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雪莉·邓恩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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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试读：
前言
女孩效应【4标@】要是没有女人，有多少男人会是今日的模样？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马克·吐温斯雷·拉思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着浅褐色的皮肤，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在人山人海的街市里，她站在一台手推车旁边，平静、超然地诉说自己的故事。她不时把黑眼珠前方的头发拨开，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紧张动作，是一个透露焦虑或创伤的信息。她修长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又透出跟焦虑或创伤不协调的优雅。
拉思骨架纤细，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鲜明外向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当天空骤然下起一阵热带大雨，我们全身都被淋透了，她只是开怀大笑，并急忙把我们带到一间铁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响之际，她愉快地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然而对于一位柬埔寨的乡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与讨喜的个性却是惹祸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几许危险。
拉思15岁时，家里缺钱，她决定到泰国当两个月的洗碗工，帮忙负担家计。父母开始很担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个女孩同行，并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厅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没想到进入泰国后，中介把她们交给了流氓团伙，团伙又把她们带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见到吉隆坡干净宽阔的大道和闪闪发亮的高楼大厦，见到当时世界最高的双子星大楼，她大为感叹，觉得这个地方安全又亲切。但是随后，歹徒把她和另外两名女孩关进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实是家妓院。大伙儿称一名将近40岁的流氓为“老大”，他接管这些女孩，声称他付钱把她们买下来了，现在她们得把这笔钱还清：“你们给我好好赚钱，债还清了，我就把你们送回家。”他一再保证她们若是乖乖合作，最后就会被释放。
在明白自己陷入什么险境之后，拉思如遭晴天霹雳。老大把她锁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宁死不从，令客人大为光火。“老大发飙，甩我耳光，两手换着打。”她回忆道，口气中透着无可奈何的认命态度，“我脸上的伤过了两个星期才好。”然后老大和手下马仔轮番强暴了她。“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边打她一边说，“我们就把你揍死，听到没有？”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小声啜泣。老大强迫她吞下一颗药丸，团伙里的人称之为“快乐丸”或“摇头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是服下那玩意儿后，她连续一个小时不住地摇头晃脑、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摆布。药效过了之后，拉思又开始哭，她被迫对所有客人露齿而笑，不听话就会被干掉。拉思妥协了。
所有女孩全年无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长达15小时。她们平时不准穿衣服，这样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费藏在身上。她们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经常被打得很惨，直到学会看到客人时立刻条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跟红着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这些女孩从来不准上街，工作也从来没拿到过一分钱。“他们只给吃的，但给得不多，因为客人不喜欢胖女孩。”拉思说。女孩们每天在监督之下坐巴士往返于妓院与公寓之间，她们十几个人住在一栋公寓的第十层，大门从外头被反锁。一天晚上，几个女孩走到阳台上，把一条5英寸宽的长木板从晒衣服的挂物架上撬下来，然后架往距离12英尺远的隔壁栋阳台上。木板晃动得十分厉害，但是拉思在这里已经绝望至极，她打算孤注一掷，于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我们有四个人都上去了，”她说，“其他人吓得不敢尝试，因为木板真的晃得厉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里我更害怕。我们觉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里好，反正留下来最后也是死路一条。”
到了隔壁栋阳台，女孩们大声敲窗户，吵醒了一脸吃惊的住户。她们不会说马来语，不太能跟屋主沟通，但对方还是让她们进屋了。她们从前门出去，乘电梯下楼，在寂静的街道上四处游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们赶走，后来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们。马来西亚的反移民法非常严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后，按说应该被遣返回国。当马来西亚警察把她载到泰国边界时，她以为是护送她回家，结果却把她再度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又把她卖给一家泰国妓院。
拉思所经历的这段波折，让我们瞥见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所惯常遭受的残暴对待，这样的暴行慢慢受到关注，被公认是本世纪最主要的人权问题之一。
然而，这项议题所牵涉到的问题，几乎还没有出现在全球议程里。的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报道国际事务时，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写这本书。我们当时深信，让人眉头深锁的外交政策问题应该是崇高而复杂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扩散。在当时，很难想象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忧虑于孕产妇死亡率或女性外阴残割问题。那时，对于妇女的迫害是边缘议题，只有女童军才认为值得为其捐款。我们宁可探讨深奥难懂的“严肃问题”。
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一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自身觉醒之旅的产物。
女性生存问题极少引起发展中国家主流媒体的注意，尤其是南亚和伊斯兰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妆不够而被处罚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杀害的“火烧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约每两个小时发生一起，但是这种消息很少成为新闻。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光是过去九年间，就有5000名妇女因被认为不听话而被家人或亲家浇上煤油后点火焚烧——或者被泼硫酸，后者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况也许更悲惨。要是以这种速度把妇女活活烧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议之声会有多么强烈。然而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人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一名重要的异议分子在异国遭逮捕时，我们会写一篇头版新闻；而当10万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绑架及被非法卖到妓院时，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新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记者往往善于报道特定日子发生的事件，却疏于报道每日常态性发生的事情，比如妇女每日遭受的残暴对待。疏忽这个主题的并不是只有记者。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特别针对妇女的不到1%。充满热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制订出了一套性别不平等的评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们性别不平等所包含的风险。“超过1亿名妇女失踪。”森在1990年刊载于《纽约书评》的一篇经典之作中如此写道。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森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许多地方女性人数应该多于男性。就连在贫穷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许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极为重男轻女的地区，妇女却从人间蒸发了。就中国的总人口数来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与其相对（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则是111名。这的确跟生物学无关。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与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时女性也多于男性，跟美国相同。
森教授发现，上述人口性别比例说明今日全球共有1.07亿女性行踪不明。后续研究计算的“失踪女性”人数稍有不同，介于6000万到1.01亿之间。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200万名女性因为性别歧视而消失。
西方国家也有其性别歧视问题，但在富裕国家，性别歧视老是跟薪资不平等、体育队伍资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欢的碰触有关。而在世界许多地方，性别歧视却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亲带着女儿去接种疫苗的比例少于儿子——光是这一点，就要为印度1/5的失踪女性负责。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医院的男孩还严重时，才会被送入医院。
整体而言，印度1～5岁的女孩跟同年纪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计是，每四分钟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于性别歧视。
身材魁梧、留着一脸络腮胡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经这么跟我们说：他的妻儿都生了病，他要妻儿都存活下来，但是孰轻孰重相当清楚，儿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宝，而妻子则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他只给儿子买药。“她总是大小病不断，”他冷冷地评论自己的妻子，“帮她买药不值得。”
现代化及科技的发达，有可能加重这样的歧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超声波仪器在医院普及，孕妇能够轻易知道胎儿的性别——如果发现是女孩，则会堕胎。在中国福建省，曾有一个农民在谈到超声波时相当激动，咆哮着说：“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生女儿了！”
现在，在中国和印度，为了防止性别选择性堕胎，医生及超声波技术人员被禁止告知孕妇胎儿的性别，然而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完善。研究显示，当父母被禁止选择性地把女胎堕掉时，就有更多的女孩在婴儿期夭折。母亲不会刻意杀死不得不产下的女婴，但是在照顾方面却马虎草率。布朗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这个折中之道，结果令人心痛：平均而言，允许选择性堕掉100名女胎，就能避免15名女婴夭折。
虐待女孩事件的全球统计数字高得令人麻木。看来，过去50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20世纪所有战争的男性还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任何一个十年当中，在常态性的“性别屠杀”中丧命的女孩人数，远多于20世纪所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人数。
19世纪，核心的道德挑战是奴役制度；20世纪，则是对极权主义的抗争。我们相信在迈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道德挑战将会是全球对性别平等的奋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卖到泰国妓院后，妓院老板并没有殴打她，也没有时时监控她，两个月后，她逃了出去，凭自己的力量回到了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国后遇到一位社工人员，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名为“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的团体，该团体帮助遭非法贩卖的女孩重建新生活。他们拨出捐赠基金里的400美元，买了一辆小推车和些许商品送给拉思，就这样，拉思成了一名街头小贩。
在波贝（Poipet）这个边界小镇，拉思在泰国及柬埔寨海关之间的露天场地找到一块好地方开始了她的生意，这是一块有足球场大小的长条地带，两边是卖饮料、点心和纪念品的摊位，跨越泰国与柬埔寨边界的旅客都会经过这里。拉思在小推车里摆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衬衫、帽子、珠饰、笔记本、笔及小玩具等。现在，甜美的长相及外向的个性开始发挥作用，她成了销售力一流的售货员。她努力攒钱，投资进新货，生意变得兴旺，并有能力赡养父母及照顾两个妹妹了。她结婚了，育有一子，开始攒钱让他上学。
2008年，拉思变卖了手推车，顶下一处摊位，后来连隔壁的摊位也盘了下来。她同时经营“公共电话”业务，让人付费使用她的手机。如今，你要是从泰国进入柬埔寨来到波贝，请在集市中段的左手边找一找，一名少妇会微笑着跟你打招呼，试着卖给你一顶纪念帽。她会开怀大笑，表示她已经给你优惠价格了。她是如此活泼动人，这笔交易很可能成功。
拉思的最终胜利提醒我们：女孩要是得到机会，不管是接受教育还是小额贷款，她们就不只是廉价装饰或奴隶，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能够经营事业的。请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买了那顶帽子之后），你会发现她充满自信，因为她收入可观，能够为她的妹妹和儿子提供更好的未来。本书的许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这个真理请铭记在心：女人不是难题，而是解决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剧，而是契机。
这也是我们拜访雪莉祖先的村庄时所吸取的教训。那座村庄位于中国南方，在稻田之间、泥路尽头。多年来我们定期踩着广东台山地区的泥土小径前往顺水村。这是雪莉祖父从小长大的村子。传统上，中国是较为压抑女性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在雪莉的家族历史中看到这种迹象。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家族秘密：原来雪莉还有一位长久失去联系的大祖母。当年雪莉的祖父带着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国，但是她生的都是女儿，于是祖父休了她，把她送回顺水村，另在当地娶了更年轻的第二任妻子带回美国。年轻的这位就是雪莉的祖母，她不负众望生下一个儿子——雪莉的父亲，于是前妻及几个女儿就从家族记忆中被抹去了。
每一次探访顺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时，都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百思不解：年轻妇女都到哪里去了？年轻男性不是在稻田间挥汗如雨，就是在树荫下懒洋洋地扇风，但是年轻妇女和女孩却几乎不见踪影。当时，广东省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中心，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处成立，我们踏进这些工厂时，终于见到她们的芳踪。这些工厂仿佛是雌蜂群聚的嘈杂蜂窝，在这里生产的鞋子、玩具和衬衫充斥着美国购物商城，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所未见——也缔造了反贫穷计划中最有效的记录。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中，在组装生产线上的员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东亚的制造业生产线上女性至少也占七成。亚洲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大幅赋予女性经济权的自然结果。“她们手指较小，比较适合缝纫。”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厂的经理对我们解释。“她们乖巧顺从，工作比男人还卖力。”一家玩具工厂的老板表示，“而且我们可以付她们较低的工资。”
妇女的确是该地区发展策略的关键。研究东亚问题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模式：以前这些年轻女性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微不足道，后来国家把她们注入经济领域，随即大大增加了劳动力。基本的处方就是缓和压制，不只让男孩接受教育，也让女孩接受教育，并且让女性有搬迁到城市及在工厂工作的自由，由此因为晚婚和减少生育而迎来了“人口红利时期”。同时，妇女还会资助晚辈亲人的教育，把薪资的一部分用来储蓄，从而提升了国民储蓄率。这样的模式被称为“女孩效应”。由于女性染色体由XX组成，这也称为“双X解方”。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只在经济繁荣的东亚，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帮助妇女都可以是打击贫穷的成功策略。“自雇妇女协会”（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于1972年在印度成立，从那时起，该协会就在支持最贫穷的妇女从事自己的事业，这项举措使当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学者及其他基金会都相当赞叹。在孟加拉国，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立“乡村银行”，锁定女性为放贷对象，实施小额金融贷款。最后他因为这项事业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另一个孟加拉国团体——“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贫穷组织，他们帮助最贫穷的妇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乡村银行及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让世界上其他的援助组织渐渐发现，女性不只是他们所做这些工作的潜在受惠者，更是发扬光大的媒介。
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开始注意到妇女所代表的潜在资源。“对于女孩教育的投资，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投资里具有最高回报率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时这么写道。“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有能力从事这项投资，而在于国家是否负担得起不教育更多女孩的后果。”2001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ity in Rights,Resources and Voice），表示推动性别平等是对抗全球贫困问题的关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一则重要报道，主张性别平等能够带来“双重红利”，不只提升妇女地位，也提升她们的孩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日益增加的相关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如此总结：“赋权妇女有助于提升经济生产力，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健康及营养水平，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机会。”
在发展及公共卫生领域，越来越多深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森、萨默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经济学界传奇人物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保罗·法默（Paul Farmer）医生等人，呼吁大家多加关注妇女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私人援助团体和基金会也开始转换方向。“饥饿援助计划”（the Hunger Project）声明：“女性是终结非洲饥饿问题的关键。”成立“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法国外交部长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谈到发展时直率地声明：“进步要通过妇女来达成。”“全球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发布了一则重要报道来解释“为何及如何把女孩放在发展的中心”。国际救援组织“各地援助及关怀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在反贫穷的努力方面，也把妇女放在中心地位。“耐克基金会”与“诺瓦基金会”皆把焦点放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女孩增加机会上。高盛投资银行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这么总结：“性别不平等有碍经济增长。”该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若能让女性接受教育，该国的经济表现将会有多大的进步。部分因为这份研究的关系，高盛拨1亿美元给“1万名妇女”计划，向1万名妇女提供商业教育。“9·11”事件后，对于恐怖主义的担忧，也使得军事及反恐机构等单位对这些议题深感兴趣。国家安全专家表示，滋生恐怖分子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妇女遭到社会边缘化的国家。美国国防部愈是深入了解反恐主义，愈是体会到投下炸弹往往无所帮助，于是转而对女孩教育这种攸关一般民众的计划发生兴趣。军方人士认为，赋予女孩力量，就能削减恐怖分子的势力。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的女孩教育情况时（他们在2008年也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就能了解，性别是个完全符合国际事务议程的严肃议题。我们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也能明显看到这样的转变：过去用来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策的木制壁板大厅，现在也用来举办孕产妇死亡率讨论会。
我们试着拟订一份世界女性的议程，将焦点放在以下三项：
一、性贩卖（sex trafficking）及强迫卖淫；
二、性别暴力（包括荣誉谋杀及集体强暴）；
三、孕产妇死亡率（可避免，却依然每分钟都在夺走一名妇女的性命）。
我们提出的让女孩接受教育及小额贷款等解决之道，目前也已在进行。的确，世界有许多不公平之处、有许多值得关注及支持的目标，而我们各有所拥护的理想。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议题上，是觉得这种迫害及其背后的机会都能跨越界限。我们看到，外人的帮助的确可以带来重大的转变。
让我们再回到拉思的例子。拉思的故事真的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我们想找出马来西亚的那家妓院，采访一下那名老大，争取解救依然困在那里的女孩，可惜我们无从得知妓院的名称或地址。（拉思当时不懂英文，甚至连罗马字母也不认得，因此看不懂招牌。）当我们问她愿不愿意回到吉隆坡协助我们找到那家妓院时，她顿时吓得面如死灰。“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想再面对那件事情。”但是，最后她心软了，跟家人商量后，终于同意回去一趟，希望拯救她的女性朋友。
拉思在一名口译员及一名当地反人口贩卖人士的保护下飞回吉隆坡，尽管此次回去情境已完全不同，但当抵达红灯区时，她看到那些在别人看来是象征欢乐、对她而言却勾起痛苦回忆的霓虹灯，还是吓得全身发颤。
最后我们得知，自从拉思逃跑之后，马来西亚因为人口贩卖而饱受舆论批评，警方已破获几家最残酷的监禁女孩的妓院，其中包括拉思被卖去的那一家。国际的谴责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让处于权利金字塔底层女孩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样的结果再次显示，这是充满希望的行动，而非渺茫无望的目标。
可能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发生在遥远世界里的荣誉谋杀、性奴役和外阴残割等事情，虽悲惨但不可避免，就像以前许多正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普遍认为奴隶制度是人类生活中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现象一样，在他们看来，对女性的迫害仅仅是另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恐怖行为而已。但是18世纪80年代，以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一些英国人愤怒不满，认为奴隶制度违反道德，非得废除不可，而他们的确做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类似的情况正在萌生，那就是解放妇女的全球运动。
因此，且让我们一开始就厘清重点：我们希望你加入这刚起步的救援行列，开启女性作为经济催化剂的力量，解放妇女，对抗全球贫穷。这就是目前正在上演的：不是受害者之剧，而是赋予力量之剧，这能够把青春洋溢的活泼少女从妓院性奴转变为飞黄腾达的女商人。
这是一个关于脱胎换骨的故事。这样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如果你敞开心扉加入我们，就能加速这个进程。第一章解放21世纪的奴隶【4标@】女性除了阴道之外，对于文明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可以贡献。——克里斯托弗·巴克利，《阿拉伯的弗洛伦斯》（Christopher Buckley,Florence of Arabia）
福布斯根杰镇的红灯区其实没有红灯。没错，那里没有电。妓院只是泥路上以泥砖为墙的家庭宅院，再独立搭盖几间茅屋给恩客使用。泥路上孩子们在追赶着玩耍，转角处有一家单门脸店面，卖色拉油、米和一点糖果。在比哈尔这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北印度穷乡僻壤，除了性交易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米纳·哈西纳走在路上时，小孩都停下来，瞪着她瞧。大人也停下脚步，有些还对她怒目而视，紧张感油然而生。米纳30多岁，褐色皮肤，眼神温暖，笑起来有鱼尾纹，左鼻子上穿了一个饰纽，是个可爱的印度妇女。她一身纱丽，把乌黑的头发往后束起，漫步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群之中，显得相当自在。
米纳是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多年来都在纳特（Nutt）部族所经营的妓院里卖淫。“纳特”是控制当地性交易的低种姓阶级部族，传统上从事卖淫工作，也喜欢犯一些不甚严重的小罪。他们是横跨两代的卖淫世界，即母亲自己卖淫，也把女儿养大做同样的事。
米纳经过一家家妓院，走进一间较大的茅屋（这个茅屋有时也用作学校），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那些停下来看她的村民又慢慢地重新干他们的活了。“我八九岁遭绑架被卖掉。”米纳开始娓娓道来。她出生于尼泊尔边境的贫穷人家，被卖到纳特部族，又被带到乡下一间房子里。妓院老板把青春期前的女孩养在那里，直到她们成熟到能够吸引嫖客。12岁那年（她还记得是初潮来临的五个月前）她被带到妓院。“他们带进来第一个嫖客，跟他拿了许多钱。”米纳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回忆道。这样的初次经验，跟柬埔寨女孩拉思的遭遇类似，因为全世界的性交易都采用同样的经营模式，也使用同样的手法来破身。“我拳打脚踢，又哭又闹，让他无法得逞，”米纳说，“妓院老板最后不得不把钱还他，之后就用皮带、棍子和铁棒把我毒打一顿，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摇摇头，好把记忆甩开。“但是就算他们打得再狠，我也抵死不从，后来他们亮出刺刀，说我要是不乖乖听话，就把我杀了。他们又试了四五个嫖客，我还是死不认命，他们继续毒打我，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我麻醉：在我喝的水里掺酒，让我醉得不省人事。”接着，其中一名妓院老板强暴了她。她醒来后，宿醉难受，下体疼痛，明白了生米已煮成熟饭。“我是个废人了。”她当时心想。于是让步，不再对抗。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暴君是该家族的女家长阿伊奴。有时候阿伊奴会自己动手毒打女孩，有时候则指派媳妇或儿子来执行任务，他们全都心狠手辣。“甚至不准我哭，”米纳回忆道，“要是有一滴眼泪，他们就会继续打。我总觉得生不如死，有一次从阳台往下跳，结果毫发无损，连脚都没断。”
米纳和其他女孩从来不准离开妓院，也从来没拿过薪水。她们每天通常要接待十名或更多的嫖客，一周七天。要是女孩眯眼睡着，或是抱怨胃痛，老板就用毒打来解决问题。要是谁流露出任何反抗迹象，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起来，目睹顽强不从的女孩被五花大绑之后狠狠鞭打。“他们会把音响开到最大，好掩盖尖叫声。”米纳面无表情地说。
由此可见，说印度的现代奴隶比其他任何国家还多，几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印度有200万～300万名娼妓，虽然她们当中有许多是自愿卖淫，而且能拿到酬劳，但大部分是非自愿进入性产业的。2008年关于印度妓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从十几岁就入行的印度和尼泊尔娼妓，大约有半数表示她们是被强行带入妓院的；二十几岁入行的女性，比较可能是出于自由选择，经常是为了养孩子。一开始被迫入行的，通常最后还是会接受命运，心甘情愿地卖淫，因为她们没有其他技能，也因为深受社会歧视而无法从事其他工作。
矛盾的是，在性方面最为严格保守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反而是从妓人数特别多的国家。因为当地的年轻男子很少跟女友上床，通过娼妓来发泄性欲就变成是社会可以接受的。
这种不言而喻的社会默契隐含的意思是：上层阶级的女孩保有贞洁，而年轻男子在妓院得到满足。在妓院工作的是从尼泊尔、孟加拉国或印度贫穷村庄所买来的少女奴隶。只要这些女孩是像米纳这样未受教育、低种姓阶级的乡下人，社会就会刻意忽视她们——就像南北战争前的许多美国人刻意忽视奴隶制度的恐怖，只因为被鞭打虐待的人看起来跟他们不同。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没有人使用保险套。米纳目前是健康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艾滋病病毒筛检。（虽然印度的艾滋病并没有肆虐，但是娼妓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因为要接触大量的客人。）后来米纳意外怀孕了，这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我不想生孩子，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米纳这么说。但是就跟印度许多妓院一样，阿伊奴的妓院喜欢手下的女孩怀孕，认为这是繁殖新一代“摇钱树”的大好机会。孩子生出来后，女的长大成为妓女，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在没有医疗设备协助的情况下，米纳在妓院里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奈纳。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婴从米纳身边带走，一方面不让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欢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把女婴当作人质，确保米纳不会逃走。“我们不让奈纳留在你身边，”阿伊奴跟她说，“你是妓女，没有名誉，随时都会逃走。”后来米纳又生了儿子维瓦克，妓院老板也把他带走了。米纳的两个孩子都在妓院里由他人抚养，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宅院里她不准进入的区域。“他们软禁我的孩子，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逃跑了。”她说。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策略成功了。米纳曾经帮13名女孩逃脱，自己却没有逃走，她舍不得孩子。留下来的后果是遭受作为惩罚的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轻时也是妓女，因此对年轻女孩毫不同情。“如果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做妓女，你们也可以。”阿伊奴这么告诉女孩。她的确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了妓女。“她们也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认命，”米纳解释，“没有人想做这行。”
米纳估计，生活在妓院的十几个年头里，她平均一周有五天被打。大多数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协了，米纳却从来没有轻言让步。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顽强和固执，必要时可以誓死不屈，这是村民不那么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她违反了印度乡下所认同的女孩该有的柔顺气质，她不仅顶嘴，而且还手。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为警察定期光顾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费服务。然而米纳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镇上一家妓院逼我卖淫，”米纳对警察局里一脸错愕的值班警员说，“老板没命地打我，还软禁了我的两个孩子。”其他警察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边看边冷嘲热讽，赶她回去。“你还真有胆啊！”一名警察斥责她。米纳执意要告妓院，最后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诺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板没有立刻处罚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邻居偷偷警告米纳说老板打算杀了她。这在红灯区并不常见，就像农夫不会杀掉好乳牛这样的生产资料。但要是有人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老板也只好杀鸡儆猴。
米纳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抛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福布斯根杰镇，该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个儿子马奴杰报告米纳的行踪，他很快赶到，并把米纳毒打一顿。马奴杰不想让米纳再回到妓院惹麻烦，他命令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接客，把赚来的钱交给他。米纳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还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马奴杰来福布斯根杰镇收钱时，都对米纳给他的钱数相当不满，借此又是一顿痛打。有一次马奴杰把米纳摔到地上，用皮带狠抽，这时一名令人敬佩的当地男子——他叫库德兹，是名药剂师——打断了他：“你已经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压榨成这副样子了，你还想把她打死吗？”
库德兹并没有扑到马奴杰身上把他揪开，但是对于米纳这种受尽社会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说话，都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马奴杰住手后，库德兹把米纳扶了起来。米纳和库德兹住得很近，这次的事件让两人产生了情谊。之后，库德兹时常来找米纳聊天，后来向她求婚。米纳兴奋不已地接受了。
马奴杰听说这桩婚事后勃然大怒，他说愿意给库德兹10万卢比（2500美元）——非比寻常的高价——让他放弃米纳。这也许正反映了他的担忧：米纳可能会利用已婚妇女的新地位，为妓院带去麻烦。库德兹对于这项交易无动于衷。“就算你给我25万，我也不会放弃她，”库德兹说，“爱情无价！”
米纳和库德兹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回到老家寻找父母。她母亲已经过世（邻居说米纳失踪后，她母亲一直哭泣，最后疯了），她父亲看到女儿有如死而复生，不禁又惊又喜。
生活显然变好了，但是米纳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两个孩子，常常搭五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头，恳求他们把奈纳和维瓦克还给她。“我尽可能多回去，”她回忆着，“我知道他们不会还我，还可能往死里打我，但我觉得我必须试试。”
没有用。阿伊奴和马奴杰不让米纳进入妓院，他们用鞭子抽她，把她赶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板不但威胁要杀了她，甚至扬言要绑架她与库德兹生的两个小女儿，然后卖到妓院去。有一次，两个流氓出现在米纳家，要把两个小女孩偷偷带走，库德兹抓起一把刀，厉声警告：“你们要是胆敢动她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
米纳为她两个小女儿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纳。她知道奈纳即将进入青春期，很快就会被推入市场，但是她能怎么办？
常年采访米纳这样的女性，我们对于性交易的定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美国长大，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认为卖淫是女性改变境遇或走出贫困的方式。在香港，我们结识过一个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带到她“男人俱乐部”的衣物间与当地女孩见面，这些女孩都是因为看到了致富机会而下海从妓的。我们以前当然不把娼妓当成被迫工作的奴隶，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娼妓并非真正被迫卖淫。
然而，如果说今日有几百万妇女“确实”遭受奴役，其实并不夸张。（与19世纪奴役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些妇女有许多活不到30岁就死于艾滋病。）经常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词“性贩运”，其实是一种误称。问题不在于性，也不在于卖淫本身。在许多国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卖淫虽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愿的（是出于经济压力而非肉体强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会把娼妓锁起来，而且许多娼妓是独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条客。问题也不全然出在“贩运”上，因为逼良为娼这回事，不见得就是把女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性贩运的恐怖，用“奴役”来形容更为贴切。
现代奴隶的总数难以估计。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推测，每时每刻，全世界有1230万人在被迫从事各种劳力工作，不只是性奴役。一项联合国报告估计，光是在亚洲，就有100万名儿童所处的环境跟奴役毫无差别。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是：“每年有100万名儿童被迫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儿童总数可能高达1000万。”
反人口贩卖人士往往采用较高的数字，例如他们说现代奴隶有2700万。这个数字源自凯文·贝尔斯（Kevin Bales）的研究，他领导一个叫作“解放奴隶”的组织。人数之所以难以计算，一个原因是性工作者不可能被清楚区分为自愿工作和非自愿工作两类。有些时事评论家把所有娼妓都看成性奴隶，有些则把她们看成创业者。在现实社会当中，虽然这两类各占一部分，但是也有妇女是处于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灰色地带。
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15岁的泰国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过这个方式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让所有逃走的企图都烟消云散，这时要控制她，就不见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会对过路客微笑抛媚眼，试着抓住路人，把他们拉进妓院。许多外国人会以为她是自愿卖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愿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名女孩（以及极少数的男孩），可以贴切地说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卖淫的人数。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其他几百万名18岁以下的人，她们未达到法定年龄，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无法成立。我们讲的这300万人，不仅确实是属于他人的财产，而且这当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杀害后，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60万～80万人被贩卖跨越国际边界，其中有八成是妇女，目的大多是性剥削。米纳没有跨越国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国国务院所注明的，这个估计数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国境内遭贩卖的几百万名受害者”。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在200年前的新开垦地区，施加在奴隶主人身上的实际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颁布法令，规定杀死奴隶等同于“谋杀”。后来佐治亚州规定，杀害或重伤奴隶，在法律上等同于杀害或重伤白人。然而，这些规定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不会在当地实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妓院老板把制造麻烦的女孩杀人灭口。
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在处理许多人道议题上虽然有所进步，但是性奴役的问题却日趋恶化。原因之一是东欧剧变导致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陷入贫困，犯罪帮派猖獗肆虐而填满权力真空。资本主义不仅为大米和马铃薯创造新市场，也为女性肉体带来商机。
人口贩卖问题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现在，要前往城市或远方国家不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亚母亲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部落地区一步，而现在，她的女儿却可能身处意大利的妓院。在东欧国家摩尔多瓦的乡间，可能连续开车经过好几座村庄，也找不到一名年龄介于16到30岁的女性。
情况恶化的第三个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个女孩被卖到妓院肯定代表命运悲惨，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现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认为她们感染的概率较低。在亚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说：与处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这样的传说，使得妓女市场上对从村庄绑架而来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性奴隶而非其他的强迫型劳役。任何曾经在印度妓院与印度砖窑待过的人，都知道在砖窑当奴隶的日子更好过些。砖窑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此未来肯定有逃离的希望。
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更容易逃走。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然而，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又是一顿狠打。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而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创办人鲁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时间在福布斯根杰镇住过。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奇拉跟中央警察的关系更硬，而且鲁奇拉耍起狠来，不输任何老鸨。“世界自救妇女”开始炮轰地方警察，要他们突击检查妓院，拯救奈纳。警方破门而入，找到奈纳，把她带到警察局。但是奈纳当时被下了猛药，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纳，麻木地说：“我不是你女儿。”米纳崩溃了。
奈纳后来解释，当时她觉得孤独又害怕，因为阿伊奴告诉她维瓦克已经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之后，她逐渐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终于，她低语道：“是的，你是我妈妈。”“世界自救妇女”迅速把奈纳送到加尔各答的医院，让她接受重伤和吗啡瘾的治疗。妓院经常给奈纳打吗啡，好让她乖顺听话，而戒吗啡的过程让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杰镇，米纳一家人的日子变得更加困苦且危机四伏。那里有些妓院老板是阿伊奴和马奴杰的亲戚，对米纳深恶痛绝，就连纳特社群里不喜欢卖淫这一行的人也不赞同警方突击检查。镇民刻意避开“世界自救妇女”所设立的学校和庇护所，米纳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后来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遇刺，米纳跟库德兹生的两个女儿也受到威胁。然而，米纳走在街上时，依然神色自若，她认为自己要是被这些吓到，那才叫好笑。“他们善恶不分，”讲到当地村民时她轻蔑地说，“他们可能不屑跟我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择善而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卖淫。”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的工作是担任小区组织干部，试着劝阻父母不要把女儿送去卖淫，呼吁他们让女儿接受和儿子同样的教育。后来，大家对于她的憎恶感减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认为她这个人咄咄逼人，没有女人味儿。
后来“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在比哈尔开办了寄宿学校，学校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支持者的捐助，米纳的孩子都在那里。学校有警卫看守，他们很安全。奈纳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老师，尤其想帮助贫困弱势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纳唱了这首歌给两个小女儿听：
印度不会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于这个国家的女孩呢，
如果这个国家的女孩遭受污辱、虐待和奴役，
请扪心自问，
这个国家是真的独立吗？
学校帮助学校
人们总是询问：如何帮助她们？贪污、浪费、管理不当的情况如此严重，我们能够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帮助米纳这样的妇女对抗现代奴役？普通人帮得上什么忙？
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非常诚实地认清：取得改变具有其复杂性。直接说好了，人道主义者有时候会夸大和捏造，对于错误和陷阱则略过不提。他们有时候会扭曲数据，直到其符合心中所要的“证据”。原因之一是，这些人道目标需要被注意到。比如研究女孩教育的人，自然会相信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态度导致研究的严谨程度不如其他的调查，比如关于牙膏效用的研究。救援团体也不愿意承认错误，因为坦白讨论失策终究有碍于募款。
实际情况是，过去帮助女孩的努力，有时候会产生反作用。1993年，参议员汤姆·哈金想帮助在血汗工厂做苦工的孟加拉国少女，他推行了一项法规，严禁进口14岁以下童工所制造的商品。孟加拉国工厂立刻解雇几万名女童工，导致其中许多人沦落妓院，现在想必已经死于艾滋病。
然而，也有许多援助形式（尤其是卫生与教育方面）取得了漂亮的成绩。让我们来看看弗兰克·格里哈尔瓦的工作。他是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上湖学校的校长。这所优秀的私立学校里，从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共有450名学生，每人一年的学费在2.2万美元左右，这里的大多数学生是在备受呵护的中上阶级环境中长大的。格里哈尔瓦费尽心思，想让他们见识一下世界另一半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逐渐明白，身为得天独厚的一群人，我们需要成为世界上规模更大的正能量。”格里哈尔瓦回忆道。他对之前担任《新闻周刊》特派员的伯纳德·克里舍（Bernard Krisher）的善举有所耳闻。克里舍惊骇于柬埔寨的贫穷，成立了“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他相信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是很重要的，但拯救她们的最佳方式是一开始就防止她们遭受性交易，这意味着必须让她们持续上学。因此，“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把重点放在教育乡村儿童，尤其是女孩上。克里舍的招牌方案是“乡村学校计划”。捐助者捐助1.3万美元，再加上世界银行给予的1.3万美元，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另一笔1.3万美元，就可以在柬埔寨的村庄建立一所学校。
格里哈尔瓦灵机一动：他的学生可以出资赞助，在柬埔寨成立一所学校，用这种方式来强调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刚开始，学生及家长出于礼貌而响应，态度谨慎，不过后来发生了“9·11”事件，大家突然开始对更广大的世界投以热切的关注了，他们积极配合这项计划，学生通过烘焙糕饼义卖会、洗车服务及才艺表演来筹款，也自发研读柬埔寨的战争及屠杀历史的资料。最后，他们把学校建在了靠近泰国边界的柬埔寨城镇拜林。该镇有许多便宜妓院来满足泰国男人的需求，因此恶名昭彰。
2003年2月，学校兴建完工，格里哈尔瓦带领由上湖学校19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到柬埔寨参加启用典礼。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把这趟行程的经费省下来再建一所学校岂不是更划算？但事实上，对于那些美国学生而言，这趟参访是极其重要的校外学习机会。他们吃力地拖着一箱箱文具上了汽车，当汽车离拜林越来越近时，他们发现柬埔寨的需求远比想象的还大。通往拜林的碎石泥路上车辙痕迹极深，车子几乎无法开过去。他们还看到一辆推土机因误触了地雷而翻倒在弹坑旁。
这群美国人抵达柬埔寨的学校，看到校牌上用英文和高棉语写着“上湖学校”。他们受到热烈欢迎。柬埔寨人蜂拥而至，为首的是一位缺了一条腿的校长，他也是地雷的受害者。当时柬埔寨男人受教育的时间平均只有2.6年，女人更短，平均1.7年，他们对于新学校的感激程度，美国人几乎无法想象。
学校的开幕式以及待在柬埔寨的一整个星期，在美国学生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上湖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决定跟柬埔寨的这所同名学校建立长久持续的友谊。美国人筹募资金，聘请一位英文老师在该校任教，并为他们安装网络，建操场，寄书。到了2006年，美国的上湖学校决定每年成立代表团，派遣学生及老师趁春假期间到柬埔寨教英文和美术。2007年，师生家长决定也在加纳支持一所学校，并派遣代表团前往该校。“我从事教育36年，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弗兰克·格里哈尔瓦表示。柬埔寨的上湖学校的确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途中的桥梁已被冲走，你得跨过一条小溪才能走到学校，但是校舍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的破烂建筑。学校共有270名学生，年纪小到6岁，大到15岁。那名英文老师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流利。我们到该校参观时，最震惊的是看到六年级学生正忙着用雅虎的账号发送电子邮件给美国上湖学校的学生。
其中一名正在写信的学生是13岁的女孩昆索奇雅，她即将成为她们家第一个从小学毕业的人。她父亲死于艾滋病，母亲也感染上了，必须时时照料着。昆索奇雅骨瘦如柴，黑色长发略显干枯。她很害羞，两肩因贫困的重担而下垂。“妈妈鼓励我继续上学，但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出去赚钱。”昆索奇雅说，“我没有爸爸可以养妈妈，所以也许应该由我来养妈妈。我去割草或种玉米，一天可以赚70铢（略多于2美元）。”
为了缓解这样的经济压力，“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发起“女孩有志气”（Girls Be Ambitious）计划，说穿了就是贿赂家庭，好让女孩继续上学。如果女孩在学校全勤一个月，她家就会得到10美元。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皆采用类似的方式来提升女孩教育，效果显著且费用低廉。昆索奇雅家现在就固定领取这样的津贴。对于无法资助整所学校的捐助者来说，这是切实可行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方式之一，每年每个女孩只需要120美元。这样的方法大有帮助，因为遭受贩卖的通常是像昆索奇雅这样的女孩。她们的家庭非常缺钱，女孩又受教育不足，人贩子总是打着保证她们将在遥远城市里得到像卖水果这种一流工作的幌子，成功将她们拐走。
昆索奇雅带我们去她家，那是在学校附近田地里的一间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为了抵御洪水与害虫，小屋被架在了桩子上。屋里没有电，她的所有家当都在一个小袋子里。她永远不需烦恼今天要穿什么：她只有一件衬衫，没有鞋子，只有一双夹脚拖鞋。昆索奇雅从来没看过牙医，只去看过一次病。每天她从邻近的小溪打来全家的饮水，也在同样的那条小溪清洗全家的衣物。她洗自己的衬衫时，就得借别人的衣服来穿。她与弟弟共睡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家里的另外三个人睡在几英尺之外。昆索奇雅从来没碰过电话、坐过汽车或喝过汽水。我们问她有没有喝过牛奶时，她一脸困惑，说她在襁褓中时喝过母乳。
但是昆索奇雅床边倒是有一样宝贝：美国上湖学校学生在校园里的大合照。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她会拿起照片，细细观看那一个个微笑的脸庞、整齐的草坪和气派的建筑。在她的简陋小屋里，母亲病得很重，兄弟姐妹饿着肚子，那张照片是一片神奇土地的窗口。在那片土地上，人们衣食不缺，生病时有药可救。她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大家一定每时每刻都很开心。
昆索奇雅一家人不是唯一的受惠者，美国上湖学校的师生家长跟柬埔寨人一样，生命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这是你会一再看到的情形：援助计划在国外助人的成绩好坏参半，但是在启发和教育捐助者方面却是战绩辉煌。不过，有时由此得来的教训却也让人困惑，比如昆索奇雅小学毕业之后，上湖学校想帮助她进入中学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中学离家很远，她需要交通工具，而该地区的女学生在上学途中经常受到年轻男人的骚扰。
因此上湖学校听从当地老师的建议，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几个月来都没有出现问题。后来有一名年纪较长的女邻居向昆索奇雅借脚踏车，昆索奇雅无法拒绝长辈的请求，就借了，但那名妇女却将脚踏车卖掉，把卖得的钱私藏起来。弗兰克·格里哈尔瓦和美国学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气得抓狂，但是他们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打击贫穷比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困难。美国人认为光是再买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昆索奇雅又回到走路上下学的日子，每天来回各一小时。可能是距离遥远，加上上学途中危机四伏，昆索奇雅常常逃课，成绩也一落千丈，终于在2009年初辍学。
现在每日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的还有27亿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四成。对于这点，美国的学校很少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为女性所发起的新运动，除了终止奴役及荣誉谋杀这一目标外，另一目标是让青少年了解国外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学习成长——长大成人后，继续解决这些问题。“去了一趟柬埔寨之后，未来规划改变了。”上湖学校17岁的纳塔莉·汉摩克斯表示，她固定跟两名柬埔寨学生发电子邮件，“今年我选修了三门外语课，打算到大学再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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