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托克维尔（Tocqueville,A.）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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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试读：
前言
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我最近发表的。这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但是，请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关于那段历史的书，已经有很多人写过，并且写得栩栩如生。在我，并不想重复别人的工作。
1789年，法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尝试与努力。在此过程中，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分为两半，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留出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十分谨慎，生怕在新的天地里混杂进一些旧有的东西。于是，他们给自己制订了一系列的限制，好让自己与父辈们相比，变得焕然一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明显地，倾注了极大的努力。
在这种有意的尝试中，与外人的想象和他们对自己的期待相比，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显得相形见绌。至少在我看来，确实如此。对于整个法国而言，有太多的社会遗产。这其中自然不乏民族情感、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思潮，它们共同构成了法国旧制度的主要部分。法国人民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承袭了这部分内容。甚至于，他们所发起的大革命，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也是那部分旧制度。虽然他们很不情愿，但客观的事实却是，他们使用旧制度的破砖碎瓦，建造成了新社会这座大厦。
照此说来，如果想要真实而又全面地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那么我们必须考察那已经死去并被埋葬的法国，且必须暂时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国悬置起来。在这本书里，我所做的努力便是这样一种尝试。但是我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艰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到后来的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君主制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并且陆续出版了很多著作。通过这些，各种历史事件的经过，过往时期的法律条文、风俗习惯、政党宗旨以及民族精神等等，都会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对于18世纪，我们中间却很少有人花同样的功夫去仔细研究。对于18世纪的法国，它那最为耀眼的光芒，已经清楚地射进我们的眼中；社会上，最为卓越的人物的历史细节，也尽收我们的眼底；甚至于在或机智或善辩的批评家们的引领下，本世纪最为有名的作家们的著作，也都一一为我们所熟知。因此，我们有相当的自信，认为自己十分彻底地认识了本世纪的法国。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各种制度是怎样实施的，各个阶层位于社会何种地位，人们怎样处理事务，以及那些受人冷落的阶级状况和情感，甚至于社会各界的舆论导向，我们只是大概地了解一些，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
虽然大革命把我们与那些旧制度分离，但是在时间上，我们距离它们却是相当的近了。因此，关于它们的核心，我试图一再地深入其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阅读18世纪的名著，我还研究了许多著作，虽然它们并不怎么出名，也不见得是上乘之作，但却可以真实地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人写了很多公共文告。通过这些，法国人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喜好。对于这些宝贵的资料，我全都仔细地阅读过。
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主要是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的省议会。查阅这些记录，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尤其是1789年的请愿书，我专门研究了一番。那份请愿书，是法国社会三个等级共同起草的，它的手稿多达数卷。法国旧社会的遗嘱和愿望，在这份请愿书中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在历史上，它是一份绝无仅有的文献。通过它，我们可以洞察法国旧社会最终的意志。然而，仅有的这些资料，在我看来还是不够充分。
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在一个行政机构相当庞大的国家里，很自然地，它们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整个国家的状况以及政府的统治手段，在政府的档案里都能获悉端倪。在法国的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到处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秘密文件。今天，任何一个法国人将这些秘密文件拿给一个不相干的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在18世纪，法国的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且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活跃在读者的面前。它要么支持，要么阻碍某种事业的进行。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至每一家、每一户，甚至于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都有它的影响存在。在公众面前，它总能通过各种方式，允诺或者给予许多。此外，它很低调，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那就是，几乎没有人担心将自己最为隐秘的缺陷暴露在它的面前。
有关巴黎和几个省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它们。结果，不出我的所料，在那些故纸堆里，许多活生生的旧制度，包括思想、激情、偏见和实践等，不断地被我发现。通过这些，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使用一种他们自己的语言，把他们最为隐秘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由此，很多旧社会的概念，未曾被同时代的其他人看到或者发现，但却被我有幸获知了。
今日法国已经展现出的显著特点，随着我这项研究的逐步深入，又从过去的法国那里找到了痕迹。这一点，颇让我感到惊讶。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情感、思想和习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它们源自于大革命本身。在那里，每时每刻，我都能触摸到当今社会的根系，它深深地植根于那片古老的土壤。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革命精神，随着这项研究日益迫近1789年，使我越来越能清晰地感受到，它是怎样形成、萌芽和发展的。它的性格和特点，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是它本身的风貌，在我的眼前，逐渐地显露出来，全面而又清晰。
在这里，革命进展的初级阶段，法国人民所作所为的种种缘由，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大革命的长远目标，在这里也可以多少窥视到。这是因为那场革命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意在摧毁过去的一切。而在第二阶段，对于某部分被抛弃的东西，法国人又想设法将其捡回。就像一条河流，在流经某部分河道的时候，猛然间沉入地下，但紧接着又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出现。就像人们在新的河道上看到同一条河流一样，旧制度中的许多法律和政治传统，历经1789年的大革命突然之间荡然无存，但是随后的几年间，又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关于这本书，我献给公众的目的，主要是想说明，为什么整个欧洲大陆都孕育着革命的萌芽，但唯独在法国爆发了革命，为什么从旧社会母体里自发产生的革命，却又要摧毁它的母体；最后，旧的君主制为什么会垮台，并且垮得那么彻底与突然。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与那些由旧制度造就的法国人亲密接触，我观察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本质；虽然随着历史事件的发生，他们已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却一直未变。在我的面前，虽然他们每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是我总能辨认出他们。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旺盛的精力，我情愿通过这场漫长的革命，在跌宕起伏的历程中，仔细探究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我所开启的这部著作，从思想的内涵角度来说，并没有真正结束。
1789年的最初时期，我首先要和他们一起共同经历。那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在他们那里，各种特权不仅要一网打尽，而且还要设立新的权利；非但如此，民主的制度，自由的制度，也是他们想要建立的。透过他们，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富有青春热情、自由豪迈的时代。尽管这一时代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由于其真诚地存在，人们必将永远纪念它。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这一时代的感染，那些想要腐蚀抑或奴役他人的人，终将难以安睡。
同样是这些法国人，但是到了最后时刻，最初的目的和自由，被他们抛在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奴役别人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到底是因为何种事件，哪些错误导致的呢？大革命推翻了旧的政府，建立的却是一个比原先更为强大和专制的新政府。这个新政府是怎样重新获取并集中了全部的权力，扼杀付出很高代价才换得的一切自由，留给法国人民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自由表象？这个新政府怎样让议会表决捐税权，堂而皇之地掩盖了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它又是怎样操控选举人，使得他们在既不能自由选择，又不知道真相，没有办法进行商讨的情况下，错误地把普选权当成人民主权？此外，国民的自治权，使得权利得以实现的种种保障，以及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权等，被这个新成立的政府一概取消。这些正是1789年大革命进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进程的时候，我将尝试着一一说明，以便让人们看清这场以伟大名义自诩的革命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真实情况。
在本书中，当写到法国人取得大革命的功绩，且新社会的曙光已经展露时，我将会做另外一些工作——认真地考察新社会本身，与旧社会相比，它在哪些地方与之相似，在哪些地方又有所不同？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依据这些，我尝试着预测一下我们的未来。
关于第二部著作，我已经写出了一部分草稿，但我不能确定，是否有精力完成它。这个问题，谁也无法保证。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比，个人的命运更加难以预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时机还不成熟，已经写出来的那部分还不能与读者见面。
写作这本书时，我时常警戒自己，不要带有任何个人的偏见。至于写作时的激情，我却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试想，当谈起法国的时候，想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要一个法国人自始至终保持一种默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每一个病人的死亡，不仅要搞清楚他的死因，更要弄明白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是怎样避免一死的。因此，我承认，新社会的种种，在我研究旧社会的每一部分时，从来没有被抛弃一边；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对于生命的规律，希冀在每一个坏死的器官内都有所发现。
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绘制一幅图画。它不但精准，而且还具有教育的功效。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以及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这些已经很少看见但又极为必要的可贵品质，每每出现在我所瞻仰的伟大先辈的身上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突显它们。
同样地，那些过往的弊端——曾经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和风俗中，无情地蚕食过旧社会，现在又以同样的方式折磨我们时，我也会毫无留情地将其揭露出来。这样，它们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恶劣后果，就会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而且只这一点，人们就会明白，今后它们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层，还是舆论、历史，不管他们多么让人敬畏，为了实现上文所说的目标，我不怕得罪他们。虽然这么做的时候，我深感抱歉，但我内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因此，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标，希望那些因我而感到不快的人能够原谅我。
在这本书中，我表达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观点，那就是，自由成为我个人的酷爱。为此，可能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指责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明白，在当今的法国，已经没有人再奢望什么自由了。
在这里，我恳请那些指责我的人，认真地想一想，其实对于自由的热爱，在我已经很长时间了，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在二十年多年之前，当论及美国的民主社会时，我就已经写下了人们今天将会看到的内容。而且，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有三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即将到来的黑暗中，已经为人们所获悉。第一条真理是，与其他任何政体相比，在那些贵族制已经不复存在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里，专制制度更能助长其特有的各种弊端，以至于它们沿着原本就要前往的方向继续发展，因此，与上述社会相比，专制制度所带来的危害，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相比；第二条是，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中，恰恰是上述社会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控制；第三条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时而剧烈地，时而轻微地，驱使着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对于这种力量，人们可以减缓它，甚至控制它，但是却没有办法战胜它。
种姓、阶级、行会以及家庭，所有这些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在这种社会里完全消失。只关注自己，只考虑个人的利益，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尽管这已经扼住公共道德的咽喉，并将人们逼迫到只见方寸的个人主义空间。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趋势，然而，专制制度却任之由之，而不采取任何抵制的措施。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公民身上一切共同行动的机遇，一切友好相处的必要，一切彼此的需求，以及一切共同的情感，都被专制制度毫不留情地剥夺。就像是一堵墙，专制制度把人们禁锢在个人的生活之中，这就使得原本就不怎么相互关心，只顾及自己的人们，变得更加冷漠无情，互不往来。
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担忧——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下降。于是，他们拼命地向社会高层攀爬。因为他们明白，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人们区别贵贱尊卑的方法，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金钱。由于金钱易于流通，不断地从这人手中，转换到那一个人手中，并提升或者贬低他们的家庭地位，无疑毫无例外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赚钱，使劲儿地积累财富。
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于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对于商业的沉迷，以及想方设法赚钱积累财富的欲望，将成为人们普遍的共同情感。在所有社会阶级之中，这种情感四处泛滥；甚至于在向来与此没有任何关联的阶级中，也有这种情感的影子。很明显，不采取任何阻止的措施，它就会渗透整个民族，进而使其腐化堕落。
这种情感，可以使人消沉，使人的思想一再地远离公共事务，并使恐惧长时间地占据人的心灵，只要他们一想到革命。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情感的肆虐，是得到了专制制度的帮助和支持的。专制制度时刻庇佑着它们，甚至为其提供发展的秘诀。这样，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之下，人们的贪婪之心，横行无阻，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占有不正当的财富。也许，这种情感会很强势，如果没有专制制度的话；但是它们独占鳌头，恰恰是因为有专制制度的存在。
与之相应地，在这样的社会里，为了防止社会沿着斜坡下滑，只能依靠自由的力量，依靠它与各种社会的弊病做斗争。实际上，由于公民的独立地位，使得他们生活在彼此孤立的状态中，他们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相互间变得亲密接触，也只能依靠自由的力量。这是因为，与发财致富的想法相比，只有自由才能促使人们发展出更为宏大的事业心，并且促使人们创造知识，辨别善恶，随时以一种更为强烈和高尚的激情，从沉溺于幸福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只有自由，才能使得人们每时每刻意识到，国家近在咫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让他们摆脱金钱至上的想法以及与个人有关的繁琐事务；也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友好相处，相互理解，并说服对方日益联合起来，感到彼此的温暖。
在一种民主社会里，如果没有自由，或许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慈父、守信商人和可敬产业主，甚至于最为优秀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最为腐败的时候，就曾一度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基督徒。这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不在尘世，而他们的宗教最为荣耀的事情，莫过于在最为腐败和恶劣的条件下，造就出优秀的基督徒。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大声地呼吁，伟大的公民，乃至伟大公民的精神和心灵，只要平等与专制不可分离，我敢肯定，其普遍水准将一如既往地下降。
20年前，我想要说的，就是上述内容。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看来，世界上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使我改变自己以往的见解和看法。对于自由，如果它来到了，我表示衷心的赞赏；如果它被人们抛弃，我仍旧一如既往地追求它。对于后者，相信人们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人，如果他所在的民族素来善于享用自由，而他却听从于一个同类人的指挥，并且是那样的卑躬屈膝，以至于他对他所制定的法律置若罔闻，那么他该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像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是不会存在的。
对于自由，因为只有他才会享有，所以专制者本人是不会否定自由所带来的美好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人们的分歧在于，专制者对人的尊重程度。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很多反对者认为，我与他们的分歧要小很多，但是我仍坚持请求，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它。严格地说，对于专制政府的喜好，与对国家的轻蔑程度，在很多人那里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让我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里，请允许我夸张地说一句，历经许多艰辛复杂的工作，这本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在这本书里，有的章节虽然短小，但却让我付出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特意将书中大量的注释，放在本书的末尾，并一一标明页码，以方便读者从中找出史例和证据。如果读者看完本书后，希望得到更多的例证，那么我很乐意提供。·第一编·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时，人们不同的评论
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一定要注意，与法国大革命史相比，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更能警醒你们。这是因为，与它的伟大、悠久的历史起源以及突发性相比，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可以相媲美。
对于这场革命的爆发，连腓特烈大帝这样伟大的天才人物，也没能预测出来。作为大革命的先行者，他就是按照大革命的精神来做事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大革命的代理人。不过，当大革命真的要爆发时，他却没有观察出来。大革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别有一番新面孔，以至于当它最终爆发时，很多人根本熟视无睹。在这一点上，腓特烈大帝就是如此，尽管他事前已经接触到了。
在法国之外的各国人民心中，大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和一丝新的希望。这种观念让人们隐约感受到，一种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在朦胧的希望里，人们期待着变革与改良。虽然大革命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猜出，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各个国家的君王和大臣身上，那种模糊不清的预感不着痕迹。而恰恰是这种预感，在人民身上一旦引发，就会立刻让他们感到不安。
在很多君主和大臣看来，革命只是为邻国的政治开辟一块新的净土，而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他们还认为，革命是一场疾病。这种疾病是周期性的，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避免。这是他们对革命的最初看法，如果其中确有真理的成分，那也是纯属偶然。
1791年，在皮尔尼茨，德意志各国君主曾经宣称，有一种威胁已经迫近法国君主制，而且这一威胁很可能是整个欧洲旧政权的共同敌人。因此，他们将会与法国一道，面临危难的处境。但事实上，对于自己所说的这番话，连他们自己也不认同。他们只是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粉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或者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借以掩盖。
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只是一次地方性事件，并且很快就会过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从中谋取利益。有了这种意图之后，他们便秘密地策划，并私下勾结成一个不为人知的联盟。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是，他们却没有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唾手可得的利益。于是，在相互依靠且又相互掣肘的过程中，他们你争我夺起来。
实行政治自由的英国，长期以来，对于自己的历史，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经验丰富，见识长远，虽然在他们的面前，有一道厚度不小的帷幕，但是他们依然看清了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面目。不过，他们有一点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会采取何种形式，以及革命会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
正在法国游历的亚瑟·扬，在革命即将爆发之际，虽然认为革命一触即发，但是对于它的意识却不甚清楚，甚至以为特权的增加是革命的后果。于是，他这样说道：“在我看来，这场革命的弊端将大于好处，如果贵族阶层从中获取更多的优越地位的话。”
当得知大革命爆发时，伯克瞬间变得十分愤怒。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某些时候，他也不知道大革命的性质如何了。最初，他认为，法国的实力将会在大革命中变弱，甚至会亡国。他这样说道：“我相信，今后的法国人，将像他们古时候的先祖那样说：‘我们曾经听说，在古时候，高卢人是以武力作战而闻名于世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作战能力，将会在一定时期内消亡，甚至永远都不会重现。”
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用近距离的视角来得准确。在法国，对于革命即将成就的事业，人们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过，有两份请愿书在众多的文献中脱颖而出。它们反映出法国人民的一种恐惧心理。王权，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宫廷，是不是会继续保持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
还有一点，向来软弱无力且存在时间较短的三级会议，会不会遭到暴力对待，这也是法国人民尤其是贵族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一切弊端都会消除，只要三级会议开得顺畅。人们所要实行的改革，虽然工程非常大，但是难度并不是很高。在其他的众多的请愿书中，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不管是骚乱，还是暴动，御前士兵都不应把枪口对准法国公民。”
然而，不管各方的评论怎样，法国的大革命自有其发展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露出了魔鬼般的头部。随之，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出现了。它先是摧毁了政治机构，接着又废除了民事机构。整个国家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于语言，都不曾逃脱它的魔掌。法国的政府结构被破坏了，支撑社会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这种情况不断发展，大有要向上帝发起挑战的趋势。很快，这场革命超出了法国，冲破其他帝国的种种阻碍，用一种皮特所谓的武装的舆论——前所未有的各种手段、新的战术和致命的准则的综合体，将各个国王的王冠打破，将一个个民族践踏在脚下。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大声呼吁那些民族与他们站在一起。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当这一切发生以后，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在欧洲各国君主和大臣们看来，革命不过是常有的事情。可是现在，他们都认为，大革命是一种最新的情况，并将与世界上历来发生的一切相互对立起来。大革命是如此的普遍、恐怖和令人费解，以至于当人们面对它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了。
对于大革命，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是自然生成的，并且永远存在。它不会自动停止，势必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向灭亡的边缘。更有甚者，将大革命当做魔鬼，认为这是它在人世间的显灵。德·美斯德尔先生从1797年起，一直持有这种观点，他说：“关于恶魔的全部特征，在法国大革命中都体现了出来。”
不过，另外一些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了上帝的福音。他们认为，大革命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使得世界脱去旧颜，换上新貌。当然，法国的面貌更新也在其中。
当时，还有一些作家，就好像萨尔维第一次碰到野蛮人一样，他们怀有一种惊恐的心理。这种心理极具宗教色彩。其中，伯克这样阐述他的思想，并以一种大声疾呼的方式惊叹道：“在法国君主制的坟墓里，有一个丑陋巨大的怪物走出来。它的可怖形象超出了人类所能想象的地步。一切的危险和悔恨，丝毫不能阻拦它向目标进发。所有的固定准则，一切的常规手段，在它那里都被摧毁，除非有人对它的存在抱有深切的理解。可见，法兰西不但丧失了旧的政府，甚至丧失了一切政府。人们都说它必将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之源，但是在我看来，它却是备受屈辱与让人怜悯的对象。”
对于法国革命，当时的人们感到非同寻常——离奇、颠倒是非、大力革新，难道真是那样吗？这场革命，怪异而又可怕，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创造了什么，又摧毁了什么？它的深远影响是什么？它的真正特征又是什么？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认真研究和论述的时机就在眼前。今天，一方面，大革命距离我们相当久远，因此那种革命参与者所特有的激情，我们几乎无法感受到；但另一方面，大革命距离我们又十分接近，我们可以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把握它。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一地位，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和判断大革命。不过，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快就没有办法做到了。这是因为只要大革命成功，酝酿革命的前因就会消失，而革命本身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变得让人难以理解。第二章 摧毁宗教权力与消减政治权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法国大革命产生过很多激情。其中，反宗教的激情，是最先燃烧也是最后才熄灭的。攻击教会，是大革命初期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我们看到，教会的权威，一直以来是人们所反抗的对象，即使当人们对自由不再抱有希望，苟且偷生的时候。
对于法国革命的自由天赋，也许拿破仑有能力将其制服。可是，对于法国革命反基督教的本性，恐怕连他也无能为力。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对于上帝，仍旧保持怀疑的态度。对于大革命中的某些信条——最为自由、最为高贵和最为自豪的一切，他们都抛之不顾，而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诩。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可以弥补当初他们的过失。那时候，他们对政府的一个小小官吏都惟命是从。
今天，人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对于大革命来说，反宗教的战斗并不是其本身的特性，而只是那些思想、激情和个别事件的暂时产物，是大革命的一个特征，也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事件。那些思想、激情和个别事件，曾经孕育过大革命，并成为它的前奏。而作为大革命的一个特征，反宗教之战尽管十分引人注目，但却转瞬即逝。
对于18世纪的哲学来说，深刻的非宗教性成为其主要特征。从这一点来看，它被当做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只要人们稍加分析就会看到，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可以相互分开。
18世纪哲学的一部分，是关于最新的或者革新的观点，涉及到社会地位、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等方面。比如，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不可僭越，规章制度需要统一，基于人生而平等基础上的废除各种特权，包括阶级、种姓、职业等……所有这些观点，从时间上来说，是大革命最为久远的功勋，也是它最基本的业绩。可以说，它们直接就是大革命的内容，也是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8世纪哲学家的另外一部分观点，主要是批判教会的。为了彻底推翻教会，甚至于教会的基础，也成为他们摧毁的对象。此外，他们还广泛地打击教士，攻讦教会机构、教会等级，批判教会教义。但是，由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各种事实，孕育了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内容，所以当这些事实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些哲学内容也逃脱不了厄运，就好像是被大革命埋葬了一样。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明我的观点，请允许我在这里补充一句：人们之所以对基督教怀有强烈的恨意，是因为在被摧毁的旧社会中，基督教享有特权，占据最高地位，而不是因为在新成立的社会中，教会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教士是尘世的地主、行政官吏、庄园领主和什一税的征收者，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只有他们才能治理新社会的事务；是因为基督教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在其他的章节中，我还会论及到这些问题。
当教士垮台后，他们从和他们同时垮台的其他东西中分离出来后，人们就会发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教会的力量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日益强大；一切旧的政治制度，各种权力、影响和阶级，被日益发展的大革命所击溃和摧毁，而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也慢慢地消退，成为它们失败的最后标志；大革命所带来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夯实，而此时革命最开始倡导的反宗教运动也宣布结束。这些真理性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得到了证实，被每一天每一刻的时间所证实。
自从法国爆发革命以来，欧洲的所有教会都死灰复燃。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只有法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与民主社会中的精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它们中的好多东西，是有利于民主社会发展的。如果人们一味地认为，宗教是民主社会的死敌，那就陷入了一种完全的错误认识里。在人民的心中，一直蕴藏有最富生命力的宗教本能。这一点，已经为过往的历史所证明。
有一件事情很令人奇怪，那就是，那些声称顺应人民思想情感的制度，最终却强迫人类的精神完全脱离宗教；而那些早就消亡殆尽的宗教，却在人们心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所有这些关于宗教的议论，在我看来，同样也适用于社会权力。
大革命推翻了一切机构和风俗习惯——它们始终维系着社会等级制度，束缚着人性的发展。当人们看到这一切后，便想当然地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无政府主义是法国革命的特性。这是因为不仅某一政府，个别的社会秩序，甚至连社会权力本身以及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大革命要摧毁的对象。然而，我敢肯定地说，他们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表象。
当大革命爆发后，进行不到一半的时候，弥拉伯私下里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说道：“慰藉和希望是存在的，只要您把新的形势与旧的制度稍加比较即可。由于平等的形式，使得权力的执行更加畅通无阻。因此，仅仅组建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种想法一定会愉悦黎西留的。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三级会议省份，高等法院，如果将它们全部取消的话，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国民议会的一部分法令中，有些法令极其重要。很显然，对于君主政府来说，那部分法令对其相当有利。对于增强国王的权威，有很多届专制政府想要实现。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效，与在这短短一年内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效相比，简直相形见绌。”
对于大革命的目的，有能力的领导人是这样看待的。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原因在于一切现存的权力，一切公认的势力，成为大革命攻击和摧毁的对象；各种各样的传统和旧的风俗习惯，被大革命所驱除和更新。甚至连人们头脑中，向来存在的敬畏和服从的思想，也被大革命一概清除。可见，变革旧政府是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但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废除旧社会的结构。
在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当你把大革命的琐碎的特点抛开之后，整个社会——由大量的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所组成，分散着七零八落的权力和影响。但是，它们被这一中央政权所吸引，最后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它的统一体。像这样的中央政权，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次。与其说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政权，倒不如它是从一片废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只不过这片废墟，是由大革命造成的罢了。
与所推翻的任何政府相比，大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是无比强大的。可是，就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本身而言，却是很脆弱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大革命自身也是既强大，又脆弱。在这里，我再补充几句。尽管旧的社会结构十分庞大，而对于其中发生的变化，民众几乎察觉不出来，但是透过已经垮台的旧制度的尘埃，弥拉伯已经看到了大革命的形式——简单、正规而又巨大。
慢慢地，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大革命的形式。尤其是今天的各个国家的君主，他们尤其注意它。对于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欣赏有加。除了他们之外，有两类人也是如此态度。他们分别是参与大革命的人们，以及与大革命背道而驰、不怀好意的人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豁免权和特权，都是他们积极摧毁的。贵族、地方特权和鱼龙混杂的权力机构，分别被官吏、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统一的政府所代替。不同的等级，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使得社会地位由原先的差别悬殊变得日益平等。
这场法国革命，在他们那里，既是教师，又是灾难。一旦有了困难，他们就寻求革命中的各种手段和原则。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穷人、平民和农民，也被他们动员起来，去反对富人、贵族和领主。可见，对于这场革命所建立的事业，他们的态度表现得极为谨慎。第三章 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大革命，是怎样的一种过程，原因又是什么
但凡是革命，不管是国内革命，还是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疆域范围。然而，法国的革命却不是这样。它不但超越了国界，甚至可以说，它将旧有的国界都抹去了。经历这场革命，人们要么彼此接近，要么相互排斥，于是，在他们中间，兄弟变成了陌生人，同胞也反目成仇，而不管人们之间的法律、传统、性格和语言是怎样的。与其这样评价这场革命，还不如说这场革命造就了一个共同的祖国，超越了一切的国籍。最终，在它的影响之下，各国的人民都成了一个国家的公民。
纵观历史，没有一场政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特点相同。不过，在为数不多的宗教革命中，倒是可以找到类似的革命。因此，法国革命可以与宗教革命做一番比较，借以解释法国革命的问题。当然，我们所使用的方法是类比方法。
在《三十年战争史》中，席勒曾经指出，原本互不理解的各国人民，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彼此接近。非但如此，凭借共同的信仰这一纽带，他们紧紧地联合在了一起。确实是这样的：在德意志的腹地，为了保护德国人，一些素未谋面的波罗的海人来到德国；在法国内部，当人们相互交战的时候，英国人前来助威。
由此可见，只要有内战的地方，必定有外国人的参与；只要是对外战争，必然带有内战的色彩。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代替了领土问题；新的利益，取代旧利益，成为各民族关注的焦点。当时的政治家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各种政治规章和外交辞令，都变得杂乱无章，毫无头绪。这一切，正是1789年后欧洲所出现的情况。
因此，法国革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是披着宗教革命的外衣，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而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宗教革命所拥有的特点，法国大革命也有。就影响的范围和传播的方式而言，两者是十分相似的。法国革命的影响范围远大，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人心。可以说，热情地布道，是这场革命的主旋律。在国内，人们激情昂扬，进行了革命；他们还把热情的布道之手伸向了国外。想想看，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景象啊！法国革命给世界展示了很多事物。其中，这种景象是最新鲜的。然而，我们探索到这一步，还不应该停止，而是应该继续深究，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的效果，有没有更为隐蔽的类似原因。
国家的法律、风俗习惯和传统，给人性当中注入了不少的元素。然而，宗教的一贯做法，只把人自身作为考虑的对象，而忽视那些元素。至于社会的形式，宗教也是不予理睬的。因为调整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性的权利及义务，是宗教的主要目的。父子、主仆以及邻居，是宗教行为规范所涉及到的人，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某一时段的人。与政治革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或者一个民族的疆域之内不同，宗教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十分广阔。这是因为既然宗教是植根于人性的，那么它就能为所有的人所接受。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稍作考察就会发现，不管法律、气候和民族多么不同，宗教越是具备这一特征——我上文所说的抽象而又普遍的特点，它传播和影响的范围就越广。
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异教也是存在的。它们与各国的政体或者社会状况，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联。因此，这些异教往往无法走出国界，只能局限于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它们的教义往往只显示着某一个民族，甚至是某一个城市的面貌。在异教中，没有强烈的传道热情，尽管其不乏有狭隘的宗教偏见和宗教迫害。
于是，西方世界便出现了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宗教革命。而基督教一旦来临，便超越种种障碍——曾经阻拦异教扩散的那类事物，并在很短的时间将大部分人征服。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更能摆脱民族、政府形式、社会状态、时代以及种族所特有的一切。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的胜利就源于此。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认为并不是对这种宗教的亵渎。
尽管法国大革命印证了宗教革命的方式，但是，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那就是，宗教革命立足于来世，而法国革命仅仅涉及现实的世俗世界。与宗教革命相同，法国革命也把人看成是一般的、不以时代和国家为转移的人。同时，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社会，也是法国革命和宗教革命的相同点。这表现在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问题，乃至全人类的一般性的政治权利和义务问题，已成为法国革命所研究的重点。
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那些更为普遍、更为自然的东西，始终是法国革命执着追求的。基于此，我们说，人人都可以理解法国革命，人人也都可以效仿法国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众传播信仰的热情被激发，而这场革命也变成了一场宣传运动。为人类的新生而努力的宏伟宗旨，逐渐超越了改革法国本身这一目标。因此，它所激发出来的热情，远远超越了在它之前的最为激烈的政治革命。就这样，大革命的宗教革命色彩彰显了出来。很多人看到后，感到十分震惊。更为确切地说，虽然不够完善，但是大革命确实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尽管它没有上帝，也不做礼拜，但是它的士兵、使徒和受难者遍布整个世界。而这种情况，正如伊斯兰教那样。
然而，就所采用的手段和所宣传的思想来说，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前所未有，或者完全新式的。为了改变具体的风俗习惯，反对本国的政体，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鼓吹者，援引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以人类的天赋权利为工具进行抗争。但是，这些努力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在15世纪的时候，那把火炬就被扑灭了，尽管它在18世纪的时候重新在欧洲燃起。
一种学说，如果想要引发革命，必须让其本身深入人心。想要实现这一点，很自然地，人们的社会地位、风俗习惯必须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人们来说几乎没有办法理解。这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与之相反，在另外的一些时代里，某一法则只要稍微露面，很快就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因此，法国革命最为惊世骇俗的地方在于，对于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准则，法国人能够轻易地接受，并且在国内民族众多的情况下达成高度的一致；而不是他们在革命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最新创造的不同思想。第四章 为什么全欧洲拥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又是怎样崩溃的
建立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他们彼此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是文明开化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语言、文字等方面，他们都是各不相同的。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他们世代定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厮杀混战，是他们生活的主题。然而，当有一天安定下来之后，他们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相互隔离。而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根源，正是他们混战时遗留下来的一片片废墟。
在这些废墟之上，过往的文明被涤荡殆尽，公共秩序也没有办法维持，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险恶。就这样，庞大的欧洲社会分裂为很多小社会。它们彼此之间各不相同，互相对立，没有任何交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格局下，竟然出现了统一的法律。
这些统一的法律，形式新颖，独一无二，与人类早期所建立的法律完全不同。它们所组成的整体，十分严密，丝毫不逊于我们现代的法律条文，是一种高深的法律，适用于半开化状态的社会。这些法规是人们通过改造罗马法得来的，并不是罗马法的翻版，甚至有些地方是与罗马法针锋相对的。那么，像这样的立法，是怎样形成并在欧洲流行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在这里我并不想探讨。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在中世纪的很多国家里，其他一切的立法，都被罗马法排除在外。在欧洲各地，罗马法或多或少地出现，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关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我有幸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我发现，虽然各个民族都不相同，且彼此之间互不融合，但是它们的法律却存在着极为相似的地方。这一点，使我感到极为惊讶，也让我对其表示由衷的赞赏。
这些国家的法律，它们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尽管由于其所处的地方不同，在细节问题上也总是出现纷繁复杂的变化。当某种政治制度、规章和权力，被我在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时，有一点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明确，那就是，与德意志立法本质上相同的东西，随着研究的深入，也会在英国和法国的立法中找到。果不其然，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找到了它。因此，只要研究英、法、德三个国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这三个国家里，社会都是被同样的方式划分的。由此，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样的等级制度。同样的特权、面貌、禀赋，在同样的贵族身上出现。还是这些贵族，他们依旧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这些方面在这三个国家当中，没有出现丝毫的不同，简直一模一样。此外，这些国家的议会也是由相同的成分组成，并且具有同样的权力，而政府也遵照同样的准则处理事务。
领主的庄园与法庭、征收年贡土地与徭役、封地、封建义务、行会等等，在从波兰到爱尔兰海的疆域范围内，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甚至有些连名称都是相同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相同的精神，可以在这些相似的制度中找到。除了城市结构毫无差异外，这些国家的农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治理。农民还是按照从前的方式占有、耕种土地，并且承担相同的义务。与之前相比，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以说，虽然一重又一重的关卡，一条又一条的道路，被现代文明所冲破和开辟，但是14世纪欧洲各方面制度所显示的相似性，远甚于当下的各种制度。这些制度涉及到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领域等方面。
18世纪时，欧洲的政体面临着一种危机，它们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是我想要指出的一点。至于欧洲的旧政体，是怎样一步一步颓废的，却不是我论述的主要目的。一般说来，这种旧的政体的衰落，甚至是消亡，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的。尽管如此，在大陆西部地区，衰落的趋势比较明显，而在大陆的东部地区，衰落的趋势却相对缓和。
从中世纪的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制度衰亡的过程以及证据。众所周知，有一种名为“土地赋税明细”的小册子，在当时的各个领地通用。这种小册子以一个世纪为单元，专门记录封地和土地年贡征收的情况，还有地租的欠缺数目、劳役的执行以及当地的惯例等。有一本14世纪的土地赋税明细手册，我曾经看过它。那上面的内容，记录得十分清楚，一条一条地，明晰确切。可以说，它算是一本杰作。土地赋税明细手册随着时代日益迫近我们，它变得越来越紊乱，没有章法，且记载的内容不全面，尽管知识随着时代的推进变得越来越进步。看来，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政治社会沦落到野蛮状况的时候，正是市民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之期。
与法兰西相比，在德意志的欧洲古老政体，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原始特征。尽管如此，一部分经由古老政体所创设的制度，在德意志也已经被摧毁得所剩无几。与发现失去的东西相比，考察现在的残留物更能警醒人们：时间的毁灭效应是多么严重！
早在13和14世纪的时候，在德意志的境内，主要城市在自治市制度的作用下，逐渐变成一个个小共和国。它们一个个经济繁荣，政治开明。到了18世纪，这些小共和国依旧存在。然而，时至今日，那些城市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韵，只剩一副空架子。它们设置的行政官员，像从前一样，使用原来的名称。并且，这些官员所管理的事务，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可以说，这些城市仍旧运行着原来的那一套方法。然而，往日那些源源不断的刚毅品德，城镇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活力，再也找不到了。原先的旧制度，好像是倒在了这些城市的怀抱，再也不会苏醒。
衰落和没有生机，是今天残存的所有中世纪的权力的通病。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政体之外的某些东西，在它们身上也找寻不到生命力的迹象。这是因为它们被中世纪的政体所沾染，并被打上深深的印痕。于是，我们看到，只要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在今天的政治自由中有所体现，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尽管在中世纪的时候，它的成就到处可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严重的老年虚弱症在贵族阶级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古老的政治形式，与新时代的精神，没有一点儿契合之处。这体现在，这些政治形式虽然毫无残缺地存活于省议会，但是，它们对文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的作用，反而一直阻碍着它的进步。与此同时，省议会不得民心，而君主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这些古老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天天变得老化腐朽。它们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尊重，反而遭到人们的忌恨。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虽然它们日渐衰落，其所产生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小，但是它们引发的众怒却越来越强烈。“对于一切旧的事物，人们通常保持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还有些直到现在还存留的事物，普遍地伤害着人们的感情。甚至有时候，它们变得极为可憎。这种新的看待旧事物的态度，在家庭内部也时常出现，并且扰乱了家庭的秩序。对于那些古老的家具，家庭主妇们变得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一位德意志作家曾经这样说道。他生活在旧制度时代，并且对旧制度极为支持。
不过，与法国一样，同一时期的德国，社会繁荣，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有一点，在这里我们必须留意，那就是，新的根源——不但是全新的，而且是彼此对立的——孕育着所有活着、动着和生产着的东西。这一点放在这里，使得上述的观点更加生动、具体。
这个新的根源是什么呢？它是与中世纪完全不同的王权。另外一些特权和地位，另外一种精神和情感，在这个新的根源上处处有所体现。在地方权力的废墟之上，国家行政机构成立了，并且不断向四周蔓延；官吏等级制度，逐渐地取代贵族的统治。所有这些新的权力形式，不仅关乎到某种社会状态——中世纪的人们连想都不敢想它，甚至在本质上奉行着一套与中世纪颇为不同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中世纪的人们也从没听说过它们，或者即便知道，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它们。
英国的情况，与上文谈到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欧洲的旧政体继续存活在英国。然而，自从17世纪以来，英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消亡，贵族阶级不复存在，与之相应的，贵族政治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社会阶级相互融合，且在法律和赋税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表公开言论，甚至公开进行辩论。
所有这些新事物和新原则，虽然在中世纪的社会中并不存在，但是只要忘却旧政体的诸多名称，并排除那些旧有的形式，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它们。在中世纪古老的躯体之内，它们慢慢地渗透着，使其不断苏醒，免于毁灭。此外，在保持古老形式的时候，它们还给这具老躯体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因此，这就好比贡品那样，英国的内部虽然存有中世纪的残骸，但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国家已经屹立于英国的国土之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文，对于法国之外的情况，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在此做出简要的概述。对于法国革命，谁要是只限于考察、研究法国，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地理解法国革命。关于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第五章 法国革命最为独特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大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自身究竟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它偏偏在这个时候爆发？它最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前文所有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主题，同时为我们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做好准备。
从本质上来说，大革命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而不管其外在的形式如何。在政治制度的范围内，它只是想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而并不是像一些主要的反对者所宣称的那样，使无政府状态常态化，坚持社会的混乱局面；更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还有一些人认为，大革命要阻止文明的进步，要改变直到今天文明所具有的特点，甚至连我们西方社会所赖以存在的法律也要改变。
然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仅仅考察大革命本身，抛开一切偶然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所发生的改变大革命面貌的事情，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种新型的政治秩序，与从前相比，更为一致，更为简单，而且每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也更为平等。由此可见，大革命要消灭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旧的政治制度，它们在欧洲地区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被人们称之为封建制度。
几乎欧洲一切的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都混杂有古老的制度。此外，一整套的思想、感情、习惯和道德，都是这些旧制度的附属物。因此不难想象，一场巨大的动乱势必发生，如果想要剔除社会躯体中的某一个部分。就像器官与躯体中的其他器官紧密相连一样，大革命所要毁灭的东西，与社会中的一切相关，因此，它看上去好像要摧毁一切。这就不难理解，这次大革命的规模会如此巨大，而自身的意义也非同小可。
有一个问题，我会在后文当中详细论述，那就是，与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相比，大革命真正创新的东西要少得多，而不论它的激烈程度怎样。换句话说，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为细微的印迹，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及以任何方式与之关联的一切，都是大革命已经摧毁或者正在摧毁的事物。有些东西，大革命继续保留了下来，但是它们要么与旧制度相互对立，要么根本在旧制度之外。
大革命是一个突然而又猛烈的终结，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在这种终结后面，凝结了人们一个世纪的劳作。大革命的发生，虽然让全世界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大革命的发生，古老的旧社会就像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要么早一些时候，要么晚一些时候，慢慢地塌落。古老的旧社会如果以这种方式塌落，一定是一块一块地塌落，而不是瞬间彻底倒塌。
然而，大革命却不是这样，它在瞬间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一点一滴地进行才能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大革命的爆发经过了一番颇为痛苦的挣扎和努力，但是它一经爆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毫无犹豫地进行到底。这，就是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
对于大革命，今天在我们看来，一切都很清楚。可是，在那时候的智者看来，大革命显得极为模糊，甚至是一团紊乱。
就像那位伯克先生对法国人说的话一样：“对于你们政府的弊端，你们所要做的就是修正，没有必要创新；对于古老的传统和特权，你们为什么不遵循和恢复呢？对于你们祖先的体制，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恢复它的全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我们英国呢？在这里，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将会展现在你们的眼前。”
透过伯克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察觉。要知道，大革命要摧毁的，恰恰就是欧洲共同的旧法律。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大革命在欧洲各地都有萌芽，且都产生了一定的威胁，那么，为什么它只在法国爆发，而没有在其他国家产生呢？在法国，这场大革命表现出某些特点，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却没有这些特点，或者只出现了一部分特点，这又是为什么呢？对于后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下面几章的内容了。·第二编·第一章 法国封建权利遭到人们的憎恶远甚于其他国家，原因何在
中世纪旧制度的余毒，在有些地方很严重，而在有些地方却很轻微。在那些不太严重的地方，对于它们，大革命是最没有办法忍受的。人人都说，大革命的特殊目的，就是要消灭中世纪的旧制度。但是，在那些旧制度保存最完好，对人民压迫折磨最为严重的地方，大革命却没有爆发。与之相反，在那些旧制度存留得最不齐全，人民对其感受最不强烈的地方，大革命却爆发了。这些事实，真让人感到奇怪。
18世纪末期的德意志，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的军队，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农奴。就像中世纪一样，封建领地牢牢地束缚着大部分地方的人民。可以说，在德意志的境内，农奴制度几乎到处都有其身影。
在德意志，农民的地位几乎一成不变，职业也没有办法改变。所在的庄园的领主如果不高兴，农民便不能结婚。一个农民的大部分时间，必须为领主劳动做事。年轻的时候，在庄园中，他必须干很多年的奴仆工作。信件的捎带，领地产品的运输以及销售，领主房屋的修葺和翻新，都是农民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某些邦国，农民代替领主服劳役，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有些服役的期限，一个星期内可以达到三天。
在领地上，主日法庭制约着农民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如果农民稍有偷懒，或者出外喝酒，一旦被主日法庭发现，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1788年，在德意志的很多邦国，对于领主庄园内的农民来说，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他们必须整天呆在庄园内。一旦他们离开庄园，马上就会遭到武力逮捕，并被押回庄园。
虽然农奴有幸可以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权始终是残缺的，并不完整。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什么，他不能自主决定，只能按照领主的眼色行事。对于手中的土地，他也没有权利转让和抵押。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农产品，农民不能随意出售，必须服从领主的安排和要求；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自己不想卖出的农产品，领主却要强迫他出卖。可以说，耕种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永远是不自由的。等他死了之后，他的产业也不能完全归于他的后代子嗣，这其中的一部分，往往是要上交给领主的。
关于上述的规定，只要看一看在大革命刚刚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就可以找出，而不用专门在陈旧的法律文书条款里查找。那部在大革命爆发之时颁布的法典，是由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拟定，并由他的后继人颁布的。
随意地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像这样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诺曼底的农奴制度，从13世纪起，就已经被废除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现在的考证中看出。在东部，有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在那里还残留着农奴制度。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看不到农奴制的影子。农奴制被废除的日期，距离人们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早就将它忘却了。
然而，农民不再仅仅只是农奴，还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是在法国所发生的另外一场革命，它关系到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一事实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专门对它做出一番论述，尽管它还没有被人们进行充分的考证。
大革命爆发以后，地产才开始重新被划分。因此，地产的划分，是大革命的产物。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观点。然而，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点与事实恰恰相反。
大革命爆发前，至少有20年的时间，对于土地的过分划分，有一些农业协会的人就已经表示不满。那时候，迭戈曾经这样说道：“原来，一块土地，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现在，由于要瓜分遗产，土地被分给了五六个孩子。这些土地，对于孩子以及他们今后的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又过了一些年，内科尔也说，农村小地产主在法国随处可见，他们的数量很多。“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划分再划分，被人们永无止境地划分下去，原因就在于，当以平等和令人担忧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遗产瓜分时，每一个人都想多得到一些。”这是我在一份写给总督的秘密报告中发现的话。这份报告，在大革命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写好了。这句话与今天的人们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旧制度的土地册，我下了极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的原貌。通过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能实现我的目标。对于该区现有的地产清单，每一个教区都应该报告上去，这是1790年确定的土地税法中规定的一点。尽管大部分清单已经散失，但是我仍旧在一些村庄里发现了某些清单。在与我们今天的名册相比之后，从那些清单里我发现，这些村庄的地产主数量比现在的要多很多。有些地方的数目，比现在多出50%，有些甚至多出60%以上。如果考虑一点，即从那时候起，法国全国人口以25%的增长率增长，那么，地产主的数量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与过去一样，今天的农民对于地产，也怀有同样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已经达到了顶峰。农民的激情，在土地占有欲的激发下，全部展现出来。那时候，有一位有名的观察家说道：“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希望成为地产主。购置土地，一度成为下层阶级的目标。他们不管自己的积蓄是发放给个人的，抑或是投入给公积金的。于是，土地的售出价格，总是远远超出其实际的价值。”
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农民划分。这是亚瑟·扬第一次在法国旅行时，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的一个。当然，这一事实，也让他备感惊讶。在他看来，法国的土地中，有一半已经是属于农民的了。他经常这样说道：“对于这种形势，我是一点儿也没有预料到。”确实是，像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在法国，或者与法国相邻的地区才会出现。
在英国，拥有地产的农民，其数目曾经也很多。但是到了现在，数量急剧减少了很多。在德国，自由农民拥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有关农民的地产，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甚至是非常古怪的法律，存在于日耳曼人的古老习俗中。然而，像这样的小地产主，数量是很少的，毕竟这种地产始终不是主流的形式。
18世纪末期，几乎与法国的农民一样自由，德国某些地区的农民，也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地区，一般集中在莱茵河流域。这些地方，从始至终都是最有活力的。它们是法国革命的浪潮最早波及到的地方。与之相反，德意志的其他地方，由于长时间没有革命浪潮的浸染，便没有发生相似的变化。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由此可见，早在大革命之前，土地的划分，就已经开始了。那种认为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地产划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并且仅仅是为了附庸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诚然，在大革命中，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以及教士的全部土地，都被出卖了。但是，正如我有时候耐心查阅资料那样，只要人们认真翻阅一些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就不难发现，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了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可以推断，与人们所想象的数目相比，地产者实际增加的数目还是比较少的，尽管地产很容易被买到手。内科尔平时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却说了一句比较准确的话。他说，在当时的法国，土地所有者就已经数目可观地存在了。
暂时解放土地，而非划分土地，才是大革命的结果。存在大量的劳役，并且没有办法摆脱，这是所有小地产主所必须忍受的情况。因此，当他们经营自己手头的土地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万分痛苦。
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对于领主的管辖，这些农民已经完全摆脱。这是另外一场革命，与那场革命——使农民变成土地的所有者——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些农民身上，有些劳役原本是应该减除的。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因此，当这些无疑很沉重的负担，继续落在这些农民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没有办法忍受。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到一些人，他们出生在旧制度的法律之下。可见，我们还是比较接近旧制度的。然而，旧制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它已经在远古的黑暗中逐渐消失。对于一切没有被摧毁的东西，这场革命使其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它带给我们的结果，使得我们与旧制度相互隔离，彼此好像相距好几个世纪。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1789年之前，人们是怎样治理农村的——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精确而又详细的论述，需要我们再去研究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一定是在这本书之外，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中。
在农村，农民依旧为领主所统领；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也仍旧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尽管他们已经长时间地没有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这些观点，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很明显，它们都是错误的。
在18世纪，主持教区一切事务的官吏，一部分是由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另一部分是由该省的总督任命的。与从前相比，这些官吏不再由领主选定，也不再是领地的代理人。由这些官吏组成的一些权力机构，召集并主持堂区大会，建立学校，修缮教堂，以及分配赋税。除此之外，这些权力机构还监督管理公社的财产，规定它们的用途；在必要的时候，以公共团体的名义提出公诉，并使之进行下去。监督的职责，以及处理地方上的琐碎事务，已经不再是领主的职责。就像在下一章我们所论述的那样，要么是当地政府，要么是中央政府，它们管辖着教区的所有官吏。
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以及国王在教区的代表，这些身份已经不再属于领主。在教区内，分配赈济，颁布国王的命令，征收赋税，招募民兵，以及实施国家的普遍法律等等这些事务，已经不在领主的权限范围之内。所有这些权利和义务事项，都已经归属于每一个人。与其他的居民相比，除了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之外，领主所拥有的权力与其相差无几。事实上，领主也是一个居民，只不过他的地位稍有不同。在写给下属的信中，总督们一般都会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而已。
同样的景象——除了以个人为单位外，贵族不再以整体的形式从事管理活动——不仅仅发生在堂区，也发生区。这样的现象，只有当时的法国存在。除了法国之外，其他地区的统治居民和拥有土地，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还能部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英国，管理和统治的大权，掌握在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手里。在德意志，国家一般的事务是由贵族管理和控制的。虽然在某些地区——比如，普鲁士和奥地利——贵族的这些权力已经被国王剥夺，但是，大部分的农村管理权依旧在他们的手里。在某些地方，领主的地位依旧保留，这是因为国王虽然强大，可以控制领主，但还不足以取代他们。
事实上，除了司法领域，法国的贵族已经很长时间，不再染指国家行政了。然而，对于领地的司法权，王权不断地对其进行削弱、限制，尽管法官还在听从贵族中重要人物的指示，以他们的名义审判某些诉讼，而他们也不时地在领地范围内制订治安规章。最终，王权完全控制了它。这样一来，司法权的行使，对于领主来说，只能算做是一项收入，而不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贵族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剩下金钱部分——这部分权利偶尔还会增加，至于政治部分的权利，已经完全消失了。
对于那一部分还没有消失的特权——实实在在的封建权利，由于它们与人民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这里，我还想做一番论述。
这些权利的数量很多，种类也很广泛，而且，它们其中的一部分要么已经转化，要么已经消失。因此，今天我们很难判断，究竟哪些权利是属于1789年那时候的。当时，这些权利中的某些，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是一些含义比较混杂的词语。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更加显得含糊不清了。不过，对于18世纪的封建法专家著作，只要我们认真查阅，并进行相关的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数目相当少的主要几种权利，都是由所有现存的权力转化而来的；至于其他的一切权利，它们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十分孤立，尽管它们也真真实实地存在着。
在法国，众所周知，专门的狩猎权，只有领主才配享有。通常来说，鸽子和鸽舍，也只有领主才会拥有。当地的居民，总是很不情愿地为领主所驱使，使用领主的磨坊磨面，使用领主的压榨机压榨葡萄酒。有一项税费极为严苛，这就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只要在领地的范围之内，人们每一次购买或者出售土地，都必须向领主缴纳一定的税费。除此之外，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者实物税，也是领地范围内的土地所必须承担的。一般来说，这些税费不得赎买，只能由地产主向领主缴纳。
在各个地方，为领主服徭役的情况，几乎已经看不到了。虽然在极少数的省份，若干种的道路通行费依然征收，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此种费用，要么被取消，要么降到很低的价格。不过，市场税和集市税，却是所有省份的领主都要征收的。透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这些领主的权利损害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此其一；其二，它们总是不同程度地与土地，或者与土地相关的产品有关联。
毫无疑问，虽然与封建制度的起源、目的与性质不同，但是教会始终与封建制度紧密相连——教会就像被镶嵌在封建制度中一般，深深地渗透在其中，尽管它与封建制度并没有多少瓜葛。由此可知，与一般的领主一样，教会领主也享有很多好处。
依据不同的教职，主教、议事司铎、修道院长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他们征收年贡，分封给他人一定的土地。在所在的地区内，修道院通常也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它的领地。在法国，有一个地方至今还有农奴。于是，这一地区的修道院也拥有农奴。使用徭役、征收市场税和集市税，都是它所享有的特权。此外，修道院还拥有公牛、压榨机、磨坊以及烤炉。如果哪一个村民想要使用，必须缴纳一定的税费后才行。与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法国的教士还拥有什一税的征收权利。
其实，与法国相比，那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所拥有的封建权利要大得多，沉重得多。这些与法国一模一样的封建权利，到处都可以看到。指出这一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以领地的徭役为例证，就足以说明这种权利在德国是多么的普遍而又残暴，而在法国却又是多么得少见而又温和。
另外，还有一些曾经激起我们先祖们强烈反抗的权利。这些起源于封建制的权利有：什一税、终身租税、土地转让和变卖税以及固定的地租。在先祖们看来，它们不仅有悖于文明，而且还严重地践踏着正义。按照18世纪夸张的说法，它们被称之为土地奴役。那时候，英国随处可见这些权利，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好几种这样的权利留存。然而，对于这些权利的存在，英国人民向来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当英国农业日益发展，并一跃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这些权利并没有影响或者阻碍它的进程。
然而，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那里，却遭到了强烈的仇恨，甚至于当这些权利从法国消失以后，这种仇恨的情绪依旧铺天盖地，难以平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领主再也没有办法管辖法国的农民；另一方面，法国的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只是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
如果农民帮助别人经营土地，那么，经营过程中的压榨和勒索，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如果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就不用再交地租。如果农民不再是承租人，那么，他也不用再交什一税。如果农民没有土地，那么，对于封建制度在地产上强加的负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
另外一方面，如果法国的农民继续由领主统辖，那么，由于这些封建权利是国家体制的自然产物，他们就会接受，而不会觉得难以容忍。
在封建社会里，对于贵族的权势，人们并不是很关注。除了享有特权之外，他们通常还会拥有政权。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的时候，他们原先的个人权利会变得更加强大。那时候，人们对于贵族的看法，就像今天我们对待自己的政府一样。贵族强加在人们身上的负担，大都被人们接受下来，其原因在于，人们想要从他们那里获取保障。尽管贵族的特权和权利，让人们难以容忍，但是他们也负责一些事务：处理公务，接济贫困，依法办事，主持公道，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当他们不再负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自身拥有的特权，就让人感到无比的强大，甚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疑问：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农民，你们尽可以想象一下，或者就你们身边的熟悉的农民，也可以展开想象。很快，你们就会发现，法国农民的性格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改变。对于土地的热爱，他们一如既往。为了得到土地，他们不惜花费所有的积蓄。在他们看来，付出再高的代价，他们也愿意。这就是我在引文当中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然而，在得到土地之前，他们必须给相邻的地产主交税，而不是给政府。农民和这些地产主一样，既没有什么权势，也与政府没有多大的关系。
得到一块土地之后，农民就把自己的心和种子一起播种，埋到地下。对于这么一小块土地，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因为普天之下，只有这块土地是由他来掌控的。然而，这时候，与他相邻的一帮人站出来，不让他在自己的土地里干活，而是强迫他去别的地方为他们干活。就这样，他被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拉走了。他的种子，也成为了他们收缴的对象。为了保护种子，他想尽办法。然而，不管他怎样做，他们都阻止了他。
在河流的渡口上，他们设立关卡，向他强行收取通行税。在市场上，当他要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时，他们又拦住了他，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回到家里，看着自己种植的小麦，他想要自己吃掉。可是，为了得到面粉，他又不得不去他们的磨坊。最后，他还得使用他们的烤炉烘烤面包。结果，那帮人的税金，有一部分就是从他的那块土地上强征来的。而这些税金，既不能被他赎回，也没有时间期限的约束。
他的幸福，他的劳动，以至于他想做的一切事情，都受到那帮邻人的干扰。他的劳动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那帮人侵吞了。他好不容易甩开了那帮人，但是另外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袍子，毫不留情地掠夺他的劳动成果。最后，他所剩无几。
关于这位农民的特征、情感、处境和需求，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他算一算，他的心头积累了多少新仇旧怨。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制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效。但是，在所有的民事制度中，封建制度算是最为庞大的了。尽管封建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心中的仇恨情绪却越来越激烈。人们常说，中世纪的旧制度被摧毁了一部分，而残余的那些使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容忍。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二章 中央集权不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而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若干年前，那时候的法国，还有政治议会的存在。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一位演说家的评论。他谈的是对中央集权制的看法。他这样说道：“中央集权制是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为欧洲许多国家所羡慕。”
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种成就，并且这种成就引来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羡慕。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成就并不是大革命所带来的，它只是一种旧制度的产物。更近一步地说，经历过大革命之后，旧制度中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这部分就是中央集权制。因为只有它才能维系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细心的读者，你会发现，关于这一论点，我会在本章作出详而又详的论述。
首先，请允许我把自治省抑或徒有其表的自治省——即所谓的三级会议省——暂时搁置一边，不做详细评论。
占法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三级会议各省，地处边远的地区。在这些省份里面，仅仅有两个省真正具备自由权。在后面，论及它们服从共同纲领时，遭遇中央政权何种程度的强制，我会再来详细阐述它们。
在这里，我主要论述一下财政区省——一种当时专门的行政化语言称呼。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些财政区省的选举活动少很多。它们共同组成法国的心脏和精华。在巴黎的四周，到处可见这样的财政区，它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个整体。
在人们看来，国家的那些规章和权威，鱼龙混杂，各种各样。关于这一点，只要他们一看到旧的行政制度便会这样认为。整个法国，到处都是行政机构或者官员。这些官员之间，相互分离，彼此孤立。这些官员的权利范围，有些非常接近，有些混杂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在处理同类事务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互相排挤或碰撞的情况。还有一种权利，他们凭借其就可以参与到政府当中。这种权利是他们买到的，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将其夺走。
立法权的确定，法庭定要参与其中。除此之外，法庭还有权力制定行政规章。这种规章制度在它所管辖的范围内实施。有时候，对于政府执行的措施，法庭也会提出指责。它在反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命令政府官员遵照它的要求去做。在所在的城市或者乡镇，普通的法官负责制定当地的治安条令。
在城市里，分布着各种各样的体制。在这里，有很多名目繁杂，且各不相同的行政官员。有的人，他在这个城市是行政长官，在那个城市却是市长，而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则是行会的理事。有的人，他是经过拥有封地的亲王，或者旧的领主选定的；有的人，他是由国王直接选定的；还有一些人，他的永久统治权是用金钱买来的；而另外一些人，他的权力是当地的公民通过选举赋予的。总之，他们每个人的权力来源，各不相同。
这些城市的旧体制，算是旧政权的残余了。但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式的事物，或者说经过改造过的事物，在这些残留的旧体制上逐渐形成。关于这些新事物，这里暂且不提，留在后面进行论述。
有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力机构，被人们称为御前会议。在这里，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所有的权力集中起来。它就在靠近王位的地方，可以说算是王权的中心了。
御前会议既是最高法院——有权撤销所有的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所有的特殊管辖权都来源于此。御前会议既可以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又可以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当它作为前者时，拥有立法权，讨论、提出绝大多数法律，安排捐税的分配。当它做这一切的时候，自然是遵照了国王的意志。当它作为后者时，政府官员所遵从的总规章，是由它全权负责的。整个国家的事务，最终必须经过它的处理；下属的行政机构，也必须接受它的监督。可见，御前会议决定着一切重大的事务，而国家的运转，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御前会议的形式来源于古代，但是它的很多职能，却是最近一段时期才有的。
然而，御前会议只是一个传达器。它没有真正的管辖权，只接受国王一个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它看起来有一定的司法权，但是就像高等法院在进谏书中所说的那样，它仅仅只是一个提供意见的人的集合会议。
御前会议的组成人员，大都是身份卑微的小人物或者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大领主。至于那些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不管他们的资历多么老，都是可以撤换的。
御前会议是有权力的，但是它从来不怎么张扬。它的行动通常都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说，御前会议既无声无息，几乎不会引起历史的注意，又发挥着自身强大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办到的。于是，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它沉陷于王权的光辉之中，自身一点儿光彩也没有。
国家内部的事务，差不多全由一个官员负责处理。这位官员就是总监。与之相同，所有的行政也由一个统一机构来领导。
国家平日里的事务，都是交由总监来处理的。几乎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与钱财有关的一切事务，全在他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这些都是总监可以担任的角色，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地转换。每一个省份里，都有一些独特的大臣。然而，他们在实际事务的处理当中，几乎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打开旧制度的年鉴，研究一下卷宗所记载的行政机构就可以看出。
在各个省份，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只有单独的一个人。同样，在巴黎，它也只有唯一一位代理人。18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大领主，他们经常以省长的身份出现。虽然他们仍旧可以得到一些荣誉，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这种身份，由于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往往是世袭的。至于总督，他们则完全拥有全部的实际权力。
总督，与其他省份没有一点儿关系。他通常是平民出身，比较年轻，对于仕途抱有美好的憧憬。在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政府精挑细选，确定由谁来担任总督。同时，政府还有权力随时撤换人选。可见，总督的权力，并不是通过出身、选举权或者金钱买卖而获得的。由于总督代表行政法院，但是又是从其内部分离出来的，因而他被当时的行政语言称为派出专员。作为政府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总督与所有的大臣都有信件往来。行政法院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由他来掌控的。从第一次判决事务开始，他就行使一切的权力。可以说，他既是法官，又是行政官员，如同行政法院一样。
总督可以任命他的下一级官员，即总督代理。只要总督愿意，他可以随时撤换总督代理。通常，总督代理设置在各个地方的县里。与总督是新封的贵族不同，总督代理往往是平民。总督接受大臣的领导，而总督代理接受总督的领导。在分派给他的地域内，总督代理代表着整个政府。这一点，与总督在整个财政区的情形一样。
达尔让松伯爵写过一本名叫《回忆录》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约翰·劳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有一天，约翰·劳对他说：“法兰西王国的统治者，原来是30位总督。这里，没有省长，没有等级会议，也没有最高法院。各个省份的兴衰成败，全在于这30位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这些行政法院审查官，在各个不同的省份各尽其职。这些是我在担任财政监督时所看到的。对此，我从来不敢相信。”
在旧的封建贵族的残余势力面前，这些官员好像消失在旧贵族的余辉当中，显得毫不起眼，尽管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大。因此，人们很快发现，那个时候，想要看到总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总督的权力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贵族相比，总督在社会上的地位低劣多了。贵族让人尊重的程度、财富以及地位，都是总督无法相媲美的。不过，人们对贵族的尊重，总是与对旧事物的崇敬联系在一起的。
在政府里，国王由贵族簇拥着，才有了宫廷中的一切。海上的舰队，陆地上的军队，都是由贵族统领的。总之，那个时候，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就是贵族了。甚至于，后世的子孙也经常把自己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他们的先祖身上。如果有人提议，让某个大领主担任总督，那简直就是对那位领主的人格亵渎。贵族当中，即便是最为贫穷的人，也不愿意担任总督。
在贵族看来，总督是一群不知名的小辈。他们是在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全在于资产者和农民的支持。就像约翰·劳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后所看到的那样，统治着法国的正是总督这一批人。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超越贵族权势的代表。
先从捐税权说起吧。这是因为，它差不多囊括了其他的所有权利。
众所周知，在捐税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包税的。这些税目的确定，是由御前会议和金融公司一起商谈得出的。其中，契约的各种条款，收税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至于其他的捐税，比如说人头税、兵役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等等，要么在中央政府官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要么由他们确定并征收。
每一年，御前会议都要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在这项决议中，确定了各个省份的摊派数额、兵役税以及附带的其他多种捐税数额。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事先得不到任何消息，但是每一年的直接税数额不断增长。
作为古老的税种之一，兵役税的收税基数和征税，都是由地方官员办理的。这些地方官员凭借自己的出身、选举权或者通过金钱购买官职，来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因而，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这些地方官员通常是当地的领主、教区的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的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官，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管理兵役税。还有一部分人，虽然继续管理兵役税，但是已经不再把它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而是将其放在从属或者次要的地位。甚至于，兵役税的掌控已经完全落入总督及其助手手里。而事实上，在教区内，也只有总督才有权力履行职能——摊派兵役税，指挥、监督收税人员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缓期征收或者免予征收税款。
还有一些捐税，比如人头税，由于产生的时间比较接近现在，所以对于旧权势的残余，政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于被统治者的任何指责和抱怨，政府全都不予理会，只管做自己的事情。
总之一点，每一项纳税额的总数，都是由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决定的。现在，我们将讨论的话题，从钱的问题转移到人的问题。
作为征兵制的前身，法国的自卫队有着较为沉重的负担，尽管自卫队的征兵数量不及征兵制。有时候，关于农村青年谁去当兵入伍的问题，人们采用抽签的方式予以决定。那些被挑选出来的青年，就算是士兵了。他们通常组建成自卫军团，为其服务六年。对于这样的制度，法国人已经容忍很长时间了。在大革命爆发之时以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征兵制的忍受，法国人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相对于旧的封建政权来说，自卫队算是比较现代的制度了。因此，自卫队的管理，只能交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旧式的封建政权。自卫队的士兵数量以及各个省份的名额，由御前会议决定。对于每个教区应征收的兵员数量，由总督来决定。抽签的事情，由总督代理主持，并决定以下事务：当地免于征兵的人数，哪些自卫军应该开赴前线，哪些应该驻守当地。那些被指定开赴前线的士兵，最后统一交由军事当局管理。至于那些想要免于征兵的人，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找总督和御前会议求情。
同样，所有的公共工程，包括那些最为特殊的工程，只要是在三级会议省之外，都是由中央政权的代理人来作出决定，并进行领导的。
领主、财政局和大路政官，这些独立的地方当局依旧存在。然而，在各个地方，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是无所作为，尽管对于所隶属的公共管理，他们多少能起些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那时候的政府文件，就可以找到证据。
在人们普遍捐助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大路开始修建和维护。甚至于连大城市之间的要道也是这种情况。道路规划的制定，以及道路管辖权的确认，由御前会议来负责。当道路开工以后，总督直接指挥工程师工作，而总督代理的职责是，募集劳动人数，进行施工。乡村间的小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通行。这些小路的管理权，交由地方上的旧政权。
与今天相同，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代理人，桥梁公路工程局依然在公共工程领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所学校和一个会议，这是桥梁公路管理当局所拥有的。在当局内部，有每年跑遍整个法国的督察员；有住在工地现场，遵照监察官的指挥，负责整个工程建设的工程师。这里的一切，与过往的时代，几乎一模一样，尽管时代变迁，已不是从前。
在新社会里，旧制度的机构经过转变，依然保留了下来。与人们想象的相比，它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尽管它们原先的形式还在，但是名称已经丧失。不过，桥梁公路工程局却是一个例外。它既保留了旧有的形式，又继续使用原来的名称。
每一个省份的治安，由中央政府在各省的代理人单独负责。在整个王国，接受总督指挥的骑警队，分布在全国各地。为了应对紧急的局势，除了依靠骑警队外，必要的时候，总督还会动用军队。只有这样，流浪汉和乞丐才能被逮捕、镇压，而由粮食价格暴涨引发的叛乱才能得以平息。过去，在城市里，通常有保安团。它是由总督挑选的士兵组成的。它的军官也是由总督来任命。现在，作为被统治者，总督直接被政府召唤，帮助其完成上述的各种任务。
治安条例的制订，通常由司法机构来主持，并由其行使这一权力。然而，治安条例适用的范围极其有限，只能在一部分地区实行，甚至往往仅限于一个地点。对于这些制订好的条例，御前会议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取消。当所涉及的事由牵涉到下级管辖权时，御前会议总是这样做。如果有些问题，与法官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或者是有些问题涉及到了那部分规章内容，但是法院却袖手旁观，置之不理，那么御前会议就要制定相关的条例，以应用于整个王国。在大革命爆发前40年间，御前会议修改裁定了很多条例，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等方面。这些被人们称为御前会议裁决的条例，数量很多，并且随着大革命的迫近，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领主在旧的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只要是在他领地内的穷人，都必须由他来接济。关于这一点，在欧洲古老的立法中早就有了规定。在一本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条文：“在领地范围内，如果有人陷于贫困，那么领主有义务来赈济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领主应该竭尽所能，使其获得一定的谋生手段。对于贫苦的农民，领主还应该监督他们接受教育。”
每年，各个省份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基金。这些基金，是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分配的。各省的基金到位后，总督再将它们摊派到各个教区，留作救济的费用。因此，每个教区的种地人，当生活陷于危机的时候，只能向总督求救。一旦发生灾荒，人民只能等候总督发放小麦或者大米。
每一年，经过裁决，御前会议都要划出若干地点。在那里，会建立慈善工场。这样一来，那些最为贫困的农民，可以暂时在其中劳作，获取微薄的收入。很明显，这样的救济事业，是距离当地十分遥远的御前会议作出的。他们如果不是心里突然萌生这一念头，就是盲目地胡乱规划。很自然地，这种救济事业是没有办法满足人民需要的。
仅仅帮助农民解决一时之困，并不是中央政府唯一要做的。除此之外，教授给农民致富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强制他们去致富，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的。有时候，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只要御前会议有强迫他致富的想法，对方就必须执行。某种方法，被用来强制手工业者使用，以便生产出特定产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这些强制的规定没有办法全部落实和执行，于是，在总督之外，又设立了工业总监察。在各个省份之间，这些总监察们不断穿梭，以期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权力。
建立农业协会，发放奖金，是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总督和总督代理，也经常遵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散发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一般是与农艺相关的。甚至有时候，中央政府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创设苗圃。苗圃生产出来的苗种，一律分送给农民。那时候，农业的负担很重，与其他负担相比，差距悬殊。如果中央政府能及时消减负担，那么农民致富的效果会更好。可是，显而易见，关于这一点，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
对于有些土地，御前会议如果认为它很低劣，就会立刻宣布，禁止在那里种植某种作物。有时候，人们已经在某块土地上种植了葡萄。但是，一旦御前会议判决那块土地低劣，那么，人们必须拔掉葡萄。由此可见，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已经转变成了监护人。第三章 而今的政府管理监督，其本质就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当封建制度没落之后，法国的城市自由依旧存在。自治权，在领主不再管理农村的时候，依旧保留在城市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期。这时候，与原先一样，自治的城市依旧是众多小型民主共和国的一分子。在这些国家里，全体人民自由地选举行政长官。这些官员对全体人民负责。城市的公共生活十分活跃，它对于自己的自治权利，既十分珍惜，又感到无比自豪。
从1692年开始，选举制度首次被取消。从此，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国王可以拿来向各个城市的某些居民出售。换句话说，城市里的各种职务，成为一种买卖的东西。
由于法官的完全独立，是司法体系优异的首要条件。因此，当问题仅仅涉及法官的时候，职务买卖通常是有好处的。但是，另一方面，职务的买卖从始至终都是有害的，当问题涉及到行政制度本身的时候。这是因为热情、服从和责任心乃是行政制度最为需要的。关于这一点，旧君主制政府十分清楚。因此，它从不出卖总督和总督代理这些职务，而是谨慎地防止自身受制于强加给城市的制度。现在，出现了卖官鬻爵的情况，可以说，城市的自由和人民的福利，两者一起被毁灭了。
路易十一统治法国的时候，由于城市自由所体现出的民主性，使得这位君王备感恐惧，于是他下令，限制城市自由。到了路易十四时期，只要城市能赎买自由，他便把城市自治权出售给它们。这时候，这位君王倒不是害怕城市自由。实际上，路易十四想通过这种方式做买卖，其意图并不是真的要废除城市自由。如果说他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只是出于财政目的的考虑而暂时采取的一种措施，决不是他的本意。不过，在他统治期间，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曾经被出售过七次。而当那些城市从中获得利益的时候，他又将这种权利收回，以便再一次出售。像这样的做法，其动机和目的是明确的。对此，人们早就坦言相说，毫无隐讳。路易十四的这套买卖把戏，在前后80年的时间内，一直如此，没有改变。这一点，让人们颇感奇怪。
1772年，法国颁布了一条敕令。在其前言中，路易十四这样说道：“负担的减轻，已经成为财政上的一种需要。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找最为妥善的方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巨额税款，承受人简直苦不堪言，尽管这种方法非常稳妥。1764年，在总督写给财政总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城市职务的赎买，很多人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一数目，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然而，这批巨额财政收入，并没有用到城市的福利上。与之相反，这些赎买来的职务所享有的特权，以及政府对城市人民的压榨，却日益明显、严重。”这一无耻到极点的特征，在整个旧制度里，我是没有看到的。
在法国，也许并没有两座城市，显得绝对相似。但是，这种城市间的差异，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而这种相似性恰恰被这种错觉所掩盖。每一个城市不但有古老制度的遗留，而且还有各自运行的方式，而不管城市政权的根源怎样变化。所以，关于18世纪城市管理的情况，在今天想要明确地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764年开始制订。一篇篇奏文，必须由各省的总督，按照每个城市的行事方式写成。其中，有些文献我有幸找到了。仔细查阅之后，我确信，每一个城市的管理方式，差不多是相同的。有时候，尽管表面上有些差别，但实质上是相同的。
通常，有两个会议全面负责城市政府的工作。所有的大城市和许多小城市，都采用这样一种形式。
第一个会议，是市镇的权力执行机构，被人们称为城市政府。它是由城市的官员组成的。城市的大小，决定了这一会议的参加人数。会议的成员，也是经由选举产生后，行使临时权力的。只不过，他们必须抓住国王进行职务买卖或者确立选举制这些时机。随着中央政权进一步地控制城市政权，赎买的职务日益贬值。因此，当国王收回职务，并再一次出售的时候，很少有人再使用金钱赎买它。
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城市的官员总是享有特权，并且免于纳税。但是，他们却没有薪金。城市行政权是集体行使的，因此，他们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对于市政事务，行政官一个人无法全权负责。虽然市长是市政府的主席，但是他不是城市的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的名称，是全民大会。在各个城市里，全民大会参与主要事务的处理。有些地方，还实行选举制，全民大会在那里组织城市政府的选举。
全民大会在15世纪的时候，由全民组成。关于这种做法，符合他们先祖的习性。这一点，可以在一份调查奏文里得到验证。那时候，全体人民选举城市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对于人民的意见，官员在必要时会听取，并且及时向人民反馈。这种方法，直到17世纪末期，偶尔还会实行。
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的组成人员即人民，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这时候，代议制成为全民大会的组织形式。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民众不再选举全民大会，并且民众的意见也不再被接纳。全民大会的组成人员，变成了显要的贵族。这些人有两个来源：一部分人是行会或者团体派来的，另一部分人参与会议，是由于身份比较特殊。在这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肩负着委托权。这种权力是他们所在的特殊小团体强加给他们的。
特权显贵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民大会中越来越多。而工业行会的代表，则越来越少，甚至再也没有了人影。唯一能看到的，是团体代表。也就是说，全民大会的参加者，几乎没有手工业者，而全是资产者。那时候，各地的人民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就像局外人一样，不再关心市镇的事务。中世纪的时候，人民心中普遍怀有一种城市的爱国主义热情。此时，行政官员不断地尝试唤醒这种热情，可是没有一点儿效果——人民对其冷漠置之。有些城市利益，虽然关系重大，但是也不能吸引人民。有些地方，继续保留着虚假的自由选举活动。对此，人民都会弃权，如果让他们去投票的话。像这样的事情，历史上还有很多。可见，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人民会轻易地相信那种虚假的自由。
从奥古斯都开始，一直到现在，形式上的自由，几乎是所有君主想要维持的，尽管他们一度摧毁了这种自由的实质。在他们看来，采取这种方式，就可以将道德力量——公民曾经极度认可的共识，与专制力量给予的种种便利结合起来。于是，他们不断尝试这样做，可是结果全都失败了。很快人们发现，这种形式的自由，由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没有办法长时期地维持。
于是，等到了18世纪，小寡头政治便成为各城市的政府形态。当时，全法国的行政制度，都存有一种政治弊端：某个家族势力，可以躲开公众的耳目，逃脱对公众的责任，而以一己之见，掌控着城市的所有事务。让中央政府越来越紧密地控制地方权力，这是总督们看到这一弊端后，所能提出的唯一解决之道。
御前会议经常根据各个总督的建议，制定一些没有注册过的规定。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甚至于有时连城市的居民也毫不知情。当某一个城市，突然遭到某种相似的规定打击时，它的居民往往说道：“一听到这样的措施，城里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于是，他们都感到很震惊。”正是这些规定，总是将所有城市行政制度的改革予以推翻，尽管这些改革方案由君王一道道颁布。可见，想要改变那些弊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城市里，一切工程如果要进行下去，必须按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通常，工程是由国家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主持。而工程的招标工作，必须在总督或者总督代理的监督下进行。有些人认为，法国到处是新生事物。但是，只要他们看到这一点，一定会备感惊讶。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裁决——它通常由总督的报告得出，城市才能设立出入的关卡，才能征收税款，才能进行抵押、出售、诉讼活动，才能租赁城市财产，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盈余的那一部分，才能进行自我管理。
但是，对于城市管理的干涉，中央政府所达到的深远程度，远远甚于这些规定所显示的范围。可见，与它的权利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要大很多。
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份通告，是财政总监写给各省总督的。在这份通告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城市会议中所发生的一切，你们必须万分谨慎。会议上的各种决定，以及你们的意见，都必须以最为明确的报告形式，迅速邮寄给我。”
实际上，不管城市中的大小事务，政府都紧密地控制着它们。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总督和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中看出。所有的事务，包括节日的庆祝问题，都须经过总督的同意。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有自己的坚定看法。在一些情况下，总督也主持公众的庆祝活动。这时候，总督亲自下令，点燃灯火，挂上灯笼，系上彩绸。有一次，资产者民团成员，由于在唱《赞美诗》时不在现场，便受到总督20里弗尔的处罚。因此，在城市中，官员们感觉自己的地位很卑微，说出来的话没有多大效力。
在这些城市官员当中，有些人曾经给总督写信说道：“大人，为了不辜负您的厚爱，对于您的一切命令，我们都谨遵恭守。对于您给予我们的保护和仁爱，我们祈求能得到更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冠冕堂皇地自称为本城的贵族。在信中，他们这样写道：“对于阁下的意志，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对于政府的权势，资产阶级一直想要掌控，而自由却成为人民争取的对象。就这样，他们各自做着准备。
在18世纪，当城市走向灭亡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那时候，市政的混乱，充满了整个历史。关于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然而，有的人却说，城市在短时间内就会灭亡，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的话。对于后者的说法，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按照常理，城市与中央的依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它解决自己的财政，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可是，事实绝不是这个样子。
不同的权力，以及不同的形式，都紧紧地依附在中央周围。当我们从城市向乡村走的时候，随处可以碰到这种情况。
与领主不同，中世纪的很多乡村，曾经组建过一些集体。这种集体，有自己的一定财产，并且其产权是属于自己的。它的首领，也是由它自己选举产生的。此外，通过民主的方式，它进行着自我管理。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种集体，它也被领主所利用、监督和统治。
像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者曾经有过这类法律的国家或者地区内都可以找到。在英国，像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而在德国，只要读过弗里德里希法典，你就会明白，此类情况在60年之前也十分流行。而在18世纪的法国，像这样残留的痕迹，也是有的。
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在我偶然查阅一份资料的时候被发现。那是一个总督管理区的档案。我想要了解旧制度下的教区状况。然而，在那些备受奴役，且经济条件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的发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些特点只有新世界才有的。并且，对于它们的存在，我始终感到很震惊。
其实，新旧两种制度，都没有设立代议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政府。在整个社区的领导下，官员们分别对各个教区进行管理。而全体会议，两者都会时不时地举行，在这种会议上，全体居民共同选举城市的官员。对于重大的事务，也是由他们一起解决。总之，两者的各个方面都很相似，就像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在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新旧两种制度，有着相同的起源，虽然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农村教区来说，由于它们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自主管理，因而在新英格兰地区，它们就变成了镇区。而在法国，由于它们摆脱了领主的管辖，紧紧地受控于中央政权，因而出现以下状况。
18世纪，每一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不同教区的官员，就数量和名称来说，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地方的生活变得日益停滞时，官员的数量也是不断减少的。而当这一地方上的生活变得活跃时，官员的数量就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古老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大部分的教区官员，分为两大类——理事和征税员。在各种场合，他们已经不是社区的代表，而沦为国家的工具。他们的产生通常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实实在在的选举，要么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理事代表他们处理事务。这些事务通常与公共秩序或政府有关。除此之外，理事还是总督代理的首选代表，当所处理的事务涉及到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执行一切普通法的时候。而在总督直接命令下，收税员负责征集人头税。
与往日不同，对于政府的所有事务，领主丧失了的管理权限。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过去有些事情，他们总是要插手干预的，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但是现在，他们甚至连监督的权限也没有了。当然，他们的力量日渐萎缩，他们也不愿意再去干预事务了。今天，如果他被邀请参与这些事务，会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教区内，如果想要取代领主的统治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另外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领主的存在以及他的特权，总是妨碍这一过程的进行，尽管他已经没有了统治权。在教区内，领主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与其他人完全不同。正是他的这一天然的优势，使得他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力。对于一切法规的权威，这种影响力可以对其进行破坏或者消减。
对于教区内有知识且有很多财产的居民来说，由于领主的不断干预，他们相继离开领地而逃向了城市。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还会论述。这样一来，教区内只有一群农民，而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财产。可想而知，对于公共事务，这些农民一点儿也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治理。蒂戈尔说得好：“在教区，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的居民，就是全部。”
由于教区征税员和理事无能、愚蠢与笨拙，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到处充溢着人们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追寻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当时的大臣、总督、总督代理甚至贵族也在不断地埋怨。
在法国的农村教区中，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民主特色，直到大革命爆发之前，还存留在其管理制度当中。只要商讨某一公共事务，或者选举市政官员，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利参与其中。在村里钟声的召集下，他们全都集中在教堂的门廊前。在这种商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会议既没有投票表决，也没有实质性的协商。此外，针对不同人的发言，为了收集并记录它们，会议还要专门请来一位公证人。而这位公证人会把那些会议纪要，露天制作成证书。
尽管在教区内，这种形式的民主会议，可以让人们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但是与城市政府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征求总督的意见，得到他的准许，并且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完全听从总督的指挥，这时候，民主会议才会得以召开。因此，当有人打开民主会议的嘴巴时，民主会议才能发表意见。
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准许，民主会议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才能自己做出决断，尽管在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裁决，那么，教堂的房顶被风刮坏，本堂神父的住所墙壁坍塌，这些地方想要得到修缮或者重建，是不可能的事情。与距离巴黎最近的教区一样，最远的农村教区，也必须接受御前会议的裁决。有一次，我亲眼看到，25里弗尔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后，才可为一些教区所用。
某些最为民主的形式，也可以与那些最为专制的政府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政府要实施压迫人的行动时，还必须摆出一副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的神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把虚假的自由形式与真正自由的缺乏相比较，就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这一点。
诚然，对于官员的确定，居民通常可以行使他们手中的普遍选举权。但是，像这样比较小的选举团，待定的官员，往往是总督指定的候选人。不但如此，总督指定的候选人还会以全票通过选举，并且从来都是这样。还有几次，自发举办的选举活动，被总督撤消了。接着，收税员和理事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员。他们上任后，一切新的选举活动全被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下去。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社区工作的官员，其命运是比较严酷的。并且，你没有办法想象比这更为严酷的了。在其他地方，保障公民免受侵害的制度，依旧存在和执行。但是，在这些地区，它们却不存在了。因此，这些地区的官员，经常受到总督代理即中央政府最底层的代理人的强迫，并且遭遇很多数量的罚款。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被投进了监狱。1750年，有一位总督这样说道：“在一些社区，关于骑警队骑兵巡逻的费用，我强迫他们支付给我。结果，有几个村舍的负责人，私底下偷偷地抱怨。于是，我便将他们抓进大牢。最后，他们乖乖地屈服了。”由此可见，在教区担任职务，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相反，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鉴于此，对于这样的职务，很多人总想摆脱它。
不过，在今天，作为所有公共自由当中的一种，教区自由一直为农民所深切理解。教区自由，是唯一一项使农民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在政府中，由于不能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些人深感不满，尽管他们对全国的政务掌控在君王手中早就习以为常。这就是这种空洞的自由形式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那些教区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于这些农民来说，还是相当珍惜的。
那种具有独立性质，并由多数成员组成的团体，往往也都具有上述有关城市和教区的情形。
在旧制度下，全法国人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这种情况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虽然监管这一词语还没有被造出来，但是，作为一种事实，它早就存在了。当时，城市、乡镇、村舍、救济院、手工场、修道院以及学院等，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处理各自的事务。当然，对于自己的财产，他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处置。所有这些情况，仍旧和今天一样。第四章 旧制度的体制：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
在整个欧洲，法国的普通法庭是最为独立于政府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它。然而，与法国经常使用特别法庭不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这样做。法国在这两方面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人们不会把它们联想在一起。对于法官，国王没有办法使用功名利禄和威慑控制他们。于是，他很快就感到，自己的行动处处受到法院独立性的干扰。换句话说，对于法官的命运——撤职、调离也好，封官加爵也罢，国王是没有任何权力的。
鉴于这种情况，一旦有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发生，就会被移交普通法庭处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普通法庭之外，国王又专门设置了一种法庭。这种依附于国王而存在的法庭，在大臣和民众看来，徒具法院的外表，唯一的作用就是，减少国王的恐惧心理。
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的某些地区，并不像法国那样，政府没有权力掌控普通法庭，因此，这些地区从不设立行政法院，也不像法国国王那样，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这些地方，法官受到国王的严密控制，根本不需要专员的监督。
通常，一项措施实施之后，政府紧接着声明，总督和御前会议全权处理这一措施可能引发的争议和诉讼。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国王所颁布的宣言和诏令，以及御前会议的命令就可以看出。这些国王的旨意，大多是在君主制留存最后一个世纪的时候颁布的。最为常见的行文方式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国王陛下宣告，这一命令以及附属条令的执行，如果引起争议的话，全部交由总督或者御前会议裁定。对于这样的案件，法庭和法官均不得接受审理。”
案件移交的程序，经常被御前会议拿来使用。通过这种方式，涉及政府的案件全被御前会议夺走了，并由他们自主处理。像这样的案件处理方式，由于事前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在依照法律或者古老惯例处理的案件中随处可见。而这种调动案件的命令，就记录在御前会议的登记手册中。慢慢地，这种事实变成了理论，而例外情况，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对于普通法庭来说，它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一旦争讼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因解释政府法令而引起争议，就不是普通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范围。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实践当中成为执法者的国家座右铭，尽管它并没有被正式写进法律。找到那个行文公式，是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目标。行文公式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很明显是属于旧制度的。
自从国王采取这一措施以后，总督和御前会议负责有关征税的大部分诉讼问题。此外，他们还处理一些问题，诸如河流航运、大路路政以及车辆运输和公共车辆治安等。一句话，只要涉及政府的所有诉讼案件，都由行政法院来处理。
对于这种特殊的司法权，总督想方设法地扩大其权限。财政总监经常得到他们的警示，不断地去刺激御前会议。在这里，有一个移交案件的理由，不得不提。这是由一个官员提出来的。他这样说道：“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御前会议可以永远地违犯法规。然而，对于违法行为，普通的法官必须遵照成文法规予以镇压和惩罚。”
这一原则，很快得到了应用。与政府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议案，经常被总督或者御前会议拿来审理。有一位贵族和他的邻居发生了纠纷。事后，法官做出了判决。然而，这位贵族对结果不满意，于是便请求御前会议重新审理这件案子。当有人问监察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这样回答道：“只要国王陛下愿意，他永远有权力审理一切案件，而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尽管此处涉及的只是私人权利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粮食昂贵，经常爆发一些叛乱。参与其中的平民，用自己的暴力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像这样的案件，涉及到的人员，往往根据案件移交程序，被送交到总督或者骑警队队长那里审理。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一些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由总督亲自选定，组成一个机构，审理刑事案件。这种机构，与一个临时性的省级法庭相似。在这样的审理方式所判决的案件中，很多人被判处服苦役甚至是死刑。尽管如此，17世纪末期的时候，很多刑事案件还是由总督亲自审理。
近代法学家们说道：“大革命爆发之后，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独立，相互区分。而在这之前，它们两者是相互混淆的。”这一点使我们相信，自从大革命爆发以来，行政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想要充分地认识这一进步，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两点。其一，对于自己的职权，司法权从来没有完全履行过；其二，在旧制度下，对于自身权力所拥有的自然范围，司法权总是不断地超越。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其一，而不了解其二，那么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就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对于法庭来说，它时而被排除在自身的权限之外，没有办法审理真正属于自身管辖的案件；时而又超越自身的管辖范围，获得准许从而制定政府的规章。对于司法权，我们已经将其排斥在行政领域之外。然而，旧制度却一直将其保留在行政领域之内。这一点，很明显，是十分不恰当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权力的乱混，已经波及到行政和司法两个领域，情势非常危急。在司法的天然领域里，政府的权力到处干预。对此，人们却任由其发展，而不加干涉。相比较而言，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力，更加危险。这是因为政府一旦干预法庭，那么人们就会变得十分堕落，甚至兼有革命性和奴役性。而法庭干预政府，则只对案件本身不利而已。
在6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先后永久性地制定了九部或者十部宪法。其中，有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对于任何政府官员的起诉，普通法庭都没有这个权力，除非事先得到了批准。关于这一条款，人们在废除这部旧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将其剔除，而是谨慎地从废墟中找出来，并保存下来。此后，为了防止这一条款遭到革命的破坏，人们又小心地保护着它。可见，这一条款真的很奇妙。
与今天一样，君主专制下的政府，想法设法地避免政府官员像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犯了罪。因此，当这一条款所赋予的特权，被行政官习以为常地称为1789年的伟大成果时，他们完全搞错了。在大革命之前，为了庇护政府官员，政府只能采取蛮横无理的手段；而大革命之后，对于他们的违法行为，政府可以使之合法化。这就是两个时代之间唯一的、最为本质的区别。
那时候，在普通法官的脑海中，一般都会对受到攻击的官员形成偏见。这样，很有可能危及到王权的安危。这是一位行政法院的官员所描述的情况。因此，旧制度的法庭必须干涉御前会议的一道裁决——对于被告的案件，法官不能受理的时候，理应交由专员审理，而他们通常由御前会议任命——当法庭意在提起对中央政权的任何一位代表的诉讼时。像这样转交给御前会议专员审理的案件，不仅涉及到重要官员，也会牵连到很低微的官员；而且它们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决不是相隔很长时间才发生的。任何人，只要与政府稍微有点瓜葛，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当然除了政府自身之外。
有一个受到虐待的农民，将桥梁公路工程局的一个小官员告上了法庭。这个小官员是负责指挥徭役的监工。之后，总工程师给总督私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说道：“诚然，那名监工应该受到指责。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任事态的发展。要知道，就劳工对监工所提起的诉讼，要确保普通法庭既不受理，也不听取。对于公路桥梁局来说，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旦这件案子予以受理，那么，民众就会提出更多的诉讼，到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度势必受到影响。”最后，御前会议宣布，这件案子移交给他们审理。
还有一个案子，邻人田地里的物资，被一个国家承包人占为己有。于是，总督便向当时的财政总监亲自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写道：“政府的原则与普通法庭的原则，一直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政府的利益将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如果将政府的承包人交由普通法庭审判的话。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没有办法向您充分地说明。”
写这些话的政府官员，与我们今天同时代的人十分相似，尽管这些文字是一个世纪以前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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