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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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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部乡村汉人试读：

本书是有关汉族人口迁移到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以及迁移后的生产、生活、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关系的描述性研究。“新疆南部”也称“南疆”，是天山南部区域，通常包括南疆五地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有时还加上吐鲁番地区。由于本书是研究维吾尔族聚居乡村的汉族居民，故将调查和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阿克苏、喀什、和田这3个维吾尔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并且基本不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其汉族人口居多数）。在历史追溯以及少数调研资料中会涉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移民实边”是我国历代统治者解决边疆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口大量迁入，由1949年29.10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71%，发展到2011年的844.42万人，占总人口的38.2%。政府是移民最重要的推动者，其目的主要是促进边区开发。但汉族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主要分布于北疆（天山以北）地区，南疆以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大多数。2011年，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三地区（包括阿拉尔市和图木舒克市）总人口891.91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86.8%，汉族人口占12.0%（107.1万人）。而且汉族人口多居住在城镇和兵团辖区，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农村的很有限。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相对聚居带来的相对隔离，对民族融合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南疆四地州（上述三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一直是新疆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多、敌社情复杂、维护稳定任务十分艰巨的重点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曾疯狂实施的“断桥”行动，所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普通汉族农民。由于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加剧，南疆的汉族干部、群众不安全感增加，20世纪90年代南疆汉族人口连年减少，自治区政府因此对南疆汉族居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也实施了一些倾斜性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大正研究员在90年代就一再提出，应对新疆的汉族群体进行专门调查。“要研究历史上汉族在稳定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新疆经济方面的作用和经验，了解现在汉族干部和群众的想法，他们面临的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稳定和发展新疆的建议。”鉴于南疆汉族研究的重要性，笔者2007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书便是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汉族居民”（07BSH059）的最终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理论概述1.关于移民研究

移民理论主要来自国外学者，主要是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移民理论应包括两大部分：移民与定居的理论和移民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的理论。但是，迄今为止，研究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如何持续的较多，研究移民的后果以及移民融合与转型的相对较少。当代国际移民理论众多，一般认为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四个：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

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移民产生的根源，移民将使国家间工资与福利的差距逐渐淡化、消失，进而也会消弭移民现象。该理论忽视了政治因素对移民的影响。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对国际移民的推动作用，并将移民主要看作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但对移民的动机及其行为本身反而重视不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国移民填补其空缺。该理论只从移民接受国寻找移民的原因。移民系统理论强调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比如国与国关系、文化联系以及家庭与社会网络）进行整体性研究。

对于外来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百年来西方理论界仍然在“同化”与“多元”之间左右尝试，上下求索。在美国移民社会学或族裔社会学中，经典的同化论认为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聚居和隔离是一种暂时现象，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丢弃族裔特性和文化，直至完全同化于主流社会。这是根据欧裔少数族群的研究建立起来的。一些族群在移民之后适应新环境的经验表明，移民的上位转移“成功不一定要以摒弃族裔特性、文化和社区为前提”。“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认为，在族裔聚居区内居住、创业和就业，也可以为促进族群成员最终走向同化提供另一条可行的途径。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提出“族群聚集区”概念。他们认为，这个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住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动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住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国际移民的研究理论，与国内的人口迁移有很大距离。国内的移民，是在同一政治体制下的迁移，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被同一体制下共同的管理模式、价值观念、主流文化等冲淡。即使是因移居产生的族际交往和族际关系，也与欧美社会有许多不同。本研究认为，移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居民，虽然在移入地是少数族群，但有着与内地主流文化的密切联系，其主动的文化适应、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关系、内地的亲属网络等都有与一般的移民或流动人口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国内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人口迁移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移民原因的探讨，多借用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移民来源地与目的地存在“区域经济水平、投资强度及其关联的就业机会的区域差异”。

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以边疆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内地城镇的研究较多，如张继焦对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研究，任一飞、杨圣敏、庄孔韶分别对北京“新疆村”的研究等。

张世明、龚胜泉揭示了清代到1949年前中国的边疆移民社会的特殊性，如移民社会的无序动荡及其与秘密社会之间的联系；由于传统国家所凭借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欠缺，移民唯利是图的过程中唯力是崇的草莽武野气息浓郁；移民社会中土客矛盾的根本原因肇端于对社会资源的争夺，汉族边民的生活方式样态亦多呈现基层社会军事化等特征。2.关于族际关系的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群体关系的研究分析主要有三种视角。秩序理论，相信稳定合作的社会系统是社会的基础。系统的部分功能失常，破坏了社会的平衡，紧张和冲突由此产生。快速的社会变迁是系统解体最常见的原因。对群体关系分析的核心在于是恢复群体间原有的平衡还是寻求新的平衡来实现社会稳定。冲突理论，认为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不平衡和变迁是社会常态，因而聚焦于产生种族和族群敌意的社会问题。互动论，研究日常生活中个体互动的微观社会世界，认为符号构建了社会世界。在理解种族和族群关系时设想的少数群体是响应和创造性的而不是被动的。

美国群体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常常为国内学界所借鉴。帕里洛（Vincent N.Parrillo）将相关的理论概括为三类：（1）同化（assimilation）或多数-一致性（majority-conformity）理论；（2）融合（amalgamation）或熔炉（melting-pot）理论；（3）调适（accommodation）或多元化（pluralistic）理论。都是寻求社会平衡、社会稳定的研究路径，即主要是秩序理论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上层出不穷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暴力事件，西方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民族冲突的研究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将民族冲突的特点归纳为民族性、群体性和暴力性三个方面。对于民族冲突的机制研究，加尼翁（Gagnon）认为认同在民族动员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为赢得更大范围的支持，精英就选择共同性大的认同；为了强化群体的高度一致性，就使用排他性强的认同。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认为被剥夺感最强的和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参与民族运动。涉及民族冲突诱因的理论主要有：民族安全困境理论、民族社会地位忧虑理论、狭隘的民族自决理论和精英竞争理论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研究国内民族问题时借鉴。

苏联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曾在很大程度被我国政府和学界借鉴，苏联解体后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失误与教训也被我国学者深入研究并引以为戒，如马戎、潘治平等的研究。目前独联体国家的学者对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反思也很有参考价值。如B.A.季什科夫从政治学、民族学角度对俄国的族际关系的精辟分析；O.N.布鲁西娜从人类学视角对中亚斯拉夫人移民村落及族际关系的调查和分析等。

国内学者对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类，前者大多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进行阐释，偏重政策性解读；后者主要基于问卷或田野调查，对各地民族关系状况进行解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戈登范式成为国内民族关系社会学研究中借鉴最为广泛的模式之一，产生了一批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有关内蒙古、西藏、新疆、宁夏等地族际关系的实证研究，并在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对戈登范式进行讨论，如对文化融合与结构融合的先后与作用的讨论。

对于新疆民族关系的实证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维汉关系的研究，如吉平等对维汉民族交融因素的量化分析（1993），李建新等对吐鲁番艾丁湖乡维汉关系的调查（2001），靳薇的维汉关系研究（2001），郭正林等对维汉关系的分析，等等。这些研究多基于实地调查，引入量化分析，研究手段趋于多样化，对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研究受到重视。3.关于移民与族际关系的研究

最早的社会可能是同质性很强的社会，一个社会出现少数民族群体是人口迁移的结果。人口流迁是打破族际界限的开端，同时出现的就是族性的上升。因此学术界有关移民及其与当地人族际关系的研究较多。罗伯特·帕克认为，由移民产生民族间的广泛接触，进而带来民族关系的四个阶段：竞争、冲突、调适直至融合。他给“融合”下的定义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民族）群体及其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文化生活”。

密尔顿·戈登的民族交融“三阶段论”和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近年来在国内族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以七项测度融合的指标为：文化融合、结构融合、通婚、认同、态度上的相互接受（没有偏见）、行为上的互动（没有民族隔离）、公民的相似性（没有价值和权力的冲突）。并以美国社会为例论证了三个假设：在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中，文化融合可能首先发生；即使没有出现其他几方面融合的迹象，文化融合也可能发生；如果结构融合与文化融合一起发生，或者前者紧接着后者发生，那么其他几方面的融合必然接踵而至。

沙米·史穆哈提出，应重视国家在移民和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现代国家是民族融合的媒介。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通常是双向的，但双方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对等。

俄罗斯学者O.N.布鲁西娜的著作《中亚的斯拉夫人》与本研究相对接近。该书通过对中亚若干斯拉夫人移民村落的调查，对其移居历史及移居后的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和族际关系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提出，历史形成的俄罗斯族移民村落因政府倡导发展为民族混合的集体农庄后，却因距离过近、互补性消失以及资源短缺等而导致不同民族个体间疏远，这与通常提出的族际交往与族际关系为正向关系相异，值得通过不同区域的调查，探讨该结论的适用程度。

王希恩阐述了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的关系。他认为“全球化时代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族性张扬，表现为族性认同的增强、文化个性的彰显和民族利益的强调等，而这些都是通过族际人口流迁反映出来、激发出来的”。但“族际交往本质上是消弭差别的过程”，因此，虽然人口流迁打破了族际界限，族性因素开始上升，但至一定阶段以后便下降，直至消失（可以用抛物线表示）。他指出，随族际人口流迁而表现出来的民族过程是两部分内容：一是族性的张扬，二是共性的增多和融合。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的研究，多数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后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内地城镇后发生的变化、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如张继焦对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的研究，华涛对新疆南部农村维吾尔族青年外出务工经商的研究等。对边疆地区汉族移民及其与本地民族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马戎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移民的数量、迁移方式、移民与本地人的差距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都会成为影响当地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研究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如邓立木认为迁徙至云南边疆的汉族移民，不得不借取土著文化的成分来适应新环境，逐渐形成有别于本土文化的移民文化；李晓霞提出迁移人口特征突出的新疆汉族业已形成自己的地方文化，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几个显著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张咏的博士学位论文（2004）《认同与发展——一个边疆汉人移民社区的文化研究》，是对北疆伊宁市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社会的调查，以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为主要内容。对新疆汉族迁移人口的研究，在人口学意义上的较多，着重分析流出地、迁移原因等。

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有茆永福和曹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论文。作者对汉族农民迁移的原因、汉族移民村落的形成和特点、维汉文化交融、汉族农户在维吾尔族社区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研究较为深入。但当时调查的区域较小（2县4村），个案较少，研究成果单薄且不够全面，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如作者认为散落在维吾尔族农村中的汉族村落，是汉族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拓展，过于强调民族性，而忽略统一政治体制下维汉村落结构的相同点。而且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不论是数量、影响还是生产生活方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等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调查方法及研究过程

本书是对南疆农村汉族居民迁移、居住、生产、生活以及与当地维吾尔族关系的描述性研究，研究基础除了数量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各类志书和档案记录等文本资料外，主要依靠田野调查，采用定性调查的方法，通过访谈和观察，获得第一手资料。

没有选择问卷调查的原因，一是南疆农村汉族居民异质性较强。汉族居民分散于各县乡村，定居与流动均有，聚居与混居并存，迁移时间不一，生计方式有别，异质性较强，使问卷调查的结果很难推及总体或具有代表性。二是抽样困难。汉族居民数量不多，但混居（散居）者分布范围广，难以抽样；聚居一村的居民情况又有一定相似性，难以把握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笔者认同如下观点：“如果我们研究的现象存在于小总体之内，而且并不需要随机抽样，那么我们运用参与观察、社区考察、定性访谈等研究方法，不但效果要远远好于问卷调查，而且可以做出更深度的解释。”

笔者从小在南疆生长，对于南疆汉族居民的生活及维汉关系有许多切身的感受。1990年10月至1991年8月，笔者曾在阿克苏市伊干其乡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对汉族农民的计划生育工作有初步的了解和体会，此后20多年中，曾多次去南疆农村调研。在本书中所用到的相关调查资料，主要有：1991年阿克苏市伊干其乡调查、2000年喀什市瓦甫农场调查、2000年和2001年两次在拜城县米吉克乡索克索克力村（十二大队）调查、2001年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木日开旦木村（六大队）调查、2001年拜城县大桥乡八大队调查、2005年库车县比西巴格乡格达库勒村调查，2005年库尔勒市托布力其克乡托布力其克新村（汉族村）、且末县阿克提坎墩乡调查，等等。2007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后，笔者又数次去南疆调查，尤其是2010年1月在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地区11个县11个乡的12个村对汉族居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

潘绥铭教授对于定性调查的观点是笔者在计划并实施调查中所尽力想学习和仿效的。他认为，定性调查有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方法：求同法、求异法、求全法。他所推荐的求异法，“就是要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想当然的某个现象的现实状况，其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或者努力去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因此，调查了多少个人毫无意义，唯一的价值在于最终发现了多少种不同的情况。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到没有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调查就终止了。”这种“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方法，要求选择“信息最丰富”的调查对象，以获得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

笔者在2010年调查地点及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就尽可能采用“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方法，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更丰富的资料。调查点主要是根据相关文本资料介绍、以往相关调查、当地干部推荐等几种形式选择，以点的差异性为首要选择标准。其差异性体现在：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或种植业方式，如棉花（沙雅县塔里木乡）、水稻（温宿县托乎拉乡）、园艺（叶城县园艺场）、蔬菜（和田市古江巴格乡）等；汉族农民相对于维吾尔族农民不同的居住形式，如聚居（如泽普县赛力新村）、混居（如库车县莫玛铁热克村）、散居（如和田市古江巴格乡七大队）；不同的体制，如村、农场（叶城县园艺场）、农场改为村落（洛浦县伊斯勒格墩村）；距离城镇远近不同，邻近城镇的（和田市古江巴格乡、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等）、乡镇边的（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巴扎村）、偏远的（沙雅县塔里木乡苍塔木村）；不同的建村时间，有60年代建的（策勒县策勒乡托万托格拉克村）、70年代建的（巴楚县英也尔村）、90年代建的（温宿县托乎拉乡菜队）等。主要调查点的基本情况（2010年1月调查）续表

调查对象主要为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有固定人口、流动人口，有农民、经商者、医生、打工者等。尤其重视来当地时间较长的老人，他们对信息的掌握更加全面。同时也通过对邻近汉族居民居住的维吾尔族居民的调查，了解他们与汉族人的交往和对维汉关系的看法。对于维吾尔族农民的调查，是由有经验的维吾尔族调研人员用维吾尔语进行的，尽量保持调查时轻松的氛围，当然也难免出现被调查人附和调查员而修饰自己的话语。由于调查时主要去的是汉族聚居村落，维吾尔族村民很少，因此访谈的量较少，但也反映了与汉族村民关系较密切的维汉混居村以及汉族聚居村中维吾尔族农民的一些认识。

调查中的汉族居民，并不一定在民族属性上全是汉族，而是相对而言的。在南疆，相对于文化差异大的维吾尔族等本地少数民族，南方来的少数民族基本与汉族同称。如2001年笔者在拜城县大桥乡八大队调查。该村1100多人，137户，村干部介绍说村民全是汉族，谈话中又说到有几个广西来的壮族人，包括介绍情况的村干部自己的妻子就是壮族。该村的壮族居民是20世纪80年代自流来的，一般情况都被视为汉族。2010年1月在泽普县赛力乡赛力新村调查时，村里来自甘肃天祝县的藏族人也被当作汉族看待，其中一位曾经当过村委会党支部书记，但村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藏族身份。这些少数民族成员与汉族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表征，与汉族人通婚，很自然地被当作汉族，他们一般也认同汉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汉”之指向是有差别的，“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指向多元融合体，可将之视为华夏一体的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之后的‘汉’指向单一族群，可将之视为族群之汉”。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族群名称的含义经常也是多重的，人们往往只选择当时情境下易表现差异的名称，以此界定两者的界限。在新疆，这种语义上的差别很常见，如经常以“民汉”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替代，但“民”有时是指与汉族宗教信仰差异较大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时是指与汉族语言差异较大的民族，南方来的少数民族经常被列为“汉”。

本书中提到的“口里”“内地”“关内”，都是新疆人对新疆以外其他省份的概称，反映新疆汉人对新疆边远的认识。

有关调研资料的表述中，凡2010年前后的调查（包括2009年10月、11月，2010年1月、12月的4次调查）资料一般不表述具体调查时间，其他时段的调研资料注明调查时间，以免产生误解。

调研工作由笔者设计并负责实施。参与2010年1月调查的还有几位课题组成员，他们分别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吐尔文江·吐尔逊副研究员、古丽巴哈尔·买买提尼牙孜副研究员、杨富强助理研究员。几位都长期在新疆从事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该次调查的收获是本研究成果基础性的资料来源。本书中的部分观点和认识，也是调查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每晚的讨论给笔者的启发或笔者对他们认识的综合。

本书的写作工作主要由笔者完成，第一章第一节由课题组成员邢剑鸿助理研究员完成，笔者增加了少量的资料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杨富强参与了第五章的部分写作工作。

研究过程中，如何在“描述性研究”中更多地加入“阐释性研究”的内容，一直困扰着笔者。本书本身是一个描述性研究，是对汉族居民迁移过程、生产生活情况、社会适应以及与维吾尔族关系的描述，笔者力求在描述的同时进行一些理论阐释，对人口迁移的原因、居住形式的选择、社会生活的适应、族际关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本书构架及主要认识

本书共6章，分别阐述了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来源与生活状况。这里的南疆主要限于阿克苏、喀什、和田三个维吾尔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第一章“南疆的汉族人口”，简单地叙述历史上南疆汉族人口的变化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南疆汉族人口的状况。指出1949年后，南疆汉族人口的变化与全疆汉族人口的变化基本同步，但由于人口基数低，变化速度更快，迁移人口特征突出，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并明显受当地族际关系、社会稳定因素的影响。南疆的汉族人口集中于城镇，乡村汉族居民散居者分布广，但多数仍呈相对聚居状态。

第二章“南疆农村汉族人口的迁入”，分别从政府组织动员的迁移和自发迁移两方面叙述汉族人口迁入南疆农村的过程，并探讨汉族人口迁居南疆农村的原因和影响。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现在，不断有汉族居民迁入南疆农村，国家组织动员的迁入到70年代后期基本消失，并至80年代初已大多返回；自发迁移者主要是内地农村居民，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以后有两个高峰期。现在仍居住在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多数是自流人员和他们的后代。移民网络在迁移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降低了迁移成本，弱化了迁移后的适应困难。汉族人口迁入南疆农村，是在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背景下进行的，对推动南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维汉民众的交往和交流、加强南疆与内地的联系等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第三章“居住形式”，是从民族区位角度谈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居住形式。将汉族居民最初迁移而来的居住形式分为开荒聚居、插花混居、包地独居三种形式，而定居于南疆农村后，部分汉族居民有重新选择居住形式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由混居变为聚居，最后对聚居还是混居影响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虽然混居更利于族际交往，但聚居的客观因素仍然存在，居住形式的选择应以居民自愿为原则，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有计划地进行一些调整。

第四章“经济生活”，介绍了南疆的汉族居民，主要是汉族聚居村落的汉族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状况，反映了汉族农民由一无所有到有家有业，普遍经历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他们职业构成多样，谋生方式多元化；在农业生产上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市场观念较强；收入水平较高。他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状况不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还与定居心理有关。汉族居民来到南疆后，物质生产和生活也有一个适应本地环境、学习本地文化的过程。

第五章“社会生活”，从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家庭和婚姻、子女教育与就业、社会交往、定居意愿几方面进行论述。汉族居民家庭构成简单，家庭关系以夫妻关系为主，生养男孩以传宗接代的意识较为薄弱。择偶过程中的城乡区隔和族际区隔，限制了未婚男性在区域内择偶的机会，主要以在内地农村娶妻的方式解决婚配问题，也由此保持着内地省份向南疆农村供给汉族人口的一个渠道。农村孩子的基础教育面临学校少、上学难等问题。子女在农村就业的较少，尤其是女性很少回乡。南疆农村汉族居民中普遍存在由血亲和姻亲构成的亲属网、由同一祖籍地或迁出地构建的同乡网络。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成为迁进人员亲近的、可依赖的社会关系。对于南疆农村汉族居民来说，安全感、保障感、情感依托、群体归属感等都直接影响其定居南疆的意愿。

第六章“南疆农村的维汉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共有7节，分别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权益分配、维汉通婚等四个方面分析维汉关系的状况；再从维汉农民相互的认知及他们对维汉关系的评价，看当地人评价族际关系的标准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从政府对民族团结的维护、政策的失误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对维汉关系的影响谈影响维汉关系的政治因素；最后是对南疆农村维汉关系的评价与分析。南疆农村的维汉关系有合作与竞争、交流与矛盾、互相交融又相对隔离，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常态交往，主要是共生的关系。维汉农民自己对维汉关系的评价基本以正面为主。笔者也认为，在南疆农村，维汉关系基本是和谐的，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重经济交往，轻社会交流，或有交往少交流。

本书是对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综合性研究，其中以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描述汉族居民在南疆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他们的文化适应及其与维吾尔族的关系，并进行了一些理论讨论。如借用中间障碍的概念对自发迁入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的迁移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汉族居民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非传统化特点及表现，探讨维吾尔族和汉族行为方式的区别及其对维汉关系的影响等。同时，本书更注重其研究的现实意义，希望能解答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如什么因素影响汉族人口的迁进或迁出，汉族人口聚居或散居的形式是否应该调整，汉族农民是否都是当地富人及致富的途径，南疆汉族本地干部的培养问题，汉族居民是否愿意在南疆定居及影响定居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维汉关系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等。

最后简要地概述本书中的几点认识。1.关于移民网络的作用

由内地省份自流来疆人员及其子女是目前南疆农村汉族居民的主体，他们大多数借亲属网络、同乡关系获得迁移信息和最初在迁居地生活的条件。随着他们的到来，他们的社会网络也移植到新的居住地，并通过新的迁移行为以及婚姻、生育而不断扩展。这种由不同规模的同乡、亲友以及其他汉族居民构成的大小不等的“飞地”（如汉族村落、汉族聚居点等），存在于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乡村，使新迁入的汉族居民对当地生产、生活环境的适应变得容易，甚至成为其适应新环境的条件。而缺乏安置条件（耕地）和网络支持的散居在维吾尔族村落的汉族居民增长速度较慢并始终是少数。也因为这种村落或“聚落”的形式，汉族移民迁入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农村，并没有引起维吾尔族民众的戒备与反感，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利益之争，而是被接纳甚至被地方政府欢迎，这为汉族居民的迁入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在聚落内，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经历，使来自不同地域的汉族居民彼此有族的认同，共性增多，来自家乡的区域性文化因子或者被推广为众人接受，或者从社会性缩小至家庭甚至个人的私密空间，或者被淡化处理，反映为习俗的非传统化。2.关于单一民族聚居还是多民族混居

对于单一民族聚居区（即社群隔离）存在的意义，以及多族群社会中混居（异族的自然邻近）给族际交往带来的影响，一直被中外学术界所关注。一般认为，单族群聚居有其客观需求，多族群混居增加交往促进了解，同时也可能增加族间摩擦。在新疆，各民族居住大杂居、小聚居现象长期存在。小聚居现象是历史形成的，也有政策规定并加以维护的，如清代在新疆实行“满城”“汉城”“回城”分治，有的因民族人口变动逐渐形成单一民族聚居区域，如南疆库车老城、北疆伊宁市“汉人街”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着眼于改善民族关系，以减少族际摩擦为主要目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疆安置汉族居民时，尽可能采用聚居的形式。混居现象大多是由自然迁移造成的。对于混居形式更有益于改善族际关系的看法，也是在80年代以后维汉关系越来越被关注，加强族际交往、增加社会团结越来越受重视后被逐渐认可。目前在南疆农村，推动聚居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如方便孩子上学、方便生活、保证人身安全等。笔者不赞同以行政的方式调整民族居住格局，应该尊重居民的自愿选择。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有计划地进行一些调整，比如以混居的形式进行新农场新居民的安置。3.关于迁移人口中的文化非传统化

受到迁移人口特点的影响，新疆汉族地方文化的非传统性较明显。大量的迁移人口离开家乡，脱离了原有的社会集团与文化氛围，血缘联系更多地让位给横向的地缘联系，传统观念对个人行为的控制力降低或消失，传统习俗也因失去某些规范机制如社会舆论而退化。这一点在新疆汉族人口的家庭、婚姻、生育、习俗等方面都有体现。南疆农村的汉族居民，虽然大多是由内地农村迁移而来，并未脱离农村的生产和社会环境，但也同样表现出非传统化的特点，家庭关系简单，礼俗简洁实用、功利性强，重男轻女、生养男孩以传宗接代的意识较为薄弱等。但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各种文化要素（如语言、宗教、服饰、节日、礼俗等）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许多实证研究显示，人口居少数的族群为避免同化而强化某些文化要素以示分界。南疆汉族居民文化非传统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文化是对不同区域汉族文化的综合与调和，以及因维汉文化鲜明差异而形成彼此明确的分界，还在于它虽是区域人口的少数，但在国家层面是多数民族，国家主体文化的影响使其没有文化失落的担忧。4.汉族人对新疆的认同感是其扎根新疆的前提

因为南疆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这些年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猖獗，在南疆生活工作的汉族居民能否长期留在南疆，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南疆汉族人口的“扎根”意识较弱，普遍期望由农村走向城镇，由南疆走向北疆、走回内地。这除了与汉族人口固有的叶落归根意识有关外，更多的是与南疆的稳定局势以及当地的民族关系相关。适当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增加其定居意愿，但必须公平公正，以利族际关系和谐。

对于南疆农村汉族居民来说，安全感（社会环境是否稳定）、保障感（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情感依托（有无子女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群体归属感（亲友社会网络支持）等都直接影响其定居南疆的意愿。是否认同自己是南疆人，是影响这些汉族居民定居意愿的潜在因素。长期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居民形成了双重的地域认同，既认为自己是新疆人，对新疆充满了情感，又认为自己的根在内地，有着想回去的情结。被许多人认同的“献了青春献子孙”之说，寓意着汉族人在新疆始终的“客居”身份，把自己当作暂居的、来帮助新疆发展的；不能真正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乡来认同，也就不能和新疆的其他民族完全平等相处。5.利益关系是影响当地维汉农民族际关系的主导因素

从历史上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汉族人口数量的多少往往是中央政权强弱的砝码和标尺：国强，边疆汉族人口多；国弱，边疆汉族人口少。迁移和同化（或被同化）是影响汉族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因素。汉族人口是中国的“多数民族”，在南疆农村则是“少数民族”；其文化在国家及政府层面都属于强势文化，在南疆农村则是弱势文化；散居汉族农民的社会参与意识较弱，权益分配方面处于劣势。同时汉族农民由于更易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或迁移时已经具备新技术优势，一直被认为是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因此，在与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的交往中，在生产技术上多起表率作用，在文化上则取多与少（如对语言和习俗的学习），在精神上（宗教）相互隔离，交而未融，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较强。

绝大多数南疆农村汉族人兼具三种身份：农民的职业身份、汉族的民族身份、进入异文化区域的迁移者身份。在与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交往中，可能同时带来三点益处和三个问题：维汉农民间有协作也有竞争，维汉文化的相互吸收与彼此冲突，技术、信息、市场等更为开放与短缺资源更为紧张并存。益处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当地维吾尔族居民发展，也成为维汉团结的基础和动力。问题也会造成维汉居民之间矛盾与冲突，甚至被人有意夸大为“掠夺”资源、“剥夺”权力、“灭绝”文化等强力、强权行为，使其成为难以协调的实质性的族际冲突。权益之争是族际冲突的实质所在。在南疆农村，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资源耕地与水的问题，要避免在资源分享上可能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更要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否则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肯定首当其冲，维汉关系的激化也会成为必然。文化是强化内群意识最有号召力的工具，以“文化”因素挑起族际冲突的实际借口，是激起民众情感的工具。一些借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而出现的极端行为，往往表达的是被忽视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要求更多权益的愿望。6.关于群体行为方式对族际关系的影响

维吾尔族和汉族族内互动方式的不同，反映了维吾尔族群聚性和汉族个体性的特点。在族际交往中，维吾尔族偏向于群际关系，南疆的汉族偏向于人际关系。加之受到维汉两族群体规模上巨大差异的影响，在南疆，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接触较少，对汉族的认识多来自群体内的他人，缺少个人经验，信赖族人传授，遵从集体意识；汉族人与维吾尔族人接触较多，个人的经验感受较多，即使群体间发生冲突，私人友情还可保持。汉族人群聚意识弱也是他们有时会产生被欺负或被边缘化的感觉。由于汉族群体对个人生活的干涉较弱，个体选择的自由度较大，在族际交往中表现得较为宽容，反映出汉族的族际边界更为灵活。这种行为上的差异，使维汉族际交往有了一种弹性，个体直接冲突较少，普遍对族际关系的认可度较高。但一旦有了冲突的直接诱因，又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易使个体冲突扩大为群体冲突，而居于少数并分散的一方民众受到的伤害最大。7.关于“少数民族”地位的相对性

南疆是维吾尔族聚居区，汉族人口数量很少，汉族人中流行“汉族在这里是少数民族”的说法。其反映的意义，一是人口数量占少数；二是权益受到忽视；三是在维汉交往中居于弱势。这些认识有其客观根据，并更集中地反映在对政策性倾向的意见，如生育政策、招生政策的民汉差别等。但汉族在南疆的“少数民族”地位是相对性的，在其个体民众可能因人数少、缺少代表上达诉求等而被政策或地方政府忽视的同时，在当地推行国家主流文化、加强政权组织建设、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无法回避其中汉文化的主导位置，这是由我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以及汉族聚居区域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等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同时，国家近些年对南疆汉族居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有倾斜性政策，实际也引起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尤其对就业政策。因此，以族群为单位的政策性倾斜只会加大族际的攀比和竞争，强化族际边界，而以区域为单位的倾斜政策会减弱这种倾向。第一章南疆的汉族人口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6，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份。它东部和南部与甘肃、青海、西藏等省、自治区邻接，东北部同蒙古国交界，西北到西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接壤，西南部同克什米尔地区毗邻，陆路边境线5600公里，在历史上是沟通东西方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现在又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新疆地形地貌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北部有阿尔泰山，南部有昆仑山，天山横亘中部。阿尔泰山与天山中间夹着准噶尔盆地，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天山与昆仑山中间夹着塔里木盆地，面积约53万平方公里。习惯上，我们把天山山脉以南，包括塔里木盆地、昆仑山脉以及吐鲁番盆地的区域称为南疆。本章所谈历史上南疆主要指的是塔里木盆地，其重点在今天的阿克苏、和田、喀什这三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谈到南疆汉族人口状况时，着重分析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阿克苏、和田、喀什三地区。

汉族是较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民族之一。2000多年来汉族“是新疆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唯一一个没有缺少过的民族成分”。但早期进入新疆地区的汉族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融合到当地各民族中去了。现在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居民，大多是清代以后陆续由内地迁来的。1949年新疆汉族人口为29.10万，占全疆人口的6.72%，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南疆地区主要在城镇，在南疆农村生活的汉人数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来自内地省（区、市）人口的大量迁入，新疆汉族人口增长较快，到2012年，达到847.29万人。因此，新疆的汉族人口表现出明显的迁移人口特点。第一节历史上南疆的汉族居民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往来源远流长。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距今两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南疆各地，诸如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相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吕氏春秋》《穆天子传》《竹书纪年》，都记载着新疆古代与中国内地往来的历史传说。本节所探讨的南疆汉族居民，时间起自新疆始有汉族移民记载的西汉，止于1949年。除了国家政权极度分裂和收缩时期外，无论是国家统一政权，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只要势力延至新疆，基本上会出现内地的官吏、士兵、商人等迁移至新疆的情况，其中汉人占到大多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族居民分布区域的重点各异。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与匈奴人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曾在新疆的哈密、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各个经济、军事重镇部署军队，同时还动员内地居民到新疆屯垦。同样唐朝政府为确保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畅通，先后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北庭都护府，其中南疆是中央政府苦心经营之地。如龟兹（阿克苏库车）是安西节度使驻地，主要屯兵地和屯田地，聚集较多的汉族移民。这种汉民分布格局至清代发生变化。清朝前期，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巴里坤、木垒、奇台、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伊犁等东疆、北疆地区。乾嘉时期，除驻防绿营兵丁和部分商人外，南疆汉人数量很少。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清朝政府仿北疆之例，始在南疆西四城实行屯田。1864年，新疆大乱，各民族相互仇杀，南北疆汉人损失殆尽。1876年，左宗棠西征，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建省后，内地汉人再次大量迁入新疆，东疆和北疆仍是迁入的重点区域。民国时期，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先后统治新疆，但仍旧维持新疆汉族居民北多南少的格局。一 西汉时期新疆南部的汉族居民

中原汉人与西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在汉武帝之前，匈奴雄踞西北，阻绝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张骞通西域以及汉朝对匈奴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使西汉和西域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政府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从此自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包括乌孙、大宛、葱岭这一范围的西域诸国都在其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国的统治，保护丝绸之路西段的畅通，西汉政府在西域派驻相当数量的官吏和军队。新疆距内地遥远，而且途中自然条件恶劣。如果长期靠内地供应粮食，不仅不能及时保证供给，而且运粮成本巨大。另外，当时西域诸国生产力落后，向西汉驻军、来往使者、商人提供粮食能力有限。因此，西汉在西域首创屯田制度，开新疆后世历代屯垦之典范。西汉政府在西域屯田的种类有军屯、民屯和犯屯，但以军屯为主。参与各种屯田的主体除了戍边的军队外，还有内地的平民和服刑人员，这些人中汉人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军屯是一种亦农亦兵的组织形式，西域屯军主要是现役戍卒，其士兵来源于内地汉人。罗布泊汉简显示，在楼兰屯田的士兵有来自南阳郡（今河南西南及湖北西北的地区）、京兆尹（今陕西西安附近地区）的。西汉兴办的军屯大概有10处之多，其中渠犁的屯田吏卒就有1500多人。

西汉时期，由于政府的招募和鼓励，内地汉族有少量的贫民和志愿者来西域参加屯垦，称之为民屯。民屯一般处于军屯附近的城乡和交通要道，其耕地是属于政府的官田或者荒地。凡内地汉族到西域屯垦，政府都会给他们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内地移民屯垦戍边。

此外，西汉政府还将内地犯人遣送西域边疆屯田，形成犯屯。中央政府规定：罪人到边疆屯垦，可以从轻处理，如死罪可免；人犯到西域后，既可从军，也可从政府获得土地长期居住，愿携带家属的也可。有关汉族犯人移民西域，《史记》《汉书》多有记载，如《汉书》提到的“免刑罪人”“弛刑应募”均是指来新疆屯垦的犯人。

西汉的屯田点大都分布在交通便利，或者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南疆绿洲上。如西汉在西域最初屯田的地点是渠犁（今南疆的库尔勒境内）。《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01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为和匈奴争夺姑师，“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待秋收时，郑吉带领西域各城郭诸国兵力万人及屯田士兵1500人攻打车师。渠犁屯田军在统一新疆的历史中作用重大，他们不仅多次参加西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同时还提供了充足的军粮。楼兰是西汉设在西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屯田地区。西汉时期的楼兰，位于今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西北岸。由于其距内地最近，又是西汉时丝绸之路南北道起点，因此成为西汉政府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屯军一万余人。屯军主要来自敦煌、酒泉地区，很多士兵携带家眷在这里居住。罗布泊北岸出土的70余枚汉简，年代上起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下迄成帝元延五年（前8年），所记载的内容都与屯田相关。据学者考证，此即《汉书·西域传》破羌将军辛武贤在罗布泊通渠运谷之处，附近还有古渠、溜堤等遗迹。此外，南疆的焉耆、龟兹、姑墨也是西汉政府苦心经营的区域。

除了西汉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汉族移民外，还有以下几种中原汉人流入西域的现象。

一是经商。

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不断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当时汉“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使者及其随从中，有的实际就是商贩。因此，他们中间必定有一定数量的使者和随从长期定居西域从事商贸活动。

二是军事行动。

西汉在西域有过多次军事行动，战争期间会有投降、被俘和流亡汉人久居西域。如李广利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征大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二年后回敦煌时，“士不过什一二”。西汉曾对西域多次征讨，流落的汉人显然不在少数。

三是政治联姻。

汉武帝元封年间，以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随行“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其后“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细君死后，西汉又以解忧公主下嫁乌孙王。其随行人员包括侍卫、奴婢、工匠、艺人等，他们中的大多留居在西域并融入当地民族中。

西汉时期，西域与中原内地相隔遥远，再加上西域本身地广人稀，居民点分散，因而政治关系的加强并没有导致汉民大量迁移。西汉虽然在西域都护、戍己校尉驻地及南疆屯田区设有军屯、民屯、犯屯，在这些屯垦点汉族人口相对集中，但他们主要履行行政和军事职能，很少与当地居民杂居，更不会融合。二 东汉时期南疆的汉族居民

王莽末年，中原大乱，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内地与西域的联系断绝。东汉初期，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反对重开西域。直至永平十六年（73），东汉军队击败北匈奴后，在伊吾置宜禾校尉屯田，次年恢复了西域都护府和戍己校尉。但到建初元年（76）撤销校尉，停派都护。永元三年（91）复置都护府，驻龟兹；戍己校尉居高昌。永初元年（107）又放弃西域。延光二年（123），设西域长史，屯柳中（今鄯善县西南）。永兴以后，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已名存实亡了。

东汉政府在新疆地区的屯垦活动，从公元73年开始，到220年结束。在西域的屯垦点共有八处，其中东疆就占四处，如车师后国的金蒲城、车师前国柳中城及伊吾等。南疆地区，重要的屯垦重镇为疏勒、于阗、精绝，以及罗布泊的楼兰。

公元74年春，班超带领36人到疏勒，废除亲匈奴的疏勒王兜题，改立新主。公元78年，班超上书汉章帝称“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给”，要求派军屯守。东汉政府采纳班超建议，派遣徐干带兵到疏勒屯垦。“（建初）五年（80），遂以干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公元83年，中央任命徐干为军司马，负责疏勒地区屯田。

公元73年，班超出使于阗，于阗开始臣属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东汉派遣假司马和恭率汉军800人援助班超，班超将援军安置到于阗屯守。公元91年，西域都护府重建，于阗屯垦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并扩大到民丰。公元107年，东汉放弃西域，于阗的屯垦中断。公元127年，东汉第二次统一新疆。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立己子为王，汉顺帝要求于阗归还拘弥国，于阗王不肯。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命令疏勒王臣盘率军两万人攻破于阗，东汉在此地置西域长史，重新开始屯田。公元151年，西域长史赵评在雨天病死。拘弥王成国与于阗王素有隔阂，诬告赵评为于阗王毒杀。敦煌太守马达偏听偏信，以王敬为西域长史回于阗诛杀其国王。于阗报复东汉，烧杀于阗屯田吏士。马达欲讨伐于阗，但汉桓帝不许，东汉势力在于阗衰微。

东汉时期的精绝在今民丰县以北。由于丝绸之路南道畅通，为保障过往官兵及商旅人员的食宿，公元91年东汉开始在精绝屯田。但在公元107年，汉安帝放弃西域，该处屯田中断。公元127年，东汉再次派军到精绝屯田。

东汉在西域的经营，经历了三通三绝，由于持续时间短，管理范围有限，汉人移居西域的人数有限。东汉在西域的屯田，其规模远不如西汉。东汉政府在西域驻军并不多，无论是讨伐匈奴，还是平定西域诸国的叛乱，其主要的兵力是靠中央政府的权威调遣西域属国的军队。如在永元三年置戍己校尉，仅领兵500人；班超担任西域长史，所带领的弛刑士500人。尽管如此，军屯仍是东汉政府在西域实行的最主要的屯垦方式。东汉在西域的驻军和屯垦人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后汉书》等史料的分析，有5000人左右。此外，东汉时遣送西域屯垦的流犯也较多。犯屯中的汉族居民“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一旦政策松动，这些人当然是要返回原籍的。

由于新疆政局不稳定，自愿来西域的内地汉人数量极少。值得注意的是，班超动用的人员有贾客。商人以营利为目的，这些人活跃于内地和西域之间，而且数量不少，因此汉人因经商而迁居西域的可能性较大。三 唐朝时期南疆的汉族居民

隋大业年间，隋朝进入西域。隋大将薛世雄在大业四年（608）攻占伊吾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甲卒1000余人驻守。大业五年（609），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鄯善、且末等郡，次年又置伊吾郡，将天下罪人流放该郡屯田。唐贞观四年（630），中央政府先后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北庭都护府。自高宗起，吐蕃向西域扩张，攻占了南疆原为唐朝控制的地区。武周长寿元年（692），唐军收复一度被占领的安西四镇，重新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在西域驻有重兵。

隋唐时期，随着国力增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双方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多。除了长期就存在的民间贸易引起的人口流动外，还有政府派遣的人员。从相关史料看，唐代向西域迁徙的人口，除官府组织的贸易外，还包括遣兵屯戍、派驻官员、和亲以及西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对唐朝汉人的掳掠。

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域驻扎了大量军队，其中安西节度使有士兵2.4万人，北庭节度使2万人。这些军队有战争则征战，和平期则屯守边防。据统计，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共计56屯，其中安西都护府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以各屯“大者50顷”计算，南疆各地共有屯地约2000顷。在今天的焉耆、库车、轮台等地，仍保留着许多唐屯田遗址。

屯田的汉族士兵来自唐朝各郡县，如洪州（南昌）、婺州（浙江金华）、冀州（河北冀州市）、汝州（河南临汝）等地。从上述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官员的配备来看，内地不少官员被迁入西域。这种迁徙有长时间的，有短期的，但也不排除有的人员终生留在西域。安史之乱后，西域通往中原的孔道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但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节度使郭析率领唐军在两城长期坚守，至贞元六年（790）以后，两城相继沦陷，唐军均无人返回中原。文献未记载西域屯田农民和流人情况，估计大多滞留当地。

从事屯田的除了长期驻防的士兵外，还有“嫡罪人以戍”。唐代沿袭过去历代王朝迁徙犯人实边的政策。唐贞观十四年（640）“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浸少。十六年（642），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

隋唐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和亲，并不单纯是皇家公主向此地区的迁徙，还有一部分人随公主外迁，这些人包括公主的奴婢、护卫以及艺人等。因此，和亲除了有利于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外，还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同时，突厥、吐蕃、回纥对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掠夺和战争，西北地区的汉族边民被掠夺到西域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人口的迁移。在隋朝和唐初，突厥对中原内地频繁入侵，其目的是掠夺人口、牲畜及财物。例如贞观四年（630），唐朝一次就从突厥赎回被俘及沦为奴隶的汉人8万人。武则天时，突厥又掠走8万～9万内地人口。

除去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内地人口为避乱或者逃荒进入西域地区。隋末，中原动荡，中原汉人依附突厥的较多，以致突厥“遂大强盛，势陵中夏”。唐代因生活所逼、亡命西域的人口，主要是因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部分人口因不堪战乱移居西域。

龟兹是安西节度使驻地，主要屯兵地和屯田地，聚集较多的汉族居民。在龟兹附近的库木土拉石窟中，很多壁画具有中原画师的风格，这表明其作者以及出资建窟、绘制壁画的施主都不是当地的龟兹人，而是中原的汉人。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龟兹有两所汉寺，分别是大云寺和龙兴寺。大云寺主秀行、上座明恽是来自京城长安七宝台寺、庄严寺的高僧。龙兴寺主法海则是生长在安西的汉人，其人“学识人风，不殊华夏”。于阗地区也有汉寺龙兴寺，其住持是来自河北冀州的大乘高僧。自长寿元年（692）重置安西四镇，此后的百余年该地一直在唐军的控制下。即使贞元六年（790）吐蕃占领以后，龟兹汉人仍奉唐朝为正朔，以唐的臣民自居。于阗是天山南道的重镇，也有来自中原的汉族僧侣。于阗有龙兴寺，其寺主和住持都是汉僧。此外，史料记载疏勒也有汉寺大云寺。说明当时龟兹、于阗、疏勒等地都有为数不少的汉人，为了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不少汉族僧侣远涉流沙，传播佛法。四 蒙元时期南疆的汉族居民

随着蒙古军队攻打西辽和中亚，汉族人口也随之来到西域地区。在蒙古军队中，有一部分汉族将领和士兵。如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郭宝玉参军降蒙，后跟从成吉思汗征西辽，收别失八里等城。新疆天山以北地区是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必经之路，定居于此的汉族较多。蒙哥汗九年（1259）常德西行，在龙骨河（乌伦古河）西北500里处看见当地“多汉民，有二麦黍谷”。阿里麻里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回纥与汉民杂居”，城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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