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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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原来这么说试读：
作品简介
本书是沈善增继颠覆《庄子》、《老子》旧注的《还吾庄子》、《还吾老子》之后一部颠覆《论语》旧注的新著。它选取了《论语》中脍炙人口、而又遭受两千多年严重曲解误读的十一章及相关章句进行甄读。
开场白
与我十年前动笔撰写《还吾庄子》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国学应该说已经很热了。尽管学术界对“国学”这一名称是否合法尚有争论，对青少年要不要读经（指的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争论更加厉害，但大众对国学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忱，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希望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吮吸乳汁，相濡以沫，来滋养今天美好的和谐社会。因此说，“国学热”，作为“中华文明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应运而生，应日益昌盛的国运而生，应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时代需要而生，也是应世界新一轮游牧文化向农耕文明同化的历史趋势而生。（今天的游牧文化就是工业游牧文化，我将在以后论述这一点。）
促使国学热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纪连海固然功不可没，倡导新道学的胡孚琛、提倡儿童读经的蒋庆、呼唤当代新道家的董光璧，还有余秋雨、金文明，郝明鉴与他主编的《咬文嚼字》等，也都有很大的功劳。就是从根本上反对有“国学”这一说的，如舒芜，也因为他的反对意见，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鉴别能进一步深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热其实也不是一日之功。就像烧水，沸腾前的加热，都是为沸腾这一刻做准备的。能看到的是沸腾时的泡沫翻腾，其实没有沸腾的水也聚集了足够的热量，沸腾只不过把热量变成可以看见的现象。但我现在关心的，不是在国学热的形成过程中谁的功劳更大，谁的见解更高超，我关心的是国学热不是热闹一阵，如风吹过，而是能将热能转化为持续的推动力。就像蒸一碗鱼，锅子里盛了半锅水，蒸夹上放了一碗鱼，盖上锅盖，加热烧水，水沸腾了，冒白汽了，立刻揭开锅盖，熄了火，鱼有没有蒸熟呢？蒸鱼需要水先沸腾，这不错，但水沸腾了是不是能说明鱼已经蒸熟了呢？但中国的事情往往热过了，事情就算成了。一些小事无所谓，就我的记忆而言，光健身方面，就有甩手热、喝红茶菌热、打鸡血针热、喝凉开水热、太极拳热、气功热、练功十八法热、木兰拳热，等等，等等；但如果国学热也是昙花一现，就成明日黄花，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且不说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的待开发的巨大的精神宝藏；就说今天这国学热实在是来之不易。就在十年前我动笔撰写《还吾庄子》时，老子、孔子、庄子（以出生年岁为序），还是戴着各种帽子，至少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时宜、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的老古董。所以，对我说要还《庄子》的本来面目，“一千七百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一个被注出来的伪庄子”，遭遇最多的问题，除了“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当时就回答说，“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很有意义”。说“没有意义”，没有我认为的什么实用意义，或者说，我怕过分的强调《老子》、《论语》、《庄子》的实用意义。《老子》、《论语》、《庄子》我认为对做生意、炒股票、处理官场、职场关系等，就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现在有很多讲老子、孔子、庄子思想的实用意义的书、讲座，说得都不错，但其实去掉其中引用的老子、孔子、庄子的语录（往往还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的错误引用），所讲的道理在其他的书里也可以看到，老孔庄的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包装。中国人因为传统悠久，也因为是农耕民族，历来尊重传统，所以对写书的、讲演的引经据典，往往就肃然起敬，觉得他的话一下子很有道理、很有文化，但从接受学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可取的。
对此，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有深刻教训的。文革前夕，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当时就编了一本书，叫《学习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里面都是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辩证法，解决工作、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例子。不是说这些例子不对，也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以为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可能出大问题了。以后林彪编印《毛主席语录》，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那就与集体催眠、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联系了。党内当时有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个苗头，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倾向，在文革中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被斗得要死。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学习、普及时的庸俗化倾向有特别的敏感。老孔庄的伟大，决不在于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观点、结论，甚至某一句话，像数学公式、物理定理一样，可以现成拿来一套，就解决实际问题。说“很有意义”，就是老孔庄的思想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老孔庄思想就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学习老孔庄思想，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素质。
举个例子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打倒孔家店”以来，就一直是孔子桎梏人心的一条罪证。其实，这段话是对士大夫说的，礼是对士大夫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所以，孔子又说：“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也一直是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罪证，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对不是士大夫的普通人，不要有那么多礼义的要求，但你要做官，掌握一定的权力，就一定要严格约束自己。今天，对党政领导干部就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普通老百姓就不用，当然，你如果以党政领导干部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是好的，但你不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譬如，我们小百姓帮人办事，事情办成了，别人送点礼，给点钱，你接受了，没什么。领导干部给人办事，办成了，别人酬谢他，他接受了，就不可以，甚至刑事犯法。我看到过一个材料，有个管基建的乡干部，项目做成了，验收也通过了，承包商送他线，他开始不拿，但后来知道承包商在这个项目里要赚得多得多，给他的只是个零头。他为搞项目没少吃辛吃苦，但只拿些清汤寡水的工资，他心里不平衡了。他想，我不拿，这钱还是落进承包商的腰包里，我拿了，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穷人。所以，他后来就拿了，也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资助，但终究东窗事发，因受贿罪而锒铛入狱。他觉得有些冤，在他角度来说，好像振振有词，但他为什么拿出一部分赃款来慈善捐助呢？说明他心底里知道这是“非礼”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摆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士行规矩的约束，使他犯了罪，但孔子建立起来的这套士行规矩终究还是减轻了他的罪行，也为他犯罪以后迷途知返而不是破罐子破摔提供了条件。
再说个正面的例子，我有个当年农场的同事，现在是上海某局的党委书记，名字我就不说了，就称他K吧。六、七年前，他在当上海某县县委副书记时，我的另一个在外贸公司做总经理的农场同事W去他家里看他，回来对我用非常惊讶的语言描述他的清廉。说他住三间平房，还是水泥地，湖绿色涂料刷的；家具很简单，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结婚时凭票买的。两个儿子读大学，他给的生活费很扣。W说，他带去一点礼物，两件衬衫，K的老婆还不肯收，W要K说一句，我们是什么关系，我的礼物可不可以收，礼物才收下了。后来K调到上海某局来了，我去看他，说起这事，他说，我们做干部的，凭良心说，生活总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多了，还要贪什么呢？孩子还是从小让他们过得苦一点好，他们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多了。我对他们要求严格，他们现在都很争气。
这就是孔子提倡的“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精神。我们今天尤其需要继承、发扬我们民族古代圣贤的这样的精神。
我看到有反对研究国学、反对青少年读中国古代优秀经典的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你们把老孔庄的思想说得那么好，为什么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苦难深重，到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天，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靠老孔庄的思想行吗？这样的质疑，到今天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我就不展开辨析了，只说一点，根据我对老孔庄本意的考证、认识，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比较得到统治者认可、实行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期，都是老孔庄思想实际受到遮蔽、歪曲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在《还吾老子》、《老子走进青年》等书中有论述，在这次讲解《论语》本意时我也会谈到。
但十年前我写《还吾庄子》的时候，对老孔庄思想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定位、这样的质疑，好像是占据了主流话语，理直气壮。所以，除了极少数的搞古典文学研究的老先生，如当过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鼓励我，认为我写出一本《还吾庄子》，比写十本长篇小说还要有价值（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小说写得比较差）；其他人都认为我这样不务正业，放着赚钱的小说与更赚钱的电视剧本不写，去写可能出版不了、也可能出版了还要赔钱的《还吾庄子》，是脑筋搭错、走火入魔了。到今天，我好像有先见之明了。就为了使我自己能保持一份先见之明的好感觉，我也希望国学热能是一种真正的热，能把鱼蒸熟的热，不要被反对国学的，认为中国不能有国学、不该有国学、不配有国学的人不幸而言中。
但就我看来，“国学热”被不幸而言中、方兴即艾的概率很大。为什么？因为用来加热的柴不行，都是些湿柴。湿柴生火，你不想让火熄，火也很容易熄。我说的湿柴，指的是从古到今，一二千年来《老子》《论语》《庄子》等或权威或流行的注释本。这些注释本错误在我看来是非常严重的。《还吾庄子》只还了《逍遥游》、《齐物论》两篇（今本《庄子》共有三十三篇），以前注译，《逍遥游》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存在问题，《齐物论》平均三句中将近两句含有错误；《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有错，而且整篇结构几千年来被人误读了。今天有好多人出来批评于丹、易中天，说他们哪儿说错了，哪儿是戏说，什么说法庸俗化了，甚至说“戏说文化是犯罪”，其实，他们言明说的是他们的读后感，于丹说明是“心得”，易中天的“品”，品赏回味，也就是读后感，读后感是完全可以自己怎么感就怎么说的，只要他说出来有人听，写成书有人买，“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读后感来说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靠些读后感，哪怕是很精彩的读后感，恐怕是建立不起来的。于丹读《论语》心得，在我看来就有很多错的地方，而错误中很多是因为采用了错误的注释造成的。当然，于丹并没有表示她从此要成为一个国学研究者，她只是一个国学票友，为普及、推广、弘扬国学摇旗呐喊。这也很好。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国学票友。问题是研究国学的专家，如果也是在错误的注释本的基础上提倡读经、捍卫经典、发表见解、构建体系，那么，就像在沙滩上造房子，要房子不倒，也不容易。现在有人从今天的国学热，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曙光，这希望正是我所希望的，但就今天国学热的现状来看，从国学专业人士的素养准备来看，说这句话还早了点。新儒家如果从康有为算起（这个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一出手就写《新学伪经考》，为变法制造基础理论，有认为是新儒家的发端），有一百多年了，新道家从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算起，也有年头了，但都还很难说已成气候，因为他们都难以回答一个问题，说“新”，到底“新”在哪里？不能说后来发生的一定就是“新”的，也不能说引进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概念对儒家、道家思想进行解释就是“新”的。然而，我认为新儒家、新道家、新道学、乃至新经学都是应该能成立的，而且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了，因为对《老子》《论语》《庄子》等原典的注释变化了。如果新的注释能够确立，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儒家，是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异化，道家是对老庄思想的曲解、异化，那么，还孔子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儒家就一定是新儒家；还老庄思想本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家就一定是新道家；还《老子》《论语》《庄子》等经典本意的学术一定是新经学。所以这希望、这曙光不是能等来的，而是要我们去争取的，也是可以去争取的。
然而，从十年前开始的先秦经典还真工程，虽然《还吾庄子》的第一卷与《还吾老子》已经出版，得到的学术界和读者的反应、鼓励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却感到越来越难。按说通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对先秦的语境熟悉多了，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找到相关的印证材料，应该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之感，确实在具体问题上，我也常常感到了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愉悦，但在整体上，我是真正体会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正如俗话所说，初学三年，天下可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虽不致于寸步难行，但可以说有点步履维艰。因为我越读越感到老孔庄思想的博大精深、纯粹高远。他们是深入浅出地言说，而我们对浅说的把握，既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可能认指为月，使人执著于字面义，而不能由此进入思想的奥义。所以，指出前人的注译错误，在今天的我看来还是容易的，而要使我提出的新注译做到“信、达、雅”，既在语意层面上可靠，又能引导读者去体会揣摩语辞背后的不尽之意，则是非常困难的。
就以我三年前就开始着手做的《还吾论语》的工作说，之所以到现在还迟迟不能动笔，就因为我越读越觉得有更多的书需要精读，有许多课必须得补上，而且不是一般的补课，是要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琢磨过，我这才知道工程浩大，取巧不得，我原来靠“好读书不求甚解”积累的一点文史哲知识根本不管用，而现在的阅读速度、记忆力、持续工作的精力、思维的敏感与活跃度，都大不如前了。
工程浩大，是由《论语》这本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到宋代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定“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名目，《论语》的地位才逐渐超过《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成为儒家第一经典，而在孔门弟子编定《论语》的当初，本来是作为读经的辅导教材的，所以《论语》又有“传”的别名。“传”的地位超过“经”，朱熹固然功不可没，但如若没有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就是皇帝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论语》地位的超越上升，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华民族的教育观有关。至少从西周立国、周公制礼以后，教育就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官办学校教育的对象是贵族弟子，以培养合格的贵族、政权接班人为目标，贯彻的是精英教育的理念。精英教育，以品德素质教育为主，以知识技能教育为辅。孔子办私学，虽然受教育的对象扩大了，普通士人、农、工、商民的子弟都可以来学，但精英教育的理念，孔子还是全盘接受，他是要使民众获得精英教育的权益。孔子把品德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为“君子儒”，只求知识技能的就是“小人儒”。要有效地进行品德素质教育，就要采用与知识技能教育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教育学生，是有教材的，六经（前述五经加上《乐经》）就是教材，和官办学校采用的教材大同小异。但学到六经所载内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够举一反三，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学习要学立场、观点、方法，其理念，可以追溯到老孔庄。在立场、观点、方法中，老孔庄认为方法是最重要的。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可以超越“彼亦一是非，此亦已是非”的立场局限，也可以不受经验、重言（权威之言）等具体观点的束缚。但方法的教学比具体的知识技能的教学要难得多，因此，孔子采用的方法，是学生和老师生活在一起，学生听老师阐发教材的观点，听老师运用一些观点、原则分析现实问题，学生提出疑问，老师来回答，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正因为这些内容是教材上没有，而对造就君子儒来说更为重要，所以尽管孔子在世“述而不作”，一去世，他的弟子门人就替他作了。与《论语》相似的还有《礼记》与《易大传》，都是弟子根据记录或回忆整理的孔子教育的精髓所在，说“精髓”，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孔子所持的立场（基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民本立场）与思想方法。而《礼记》讲礼，《易大传》谈易，比较专门，《论语》是综合性的，所以它更利于普及推广。
在《还吾庄子·齐物论·题解》中，我对“论”“议”字作了一番考证，简而言之，“论”与“议”，是依止于“伦”与“义”而来的。“论”是“伦”之言，“议”是“义”之言……“伦”和“义”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客观规律的两个方面的认识。“伦”反映了规律的先验性、第一性、永恒性与不可抗拒性；“义”反映了规律的逻辑性、可利用性、具体可变性与有效性。“论”说的是“伦”，所以它只是描述与评价，即指出意义，不对言说对象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因为先验性、第一性、永恒性是无法通过逻辑来论证的，对它只能作为公理全盘接受下来。故而，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孔子及其弟子门人的言谈辑录称为《论语》。而“议”说的是“义”，就一定要进行逻辑思辩，探讨义理必须遵守逻辑规则，且“议”的指向也很明确，要作出决定，付诸行动，以求获利。至于“语”，当时是指因问而答，含有教导的意思。其时把这本孔子等人的言行结集定名为《论语》，是指里面所记都是一些结论性的教导性的话。《论语》地位的提高，表明了在皇权专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以“代圣人立言”的方式，来阐发他们的独立思考成果的自觉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也是老孔庄的重在思想方法的教育理念的自然延伸，本无可厚非。观点的具体语境的缺失，正为阐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子学（包括《论语》注释在内的《论语》学其实是儒学中的子学）是中国学术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负面影响第一是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阐释、发挥混同乃至取代了对原著本意的严谨的求索。因为经典的结论、观点不容讨论，所以就各取所需，任意解释，为我所用，致使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严密、考证周密、方法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难成气候。
其二，造成了孔子只有一些睿智的哲思，而没有博大完满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假象。据我迄今为止的研究心得，孔子是有哲学思想体系的，其哲学思想体系主要表现在《春秋》《易大传》《礼记》中，所以，要对《论语》中的语录正确解读，必须精读《春秋》《周易》《易大传》与《礼记》。尤其是《周易》，可以说是中国最深奥、最神秘、最难解的一本书，我本来是想绕过去的，现在看来绕不过去，非但绕不过去，不能绕过去，还可能要写一本《周易摸象》。就是写不成《周易摸象》，以准备写研究专著的态度去啃《周易》，才可能对《周易》与《易大传》中体现出来的孔子哲学思想有比较深入、正确的认识。但这样一来，完成《还吾论语》的时间就要大大推迟了。
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有关方面提供机会，要我把酝酿中的《还吾论语》里选出几条大家比较熟悉的，而我认为本意受到严重歪曲的“子曰”（孔子语录）来说一说，我欣然答应。如果大家听了我的解释以后，能感到，哦，假若孔子这句话的本意真是这样的，那孔子的思想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接受的更要高明得多，或者我们过去对孔子的不好的印象，完全是因为误解；从而感到中华文明其实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先进、要辉煌、要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其实有继承这份精神遗产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如果把你对孔子思想的新感受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的孩子，让他们对我们中华民族圣贤的思想产生兴趣、产生好感，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根据我撰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的经验，在写作过程中，直到出书以后，还会发现前人注释的错误被漏检了，所以，现在所说的，在《还吾论语》中可能会有修改。欢迎大家对我的解释提出批评，以帮助我更好地弄清孔子的原意。
上卷
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學而时习之”章句甄读子曰：“學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话，位于《论语》的第一篇第一章，可以说是老少皆知，是中国古文中知名度最高的语录之一，但能正确理解的人却寥若晨星。
说理解这么一段著名古文很难，这不是我提出来的。照现行通常的解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学了能按时温习，不也很快乐吗？有共同见解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不为他人所理解而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这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良年先生《论语译注》里的白话译文。金良年先生是做学问很严谨的专家，他的《论语译注》我认为是现行的比较可靠的通俗注译本。所以简缩后作为“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又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作为严谨的学者，他指出：“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乏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按他酌定的译法，三个反问句各说了一层意思。第一句说“复习”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学而不习之”，就谈不上什么“悦”了，“学”是前提，而话的重点却在“习”；第二句说“远交”的重要性，因为若“有朋从近处来”，就没啥可“乐”，“远”也是这句话的重点；第三句说调节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假使“人不知而愠”了，就不“君子”了，“不愠”是这句话的重点。这三句各有侧重，意思并不连贯的话放在一起，又要表达怎样的统一的意思？这样一段似乎没有统一的意思，像随口议论、莫名其妙的话又怎么会放在一部《论语》的头条位置上呢？成为几千年来研究《论语》的学者颇感头痛的难题。不肯采取回避态度的学者，都想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对《论语》头条的解释，似乎变成了研究者有没有推陈出新的创见的第一块试金石。因为现在的注译，等于承认孔子是只会发表些哪怕是真知灼见的零星见解的睿智老人而已。南怀瑾先生说：“孔子因此便可以做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南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作了一番新解，而他的解释，还是不能使我“佩服”。
现在，来谈谈我的理解。
南先生认为第一句话的关键词是“时”与“习”，而“习”更重要；只要把“习”理解为“见习”、“体验”而非“复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把“习”提高到相当于今人所说“实践”的高度，那是南先生的发挥。熟悉先秦古文的应该知道，“习”在当时一般只有复习而熟知义，“见习”，就是按照所见的操练。“见习”与“实践”是不同的，“习”只是重复老师所教，只求学到、学像；而“实践”则不仅是重复老师说教，而且主要是按照学到的理论、原则去做，具体怎么做要自己去发明，实践还有检验学到的理论的任务，还可能修正学到的理论或原来对理论的理解。表示“实践”，与“学”相对而言的，先秦时另有一词“行”，或用“道”，“习”恐怕到南先生发现其价值前，从未担负过“实践”、“体验”之重任。
所以，第一句的关键词不在“习”而在“学”。按《说文解字》，“学”有“学习”与“教育”相反的两个义项。繁体“學”，是个会意字，就是用几幅代表某种意思的图画凑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上部中间的“爻”代表知识（“爻”指《周易》中“爻”辞，《易》学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学问），上部外部是个“臼”字，代表膝盖，膝下有子，膝上有《易》书，会意父亲把《易》学之类的知识教授给儿子，或儿子在父亲的膝下学知识。《老子》中，据我考证，所有的“学”都作“教育”解，而《论语》中，也有许多“学”字应该作“教育”解。这在以后再说。这个意义的“学”，后来加上“攴”字旁（反文旁的字也在这部首中），写成“斅”或“敩”，读如“效”。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有这个字，但到《孟子》、《庄子》、《荀子》成书年代，“学”就主要是“学习”义了，因此，以后的学者就难以想到《老子》、《论语》里的“学”会有“教育”的义项。中国的语言文字，总的来说是一脉相承，文脉不断，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没有断裂，古代文献今人有办法读懂，但是，每个时代的语言、词义、语法实际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今天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比较明显，我们的差别意识也比较明显；而两汉的文言文与先秦的文言文实际也有差别，以后隋唐、宋元、明清的文言文与以前的文言文更有差别，但因为所用都是文言文，语法差别不大，词义差别也是渐变的，所以差别意识不强，反映在古文注释方面（古代叫“训诂”），就是往往望文生义而不自知，在“学”的解释上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点。所以要还《论语》的本意，就是要回到《论语》写作时代的语境。
回到当时的语境有没有可能呢？当时的文献资料虽然少，但还是有，只要花功夫考证，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得到澄清的。譬如，我说这句中的“学”，与《老子》中所有的“学”都是“教”，那么，《老子》、《论语》中不是也有“教”字，这又作何解释？我通过考证知道，“学”作“教”解时指的是“身教”，而“教”则指“言教”。先秦时有本主要记载战国策士言行的书《国语》，在《晋语九》那一篇中就有话说：“顺德以學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这句话是晋国大夫郵无正对权臣赵简子说的，意思是，您父亲赵景子“遵照德行来教育您，选择一些观点、理论、知识来教授给您，选择师傅来辅助您”。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到，“學（敩）子”的是“德”，“教子”的是“言”（观点、知识）。老、孔时代，身教重于言教，“礼、乐、射、御”都非身教不可，只有“书、数”可言教，故泛指教育，也用“学”。不像到《孟子》时代用“教”来泛指教育，也许反映了其时已言教重于身教的现实。
从上面例句还可以看到，“學（敩）”又从具体的知识、技艺教育引申为“教化”，“教化”是西周以来政治的重要手段，《老子》里的“學（敩）”都是指的教化，《论语》里许多“學”，如“好學”、“博學”、“志于學”，其实也都是指的教化。这一点对理解《论语》本意相当重要，以后再详细论述。这里，先按照把“學（敩）”理解成“教育”，来白话意译这句话：“在教别人的同时，又能经常复习学过的东西，这不是很开心吗？”
别的工作，只有体力、智力、精力的付出，只有在得到物质回报时才可能有一份快乐，唯有教师这工作，教别人是他的付出，而付出的同时就有收获，再加上物质回报，这不是比从事别的职业的人有加倍的快乐吗？这是孔子对他的弟子们说的，他用发现教师职业特有的加倍的乐趣，来诱导学生们热爱这一份职业。
第一句话说了民办学校教师精神上的乐趣，第二句话接着说民办学校教师物质上的乐趣。第二句的关键词在“朋”。这“朋”从来解释为“朋友”，其实是错的。《论语》中除这一处外，如果指“朋友”，或者单称“友”，或者就是“朋友”连称，再没有单称“朋”而指“朋友”的。而且，“朋”如果指朋友，指的是密友，“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为什么“朋”是指密友呢？因为“朋”还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二十四户人家组成一个朋，若按现在的“家”的概念来比拟，比现在农村里的自然村、过去人民公社年代的生产小队还要小，相当于一梯四户的六层旧公房的一个楼组，你说关系能不亲密吗？当然，上古时代的“家”指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指一个家族，比现在的“家”要大得多，但即使这样，“朋”还是近邻密友，怎么会“自远方来”呢？即使有密友长期出外，现在回来了，那确实是相当高兴的，但孔子为什么要特地到这儿来提呢？按照以前的解释，刚说了学习以后经常温习是很快乐的事，马上接着说，关系亲密的老朋友从远方回来（按照古文的习惯用语，如果这里真的是指从远方回来，应该说“自远方归”，而不是“自远方来”），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这样说话，不是太意识流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找“朋”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一找，我觉得这千古疑团就豁然开朗了。当初写《还吾庄子》，第一次、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对轻易能解决类似的难题、疑点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那些大家、权威宁可曲里拐弯去解释、猜测，就不去找一找呢？后来这种情况遇见多了，我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而知道我们注释传统经典问题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循守旧加想当然，同时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自己解不通，硬说古人就是这么说话不讲逻辑，或者前后矛盾。这里的“朋”，其实应该取字本义，当初造“朋”字，就是用连在一起的两串贝壳来象形，甲骨文中写作，所以“朋”就是古代的钱币。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持币从远方而来拜师的，不很令人快乐吗？”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有人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欣喜心情，是不是错了呢？是不是要对他“咬文嚼字”，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5年7月12日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人大的致词中，引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热，是不是用错了，说明他没文化呢？可不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在流传过程中，词义、句意会发生变化，固然有许多变化是由于引用者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误读造成的，但变化后词义、句意已经凝固为语言的一部分了。这就是语言中的约定俗成现象。如果要否定约定俗成，都要回到语辞的本意，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没法说话了，或者像禅宗说的“一说就错”。但如果我们就只能按语辞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来解读原典，那么我们就可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可能离古代圣贤的优秀思想越来越远。所以，我认为，解读原典一定要力求回复本意，回到当时的语境；而引用成语无妨约定俗成，当然，以回复的本意来引用成语也不能算错。
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是说明孔子很在乎经济收入，不是可能降低孔子的精神层次吗？这种担忧，一方面有研究问题从既定的概念出发（这里，是从“孔子作为圣人，是不讲利的”概念出发）的弊病，也是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问题所造成的。孔子当时办的是民办学校，是收学费的，他也以此为生。孔子一生，除了早年干过一些小办事员的差使，只在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做过将近五年的官，其他时间大多是教师的身份，即使周游列国，也还是一个带着一帮弟子的民办学校教师。说是民办学校，是相对官办学校而言的。据史料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办学校，但对象都是贵族子弟。夏代的官办学校叫“校”，“校”就是“教”的意思。商代的官办学校叫“序”，“序”是“射”的意思，也就是以军事教育为主。周代的官办学校叫“庠”，“庠”是“养”的意思，是指教育注重品格的修养，就是教养。但三代又共称官办学校为“學”，就是教育人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官办学校其实也应该念“敩”的，只是后来“學”一般没有了“教”的意思，汉代又把郡国的官办学校称为“学”，把县、道、邑、侯国的官办学校称为“校”，后人才认为三代的官办学校都称“学”的。三代的官办学校到底念“敩”还是念“学”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官办学校名存实亡，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作为周公倡导的礼教文治的政治制度，也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孔子办私学，就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教育救国、救族的用意。孔子不是最早办私学的人，也不是办私学影响最大的人，但他办的私学，所教的是官办学校都已经觉得不实用而废弃的“仁义礼智”等有关“教化”的内容。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影响不了当时的政治，但可能决定以后的政治走向，而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走向，至今仍在发挥深层的影响。所以，他办私学不是谋一份好职业，而是干一项大事业。但一项大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要靠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团队、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来接力完成的。对一个团队、一个群体来说，只靠理想，没有实现理想的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聚集起来、发展壮大、长期存在的。孔子认为民办学校教师，是适宜担当这一项文化任务的群体，他就要吸引人们来从事这一份职业。上一句说了教师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比别的职业多有的乐趣，这一句所说，教师这份职业，做得好，是有稳定的收入，更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告诉弟子，你教得好，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拜师求学。远方的学子前来求学，不仅带来了钱，更表示你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此令人特别高兴。就像我们写书的人，写出书来，自己认为很有价值，但出版社认为卖不出去，要你自己包销多少册，或者自费出版，即使书出了，你也不是很高兴，自费出版，也不可能多次重复。像易中天、于丹书销到几十万册，版税拿到几百上千万，当然是令人非常高兴的。这高兴还不在于赚了那么些钱，老实说，这些钱也“多乎哉，不多也”。前些日子看到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余秋雨，好像一千四百多万。我问，这一千四百多万是一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是光现金收入，还是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总收入？就算是一年的现金收入，这一千四百多万也不算什么富，也挥霍不起。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幢旧的花园洋房，肯定是不够的，而无锡太湖旁的蠡园，据说当初是荣家管家的私人花园。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就说当前，沈嘉禄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过一处豪宅，外部只是公寓大楼的一单元，但里面的跃层转角楼梯的护栏，听管家讲，竟花了一百多万，定做的一把椅子，花了八十万。主人据说是一个来往内地香港的做生意的年轻小姐。年收入一千四百多万，肯定是不够这么开销的，不要说赚了几百万版税的易中天，半夜要应对电话采访，签名售书要签得手别筋。能走红的作家、学者多是聪明人，要说赚钱，干别的事可能赚更多，但他们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一定很高兴，高兴的是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就说易中天、于丹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吧，如何普及也是一门学问，能把《论语》说得使那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听了不算，还要买书来看，就是了不起的学问。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本来就不应该是他们有什么科研成果、有什么创新发现，而应该是他们课上得好，学生深深被吸引，对所学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书销得好，证明了他们是个好教师的社会价值。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亦乐乎”的。
在孔子当时，“有朋自远方来”这点物质利益，比起做官、经商的收益来，实在是少得可怜，但孔子已经认为很有说服力了，“不亦乐乎？”问得很理直气壮，胜过财大气粗者。是孔子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坐井观天，沾沾自喜吗？当然不是。不管这话是说在孔子五十一岁做官之前，还是之后，孔子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生活、人们追求的功利价值都是一清二楚的。孔子早期的学生中，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俩，就是鲁国的贵族大家，他们是奉死去的父亲孟僖子的遗嘱，来拜孔子为师的。孔子做官前，与鲁国的贵族、权势人物就有交往，在社会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交际层次，会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能获取更大利益吗？但孔子为有人持币从远方来拜师而“不亦乐乎”，不仅体现了他的“安贫乐道”的情怀，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什么意义，这就引出了下面“人不知而不愠”这句话。“知”不是一般的“知道”、“了解”。孔子时代，“士”民（包括武士与文士）只有充当官吏、门客才可谋生。选士还没有科考制度，全靠乡里推举、官长赏识选拔。这赏识、选拔与推举（越来越徒具形式，就像文革中工人、贫下中农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就是“知”，“知遇”之“知”。所以当时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据《史记》记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豫让说的。豫让是晋国大夫智伯的门客，说这话时，智伯家已被晋国另三家大夫赵、韩、魏联手给灭了，豫让已逃到山中。此时，他听到消息，赵襄子特别地恨智伯，把智伯的头颅骨漆了当饮器。豫让听说后悲愤万分，发誓说：“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样的：“可叹啊！士应该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去拼命，就像女人为喜欢自己的人化妆打扮。现在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一定要为他报仇而死，来报答智伯，那样，我的灵魂就不会感到愧疚了。”于是，他改姓换名，把自己弄成好像受刑残废人，进入赵家的内宫，当个厕所清洁工。他怀里总是揣着一把匕首，要找机会行刺赵襄子。结果，在动手前被赵襄子察觉了，被拿下。赵襄子问明情由，被豫让的义气所感动，就把他放了。豫让又用漆涂身，使皮肤像生癞疮似的，又吞炭哑嗓，扮成乞丐，连妻子也认不出来。他埋伏在赵襄子要经过的桥脚下，准备第二次行刺，又没成功。抓住豫让后，赵襄子说：“你不是曾经在范氏、中行氏手下都干过吗？智伯把他们两家都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到智伯门下为臣；如今智伯也已经死了，你怎么特别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说：“我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他们像待众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众人一样对他们。至于智伯，他待我如国士，因而我也像国士那样报答他。”赵襄子闻言，流着泪叹了口气：“您为智伯报仇之名已经成了，而我赦免过您，也仁至义尽了。这是您自己一心所求，我也不再放您了。”豫让情愿伏诛，但请求能用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戳几下，以完成报仇的心愿。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先秦时代，按社会分工，把“民”分成四类：士、农、工、商。豫让的例子典型地说明了“士”民与农、工、商民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依附性。士的价值，要由“知”他的贵族、君主来决定。所以，士除了用他们的技能来实现他们的使用价值，更要用“信”“义”来作为他们的价值的担保。但“士”的所谓的“义”，是一家的私义，而不是天下之公义。豫让说得很明白，之所以不为范氏、中行氏报仇，而要为智伯报仇，就因为给我的待遇要比范氏、中行氏给的高个层次。至于智伯与赵襄子之争，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豫让是不问的。不光是豫让不问，就是先秦其他著名的义士、侠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都只问事主待他们是不是好，不问事主要他们去干的事是否正义。而当时的士，对豫让、荆轲等人的义举、义行是高度认同的。豫让死后，“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因为这些义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确立了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使士有了充分的存在理由，所以士的群体中人，当然要大力肯定他们，宣传他们的事迹，肯定他们，就是肯定“士”的品牌，为“士”在人才市场上争取到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后人编演这些义士的戏，就要添加“为了伸张正义”的动机上去。之所以要加上这些动机，就因为后来的人，受到孔子倡导的价值观的影响，不能接受只讲私义，不问公义、社会正义的人为英雄。由此可见，孔子对只讲私义的价值观是不以为然的。孔子认为，要破除“士”的只讲私义的价值观，首先要去除“士”的依附性。所以，孔子说，民办私立学校教师，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弄得好，还有人从远方跑来供养以求学，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家不赏识也不烦恼，这不很有贵族（君子）风度（人格之尊严、独立之精神）吗”？“君子”这概念，在这段话中，还是“贵族”或“合格的贵族”的意思，和《老子》中君子的概念基本一致。但《老子》中“君子”是与“圣人”相对而言的，而《论语》中“君子”主要是和“小人”相对而言的，所以，孔子是对传统的“君子”概念作了改造的，使之从一个标志社会地位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标志伦理水准的概念。这一点，在以后解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时再详细讨论。
我在发表于2004年7月12日《文汇报》的《〈论语〉头条》一文中说：这样理解，整段表达了民办教师的价值观。尽管可能有自嘲之意，但已充分证明孔子是自觉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话语的第一人。尤其是他使民办私立学校教师与贵族老爷平起平坐，同称“君子”，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这段话奠定了孔子万代师表的地位，放在《论语》头条，得其所哉。
随着我对《论语》研读的深入，我觉得以上认识，还不是很到位。目前，我认识到，《论语》头条，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师文化”的概念。“师文化”概念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而且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此诞生，并且成为民族的脊梁。
2006年11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接受了素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的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在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观念笼罩下形成对孔子、《论语》、儒学的概念的，所以看到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有耳目一新之感。从此，孔子倡导的是“士”文化，“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共识。这次重读《士与中国文化》，发觉“士”文化这个概念来标志孔子倡导的儒学，还不到位。“士”，作为四民之一，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文化心态也早就形成了。而“师”与“师文化”，则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也是他以一生的努力、实践来确立的。官办学校里也有“师”，但这“师”是由贵族来担任，或由官方聘任的，就是吃皇粮的，所以还是依附性的。而孔子身体力行的“师”，民办学校的“师”，要确立的“师”的概念，是独立性的。这个“师”是个全新的概念。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做民办学校教师，也有做得很红火的，但一般是权益之计，是以后出仕做官的进身阶。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學（敩）而优则仕”），但在孔子的理念里，还有后一句，更重要的是后一句：“仕而优则學（敩）”，就是做官优秀的要抓教化。孔子早年也有“學而优则仕”的想法，这也是当时的习惯性思维使然，但孔子晚年，是明确“师”不仅是一份可以谋生的职业，而且是一个像贵族一样可以保持人格高度独立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从事的是教化这项高尚的事业。“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实际形成以后，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就诞生了，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古老民族中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的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中华国家是以文化立国。在汉初形成的《礼记》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记录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思想资料，其中的《王制》篇中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气候、地理等条件的不同，中土的民族和周围的异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俗。东方的夷族，披散头发，在身体上画花纹，有的还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南方的蛮族，在脸上画花纹，装饰脚趾，也有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的。西方的戎族，披散头发，将兽皮做衣服，有的不吃谷物。北方的狄族，穿羽毛编织成的衣服，住在洞穴里，也有不吃谷物的。因为“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因素，夷、蛮、戎、狄等异族在中国融为中华民族。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华民族和周围异族的差别，不在人种上，也可能不在语言上，而在文化习俗上。
因为是文化立国、文化聚族，所以文化建设问题历来是中华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问题。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穿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去骑马打仗，却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从今天看来，似乎古人榆木脑袋、小题大做得可笑，但“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名言），摆到十分重视立国、聚族的文化因素的语境中，服饰是非常显眼的文化符号，当时严格地用服装的质料、颜色、刺绣图案等来标志人的社会地位，你再有钱，平民也不能越份穿用贵族的服饰，对“易服”问题这样大惊小怪，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种思路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既然把文化视为立国、聚族之本，文化的传承问题，在中国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非常重视传统，也与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农耕社会，变成农耕民族密切有关。农耕民族，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前人为后人打下基础，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前人的行为是后人的楷模，前人的经验是后人的借鉴。所以，中华民族有以历史代宗教的倾向，一家一族的祖宗，不仅是血统之源，更是家业的开创者、道德的典范、崇拜的偶像。在这点上，与代表游牧民族理念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华民族重传统，西方民族重开拓。中华民族重圣人，圣人是生产、生活的组织者；西方民族重英雄，英雄是战争的指挥者和勇于领先者。对中华民族来说，国泰民安是最理想的；对西方民族来说，赢得战争，从而获得巨大的财富，是最要紧的。由此可见，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特别重要。尤其是西周赢得全国政权后，周公意识到“文治”的重要性要超过“武功”，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不能治天下，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文治的制度，使文化传统的作用凸现了。“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行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的群体产生之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来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里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东西、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我们说他们是独立的，主要就是指他们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因而也是对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成分、民主的成分、因而也是先进的成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使中华民族虽然古老，却永远充满活力；使中华民族虽然历经苦难，却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几次遭到异族入侵、入主，却没有灭族，反而是入侵、入主的异族主动向中华民族同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孔子建立的“师”群体，或者说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阶级呢，还是阶层呢？我认为，说“阶级”不对，说“阶层”也不对。“阶级”“阶层”是西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概念，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以生产关系中人的经济地位为标准来划分人群而形成的概念。但划分人群，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标准。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就是以社会分工来划分的。对士、农、工、商还可以以经济地位来划分，这样，士就有富士和贫士，农有富农和贫农，工有富工和贫工，商有富商和贫商。富的士、农、工、商同属一个阶级或阶层，贫的士、农、工、商同属一个阶级或阶层。“师”是从“士”的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所以也是以社会分工来划分人群形成的概念。
孔子倡导的“师”文化，很快就形成了气候。
据《孟子》中记载，鲁缪公要与孔子的孙子子思以朋友关系相处，子思不高兴，说，从政治地位来说，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怎么敢和君主做朋友呢？从德行来说，那么，你是我的学生，怎么可以和我做朋友呢？所以，孟子感叹说：“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国君主，要求和他子思做朋友而得不到应允，更不要说召唤、差遣他了。这不是子思搭架子，要卖个更好的价钱，而是他要维护孔子开创的师道尊严。
到齐宣王时建立稷下学宫，召来一批“文学游说之士”，有七十六人之多，“皆赐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是“师”文化的鼎盛时期。所谓“不治而议论”，有点像今天的政协“协商民主”，不参加实际的操作，只对政策等加以咨询、评论。“不治”，就不在官员的系统里，不是君主的下级；“议论”，就是以教师的身份，对学生的政治实践加以评论、指导。他们何以有这样的资格，就是他们背负青天，有文化传统作背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拥有了文化话语权。
当时的执政者，像齐宣王那样尊“师”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想从游说之士那里听到可操作性强，可以立竿见影的策略、意见。还有自以为是、热衷专制的君主，像秦王嬴政，对“师”掌握文化话语权感到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舒服。韩非子投其所好，提出“以吏为师”，让官吏来做老师，把“师”纳入官本位体制，不再有独立性，从而把文化话语权从“师”的手里收回到政权的掌握中。韩非子的计策没能实现，嬴政并吞六国，一统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政权的皇帝后，就实行更残酷的政策，焚书坑儒。被杀的那些儒生，手无寸铁，并没有阴谋用武力推翻秦政权；被烧的书，更没有直接鼓动造反的内容。但秦始皇觉得那些儒生与英雄善战的武士相比，那些书与利剑锐箭相比，文化话语权与六国旧贵族的号召力相比，还要更可怕，对他的政权威胁更大。所以，秦始皇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也许是第一个看到文化话语权作用、威力的人，错误在于他过于自信，以为他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战胜文化话语权。秦王朝的短命，与他的错误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汉朝接受了秦始皇的教训，无论是汉初的“好黄老之术”也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好，其实是把文化话语权还给了“师”。不过，那时的“师”，已经同时又是臣了，与子思、稷下学宫的“师”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毕竟皇权和士权是中国封建社会（应该是宗法制集权社会）长期并存的两大权力系统，即使在皇权专制很厉害，政治很黑暗的明、清两朝，士权还是保持社会稳定，使民意、民情、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中国文化有了“师”，就像佛教有了僧人，道教有了道士，其他宗教有了神职人员，这传统就得以保存、发扬，延绵不绝了。只要中国的文化延绵不绝，中华民族就延绵不绝，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将在未来继续被证明。继往开来，继往为了开来，在继往的基础上才能开来，继往就是开来。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已经湮没的古希腊的文献中找到火种，燃成一片近现代文明的辉煌，形成西方文化的高峰。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未断裂，只是一百多年来有矫枉过正之弊，现在回头来正本清源，去除历史的陈垢，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可望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从《论语》头条中读出的孔子倡立“师”文化的伟大意义。
可能已经有人想到了，这个“师”，是不是就是“儒”呢？
不错，孔子倡立“师”这群体后，“士”民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民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的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所以，《韩非子》常把“儒”“侠”分论再合论，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认为“儒”“侠”都不是好人，但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了。“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儒”本来是对文士的统称。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或者说“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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