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爱德华共进晚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伊莎贝尔·文森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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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德华共进晚餐试读：

平安夜的晚餐

在见到爱德华那天的很久之前，我就听说了他对临终妻子许下的承诺。

爱德华的女儿瓦莱丽是我相交多年的老友，她妈妈过世后没多久，我去看望她，她跟我说起这件事。就快要过九十五岁生日的宝拉卧床不起已经有段时间了，而且意识也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天她专门从床上坐起，郑重地对挚爱的老伴说：“听我说啊，艾迪。”宝拉带着坚决的神情，一字一句地说，“现在你不能跟我走。不然咱们的小家就没了。”

宝拉知道爱德华心意已决——他宁愿死，也不愿面对没有她的生活。那可不行啊，她说。她鼓励他活下去，当他终于答应后，面对这个与自己结婚六十九年的男人，她轻轻哼起了歌儿。先是《我可爱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接下去是几支百老汇的曲子，都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位列榜首的金曲，那时候两人正值青春年少，依然相信他们能在娱乐圈里打出一片天下。虽然歌词业已忘了大半，但宝拉的嗓音清澈明亮，可就在几天前，她还因胸腔里的充血而无法说话。她最后唱出的曲子是《你的一切》（All of You），但歌词已面目全非：“我爱你的上，你的下，你的左和右，可最美妙的是啊，我爱你的一切。”

二十四小时后，她走了。那是2009年十月。在她过世后的数天、数星期里，努力克服着哀恸的爱德华发现，对宝拉的承诺实在太难遵守了，几乎不可能做到。他孑然坐在静默无声的公寓里，坐在餐桌前，而那张桌子曾见证过多少次充满欢声笑语的晚餐啊。最终，爱德华进了莱诺克斯山医院，医生们给他做了一连串检查，却找不出任何毛病，所以打算让他第二天出院回家。“我怕他撑不下去了。”在医院的等候室里，瓦莱丽在我身边坐下。那天正值平安夜，我们本打算一起吃晚餐。瓦莱丽建议去医院街角的那家餐馆，她曾经在那儿跟父亲吃过饭。

在第三大道上这个无甚特色的小餐馆里坐下，拨弄着盘中苍白黯淡的鲷鱼，我俩都哭了。若宝拉还在世，第二天本该是她的生日。瓦莱丽还没有从丧母之痛中恢复过来，如今却又多了一重深深的担忧，她怕父亲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力气。

当瓦莱丽说起宝拉哼歌的那一幕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崩溃掉。此前我从没见过爱德华，而且，尽管那心酸的一幕令人唏嘘，我却无法自抑地有种刺心的感觉——我想到了自己不快乐的生活。当时我刚搬到纽约，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圣诞节时还有工作任务在身。虽然我用尽力气，装作什么问题也没有，可我的婚姻就快分崩离析了。而且，关于这事对年幼女儿的影响，我的忧虑绝不止一点点。当我含糊地说到自己面临的困境时——瓦莱丽的父亲生病了，我可不想拿自己的事儿再给她添乱——她建议我去跟爱德华吃晚餐。“他做饭的手艺好极了。”瓦莱丽泪眼蒙眬地说，或许她希望这句话能引起我的兴趣，也能让我在她返回加拿大的家中之后，自愿去照看一下爱德华。她的姐姐劳拉是个艺术家，跟先生一起在希腊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应承下来，是因为美食的诱惑吗？还是因为我实在太孤独，以至于感到陪伴一个抑郁的九十岁老人都成了挺有意思的事儿？大概一方面是出于对瓦莱丽的友爱，一方面也是对她父亲感到好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了爱德华的家门口。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吧，但我绝没想到的是，与爱德华的会面即将改变我的人生。

第一次赴晚餐之约的那天，我穿了一条黑色的亚麻直身连衣裙和凉鞋。我轻轻敲了敲门，然后按下门铃。过了一小会儿，一位个子高高的老绅士突然打开了门，他拉起我的手，吻了我的双颊，眼睛里漾着笑意。“亲爱的！”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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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去爱德华家里的时候，我总是要带一瓶葡萄酒。“什么也不用带，孩子。”他说。但我总是不听，两手空空地来吃晚餐多不好意思啊。

也不用敲门或按门铃，爱德华告诉我。我来的时候他会知道的，因为当我走到楼门口的时候，门房会给他打电话。再说了，他总是留着大门不锁。我们见面刚几次之后，他还坚持给我一把钥匙，免得万一哪天我路过想上来看看，却遇上他锁了门在沙发上睡午觉。他把钥匙递给我，上头拴着一个紫色的塑料钥匙扣，里头塞着的白色纸条上用黑笔重重地写着“爱德华”三个字，还有他的电话号码。我俩都很清楚，我决不会真拿这把钥匙开门进来，但我还是大大方方地收下了——这是友谊的象征，也能每天提醒我，如今爱德华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每当我带了酒来，爱德华就会把我的名字写在酒标上，然后塞到门厅的衣柜里，那儿是他挂冬衣的地方，也是他的临时酒窖。我进门时，他早已根据当晚的菜式精心选出了合宜的酒，我带来的那瓶会先放起来，留待日后做恰当搭配。

刚去爱德华家吃晚饭的那阵子，有次我犯了个错误：我给爱德华带了一些用腌鳕鱼做的炸丸子，那是我照着我母亲的食谱做的。我真不该指望他会把它当成当晚的加菜。我事先没跟他打招呼，就那么突兀地把这份吃食递到了他眼前。在我俩的友谊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从没料到爱德华在每顿晚餐上花了多少心思和精力。刚把那一包用锡纸裹得鼓鼓囊囊的炸丸子递给他，我就发觉自己失礼了，我看出爱德华愣了一下子。但他欣然收下了这份礼物，还请我过两天再过来吃晚饭，这样就可以一起享用这个菜了。

爱德华绝非那种讨人嫌的势利美食家。他只是喜欢恰当得体地做事情。对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每样东西，他都十分珍爱——无论是客厅里的家具，还是写出来的东西。那些家具都是他亲手制作的，且加上了软垫；他的诗和短篇小说全部亲手誊写，一遍遍地抄写到没有格子的白纸上，直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才交给女儿们帮忙打印出来。对待做菜他也是这样，虽然他下厨时已是晚年，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宝拉做了五十二年的饭，有一天我对她说，你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换我来吧。”他说。

年纪很小的时候，爱德华就学会了欣赏精致美食。十四岁那年他留级了，于是父母把他从纳什维尔的家送到新奥尔良富裕的姨母家里。姨母埃莉诺是个教师，下定决心要好好教导这孩子，把他拉回正轨。但与此同时她也下定决心，要教他学会品尝法兰西的佳肴美馔。“我见识到了一个新世界，之前我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他回忆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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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他开始下厨的时候，他从安托万餐厅的法式与克里奥尔风格兼备的菜式中借鉴来不少灵感，但他说他也喜欢最简单的东西。他依然记得自己还是小男孩时吃水煮卷心菜的情形，“放一团黄油在上头，一下子就变得好吃了，就像天堂一样！”他还会从各种地方寻找做菜的灵感。他说，他做炒蛋的窍门就是跟圣约翰学的。

圣约翰？

此人是美国铁路公司的厨子。“前半辈子，人们一直管他叫‘小子’。”爱德华说。他与宝拉有次坐了趟十小时的火车，因此认识了圣约翰。“他加入浸信会教堂后，一个名叫艾玛小姐的厨子处处关照他，于是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施洗者圣约翰。”

圣约翰做鸡蛋很有一手。当爱德华向他请教炒鸡蛋的秘诀时，圣约翰说，他从不会一下子把蛋液全倒进锅，而是要分成几步。爱德华把这一招教给了宝拉，如今又坚持演示给我看。他拿出农场运来的鲜鸡蛋，磕到碗里后，那蛋黄闪着橙色的光；加一点儿牛奶或鲜奶油，撒一点盐和胡椒，把蛋液打匀。然后，他把煎锅坐到火上烧热，放入淡味黄油，等到黄油融化开来、边际刚变成棕色的时候，就把蛋液倒入——只倒一半儿。“绝对不要一下全倒进去，”爱德华重复一遍，“炒蛋要分两步做。”

等到锅里的蛋液开始嘶嘶作响，鼓起泡儿来的时候，爱德华用勺子轻轻把它搅散，把火关小，然后才把剩下一半蛋液倒进锅里，拨炒着淡黄色的嫩滑蛋汁，直到它变得轻盈、蓬松，充分裹上黄油。

童年时在美国南部的清苦生活让爱德华学会了节俭。他会把新鲜香草装进密封袋，放进冷冻室里保存；也会去皇后区的肉店买回大块的猪油，切成小块，用油纸仔细包好放进冰箱。爱德华喜欢去奇塔雷拉和美食车库这样的精品食材店买东西，但他也爱逛家旁边的超市。他的厨房里没有一件花哨的厨具，我看见的那寥寥几册食谱书都是好心朋友的赠礼，他几乎从来没翻过。“只不过是做饭而已啊，亲爱的。”当我问起他为何不用食谱书时，他这样说，“我从来不按菜谱做菜，我就是懒得看。在我看来，那不叫做菜，而是被一张纸给束缚住了。”他的煮锅和煎锅都用旧了，却擦得一尘不染，亮晶晶地挂在厨房那块贴了锡纸的刨花洞洞板上。

他的灵活圆融让我大为赞叹，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他自有口味刁钻之处。在调马提尼或腌渍三文鱼的时候，他只肯用亨利爵士金酒，因为他坚持认为，这款酒里的黄瓜精华能把腌三文鱼的最佳风味衬托出来。调制马提尼的时候，他把亨利爵士金酒跟干味美思倒进一个百丽牌的玻璃量杯中，然后连杯带酒一起放进冰箱的冷冻室，直到客人来了才拿出来。爱德华做马提尼既不摇也不搅——他只是把金酒和干味美思倒进量杯，然后冰镇。他还会为每杯马提尼加上一小片黄瓜做装饰，而这些黄瓜片也要预先冰到清凉爽脆为止。

爱德华的大女儿劳拉从希腊返回纽约时，总会带些当地的特产食材。每当她大力称赞用橄榄油做饼皮的好处时，爱德华就头痛不已。劳拉怀疑，那些她做给他的金黄色的橄榄油蜜桃派都被他送了人。“在做菜和烘焙方面，他对某些东西固执得很。”劳拉说。

但今晚爱德华在条纹铸铁锅中煎出来的牛排是从杂货店里买来的。它们在巴萨米克醋中腌泡过，被他煎烤到完美的熟度，然后放进在烤箱中预热过的正餐盘中。闪着油花的肉汁流过白色的大瓷盘，汇集到摆在一旁的小土豆底下。这些当季的新土豆带皮在水中煮熟，顶部加了一块拌入欧芹碎的黄油。把盘子端到桌上之前，爱德华把丝绒般的褐色酱汁浇到肉排上。

牛排软嫩得堪称完美，吃起来就像是从曼哈顿最好的肉店里买来的，而不是从格瑞斯泰德连锁小超市。香浓的酱汁饱含着黄油香。我问他这酱汁是怎么做的，结果引发出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他中间还跑到厨房两次，把预先做好的半釉酱汁拿给我看，那是他绝大多数酱汁的基底。“做半釉酱汁要花很长时间。”爱德华一边说，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盛着棕色汤汁的塑料小罐。做这种汤汁的时候，要把烤过的牛骨头和蔬菜加水用小火炖煮，直到浓缩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不到，并且变得浓稠、光亮。像许多法国厨师一样，爱德华把这种半釉酱汁用作各种酱汁的基底，甚至在做浓汤时也会用到。“这事急不得，”他接下去说，他指的是炖煮酱汁所需的漫长时间，“它没法一下子就煮好。就是得熬啊，熬啊，一连好几天，才会变得越来越浓稠。”

我点点头，然后悄声对他说，每样东西都那么好吃。这不是因为我想奉承他，而是因为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佩服。在爱德华看来，做菜可不只是为了抚慰辘辘饥肠而已。做菜是他由衷的热爱，有时还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他只愿跟被选中的少数人分享。对于那些他认为并不真心爱烹饪的人，他是不肯传授窍门或写出菜谱的。趁着倒马尔贝克红酒的工夫，他给我讲了另一位晚餐客人的故事，这位客人对他做的鸡排赞不绝口。

喔，爱德华，你可一定要把食谱给我呀！

但爱德华告诉我，他才不会把这道鸡排的秘密告诉她哩。“真正的烹饪要用心，”他郑重地说，“我看得出来，她不用心。”

从爱德华这儿，我学到了许多做菜的知识。他教我用一个纸袋和一把香草做出世上最美味的烤鸡，告诉我如何烤出完美的甜品（“要用黄油来和面，再放一点点猪油，亲爱的”），在意大利面上洒少许巴萨米克醋，就能让酱汁沾在面条上。但从一开始我就凭直觉知道，这些做菜诀窍中蕴含的深意远远超越了厨房和餐桌。他是在教我领略耐心的艺术，享受慢下来的奢侈，他让我别着急，把做的每件事都彻底想清楚。

当我向他请教如何把整鸡去骨、做成肉冻卷的时候，我明白，爱德华最终传授给我的远不只是处理家禽而已。事后想来，我意识到，他是在逼着我去解构我自己的生活，要透彻至骨，深及肺腑，无论眼前的一切有多么凌乱不堪。

爱德华住在罗斯福岛上一幢气派的合作式公寓里，楼里有阔朗的阳台，浇筑混凝土的走廊，下沉式的泳池，大大的观景玻璃窗俯瞰着东河。

最近，在我丈夫的坚持下，我也搬到了罗斯福岛。这是我俩为了挽救婚姻而做出的最后努力。但和爱德华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想住在这里。一年前，我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从多伦多搬到曼哈顿，这样我就可以接下《纽约邮报》调查记者的职位。我们住在上东区，离汉娜的学校只隔一两个街区，但没有一天我丈夫不抱怨的：房子太小、地铁里人太多、家旁边的游乐场垃圾遍地，再加上总是要挪来挪去地到街边停车——由于市政规定，我们每周都得折腾一次，这种受折磨的滋味只有纽约城的车主才能了解。

在纽约养一辆车简直是噩梦。如果你像许多纽约市民一样，负担不起每月四百美元（或更贵）的车库费用，从而把车子停在街边，那你就得每周把车子挪开两次，方便清洁工清扫街道。由于停车位如此难找，绝大多数车主都会先把车开到街对面，并列停在别人的车子旁边，然后在车里坐上一个半小时，等待清洁工干完活儿，再迅速把车子停回原位。

在我看来，挪车确实挺不方便，但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城市生活中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别具特色的小麻烦而已。确实，不得不坐在车里耗上一个半小时、等待清扫车过去的人不是我，但我一样要面对其他的烦心事啊，比如拎着一袋袋沉重的生活用品坐地铁，曼哈顿样样东西都贵得离谱，赶着去往采访地点或去学校接汉娜的时候，由于拥堵的交通而走错了路。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我身边每个人都要忍受——纽约居，大不易，在这种共同的挫折感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难兄难弟。

实际上，在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发展中国家做记者，所以我喜爱纽约的混乱。这座城市也有“第三世界”的一面：乱成一团的交通、满到溢出来的垃圾箱、腐败的政客、在阴暗街道和地铁轨道上窜过的老鼠。在闷热的夏天，我会把公寓的窗户一直敞着，欢迎外头喧闹的车声和施工的声音飘进屋里。“你真神经。”梅丽莎说。她是我在《纽约邮报》的同事，我的新朋友。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她向来渴望宁静。

不过，初来乍到的那几个月，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有天我在高峰时段等地铁六号线，当时我人在中城，正急着去上城接汉娜。地铁站台里的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驶来的列车也塞得满满当当。我转向身旁一位衣着考究、看起来挺柔弱的老妇人。“唉，我看这趟车咱们是上不去了。”我张望着人群。

她看了我一眼，有几分怜悯，也有几分轻蔑。“你从哪儿来？”她问。“加拿大。”我弱弱地说。“那你肯定挤不上这趟车。”她微笑着说。

然后我看着这位娴雅的女士抓紧黄油色的皮手袋，温柔但坚决地挤进满是人的车厢。没有推搡，没有硬挤，她优雅得体地把自己塞进了地铁，人刚一进去，车门就猛然关上了。

我等到下一趟车来。车厢里依然拥挤，但在车门迸开的那一瞬，我变成了纽约人。没有大惊小怪，没有“借过”或“真不好意思”，我融入人群，挤上了车。

可我丈夫拒绝适应，在他看来，这儿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没有一周我不用听他强调居住时限的。“再住一年，不能再多了。”他这样说。但危及我俩婚姻的不只是搬到纽约这一件事而已。许久以来，我俩一直背负着情绪的包袱，不停地从一片大陆迁往另一片。我们总是在搬家，打包，拆包，把家具在不同的房子里挪来挪去，填写长长的政府表格，盼着签证发放下来，好让我俩去往科索沃和巴西等各色各样的地方。天天忙于这些事情，我们就不必去面对岌岌可危的感情关系。每当暗涌浮至表面，每当紧张加剧，我们就渴盼新的签证。因此，没能在上东区那个逼仄的小公寓里安居的时候，我们决定换到纽约城的另一个区域试试看，我们两人还依然确信，换个住处，就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婚姻。

罗斯福岛上的车库虽然十分破烂，屋顶漏水，电梯也几乎没法用，但价格负担得起。这个将近两英里长的岛屿像是一个能远离曼哈顿喧嚣的怡人之地，而且坐缆车和地铁就能方便地到达中城。春天，面对曼哈顿东区的人行步道上满是推着婴儿车的父母、慢跑的人，还有手牵手的情侣。到了夏夜，居民们都聚集到岛屿北端的烧烤炉旁，炙烤牛肉的气味在空中经久不散。这里有开在河畔的咖啡店，从店里望过去，对面联合国大楼的景色一览无余；皇后区大桥下，嘎嘎响的拖船慢悠悠地往复来回。

就是这样，距离平安夜和瓦莱丽在上东区的那顿晚餐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住到了离爱德华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我们的晚餐之约渐渐地变成了每周一次。我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期待着它。他会一连花好几个小时为我写菜谱，还对我的生活提出颇为直率的建议。他依然还在悼念挚爱的宝拉，而我渐渐开始看清自己在婚姻中过得多么不愉快。

但是，无论爱德华家门外的那个世界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晚餐都是充满魔力的休憩时刻。我们一起喝鸡尾酒和葡萄酒，享用爱德华在当天兴之所至做出的美味佳肴。艾拉·菲茨杰拉德、比莉·哈乐黛和乌特·兰帕在背景音乐中吟唱，但有些时候，我们的餐桌旁只有怡人的宁静，和十四楼窗外呼啸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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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爱德华家楼下时，太阳刚好落山。我是从自己家里走过来的，一路沿着东河畔的行人步道，穿过几个街区就是。我朝着皇后区大桥的方向，避过小贩的手推车，让过沿着河边疾驰而过的自行车手。正逢春季时分，步道旁栽种的一溜儿樱树绽放出粉色与白色的花朵，若是有谁住在河对面的曼哈顿，隔岸望过来，罗斯福岛上的这幅景致必定像明信片一样动人。

由于门房已经向爱德华通报了消息，趁着我坐电梯上到十四楼的工夫，他已经给我做好了一杯马提尼。酒杯冰凉，酒液上也完美地漂着薄薄一层冰膜。杯子放在厨房的富美家台面上，一旁的塑料盒里装的是鹅油，爱德华待会儿要用它把煮到半熟的土豆片煎香。此前他已经给我露过这一手了：把有点蔫的小个土豆削掉外皮，能切多薄就切多薄，然后把它们变成pommes de terres Sarladaises，也就是“萨拉土豆”，这道菜的名字来自法国多尔多涅地区一个名叫“萨拉”的中世纪城镇。这个地方因鹅油而声名远扬。有时候，把土豆片煎到外表焦脆、内里却如丝缎般软滑的完美状态后，他会立即拌入新鲜的欧芹和大蒜碎。

爱德华已经把两个餐盘预热好了，分别摆上一小堆菠菜苗。他正在用味美思酒煨煮比目鱼。待到鱼肉做好，他会把它们舀到菠菜苗上，随即浇上用鱼高汤做的浓汁——把鱼骨煎炒后加入白葡萄酒、胡萝卜、洋葱和黄油。在浓汁的灼烫之下，菠菜嫩苗刚好达到断生的状态。

跟往常一样，他拒绝了我帮厨的请求。“坐到那边去！”他指着客厅，命令道。我坐在安乐椅里，啜饮着马提尼，窗外暮色四合，对岸曼哈顿的楼宇里有灯光在闪烁。艾拉·菲茨杰拉德在背景音乐中轻声吟唱：“有一个人儿呵，我渴盼见到他；愿他就是那一个呵，愿意守护我的人……”

显然，在爱德华家里，守护着我们的是个女人。宝拉虽然已经逝去几个月了，可她音容犹在。爱德华把她最后的照片冲洗了好多张，贴在客厅和餐厅的墙上。拍摄这张照片时她已有九十多岁，面容上已经布满皱纹，可我很难把她跟“年事已高”联系起来。她涂着大红唇膏，耳饰垂摇，衬得她光彩照人；她自信地微微抬起下巴，有种傲然的姿态。爱德华把这些照片贴在不同的高度和位置，当他做菜时就可以对她说话，煮晚餐或坐在沙发上看书时，一抬眼就能看到她。

宝拉过世之后，爱德华开始给她写信，告诉她当天他做了什么菜，偶然遇见了哪个朋友。我们认识没多久，他给宝拉的信中就谈到了我。“宝拉一定会喜欢你的，因为你很有个性。”

虽然那时候我对爱德华和宝拉都还了解甚少，但这话让我既感到荣幸，又心生确信——确信爱德华和我一定会成为朋友。如今，我人生中那些难缠的琐屑——比如为《纽约邮报》工作时的城中历险、摇摇欲坠的婚姻、抚养女儿时的烦恼——占满了爱德华的心思，也填满了他给宝拉的信纸。很快，他就一心想着帮我度过这段中年危机，帮我解决问题的劲头驱散了压在他心头的乌云。自宝拉逝去之后，那片暗影一直盘踞在那里。

这倒不是说在初识的那段日子里我向他倾诉了许多心事，但我确实抱怨了在新工作里受的委屈。在这个世上竞争最激烈的媒体中心，我的新东家是一份通俗小报。“在我们编辑部，编辑会大声训斥记者！”我告诉爱德华。同时我也没忘提醒他，我已在一份加拿大报纸工作多年了。比起《纽约邮报》咄咄逼人的氛围，那份加拿大报纸可要绅士得多。刚进《纽约邮报》的时候，编辑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标题是“这他妈啥破玩意儿？”

就在同一周，我的上司，一个身材矮壮、语气强横的波多黎各与爱尔兰混血的新闻编辑，把我写的一篇报道删得一字不剩。那篇文章写的是音乐人斯汀主办的一场环保慈善活动，他坚持要我立即重写。我敢肯定，绝大多数老记者对此都会深感受到冒犯，但我还是泰然接受了——即便我从事新闻工作已经超过二十年，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担任的都是驻外记者。

然而，到了纽约之后，我总是凭直觉写报道。我认识的一个澳大利亚实习生形容得最妙：“猛得跟打了类固醇似的。”但这位编辑大人的举动还是把我惊到了：读完这篇写斯汀的报道后，他猛灌了一大口咖啡——里头兑了太多稀奶油，那液体已经变成了难以置信的米黄色——然后按下了删除键。“报道要这样写，”他咆哮道，一根短粗的手指戳向已然空无一字的电脑屏幕，“观点！支持它的论据！观点！支持它的论据……”

在这个诸事不顺的编辑部里，我快要散架的电脑总是在截稿几分钟前死机，打印机一天能罢工好几回，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交到了好朋友。我上班第一周时坐在我工位隔壁的那个女郎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正如我告诉爱德华的，梅丽莎跟我就像截然相反的两极。她精心做过的发型无可挑剔，刘海一丝不乱，她的衣着优雅得体，指尖完美地涂着甲油。而我总是衣冠不整，经常因为送汉娜上学而上班迟到，我的指甲边缘毛毛糙糙，头发总是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有次她送了我一把梳子当礼物。

每当在城里迷了路，我就给梅丽莎打电话，而这种事经常发生。一个朋友说她是我的御用GPS。她甚至知道在地铁站台站哪儿离车门最近——她手机上装了一个有这种功能的应用程序。当我一个人出采访任务的时候，她会确保我随身携带一张纸质地图，因为我不会用手机看东南西北。

我俩很快就成了朋友，在这个被她称作“文章车间”、被我更为毒舌地叫作“市井小报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地方，我们的情谊迅速地建立起来。每逢我们的文章被附上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后打回来，我就感慨，“这就像是在古拉格集中营里开山砸石头”，离截稿只有几分钟了，可这些问题还必须答完交上去，而且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答案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编辑派我们出采访任务时，眼皮都不抬一下：让我们凌晨四点去参加曼哈顿下城某个清真寺的星期五祈祷，要么就到新泽西州的郊区去监视某个参议员的疑似情妇，炎炎夏日，在闷热的车子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什么毛病啊你？”编辑在电话里向我大吼。这是因为监视途中我离开了半小时，去买水和上厕所，结果把参议员的情妇跟丢了。我不在的那阵子，她钻进车子离开了家。我的监视对象不知所踪了。“监视的时候不许上厕所！”我的编辑尖叫着，听起来每个字都是大写黑体，“监视前能上，监视完能上，但监视期间绝对不许！”

我把邮报编辑部的这些趣闻逸事讲给爱德华听，逗他开心，着力渲染我遇到的各色人等与幽默好笑的事。可是，尽管我的故事总能让他大笑，可也会令他沉默。爱德华认为我工作得太卖力了，他觉得我需要向自己提几个严肃的问题，好好想想我真心想要的是什么。“知道吗？”听我讲完一件工作上的事儿之后，爱德华说，“我从没见你真正大笑过，就是那种响亮的仰头大笑，说明你真的很开心。”爱德华把清亮的武弗雷白葡萄酒斟满我的杯子，我俩都吃起牛油果沙拉来，用切得薄薄的法棍面包蘸气味冲鼻的浓郁酱汁，这是爱德华用蓝纹芝士做成的。

几天后，一封信出现在我的信箱里。奶油色的信纸上是爱德华熟悉的笔迹。信里附有一份食谱的复印件，正是这份食谱给了他灵感，让他做出了那天晚上令我赞不绝口的杏子舒芙蕾。那食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他在《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当时他刚开始给宝拉和亲朋好友们做饭。虽然他不喜欢参考食谱，但经过这么些年，显然他还是攒了一些喜欢的配方。这道舒芙蕾的做法相当费事，要把杏脯煮过再打成果泥，接着再放进冰箱里冰镇好几个小时，才能拌入到打发的蛋白霜里。

爱德华用小烤碗把舒芙蕾做成单人份，上主菜时才送进烤箱，刚一烤好就立即端上桌。蓬松高胀的舒芙蕾表面漾起浅浅的金棕，那模样犹如童话中梦幻教堂的奇异穹顶，上面还撒着糖霜，顶着一朵刚刚打发的鲜奶油。爱德华这道轻盈松软的甜品有种魔力。第一次吃它的时候——以及此后他做给我吃的每一次——每舀起一勺我都深深陶醉在其中，鲜奶油、蛋白霜和杏子的味道旋转、交汇，最后轻轻融化在口中。

刚认识爱德华的那会儿，虽然我们的晚餐氛围并不阴郁，但爱德华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婚姻并不幸福。在附有舒芙蕾食谱的那封信中，他得体地提醒我，不要过没有浪漫爱情的人生。这些劝告他不吐不快。“我感到担忧，”他写道，“因为我已经尝试着提醒过你，你不仅仅是有魅力而已，你是个非常值得爱的人啊。对女人来说，和职业生涯同等重要的是，她们绝不能忘记自己是谁，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角色。”

爱德华长大成人时，正逢五十年代，那时女性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就是做家庭主妇。毕竟，宝拉就放弃了当演员的梦想，留在家里抚养两个女儿。为了养家，爱德华做过许多种工作。但他们不是那种住在郊区的庸常夫妻。空余时间里，他们写剧本，宝拉甚至成功地出版了一本青少年小说。爱德华给我的劝告显然出自他自己的人生阅历，虽然偶尔带点性别偏见，但奇怪的是，要不是其他女性朋友指出来，我还真没注意到。我看待爱德华的眼光充满善意，从没想过质疑他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工作得太卖力了，以至于忽略了许多关于自我的事情。听他谈起宝拉，我才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婚姻有多么糟糕，这样的关系注定是要失败的。“我是个男人，我爱女人，原因很明显，但也有许多说不清楚的缘由，”我们认识没多久，爱德华有次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她们的温柔、魅力、性感、娇媚、美丽、体贴，等等等等，这清单长得写不完。但我这一辈子，只爱这一个女人。”

说爱德华“爱”他太太，都难免太轻描淡写。“如果没有她，我不会活这么久的。”他一遍遍地对我说。一次又一次，他谈起1990年的夏夜，在纽约初次见到的那个女孩。

爱德华家客厅的架子上摆着一摞厚厚的剪贴簿和相册。他好像把跟太太写的每一封信、每张剧院节目单、餐馆名片，还有每一张亲手制作的感恩节菜单都保留下来了，那些菜单上还装饰着压平的秋叶。第一本里的照片是他认识宝拉的那一年拍的，最开头的全是未经修饰的黑白照片，是在加州的海滩上两人互拍的（“我俩经常拍这种有趣的照片，从来不拍那种一本正经的。”他对我说）。照片中的两人都身材修长，正当青春年少。照片旁边贴着说明卡，都剪成了适合相簿的大小，上头的字迹出自爱德华那双大手。

然后，是一页又一页贴了塑料膜的生日卡和情人节贺卡。宝拉的八十五岁生日时，爱德华这样写道：“我竟能得到你，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一天，不要叫醒我——就让我继续沉浸在幻梦中吧，让我继续认为自己是如此特别，所以才配得上你！”在大约同一时期的一张卡片中，宝拉这样写给丈夫：“给最亲的艾迪：我们曾梦想着一起登上山巅，如今我们已经到达。我会永远爱你！”

今晚，翻看着爱德华和宝拉的这些卡片和信件，我无意中提起，我从没给别人送过情人节贺卡（当然，是小学毕业之后）。悲哀的是，我从没想过要送一张给丈夫，即便是我们刚在一起、我还生活在幸福的幻象中时，我也没有想过。自从搬到纽约以来，我们更是渐行渐远，那裂痕愈发无从弥补了。

爱德华陷入了沉默，仿佛听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他隔着餐桌探过身来，把瓶里剩下的武弗雷白葡萄酒分完，随后，我们两人慢慢地吃着最后几勺杏子舒芙蕾。

几天后，当爱德华把食谱和要我生活得更浪漫一点的提醒一道寄给我之后，我打算亲自动手做一次舒芙蕾。我把鸡蛋从冰箱里取出，放置到室温，再把杏脯放到糖浆里熬煮，然后再放进冰箱，变凉之后才跟其余的食材混拌起来。“按这份食谱做，绝不会出错。”爱德华告诉我。他是对的，因为最初我做舒芙蕾的时候用的是新鲜杏子，结果做出来的东西淡而无味。而杏脯的果味十足，打成细蓉后，甜品变得更加浓郁，口感也更加丰富。

最后，我终于学会了精准地遵照爱德华给出的“食谱”，无论它们指导的是做菜，还是人生。他的建议始终围绕着几条本质性的主题，从未偏离：他说，要觉察到“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那个陌生人”，达到一种他喜欢称之为“灵魂休憩之地”的境界。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是那种自我确信的感觉，欣然接纳真实的自我。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你头脑里的那个地方，你与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决定能够和睦地相处”。3幼鳕鱼片，佐圣马扎诺番茄酱橙皮沙拉法式苹果挞，香草冰激凌灰皮诺

十九世纪时，罗斯福岛还叫作布莱克韦尔岛，岛上设有十几家监狱、一间专门收治天花病人的医院、几家济贫院，甚至还有一个“任性女孩”之家。治理着河对岸那个欣欣向荣的大都市的市政决策者们认为，布莱克韦尔岛是隔离犯罪分子、穷人和疯子的完美地点，因为“那愉快怡人的环境将对身心疗愈均有好处”。1828年，纽约市以三万两千美元的价格买下这座岛屿，四年后，布莱克韦尔岛上的监狱与医院开张。

2010年我搬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有将近一万四千人生活在这段悲伤历史留下的遗迹中，其中许多人是联合国的官员和来自前南斯拉夫的移民。岛上依然留有废弃医院那阴森的断壁残垣，就连现代修建的住宅楼——绝大多数是七十年代盖的——也像监狱似的，只是没有围墙和铁丝网而已。大楼的走廊里铺着染着污迹的地毯，散发出阵阵烟味和腐烂卷心菜的气味。相比之下，爱德华住的那幢楼更体面，维护得也更好，还有几个热心肠的门房。

我住在岛上的那一年，全岛只有寥寥几家餐馆，一家星巴克，还有一间被当地居民称为“古董店”的超市，因为店里许多食品都过了最佳赏味期。这座最宽处大约有两百多米的岛屿，入夜之后就变成了鬼城。有次我邀请一位朋友来做客，她八十多岁了，基本上一辈子都住在曼哈顿。她狐疑地打量着夜晚杳无人影的主街，试探地问我，上哪儿能找到葡萄酒铺子。“阿斯托里亚。”我说。

坐缆车回曼哈顿的路上，一位乘客以为她是游客，就问她从哪儿来。“曼哈顿。”她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在一座庞大的住宅楼里租了套公寓。这幢楼就在善牧堂和罗斯福岛花园俱乐部旁边，奇异的构造犹如迷宫般复杂，到了夏天，纠结蔓生的番茄郁郁葱葱地挤满各处，还有各种各样开花的灌木，和一堆覆着灰尘的草坪装饰物。

最初，起码我丈夫觉得这里就像天堂。但我渐渐关注起完全不同的事情来，并且开始怀念曼哈顿那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街道。罗斯福岛上有种东西仿佛映照出我的悲哀。一个没有腿的乞丐坐在一张医院的轮床上，面前放着一个铁皮罐子，定期迎候着从地铁站里出来的上班族。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是那两座康复医院里截肢病人中的一员，那医院叫人想起这座岛屿黯淡的过往。

我们住的地方叫作“八角大楼”，就是从前的纽约精神病院。这个公寓群组面积非常大，景色无敌，望出去即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有一座网球场，一个户外泳池，一间画廊，甚至还有一辆小小的摆渡车，把居民送往地铁站和缆车站。2006年，一个曼哈顿开发商把八角大楼改造成了高端出租公寓，这在当时的岛上是不多见的。他们给厨房装上了大理石台面，抬高了天花板，还在“充满戏剧性设计的城市滨水公园”中装上了名师设计的装饰品。

可宣传册子上对主街888号的暗黑历史只字未提——这里曾是十九世纪纽约城中最臭名昭著的场所，就连查尔斯·狄更斯都觉得这里太过阴森诡异，不愿多待。“每样东西都沾染着一种懒散的、百无聊赖的疯人院气氛，教人异常痛苦。”在1842年的简短旅行过后，狄更斯在《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中这样写道：“消沉的痴汉顶着蓬乱的长发，畏缩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的疯子四处指点着，爆发出骇人的大笑；那空洞的眼神，凶悍桀骜的脸，他们沮丧地抠着嘴唇和手，啃咬着指甲，所有这一切都无遮无拦地呈现在眼前，带着赤裸裸的丑陋与惊惧。”

四十多年后，《纽约时报》报道了三十五岁的埃伦·德拉姆的遭遇。她得了“抑郁症”，在这座精神病院里已经住了近两年。离开病院时，她身上“只穿着印花棉布裙子、内衣和袜子”，人们都猜测她落入河中淹死了。她的遗体从未找到。入夜后的八角大楼里，一种诡异的寂静悄悄降临，让人直瘆得慌。如今回头看去，那里大概是全纽约城里最适合精神崩溃的人待的地方了，而那时的我距离那种状态已经不远。“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空虚——这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搬来岛上没多久后，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必须做点极端的事情来终结它。”

这种悲哀源自孤独。尽管搬到罗斯福岛是我丈夫的要求，可他依然十分痛恨纽约，以至于学校的每一次假期、每一个暑假都成了他把汉娜带走的理由。有时候他甚至连理由都欠奉，就那么自顾自地走掉。他在加拿大的母亲生病时，我尽力做到同情和体贴，但他留在那边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搬到纽约，我们已经花掉了绝大部分的积蓄，我丈夫没有绿卡，所以我没得选择，只能工作养家。早晨，我搭地铁到中城的办公室去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到这个冷冰冰的、大到空荡的公寓，凝望着远处曼哈顿的灯火。

我开始盼望和爱德华的晚餐之约，因为那是我迫切需要的情绪舒缓。他家就像是我的避难所。有一天我过去，刚一出电梯门，就闻到一阵肉桂、糖和烤苹果的香味，幸福感扑面而来。爱德华做了他著名的法式苹果挞，一进厨房我就瞄上了——它正在一张已然被烤成棕色的烤纸上晾着呢。

认识爱德华之前，我烤苹果派时只会按照科瑞牌起酥油给的配方做饼皮，也用买来的冷冻千层酥皮做过德式苹果卷，可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爱德华做的苹果挞有种优美的质朴——饱满、实在；饼皮随意又自然地向上折起，像个信封似的把馅料兜住；浸润着黄油的苹果片上撒着星星点点的肉桂粉，渗出烤成焦糖色的汁液，整个挞上还慷慨地撒满了糖霜。

爱德华会在烤好的苹果挞上放一球打发的鲜奶油或香草冰激凌，这样一来苹果的酸味就会浸润在那一小片渐渐融开的甜白中。这个挞实在太美味了，以至于我压根不记得第一次吃到它的那个晚上，桌上还有什么菜。大概是某种鱼吧，大概是幼鳕配上鲜美的番茄酱，那酱汁是用饱满的圣马扎诺番茄做的——爱德华只用这个品种——还有就是加了长长橙皮丝和清淡油醋汁的沙拉。反正不管那天吃了什么，我显然已经不大记得了。“你得把食谱给我！”我说。

爱德华迟疑了一下，把瓶里余下的灰皮诺葡萄酒全倒给了我。他走到冰箱前，又拿出一瓶酒，返回餐桌时他说，他尽量整理个食谱出来，因为之前他从没把这个配方写下来过。但是，距离我头回品尝苹果挞后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份手写的操作指南，白纸上简单地标着“甜品”两个字，下面写着这样的指示：

三块冰块——放在厚塑料袋里，用木槌敲碎

两小匙冻猪油（不是必需，但加上最好）

食谱中详尽地指出，要尽量把黄油、猪油，甚至和面的盆都保持在冰冷的状态，这些操作十分重要。动手制作之前，务必要把所有的东西——和面盆、面粉、烘焙中可能用到的所有工具——事先放进冷冻室里。他还坚持要求我拿一个擦芝士碎的刨丝器，把冻成块的黄油擦碎撒进面粉里。

把黄油块擦碎，把盆预先冰过，这些都没问题，但紧接着麻烦就来了：当我努力地按部就班照着爱德华的食谱来的时候，我发觉，要把碎冰揉进面团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冰碴子压根就不愿把面粉和黄油团结在一块儿。是不是应该打成冰霜再用？尝试了若干次之后，我泄气了。我家没有食品处理机（“没它你可怎么过日子呀，亲爱的？”爱德华问），所以只能用手和面。一半的面团都粘到了我的手上，余下那一半硬邦邦的，全是干粉。他为啥就不能用冰水呢？连人家茱莉娅·查尔德都觉得用冰水已经够好了啊。

但爱德华顽固地认为，完美苹果挞的秘诀就在于碎冰碴子。当然了，还有苹果。爱德华认为，要做苹果挞的话，科特兰或梅空比麦金托什更合适。科特兰的果肉更紧致，他说，所以加黄油、柠檬汁和糖炒过，再放入高温烤箱里烘烤过后不会融成糨糊。麦金托什的质地太疏松，吸水太多，而且容易碎裂。

确实，爱德华烤的挞中，苹果总是很紧实，果酸中带着恰到好处、若有似无的一丝甘甜。他用的苹果是在罗斯福岛桥底下的农贸市场里买的，那儿每周六上午开张，农夫都是门诺派教徒。每逢感恩节晚餐，他总会烤苹果挞，还会邀请住在主街上的朋友们一起来庆祝。

事实上，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掌握了爱德华教我的方法。此时，我实在太孤独了，常常不愿做饭，丈夫和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在那个硕大无朋、展厅一般的厨房里，看着那些不锈钢的厨房电器和冰冷光滑的料理台面，给自己做饭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在这一尘不染的豪华背景前，我的旧锅显得如此寒酸，所以我极少吃那种要花时间去做的食物。家人不在的日子，我就不去采买日用杂货了，所以冰箱里总是没有吃的。到了周五，我会很晚才下班，到家后总是坐在电视前，一边看《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纪录片，一边吃沙丁鱼罐头。“哎哟，别再这么可怜兮兮的行不行。”每当我向梅丽莎讲起周五晚上我是怎么过的时候，她总是这样说。但这算不上可怜兮兮吧，那沙丁鱼罐头是我能买到最好的了——那可是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冰冷的海水中捕捉到的野生沙丁鱼啊，浸在橄榄油里的。梅丽莎怂恿我叫外卖，或是出去吃饭。但对我来说，独自出去吃晚饭简直是不可能的。刚搬到曼哈顿后没多久，有次我和丈夫在餐馆里看到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她独自坐在桌前，一边看书，一边啜饮着白葡萄酒。“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地方的女人全都是这样，又孤独又寂寞，”我丈夫说，“我可不希望我女儿将来变成这副样子。”

尽管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我暗暗羡慕她那从容又惬意的孤独——她坐在那儿，看着书，品着葡萄酒，享受着自己的陪伴。几年后，我读到精彩绝伦的美食作家M.F.K.费雪记述她独自一人用餐的经历，而且，那可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看到我独自在火车上、船上或餐馆里吃饭，人们往往对我有种嫉恨，因为我教会了自己享受独处的快乐。”在1938年她这样写道。丈夫过世之后，费雪对读者袒露心迹：“有时我会到我所知道的最好的餐厅去，点几道菜，要上好的葡萄酒，就好像我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得到无上殷勤的款待。”

我也渴望当自己的客人，但彼时我还远远不能清楚地表达出这种欲望，而且也还没有发现费雪或茱莉娅·查尔德的作品。当我终于在费雪的《恋味者》（The Gastronomical Me）中读到她记述生活与美食的文章后，我才渐渐理解了那种我寻而不得的宁静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如此羡慕曼哈顿那位独自用餐的女郎。那种境界，无疑就是爱德华所说的“灵魂休憩之地”。

可我的灵魂依然处于挣扎和折磨之中。罗斯福岛上，精神病院的阴魂仿佛追着我不放。我心里乱糟糟的，担心分手会严重影响到女儿，也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这忧虑的阴霾扼杀了我反抗的愿望。我开始尽力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总在琢磨怎么做才能让别人开心。如今我明白过来，这简直是执迷不悟，只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糟。2011年二月五日，我生日过后的第二天，我在日记中写下的全是这样的话：“在真正的灵魂暗夜中，永远是凌晨三点钟，日复一日。”这是菲茨杰拉德描写抑郁的句子，在我读来有如切肤之痛。

到了夜里，我翻来覆去地想事，睡不着觉。为了不开心的伴侣，我该如何调整在纽约的生活，才能让他愿意跟我在这座城市多待一段时间？或许我们应该搬到别的地方，比如皇后区带车库的独栋住宅？长岛呢？试试婚姻咨询怎么样？就算为了女儿，我们也该尽力挽救这段关系不是吗？可对他抱怨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汽车喇叭声、走路太快的行人、高峰时段地铁里汹涌的人潮，我又该怎么办？

我知道，他讨厌的其实不是纽约。纽约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是他长期以来焦躁内心的外显。在一起的九年间，我们从多伦多的公寓搬到迈阿密的住宅，然后又搬回多伦多，去翻新一幢宏伟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宅子。可翻修工程刚一结束，他就又找了一幢房子，于是我们再次搬家，后来又搬了一次。做了三次翻修之后，我们再度搬家，这次是去里约热内卢，我们在那儿待了三年。这一次算是安定时间最久的了。在里约，我写书，他为嘉年华拍了一些黑白照片，风格十分悲哀。狂欢者们浓妆艳抹，身上装饰着羽毛和亮片，但看上去却荒凉而疏离，我怀疑这其实隐喻着他漂泊流离的内心。

在罗斯福岛上刚一安顿下来，他就开始抱怨我的工作时间太长，没法回家做饭，没能好好收拾家。他甚至塞给我一张时间表，上边列着他花了多少时间照顾女儿，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做到我的分内事。他的抱怨越发尖酸刻薄，此时我终于明白过来，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他一直想要逃离的其实是我。我开始考虑离开。

可是，缺乏睡眠，再加上心烦意乱，我感到自己无处可去。我感到自己被困住了。有天清晨，天还没亮，瞥了一眼八角大楼底下那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庭院，我顿时恐慌起来。我拉过牛仔裤和运动衫，直接套在睡衣外面就走了出去。那边有个废弃不用的灯塔，俯瞰着那段人称“地狱之门”的湍急河流，这里是过往船只的凶险之地，见证过惊心动魄的船难。

面对着哈林区和布朗克斯区的高楼若隐若现的轮廓，我坐了下来。在这片四周环绕着暗黑水流的狭长岛屿上，我知道，我的情绪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4纸袋香草烤鸡烤蔬菜茴香蛋黄酱生菜沙拉火焰松饼马提尼，白皮诺

我到爱德华家的时候，正赶上冬季第一场东北风暴开始肆虐。我从家里一路沿着东河边的人行步道走过来，迎面就是皇后区大桥，咆哮的暴风雪席卷着，拍打着，犹如抛出一个个凌厉的惊叹号，可即便如此，也丝毫无损它伟岸的身姿。

当我在爱德华家的客厅里坐下时，对岸上东区沿河的那一溜儿楼宇已经隐没在风雪之中，看不见了。曼哈顿变得寂静一片，湍急的河面上鲜少有灯影闪烁。我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风雪，爱德华突然从厨房里叫我，倒把我吓了一跳。“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变得更有女人味一点。”

我惊得说不出话，还以为他在叫我开饭呢。在桌边坐下后，我偷偷尝了一口盛在沙拉碟里的茴香蛋黄酱。这本该是第二道菜，但我等不及了。爱德华把它做成了路易斯安那的风格，在美乃滋中加了卡宴辣椒，充分搅打成浅玫瑰色。辛辣柔滑的酱汁包裹着一瓣瓣蒸过的球茎茴香，衬出它的脆嫩和淡淡的清甜。我发觉自己停不了口。幸运的是，爱德华进来了，他端着的大浅盘里铺着烤过的胡萝卜和西芹，上头卧着一只金黄色的烤鸡，几枝新鲜的百里香和迷迭香摆在鸡身上。他提前两天把鸡放在加了盐的苹果西打里腌泡，然后用百里香、迷迭香和黄油把鸡从头到尾彻底抹透。他把胡萝卜、洋葱和西芹切成大方块，铺到烤纸上，再把鸡放上去，最后拿一个纸袋，连鸡带菜统统套起来，然后放进烤箱里焖烤几个小时。

爱德华把大盘子放到桌上，然后稳住身子，慢慢落座。他为我俩斟上葡萄酒，拿起刀叉，略带夸张地挥了挥，然后小心地切开多汁的烤鸡，片出一块鸡胸肉放在我的盘子里。给自己切下一条鸡腿后，他拿起一片法棍面包，涂上黄油，对我挤挤眼。“Bon appétit。”他捏着浮夸的法国腔调说。

尝过爱德华做的纸袋烤鸡之后，我再没用其他方法做过烤鸡。纸袋绝不会在烤箱中烧着，鸡肉也绝对不会干柴。鸡烤熟之后，爱德华把烤箱温度升到二百六十度，取掉纸袋，把鸡皮烘到金黄香脆。“简直绝了。”咬下第一口后，我对他说。焦脆的外皮之下，鸡肉软嫩无比。

爱德华乐呵呵地表示同意，可他心里想着另外的事。现在他要回过头来，接着说“我的女人味”的话题了。

我知道他绝对没有刻薄的意思，爱德华认为他只是在指出事实。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年纪和阅历给了他资格，也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而且，既然他给我指出的是终极的真相，那就没必要扭扭捏捏地斟酌言辞。至于这种话是否会伤害我的自尊，他压根就没想过。到了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爱德华这些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的人生课。他告诉我，我需要给汉娜树立一个坚定勇敢的榜样，而且他发觉，我在婚姻中“陷入了一条深沟，而且在来回兜圈子”。

在之前的一次晚餐上，我第一次对他讲起我岌岌可危的婚姻中的一些细节，也告诉他，我实在太怕给年幼的女儿造成心理创伤，所以完全没勇气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爱德华沉默无语。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信，直到今天，每当我不知所措时，依然会拿出来翻看。在信中他这样写道：“你是一个美好又有才华的女人，如果你得到了爱、支持和运气——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些——你的潜质就会显现出来。现在你失去了勇气，不敢夺回原本属于你的东西，也交出了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而这些正是需要你去探索和修习的功课。当你把它们找回来的时候，要握紧。”

爱德华九十三岁了，几乎比我年长一倍。出生在纳什维尔的他，喜欢喝波旁威士忌加冰，跟人聊天时会用“精气神儿”这样的老词，但他也能像地道纽约人一样飙脏话。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写字时他亲自动手，而且他从不看电视。“我们生活在一个沟通便利的时代，可没人懂得怎么沟通了，”有次他对我说，“他们干的那些只能叫发电邮和发短信，不能算沟通。”爱德华继续说，“没人理会现实。太可惜了。”

爱德华偶尔会到街对面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罗斯福岛分馆去看《纽约邮报》。只要《纽约邮报》上发了我的文章，他就去家旁边主街上的熟食店里把报纸买来。他订阅了《纽约书评》，那是别人送他的圣诞礼物。无论他在读哪本书，都去找来《纽约时报》的书评，复印下来塞进前勒口。如果这本书是别人送的，他就坚持要赠书人在扉页上写下赠言。他只念到高中，没有再往上的正式文凭了，可他是我认识的最有学养的人之一。他用的信纸都压印着浮雕花饰。他寄亲手书写的诗给我，那些诗句有时看得我潸然泪下。

他一向对我说真话，有时措辞极为优雅委婉，但正如我之前说的，有些时候，他也会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在许多方面，他逼着我去面对自身的某些特质，而这些特质是我宁愿继续压抑下去的。爱德华对我的生活的洞察时常让我停下来思考，但令我热泪盈眶的，是他的慷慨和温暖——他是一心为我好。我知道，他说这些之前必然经过一番思量，可他接下来说出的话令我措手不及。“我得给你弄点特别的东西，”我们正吃着饭的工夫，爱德华说，“我希望看见你穿上考究的衣服，还有高跟鞋。我们得买衣服去。”

算是对这番话的解释吧，他给我讲起他和女儿劳拉的一段往事：有次他觉得劳拉情绪消沉，就给她买了一套昂贵的衣服。他带她去了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劳拉在那儿挑中的那套衣服原价一千四百美元，打了折之后还是很贵。“我们买得起吗？”当时劳拉问他。“不买的代价更大。”爱德华简单地答道。他又给劳拉买了一件昂贵的风衣。“她穿上精神极了。”他回忆道。

就在此时，厨房里响起了铃声——那是爱德华给烤箱里的松饼设的定时器。他站起来，身子稍稍有点踉跄。我起身想帮他收盘子，但他不让。我知道，这种时候还是不要坚持为妙。

我渐渐明白，爱德华的晚餐是一场郑重的仪式。精神头儿很足的时候，爱德华会做什锦砂锅或洛克菲勒焗牡蛎这样的大菜，有时我们会尽情享受一瓶上好的香槟或波特酒，用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足有百年历史的精致玻璃杯盛着。他永远会事先用烤箱把餐盘烘暖，就算端上来的是剩菜也是如此——不过爱德华极少会上剩菜。在让人安心的、一成不变的顺序之下，事情一样样渐次展开：上主菜前永远有鸡尾酒——今晚我们喝的是马提尼——饭后必有甜点作为结束，要么就是掺了白兰地或力加茴香酒的土耳其咖啡。“秘诀就是像款待客人一样对待家人，像对待家人一样款待客人。”有次他对我说。无论在敲响爱德华的家门时，我的心情有多么恶劣，离开的时候我总会面带微笑，因为我刚刚品尝过纯粹的欢悦。“我刚跟你爸爸吃晚饭来着！”与爱德华的晚餐之约开始没几次的时候，有天我在饭后走回家的路上，给人在加拿大的瓦莱丽打电话。“谢谢你！谢谢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我现在太开心了！”

现在，爱德华把我们用过的盘子放进水槽，开始忙活甜点。他把杏子果酱和白兰地放入小平底锅中，用明火点燃了烈酒，火焰扑出锅沿的时候，他轻轻往后退了一小步。当火焰熄灭，他把锅中的杏子酱舀到已从烤箱中取出的温热松饼上，然后撒满糖粉。

或许是由于那甜蜜松软的烤饼，要么就是因为当晚我们喝掉了不少酒——吃晚餐的时候我俩经常能喝完整整一瓶。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我听见自己乐呵呵地答应跟他一起去购物，随后还举起杯中的余酒，祝我俩探险顺利。

是的，现在我成了爱德华的“特别改造项目”了。我毫不怀疑，帮我重整这困惑重重的中年生活，让他找到了几分活着的意义。不管会发生什么吧，反正我已经缴械投降了。但我确实逼着他答应了一件事：绝对不可以买东西送给我。“行。”他蓝灰色的眼睛闪着光，“我只是看看。”

5

我看着爱德华从冰箱冷冻室里取出一个平底玻璃杯，往里倒入一指深的波旁威士忌。他继续兑入汤力水，又加进几滴百事利茴香酒，酒液中立即腾起云雾，现出微微的浑浊。最后他往酒里挤入青柠汁，从一个旧特百惠盒子——那是他放在冷冻室里存冰块的——里拿出几块冰放进去，完成了这杯鸡尾酒。

这种酒从来都不是我的最爱；我更喜欢他那完美无缺的马提尼：冰凉干爽，清新明亮。爱德华调给我的这款酒对我来说有些太甜了，但我从没想过拒绝它。有时，赶上纽约的酒铺里有货的时候，他会买来艾碧斯苦艾酒代替波旁威士忌，然后得意地给我斟上这种他喜欢称之为“绿仙子”的酒汁——它隐约飘散着茴香与八角的芬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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