻地长春相亲，女方是书香门第，讲究门当户对。郑排长只用三句话就把岳父岳母搞定了——家在重庆；独门独院二层小楼，门前是菜园，屋后有竹林；父亲没事的时候就拄根棍子到朝天门码头去转悠。

岳父母担心夜长梦多，半年后就让郑排长带着漂亮媳妇儿回老家过门儿了。在菜园坝下火车之后，新媳妇儿觉得就算没车接也应该打个的士，对去长途汽车站十分诧异。在开县县城继续转乘开往乡村的破中巴，新媳妇儿怒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镇里的时候，新媳妇儿吐了。再乘坐专用手扶拖拉机走完坑坑洼洼的机耕道，郑排长指着河对面的山顶说：“快了快了，那栋被云挡了半边的二层小楼就是我家，我没骗你吧，独门独院，门前菜园，门后竹林。”新媳妇当场晕了。郑排长 56岁的父亲闻讯下山，用背带一勒，直接把半死不活的儿媳妇背回了他们白云生处的“独门独院”。新媳妇 120斤的体重在老公公背上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因为他在朝天门干了十多年棒棒。

苏醒过来的新媳妇儿大骂郑排长是“重庆大骗子”，发誓再也不回这见鬼的“独门独院”。平心而论，我的战友郑排长没有半点忽悠，最多只能怪他当时的描述缺少了一些补充交代。很显然，直辖之初，很多外省人只知道重庆是现代的大城市，却不清楚重庆还有落后的大农村。如果岳母第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四川开县”，如果岳母当时知道“手拄一根棍子在朝天门转悠的人”并非休闲的老干部，或许这门亲事就没有如此顺利。郑排长说，当了直辖市市民就是不一样。

被骂了一脑袋包的蜜月度完之后，郑排长给我带回来一套 VCD光盘，封面上印着一群扛着棒棒的人。他说这部电视剧特别搞笑，重庆人看多少遍都不腻味。我想，作为一名重庆人，我有必要看一看。可爱可敬的“山城棒棒军”在把我和几个老乡逗得前仰后合的同时，也把一种“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我的脑海。

从剧情里我依稀看到自己为之自豪的重庆与直辖的身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有精神就有希望，我几乎可以大胆设想它的 明天。那些年，我作为重庆人虽然还没有去过重庆城，但是我对重庆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山城棒棒的敬仰之情也越来越深。

我的“干龄”与重庆直辖年龄相当，在年轻的直辖市和山城棒棒大军一起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岁月里，我也像山城的棒棒那样在部队里埋头苦干。军队信息化建设打基础的年代，文化不高但是敢于吃苦的人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我不仅是集团军上下认可的“学习成才标兵”，多次立功受奖，还先后两次提前晋职， 30出头的时候也干到了正营职。我想，这可能是得益于巴山渝水独有的一种精神，大重庆的成长可能也离不开这种精神。

2007年初，工作上的调动让我有幸回到了驻重庆的部队。重庆城第一次以立体方式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浑身长满腱子肉的 20多岁小伙儿，洒脱倜傥而且后劲儿无穷。因为没有过去的参照，我不能感慨它的发展变化，但是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我打心底觉得它很青春很壮实，到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真实面对棒棒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与烙在我记忆里的荧屏形象有着强烈的反差。那时的部队机关还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一些干活或找活的棒棒，他们大多头发花白、脊背佝偻，有些挣扎迟缓的脚步似乎已经跟不上这个城市稳健的步伐。我猛然觉得自己正在见证这个行业的没落。或许，这个在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行业注定只属于我的父辈，因为年轻一代正在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取代他们的劳动。这是既残酷而又令人欣慰的现实。

有一位市领导说：“三年没来重庆，就不要说你来过重庆。”在重庆工作时间长了，我想说：“三个月没来重庆，你只能说曾经或很久以前来过重庆。”这些年的重庆，就像拔节的竹笋每天都在往上蹿，这种变化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得到的。老家的村子与重庆的距离由三天三夜缩短到 4个小时，这使得我的家庭接待负担日益沉重，童年那些没上过初中的同学，现在买件衣服都开个车牛皮哄哄往主城区跑。从东北回来探亲时见过的十来个光屁股侄儿侄女，现在大多都在重庆上大学，见面时总是争相讲述我“复读四年考初中”的传奇。

当初的战友郑排长现在是集团军机关的处长，这几年又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好几次。那个依然白云缭绕的山顶上新开了一个大型“农家乐”，老郑家的“独门独院”也变成了三层，还贴了瓷砖，建了车库。看来，老公公背儿媳妇的历史是不会重演了。当然，即使要背也可能背不动了，因为六十几岁的老父亲早已不在朝天门“休闲锻炼”了，每天只在家里“种种菜”、“养养鸡”。他当初在朝天门的竞争对手也大多“转行”或“退休”了，挑不动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适合棒棒干的业务越来越少，挣不到钱了。

回到重庆这些年，我的个人成长进步还算顺利， 2008年底光荣“入团”，牵头负责的工作也多少有些亮点。肩头责任越来越重，在底子单薄工作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喜欢远远地盯着棒棒爬坡上坎的背影，感觉能获取力量。

水无常势。在“中国梦”和“强军梦”号音渐急马蹄声催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成绩不突出，肚皮和腰间盘倒是日渐凸出，档案袋里那个函授的本科文凭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根本代表不了水平，再怎么努力都跟不上部队发展的节奏。躺下睡不着，坐着就犯困，自己干不动，别人干不放心，职务越来越高，可是好多新型装备看着就犯迷糊。懒散闲逛于街头，视野里零星的棒棒脚步蹒跚，急促的喘息被喉腔里那团总也咳不出来的浓痰剧烈拉扯，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我突然悲伤地意识到，我和山城的棒棒们一样，就要被这个时代淘汰 了——信息化时代，“老黄牛”终归要被“千里马”取代。从现行政策和自身年龄来看，脸皮厚一点的话三年五载不会有人撵我走，说不定还多少有一点进步空间。但是一个没啥文化的人老在那儿赖着，就要拖部队建设的后腿，就会阻挡年轻人的成长空间。

爸、妈，你们给予了我生命，但是，是这支人民军队赋予了我血性和品质，活要活得顶天立地，死要死得无愧于心。宁当市井棒棒，不做强军累赘——这是儿子以军人名义做出的人生第二次选择。

现在的军转安置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计划安置，二是自主择业。在递交了转业申请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既然是因为没文化主动从部队“撤退”下来的，也就不必再去给地方政府添累赘了，所以我决心自主择业，加入山城棒棒军，让我的人生重新起步。捧枪腾岗，解甲复耕，或许是庸人报国的务实抉择。

在我即将把背影留给军营的时候，重庆街头有一个佝偻的老棒棒也正在把背影留给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一见如故，他答应收我为徒，我觉得是时候去实现小学“八年级”的“愿望”了。当然，今天的我去做棒棒，绝非单纯的就业和生计，只是想踏踏实实回到劳动人民中间，踏踏实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依托自身所长顺便做点事情，比如写点关于山城棒棒的故事，或者拍一部关于山城棒棒的纪录片，自然再好不过。我已经请好了摄像师，小伙子 21岁，学历比我高，职业高中第六学期都念过，用单反相机给人拍过结婚照。我们初次见面在小饭馆儿点菜，“酸辣土豆丝”的前两个字他不会写，我只教了两遍就会写了，摄像机交给他的当天就弄懂了开机、关机、摄录和暂停，说明这娃还是很聪明的。当然，我之所以请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身腱子肉，看起来能吃苦，而且工资要求只有两千块。这两天小伙儿跟我说压力有点大，我说没事儿，见啥拍啥，我们就是要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追踪一群背影，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种人生。这与艺术无关，基本全是力气活儿。

安置移交前部队还给发基本工资，我已经把保障卡交给你们孙子的妈妈了，扣了房贷还能剩一些，她会按月给你们寄零花钱并代我支付摄像工资。至于我自己，你们不要操心，“荷包清零，心态归零”之后，我一定会俯下身子，亮出膀子。

爸、妈，儿子当棒棒，你们如果面子上挂不住，就先不要跟亲戚朋友提我转业的事，万一有人问起来，就笑一笑不置可否，好吗？再过十多天就要过年了，熏腊肉的时候千万不要坐在火堆旁边打瞌睡，容易着火，灶房挨着猪圈，猪圈里还堆着那么多稻草。

此致，叩首！你们的“大莽子”：何苦2014年 1月 18日于巴渝军营一

公元 2014年 1月 19日，农历癸巳年腊月十九。

老黄历上特别标注：“癸巳年乙丑月，庚寅除日，宜开业、忌搬家。”我想转业当个棒棒算不得开业吧？背点衣服被子换个地方睡觉也算不得搬家吧？总之在这一天我脱下穿了整整 20年的军装，走进了渝中区五一路自力巷。我和“棒棒”老黄的师徒关系从这一天开始，关于自力巷 53号的故事也由此讲起。

老黄今年 65岁，重庆江津人， 1992年初加入山城“棒棒”大军，是一名有着 22年“棒龄”的资深“棒棒哥”，也是自力巷 53号的老房客。因为十多天前的一次邂逅我们一见如故，并且确定了师徒关系，他如约帮我在自力巷 53号租了房。

紧随老黄的脚步走进自力巷，视野里充斥着残垣断壁和一些结构要素基本完整的破旧建筑，恍若一脚踏进了美丽的渝中半岛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伤疤。自力巷和重庆地标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直线距离不到 300米。作为大重庆行政区域里最原始的版图，渝中区是所有区县中的长子，而解放碑商圈就是渝中区的脸面和门户，它不仅承载着巴渝历史文化的变迁，还托举着今日重庆的自信和自豪。随着这些年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楼盘竞相比高，旧城改造稳步推进，不断的新陈代谢使破旧低 矮的老城棚户区正在变成记忆，昔日的地标建筑“人民解放纪念碑”，除了精神层面的高度依然无可比拟之外，物理范畴的高度已经不复从前，鳞次栉比的商圈写字楼就像集合在“纪念碑”广场周围的卫兵，挺拔张扬得有些喧宾夺主。对于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的解放碑商圈来说，自力巷就如重庆美女隐藏在黑丝袜里面的一块与生俱来的黑色胎记，性感时尚的光鲜背后却依然留着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成长遗憾。

没有人知道自力巷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力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或许是巷子里历来住的都是小商小贩和手艺人，靠着勤劳节俭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过日子，自力巷因此得名。当然，关于巷名的来源，也仅仅只是一些后来人模糊的揣测。今天的自力巷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点，因为巷子里这些形态各异勉强站立的墙壁上都无一例外的涂抹着大红的“拆”字。据说，这里是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攻坚的目标之一，拆迁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高调进驻，因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众所周知的矛盾难以调和，至今只推倒了位于巷口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楼。虽然拆迁进展缓慢，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破败老旧的巷子注定要被高速发展的城市重新定位，未来的自力巷将成为五一路金融街的一部分。或许是早已洞悉这个巷子的必然命运，巷子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有了新的归宿，除了收房租和与拆迁办讨价还价之外，自力巷与他们的生活几无关系。老黄说，而今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他这样的外来农民工、小商贩和手艺人，他们无意也没有资格充当钉子户，也无所谓几时搬迁，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他们每个人都企盼着住进宽敞明亮的都市楼房，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附在这里吸取自力巷残存的养分，用勤劳的双手继续丰富自力巷里自力更生的故事。

狭长的巷子通道上行人稀疏，几个熟悉而陌生的手艺小摊贴着墙根次第排开。熟悉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离生活很近，陌生是因为他们劳动的方式离记忆很远。巷口的皮匠咧着嘴一锥一线缝补着一只鞋底开胶的劣质运动鞋，身旁还凌乱地堆放着一些严重破损且被泥污浸染得分不清颜色的胶鞋或布鞋。离皮匠十来米远的地方是裁缝，正对着一条半新不旧的休闲裤比比画画，看样子是准备完成一项长改短或大改小的工作。在他的裁剪案板上，还摆放着一堆成色不一的旧衣裤。从皮匠和裁缝手头的工作大致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顾客应该都是一些十分勤俭且不太注重体面的人。巷子的尽头还有一个剃头匠在给女顾客做发型。同样是靠理发谋生，在闹市店面里工作的叫理发师或美发师，在自力巷摆露天摊的就是剃头匠。一把椅子，一面镜子，再加上几样基础的理发工具，就凑成了他吃饭的全部家当。别看工具简陋，手艺却是相当娴熟，十几分钟就用一把烫钳在女顾客头上烙出了一个标准的“爆炸式”。在今天的理发界，还能如此熟练运用烫钳做发型的师傅，想必已经十分鲜见。当然，在今天还能把一头秀发拿来烫得嗞嗞冒烟的人也不会太多，这份爱美之心自然也是令人十分地佩服。视野所及的地方，只有几辆随意停放的摩托车是看得见的现代元素。摩托车后备箱上无一例外地张贴着“开锁”和“疏通”的醒目标识，似乎在招揽生意，也似乎在昭告它们的主人所从事的营生。

我的新住所是一幢具有浓郁“民国陪都”风情的木结构四层小楼，门牌很新，房子很破，沧桑的墙面似乎还残留着抗战时期日本大轰炸的焦煳气味。据说这个巷子里本来还有一栋跟它一模一样的小楼，叫自力巷 52号，十多前在一场暴风雨当中轰然垮塌了。与它逝去的兄弟相比，眼前的 53号算得上长寿了。尽管墙体破损严重，结构也变得歪歪扭扭，但它依然还在 颤颤巍巍地见证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就像一位挤在年轻巨人中间踮着脚尖看风景的耄耊老者。

穿过一楼只能侧身通过的黑暗走廊，我强烈觉得这里应该属于白蚁、蟑螂和老鼠，已经严重不适宜人类居住。多少有些欣慰的是楼梯口竟然还有一盏 3瓦声控电灯，这是楼内唯一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硬件设施，虽然光线微弱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导航作用，有效降低了攀爬这个 80度仰角简易木梯时失足坠落的风险。

我的房间在二楼，与老黄一墙之隔，月租金 300元，有窗有床有电源。窗户缺一块玻璃，是看楼前垃圾场，嗅外边腐臭味儿的绿色通道。床是木板纸壳拼凑起来的复合体，裸露的电线就如一条条攀附在窗沿的死蚯蚓。墙壁上凌乱地张贴着各类或公益或商业的宣传海报，就如走进了一个刚刚被 8级大风吹乱的街头橱窗，满墙的帅哥靓女有的在倡导环保，有的专注于吃，进屋不到 3分钟，我不仅重温了重庆 2011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目标任务，还对肯德基几年前推出的套餐印象深刻。老黄说这里以前住着一个绰号叫“黄牛”的棒棒，前几天刚刚退房回家，因为他比较爱干净，所以这个房间一直比较整洁。看着老黄一脸真诚，我能肯定他的本意并非幽默。

走进老黄的房间，瞬间觉得我的房间很奢侈。不足 4平米的空间，在放了一张单人床之后，只能侧身进屋，坐在床沿伸不开腿，站在床前转不过身。就算俯着进去，也会把挂满墙壁的各类口袋撞得滴溜溜地转悠。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门，兼具进出和通风的双重功能，但却不能防盗防偷窥。老黄的房租原本是每月 60元，因为经常在楼里干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房东干脆就把他的房租免了，条件是他要肩负起物业管理的职责。

得知老黄收了徒弟，自力巷 53号的老住户纷纷前来道贺。 寒暄之后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大石、老甘和河南。摄像兄弟一时还摆不正心态，一个劲儿地跟人夸耀我是团级干部，搞得像是调到这儿来工作的领导似的。或许是打心底觉得当棒棒没有技术含量，亦或许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当棒棒很卑微，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疑惑和诧异。疑惑棒棒老黄身上有什么技艺值得传授，诧异我好好的“官儿”不当干吗要来当棒棒。

是爷们儿，做法律道德框架内的事情就无须在乎别人的眼神。我用 20年前从连长手中接枪的豪情从老黄手中接过比“八一”冲锋枪略长比“四零”火箭筒略细的“棒棒”，胸腔里的心脏收缩扩张节奏瞬间加速，感觉有一股热热的液体在全身剧烈奔涌。这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更是一名劳动者的主动回归，我没有不兴奋的理由。这种兴奋的感觉和 20年前的那个冬天没有区别。因为在我的眼里，棒棒是一个同样神圣的职业。“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改革开放之初，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上世纪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更多的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二十几万人的棒棒大军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山城爬坡上坎的特殊地理条件也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车，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总之，只要是用力气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决不退缩。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棒棒是这个城市最低贱的职业，但在那个年代，棒棒又是重庆人事业和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万金油”。他们不在意自身职业的卑微，也不在乎别人眼里的褒贬尊卑，他们只相信幸福要用汗水博 取。 30多年来，有人唾骂棒棒衣衫不整乱闯红灯随地吐痰影响市容，也有人感慨今天的重庆城很大程度上是二十几万棒棒用肩膀挑出来的。昔日的一部《山城棒棒军》之所以能够火爆重庆，火遍全国，就在于它用艺术的真实展现了一种真实的存在，用艺术的真实刻画了一种真实的品格，一种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品格。弹指一挥间， 3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经典的时候，却猛然发现山城街头的棒棒少了，老了。

棒棒去哪儿了？

我在自力巷 53号的 4个邻居，都是棒棒。确切地说，老甘、河南曾经是“棒棒”，大石、老黄现在还是“棒棒”。

一楼的大石是重庆合川人，今年 59岁。 1982年的春天开始投身山城棒棒大军，是这里资格最老的棒棒，也是自力巷 53号最老的租户。刚来的时候儿子一岁，现在孙子 5岁。大石比较精明踏实，以前只是自己在这里租房子住，近些年来几个房主嫌每月收百八十块房租来回跑很麻烦，就以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大石统一经营管理，于是大石就成了自力巷 53号的房东。大石现在不在这里居住，每周定时来自力巷给一个老主顾送煤拉菜，干着有规律的固定业务，不上街揽活。据说大石在南岸区有个幸福的家，一楼只是他堆放面粉、蜂窝煤和送货工具的仓库。看起来“棒棒”已不是大石的主业，更像是兼职。

我的楼上住着河南，他的房间乱得就像废品收购站的小仓库。因为是棒棒行业里为数不多的中原人，所以家乡省份的名称就成了他在重庆的名字。河南的左腿有残疾，弯曲困难，平时要么站着要么躺着，上下自力巷 53号的楼梯是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河南今年 44岁，到重庆已整整 20年，先是干了 17年棒棒，而后给一个夜市大排档老板干了 3年杂活，至今还没有初恋。 2013年 12月 16日，河南因为一件小事令老板不满而失 业。他说当棒棒没什么出息，这一个多月似乎已经找到了新的出路——“斗地主”。今天，河南的口袋里还有 7块钱，这是全部家底儿。

老甘住的四楼更像是个阁楼。房门下沿将近一半的面积只有框架没有木板，无论是开还是关都只具有象征意义。老甘的安全意识很强，外出时房门一定上锁。阁楼的窗户是一个窗户形状的大洞，只具有通风功能，不能用于保温。其实，这个房间纵使没有窗户也无所谓，墙壁四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采光通风。老甘是四川邻水人，与大石同龄，至今未婚。老甘的记性不好，记不住自己到重庆多少年了，他说印象中当时的大石还是个不满 30的小伙子。老甘是个典型的宅男，上班之余全部猫在自己的阁楼上。去年 12月，我房间的前主人黄牛回家时，以一百元的价格处理给他一个便携式影碟机，老甘这些日子天天关在屋里看《刘三姐》，至于已经看了多少遍，他记不住。他说刘三姐真好看。

相对于其他三个人来说，老黄是最纯粹的棒棒，至今还在以山城棒棒最传统的方式挣钱谋生。每天蹲守或游走在固定的区域，无论是挑、扛、抬、拽，还是铲、挖、撬、砸，给钱就干。

晚饭时分，老黄一边做饭，一边以师傅和物业管理员的身份向我强调自力巷 53号的注意事项。三楼除了河南的房间之外，其余都是公共生活空间。一个烧柴的简易土灶，可以做饭烧热水；一个下水不是很顺畅的洗衣台，是洗漱、洗衣和洗澡的地方；一个锈蚀严重的歪嘴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干净的生活用水。厕所在楼外 50米处，大部分自力巷的人都去那里，当然如果憋急了，小便也可以在水桶旁边的下水道解决，条件是必须瞄准，既不能溅到水桶里也不能滴到楼梯上。这是一项技术 活，你懂的。老黄还特别强调，灶只能天黑之后确认拆迁办下班了才能使用，生火之时木柴伸出灶膛门外部分不能超过三寸，火未灭之前人绝对不能离开半步，超过 1500瓦的家用电器也不能使用，这是人命关天的事，绝不能丝毫马虎。老黄特别叮嘱我，一旦着火，就直接从窗户跳出去，就算把腿摔断了命还是能保住的。

老黄还说，进城这 22年，因为拆迁他搬过很多次家，自力巷 53号的条件是最好的，也不知道还能住多久。二

2014年 1月 20日，蛇年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清晨 8点，我和老黄准时出门。贵为大山城的核心 CBD，解放碑年味十足，就如一个青春美少女早早穿上了漂亮的花裙子，迫不及待想要拥抱春天。从自力巷踏进解放碑，我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 70年。

穿行在人流中的老黄一身棒棒的标准配置：缺少部分纽扣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半新不旧的解放鞋和一根磨得发亮的南竹“棒棒”。左前胸处，一串挽着结的尼龙绳随着身体的节奏左右晃动。或许是早上洗脸时沾在额头发根的香皂沫没有擦净的缘故，微微上翘的发梢使老黄的面部很开阔，额头皱纹很深，眉稀睫短，目光有些浑浊，严寒的气温使鼻孔外面探出的一小撮鼻毛有些湿润。老黄习惯双手插在裤兜，走起路来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很不协调。老黄说年轻人喜欢双手插兜，自己保持这样别扭的走路姿势无非是想告诉别人他还不老，还挑得动。

漫无目标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同行，他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商场门口聊天等活儿，有的独自溜达四处觅活儿，还有的正在按照雇主的要求紧张干活儿。我很随意地拎着“棒棒”跟在老黄的身后，他不时提醒我要扛在肩膀上。 他说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棍子是打狗的工具，而我们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我们自食其力。这是最本质的区别，老黄特别在乎这种区别。听着老黄的教导，我郑重地把“棒棒”扛上肩膀，就像当初扛枪一样。

路过正阳街口，我看到河南正坐在街边“斗地主”。桌上的河南左手抓着一把扑克牌，右手正掐着一个硕大的馒头用力往嘴里塞，右手小指头上还钩着一个方便袋，依稀可见里面有三个同样大的馒头。看起来河南打牌也是上班的节奏呀，甚至比有些单位打卡的时间还早。老黄说这就是河南的新出路，昨晚路灯刚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现在是还没有下班。河南已经失业一个月零三天了，睡觉打牌是他眼下生活的全部。离开正阳街的时候，我一肚子纳闷儿：他们斗的是 10块钱起底四“炸”封顶的地主，昨天兜里只有 7块钱的河南是靠什么支撑到现在的？如果靠的是牌技，那么昨天的他兜里就不至于仅剩 7块钱；如果靠的不是牌技，那么就是河南昨天和我初次相识很谦虚。

虽然很不喜欢“棒棒”这个略带戏谑的称呼，但我依然殷切地期待着耳膜中能突然传来“棒棒儿”这样的召唤。对于老黄来说，这种召唤是他生活的希望。对于我来说，就像刚入营的新兵期待训练场的口令一样。我和老黄有言在先，第一个月我是学徒，挣的钱全部归他，一个月之后我们同工同酬。我兜里只有 1300块供我在自力巷起步，我发过毒誓——无论多么艰难，一不找朋友借二不从家里拿。

围着解放碑商圈转悠了两个大圈，我们没有听到期待中的召唤，甚至没有人正眼看过我们这一高一矮两个找活儿的棒棒。老黄说当棒棒也需要运气，就像开出租车一样，你刚一脚油门空车离开这个站点，后面马上就有人招手打车，多站一秒或早到一秒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如何把握好这一秒，没有经验可言，全凭运气。“老师，麻烦一下！ ”

途经临江门的时候，两位时尚美女径直冲我们走来，笑容很甜，打招呼的声音也很悦耳。终于盼来了期盼中的召唤，我有些激动想迎上去，可身旁的老黄却站在原地没动，表情出乎意料的淡定。虽然觉得老黄对热情的姑娘有些怠慢，但是出于对师傅的尊重，我没敢轻举妄动，只是用眼神作了一点最简单的交流——示意两位美女找老黄谈。周围人声嘈杂，听不清他们交流的内容，只见老黄面向东南方向指指点点一番之后，两个美女满脸谢意地朝着他指的方向走了。看着两位美女远去的背影，我有些失落，老黄一脸江湖地安慰我说：“一听就晓得是问路的，找我们干业务的，一般不会这么尊敬，大多都是扯着嗓子喊棒棒儿，哪个还叫你老师嘛……”“上街不知怎么逛，随时随地找棒棒”，这是很多重庆人的基本常识。常年在商圈里找活儿的棒棒对周围大街小巷的路径可能比警察还熟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棒棒才能真正享受到陌生人的尊敬，所以他们通常也表现得很热情。可是指路挣不到钱，所以我从老黄的表情里看得出来，他似乎不在乎这样的“尊敬”，更希望喊“棒棒儿”的多一点。

可能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运气，我和老黄一上午没有开张。棒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寻觅和等候中度过，特别是在业务萧条时期，更要学会在期盼中打发时光。老黄说找活其实比干活还累，心性是慢慢磨出来的，既不能过于迫切又不能灰心懈怠。的确，经过这一上午在期盼中的煎熬，我已真切感到太急躁会令人发疯，太懈怠就容易放弃，要做一名合格的棒棒，必须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整整一个上午，早饭钱还没挣回来，午饭时间又到了。没有收入就意味着要吃老本，老黄站在中华路的露天快餐店前张望徘徊， 7块钱一荤三素， 10块钱三荤三素，价格有差距，吃在嘴里的食物当然也有差距，老黄想多吃肉又舍不得 3块钱。看出老黄的纠结，我决定做东请他吃“最高标准”。老黄的胃口不错，一大盘菜三大碗米饭，估计给快餐店留下的利润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在餐棚靠街一侧，一位貌似我们同行的大哥好像盛了 5次饭菜，餐盘每次都堆得像小山一样，餐馆老板看他的眼神十分复杂。老黄说干的是力气活肚子里又缺油水，所以吃得就多，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按照老黄的经验，中午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吃饭，不可能有业务可干，所以我们回到自力巷外的五一路口。这是一个由社会供需关系自然孕育的小型劳动力市场，门槛很低，也无须入场券，带着你的技术、力气和工具就有资格参与这个市场里的劳动竞争，木匠石匠泥水匠，电工漆工管道工，这里的技术人员涵盖了建筑施工和装饰装修的各个工种。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位，也不受任何纪律约束，有活干活儿，没活儿打牌。他们惬意而懒散地享受着这份自由，喜怒与输赢无关。这里“斗地主”大多打一块钱的底，老黄觉得太大，从不参与，但他却是这里最铁杆儿的观众。等活间隙看别人“斗地主”，几乎是老黄全部的文化生活。得知我是新来的棒棒，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我是“微服私访”的领导干部，敬而远之。老黄说棒棒有棒棒的气质，你虽然穿得很朴素，但身上那种吃公家饭的气质不是几件旧衣服能掩盖得了的。老黄安慰我不要着急，说只要你是真心想干，时间长了活干得多了，棒棒的气质自然就出来了。

下午一点多钟，我们终于迎来了期盼中的“召唤”。五一路口的涂料店有两袋腻子粉和一小包装修元件要送到洪崖洞， 100 斤出头，两公里路，工钱 10块，对方付款。涂料店是老黄的大主顾，涂料店的主要客户老黄都熟悉。没有讨价还价，也无须店员护送。这是一个人的活儿，我的肩膀早就痒痒了，所以决心让老黄带路。

套绳，上肩，起步。身后隐约有怪笑声和口哨声，就是剧院里观众不喜欢的演员登场和谢幕时的那种动静。

肩上负重的时候，步子就迈得特别快，这是每个人的正常反应。前 200米，肩膀没有想象的疼，步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沉重，老黄跟着我一路小跑。第二个 200米即将完成的时候，我开始清晰地感觉到在肩头棒棒和肩内骨骼的挤压下，左右肩膀的皮肤和肌肉渐渐由酸麻变成刺痛。这种生理信息在经过大脑简单处理之后，快速向全身扩散。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也在快速扩张，密密麻麻的液体从那些休息了一个冬天的毛孔里铆着劲儿往外挤。从发根和面部毛孔里涌出的那一部分比较顺畅，少量的顺着鬓角淌进嘴里，有点咸。老黄说他昨天才往洪崖洞送了一趟货， 4袋腻子粉加几个小件，一共 230斤。

紧跟在我身后的老黄不停地提醒我把腰杆挺直，我想一定是我挑东西的姿态很丑陋。想要昂首挺胸，腰和背根本不受控制。我姿势的难看，或许和绳子套得不好有关系，前边短后面长严重不协调，至少这是一个掩饰自己体力不支的借口。当我歇下来要重新套绳的时候，老黄坚决阻止了我。他说重庆棒棒挑东西套绳子，向来都是一头长一头短，爬坡上坎短绳冲前便于迈步，下坡下坎长绳冲前避免卡脚，这是常识。他还说让我把腰挺直并不完全是为了姿势好看，主要是省劲儿，个中道理他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从我沉重的呼吸和面部表情看出体力不支，老黄多次要求自己来，但是被我坚决拒绝。 初为棒棒，从来没有如此刻骨铭心地觉得两公里路竟然如此漫长。

或许这就是棒棒脚下的路。

这样的路，老黄每天都在走，走了 22年。

脚下的路在汗水中延伸，我们离五一路越来越远，离洪崖洞越来越近。对我来说，后面的 1000多米，靠的绝不是力气。

我不敢想象，这个 65岁的老头昨天是怎么把 230斤涂料挑过来的。老黄说，力气这东西不是养出来的，是榨出来的。怕我听不明白，他就拿昨天的那个业务给我举例说明： 230斤东西两个人挑有点少，一个人挑有点多，老板请两个人至少要花 20，觉得不值，而请一个人给 10块又对不住干活的人，于是精明的雇主就拿出了皆大欢喜的方案——花 15块雇一个人。这样老板省了 5块，而自己咬咬牙也能多挣 5块。他说在棒棒这个靠力气吃饭的行业，没有为你量身定制的业务，只要价钱合适，轻点重点都得干，他有一个姓杭的朋友，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业务落下病根，干不动回家了。看来，没有一身力气还真干不了这份工作。

当然，作为这个城市的“万金油”，棒棒们干的也并不一定全是力气活。刚从洪崖洞回来，另一个雇主又急切地拽住了老黄——舀狗食的铁饭勺掉进了卫生间下水道，屙肚子的雇主着急蹲厕所，走路的时候把屁股撅得老高，显然是快要憋不住了。

在现场观察一番，老黄说任何工具都不顶用，只能用手。

他的双膝跪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撸起袖子就把右手插进了马桶。“给多少钱？”经过一番探摸之后，老黄突然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脸色发青的雇主弓着腰，双手捂着腹部，从紧咬的牙缝里勉强挤出了四个字，说话的同时嘴里还夹杂着“嘶嘶”的声音。老黄看了看老板的脸色，若有所思，看样子是 准备要个大价钱。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从他痛苦的表情上判断，根本就没有压价的时间，我甚至看到他的脸上有一抹如释重负的神情闪过，感觉即便要“ 21块”他也会接受。

这边雇主话音刚落，那边老黄已经从拳头粗细的下水道里拔出了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紧捏着一只粘满粪便的铁勺，那一刻，我看到老黄的手背上也粘满了一层黄色黏状物。我突然感到有点恶心，生怕眼角余光再次瞟到老黄的右手，赶紧扭头出屋。

几分钟之后，老黄出门，手里拿着一块香皂，扔进了垃圾堆。他说这是老板家的，他用这块香皂洗了五遍手，走时老板请他帮忙把这块香皂扔掉。

事后我问老黄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其实这活十块钱都可以干，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 30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担心沾了一手的屎之后老板去找别人，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只要了 20元， 20已经不少了。老黄满足的面容里隐藏着一种坏坏的笑，原本木讷呆板的老脸分外生动。

傍晚时分，我们又接到了一个给小餐馆搬饮料的业务——挑 12箱饮料上六楼，顺路再把 6箱空瓶挑下六楼。吭哧吭哧半个多小时，抠门儿的老板一共只给了十二块——担上楼的 12箱每箱一元， 6箱空瓶免费赠送。这年头，无良奸商的促销活动真是把风气搞坏了，连棒棒挣点现金都要“返券儿”。面对微薄的劳动报酬我很无语，甚至可以说气愤，连旁边的木匠石匠泥水匠都看不过去，可老黄却是一脸知足，他说力气用了还有，不 管多少只要有收入就好嘛！

当棒棒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对于我的师傅老黄来说，总收入 42元，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有了感性的认识——棒棒拼的也是综合能力，既要不怕累不嫌脏，又要心眼活泛会谈价钱，还必须耐得住清闲懂得知足。

夜幕降临，写字楼里的都市白领下班的脚步都很急切，新华路上的人行通道正在被一些夜间大排档占领，休息了整整一个白天的老甘也开始忙碌。撑篷，支灶，摆桌，老甘熟练而从容，一切都是模式化的按部就班。老甘的这一轮工作将会持续到晚上 10点，次日凌晨 6点，老甘还要来给老板洗碗收摊，紧接着再去为另一个卖早点的老板出早摊。晚摊挣 40，早摊挣 15。老甘觉得他这样的工作比老黄稳定得多，每天一睁眼就知道自己当天的收入，同时还省下了早晚两餐的开支。他很敬业，敬业是为了珍惜。

晚上 7点多，大石开始在一楼忙碌。他的雇主是新华路上一个小饭馆。每周一三五晚上送煤，一次 300个，工钱 10块。因为城管和环保禁止在新华路烧煤，而饭馆又需要用火力衡稳、成本低廉的蜂窝煤给提前做好的饭菜保温，所以送煤工作要在晚上进行，不能大张旗鼓。除此之外，每天清晨还要给小饭馆挑菜，大石 6点钟必须起床，从南坪的家里坐公交车到石灰市农贸市场，每天的工钱也是 10块。这是而今大石作为棒棒的唯一业务，除了坐公交的开支，剩下的不足 300元。三“喂——你哪个……”第二天清晨出门的时候，老黄的电话响了，这么早给棒棒打电话，一定是有业务，所以他接电话的动作相当迅速。“哦哦，啥子啊——中小——企业——创业研讨会……”老黄赶紧捂着电话小声向我通报：“有大业务来了。 ”“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在哪个地方开嘛——两江酒店，那个地方我晓得——”老黄的声音越发迫切。“嘿嘿，有哪些专家教授参加你不用跟我说——呵呵，你说几点到就几点到……我能当啥子嘉宾嘛，你直说，要挑的东西有好多 ?工钱啷个算？”虽然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差不多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嘿嘿，我不是黄总——真的没开玩笑，我是个棒棒儿——喂——喂——”

远远地，我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用力扣断电话的那声脆响。我也曾无数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从来都是对方死乞白赖地扭着说个没完，逼着我不耐烦地按断电话，但是今天，我却亲眼看到对方毫不客气地扣断了老黄的电话。显然，棒棒不是他们需要付出礼貌和尊重的对象。“可能打错了，他要找黄总……”老黄有些莫名其妙，他不必用心去琢磨这里边的内涵，也似乎早就习惯和认同了这个社会给予他的那个位置。

住在自力巷，干在五一路，身为农民的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关系密切。在家是农民，进城是棒棒，老黄似乎与传统的劳动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缘分。劳动虽然光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棒棒光荣，也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对棒棒高看一眼，更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能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每个棒棒的人生都有他必须当棒棒的故事，每个棒棒的最大梦想都是有一天能够扔掉肩膀上的那根棒棒。所以，老黄当棒棒绝非刻意选择，更像是命中注定。

1949年 11月 16日，老黄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偏僻山村来到人间。他出生时没赶上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却在母亲的怀里亲耳听到了解放重庆的枪炮声。老黄是家里的第五个儿子，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犯的最大错误，不仅投胎时有些草率，来得也很不合时宜。出生第 8天江津解放，第 14天重庆解放，在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蒋家王朝的陪都被攻克的时候，老黄全家被打倒了——父亲不仅是国民党政权的教书匠，还是一个有十多亩土地的小地主。江津解放之后，父亲被关进了劳改队，田地房产还给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母亲没坐完月子就带着地主家的五个儿子住进了半山腰的茅草棚。于是，地主家的少爷还没来得及享福，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在那个充满激情和希望而又同仇敌忾的特殊年代，老黄和他的哥哥们在人们鄙夷和仇视的目光里成长。老黄 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不发病的时候是正常人，发病的时候乱踢乱打六亲不认。被释放的第二年，家里又多了一个老六。

老黄的整个童年记忆都贯穿着饥饿、寒冷和恐惧。 8岁那年夏天，被铁链子拴在墙洞上的父亲死了，哥哥们在埋父亲的时候，老黄被柴火堆烧烂了肚皮，没有钱去医院。大哥又连夜在父亲的坟旁刨了一个坑，随时准备掩埋五弟的尸体，那个坑与埋一条死狗的坑差不多大小。在等待死神的日子里，母亲用一块破布缠着他溃烂的伤口，目的是阻止肠子从肚子里爆出来。

伤口是怎么愈合的老黄已经记不清楚，他说这本来就像一个传说。后来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他还上了两年小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这是迄今为止老黄唯一能够完整哼唱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大会主席台上学会的。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村前村后的乡亲们喊着整齐的口号，唱着响亮的歌曲，忆苦思甜。这期间，大哥四哥死了，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吓死的。随后，只要得知生产队里要开大会的消息，母亲和兄弟几个就躲进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洞。远远地听着响亮的口号和最熟悉的歌声，老黄发自内心地觉得地主可恨，他甚至觉得父亲就是一个坏事干绝的魔鬼。他至今还为自己体内传承的地主基因和血脉感到羞耻。

老黄说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上开车，赶上一个红灯之后，前面的红灯也像约好了似的一个个都等着你。他的人生就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家庭，这辈子就再也没有顺过。“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老黄 27岁。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里，他作为年轻男人的基本权利被同龄姑娘脑海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剥夺了，没有人敢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

这种观念深入每个姑娘的潜意识，这种剥夺比法律层面的执行更加彻底。

27岁那年，老黄压制了十年的雄性荷尔蒙开始喷发，他壮着胆子与邻村一个姓巫的姑娘交往。这个时候，比他大 4岁的三哥也和一个姑娘领了结婚证。在全家人忙着为老三准备婚礼的前几天，女方在部队当班长的舅舅突然杀气腾腾地来到家里，说外甥女根红苗正，怎么能嫁给地主家的狗崽子呢？女方舅舅当着全家人的面把三哥打得口吐鲜血，并逼着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亲眼目睹了三哥的遭遇之后，老黄主动结束了与巫姓姑娘的交往，不敢对婚姻抱有希望。这个时候，他的二哥也没成家。母亲流着泪说，这不是他们兄弟无能，这就是命，你们必须认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农村包产到户，老黄的日子慢慢变好，虽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他每年都有了余粮。年届不惑的时候，老黄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可以为他生孩子的女人。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他们没有登记没有结婚证，不是法律承认的婚姻和家庭。女方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她需要一个能够种地养家的男人，老黄需要一个为他生娃的女人。 1988年初，已经从黄老五变成“资深王老五”的老黄搬进了这个女人的家。

这次说不清是对是错的两性结合，再次让老黄的生活充满艰难。 1988年秋天，女人的肚子刚刚凸起的时候，大队干部就找上门来，向他们宣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二婚夫妻，只要一方有两个以上孩子，不能生育。这是国策规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第一次准备当爹的老黄，此刻才明白，选择这样的结合就失去了正常生育的权利。在公社卫生院即将强制执行人流手术的前夜，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把女人送到了江津汽车站，加 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 6个多月时间，老黄在家种地养娃，女人在陌生的城市东躲西藏。在那个计划生育全民皆兵的年代，超生的大肚子女人绝不能平静地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 1989年的春天，老黄的女儿黄梅终于躲过了各种围追堵截，呱呱坠地。躲过了人流还要躲罚款。黄梅从一生下来就由十多家亲戚朋友轮流照看，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尽管是亲戚，冒着被拉去做结扎手术的风险帮别人带孩子，丰厚的回报必不可少，两个月下来，老黄身心俱疲，最终他把孩子接回了家。在缴了 1050元罚款之后，老黄那个事实存在的家债台高筑，风雨飘摇。

1989年盛夏，老黄迎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强劲东风踏上了开往东北吉林的火车，先后在长春、四平的山沟里挖煤，整整三年没有回家，每个月的收入除了生活费全部按时送到邮局。或许是因为通信闭塞，三年来他只知道按时寄钱却从不知道家里收没收到。三年后的一天，家里突然发来电报让他“速归”。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家中时才知道，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黄梅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催老黄回来是要把三岁的黄梅交给他，那是他的种。

老黄说他不怪孩子的妈，一个女人自己拉扯 4个孩子两三年，不容易，她身边需要一个男人。

从东北回来在江津下车的时候，兜里只剩 1块钱了，老黄很绝望，有一种想死的感觉，但是看着怀里的孩子，他又下决心要好好活下去。

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他说他必须马上去挣孩子明天吃早饭的钱。在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带孩子，就没有钱给孩子买新衣服，也没有钱送孩子上学。

这就是老黄当棒棒的全部理由。但是，这并非他今天还在当棒棒的理由。老黄说，从当棒棒第一天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这根棒棒，生命里的这 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1992年夏天，老黄把女儿寄养在一个邻居家里，开始了在重庆城里的棒棒生涯。三岁的黄梅成了较早的一批留守儿童，在缺少父爱母爱和家庭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老黄能为女儿做的就是每个月把生活费送回去。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互联网开始在农村普及，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在惠及农村的同时，它的“双刃剑”属性也展露无遗。和很多缺少父母管束的农村留守孩子一样，网吧成了黄梅最迷恋的去处，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之后，黄梅坚决不再踏进校门半步，自己去了广东。

两年后的一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个陌生的男孩战战兢兢地打来电话，说黄梅怀孕了。还没见到女婿就要先当外公，对于老黄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震怒之余他说自己当时有一种要打人的冲动。让他马上要当外公的女婿是永川区临江镇人，他和黄梅在网上相识，相知，并瞒着双方父母住到了一起。老黄的女婿除了家里比较贫困之外，人品长相都还不错，所以老黄算是长出了一口气。两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房价时代的突然结合，没有住过一天新房。

外孙子快满 3岁的时候，不想自己的外孙子也在城里当“孙子”的老黄提议，女儿女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一套房子，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 2012年底，老黄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 30000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 3年缴清，每年 10万。现在，女婿在西藏修铁路，女儿在本地工厂上班，连女婿的母亲也在外地打工。老黄说去年的 10万已经缴付，主要是女婿收入，自己和女儿贡献不多，现在还欠 20万。

这是一个农村家庭走向城镇的攻坚战役。

或许这也是老黄坎坷和不屈人生的最后冲刺。

相比老黄来说，自力巷 53号阁楼上的老甘的故事要简单得多。老甘说失恋和失盗是这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

25岁那年，老甘正兴高采烈忙着给自己筹办婚礼的时候，女方突然毁亲。这门通过媒妁撮合的亲事定亲已超 5年，除第一次见面的 800多块彩礼钱，老甘每年三大节日孝敬岳父岳母的腊猪肘子不下 20个，老白干儿至少 100多斤。每逢栽秧打谷，岳丈大人家里那头老牛干不了的活儿全归老甘。女方单方面毁约的原因是老甘半山腰里的家不通公路，山下有个家在公路边上的小伙儿看上了他的未婚妻。一夜之间从准新郎变成了前男友，老甘捶胸顿足，投入的财力劳力姑且不谈，在那个传统保守的年代，他孝敬了岳父整整 5载，姑娘的手都没有牵过一下。后来老甘决定发愤图强，到距邻水县最近的大城市重庆闯荡，并发誓要干出个人样风风光光返乡，再风风光光地把大队长家的千金娶回家。进城以后老甘开始脚踏实地从棒棒干起，期盼着有一天时来运转，可命运总是和他开玩笑。第一个五年他攒够了 10000块，准备改行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回来的路上把钱搞丢了。第二个五年他省吃俭用攒下了 25000块，在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的关键时刻，小偷破门而入把钱偷光了。于是，三十六

七

河南的命运因父亲的英年早逝而改变。母亲带着 3个孩子改嫁，哥哥姐姐年龄稍大能帮衬农活，只有河南这个能吃不能干的“拖油瓶”最不受继父待见。母亲和继父的孩子出生后，他在这个家里就显得更加多余。河南不愿意具体描述他的童年生活，说不想勾起那段晦暗的记忆。 1986年的秋天，没过 17岁生日的河南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在云南、贵州飘泊了 8年之后，他来到重庆加入了棒棒大军。河南至今没有回过河南的老家，跟家人没有任何联系。他说离家的那年国家开始为 18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因为年龄不够他没有办理，所以直到今天他还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签不了劳动合同，这些年他错过了不少进大公司的机会。这些年河南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以前的名字，两年前与人发生纠纷，他在派出所的调解书上签的都是“河南”这个重庆人送给他的名字。河南有一些文化，他爱看报纸，特别关注社会新闻，一打开话闸，对天南海北的话题都颇有见解，但现在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户口有没有被注销、母亲是否健在、兄弟姐妹过得如何。 2001年的时候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的左踝脚筋，落下残疾的河南从此不再对生活有奢求，该挣钱就挣钱，想打牌就打牌。去年 12月份失业之后，他一门心思扑在“斗地主”的事业上。他说干事情认真投入是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现在每天躺到床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牌桌上发生的每个细节像放电影似的过一遍，认真梳理总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失败是成功之母”，他认为毛主席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能感觉到自己“斗地主”的技术在不断地总结中基本上已经炉火纯青，最希望有人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拉他一把，借给他 2000块做本钱。他说待到床头那个迷彩腰包装满红色的人民币之后，他就去做点小生意。从外观上判断，那 个迷彩腰包装人民币的容积至少是 10万。

大石来重庆的初衷完全出于一份做人的诚信，欠的债一定要还。在十岁那年的一场暴雨中，家里的房子垮了，他及时钻到桌子底下逃过一劫。虽然全家人都很平安，但是这场劫难带给他们家庭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大石说，新房子盖好之后，家里几乎每年都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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