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泓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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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试读：
代序
范泓曾很认真地对我说起过，他从新闻与文学写作转向文史研究，是从为《老照片》写稿开始的。在新著付梓之际，他又旧话重提，想让我在书前写一点文字，并嘱我“千万不要推辞”。
范泓一向谦称，自己在历史研究方面是一个“边缘人”。而我更在“边缘”以外，我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一些认知，有许多还是从他的著述中了解的，我怎么好在他的书前置喙？到底还是盛情难却，也只好勉为从命了。
说起来，与范泓相识已逾十年。那时我正敦请邵建为《老照片》筹划一个叫做“多维视焦”的栏目，每次选取一组相关的历史照片，请几个人分别进行解读，一并刊出。这个想法提出不久，便赶上全国书市在南京举办，邵建在电话里说，正好你要过来，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邵建说，他与范泓也是刚认识不久，称他读书很多，文笔又好，除了参与“多维视焦”专栏的写作，以后还会成为《老照片》的一位长年作者。那天我与邵建如约等候在宾馆门前，不一会儿，范泓头戴护盔，骑了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停下车，一手抓着头盔，放声招呼着，大步流星迎上来握手，风风火火，快人快语，大有豪侠之风。
随着范泓的加盟，《老照片》的“多维视焦”专栏便紧锣密鼓地开张了。他与邵建又相约几位其他的文友，陆续就“斗私批修”、“古代酷刑”和国民党实行“训政”等相关照片和话题展开专题解读。这些解读，为《老照片》注入了理性与思辨的活力，使读物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专栏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但范泓却正像邵建所预言的，从此成了《老照片》的一位多产的作者。
从他断续发表的文章里，《老照片》的读者更多地知道了陈布雷、陶希圣、雷震、殷海光以及林昭等人的行状与遭际。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烈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范泓关注从政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著述的路径，也由此见出端倪，并一发而不可收。范泓从为《老照片》写稿上路，一如他惯常的大步疾行，很快在历史研究与著述上拓展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域，不仅可喜可贺，作为朋友，也与有荣焉。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作品，多为范泓近几年来发表在国内报刊杂志里的历史随笔，与他此前出版的那些专著比起来，其中一些，算是短章。但他一仍“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所述人物的一鳞一爪、一言一行，也无不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史料爬梳之后，才条分缕析，从容道出。范泓每每把那些一两千字的随笔札记，也写得左右逢源、跌宕有致，实是得益于他厚积薄发的功夫。“以豪侠率尔之性，为缜密徐舒之文”，这大概就是我所认识的范泓了。冯克力 2012年于济南
吴保初上疏
若干年前，读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短文，是谈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字彦复，又字君遂，号瘿公、婴公、北山，人称北山先生）的，并称吴公子保初之所以“非比寻常”被人列为四公子之一，就因为这位仅官拜六品的名门公子哥，两次大胆上疏朝廷，痛陈时弊，请求变法，均被他的那个上司、也就是讲过“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刚毅（时为刑部尚书）抑不上达，一怒之下，挂冠归隐，回老家庐江，辞官不做了。清末四公子其他三位，即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这些人，之所以被时人称为“公子”，以高阳说法即：“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袴，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
清末既是“棋局已残”的乱世，同时也是一个自强求变的大好时机，此时朝野内外改革的呼声，主要是因外患而起。吴保初第一次应诏上书是在1897年，甲午战败后，即以《陈时事疏》篇，“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谋富强”，主张变法维新，思索救治之道。名僧八指头陀是其好友，闻之慨然赠诗：“一疏惊天劾大珰，不妨风雅更清狂”。第二次是在1901年，也就是庚子“义和拳”大起，各国联军动怒犯京，在有了《辛丑条约》之后，吴保初复入京，主动上疏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其书“辞旨切直，天下忌之”，连梁启超看了也不禁慨然万分，谓“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公子意气可见一端。金克木先生这篇短文之缘起，大概是读了黄山书社出版的吴保初诗文集《北山楼集》。如今，知道吴保初的人确实不多了，屈指算来，若以吴保初卒于1913年算起，忽忽近百年过去。
某年秋末，在古城扬州景秀迷人的“个园”小住，得遇吴公子保初之孙吴业新先生。品茗以对，漏夜长谈，始知吴保初的《北山楼集》一书，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归后所自辑，其中收古近体诗一百二十三首、词四首，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刊印，吴之门生陈子言所编定，上下两册，发行两千本。《北山楼集》扉页刊有吴保初之半身照，西装又博士方冠，其新潮之状，之于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形象，风马牛而不相及。
吴保初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说起来，也是正统名门之后。吴长庆当年为李鸿章所重用的人物之一，“是淮军中的儒将，亦是淮军中罕有的比较廉洁的君子”（高阳语）。袁世凯尚未发迹时，曾在其手下谋事。光绪十年，吴长庆奉命移防金州，其时已病，袁世凯以同知办理营务处，“所作所为，不为吴长庆留余地”。张謇等人将袁世凯大骂一顿，并作书致袁以绝交。年仅十六岁的吴保初则渡海探父，并“割肉疗亲”，其孝举感动了许多人。吴长庆病卒后，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向朝廷上报其事，褒奖吴保初，授主事，补刑部山东司主事，后改任贵州司。吴保初虽仅官拜六品，但在刑部任上“勤于吏职”，名传一时。
辞官后的吴保初，居家上海，经济拮据，典衣留客，行吟忧伤。袁世凯一时生怜悯之心，在津门，曾力劝吴保初入京复仕，并谓“当月致千元”，而开出的条件却是“不得议政事”（章士钊语），却遭到吴保初的拒绝。其实，任何人的钱都不可轻取，惟袁世凯手中的花花银元，吴保初尚可拿得“心安理得”。袁世凯系长庆先生之义子，与吴保初有手足之谊，章太炎形容“两世恩旧，情逾昆季”。也可这样说，倘若没有当年吴长庆的有心栽培，初入吴军的袁世凯，之后也不可能飞黄腾达。吴保初深知袁项城为人秉性，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作诗云：“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可见袁世凯的银元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而良知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或将远远超出这区区千元可接济的范围。清末四公子，其中三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好，最有名、也是最惨烈的当属谭嗣同，被戮杀于北京菜市口。吴保初则因“贫至无法买药”，在沪上，叫号而绝，年仅四十五岁。
作为名门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的不幸结局，在天下百姓眼中又何至于如此？吴保初官阶不高，在刑部任上，“勤于吏职”，但仰仗其父对朝廷的赫赫大功至少也能混得有模有样。荣华富贵且不去说，至少衣食无忧、以车代步乃阔绰有余也。吴保初一生擅诗词，喜女人，自号“瘿庐”，楚楚动人的彭嫣为其姬人。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俯仰身世，托之于诗”，抑或与沪上娆媚动人的官妓调情，抚琴饮酒，唱和吟对，尽得一时风尘之欢。若在今天，不少人恐会这样想，更会这样做。这类事从来亦不鲜见。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吴保初置头上花翎于不顾，毅然摒弃了这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以其夫子自道，慨人生万千。尽管他“忧”的是一个日落西山的清政府，然民族生死、自强之大计恒生于心，屈子遗风，犹可见也。1903年元旦，吴保初作诗示其两女，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之句，并嘱咐女儿不要学他，自己之所为不过是“徒空言”而已。吴保初膝下无子，惟两女，长女弱男，次女亚男。弱男之夫即大律师章士钊。
中国所谓的“士”历来是很特殊的一群，入世或出世，出世复入世，其矛盾心理始终如阴云而不散。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良知”，根据个人的理想价值判断来批判不合理的一切；另一方面，则由于“弘道”在肩，一旦被“势”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便开始转而走向“内圣”，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点，吴保初倒是身体力行，做到了。不过，他出身武门之家，却同样有着“名教”的传统。所谓“名教”，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其功效在于维护群体的秩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从吴保初《陈时事疏》及后来的《请还政疏》两奏折中就可看出，虽然“披沥直陈”，其目的却是为了“挽人心而延国命”，毕竟那时大清江山已坐有二百多年之久，吴保初本人也认为这是“直言所以竭忠”。
正因如此，吴保初一直称自己是“不祥之人”。这话对朝廷来讲，说得一点也不错，此人竟敢要让真正的“第一把手”弃权让位；而于吴保初本人，其忧患之心，乃至绝迹仕途，则是一个小人物挑战大人物的“狂夫之言”，让天下人皆惊。所幸吴保初官位不高，加上李鸿章暗中保护，慈禧太后总算给了吴长庆这位“武壮”（谥号）后人一点面子，否则，像谭嗣同那样喋血菜市口亦未可知也。
吴保初两次上疏的最大症结，在于奉劝慈禧太后让位于光绪帝，“皇上一日不亲政，则外间谣言一日不息，而外夷乘机挟制之心，乃反藉以为口实”。刚毅乃慈禧太后的心腹，自然不可能将奏折送上，况且当时的“拳乱”实为慈禧太后在背后所操纵，为世人而有所不知。吴保初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士”，他把“维新变法”的理想寄托在毫无政治经验和手腕的光绪帝身上，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是有点“见识不足”。光绪较之于慈禧既显得太年轻而又缺少章法，再加上康有为等人的“急进执拗”，袁世凯的虚与委蛇，“百日维新”只能酿成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杀身以成仁”的不幸悲剧，光绪本人也像后来的张学良一样成了一具政治幽灵。
史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称慈禧是一个深通统治艺术的人，“能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所以，慈禧能够统治大清帝国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在唐德刚看来，光绪帝也不是没有机会或可能来推行变法，他应当首先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然后再伺机行事，却不能光有几纸诏书，让朝野“莫知所适”，有点迫不及待，这个办法不行。康有为当时未能认清这一点，吴保初也不可能认清这一点，他们也许都是在帮倒忙，其结局自然为他们始料而不及。不过，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让历史回头再来一次。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清流”，每当政治和社会出现某种危机时挺身而出，彰显良知，发不平之鸣，其浩然之气长留于天地间，真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不少后来者慨然于心，并起而效之。
孔夫子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余英时先生反其道而言之：“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让“庶人”批评或批判之处，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更何况那个腐败“鱼烂”的清政府？吴保初秉书直谏，言他人所不敢言，体现了孟子“处士横议”的清流传统。就清代而言，顺治、康熙两朝在政治上较为清明，其中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能够“广开言路”。康熙六年，有一位名叫熊赐履的湖北孝感人，是顺治十五年进士，借皇上屡诏天下名士直陈政事之机会，抨击“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的部院大臣，见“树义者谓之疏狂”，见“任事者目为躁竞”，见“廉静者斥为矫情”，见“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快”，其语直指当时之积弊，尖锐中肯却未招杀身之祸，可见当时政治上的某种宽容。
同为清末四公子，吴保初与谭嗣同的性情最为相似，尽管两人始终未能谋面。不过，吴保初则又非谭嗣同“舍生取义”之同道，他只寄希望于“圣人择焉”。这固然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却也反映出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愚忠”的另一面。当局者历来有一种“施惠于人”的良好感觉，总以为是他们在“替天行道”，所以，丁酉年因应朝廷下诏求直言，吴保初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途受阻，也就无怪其然了。
吴保初乃性情中人，一生慷慨，轻财好施，喜交天下豪杰。康有为在墓志中记述：“母王太夫人遗财丰溢，君散以养士恤孤，舍田千亩为义塾恤族。”戊戌变法失败后，吴保初愤然写下《哭六君子诗》，有“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之句，并发愤“为亡人讼冤”，这也是他在后来之所以对维新、革命两党的活动，多有同情和支持的缘故。吴保初直言上章，弃官不做，其短暂的一生，赢得不少旧雨新知的尊敬。在沪上，时海内外凡有识之士，无不造访先生，“偶及国是，抵几纵言，亢直痛切”，闻者仍兴起而忿然。
章太炎与康有为素有不和，在对吴保初的态度上却相一致。章太炎曾有一首五律诗，起句便饶有意味：“渐识吴君遂，高情奔直庐。”高阳注解：“‘渐识’者积久而始知，隐含有过去的渺视之意。大概章太炎先以为吴保初是纨绔一流，以荫得官，不过普通富贵人家子弟而已。‘奔直庐’即辞官，章太炎许之为‘高情’，而亦因此改变了他[1]对吴保初的观感。”当然其中亦因轰动一时的上海“苏报案”，“……太炎亦在狱中。狱内外营救协助等事，先生均力任之”。吴保初病逝，章、康二人，一个为之作墓表，一个为之作墓志，可见吴保初的人格魅力和影响。
吴保初在京任官时，与梁启超、文廷式等人交好，政治见解受二人影响较深。梁启超二十四岁初进京时，即受到吴保初的赏识，被视为“奇士”，“吾友梁任父，飘零真可怜。少年入京国，下笔挟风雷……”（《送任父之申江》），在保初先生的力荐之下，梁得以进入自强书局，遂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吴保初病逝之后，梁氏作诗以挽之：“君遂之节如其才，呼天不应归去来。海枯石烂诗魂哀，吁嗟吾国其无雷。”《饮冰室诗话》中梁氏又称吴保初“以节气闻一时”，后自己亦因从政屡受挫败，心灰意冷，晚年遂转而研究学问，其心境与保初先生“行吟泽畔，一发于诗”（康有为语）毫无二致。
1913年2月21日，吴保初因患风湿病殁于上海，葬于静安寺第六泉旁。上世纪40年代迁至江苏昆山佛教公墓，而今因规划发展需要，其墓恐早不存焉。一代名士“人往风微，音沉响绝”，但又能勾起多少今人的满腹心思，抑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真是很难说了！
注释
[1] 高阳著《清末四公子》，华夏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273页。
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清末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两股革新力量，即革命党与立宪派。二者“皆以救国为目标”，但手段与方法不同，前者主张革命，后者力求改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派始终处于思想对立交锋中，相激相荡，终演成一场革命与立宪的论战。革命党以孙文为领袖，重要人物包括黄兴、宋教仁、汪兆铭等。他们认为清廷为异族所建，应予推翻，惟其如此，才能“建立民族国家，再从事民权和民生主义的建设”；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不论在戊戌变法时期，还是之后掀起的立宪风潮，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为张本，以期改变国家的政体。从历史的脉络看，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几乎同时发生，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两大主要力量，只是后来革命党大获成功，民国肇建后，立宪派的作用被隐而不彰。
早在1900年，孙文、陆皓东等人一度北上，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力陈“平治六策”，提出建立议院、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建议，却未获采陈；及至中日黄海大战失利，孙文等人“知和平方法无可实[1]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遂走向激进的革命之道，前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鼓吹民权，号召推翻清廷。康有为虽然主张保皇，又明言实行虚君制，1898年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明确宣示宪政目标，“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对于如何改变政体，立宪派反对武力革命，“渐进的改革似乎是梁启超理想的‘正途’”（薛化元语）。从这一点看，“清末两个革新力量，既然都明确主张民主宪政，据此可作一推论：它们任何一方成功，中国都应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只是在事实上，并非那样简单。
清帝退位前，康、梁二人一直想假清廷之力来实现宪政，梁启超甚至提出“开明专制”的想法。但在孙文等人看来，康有为等名为保皇以求“革新”，实为“延长满洲人之国命，续长我汉人之身契”，公开指责康、梁等人为“汉奸”。1907年，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等人在日本创建“政闻社”，并在沪上刊行《政论》月刊，推行立宪运动。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遭革命党人闹场，1907年10月25日，章太炎记述其事：“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2]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有历史学者认为：这一幕全武行的上演，表明革命党人的情急之状，在这些人看来，“立宪运动足以麻痹国人的革命思想。而立宪一旦成功，革命即有被历史埋藏的危险”。
从1907年到1911年，这四年中，立宪党人所发起的立宪运动，可谓有声有色。四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对民主思想的启发和传播，实有重大贡献”，一改传统的上书朝廷的办法。特别是1909年9月各省咨议局的选举，成为中国的第一次民选，而选出的议员，素质良好，声望颇隆，虽无实权，却也具备揭露民隐、为民请命的抗争精神。《政闻社宣言书》揭橥四大政纲：第一条“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条“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条“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条“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政闻社的主要目标是速开国会，加速立宪，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坚持认为“革命决不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语）。1908年2月，政闻社主要骨干张君劢、徐佛苏等陆续返国活动，并将其总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分往各省组织请愿。清廷藉口政闻社中有“悖逆要犯”，将其封禁，但各地的请愿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先后出现鼓吹立宪的团体，如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等，立宪运动所激起的民众力量，以及对清王朝的某种绝望，实际上是给后来的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兴中会等1905年合组为同盟会，其政治诉求即孙文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多次组织武装起事，试图推翻清政府，均未获成功。同盟会罗列清廷三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以“假立宪”而欺骗国人。孙文等人的革命目标，虽不乏反帝因素，但“反满”才是革命的主要诉求，因为只有“反满”，才能“较其他任何口号更能将革命阵营中不同意见的人结合在一起”。
革命党驳斥保皇立宪之说，并不排除“是革命党人争取政治新势力的一种途径”。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既是面对革命党的挑战，也是迫于立宪派及朝中人士的巨大压力。对于一个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皇朝来说，“清廷能够接受立宪，已经不易”。从各国宪政历史看，以日本为例，1868年明治维新，并未同时立宪，“中间经过1876年的民权运动，到1882年的明治天皇才宣布立宪，又隔了七年之后到1889年才颁布宪法，前后经过二十一年”。立宪派要角之一张謇对“立宪宜渐进不宜急进”有过一段自己的看法，“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在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言多，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香港学者严静文认为：这种一尺一寸，一点一滴，不求急功而又坚韧不舍的态度，实为创建民主宪政的秘诀，“民主是最娇嫩的花草，她只能在和平的土壤上，和祥的氛蔼中生长，用力稍过立即摧折。立宪由奠基到成熟，是集腋成裘，将一块块的毛皮连缀而成，[3]不是用整块毛皮制裁而成”。
有学者在总结“立宪运动”的贡献时，认为主要在于推动民间的觉醒，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尤其资政院、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对于伸张民权、约束地方督抚权力，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立宪派利用报纸和杂志作为阵地，四处出击，不管是批评清政府的政治举措，抑或号召群众参与政治事务，都可说是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放，深藏于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潮，将清廷推翻”（张朋园语）。
辛亥成功后，民国元年南京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内阁名单中，九位部长之中立宪派占有六席，革命党只占有三席。及至袁世凯称帝，“立宪派乃知耻发奋，首先攘臂而起，护国讨袁”。一般认为创造中华民国的是革命党，恢复中华民国的则是立宪派，其中的反复与曲折，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吊诡之处。
注释
[1] 孙文《伦敦蒙难记》，《国父全集》第二册，第6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订，1973年6月初版。
[2] 《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上册，第370页。
[3] 《中国民主宪政之破灭》，刊于1970年9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五卷第九期，第34页。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
辛亥革命肇启中华民国，这到底是朝代循环，还是一场革命，尝有辩议。
在某些史学家眼中的“辛亥革命”，不仅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还包括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系列“革命义举”的全过程。以甲午之战败后，割地赔款、八国联军入京等一系列事件，致使“民心激愤”，朝野人士纷纷要求政制变革，以及立宪派与革命党对立与冲突等等，作这样的理解未尝不可。但在事实上，所谓“革命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唾手可得，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而当时的“革命”，在清廷看来，不过是一次次乌合之众的“造反”行为，手段为传统的暴力。清廷对此防范甚严，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频仍“起事”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秘密社会的一系——会党，即所谓的“洪门”，亦称天地会，或三点会、三合会。秘密社会的另一系在北方，即白莲教，“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
[1]南”。
革命党与秘密社会江湖会党结盟，最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目标”相近，彼此互为利用。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读就是“一心复大明”；革命党志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对洪门“一心复大明”不以为然，然在推翻“异族的统治”，则以为“与吾党无殊”。孙文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述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起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所谓明末遗老“誓不臣清”，实际上，就是不愿与征服汉人的“鞑虏”为伍，满汉势不两立。至康熙年代，清势渐盛，反抗屡起屡蹶，“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2]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
及至清末革命，兴中会主要骨干陈少白、尢列、程奎光、朱贵全、丘四、谢缵泰等人，都为会党中重要分子，“当时孙中山的左右手，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孙文本人于1903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首领）。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称“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其他城市，皆有分堂；在日本，称“三点会”、“三合会”，革命党人“拜正”者，即入会，在当时，就有冯自由、刘道一、秋瑾等人。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者也不在少数，另有一部分人，则加入光复会；“光复会”陶成章等人意在浙江起事，首先联系就是[3]洪门九龙山。洪门组织十分严密，开山立堂，结拜兄弟，向待盟外人为“风仔”，凡未加盟者，概以风马牛视之。
从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可以知道，洪门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杀人曰洗身，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参谋曰[4]纸扇，干事曰草鞋，等等，不一而足。洪门仿效梁山，但也有改进，只留三十六“天罡”，不要七十二“地煞”；结义时烧三把半香，“头把香，效法羊角哀、左伯桃结成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桃园三结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把香，效法梁山一百零八将；半把香，义气不寻常，单雄信不投唐，秦琼泣血哭留半把香”[5]。洪门由“汉留”组织演进而为反清的“秘密团体”，一直被清廷视为夙敌，“如发觉即抄家灭门”，故在城中难以插足，往往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1905年孙文等人成立同盟会时，同样设有联系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何物？答：中国物。何事？答：[6]天下事！仿若洪门，毫无二致。问：你来做什么？答：投奔梁山。[7]问：来梁山做什么？答：行仁结义。问：有咒无咒？答：有咒！其声其势，何其相似乃尔，可见渊薮于此。
孙文立志革命，加入洪门，一部分原因是少年时代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启发；另一部分原因“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冯自由语），就是扩充势力范围。不论当年的洪门会党，还是后来的革命党，在“反清”这一问题上志同道合，声气相通，正如孙文在自传中所说：“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所谓的先民，“自然包括了深受明末先贤行谊影响的会党中人”，而洪秀全起义或国民革命运动“于思想启发上多受其赐”，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间的渊源，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两者手段相同，以所谓的“行仁结义”来策动推翻异族的统治，或用革命党人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欧洲革命，有绝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国自有革命以来，都是一面唤起革命的民众，一[8]面组织革命的军队”，此话出自汪精卫1927年6月30日的一次演讲，核心观点却是孙文的。
洪门会党的势力，以山堂为中心，清代的山堂，前后有四十七个。自1673年至1909年，洪门会党策动或参与起事八十五次，其势力主要在中国南部及中部某些地方，“它的触角实已伸展到全国各地”，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洪门”。毕竟是民间秘密结社，其性质相当于谋反，必遭清廷派兵剿办，“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唐德刚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1895年的广州之役，还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足见革命党与乌合之众的会党相合流的弊端。
1905年，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秘密成立，开始重视与留日学生的接触，孙文在布鲁塞尔时就说过“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
[9]生”。但事实上，重要的起事，仍多运用会党的力量。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统计，1906年至1911年间，重要的起事凡二十四次，确知利用洪门会党力量的，最少有十二次，然无一成功者。辛亥革命发生前，在清廷而言，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灃主持，而载灃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亲王，如此一个非正常的“鱼烂”王朝，控制能力自然日渐式微，再加上民间的觉醒，甚至可以笑谈一枚炸弹在汉口俄租界意外发生爆炸，酿成重大事端，历史才被改写，千年帝国“一跃而跻共和”。
辛亥革命的社会参与者是广泛的，其中有知识分子，有工商界人物，有军人，有官僚，有立宪派人士，有华侨，“军人和会党则为革命所借助的主要武力”，如通信联络、侦谍暗刺、筹款劫杀以及敢死队等，“均由洪门会友担任”（梁崧甫语）。有论者认为“在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从秘密社会中吸收革命的群众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重要起事先后有五次，“均曾藉用会党的力量”，这自是革命党人精心策动的结果，但利用洪门长期的反满意识，并透过会党组织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目标”，才是他们“革命方略”之真正所在。
晚清有立宪与革命之争（当然亦有互动），“改革派主君主立宪，用上书或请愿的和平方法；革命派主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用暴力或暗杀的方法”（张玉法语）。太平天国初起时，洪秀全、林凤翔、石达开、杨秀清等皆为会党中人，后因教义上的冲突，洪秀全才开始清除太平军中会党分子。而孙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即脱胎于前此二百年前的会党反满活动。孙文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特别介绍洪门，称赞洪门会党那帮人“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10]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洪门中一些人，被称为“老革命党人”，可见革命党人“始决倾覆清廷”的“壮志”其来有自，不同的只是，他们不以“复明”为夙愿，而意在创建“共和”；然以事实归，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出，纷争大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共和”不幸成为民国之后的一个乱源所在，正如香港学者许行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后，清廷被推翻，洪门失去反清的意义，“其群众又为乌合，不为正统社会所容”，遭到新政府压制，洪门会党遂退为幕后势力，成为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群众基础。惟革命党人的“会党意识”至此未绝，打打杀杀，及至“二次革命”，以武力手段为解决政争之开端（梁漱溟语），竟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方向。
注释
[1]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丛刊本《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9—111页。参见魏建猷主编《中国会党史论著综录》，上海市历史学会1984年内部资料，第1页。
[2]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0—171页。
[3] 梁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第214页。
[4]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第38页。
[5] 梁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第208页。
[6]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一版，第277页。
[7] 参见朱琳编《洪门志》第十五章“开山仪式”，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27页。
[8] 汪精卫《武力与国民结合》一文，收录于《汪精卫全集》（一），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初版，第1—2页。
[9] 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35页。
[10] 《国父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2月初版，第1—20页。
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1905年，即民国前七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各派反满势力在海外的一次“振衰起敝”，即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以大陆史学家章开沅的研究，以“同盟会”作为政治社团的名称，显然是受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等创建的‘国民同盟会’，而后者对中国革命志[1]士的影响最大”。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推举三十七岁的孙文为“总理”。以美国学者李大陵（Ta-ling Lee）的看法，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革命运动实质的扩张，同时也显示革命思想向前迈出一大步”。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崇尚革命的势力于此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在此之前，“革命团体里面的成员，并不是很团结的”（台湾学者罗若湘语），革命目标也不统一。
如之前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为“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华兴会是“同心扑满”，后两者的“革命目标”旨在推翻“满清”，与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党的政治目标庶几相同。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首先通过了“革命宗旨”，统一了目标，其次，把民生主义的理念纳入同盟会誓词之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革命目标与方略既定，如何唤起国民“同心戮力，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章太炎语），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经费”。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需缴纳一元（日币）会费及年费，但有限的会费，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尚且成问题，若要策动一次武装起事或资助非同盟会员的反清行动，缺少足够的经费，无异于纸上谈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2]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
因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历次起事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领导人，也意味着，这些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经费究竟可以从哪里来？一、东京本部会员与会费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文尝谓“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3]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六集中，披露民前五、六、七三年（1907、1906、1905）的会员数，为九百六十人。若干年后，台湾学者蒋永敬在“党史会”所查见的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册原件（1905—1906），[4]计九百五十六人，1907年以后会员不在其中。从史料角度看，这两个数字出入并不大，章太炎出狱后赴日任《民报》编辑，在自订年谱中也说“时孙逸仙与善化黄兴克强，已集东京学子千余人设中国同盟
[5]会”，也就是说，至1906年加盟者至多千人，绝不能逾万人，这个数字的多少，关乎当年会员会费及捐款数目，若不昧于史实，应以名册原件为准。
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员，大都为一腔热血的留日学生，年龄以二十至二十五岁占绝大多数，分别来自国内十七个省份，甘肃除外，这个省当时没有派出留学生。东京同盟会成员，既属于本部，也属于各省支部，“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对两方面都得缴纳入会费、年费及捐款”。最初章程规定入会费为日币三元，后改为一元，年费亦为一元；而“基本捐”则因人而异，年入在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五，年入在一千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十；另有“特别捐”，数目由同盟会总理决定[1905年总章，第十四条（二）至（五）款]。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东京本部会员中的留学生，平均月饷约在十元至三十元之间，除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之外，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余钱。于是1906年修改程章，规定入会费为一元，此亦包含了他们应捐给本部的数目。
1906年11月22日，孙文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函中，曾经预计本部每月经费之需在日币数百元。以已故海外学者郑宪的看法，“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他的意思可能也仅本部的公务预算而言”。这一年冬天，反满秘密结社哥老会在湖南、江西相继起事，即萍、浏、醴之役，同盟会得知这一情势后，派人潜返国内响应，力图扩大起事的成果，并从事“破坏任务”。在这一时期，留在东京未走的会员，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
所谓“破坏任务”，包括“联络同志、考察民情、侦察清兵、游[6]说官吏、离间朝野、发露暴政、结合外情”等十一项，分别由本部或国内外支部所派定，自然需要巨额经费的支持。但同盟会初期“革命经费”并不充实，仅靠会费及有限的“基本捐”去“实现革命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同盟会会员“常常为了公务而自掏腰包”，同盟会元老之一张继这样回忆过：他们不只是以从事革命活动时向公[7]家要钱为耻，还常以私款捐助孙文奔走海外进行募捐活动。
除会员之外，依照同盟会章程，国内外支部有上缴东京本部部分经费义务，但由于各地支部的经费，或因困窘，或因直接支助军事起义，到账者可说微乎其微。二、《民报》一度获捐不少经费《民报》正式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其前身为华兴会田桐、程家柽、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8]那》，此时易名为《民报》，为胡汉民所建议。长期以来，孙文一直认为的国民革命运动，无外乎立党、宣传与起义，三者缺一不可，方能克竟全功。宣传之重要，即在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民报》之得以顺利出版，来自湖北襄阳一富家之子的同盟会会员刘公（名湘，又名柄标，后改为公）“确曾慷慨捐助”，不足之部[9]分，分别由会员认捐五元。
孙文的“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后期以及同盟会成立时的誓词中，已有所表达，但正式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提出，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民报》第一号目次页印有四句话，即：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如此相提并论，看起来有点像“大拼盘”，却也显现出同盟会与《民报》当时的理想价值取向。《民报》初期，或许因先前《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故，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发行网，再加上一时间来自各地同盟会会员和非同盟会会员的捐助，其经费未成问题。《民报》售价零点二元，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前数期多次再版，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由于国内的大量需求下，发行额[量]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第一号出版不久，即发生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会员陈天华愤投大森海湾自溺事件，引来学潮。陈天华的悲情投海虽与《民报》发行量无关，但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刺激了反清仇日的情绪。自《民报》不定期出版，“捐款便源源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不算太大。大约《民报》初出版的一年中，从东南亚或欧洲等不同地方来的十五笔捐款（包括个人或机构），共为一千二百一十元”。
1906年底，《民报》举办周年纪念大会，出席读者达六千人之多。现场有人呼吁捐款，响应者众多，共一百八十一人，收得捐款七百八十元。其后，又有来自加拿大、旧金山、南洋和其他华侨区的二百三十笔个人或机构的捐款，共计六百七十元，另有一点五英镑。此时《民报》已成为革命党组织象征性的中心，“同志经常在这里见面”。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出境。此事背后的真实原因，系丙午萍浏醴之役失败后，“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被清廷发觉，清吏如张之洞、端方和岑春煊等，都认为此役系哥老会与同盟会共谋，因此下令缉拿同盟会的首要分子”，并认定“祸本”乃流亡日本的孙文，遣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回国。日本政府周旋于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使两面手法，可以不抓人，但要迅速离开日本。清政府的这一行动，除迫使孙文再次逃亡，还直接导致了《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因此而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筹措自足的经费——这是章太炎后来说的。
孙文被迫离开日本前，曾留下两千元于《民报》，其余八千拟作发动惠州之役的经费，此款来自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捐助。章太炎却认为这一万元应全部交给《民报》，后又得知日本政府曾支孙文五千元，章氏更加不满，认为这是孙文得日本人贿赂，而且未经众议，“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提议免去孙文的总理职务，而以黄兴继任之，张继、刘师培、谭人凤、田桐等人出言附和，惟庶务刘揆一挺身为孙[10]文辩护，因之与张继扭打成团，同盟会内部风潮于焉既起。
东京本部及《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幸此时会员程家柽受清廷肃亲王善耆之托，携万元来到东京。关于此事存有两个版本：一为通款于革命党，希望革命党人因此而能停止“革命活动”；二为仅献诸同盟会，并无其他条件，“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冯自由语）。同盟会本部（刘揆一、章太炎等人）决定接受这笔钱，“但显然的，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反满活动，并且还把这笔钱用到革命运动上”（郑宪语）。不过，这笔钱到底有限，很快告罄。为维持《民报》，陶成章拟赴南洋招股。孙文及东京部分人士加以劝阻，谓“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资本家”，让陶不要去。陶未加理会，仍于1908年8月成行。抵南洋后，陶要求孙文支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孙未筹定，交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因此不满，与孙争持不下。陶又要求再筹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孙推言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此经费问题后导致同盟会内部再次出现分[11]歧，甚至引发第二次倒孙风潮。不久《民报》被封，东京革命党人失去自己的“中心”，近乎一盘散沙，这也是参加第六次起事失败从新加坡回到东京的黄兴和林文，之所以要成立一个新的中心机构——“勤学舍”——的主要原因。《民报》与立宪派党人康梁论战、进行反满宣传，“革命的声势因之益振”，在清廷再三要求下，1908年10月19日，日本内务省下达命令书，封存了《民报》第二十四号。章氏法庭抗争未果，反被判处罚金。至此，《民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一年后，汪兆铭负责出过两期，此时同盟会内部已分裂，拟往他国再办的计划流产。三、发行革命债券与募款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成功，六年间，有过九次重要的武装起事（此不包括哥老会、光复会、新军炮兵营等个别的起事）。其中1906年萍浏醴之役，乃会党所为，严格说来，非同盟会主谋（有人参与）。其余八次：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防城之役（1907年9月）、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钦廉之役（1908年3月）、河口之役（1908年4月）、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分别为同盟会孙文、黄兴、胡汉民、黄明堂、倪映典等人所策动。
八次起事中，孙文本人亲自参加的只有一次（之前一次系兴中会时期，1895年10月广州第一次起义），即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之役。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早在1895年，孙文就被香港当局所驱逐，1906年、1907年又分别被日本和越南政府所驱逐，“由于他不能在香港、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立足，遂将前线的革命活动工作托付给黄克强[12]和胡汉民，自己则从事组党与募款的工作”。
孙文一直相信发行“革命债券”可筹得一定的款项，同盟会成立后，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实售二百五十元，债券持有者可由在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获得担保，一俟革命成功，即分五期在每年底以五分之一的本金加利息摊还。
此次“革命债券”拟在南洋筹款二百万，东京本部会员中有父兄在南洋经商，“都答应购买，并表示愿意怂恿亲朋好友大量购买”。然而，富商们的认购并非期待中那么踊跃，其中有一个说法：发行债券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干涉。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华侨富商与一般底层的华侨有所不同，当时“他们视同盟会革命党员如‘恶徒’，认为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宁可与暂时失势流亡海外的立宪保皇党人联合，而不与没有官位、被清廷斥为‘盗匪’的[13]革命党人相交往”。
出于对一些富有华人募款的失望，1905年10月，孙文托西贡的法国朋友李安利（Z. Leoni）印制了四盒“革命债券”，债券一面为英文，一面为法文，试图转向外国人筹款。1906年2月，孙文在法国稍事停留，“显然此行是在向法国金融界推销革命债券或交涉一笔大的借款，正如他在同盟会后期几年所想做的一样”（郑宪语）。
发行“革命债券”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孙文将这批债券运交香港支部负责人冯自由暂时保管。1907年初，革命党中止了在广东的一次起事计划，同年5月，黄冈之役失败，部分债券被用来支付“同盟会旗帜下动员的志士的费用”。年底，策动镇南关起义，孙文指示冯自由将所剩债券送交河内总部，未料被海防、海关查出并没收。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同意归还这批债券，孙文将债券带往新加坡，又被当地警察发觉，孙文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将其付之一炬。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以孙文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二十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安南（即越南）和暹罗（即泰国）约六万，加上一笔一万元来自河内的借款，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约三万元，马来亚一万元，日人铃木等助一万四千元；另一笔钱来自一位“同志”，独捐五万元，孙文自垫一万五千元（其中一千元为孙文平日积蓄及孙家变卖珠宝所得）。所谓一位“同志”，孙文在致吴稚晖信中不便明说，因此人当时仍具清廷驻巴黎公使馆商务专员身份，此人即性格侠义、体弱足蹩、不良于行的张静江，孙文称他“革命奇人”。
筹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租船和接运、花红（即赏金）、来往川资及善后抚恤等，二十万的数字，“相信是比革命党实际筹用的总数为低”。至1907年9月防城之役，革命党人已用尽所有的“革命经费”，此后即依赖西贡与河内华侨的支援。1910年2月广州新军之役，所用经费三万元。役前孙文正在美国组建三个新支部（洪门会员为主），接胡汉民“新军起事计划”电报，自信在两月之内可筹得港币两万元。实则汇来：纽约三千元，波士顿两千元，芝加哥两千元，旧金山一千元；不仅如此，旧金山的钱寄达香港时，起事已失败（前后共两天）。亏得甫入盟不久的新会员李海云以“毁家赴义”之勇气，尽提其父在香港所开远同源商号（汇兑公司）现款两万余元，献诸革[14]命党机关部，才使起事得以进行。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为同盟会倾全力以攻占广州为目标的一次起事，也是八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15]（泰国）和安南（越南）两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
武装起义的最大成本，固在不惜血流或生命丧失，同时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两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两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两千两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两千两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16]合应三万元。这应当还不是全部，激战一月，补充枪械及弹药似未提及。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八次起事的经费，约在四十七万九千港币，捐助者主要为海外华侨，分布地区亦较广。台湾近代史专家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的捐款数目有过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列第一；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列第二；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列第三；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列第四；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元，列第五；旧金山一万一千元，列第六；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列第七；纽约华侨四千元，列第八；第九、第十分别为芝加哥和波士顿，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以上数字与实际支出相差十六万之多，未包括革命党人自行出资以及其他的“零星捐款”。这两个部分的款项不会在少数，如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就独捐五万元；潮州地区会员萧竹漪抵押田产数千元，全部捐输“革命”，糖场商人会员蔡乾初捐款十次以上，直至破产。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为起义善后额外支付的款项，恐亦未在统计之中。河口之役败后，哗变起义的新军退至越南境内，被法越殖民政府缴械、拘留、遣送至新加坡者，先后有六[17]百余人，陈、张二人“尽力解决衣食住宿问题，所费甚钜”。
在零星捐款中，有一笔来自台湾的三千元，为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外甥林熊徵在管家蔡法平的游说下所捐。这笔钱并未直接寄到香港统筹局，而是半数购买枪械藏匿于在福州的日本商号，另一半则用作福建革命党人奔走于香港等地的川资（路费）。四、给捐助者开出的“特殊待遇”
革命党人为筹措起义经费绞尽脑汁，四处奔走，手法多端，但总的说来，“终不如向华侨劝募为可靠”。
虽然在争取华侨富商支持方面乏善可陈，但香港富商李升之子李纪堂、西贡法华银行买办曾锡周、曾的同事马培生、堤岸（西贡“唐人街”）百货店“广逢泰”老板李卓峰诸人，均曾各助数万，“惟此情形并不多见”（蒋永敬语）。当年捐助革命党活动的积极人物，辛亥之后，不少被征召，如李纪堂，民国九年广东光复，被广东督都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后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卓峰被临时大总统孙文颁以“优等旌义状”，后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
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1908年春，河口之役紧要关头，代理河内机关部负责人胡汉民急电在新加坡筹款的孙文，谓若得十万元，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孙文接电后，立即致信马来亚的邓泽如、黄心持（1908年5月20日），委请二人再次游说吉隆坡实业家、“同志”陆秋杰和富商陆佑（字弼臣，经营矿业）设法救助，并承诺“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此信还强调“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之所系也……”
在清代，云南即以铜脉丰富著称，兼有铅与锌，为“有色金属”富集之地。《清史稿·德宗本纪》中有慈禧旨令前任云南巡抚唐炯督办云南矿务之记载。而此时，十万元即可换得云南全省矿业十年的开采权，这是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或者说，革命党人是否有权将国家资源随意处置，如此之大的利益诱惑，即便是那些对革命持怀疑态度者，焉能拒绝？然而，不知为什么，那位“弼翁”始终未有所动。六天之后，革命军失去河口。
河口之役失败后，同盟会革命党人元气大伤，“华侨所能资助者，已尽力而为”。以后的一年多，无一起事行动，其时正在新加坡的孙文，为筹措一千五百元的河内储藏革命军武器之费用，在仰光、曼谷、芙蓉（马来亚）等地奔走数月之久，才筹得区区几千元，同样是以发行“革命债券”而来，惟“优惠条件”较之以往要高，“予投资者总数的五倍偿还”。“这说明一件事实，中山先生在1908、1909年间，急需用钱”（郑宪语）。情急之下，孙文甚至想到要在马来亚去经营锡出口专卖，只是当地矿主对此反应冷淡，这一计划也终成泡影。
黄兴等人创办的“勤学舍”，其经费原本为在东京的各省支部所认捐，但大约半年之后，即至1909年春，开始难以为继，“各支部认捐的月费也竟而不缴”。黄兴以高利贷借款方式，月息达百分之十，勉力维持到这一年冬天，“终因债台高筑而解散”。黄兴为躲避债务而隐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达两月之久，“直至湖南谭人凤代借官[18]费三折抵借千金之后，黄兴才稍可偿还债务……”
1910年2月12日，六千新军反正，在广州起事。此役由于事先筹款大拙，而致“大队不能如期进城”。2月22日，孙文在致纽约同盟会员赵公璧函中称：“……省城之新军又归失败。此次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到省城，新军不得已而发动，动后[19]又无款，不能在外起援兵以救之，惜哉！”
在此前后，有一法国商人邀孙文赴巴黎与某资本家商谈一笔千万元的借款，这是同盟会为筹措经费而意欲尝试的一种办法。等孙文从新加坡赶到法国，才发现这位法国人不过是一“掮客”而已，“他根本不能影响巴黎的投资家”，只是想凭借个人与内阁大臣克里蒙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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