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江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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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试读：
自序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编委笔谈》）。我在写作手边的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锺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的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尚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及学术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初读时也茫无头绪，对此书逐渐有所了解是后来的事。当时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横向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锺书著作极其钟爱，凡钱锺书有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锺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杂览各类书籍，涉及许多范围。而在现代文学范围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当时现代文学史公认的中流砥柱。尽管他有极长，也有极短，现有的一些固定观点似乎并非正确，但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文学史全然不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锺书。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八十年代以后钱锺书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鲁迅、钱锺书以外，我还曾经钟爱过另一位作家（我不愿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其成就和精彩至今尚未被认识，文学史要进一步破除一些框框，是不是尚需时日呢？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锺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我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外国电台采访钱锺书的谈话，钱锺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那是最初的直接印象，我知道《围城》最初从那里而来。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第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锺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当时《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锺书出乎意料地迅速给了我回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并且回味。我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锺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锺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的之中和之外，远远还有着其他内容，执著文学，决非究竟。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也逐步散佚。我对钱锺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锺书著作本身的客观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然而，时间没有停留。八十年代是钱锺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锺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但由于钱锺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锺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锺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尝试写一些文稿，这样积累了一些资料和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这样虚度过去了。1988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锺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锺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出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锺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请我写一部包含钱锺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到了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后来逐步了解的一部分学术文化和钱锺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志向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由于钱锺书是所谓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性向上的歧异，这样的双向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到一种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素质的，我希望将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锺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锺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点，写传记的条件确实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也许在将来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1910—1938）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上的地位，曾被誉为“文化昆仑”(1)。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及其学术道路，也许用得上苏东坡的一句诗：“我家江水初发源”（《游金山寺》），一切汪洋恣肆之态，均自家乡出。钱锺书出生于中国美丽的江南城市无锡，属于谚语所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区。苏州以北是无锡，杭州以南是绍兴。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文化巨人：钱锺书与鲁迅，一个生于无锡，一个生于绍兴，他们一生的性情似乎都和出生地关联。绍兴是所谓“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且介亭杂文末编》）。而无锡则为近代开化较早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感应着开通的风气。这和鲁迅的笔力深沉，钱锺书的流通不居，似乎也有一致之处。以人格风貌而论，鲁迅如“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然(2)(3)似非人”（《庄子·田子方》）。钱锺书如“叔度汪汪如千顷波”（《世说新语·德行》）。这里自然而然地显出仁者乐山和智者乐水的风神之异。
钱氏家族推源可至极古，是所谓“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4)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的世系。在这“继继绳绳，卜年三千”的传承中，割据于五代的吴越王钱镠“中兴于唐宋之际”，是其间比较确实的起点，凡中国南方钱氏家族的谱系，大致都可推溯于此。钱镠以后相传十世左右，钱氏的一支搬迁至无锡(4a)梅里堠山，成为堠山钱氏的始祖。堠山钱氏历宋元明清，均在无锡繁衍。在清末民初，钱氏有一房在无锡中心一个叫作七尺场的地方，(5)造屋定居，这就是当地有名的“钱家大院”。这座钱氏老宅造成后，曾经在大门旁立过一副石刻楹联：“文彩传希白，雄风动海潮。”下联指吴越王钱镠，传说钱镠在杭州时曾指挥大军发箭射潮，修筑海塘，所谓“钱塘江”即得名于此；上联的希白指宋代文学家钱易，《宋史·钱惟演传》谓易字希白，惟演从弟，他“才学赡敏”，“真宗时以第(6)二名及第”。以雄厚的武功为底，以至于文采风流，长传不衰，这就是屋主的门风规模，所谓“钱家历代无大显贵，但多读书有成者”(7)。“钱家大院”和当年造屋时的刻石“钱绳武堂”，至今尚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本书的传主钱锺书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座大(8)院也许还不是钱锺书的出生地，但它是钱锺书从小生活的环境所在，则无可怀疑。1991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笔者在友人的陪同下走访了钱家大院，钱家大院残旧不堪，已经非昔日的容颜了。大院的前造曾被用作缝纫组，后造已被用作一所幼儿园了，宅中零零星星地堆放着一些老式木器。几十年前曾经聚集在这所新居里的钱氏儿孙早已散居各方，而这里仍然聚集着一批新的儿童，这似乎也保存着一个大变动时代的缩影。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还会重复先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新的天才吗？
钱氏世居无锡。钱锺书曾祖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曾祖带领全家避乱江北，事平后回到无锡。钱氏曾祖以下，按“福、基、锺、汝、昌”排辈。他共生五子，大房钱福炜，是前清举人，为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在无锡很有势力。二房、三房名不详，二房也中过举。四房钱福烔，号祖耆，他就是钱锺书的祖父。五房在当年避乱时留居江阴。钱福烔虽然只是有祖传租田三四十亩的小地主，本人也只是一个秀才，但由于他的大哥是中过举的县学教谕，他的岳家石塘湾孙家，是(9)无锡最有势力的大地主之一，所以在无锡他仍被当作小乡绅看待。钱福烔共生三子，大房钱基成（子兰），二房钱基博（子泉）和三房钱基厚（孙卿）是同胞双生，三兄弟共居于一个大家庭中。二房钱基博、三房钱基厚子女较多，大房钱基成无子，仅一女，按例由二房长子钱锺书过继为子。在大家庭中，钱锺书居长，在那里表的、堂的兄弟共十人，兄弟之间颇为友爱。
这就是钱锺书出生时已然存在的家庭格局。这一家庭格局对钱锺书有相当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就是钱锺书受到他伯父和父母双重养护的状况。钱锺书知识结构的形成，和这一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钱锺书的伯父慈爱宽容，但是一生潦倒。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即便有，也没有出息，伯父就(10)是“没出息”的长子。但伯父本人也是秀才，他对这个大家庭仍然是极其有益的。其一，由于钱锺书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便由伯父经管；其二，他在最初阶段培养了钱锺书。伯父是钱锺书最大的庇护伞，也是钱锺书的启蒙老师，钱锺书最早对知识的理解从他这儿来。请看杨绛的记载：
锺书四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锺书整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锺书都跟着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锺书六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入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堂弟锺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锺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锺韩都在家由伯父教。伯父对锺书的父亲和叔父说：“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10a)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杨绛又记载：
锺书和锺韩跟伯父读书，只有下午上课。……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跟熟人聊天，锺书总跟着去。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又花了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家里不藏。锺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10b)他回家。
钱锺书就是在伯父这样慈爱的气氛中吸收着知识。这些知识最初是识字，以后渐入古典文学和通俗小说两类。附学时钱锺书和堂弟锺韩所念《毛诗》和《尔雅》的不同，又多少显示了文、理的不同倾向，后来两人也果然走上了不同的治学道路。在钱锺书十岁以前，伯父的影响占了相当的地位。
钱锺书生长环境的基本格局，从他跟伯父一起生活来说，伯父的影响为直接，父母的影响为间接；从生理遗传来说，父母的影响为直接，伯父的影响为间接。这里似乎有着相互回环的关系。和他伯父一生的穷困潦倒不同，他父母与近代文化和文学有着相当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史学者；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之妹。钱锺书伯父（养父）和父亲（生父）对钱锺书的教育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态度。由于两兄弟同住在钱家大院之内，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和互补，形成了钱锺书从小生长的特殊环境。在杨绛的记载里屡见不鲜：
妙的是他（按指钱锺书）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是连阿拉伯数字的1，2，3都不认识。锺韩下学回家有自己的父亲教，伯父和钱锺书却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他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锺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10c)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
杨绛又记载：
父亲不敢当着哥哥管教锺书，可是抓到了机会，就着实管教，因为锺书不但荒废了功课，还养成了不少坏习惯，如晚起晚睡，贪吃贪(10d)玩等。
伯父慈爱宽容的气氛，钱锺书父亲不敢反对，不便干涉，又不得不伺机干涉，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状况，但使钱锺书受益匪浅。一个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往往需要充分的慈爱和充分的严厉，两者不能缺一。在一般家庭中，慈爱和严厉两种角色分别由父母担当，所谓“严父慈母”，而在钱锺书的生长环境中，它们分别由钱锺书的伯父和父亲担当了。伯父的慈爱和父亲的严厉，两房之间对钱锺书的爱护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配合，这对钱锺书的成长，从以后看来还是有益的。杨绛记载钱锺书母亲的形象是“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他父亲的形象是“一本正经”，这和钱锺书的性格颇不相类。钱锺书的“痴气盎然”实际上却和伯父更为相似。钱锺书如果没有从小过继给伯父，开始就由其父母管教，他的个性也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不会展开得像后来那样充分。钱锺书十一岁时（实足九岁），伯父去世，他改由父亲直接管教，却仍然和伯母生活在一起。钱锺书获得两房不同类型爱护的基本格局虽然产生了变化，但仍然维持到了二十岁前后。钱锺书二十一岁时（实足十九岁），他伯母去世，同年钱锺书已考入清华大学，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影响他的主流了。
钱锺书除了受到伯父的影响外，同时也受到父亲的很大影响。钱基博和他的师友圈子治学有其特色。在治学范围上，钱基博对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有着极为广博的认识。他这样自述：“基博治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11)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这种“浩博无涯涘”的认识，尤其是“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很自然地成为钱锺书发展的基石。钱锺书接触中国古籍实际从集部入，和他父亲的影响自然有一定关系。在文学思想上，钱基博是在新文学兴起之后，继续走旧文学道路的人，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钱基博和他的师友们对当时的新文学采取的观望、批评和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一定正确，但对钱锺书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益处的。钱锺书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能吸收新文学的长处又明显保存着自己的独特性，不能排除也有钱基博一定的影响在内。在文学样式上，如果说父亲给钱锺书的影响主要以诗文为主的话，那么钱锺书在小说方面受到的影响就和伯父大有关系；而他母亲是和近代小说大有关系的王西神的妹妹，是不是也有一(12)定影响呢？这里似乎有着巧合：钱锺书以后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在(13)于诗文和小说，他虽然也一度有兴趣尝试戏剧样式，但毕竟没有取得成功。
伯父和父亲对钱锺书极为真挚的爱护和期望互相交织，和钱锺书已然而存的天性相适应，这样形成的生长环境，在钱锺书十岁以前，尚有若干事较为重要。今尝试叙述如下：
从钱锺书伯父方面来说，钱家风水的“不旺长房旺小房”，这一格局在伯父和钱锺书共同生活的期间有所变化。杨绛对这一事件有记载：
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生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锺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锺书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14)树根旁。他对锺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茂盛，“将来你做大总统”。
以今天的科学水准，尚不能知传统风水学是否有其合理依据，此属不可究诘之事。但在风水的虚、实变化之间，伯父对钱锺书极为真挚的爱护和祝愿，对钱锺书的成长却不能说是没有作用的。伯父一生郁郁不得志，他对钱锺书的满怀慈爱，是他一生中积聚极久的一股暖气：他把它全部寄托在钱锺书身上了。钱锺书后来的出类拔萃，有来自各方面的因素，而伯父真挚无私的爱，也应当是其中之一。伯父的衷心祝愿：“将来你做大总统”，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从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钱锺书都处于极为领先的地位，是备受景仰的国宝级大师，这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应和了伯父早年的祝愿。
从钱锺书父亲方面来说，在这一阶段他为钱锺书取名“锺书”，字“默存”，对钱锺书的一生也有相当的影响。在钱锺书出生那天，恰好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因此为他取名“仰先”，字“哲良”，但钱锺书父亲所取的“锺书”和“默存”的名和字，显然更适合钱锺书一生的发展。锺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锺书”，“锺书”的“锺”为聚义，犹如“锺情”的“锺”。钱锺书“抓周”的抓书，犹如《红楼梦》贾宝玉“抓周”的抓胭脂，正是他一生性情和成就最为恰切的写照。钱锺书许多痴气旺盛的表现，如读字典等，均出自这一习性。杨绛称“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米’会从各方面源源而来”，“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15)“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描写的也是这一习性。从他一生的成就来说，钱锺书的主要著作《围城》、《谈艺录》、《管锥编》都是内含无数书的书，以“锺书”的命名来形容，再恰切不过了。
其次是“默存”的字，父亲取“默存”为字，是因为钱锺书爱胡说乱道，改字“默存”，有叫他少说话的意思。中国古籍《易·系辞》有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存”的意义，显然从此句中化出。杨绛称钱锺书仍然痴气盎然的胡说乱道，“默存”这个(16)号显然没有起克制作用。这只说明了一定范围内的事实，在此范围之外，“默存”的号显然还是有一定缓冲作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风风雨雨极多，钱锺书直言坦率的态度，极易招祸，他本人对此也有相当的警觉，《管锥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第二则论武王《机铭》“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引钟惺评语：“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就是以慎言为戒。钱锺书老友称许他，(17)“更能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安身立命于难以处身的环境中，慎言确实有一定的作用，这就对“默存”的号有所呼应了。
在这一时期，少年钱锺书也自取别号“项昂之”。杨绛记载，钱锺书从小爱好美术，常蒙写《芥子园画谱》和《唐诗三百首》上的插图，画完则署名“项昂之”，“项”指项羽，钱锺书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钱锺书小时身体并不强壮，在他们家的旧照片上，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可怜相。但是钱锺书善眉善眼的可怜相只是外表，他的内心却蕴含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旺盛痴气，“项昂之”就是这种内在气概的焕发。钱锺书在青年(18)时期即被称许为“人中之龙”，晚年更被形容成“仿佛在云端里(19)俯视人间似的”，从不迷信一切权威，化天下典籍为我所用，钱锺书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项昂之”则是最初的上出之力。
钱锺书晚年形成蔚为大观的著作系统和学贯中西的学问，如果推究其本，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处于“我家江水初发源”的地位。这一知识结构的最后形成，是在清华和牛津时期，而其基础和来源，则由学校教育、家学和自学三方面组成。前面强调伯父和父亲的综合影响，还只是家学的一方面。钱锺书十岁以后，在家学以外，学校教育和自学方面的分量也逐渐加强，三方面教育的强势组合，构成了钱锺书治学的坚实基础。
学校教育，以西学为主，钱锺书十三岁从小学毕业后，即考入苏州桃坞中学，这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以后桃坞中学停办，钱锺书又考入圣公会办的另一所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教会学校极为严格的教学，为钱锺书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钱锺书在两所中学的成绩也异常突出：在桃坞中学，钱锺书因为英文好，一度担任过班长职(20)务。在辅仁中学，钱锺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由伯父、父亲一路而来的家学以国学为主，钱锺书由此扎稳了极为坚实的古文根底。九岁入小学时，伯父去世，以后钱锺书便由父亲直接管教。父亲对钱锺书的严加管束，对钱锺书的成长也极其有益。在父亲的规定和布置下，钱锺书在小学和中学时代读了不少古文名(21)篇，钱锺书的学问不但经常受到父亲的考较，而且也得到了父亲(22)的师友们如唐文治、钱穆等人的关心，逐渐积累成长足的进步。钱锺书西学和国家的基础逐渐深厚了。
在学校教育和家学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钱锺书的自学。学校教育和家学收束于自学，而自学本身又化为两路：一路相关于西洋文学，一路相关于中国文学，仍然与学校教育和家学两路相应。钱锺书以后渐渐浑厚恢宏的知识结构，亦由此奠定。钱锺书本人对青少年时期的这两路自学保存着回忆。钱锺书比较正式地接触西洋文学由林译小说始，他回忆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狄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夫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读。假如我当时学习外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23)
钱锺书比较正式地接触中国文学，由《古文辞类纂》等大型选本始，他回忆说：
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尠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24)念唐诗。
钱锺书的两路自学，既有着中西文学的区别，也有着诗文和小说的区别，钱锺书一生发展的基本途径已经显示出来了。二、从清华到牛津（上）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大学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考察它们的发展历史，两校在本世纪初期还有过基本的分别：北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较深，清华则更接近于西洋文化。
北大和清华的历史沿革不同。北大的前身是始于前清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民国元年（1911年）改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游美学务处”（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任务是录取选送美国的留学生。民国元年裁撤“游美学务处”，成立“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性质。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设立三院（文学、法学、理学）十四个系，进一步整顿学校规模，清华正式成为纯粹独立的大学。两校之间历史沿革的不同，造成了两校鲜明不同的校风，以及两校学生倾向性的不(25)同：清华有其西方的色彩和向往，北大则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清华和北大同属中国早期的著名大学，两校之间同时又有着血浓于水的良好关系。清华早期的师资，很多来自北大。而北大方面的教授，出自清华的更不计其数。当时北大与清华有一项友好制度，即两校的教授经常互相兼课。如果在清华为专任教授，在北大则为兼任讲师，反之亦然。其时清华校长初为罗家伦，后为吴南轩、翁文灏、梅贻琦。文学院长为杨振声，后为冯友兰，外语系主任始终为莎剧专家王文显，教授有叶公超、吴宓、陈福田等，外籍教师有著名文论家瑞恰慈 (I. A. Richards), 另有北大教授而来清华任讲师的，如温源宁（北大英文系主任）、贺之才（北大法文系主任）、杨丙辰（北大德(26)文系主任）、梁宗岱（北大法文系教授）等，皆一时之选。两校如此互相补充，阵容愈加厚实。这是一个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
1929年，钱锺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随即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他的堂弟钱锺韩也同年考入清华(27)。这一年钱锺书才十九岁。
钱锺书进入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对其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形成是有助益的。前面已经说过，钱锺书的知识结构，由家学、学校教育和自学三方面组成。然而在钱锺书的早年生活中，他知识结构的三方面，实际上是以家学和自学的结合为主，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是学习语言，影响比较潜在。但进入清华以后，一直到后来的牛津、巴黎，这一知识结构就以学校教育和自学的结合为主了，家学的影响退居到了第二位。当然家学对钱锺书还是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如果以系统方法分析，家学的范围不仅指早年生活中的父亲和伯父，还可以包括和他父亲思想接近的一些师友。例如著名学者唐文治，钱锺书(28)入学前就经常到他家谈论学问。又有著名诗人陈衍，钱锺书经常到他那儿去聊天。陈衍对钱锺书也极其欣赏，他后来在《石遗室诗话续编》收入了钱锺书的一些诗句，如“万句撑肠一字艰”，“好将修道忏前尘”等，并介绍钱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这是对钱锺书的最早介绍之一。陈衍对钱锺书的赏识和推荐，数十年后影响钱锺书完成了《宋诗选注》(29)。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其时正当盛年，已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大志向，为此遍读了古今诗文集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他还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全唐(30)诗》、《全唐文》这几部大总集通读一遍，并对每人都作了论评。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讨论，对钱锺书不能不带来相当的影响。钱锺书喜欢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31)例，得未曾有”，确实可以认为是家学的继承。不但早年的《谈艺录》直接由此而来，而且晚年的《管锥编》也间接由此而来。钱锺书三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均与家学这一来源有关，可见其确有不能排除的影响。1934年，钱锺书在大学毕业(32)后，曾写了《论师友绝句》八首，以陈衍居首，正是他对这一路学问来源的尊重。然而这组诗的第二、三首写了罗家伦和吴宓，说明新的一路学问就和学校教育有关了。
钱锺书能够进入清华，首先受到了罗家伦校长的赏识。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钱锺书入学考试时，中英文俱优，但数学不及格，按例不得录取。罗家伦校长爱才，在他的力争下，钱锺书才被破格准许入学。由于钱锺书入学就有特殊的色彩，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33)满全校。后来友人在记述这一事件时，把钱锺书的数学不及格回忆成零分。钱锺书本人曾力辟其非，杨绛也明确说：“锺书考大学，(34)数学只考得十五分。”罗家伦在清华的任期是1928—1930年，后来他虽然离开了清华，和钱锺书仍然有书信上的往来，诗歌唱和，探(35)讨文艺。钱锺书赠其诗云：“英雄余事以诗鸣”，那是赞赏他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吧。
钱锺书入学时的独特经历只是一个开端，他随即以自己的学术功底和卓越才华震惊了全校的师生。在当时清华极为雄厚的教授班底中，钱锺书这样的学生有着特殊地位。钱锺书的校友郑朝宗回忆说：“钱锺书是外文系的一个尖儿，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他们的(36)弟子，而是他们的顾问。”另一校友罗香林回忆说：“钱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他在随便的谈话中敢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37)冯友兰的学问。”这也就是又一校友邹文海所说的钱锺书任意臧否(38)人物的狂态。这其实是为学者必须具备的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勇气。钱氏晚年在《谈艺录》补订本中曾经引用尼采之语，略云：“大宗师只有一大弟子，而此子将背其师，盖渠亦必自成大宗师也。”(39)大宗师尚且不宜局限住，何况一般名教授所知本来就有限呢？钱锺书青年时期的书生意气，也是他后来发展的端倪。
在清华的教师环境中，钱锺书其实还是深受其益的。他后来回忆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40)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这五位老师具体是何人，尚待考证。但是这些人中，吴宓应当是不可缺少的。在清华的老师中，吴宓大概是给予钱锺书影响最大的一位，钱锺书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钱锺书后来在1937年写道：
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旧”文学于其视界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十五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41)照” (synoptical) 的学识。
如果追根溯源，吴宓的思想来自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文·白壁德 (Irving Babbit, 1865—1933)。他是提倡新人文主义的领袖，主张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坚决反对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的早期追随者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艾略特和桑塔耶那，中国的追随者中则有后来成为《学衡》杂志中坚的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骕（1894—？）、汤用彤（1893—1964等）。白壁德曾教导吴宓从事对世界几大文化系统的比较研究，即源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印度哲学和佛学传统；中国孔子哲学和儒家传统。这一世界比较文化的观念，对吴宓影响至深。吴宓回国后，长期倡导包括我国旧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主编《学衡》月刊共十一年（1—79期，1922—1933），又仿照牛津、剑桥成规和中国书院制度，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为导师，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都是从白壁德思想而来。吴宓在清华导师中推崇陈寅恪，在学生中推崇钱锺书，后来盛传的吴宓并称陈寅恪、钱锺书为“人中之龙”，最是佳话。郑朝宗回忆说：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42)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在清华时期以至在毕业离校以后，吴宓和钱锺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吴宓有《赋赠钱君锺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诗中说：“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正是“人中之龙”评价的说明。钱锺书《论师友绝句》说吴宓“亚椠欧铅意欲兼，闲情偶赋不妨禅”，前句用梁启超论严复语，相关吴宓倡导的比较文化、比较文学思想，后句则指吴宓与毛彦文的恋爱。对于吴宓的成就，钱锺书应该说是后来居上的，但吴宓当年的指路作用，功不可没。
另一位教授是叶公超，钱锺书说的“五位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他是否在内？尚待考证。他对钱锺书也应当是有过影响的。在清华时期，他们经常谈话，当时的同学许振德后来回忆说：
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名崇智，后以字行）讲授，课本为英国女作家奥斯汀名小说《骄傲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前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钱兄高才博学，中英文兼优，余(43)自知浅薄，深恐言之不当，但静坐聆听而已。
如果说吴宓古典色彩较浓的话，叶公超就比较现代化了。叶氏曾在美、英两地先后留学。在美国时曾得到美国桂冠诗人 Robert Prost (44)的赏识，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又和英国诗人 T. S. Eliot 时相过从，而且受 Eliot 思想的影响颇深。前面说过，白壁德的的思想在英美影响过桑塔耶那、艾略特等人。那么白壁德的思想影响吴宓，艾略特的思想影响叶公超，这里是不是也有着某种潜在的一致性呢？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方法，主要在于造成一种扩大的、错综的知觉，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重要意义正在他不(45)屑拟摹一家或一时期的作品，而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这样的思想确实精彩。钱锺书后来的著作《谈艺录》以至于《管锥编》，综观东西文化和文学，旁征博引，文采斐然，仿佛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诗。如果抛开体裁形式不论，它们是不是和艾略特的理想也有着某种程度(46)的相通呢？钱锺书对任何权威从无迷信，他后来批评过白壁德，(47)也讽刺过艾略特，但是这和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他们的若干思想，似乎并无矛盾。写上面这段回忆的许振德称他和钱锺书是“好友”，在杨绛的记载中尚有一段故事：这位许君原来和钱锺书是同系同班。他因钱锺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最初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在和钱锺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尔有个不能解决的问(48)题，钱锺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这段故事颇有侠义小说的味道，也可见清华真挚活泼校风的一斑。
在清华和钱锺书关系较密切的老师还有温源宁，他其时担任北大外语系主任兼清华大学教授。钱锺书的“五位导师兼朋友”中可能有他。温源宁毕业于英国剑桥，文学修养极高，绅士味十足。从今日尚(49)存的钱锺书的诗《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中，可见两人的关系甚好。三十年代，温源宁为清华、北大一些教授画像，用若嘲若讽的笔法，写了一组小品文《不够知己》。有人怀疑是钱锺书写的，结果逼使钱锺书不得不出来自辩。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50)文章风格的近似。钱锺书确实也能写此类文章，传说他后来在蓝田国师任教时，和孟宪承在英国报纸上互相写文章调侃，应该也就是(51)这种风格。钱锺书从清华毕业后，温源宁曾推荐他去伦敦讲学，(50a)后来虽然没有成行，仍可见温氏的推重。后来温源宁和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英文刊物《天下》月刊，钱锺书也是创办人之一，师生再度携手了。钱锺书大学时代尚有其他来往较为密切的老师，其中可能有张申府、温德等，其关系尚待考证。
在清华的环境中，钱锺书吸收了大量知识。然而，他知识结构的成形，却具有更高的价值。前面说过，钱锺书的知识结构由家学、学校教育、自学三路组成。至此提高了一个层次，跃出了他伯父、父亲和教会学校教学的路子。由此向上一着的变化，钱锺书尽管得到了陈衍的许多教益，但也知道陈衍的感叹：“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52)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毕竟是不对的。也由于此向上一着(53)的变化，钱锺书才敢于断言他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钱锺书以后在《谈艺录》序中所作的宣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由此而来，钱锺书的境界开阔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钱锺书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文两路的进修，有意气风发的形象。请看他的回忆：
及入大学，专习西方语文。尚多暇目，许敦宿好。妄企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至于作者之身世交游，相形(54)抑末，余力旁及而已。孤行冥行，未得谓得。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钱锺书在大学时代，“读清人文集殆遍”(55)的事实，也是后来写作《谈艺录》甚至《围城》的坚实基础。钱锺书奋发不已，锋芒初露了。
钱锺书和清华同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清华同学中的地位，现成的有二说。其一，在清华大学文学院的范围内，钱锺书是出名的“三(56)才子”之首，其余二位是考古学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其二，在外文系的范围内，钱锺书又居外文系“龙、虎、狗”“三杰”之首。“龙”是钱锺书，“虎”是戏剧家曹禺（当时名“万家宝”），“狗”是后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的颜毓蘅。后来南开校园里还盛(57)行“狗尚如此，何况龙虎”的雅谑。这些近似神话的传说，非常吸引人的注意。
大约在1925—1932年间，也就是钱锺书入学前后，是清华文科人才极盛的时期。随便翻阅这一时期清华入学新生名册和毕业生名册，可以看到很多后来在不同领域中有所建树的人。仅在文科中举例，1925年第一级中有李健吾、吴祖光。1926年第二级中有夏鼐（后来转学）、余冠英、萧涤非、罗香林、邹文海。1927年第三级中有曹葆华、田德望。1928年第四级中有张岱年。这是钱锺书入学前的四个年级。1929年第五级，也就是钱锺书入学的一级，哲学系有乔冠华，文学系有林庚、吴祖襄（吴组缃），外文系除钱锺书以外，还有曹禺（万家宝）以及许振德、饶余威、颜毓蘅等。此后1930年第六级入学时有何其芳，毕业时这一级有转学而来夏鼐、吴春晗（吴晗）以及季羡林等。1931年第七级有李长植（李长之）；1932年第八级中(58)有郑朝宗。这是钱锺书入学后的三个年级。1932年以后，清华文科人才渐稀。清华的文科人才再次转盛，一直要到西南联大时期，但这时的人才已经不能是钱锺书的同学辈，而是他的学生辈了。
清华文学院“三才子”是不同系不同级的。钱锺书在外文系，夏鼐和吴晗在历史系，分属文史。三人之中，钱锺书后来有其大而化之的成就，夏鼐向考古方面发展，吴晗则偏重明清史，和政治有一定关联。在清华时期，钱锺书和夏鼐的关系不详，但他和吴晗却是相当熟(59)识的。吴晗考入清华比钱锺书低两级（1931），在入学时，也有相似于钱锺书的特殊经历。他来北京时最初报考北大，考试时文史、英文都得满分，但因为数学零分，结果没有录取。不得已再考清华，(60)数学仍然零分，但由于文史、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这和钱锺书入学时的经历极其相似。钱锺书、吴晗入学相差仅两年，吴晗最终能够入学，是不是因为有钱锺书的成例在先呢？钱锺书的数学成绩明明是十五分，却被误传为零分，有没有可能是吴晗事例的误植呢？这些问题只能让有兴趣的人去考证了。在清华园内，钱锺书和吴晗都是相当活跃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的赵万里，当时是青年讲师，有一次在课堂上讲版本目录学，他说：“不是吹牛，某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都讲，不是那回事呀，只有他见过吗？我们也见过呀，而且同他介绍的就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61)是钱锺书和吴晗。《清华周刊》还留有钱锺书给吴晗的诗。诗中云：(62)“多才多艺太伤廉”，那是鼓励兼调侃了。可见“三才子”之说，还是有着一定事实根据的。外文系的“三杰”说曾经遭到钱锺书本人(63)的反对，即所谓“钱锺书谢绝龙喻”，但也是有着一定事实根据的。如同钱锺书和吴晗后来的发展道路并不一样，钱锺书和曹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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