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运动视域下中国网络环保行动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海晏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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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运动视域下中国网络环保行动研究试读：

互联网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掀起的波澜已经遍及世界各个领域，并正在重塑着人类的生活。该怎样理解新技术对于传播的影响？既有的传播学研究如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域？这是历史交付给我们传播学研究者的重大问题。这正是我理解本书意义的背景。

2007—2012年，厦门、大连、宁波三地先后发生了大型化工PX项目遭民意围堵的事件。在事件中，当地市民在网络上掀起了震惊全国的言论风暴，结果三地PX项目或搬迁，或下马。近年来，类似的重大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于中国社会中，人们发现，新技术支撑的媒介在其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书聚焦于“网络传播在PX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力”，通过对相关网络话语作文本分析，描述了PX事件发生、发展、升级的过程，分析了其不同于西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揭示了事件背后蕴含的传播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并探讨了如何利用网络传播促进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等问题。

本书新颖之处有以下几点：

其一，聚焦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但不限于环境保护（以下简称环保）层面讨论问题。本书研究的张力体现在，没有将PX事件视作单纯的环保事件，而是从环保、传播、社会与政治的复杂互动中加以考察，充分揭示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环保行动”实质是“环保维权行动”的论点，这个想法是相当敏锐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当前社会运动的基本特点。

其二，对事件进行中观分析，尤其重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理解事件。本书尽管参考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但并没有套用其理论去生硬地解读中国现实问题，而是立足于网络文本，分析中国网络行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作者认为，中国网络行动尽管也体现了运动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但并不彻底；事件带来的中国语境下的“亚政治”，介于“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之间。这些看法是发人深思的。

其三，以“地方—中央”的视角，检视网络传播与国家结构、地方政治的复杂关系。根据作者的研究，PX事件中绝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只是对某些地方政府的具体举措不满，从而试图通过行动将改革的希望越级上传给中央政府。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在当前中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其四，不是孤立地看待一次次的PX项目事件，而是以变化、发展的眼光对事件进行连续性的考察。本书研究的不是孤立的三个个案，也不是一个案例，而是对三地的案例进行有比较、有综合的分析。这种学术思考的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为本书作者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我见证了作者自2007年以来对中国网络环保行动的长期追踪研究。本书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素养、灵动的创新思维，以及潜在的学术能力。本书涉及的研究议题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如何理解传播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网络化逻辑怎样嵌入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新媒体传播在哪些层面颠覆了既有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作者也包括更多的传播学者给予有力的阐释。孙　玮2014年2月21日前言生态文明的网络躁动

将生态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胡锦涛，2012, November 19），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胡锦涛，2012, November 19）。

这一举措的提出，基于对我国当下环境发展现状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012，November 12）在党的十八大记者招待会上说：“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媒体发布的国家环保总局数据显示，在2007年前，环境信访总数11年内增长了10倍，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以年均29％的速度在递增(谭翊飞、贺涛，2012，p.98)。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贯彻中央精神，“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胡锦涛，2012, November 19），“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胡锦涛，2012, November 19）；另一方面，也要正确认识民众的环保诉求，善于应对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

在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中，“PX”[1]成为近几年有标志性的关键词：2007年，厦门拟建PX项目，市民“集体散步”，项目易址[2]；2011年，大连的PX项目厂区堤坝垮塌后，引发民众恐慌和抗议，最后项目搬迁[3]；2012年，宁波拟上PX项目，市民要求“非搬不可”，政府承诺“坚决不上”[4]。政府投建PX项目，本意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造福于民。为了改善PX在国内稀缺、大量依靠进口的状况，国家将PX列入“十一五”和“十二五”的战略布局。然而，数年来，尽管PX项目经过了一定的环保论证，相关的环保投入越来越大，地方政府也将PX项目选址越搬越远[5]，但几乎所有PX相关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束，依然被媒体称为循着“要建项目，民意反对，博弈数日，事件升级，政府妥协，项目下马”的“套路”。有媒体不由得发出疑问：“PX是洪水猛兽？国外正常运行的PX项目为何在我国频遭抵制？如何化解民众逢PX必反的环保心结？”（路晓宇，2013，p.4）

其实，民众之所以在PX等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呈现“环保心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这些大型化工、工程项目上与民众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在宁波PX事件发生后，《新京报》发表社论说：“当地政府和此前‘PX事件’所在地政府一样，在面对公众质疑和意见表达时，交流沟通得太少，‘捂盖子、打板子’的举动太多”（“充分沟通在先”，2012，p.A2）。直到民众强烈反对后，政府即使再进行说明和许诺，已经无法消除民众心中的不信任感。正如宁波市民在了解到“国外很多PX项目距离居民区很近”[6]的事实后，依然心存疑虑：“为什么在中国，即使把它放到100公里以外，都可能会污染呢？”（陈晓，2012，p.98）其实，这是由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PX等环境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可以被视作传播事件。因此，对上述事件何以产生、发展、升级及其对国家政治产生的影响进行传播考察是有意义的。

本书主要考察以下传播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环保运动会选择网络？网络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形成“共同意识”、建构运动主体的？运动主体是如何运用网络形成行动，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改良地方政治的？网络行动能否成为“国家政治”的有效补充？如何发挥网络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通过对“厦门小鱼”论坛、“连岳的第八大洲”博客、宁波PX项目事件中姚晨等明星微博以及其他PX事件相关网络文本进行分析，本书阐述了在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意义生产、网络传播与社会互动的特点，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生活政治”上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从中观层面尝试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探索。本书围绕PX事件借助网络发生、发展、升级以及对政府决策、政治体制产生影响的过程，分五章进行传播考察。

第一章阐述网络何以催生了PX事件等环保群体性事件。在西方国家环保运动中广泛运用的社区传播、民间组织传播在我国PX事件中并不成熟；传统媒体，因遭遇地方政治的体制边界而滞后、失语或隐语，甚至互相矛盾；而网络却发挥了体制外的动员作用，推动了事件的发生。

第二章分析网络对PX事件中环保群体及其认同的建构。形成一定规模的、具有共同认同的群体，是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先决条件。网络从“我们是谁”“我们跟谁说”“我们听谁的”三个方面，建构了有一定政治倾向的群体，即“环保”与否不是作为区分群体的主要标准，而是以是否敢参与地方政治以影响政府决策为区分标准。

第三章分析网民从环保话语到环保行动的过程。PX事件的升级，在于网民采取了直接的环保行动，从而构成了对地方政治的本能对抗。网民在网络上聚合，共同拟订行动方案，以实现最初的目标。PX事件等“行动”，不改变国家政治体制，但试图改变地方政府决策——网民采取联合中央政府的话语策略，使行动合理化、合法化，以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和改良地方政治的目的。

第四章尝试从中观层面对PX事件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探索。网络对PX事件的影响，在于使其成为补充国家政治的亚政治。这种中国语境下的亚政治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生活政治”，带有一定的“解放政治”特点。

第五章对如何发挥网络亚政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认为对网络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本书在阐述上述内容时，着重想阐明如下看法：

其一，PX事件不是单纯的环保事件，其背后隐藏着生存权、知情权、参与权等包含一定政治意义的利益诉求。所以，要从环保、传播与政治的互动中去审视PX事件。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内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五位一体”（胡锦涛，2012，p.1）的应有之义。所以，地方政府在应对PX事件等环保群体性事件时，若能超越环保本身，从政治的高度加以分析与研究，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二，PX事件等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是政治动乱，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解放运动，而具有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特点。按照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理论，当代环保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回避政治冲突，通过意义生产、网络传播与社会互动，获取对目标的主观认同和共同行动，实现了运动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Melucci，1988,p.329)。这与PX事件的特点是相符的。从新社会运动理论视域去考察PX事件，也有利于把握组织与运动、传统媒体与运动、网络与运动等关系。

其三，网民在PX事件中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与环保行动，具有中国语境下的结构与行动特点。按照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7]，社会包括结构与行动两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制度、格局等属于“结构”部分，环保运动属于“行动”部分。在PX事件中，环保“行动”不去改变宏观的“国家结构”，但试图冲击地方政治的“局部结构”，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和改良地方政治的目的。在大连PX事件中，“集体散步”市民同时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保护环境”与“还我家乡”的口号，可见，PX事件中绝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只是对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不满，而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

其四，网络在建构PX事件的群体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这些“网络意见领袖”在推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通过对易中天博客、连岳博客网友评论的文本分析，发现：易中天等被网民视作可充当传统运动领袖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事件中并没有充当传播中心的角色，甚至在公众面前失语，反而是连岳等自由职业者，被视为意见领袖积极推动运动。因此，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与传统的“公众人物”沟通的模式，而应重视在事件中真正起作用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加强与其沟通、协商，这可能更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

其五，地方政府对PX事件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与处理，应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下正确展开。PX事件，可以称为中国语境下的“亚政治”。无论其是否属于不彻底的“生活政治”，或是混杂了部分“解放政治”的复杂诉求，都是民众寻求补充“国家政治”的一种寄托。因此，对其治理不能简单归结于“不明真相的民众”，或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应该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视域下，给予理解与正确应对。在宁波PX事件中，领导被民众强套上“反对PX项目”的文化衫，依然坚持疏导民众的做法，受到了不少网民的好评。由此，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如何拓宽体制内的沟通渠道，如何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参 考 文 献

［1］ Melucci, A. 1988. Getting involved: identity and mobiliz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329-348.

［2］ 陈晓. 2012, November. 宁波人的抗议：以PX的名义.三联生活周刊，45, 98-107.

［3］ 充分沟通在先，“PX”就不会闹大\[社论\]. (2012，October 25). 新京报, p.A2.

［4］ 胡锦涛. 2012, November 19. 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文）.新华网. Retrieved from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5］ 路晓宇. 2013, August 12. PX项目非洪水猛兽. 中国能源报, p.4.

［6］ 谭翊飞, 贺涛. 2012, August. 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 财经，21， 98-102.

［7］ 周生贤. 2012, November 12. 中国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 新华网. Retrieved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2/c_113670733.htm.第一章PX的发端：网络催生运动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托德·吉特林

吉特林（2007）指出，在当代，运动面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p.6）。环保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成熟形式，同样依赖于媒介。

本章从传播与社会运动关系的视角，阐述了环保运动对大众传播的依赖，分析了社会运动的动员载体由组织到媒体，由传统媒体到网络的变化情况。笔者发现，网络产生了超越组织传播、传统媒体的大规模动员作用，PX事件发端于网络，网络催生了环保运动。

笔者认为，目前网络作为社会运动的发端，对传统媒体、民间组织有着甚大的媒介间议程设置作用。虽然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几种传播方式实现了共媒，但网络在其中发挥了民众议程设置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双重作用，更为重要、无法替代。第一节环保运动面临的决定因素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

本节以“国家—社会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网络等社会化媒体在中国新社会运动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从中国国情来看，动员载体从组织到媒体有其必然性。社会化媒体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动员和推动作用，其讲述、表达、建构过程使得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实质性互动。这不仅在单一事件上促进了国家政策的调整，而且有力推动了我国这一特殊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进程。一、 作为新社会运动的环保

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是当代全球兴起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它包括环保运动、新女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民权种族运动等形式，着眼于多样化的集体行动、身份认同等问题，关注社会同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

环保运动，作为中国新社会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与PX事件密切相关。PX事件给中国环保运动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新特点：一是以运动的方式表达意见，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成为环保运动的重要抗争方式；二是借助网络等媒体力量推动运动，试图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媒体称为“中国人环保运动的第一个开始”（冼兹，2007，p.A17）。

与新社会运动的其他形式相比，环保运动对社会文化价值与政治造成的影响力尤为明显。卡斯特（2006）指出，“如果我们要用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生产力，……来评价社会运动的话，那么，环境运动就已经在人类踏足过的景观里赢得了一个显著的位置”（p.171）。根据卡斯特（2006）的数据，已经有80%的美国人、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环境主义者；政党及其候选人如果不“绿化”自己的政治平台的话，几乎就不可能当选；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也都启动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工程、专业部门和法律体系，来保护自然、提升生活质量(p.171)。在环保运动的推动下，体制内的政治家也同样认同：环境问题不仅可以解决, 而且一旦得到解决,确实能获得良好的成本效益。因此，环保运动成为积极介入体制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社会运动形式。

以保护环境的具体目标为宗旨的环保运动，体现了新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等集体行动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强调观念和价值的多元主义。环保运动正是目标具体、价值多元的生活政治。“聚集在环境主义旗帜下的各种集体的行动、政治和话语实在是花样百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多声部（cacophony）使得环境运动成了一种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多重形式的、网络导向的、广泛兴起的新型社会运动”（卡斯特，2006，p.172）。

环保运动在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并不影响其广泛动员的可能性。一方面，几乎所有环保运动都是为了实现具有普适性的非物质价值。这种普适价值具体体现在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两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积极态度与价值认可，它们将导致人们从事环境保护行为；二是基于慈善与普遍主义的价值观(benevolence and universalism)，它们更关注他人的福祉”（童志锋，2009,p.147）。另一方面，环保运动意味着“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何平立，2007，p.65），具有后现代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思路下，环保观念并非主流，而是个体化的新价值取向，需要社会的尊重和理解。在对抗现代化价值的过程中，环保运动的后现代性成为社会动员的主要因素，吸引了传统认同感式微情况下的新社会阶层。环保，逐渐成为富裕社会正在上升的期望与逐渐深入人心的价值选择。

由于在观念和价值上趋于实用性,环保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也被认为是一种“改革而不是革命”（刘颖，2005，p.67）。民众通过环保运动来寻求扩大参与决策的机会，成为日常生活的民主化动力。这种文明的扩展方式，这种不反对国家制度、力求在体制内充分征得国家资源的支持的做法，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的基本特点。因此，环保运动也被卡斯特（2006）认为是“讨好国家”（p.189）的。

在中国，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环保运动并不直接挑战政治权力，它主要是针对商业实践、消费行为以及政府的政策。在试图解决具体环境问题的过程中，运动者为达目的会援引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国策，以寻求支持。“大部分民众认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只是对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不满，但仍然将改革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孙玮，2007，p.146）。因此，环保运动在中国是体制框架内的新社会运动。又因有中央方针政策的支持，其已成为国内比较成熟的新社会运动形式。二、 组织与运动

组织，作为社会运动的动员载体，在西方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运动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相互依存的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强大的非正式联合组织。在西方，社会组织历史悠久、数量众多，早已深深嵌入整体社会结构中，不仅有制度性保障，还能有效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动员。因此，它相对于后来出现的其他媒介动员形式来说，是无法取代的传统与根基。有学者评价指出，“民间社团的团结一致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仍是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动员力量，大众媒介的产生只是为社会动员增加了新的资源，并未取代民间社团的作用”（孙玮，2009，p.119）。尤其是在当今西方的新社会运动中，有大量的地方性、社区性议题，大众媒介对这类议题的关注和参与相对较少，而民间社团交往的动员效果则相对更加明显。

在中国的社会运动中，社会组织是否像西方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及政治文化传统导致的民间社团以及政治性人际交往十分缺乏，因此依赖民间交往包括一般性社会网络以及专门社会运动组织机构的社会动员力量非常薄弱”（孙玮，2009，p.119）。在中国，民间组织处于发展初始阶段，资金缺乏，社会认知度低，缺乏足够的公众信任与公民参与度。而且，在组织设立程序上，我国法律规定的门槛较高，在登记环节采取的是预防制管理模式，即需先行取得行政机关的许可才可以成立组织。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管理思路是“有利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行政性管制而不是从鼓励民间组织发展角度为出发点的”（王建芹，2005，p.13）。同时，我国对现有的民间组织在日常管理环节实施的是严格的追惩制管理模式，即组织若被发现有违法之处要受严惩。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重行政手段而轻组织的自律机制建设，无论是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还是执法监督部门，在管理手段上仍偏重于行政性管制而不重视民间组织自身的自律规范”（王建芹，2005,p.13）。

同时，在地方性、社区性议题上，中国的民间组织有时会受到地方力量的干涉，从而无法发挥明显的社会动员作用。如厦门PX项目事件中，厦门市民曾要求厦门最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厦门绿十字”出面组织市民游行，而遭到拒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其负责人解释，“希望民间环保组织同政府合作，这样才能了解真相，因此我对上街游行的做法采取了‘三不’政策，就是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袁越，2007，p.65）。倘若民间组织直接与地方政府合作，那么在遇到冲击地方政府利益的事件时，显然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社会动员力量。而这恰恰是西方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支持系统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出路何在？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如果要提升行动能力，只有多方寻求传播资源和渠道”（韩鸿，2008，p.93）。恰如塔罗（2005）所说，“出版和结社是社会运动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条途径，那么它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p.69），即社会组织必须寻求配合自己的媒介系统，以求支持自己的运动主张。这种支持，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已经是一种必然，在中国更是必需。因为新社会运动的议题不仅仅是日常化的，往往也是跨越区域甚至超越民族国家的，大众媒体若不加入，社会运动根本无法生存；同时，组织动员的各种边界使得运动的同情者等力量难以引入，而这又需要依靠媒体。因此，“组织与媒体”的结合客观上成为中国新社会运动选择的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与组织在运动中并不一定扮演着同样的动员力量的角色。大众媒介与组织意见相左时，可能扭转、击溃组织。如美国新左派运动中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学民社”）就被《纽约时报》等大众媒介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反战政治力量”，而其本身其实不限于反战，是个持多样政治主张的学生组织。尽管“学民社”因《纽约时报》的报道吸引了大量新成员，但这些成员大多因其被媒体建构的反战政治身份加入，无法理解其原有的组织性质；同时，组织的原成员在几次大型的反战示威游行中表现出极为勉强的参与意识。最终，“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日益紧张，‘学民社’领导层与普通成员之间出现了代际和地理上的隔阂，全国总部和地方分部也出现了裂痕，加剧了组织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组织的危机”（谢文玉，2009，p.69）。由此可见，与组织相比，媒介对运动的力量可能更大。这恐怕就是“运动与媒体”研究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成为当今西方社会运动的最新研究方向之一的原因。三、 运动与媒介

在大众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媒体成为新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中介。塔罗（2005）在对运动中的舆论动员和认同问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帮助形成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大多数信息，都是以媒体为中介传递的，而没有通过本来必须依靠的那种早期的组织上的努力”（p.30）。吉特林（2007）的论断更为直接，“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p.6）。

由此，运动与媒介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出现了大批有关媒体在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运动与媒介研究，成为与“运动文化与运动话语”“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并列的，当今社会运动研究的最新方向（赵鼎新，2005，p.52）。目前，运动与媒介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1. 媒介革命是新社会运动的条件

媒介革命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信息生产领域发生的‘技术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造和重塑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周穗明，1997，p.72）。信息产业所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介革命催生了新社会运动。

一方面，媒介革命抽象化了网络中的权力，成为“行动与权力的资源”（卡斯特，2005，p.77），瓦解了现存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政治表达机制。在原有的现代社会体系中，现代人的观念，因为历史节奏的突然加快，脱离了原初的轨道。因此，在现代性认同危机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以新社会运动寻找新的认同成为新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切合了新社会运动多元化的特点。新社会运动是“以广泛的、多极的文化对抗代替了传统的阶级冲突, 是当代社会动员面最广、规模最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议运动”（周穗明，1997，p.73）。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本身就是对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控制体系发出挑战，是向掌握信息生产的、阻碍多元化社会抗议渠道的官僚制度的文化霸权的抗争，成为新社会运动的自然选择。2. 媒介让运动实现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

媒体究竟为运动带来了怎样的突破？克兰德尔曼斯（2002）将其概括为“将社会运动日益卷入到一场围绕意义和解释而展开的象征斗争之中”（p.93）。 这种新社会运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解放运动，其回避政治冲突，通过意义生产、网络传播与社会互动，获取对目标的主观认同和共同行动，实现了运动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Melucci，1988,p.329)。

这种转向所取代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主宰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资源动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如果不把社会运动的结构性框架及其与核心政治进程的结构性关联放在分析的中心，就无法理解社会运动。然而，这就意味着将社会运动简单地还原为商业行为或者传统的政治行为，因此，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资源动员理论反对者认为，“不满情绪、意识形态、通过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对象征符号进行的操控、媒体的报道、意识的提升和认同感等等，都必须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说明”（“前言”，2002，p.1）。由于资源动员理论缺乏对活生生的人在社会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做出应有的解释，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建构论应运而生。

社会建构论的支持者认为，意义建构与象征斗争取代了资源、利益的争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当代，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吉特林，2007，p.6）。媒介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记录了1965年媒体对新左派运动建构与消解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是媒体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新左派运动其实就是一场由媒体塑造的媒介运动。

而媒介在运动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故事讲述者 (narrator)、公共舞台 (public stage) 和议程建构者 (agenda-builder)”（李艳红，2000，p.6）。3. 媒介再呈现了运动

媒体通过讲述运动故事再呈现（re-present）了运动。这种通过媒体再呈现引起巨大社会关注的方式，不仅在经验上得到了多次证实，也被社会学家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如吉登斯（1998）就将媒体作为“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统一的渠道，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p.5）。

这种再呈现，在当今的电子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高度发展的情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伴随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被愈益显著地表达出来”（吉登斯，1998，p.5)。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的这一再呈现的过程，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呈现与强调，而是有意为之的讲述与建构，甚至使事实呈现不同意义的结果。如李艳红（2000）通过对消费者维权运动的考察发现，原本由政府自上而下倡导的“3·15”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由媒体建构成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维权运动”，其关键在于媒体“将报道焦点放在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受难故事’和‘维权故事’上”，从而改变了大众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使得“消费维权”的观念不仅呈现在媒介上，也存在于公共认知中，并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成员共同参与。

这种有意为之的建构，也不是单一媒体的一厢情愿，而是多媒体互动的结果。许传阳（1992）发现，意见领袖媒体对推动新社会运动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英国的意见领袖媒体如Times, The Guardian等报道相关新闻后，其他报纸跟进报道。其中，防卫性议题由全国性媒体影响着其他地方媒体，反对性议题则相反。4. 媒介赋予运动“公共性”

媒体成为建构公共话语的公共舞台。对于运动者而言，媒体不仅仅将其个人化、日常化的行为呈现给大众，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一个公共舞台使其私人行为演变成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行为。如在温州“7·23”事故中，“微博捐助小伊伊”活动发起人陈利浩（2011，July 26）通过发出微博表示，“本人承诺：凡本微博被转发一次，就捐献一元给小伊伊”。这则微博在24小时内被转发90多万次。陈利浩（2011，July 27）也迅速向网友证明其捐款信息：捐款1 072 417.20元，以对应小伊伊的获救时间——7月24日17点20分，并公布了转账单。这一简单的捐款行为本来是极其个人化的，但通过微博转发这一媒体参与的方式，瞬间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对于转发微博的这90万人次而言，媒体不仅提供了原本无关的情境，还提供了他们进入、参与这一情境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情境地理学”，“媒体愈来愈使我们成为其他地方所举行的演出的‘直接’观众，并使我们参与到不是‘物理在场’的观众之中” （吉登斯，1998，p.96)。

通过媒体的讲述与展示的“表演”，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集体情感”（collective emotion）得以形成。 “这些故事和‘表演’也得以进入社会记忆，成为社会经验结构的一部分，而这些故事所承载的意义也才得以沉淀下来，成为人们用以理解周围事件的基本的诠释架构”（李艳红,2000,p.6）。这种“集体情感”是各类新社会运动中都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孙玮（2007）、李艳红（2000）都曾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环保运动和消费者运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众媒介的话语建构了“共意”，从而建构了社会运动中的主体。

这种通过运动建构起来的“共意”，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与诠释框架，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媒体往往有意识地展示各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样观念以吸引大众，也会给予一部分社会精英表达改革意见的机会。于是，大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认知，被一些具有吸引力的公共话语（appealing discourse）所吸引，并形成了用以诠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推理架构（inferential structure）。由此，媒体被越来越频繁地注入某些政治意图，使人们可以在“公共”的名义下，巧妙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5. 媒介让运动建构政府议程

在社会运动中，媒介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为运动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而过去媒介往往立足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秩序的叙事方式，将运动中的抗议者视作越轨的不合法者。Einwohner, R. L.（1997）根据媒体的报道等材料，研究了社会运动引起广泛关注并击败对手的条件，通过比较研究策略、组织、政治机遇相类似的四种社会运动，发现它们产生了不同社会影响，由此，发现文化、身份等其他因素影响着抗议活动的结果。

大众媒体的表达，不仅仅是“实质表达”，也是“象征表达”，即媒体被政府视作“民意”的代表，肩负着将“社会不满”转告给政府，以期促成制度安排调整的责任。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尤其如此。其对社会运动的呈现方式，通常不是立足于极端的官方立场——将运动中的抗议者视作反对派，甚至是越轨的不合法者，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对特定公共问题进行讨论的公共空间，使得公开的社会表达与政府有较为积极的正面互动。也正是考虑到社会化媒体的特殊社会角色，政府才会有意识地从社会化媒体获取一个具体的、有象征意义的“民意”意象。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传播的意义得以在政治层面放大。通过传播，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影响了制度变革，“来自社会基层的日常反抗行为可以通过一个传播过程影响到更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 (李艳红，2000，p.8)。在当代中国，“象征表达的作用可能更甚于实质表达”(李艳红，2000，p.6)。它是大众对在制度中受限区域的再占有，代表了一种对现有体制安排不如人意的反抗心理。

此外，讲述、表达、建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媒体的故事讲得深入人心，才能引发讨论；讨论形成了公共认知，才能进一步影响制度决策。正因如此，研究者必须考察媒体话语，并调查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否则将无法理解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形成与激活。四、 国家—社会视域中传媒介入运动的意义

大众媒介的这种动员与参与，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不断质疑政府的解释，甚至推翻政府的结论，政府部门看上去越来越受公众的驱使。也就是说，大众媒介使得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能够更好地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与互动，以促进社会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

这种在媒介推动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一个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证”（陈明明，2001，p.110）。这种国家与社会分立，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而是为了寻求两者的合力，即国家与社会“在‘元概念’上是互赖的（统一），在行动上是互动的（交互作用），在功能上是互补的（相得益彰）”（陈明明，2006,p.30）。在权力扩张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都是有限度的，面临互相的限制，以期达到平衡、和谐的发展。因此，社会有必要也有理由向国家提出调整权力关系的意图,并通过环保运动、新女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民权种族运动等具体方式来实现意图，这便是新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尽管也是自下而上发起的，但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不同，其意识形态特征也与工人阶级运动的集体行动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它不直接要求政权更迭，而是着眼于多样化的集体行动、身份认同等问题。它关注社会与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补充的“社会政治”。

这种良性互赖、互动和互补的达成，需要媒介等所谓“第三领域”的中介参与，以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力量。只有透过媒体等中间力量带来的互动，社会与国家才能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才能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通过提出要求、接受要求进行协商，使得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因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引导与参与，不仅是具有传播意义的行为，更是具有民主意义的政治参与。也正因媒体的参与，社会运动的性质与影响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在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中，广大公众以运动的方式表达意见，同时借助网络等媒体力量推动运动，试图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表明我国的环保运动发生了“转型”。

由此可见，媒体所代表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正成为促进我国这一特殊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中国媒体对大众社会政治身份的重构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引发权力关系改变的基础。媒体对“消费者”“环保者”这些身份的建构，其本质是一套新的分析社会构成以及权力结构的类分体系。因为“消费者”“环保者”的概念与身份，跨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划分方式，这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或环境保护等新型的社会观念建立起来的新的身份认同，并以此动员其社会群体、引发其信任关系、鼓励其参与抗争。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向国家的挑战正是身份的挑战，新社会运动的本质即看作是一种重构身份的运动。这是一种生活政治。身份重构展现的新型意识形态，虽然不是统一的，但其观念和价值的多样性，及其趋于实用、具体的特征，无疑为改革国家现有的威权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节网络在“第三领域”中扮演着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角色

以网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化媒体，作为联结国家与社会、引导社会挑战部分国家政策的重要中介，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在PX及其后的中国环保运动中，西方国家广泛采用的社区传播、民间组织传播等形式的作用相当有限，而网络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动员和推动作用。

黄宗智（1999）曾指出，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从未真正地来自针对国家的社会自主性的持久追求，而是来自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关系作用（p.443）。大众媒介就是第三领域中的一种重要角色。在国家与社会对大众媒介的角力关系中，网络因其天然的社会性，被视为辅助社会挑战国家的重要力量。为什么在中国特殊的民主政治语境下，网络是绕不开的话题？网络与传统媒体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应该如何发挥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合力呢？本节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一、 网络传播：跨地域动员的必要与可能

有关网络传播究竟对社会运动产生了强效果还是弱效果，在现有研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在推动新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传统媒体的推动作用更大，而且归根结底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作用。这一观点被称为有限效果论。第二种观点认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使跨国动员、跨国认同成为可能，客观上推动了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这一观点被称为强效果论。

有限效果论以赵鼎新为代表。赵鼎新（2006）认为，互联网带来了信息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的综合性造成了社会动员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互联网是个在兴趣和利益上高度分割的社会，网上公民社会支离破碎（p.273）。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可能在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下产生。由此，他提出，一个纯粹在网上发动的社会运动往往效果有限。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政治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p.273）。

与赵鼎新不同，西方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具有强效果，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出现，有利于形成跨国调动，从而推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有关“跨国认同”的研究。Silva, K.（2004）研究了国际通信手段对中东地区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发现媒介建构了一种特殊的跨国身份，使更多的受众认同，也便于议程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共同基金的设立。二是有关“跨国动员”的研究。Todd, A. M.（2002）的研究认为，新传播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新社会运动的战略，促使分散的小组聚集起来，敦促市民社会去实现运动目标。网络赋予新社会运动新的沟通结构，使全球确立新的富有成效的联盟活动：战略调动资源，协调各地发展；用言论团结联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共同目标，形成全球公民社会。

Garrett(2006)认为，从动员结构上看，新信息技术降低了参与成本，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建构，因而能够促进动员，同时加速运动的扩展，并提供新的行动方式；从政治机会方面看，新技术有助于跨国行动，因此对国家内部的集体行动有影响，对国家机器的镇压行为产生一定制约；从框架建构方面看，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建构框架，而不必依赖主流媒体。另外，新技术还可以使社会运动的理念在全球传播。

尽管学界对“新社会运动中的网络媒体的作用”评价相矛盾，PX事件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网络政治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不仅因为网络“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谢金林，2011，p.37），能够实现跨地域动员；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地域动员形式有时是唯一的，成为弥合“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的必需。上文已提到，政治诉求表达难、政治动员资源欠缺一直是国内社会运动的难题，中国的民间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及西方这样活跃，而这些问题却在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互联网的动员，以及动员所形成的虚拟社群，被称为“网络结社”。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滞后性，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黄荣贵，2010，p.186）。这种动员方式不仅成为民主政治改革的一种可能，也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必需。

网络动员得以实现的传播前提是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去中心化，首先在于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多人互动的网络，天然地促进多元交流，使得各种价值观得以出现、传播、扩散。同时，网络传播主体也是去中心化的。各种由网络引发的社会运动，基本都是由网民自主发起的，缺少传统的组织机构与领导者。在传播过程中，网络也比较缺乏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各种原生态的意见与观念直接进入公共领域，打破了现实社会由精英阶层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主控的舆论环境。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网络解构了等级制权力中心的信息与话语权垄断。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民众一般作为“受众”，被动地接受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国内大众媒介的事业单位性质，又使其与政府舆论保持一定的同一性，以致大众所接受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媒体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念。部分群体的一些小众观点，是很难在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中流传的。同时，民间组织的组织传播系统，也必须以组织化的机构为依托，并由专业化的人员来操作，所以，大众在其中仍然是被动的角色，所接受的也是社会精英主导的意识与观念。只有互联网，以其低廉的传播成本和普通的信息技术门槛，让普通大众能够掌握一定程度上的传播主动权。恰如厦门PX项目事件的领军人物连岳（2009）所说，“在网络中，你不可能真正删除一个东西。你删了我的帖，但网络上仍有镜相，别人的浏览器也会留存。在网络上，发表过就一定存在，这在传统媒体是没法做到的”。因此，网络是“为公民而设计的、由公民来监控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能够“挑战现存的政治等级制度垄断有影响力的传播的局面”， 是“一个建立新的国际理解的机遇，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谢金林，2011，p.37）。

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一些有别于传统社会分层的新的“意见领袖”得以生成。与年龄、职业、收入等传统社会分层相关因素不同，部分网友之所以凸显为“意见领袖”，主要取决于网络意见本身的内容和主张，并未经过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则去确认其影响力。一些独到的见解无论对错，至少契合了网络氛围，得到了更多网民的认同。在网络言论被频频转载的过程中，部分网民的主张得到了扩散，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与践行。

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传播创造了新的认同形成机制。其不易受到统治力量的干涉，与工业社会的社会认同感形成和变化机制截然不同。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作为网络社会认同机制的前提，个体主义与抵制传统认同感一样天然地植根于社会机体之中，使得网络认同成为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统治者步调一致的战略，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不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网络上赢得了更多的共鸣。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在抵制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促进了新的社会机制的重建。

对于网络认同而言，同样存在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网民认可的“普适价值”，其往往成为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着力打造的核心内容。如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安全、环境保护、人道主义等观念，本身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追求，其引导下的相关议题就容易实现跨地域、跨阶层的社会动员，引发线下的社会参与行动。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后，数万网民将自己的飞信、QQ、微博状态写成“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轻易将普通民众对中国铁路安全问题的疑虑及对遇难者的人道关怀作为抗争性认同扩散开，实现了广泛动员，并一次次地改变了铁道部门的决定。而其他诸如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担忧与不满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平的向往与追求，对公民权利的维护等，都是互联网共意动员的重要因素或理念，赋予了网民强烈的情感依托，形成了对“结构化”社会不公正的抗争与冲突。

以新的认同为基础，网络传播有助于亚文化共同体、地方共同体的形成。网络传播的信息技术往往使在现实空间中缺乏知己的边缘化人群，能在虚拟的信息空间中找到具有相似背景和兴趣的人。网络不会在一个匿名的环境中将一个普通人淹没，而会促进各种亚文化的发展。通过网络，网民可以联系并参与特色各异的宗教、种族、政治和其他亚文化群体。通过在线活动，网民相互交流相同的经历与感受，不仅能加深理解、肯定自我价值，也会强化其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引发共意集体行动。这就使得原本在现实中难以成长的亚文化群体反而得到了飞速的成长。

为了谋求共同利益，网络共同体由线上转到线下，形成了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如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都引发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在事件影响力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互联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升级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新闻，影响了传统媒体对事件报道的态度和立场。而在事件尾声，互联网再次给予网民成功预期。有研究者发现，部分政府部门已经“无法阻止抗争议题在新兴媒体空间内的传播，自身却有可能成为共意动员的对象，被迫采取行动与‘共意’保持一致”（高恩新，2009，p.99）。这种成功的预期给予更多网民参与的动力，从而使得各种新生的网络传播方式，如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在线平台都被网民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二、 体制内传统媒体的有限效果

与网络相比，尽管传统媒体很早就着力于向市民传播环保意识，但是体制内的身份决定了其仅倡导环保而不倡导运动，这一基本立场使其无法像网络那样发挥新社会运动的动员作用。也就是说，传统媒体改良的社会动员效果是有限的。当然，这一看法不应仅是理性推测，而应建立在具体考察“传统媒体在环保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作为的”事实基础上。笔者曾对上海、深圳、厦门等环保运动发达城市的一些地方性纸质媒体对环保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可以从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体制内传媒对环保运动的态度与作用。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纸质媒体对环保问题的报道持有“环保是政府倡导、公民参与的体制内行为”的基本理念。一方面，传统媒体支持环保举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直到今天，始终着力提倡限制塑料袋使用（以下简称“限塑”）等环保理念，宣传环保对市民的意义，并要求市民能尽到环保义务。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又时时牢记以政府为环保新闻的主体，让“环保”始终远离“运动”，成为政府倡导、公民参与的体制内行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府是环保新闻的主体

在传统媒体的报道中，环保作为重要的议题，报道数量相当多。然而，充当环保新闻的主体却始终是地方政府。上海都市类生活报《新民晚报》对于环保新闻的报道，大多是对政府活动的叙述，以及政府领导对环境保护的看法等。其他的地方性媒体，如在《深圳特区报》《厦门日报》中，环保主体同样以政府为主。有时在同一月的环保新闻中，一半以上都是直接以政府为主体的环保新闻，另有1/4左右是有关政府行为的反馈性报道，直接以市民为主体的报道则不足同类新闻的1/5。2. 为配合政府中心工作或行政执法服务

由于环保工作是各地地方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媒体在宣传环保理念时，往往是从政府工作的整体角度来陈述环保工作，环保会议新闻数量相当多。在报道一些环保专题时，其视角也往往从政府出发。如《新民晚报》于1982年8—10月、1995年5—7月、2007—2008年关于“限塑”同一主题发表环保报道，从总体上看，环保议题未从环保本身进行深度挖掘，而是注重政府主导下的实用性环保法规的实施。甚至有关群众环保参与行动的报道，如《深圳都市报》1993年9月22日刊登的“我市环保执法喜忧参半，环保检查团向市有关领导通报情况”，也作为政府联系群众工作的一部分来处理。3. 正面宣传为主，尽量不给政府工作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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