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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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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报告文学论试读：

第一辑 创作谈

文学源于激情

不知别人是否这样，在我看来，一切文学皆于激情滋生出的。没有激情的存在，文学就不可能出现。

文学乃是人学，人学的产生来源于一个情字，没有情的文章可以是论文，可以是报告，但不会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离不开情字，因为有情，所以才有文学。文学因此是情的派生物，激情锻炼了文学的血脉与血流。

情出于多种因素，有悲情、苦情、钟情、喜情、恋情、爱情……而这一切都属于激情范畴，悲之超度便是恸痛之激情，苦之无法忍受便是反抗与愤怒之激情，钟情是执着的激情，喜情是兴奋与愉悦的激情，恋情是相倾相慕之激情，爱情是炽烈的生命之激情。

因此无论是悲剧小说，还是讽刺话剧，无论是爱情小说，还是反叛电影，皆是因某种激情所致而使作者随其思绪完成的可以传阅与传播的文字。

激情有大有小。大的激情为人类、为世界、为民族、为国家，大的激情同样也包含一个作家内心的感情抒怀与泄愤，就如宇宙间的太阳可以普照大地，而滴水也能将太阳包容一样。小的激情为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事一语，而一草一木也代表对万千世界、芸芸众生、错综复杂事物的理解与认识，一山一水皆可能是作者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讴歌或鞭挞，一事一语同样可以说明真理与驳斥荒谬……

微风起波是荡漾而温柔的激情，叠浪翻卷是汹涌而飞泻的激情，眼角的一滴泪是感动与思恋的激情，号叫啼哭是欲罢而不休的激情——所有内心与表象的情感流露皆为激情的升降、缩与张之间。

文学不能没有激情，没有了激情的文学是文字玩物，玩物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只能是虚假与虚伪的叙述。

真情实感下才会有真正的激情，激情不能泛用，但没有激情绝不是文学，也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

激情非凭空之物，生活是激情的源泉，离开了生活的土壤，激情便是一片枯叶，枯叶垒不起激情的碉堡，不是碉堡式的激情就支撑不起擎天大柱般的文学巨著。

当然情不能泛用，激情也需要理性，理性下的激情才是深刻和神圣的，崇高而伟大的。纵观当下文坛，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一点：真情少了，假情假意多了，激情少了，泛情与虚伪之情多了。文学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认真反省——反省你的感情就是反省你的作品，同样反省你的作品也为反省你的真实感情。

文学需要再度呼唤激情，需要呼唤真实而强烈的激情。（2009年12月16日）

让思想和精神的旗帜放光芒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它把先进文化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作用作了最明确和最直接的重要阐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对指导我们文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的创造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常说，文学是点亮人们心灵世界的灯火。这心灵世界的“灯火”，其实就是人们的思想与精神。一个人需要思想，需要精神；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也需要思想，也需要精神。同样，一个政党更需要统一全党意志的思想与精神的引领。积极向上的、健康活泼的、具有崇高信仰和能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文化，组成了我们的先进文化，从而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与精神上的旗帜，引领着全体人民在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下奋发图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我们事业中获得的价值体现和落脚点。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一切进步文化的母体，它所折射的思想与精神的价值，直接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品质。因此，重视和纯洁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与精神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中的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务。在历史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这一任务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历史已经证明，那些思想健康、精神向上、具有崇高信仰追求、能给予人民力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我们常说的“红色经典”，就是这样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它们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着鼓舞人民斗志的榜样力量并成为人民追求崇高与真理的灯塔，让一代又一代人在思想和灵魂上获得拯救。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和复杂，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的选择和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和多样，因此，先进文化所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变得异常繁重。笔者认为，作为思想和精神上的旗帜，先进文化建设上面临着一项突出的任务是如何使“思想和精神”的本体具有旗帜意义和旗帜作用。具体拿文学创作来说，作家们要创作出具有先进文化属性的优秀作品，首先要求达到的就是自身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尚追求和核心价值观。这里的高尚追求，当然是指作家们的思想情趣、道德情趣、审美情趣等自身素质上的追求品位的崇高性，即个人信仰取向的崇高性。这里的核心价值观，当然指的是作家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爱国爱民情感和自觉自愿参与兴国福民伟大实践行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这份思想和精神上的纯洁与崇高，作品就会真正起到鼓舞人、教育人、引领人的旗帜性作用。

文学是以创作美和崇扬爱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美和爱是人类一切进步文化的源动力。泰戈尔说：“当我们完美地认识真理时，我们才真正地懂得美。完美地认识了真理，人的目光才纯净，心灵才圣洁，才能不受阻挠地看见世界各地蕴藏的欢乐。”追求真理是完成创作美和爱的前提。今天的广大作家，要使自己能够为“思想和精神上的旗帜”增光添彩，就必须心怀崇高信仰，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深入时代生活，紧贴人民群众，在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和参与社会实践中吸吮养分，纯洁情操，净化心灵，提高技艺，既要敢于大胆去鞭挞腐朽丑恶的东西，又要理直气壮地去热情讴歌时代进步的主旋律；既要会当检察社会时弊的显微镜，又要吹响时代和人民奋斗的号角。写出好作品，多写好作品，实现“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江泽民《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崇高使命，让思想和精神的旗帜更加放射光芒。（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19日第7版，原标题为：让思想和精神的旗帜更加放射光芒）

为人民而写作

在整个社会发展史中，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精神财富。作为精神财富之一的文学艺术，应属于人民，因此文学艺术作品理应表现出一定的人民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告诉我们，文学与人民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是人民生活的烙印，人民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源泉。对于作家来说，写作就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反映人民的意志、愿望，诉说人民的需求。因而，服务民众该是文学的基本担当，为人民写作应是作家的根本使命。

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70年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实践着“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坚持为人民创作，写出了大量文学精品力作。

20世纪40年代前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创造性探索的重大成果，“文艺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如何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思想，对于当时和之后的文学工作者具有指向性的意义，从此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在他们一生的创作中，始终把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关注黎民百姓，关心群众疾苦，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强烈感情，从而写出了一部部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更是为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家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氛围活跃，创作情感更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大众。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走基层”“作家采风”“定点生活”等一系列活动给予了作家们大量的创作素材，他们从社会中汲取了养料，在参与人民生活的实践中，增强了自己的写作生命力，实现了文学创作的进步，写出了许多文学精品力作，这无不源于强大的人民后盾。

纵观中国的文学发展史，虽然经历社会变革，文学形式和风潮迭起，但作家始终与人民保持着亲密的感情，这也是中国文学不断进步、作家创作走向繁荣的根本所在。但凡是进步的文学创作，能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无不是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家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就要在社会变化中正确把握“人民”的时代内涵，正确认识写作的中心、对象、目标和任务，正确处理作家“个体创作”与“服务群体”的关系。“人民”作为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范围所属。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邓小平文艺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的内涵都在不断变化，其概念也越来越宽泛。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概念的范围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体现为“工农兵方向”。革命文学工作者就要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根本方向，去歌颂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斗争。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人民一直被置于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人民回到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本义，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爱国者，都成为了作家服务的对象，“人民”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作家服务的中心、任务和目标也随着对象外延的变大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为人民群体服务。

当今时期，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随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变化。一方面新兴经济形态所产生的富裕阶层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下岗失业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相比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复杂化，作家的创作也逐渐多元化、个性化。在如何处理“个体创作”和“服务群体”的关系问题时，作家容易出现过分偏重某一方面的极端倾向。所以，作家在为人民创作时，需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写作的个体化，不等同于脱离群众。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意识、情感立场和写作方式，但是不能把自己的个人体验理所当然地当成整个社会的真实记录。尤其是有些作家没有去深入生活，不和人民接触，他们仅凭大多数人的诉说，就把这种同质化的印象习以为常地当作写作的素材，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的文学作品，是不容易引起人民共鸣的。而且，当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公平、平等的时候，公民内部不同的阶层的诉求意识并不相同，相比于那些富裕群体，那些下层社会的人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作家不能把个体化、个性化写作当成私人化，更不能脱离群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

二是为人民写作，不等同于一味迎合大众。有一部分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缩小“人民”的范围，把人民等同于某一特定的群体，如把“人民文学”当成“商业文学”，认为只要写出的作品为市场所喝彩，就完成了为“人民”创作的任务，那就未免肤浅和简单了。从内容上讲，真正地为人民写作，不是只要写出市场上人们喜欢看、爱看的作品就可以了，更需要歌颂人民的生动实践、展示人民的精神风貌、反映群众的疾呼心声的优秀作品。当下有些作家，置换了“人民”的内涵，把它变成一种虚伪抽象的代名词，打着“人民”的旗号，写出的作品貌似抒情时代的大合唱，实为附和喧嚣的庸俗之作。

目前，作家在为人民写作的实践过程中，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些作家还不能很好地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与人民存在很大距离。过去传统的写作手法是集中抒写一两个群众形象，并把他们从形象、道德、人格力量等方面加以拔高，有些作家正是受这种手法的影响，在创作的过程中容易将“个别形象”代替人民形象，把个别“人民”形象想象为人民共同体，只是无谓地、高高在上地去反映和放大某些人物形象，而没有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思考和创作，没有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没有注重挖掘人民群众平凡生活中的素材和主题。他们名义上是为人民写作，其实已经与人民有距离了，因为这些放大了的、拔高的人物，更多的已经不具有普通百姓的生活特质，他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并不能代表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存状态。这些会严重影响作家的定位，造成自己和普通群众的隔离，文学作品看似立意是人民，内容则失真，这样的作品自然也不会引起人民的共鸣，这样的作家也不会得到长久的进步。

写作者缺乏情感立场，对人民的热情不够。写作从来都不是素材的简单堆积，而是作家对人民情感的倾注，我们强调作家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不仅要作家贴近人民，更要他们在接近人民的同时饱含一颗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而现在某些作家身上正缺少这种东西。我们现在正涌现出一种商业化的浪潮，受资本观念的侵袭，一些知识分子的情感逐渐俯首于金钱，出现了拜金主义的倾向，他们对于一些社会现象和人间冷暖已经麻木，缺少了怜悯和同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们宁愿去写一些粉饰、堂皇的东西，以此来获得名誉、金钱等的回报，而不愿去碰普通百姓油盐酱醋的生活。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已经处于生存的边缘，作为作家，在写作中更应该表达他们的诉求，如果作家没有这个情感立场，反而会让他们在话语权上也处于噤声状态。

不深入生活，对人民关注度不够。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体验的缺乏必然导致艺术作品的缩水，而有些作家只是在“嘴”上空谈，并没有去实践。他们仅凭自己的知识储备，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某人某事做出价值判断，并没有真正地去深入群众生活，这样写出的文学作品不但不会为人民服务，反而会误导读者。现在有一种情况：当整个社会都呼吁为人民写作时，这种呼吁就成为了一个“标尺”。这本是引导作家深入人民生活的一个标尺，但在某些作家眼中却成了心中放不下的“坎儿”，认为如果谁不抒写人民，就是作家价值取向的错误，所以碍于为人民写作的道德标准，即使他没有能力或者不理解、不深入人民实际，却编造出一些所谓的“群众”故事和作品。需知，真正的“为人民”，不应是空谈服务群众，在俯瞰的生活中去想象或构想人民生活，而是对于人民有真实的关切，能走到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对人民要有感情、有热度、有诚意。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人民群众创造了许多影响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成就，讴歌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精神与创造成就应当成为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人民期盼伟大的文学作品。作家应担当起“为人民写作”的根本使命，并在深入生活中培养对人民的感情，创作出更多人民满意的作品。

要切实深入人民生活，切忌浅尝辄止，注重培养对人民的感情。作家深入到实践当中，并不是单纯地考察、采风，而是要有坚持到底的作风和精神，长时间地去接触民众，感受他们的实际生活。要切忌浅尝辄止，只做表面文章，一定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只是走马观花，泛泛而行，不但不会得到一手的写作素材，反而会引起人民的反感。而且在深入生活的同时，作家一定要注重与当地人民的交流、接触，要想民之所想，思民之所思，与人民同呼吸。作家对人民的情感需要培养，这种感情的建立会直接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需要认识到的是，作家与人民拉近距离要求作家要有历史责任感。那种把作品和文学的好坏归咎于整个社会和人民，把成就完全归结于自己，把作品和文学的不景气归结于社会和时代的浮躁之气，是最需要我们防范的。

要正确理解人民生活，善于观察和思考，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再创作。在深入生活的同时，要注重搜集创作素材，并把这些素材“正确”地转化为自己的写作内容，这就需要深入而准确地理解人民生活。如今的社会千变万化，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总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如何准确地把握和了解民众的心声，成为作家深入生活的关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时此刻一定要从整体和全局着眼，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熟悉国情，站在时代前沿，思想开阔，仔细观察和思考。同时，随着深入生活的机会更加多，条件更加好，内容更加殷实，社会和人民对于作家的要求也更加高起来。作家一定要掌握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和环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生活素材进行准确的提炼和再创作。

要接地气、打深井、跟时代、求创新，坚持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相统一。每一位深得人民拥戴的好作家都是集生活、时代、个性于一体，每一部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都是集内容、思想、艺术于一身。作家首先要接地气，创作要从群众中来，作品也要到群众中去，要做到为人民写作，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才有根基；同时要紧跟时代发展，抒写人民的新事、新变化、新发展，只有这样，作家的文章才能常新；还要在继承中不断突破，创新出自己的风格，只有这样，作家的作品才能成为精品。如今的新媒体发展迅速，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影视文学等异军突起，作家一定要善于把握机会，注重文学在时代的新变化，让其不仅在内容上充实、生动、形象，更要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为人民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2012年1月9日，原标题为：为人民写作应是作家的根本使命）

小说化的纪实不是方向

在当代中国，真正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打动人的文学作品，不少是写实体作品。然而在当代文学界，写实体文学作品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相比，被重视程度一直不够。每当论说文学成就时，有关部门和评论界往往把最重要、最有影响、最能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及时代风貌的写实体作品习惯性地忽略掉。事实上，出版和市场管理部门得出的数据表明：近几年，正式的纸质出版作品中长篇小说作品每年约为3000部，而写实体作品则在5000部以上。单从数量看，写实体作品其实一直在长篇小说作品之上。而从影响力看，阅读写实体作品比阅读虚构小说类作品的读者，大约多出三成。这说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总是更能吸引人、鼓舞人和影响人。从单本的图书销量看，情况也不例外。在当下，即使是一本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年销售量也难有二三十万册，然而像《苦难辉煌》等写实体作品则可以轻松地达到上百万册。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界、评论界，甚至包括有关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写实体文学作品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提升到一个国家的文学基本水准上加以客观的评价？这也许除了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和评论体系缺乏科学性外，写实体作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关键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在文学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需要对当前写实体作品的创作与发展，进行以下研究和分析——关于文体本身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目前的写实体作品归类有些混乱，归结起来通常分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四大类。这样的分类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根据的是同为写实体作品的不同形态和不同表现内容所进行的分项别类。说这样分类混乱和没有道理，是因为一些人以为凡属于写实体的作品，那么它就应当是非虚构的，其本质就是区别于虚构作品，像区别于小说、戏剧等，这样看似乎是很清晰和明确的。然而，对于那么多非从事写实体写作的读者甚至一些评论家来说，他们往往也不去分清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或纪实作品，于是干脆来个大归口，说这都是非虚构作品。这话粗听起来没错，可从专业角度而论，其实是极不科学的，更是不负责任的，势必造成更大、更多的混乱。在写实体作品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之间其实差异性很大，它们之间除了内容同为纪实之外，其文体内在特征很不一样。可是我们的一些文学机构和评奖等部门并不去弄明白这些写实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在何处，由于他们的概念混淆而往往造成整个写实体作品的混乱。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刊物发表的“报告文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而只是因为它既非新闻报道，又非新闻通讯，也非虚构的小说，所以编辑们图省事，干脆大笔一挥，将它归为“报告文学”。这样误导误判混淆文体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通常大众读者从一些权威性的报刊上看到的那种既非小说又非新闻报道的东西被归入了“报告文学”，也就因此认定那类东西就是“报告文学”了，这种误导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伤害更是巨大、深远和普遍的。再者，像“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许多评委其实也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故而也来个统而归之，都归纳在“报告文学”之中，所以奖一出来，大众又以为那就是“报告文学”了。这样的导向性错误，也给写实体作品的文体本身增添了混乱程度。

事实上，许多写实体作家即使获得过大奖，他们也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什么是纪实作品，也没有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何处，故而常常会看到写几十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事都说成是“报告文学”，这实际上是很荒唐的事。一般来讲，报告文学除了内容要求具有新闻性和文学价值外，时效性和当代性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大家知道，今天或当下发生的事是可以成为新闻的，而昨天或前天发生的事是难以成为新闻的。那么报告文学中所反映的内容和事件，从新闻性的角度要求，它需要尽可能是最近、最新发生的事。当然它的新闻性要比纯粹的新闻报道在时间要求上宽泛一些，但写作者应切记：它绝不是没有一个时间上的“新闻”限度，绝不能将几十年、几百年前发生的事用来作“新闻”。有人说，报告文学中的“新闻性”是作品内容本质上的“新闻性”，这话没有错。既然是文学作品，它更多的是要求文学本质上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但我们也应当切记：报告文学的“本质”新闻性和真实性，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尽可能是“最近”“最新”发生的真实内容，没有了这样的本质性要求，它只能归类于“纪实文学”或“纪实作品”之列。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原本属于“纪实文学”或“纪实作品”的，是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报告文学”之列的。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有传记文学由于它们之间的交叉性、相融性很大，无论从时间上、内容上和题材本身都很相近，因此，非专业写实体创作者，更容易把这类所谓“非虚构”作品混淆，甚至懒得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什么是真正的纪实文学，他们只能笼统地按“非虚构”来认识这些写实体作品。只有那些成熟的从事写实体创作的人心里清晰。事实上，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之间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闻性、真实性、非虚构性及文学性、批判性等要求相对要高得多，随之带来的采访和材料核对要求也非常高。相比之下，纪实文学没有新闻性的特别要求，时间跨度有可能很长，也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事，而对事件和材料上的真实性及非虚构性要求也相对松一些，比如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事，写作者一般都是从材料到材料、从史料到史料，根本没有与当事人接触和交往，根本没有第一手资料，所有的写作中的所谓真实性，完全建立在对已有史料的把握上，其中的非虚构其实都可能是虚构的，其真实性是一种公众可以接受的标准，或者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客观真实而已。当然，创作者个人的发现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十分必要和可贵的。

因此笔者认为，要使写实体作品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并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规范文体本身是一项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非专业人士可以不管，但创作者自己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否则我们创作出的作品会被继续指鹿为马，因而也就没有了可以让人承认的基本地位。

文体的尊严，涉及创作者的尊严和文体发展的前途，中国当代运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类体裁从事文学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强大，其创作的作品远远超越其他文学样式，在广大读者中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写实体作品的创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和严肃写实体作品的文体是一件紧迫和功在千秋的大事，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笔者提醒和主张那些编撰“词典”“百科全书”的责任者在罗列“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作品”“纪实作品”这样的词条时，能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避免再出低级错误和不科学的定义。各文学评奖组织和专业管理部门也应当尊重从事写实体创作的人的经验与意见，并通过可能的合理协调机制，认真给出相对科学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的文体定义，从而使诸如像“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更具严肃性和规范性，避免在评选“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样具有特定规范的文体奖项时，再把自传体或口述体纪实类作品罗列其中的尴尬局面。关于创作指导意识上的问题

写实体文学作品在近些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生存的土壤，于是有人借助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纪实体文学，提出了大力提倡“非虚构”创作的主张。这样的活动在近几年似乎有些气候，甚至被看作是文学进步。这实在有点可笑和勉强，因为很多人其实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非虚构”，更不知“非虚构”的概念从何而来。虚构和非虚构在汉语里的意思很清楚，前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内容，后者则与之相反，必须是真实的，来自于生活中可以对应的人物和事件发生过程中一切真实的内容。而虚构与非虚构最早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并非是中国作家的发明，它开始流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后来遍及欧美进而影响远东的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即我们常说的“自然主义”写作，代表者便是左拉。在左拉之前还有孔德、泰纳等人，左拉则是承袭这些文学大师成为“小说界中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运动的第一人”，他的自然主义或写实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实验小说论》和《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文章中。有学者如此评论左拉的小说创作，说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全景式展示中又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壁画绘制风格，他的小说呈现一种纵横捭阖、烟波万顷的体势……在微观上，左拉这种科学式描写又表现为对具体事物、具体场景不惮其详，充满技术性材料的描写。为了使作品做到摄影式准确与真切，左拉不仅要阅读大量资料，而且要详细进行实地考察；为了写《人兽》，左拉曾战战兢兢地爬上机车头，为了写《萌芽》，左拉下到勒那尔煤矿600米深处”。左拉的这种创作较真劲后来之所以被广为推崇，而且又被21世纪之初的中国作家们重新提及并加以褒扬，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小说家太不注重像左拉那样“深入生活”“深入现场”了，以为靠自己的一点聪明和才情就可以写出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来。文学处在信息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重提左拉的自然主义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并不太清楚“非虚构”这个概念，这其实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写实文学”的延伸，它特指相对于那些纯虚构的小说而提出的非虚构小说文体创作理论概念。左拉所说的“非虚构”概念实则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向，而与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性有本质区别。当然，写实体文学与左拉所言的非虚构作品之间确实也存在某些共同性和相融性，但就文体种类而言，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无论多么精致的“非虚构小说”，它毕竟是具有虚构本质的小说，而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本身就必须是不能有虚构成分的非虚构作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作品本质上的真实性决定了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实质，显然这与左拉所说的“自然主义写实文学”有天壤之别，文种也不属同类。

中国的纪实类文学或文体，在古代就有，比如《史记》。而报告文学这一从新闻中脱胎出来的新文体，其实是“进口货”，它的发源地在德国，虽然它也受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影响。正如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研究者袁殊先生所说：“‘报告文学’这一词在中国还是很新的。这一名词，有时也称为‘通讯文学’，是Reportage的译语；而这Reportage是从Report（报告）这字变化出来的新名词。这文学的形式，自然不会是自古已有；它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报告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后来在瞿秋白、夏衍等人的实践与推广之中立根。新中国成立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名篇出现后，报告文学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呈现大气候。一直到今天，报告文学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可以说中国虽然不是报告文学的发明国，然而是全世界最成功和最发达的报告文学创作大国，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特定国体决定了这一文体具有如此广泛性和实用性。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因此也是全世界写实作品创作中最幸运的群体。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最早的纪实体文种的发明国与实践国，中国古代早有大量纪实体作品出现，且有几千年的成熟经验和辉煌积累，直至今日再次呈现大繁荣的奇观，使得纪实体作品五彩缤纷，蔚为壮观。在如此缤纷色彩中，我们又有些忧虑，其原因是文体本身出现了诸多过去不曾想到的“乱象”，这乱象实际上多少已经影响到纪实体文种的质量和生存力。

有些纪实体作品写作者，把小说家的“自然主义写实法”和“现实主义写作法”搬到了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创作之中，并将其混为一谈，这是很可怕的事。一些小说家出身的创作者，他们纷纷开始投入纪实类写作，随意或任意地将小说创作中的“非虚构”写作法搬到了纪实性作品创作之中，使内容编得“精彩”“动情”，哪知这根本是害人的东西！因为读者认为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其实则被深深地骗了一回。好在没有被揭穿，原因是他写的是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事，一般读者怎么可能比写作者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内情”呢？观众们现在已经烦透了影视界的“戏说”历史，文学界还没有出现令人烦透的“戏说”历史的所谓“纪实作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早晚的事。可怕的是我们一些创作者仍在沾沾自喜，原因是他的“作品”市场很大，还常常获奖。现在需要规范三件事

一是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创作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既然是报告文学，它是一种具有较强新闻性的文学形式的文种，它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必要的实地采访性（即对事件和人物的直接采访，如果被采访对象本人不在世时也应当尽可能地去采访那些了解情况的知情者；如果是写事件就必须尽可能地到现场去，假如没有可能到现场的话也应当采访那些到过现场的人）、尽可能的新闻时效性（当然是距作品发表的时间越近越好，对那些已成历史的人和事件可以写，但要注重它的现实意义）、文献性（追求文献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起码的条件之一，利用错误的史料的结果是整个作品的错误）。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今天，对报告文学创作者来说，亲历性和直击性尤为重要，中央领导一再提出“走基层”“打深井”“接地气”等就是这个道理。看起来今天有些事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了解和知道了，但你能说网络传播中不会出现巨大的错误吗？教训太多了，纪实作品创作者如果依赖这种简单收集资料来完成作品，几乎可以断定迟早会失败。如何创作我们的报告文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就说过：“报告文学，简称报告，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在的作家，都在烽火旁写作。他们的读者也大都是在烽火之旁的。用怎样简单、明了、迅速而有力的文学形式来直接反映并批判现实，是作家们应当考虑而且也有人考虑了的事情。报告就是这种文学形式的一种。”周立波把报告文学的特性点得清清楚楚。著名作家茅盾也有精辟的教导：“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个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茅盾和周立波都明白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样的纪实体作品才算得上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掌握了它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是报告文学，以及报告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实作品的差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已经变得过度的小说家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不太愿意下工夫到现场进行辛苦的采访活动，喜欢像小说家一样待在家里进行虚构和靠想象吃饭，殊不知小说家不进行现场采访和调查研究还能有饭吃，而报告文学作家肯定不行。现在有些写实体创作者学聪明了，他不写报告文学，他说他写纪实文学，因为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差异就在于后者可以有某些时空间的想象，而前者必须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并接触当事人。试想一下，这样的创作者创作出的“纪实作品”，你相信他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吗？这也是笔者担忧的另一面，即纪实文学创作者的错误指导意识。他们认为反正纪实作品不是报告文学，不是报告文学就用不着与当事人核对事实和作品内容，也用不着到现场去，反正笔下的人物都不在世了，编点别人不知道、史料上没记载的东西，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只要“好看”就成。如此创作出的“纪实”，实在是非纪实也！骗得了一时的读者，却骗不了历史和时间。还有人明明知道所写的人物形象单薄或没有出彩的故事，于是在读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加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进去，从而使得人物“生动”“精彩”起来，这是更可怕的毁灭纪实文学的做法，要引起高度重视。

其二，必须严格地遵守真实和非虚构这一“法则”。报告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创作的难度，就看你能不能在不可以想象和虚构的前提下，使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生动精彩，如小说、戏剧一样好看。一个高明的舞者，不在于他的肢体和外在的动作是不是优美，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他能不能通过肢体语言向观众传递舞蹈的内容和艺术的精神本体。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或纪实文学作家，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你能把原本精彩的人物和事件叙述得活灵活现，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你的出彩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你是一个戴着脚镣的舞者，如果你将纪实文体所要求的真实这一“脚镣”扔到一边，即使你跳得再优美，也等于零，因为那不叫纪实文学，充其量是虚构作品。任何虚构内容的作品放在纪实文学作品中进行评说，那等于是一堆垃圾，毫无价值。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等写实体作品的高贵之处和精神本质，就在于它忠实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和内容的全部真实性，同时又注重它的艺术表现力。

其三，正确处理好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竭尽全力地在作品的艺术魅力上下功夫。前些年，有人声称报告文学必将在“寂静”中被“遗忘”“老去”“枯竭”，并最终“将会消亡”。事实上这样的判断是唯心的和幼稚的，因为又过了几年，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消亡”和“老去”，相反比任何时候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甚至连反对它存在的人也高举起了“非虚构”的旗帜在为其他文体的兴盛而尽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重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当今那些好看的、有现实批判力度的、能影响时代精神的优秀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作品，事实上并不太多，尤其是精品力作和可以流传的经典作品更少。原因有四：一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作家队伍人数越来越少，支撑这一大文体的主要创作者和贡献者，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作家，40岁以下的年轻作家寥寥无几，这很可怕，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二、直面现实的批判性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少之又少，而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最大的艺术魅力就是它的现实批判性，失去了这一战斗性的功能，文体本身就不那么强壮了；三、大量所谓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其实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体文学作品，它们基本上与“文学”不沾边，其形态和内容在本质上只能算新闻报道，甚至距新闻报道还有一段距离；四、一些题材内容很不错的写实体作品由于没有文学语言，不注重文体结构和情节的艺术处理，直白乏味的叙述方法，影响了作品的传播和阅读，基本上只能算是粗浅的史料或新闻素材。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写实体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因为文学艺术性是写实体作品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尤其在新闻媒体异常发达、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写实体作品如果不在文学艺术上下苦功，那只有被消亡的末途。这是严峻的现实，也是所有人类艺术面临的共同问题。关于写实体作品的发展前景

毫无疑问，写实体作品从20世纪的新时期开始，一直走到今天的30多年时间里，是其文体成长最快、获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阶段，也是它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文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写实文体自身也得到了异常的发展和成熟，一方面它时常被执政者用来当作为执政服务的宣传工具，同时又因为它特殊的艺术魅力而受到公众广泛的喜爱。特别是近10年来，非专业创作者参与写实体创作的势头越来越大，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上自高官下至普通平民，纷纷加入纪实体作者的行列，他们的参与和频频创作出公众喜爱的作品，使得写实体作品异常兴旺，颇有市场，每年出版的5000部左右的写实体作品总量中，非专业人士写的占据多数，其中不乏优良之作，像《苦难辉煌》《我的父亲》等，都出自非专业作家之手，由于他们写的都是自己的事或是所熟悉的亲人，所叙述的又是国家大人物、大事件及公众热爱的领袖们的真实生活与真实历史，因而特别受到读者欢迎。

有道是，盛世出美文。中国现在进入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双高度发展的阶段，许多亲身经历这个伟大时代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经历或身边的事通过文学形式写出来，这就是今天中国写实体作品为什么如此繁荣的基本土壤。国家的欣欣向荣，民族的空前团结进步，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与我们越来越近，每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这其中问题和矛盾冲突变得异常复杂和多样……所有一切都在剧变中呈现另一种丰富、繁杂和奇妙、生动的景象，这给纪实体创作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新鲜的空气；一部成功的作品又可能使人一夜成名并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这又从更多方面刺激了写作者的积极性；自娱自乐的创作者也不乏其人。如此多的原因使众多普通人或曾经的执政高官们纷纷加入到写实体创作行列，故而我们有了今天每年出版5000余部纪实类图书的宏大规模！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言论自由度越来越大，人们愿意向外界袒露情感和心理活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写实体作品只会越来越呈现强劲之势，且在表现形式上也会多样和丰富，如更有学术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报告文学体、比较有自由度的纪实文学体、个人色彩相对浓一些的传记文学体、随意性感情性私密性更多一些的口述体，还有回忆录等纪实体作品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有好作品的出现。假如虚构作品每年有1万部出现，那么纪实类作品肯定不会低于每年2万部，因为虚构作品的创作基本上需要具有专业水平的作家来完成，而非虚构的作品，只要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自己动手就能完成。

现在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如何使写实体作品纳入文学大军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提高，鼓励创作者写出高质量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从专业角度给予论述和理论指导。

前景不用多论，答案是明摆着的。中国的发展和与世界融通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这从客观上为写实体文学创作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时机。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和新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传统的写实体作品同样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如何在这种冲击下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文体本身的进步和传播手段的改进与提高仍是根本性的。另一点最关键，那就是作者队伍建设。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队伍的壮大，二是提高队伍的专业创作能力。前者既需要在国家大发展大繁荣中期待作家的自我成长，同时还应当在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写实体作家，给他们提供创作条件，鼓励他们积极热忱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在创作的实践中获得成长和进步。后者则主要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专业写作技巧和业务能力，特别要强调端正创作指导思想与创作态度，注重个人艺术素养的培养，苦练写作基本功。对一些优秀的、有潜力的纪实文学类作家要给予适当的深入生活、参加培训机会。要建立国家级的报告文学、史录纪实作家制度，他们的任务将是完成国家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写作。中国从1840年至今，出了那么多大人物、大事件，然而我们没有自己的作家所写的《毛泽东传》《邓小平传》和《新中国传》《改革开放史》等。历史是需要多种形式来记载和记录的，除了纪录片、影视作品和官方编年史外，还应当有更精彩生动的文学形式的史实体作品，没有这样的文学工程设计和文学任务的完成，我们谈国家的文化繁荣、文学繁荣，显然是苍白和残缺的。其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有那么多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了，但还来得及抢救他们的史料和亲历，将这部分列入纪实体创作同样是一项国家任务，应予以加强和抓紧。其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异常精彩，社会各方面呈现了特别多的纪实题材值得用文学形式来记录，这是一个广泛而巨大的创作源，可以发动全社会那些对纪实体作品创作感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些亲历者自己动手写作，这是最好的事，我们应当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还要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提高写作水平。其四，当今青年人写作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的随手拈来的阶段，他们是纪实体写作的后备力量和已经呈现光明前景的一支生力军，他们生性活跃，才思敏捷，敢于直面现实，又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嗅觉和触角都是全方位的，这对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乃至当今整个世界形态极为便利，鼓励和动员这样的年轻人投身到写实体作品的创作中来，必然给整个文学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美好景象。相信中国的报告文学（或整个写实体作品）创作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因为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中国如此强大了，文学为什么不呢？（2012年2月3日，原标题为：写实体作品的问题与前景）

给报告文学创作把把脉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是把重点精力放在长篇和中篇上，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长中篇有其特殊作用，它信息量大，容易将整个事件和人物写透、写深刻、写完整。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认为给报纸写报告文学难，因为它短，而又要求新闻性强；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潜在问题——报章上的报告文学因文字少而稿费收入也少，还有人认为报章上的报告文学影响小。其实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看法。首先我认为，虽然今天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变，但报章尤其是那些大报的传播面依然很广，时效性也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在报纸上发表报告文学的影响力绝不可低估。比如《人民日报》发一篇报告文学，可能仅仅是一个版面（一万字左右）或半个版面，但它拥有的固定读者群都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加上电子版的同步传播，阅读人数会成倍向上翻。主流媒体携带着固定读者群，这一点不像纯文学杂志和文学图书的读者，只局限在文学爱好者层面上。报纸上刊发报告文学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刊物和图书刊发报告文学的影响力。这里面有一些问题需要特别指出：报章报告文学通常写的是当代社会发生的大事件、重大典型人物等，因此容易引起社会和高层的关注，也容易引起广大读者的重视。这方面胜友、蒋巍、春雷等同志都有体会，他们这几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报告文学。我自己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比如当年北京发生“非典”的时候，上海《文汇报》每星期拿出一个版面发我写的《北京保卫战》，连续八个版，影响之大我们难以想象。这些年我和一些作家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有关部门甚至是中央领导经常会向我们提出或布置这样的任务，某某人去写一写某某事，在报纸上发表一下。这些事可能是政府的事、党的事，我想也是我们报告文学界的事。为什么不去完成呢？单纯从扩大报告文学的影响上我们都应该去做。

再者，我认为，报章报告文学其实还很有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母体的特性——鲜明的新闻性和文学性。如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如果没有文学性，就不会引起大的反响，只能被人家认为是“表扬稿”，只有那些真正具有了浓烈的文学性的作品才可能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报章上发表的报告文学基本上要有很强的新闻性，而这也是报告文学基本的属性之一。现在我们的报告文学恰恰少了太多的新闻性，写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事都可称为“报告文学”，这让读者和外行人弄不清到底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纪实作品了。

报章上的报告文学，其实在写作上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这不仅因为文字少和主题突出等特点需要作者有能力把控结构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在文学性和新闻性的结合上下苦功。而报章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其实与大部头的中长篇报告文学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二、歌颂性报告文学如何写得好看、写得深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一般的大众心理角度看，与社会主流形态相反的事件和人物总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好奇，加上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那种反社会的批判意识，人们更期待看到一些批判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平时，我们在接触读者时，他们也经常会对报告文学提出意见，询问为什么现在很少看到“批判性”的作品，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报告文学远不如过去了。客观上讲，今天的报告文学，能影响人们的好作品确实比以前少了许多，但一个基本情况是：其他文学形态的作品也远没有过去影响那么大了，小说难道不是这样吗？诗歌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我看，相比之下，报告文学——特别是近几年出现的纪实类作品——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如果剥离掉影视作品给小说带来的特殊推力外，还真很少有哪种文体可以超过报告文学的。这是比较公平和客观的事实。否定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因为它不是事实。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当下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尤其像何建明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去写歌颂性的主题了，就认为现在的报告文学不行了。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今天许多歌颂性的报告文学确实写得不那么好，确实除了简单的直接的新闻式的“表扬”以外，很少有文学性，让人看了不那么艺术，或者根本没有艺术和文学的含量，这是报告文学的要害问题。

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明白，歌颂性的作品真正要写好、写得让人读后能够感到震撼心灵、记忆长久，其实远比写批判类题材要难得多。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和语言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主体的强势发展是世界公认的，值得颂扬的正面远大于批判性的负面，那么报告文学创作者所写的歌颂类的作品，显然会比写批判性的作品多，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面对报告文学在创作上的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只有把歌颂类的作品写好、写得让人读后真正能够享受文学和艺术的那份特殊的精神美感，我们的创作才算是成功和进步了，报告文学的声誉才可能向着更高的层次提升。大家应当对此有一个认真的、清醒的认识，并要引起绝对的重视。三、对报告文学的发展，要有战略思考和战略安排。

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不仅需要作家个体的埋头苦干、专注创作，更需要一个领域或一个群体的整体合力，并努力营造良性循环和优质培育的大氛围。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所作为，在社会上和文学圈里形成自己的地位和优势，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意识和发展战略安排，这关系到我们整个队伍和行业的前景，因此也必须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我认为当前存在于报告文学领域中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才问题，面临青黄不接；二是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和扩大途径工作做得不够。如何让好作品获得更具影响力的效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三是批评与理论队伍要加强，眼下没有形成像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那么多的批评家与理论家参与、合力同谋的氛围；四是如何借助社会及有关部门力量，包括中央领导对报告文学的重视，来顺势扩大报告文学的社会地位；五是如何发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地方报告文学学会的作用，使学会真正为团结作家、带动队伍、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健康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六是如何利用和抓好相关阵地，包括报告文学杂志、报告文学图书出版和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的关注与配合运作问题；七是如何积极利用好中国作协及各地作协的资源，为报告文学发展提供方便和条件等。

上述这些问题，有的是需要作协配合，但多数是需要我们与会的骨干们一起动手去做。比如人才培养问题，可以通过组织作家进入作协、鲁院培训，或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鲁院联办，与各团体作协和各地区各行业合作来解决；比如传播问题，除了网络、出版和改编影视作品外，还可以同中央九套纪实节目等探讨合作机制；推出报告文学年度优秀作品，现在年选有点乱，不具备权威性。报告文学年度工作会等相应机制要建立，同时还要注意到报告文学学会如何发挥整个队伍的建设作用等问题。

要做的事还比较多，而且只要认真去思考就有可能做出些成效来。只要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报告文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也一定会迎来新的黄金期。（发表于中国作家网2012年3月29日，原标题为：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学对时代的担当，作家对进步的推动

在当今社会上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似乎谁与政府作对，与时代唱反调，谁似乎就是“英雄”。尤其是近一两年网络上呈现的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好像谁骂执政党、骂官员、骂跟共产党走得近的人和事，谁就是救世主。那些传谣言起劲、无端攻击他人者仿佛成了正义与道德的“主宰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颠倒是非的行径，一度让善良的人们分不清是非真假。在文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那些打着所谓的“批判”幌子、以一饰面地挖空心思丑化共产党形象、丑化执政者、丑化民族形象、丑化当代人民的作品，似乎异常吃香，“评论家”和“媒记”们纷纷为之喝彩，将其捧到天上。相反，谁要是正面讴歌党、讴歌改革开放、讴歌人民群众，却被明里暗里贴上“广告”和“吹鼓手”的标签，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会被挤出“评论视线”。许多年轻作家和网络写作新手，由此以为这就是今日之中国的文学大趋势，便跟着模仿，频频炮制那些低级、粗糙的“擦边球”作品。于是乎在公众的阅读感觉中，中国当代文学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难见几部提气、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作品。我想这样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文学界和广大作家应当有所反思和清醒。

其实在文学界对作品内容的评价和考量时，常常有一把尺子在一些评论家的心头放着，这就是所谓“批判”的还是“歌颂”的。照理，我们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方针早已再清楚不过地一次次告诉广大作家要写那些能点亮民族奋进精神、燃烧民众进步激情的作品，客观而生动地表现时代进步和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历史进步中所呈现的精神风貌，然而在真实的文学现实里，许多写时代进步、写民族精神、写人民风貌、写共产党正面形象作品的作家，其实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因为写这类作品，时不时、冷不防地被人嘲讽“又是主旋律”“宣传广告”，作品即使再有社会正面影响力，甚至无数次感动了亿万人民，最后你最多也只能落个暂时的“好作品”。过不了几天，当“评论家”们再度进行总结和论述时，这样的作品便会早早地进入了文学冷宫。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圈内”认可的丑化现实、丑化时代、丑化人民和执政者形象的作品，它们成为一些人久念不烦的“经典”。

我在与一些年轻作者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此很有忧虑，有位曾经写了不少反映时代主旋律作品的青年作家，这些年突然改辙易途，专门写些“乱七八糟”（他自己的语言）的东西。当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时，他坦言：过去写时代风貌、写讴歌性作品，让我获得了不少社会和公众给予的荣誉感，但在文学圈内我却异常孤独，因为没有人或者极少有人真正来为我的作品“捧场”，倒是在评奖、评论等场合被莫名其妙地“乱场”和贬掉的事常发生。这位年轻作家的境遇其实在文学界并非个案，我们应当重视起来。对一个独立的作家而言，写什么和怎么写，完全是个人的事。然而，对整个时代的文学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恣意妄为和可以错误引导的事。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讲的那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与宣传思想工作一样，应当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壮大主流意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并非是一个口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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