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历史随笔：仙药与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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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历史随笔：仙药与鲸试读：

岁月之长短

不管你是谁，一年都是那么长，但是有人觉得一年很长，有人觉得一年很短。“江村日月老来长”，这是夏目漱石创作的一句汉诗。这首诗作于大正五年（1916）八月十四日，他在当年的十二月九日就去世了，所以该诗可谓是他老人家晚年中的晚年作品。那一年，大文豪四十九岁。

拿出一张一千日元的纸币反复地瞧，这个人怎么看也不像四十九岁。

诗句的意思很简单，随着人变老，江边村子里的日子感觉越来越长了。

虽说也确实是久经大病身体虚弱，但四十九岁的人居然会感叹自己已老，至少以现在的标准怎么看都很奇怪。不过，在那个平均寿命较短的年代，五十岁就觉得自己老了，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西乡隆盛四十岁时成功发动倒幕运动，人称“南洲翁”。也是因为有日本能剧中的“翁面”形象的关系，翁总给人一种很老的感觉，不过据说，其实翁本来指的是从一线上退下来的人。在没有雇佣制度的时代，为了给年轻人让出位置，上了年纪的人不得不退休。退休后的老翁们，由于没有工作可做而感到无聊，于是发出了“老来日月长”的感 叹。

不过，我观察我周围的人，更多的人老了以后非但未感到无聊，反而工作越来越多，动辄便说“忙死了，忙死了”。

之前有一次坐新干线，车到名古屋时，江上波夫老师上车了。老师只带了一个包袱，轻装出行。我问他：“您要去哪里？”他回答“去大阪”。那时读卖新闻社正在筹办一起“三川之源”策划，八十五岁高龄的江上老师参与其中，亲赴蒙古进行调查。“这次要去叙利亚。”老师那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的神态给我很大触动。我也忝居企划委员的末席，总有一天也得去蒙古，说实话，心里一直有点惴惴然，但看到江上老师，我顿时觉得自己不可以有畏难情绪，从而好好自我反省了一番。

对于在公司里或学校里奋斗多年之后退休的能人们而言，“老来日月短”往往反而是常态。毕竟这些人没有了固定收入，所以基本上只要有活干就来者不拒。而所谓能者多劳，总是有活找上他们，结果反而容易进入过劳状态。这些人在哀叹着“忙死了”的时候，总不忘加上一句“忙并快乐 着”。

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工作，娱乐休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很多人都在为退休以后的游玩活动定着计划，这个也想玩，那个也想试，什么都想体验一把，日程表都排不开了，之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这个就算了吧。这个等以后再说……”

发出“日月长”之叹的夏目漱石，当时还正在报纸上连载着《明暗》。他的每日功课是上午写小说，下午作诗，其实甚为忙碌，“日月短”可能才更符合他的心境。这样看来，“日月长”也许是他的一种向往。

寂寞光阴五十年，萧条老去追尘缘。

这也是漱石当时写下的诗句。从这句诗来看，作为大学老师和作家忙碌的五十年人生，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寂寞”。一生追逐尘世之缘的他，老来也不免有种萧条之感。漱石的表达方式总是那么委婉。

我不禁想，假如漱石在现代重生的话，他会怎样去表达自己？也许他会说：“我所谓的‘长’和‘短’，与你们的标准不同。”

作为一介俗人，我任性地希望我的老年岁月既不那么短，也不那么长。1991年1月14日

中国营

旧金山唐人街被写进了歌词里，世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个“中国营”，位于从旧金山经过金门大桥约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所谓“中国营”，指的是过去主要以捕虾为业的华人渔民聚居地。在面向圣佩德罗湾的海岸上，最多曾有过将近三十个这样的聚居地。其中之一作为中国营的集中象征保存至今，在它旁边还建了一个公园。“保存至今”也就是说具有古迹性质，实际上中国营已经全部消失了。

这个公园是加州的州立公园。据说夏天钓鱼的人很多，但我是利用新年假期去的那里，几乎没有游客。我敲了敲管理人员办公室的门，问其要介绍资料，观光手册要一美元。那时是下午两点，对方却说“你是今天的第一个游客”。也可能指的是我是今天第一个买手册的游客。

根据手册描述，1865年，华人渔民开始在圣佩德罗湾从事渔业活动。1897年，中国营的数量已有二十六个。之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水质发生巨大变化，虾的数量急剧减少，面临破产危机的渔民们纷纷离开，各谋生路，营地变成了废墟，仅有一栋类似仓库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与其说是观光地，不如说是纪念地更合适，景象一片荒凉。

说水质发生巨大变化，我这个外行也不懂。但是，中国营遭遇危机并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9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民国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新出台的法律禁止了张网式捕鱼（bag net）。那是中国营渔民们所知的唯一一种捕鱼方法。

这条禁令据说是迫于竞争对手的压力而立的，禁止的理由是张网式捕鱼会把幼鱼也一起捕上来。这是专业领域，我这外行又不懂了，但中国营的渔民认为这是种族歧视。

于是，中国营面临着生存危机。不过，1924年，名为“圆锥形渔网”（cone shaped net）的新型渔网得以发明，这种渔网只捕虾，不会把其他幼鱼也抓上来。靠这种渔网，中国营获得了喘息之机。以此为契机，他们还把原先的帆船更换成了汽船，再次活跃于圣佩德罗湾上。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都挺过来了，直到“水质发生巨大变化”为 止。

今天，作为公园保存下来的中国营，据说在当年是一个有五百人、三个杂货店、一个理发店和一位医师（应该是中医）的营地，每周捕虾二十至三十吨，能算个小规模的社区。它从诞生到消失还不到百年，其历史既容易俯瞰，又离我们不远。因而，站在那里，我感到心中有一种情感在涌动，似乎是创作小说的欲望。不好，我急忙压制住了这种冲动，毕竟尚未完成的计划实在太多了。

中国营诞生之时，正值铁路工程修建完毕，大量华人劳工不得不考虑另谋饭碗。此外，湾岸的砖厂中也有很多华人劳工，那一带的葡萄园和红酒厂的劳工中，华人能占到九成。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广东沿海地区，随时可以改行当渔民。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中，唐人街有许多受灾华人都到中国营避难去了。

身临此地，各种情怀说也说不完。

将中国营涵盖在内的这片广大土地，过去曾归一个叫麦克尼尔的公司所有。1956年，该公司将其卖掉，1960年，家住夏威夷的开发商Chinn Ho获得了这片土地。1977年，加州买下了土地，其中中国营周边三十六英亩的土地是Chinn Ho赠送给州政府的。Chinn Ho为华人实业家，与中国营并无渊源，只是自己的同胞们多年以来在异国土地上集体生活，维持着祖国的风俗习惯，他可能是想留下某种纪念吧。

荒废的中国营的一部分就这样保存了下来。公园是免费进入的，但现在州议会将收费的法案提上了日程，听说圣拉斐尔附近居民还针对此事发起了抗议活动。1991年1月21日

金山虾

打电报的时候，汉字很不方便。像字母及假名这样的表音文字，只要像说话一样打出来就可以了，汉字则是每个字对应一个四位数的电码，必须到表里去查。

上面提到的美国圣佩德罗湾的中国营有个中国名字，叫“华人虾寮”，如果要用汉字电报打这四个字，是这样的：

5478 0086 5802 1402

用秒表一测发现，即使像我这样字典用得很熟练的，也得用1分40秒才能打出来。

刚才提到，中国营的故事里又有战争，又有经济危机，又有种族歧视，又有大地震，背景和年代也合适，因此激发了我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欲望。但是，令我心潮澎湃的不仅是这些。

圣佩德罗湾出产的虾，作为新鲜水产在市场上出售的只有不到一成，九成以上是作为干虾出口。把虾从船上卸下来后马上煮熟，然后在太阳下晒干，这是中国菜里一道不可缺少的小菜。由于在美国没有市场，产品自然都是出口到中国，或是有中国人社区的东南亚一带。

我的家族是做贸易的，而且擅长做海产品贸易，我认为他们可能就曾在战前进口中国营的虾干，然后再出口到东南亚。我想起家族的商业暗号簿里有一个叫“金山虾”的条 目。

中国人称圣弗朗西斯科为“金山”，可能是因为有淘金潮印象的缘故。然后，由于市内有七座丘陵，因而称之为“山”，反正汉字也是自己加上去的，就取了音义译的形式。日本多叫“桑港”，中国则是“三藩市”的说法比较常见，而“金山”更像是个别称。后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被称作“新金山”，于是圣弗朗西斯科就变成了“旧金山”。总之，那一带出产的虾叫金山虾也是很理所当然的。

汉字电报总是要不停地查四位电码，很不方便，电报费也贵。贸易活动由于要不停地打电报，因而都用暗号。有个叫洪子晖（Ang Chu-hui）的人发明的中文暗号深受东南亚华人商社喜爱。不过，根据具体业务的不同，常用语尤其是商品名称也会不同，所以稍微有点规模的商家，都会做一个自家用的暗号簿，并把它送给客户保存，这也就是所谓的“私密暗号”。我家里也有一个简单的暗号系统，其中就有“金山虾”这个条目。

有这个条目，肯定是因为在做这种买卖。所以说中国营和我也有点渊源。

日本的虾干要属山口和大分的“金钓虾”最为有名，东南亚商家们按照日语读法称其为kintsuri。越南附近海域中捕到的“安南虾”是日本虾干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这种虾的皮很好剥，外观很好看，味道却是日本虾更胜一筹。不过，父亲没有提起金山虾。20世纪50年代时，我曾一度继承家业，那时候圣佩德罗湾的水质已经变化，金山虾的商品寿命恐怕已经结束，所以父亲肯定是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关于金山虾的事情了。

根据介绍中国营的小册子，金山虾最好的黄金期，曾经高居加州出口水产品首位。

中国营的营房仓库里留有用作纪念物的秤和简易去皮机，和我小时候在店里的仓库中看到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事想来也真有意思：在美国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一群中国人聚集在一起，捕捞着只有中国人食用的金山虾，然后再出口给中国。负责出口的肯定也是唐人街的华人贸易 商。

虽然不清楚小册子是什么时候印刷的，不过上面说现在中国营只有一个姓kuwan的家族还在从业。由于虾的产量急剧减少，要维持一个家族的捕鱼活动恐怕也很勉强。

我妹妹住在那附近的圣拉斐尔市，她告诉我就在几年前，她还经常去中国营买虾干。虾皮一下子就能剥掉，外观很好看，应该与安南虾很相似，买来做下酒菜很合适。但是最近几年，人们都纷纷离开了，去了也是白去。1991年1月28日

石油杂感

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在大亚美尼亚之北、与格鲁吉亚交界的地区有油田，其产量一度可装满百艘船。书中写道：“这种油不能食用，但却是宝贵的燃料，还可以涂在骆驼身上，对疖癣和烧伤等有治疗作用。”从他特意强调“不能食用”这一点来看，当时威尼斯人似乎并不了解石油这种东西。

这里的油田肯定指的是里海附近的巴库油田，虽号称“百艘船”，不过是那时候的船，估计产量其实也没多少。

至于说是宝贵的燃料，恐怕也只是限于住宅取暖或是做饭用，毕竟那个时代并没有用燃油驱动的机械。此外还能药用，幸好不是用在人身上而是骆驼身上。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所谓“石油”还只是指自然喷出或是从地表渗出的油，量上自然可想而知。

据记载，日本天智天皇七年（668），越后也曾贡上“燃烧之水”和“燃烧之土”。当时是作为奇珍异玩贡上的，而不是出于实际应用的目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紧随煤炭之后，石油的需求量也急剧上升，仅仅“靠天取油”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开始了钻井探油。地下资源也是有限的，能禁得住这样无休止的索取吗？

海湾战争说到根上，也是为了石油。要不是因为有油田，伊拉克应该也不会入侵科威特了。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国也闪电般地出兵海湾地区。虽然名义上是多国部队，其实主力是美军，这是人所共知的。美国号称是遵守联合国决议打击侵略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之前以色列接连入侵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美国别说出兵，连制裁决议都表示反对，又是为什么呢？

包括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也是一样，美国虽然表示了谴责但并没有派兵，确实是很可疑。恐怕没有石油的地方就不多管闲事，才是大实话吧。

石油是无罪的。但是，如果没有石油，这样的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了。真正有罪的是利用石油来发展工业、追逐利益的人类。然而，今天石油能源对于人类的生活已经必不可 少。

人类应该想办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说，煤炭和石油性质是类似的，核能则因为有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事件而令人敬而远之。

风力和水力也能够发电。日本长期以来依赖水力发电。大概十年前，我家附近就出现了住家用的风力发电设备，还上了报纸。我们为其大胆之举献上掌声，可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放弃了，真是遗憾。

据说太阳能发电已经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在日本，十年前在香川县仁尾町也建起了大型实验基地。与石油不同，太阳能的储量可以说是无限的。虽然我是外行，不过想必利用太阳能对环境没有什么污染吧。

人类的智慧已经能把射程数百千米的导弹的误差控制在数厘米之内，同时，能准确无误地拦截导弹的方法也已经诞生了，而我们只能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一切。

真希望他们能把琢磨出那种疯狂的破坏性武器的头脑和技术用到开发新的安全能源上来。

秦始皇陵中出土了七八千具真人大小的兵马俑，举世惊叹。看着那些陶俑，我想到的是当初烧制它们得耗掉多少燃料，肯定伐秃了两三座山。这不可能对气候环境没有影响，现在中国的西北就很荒凉。

将石油排到波斯湾里的伊拉克就是过去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那里曾经立起一座直达天空的巴别塔，据说是用烧制砖建造的。为了保证燃料充足，真不知有多少树木被伐掉。

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据说过去曾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土地，现在则多是沙漠。虽然说是气候变化所致，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人为因素呢？我真希望我们的后代不会怨恨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1991年2月4日

命运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让人回想起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战争岁月。

昭和十八年（1943）十月，发生了著名的“学徒出阵”事件，东京地区七十七所学校的数万名学生参加，在神宫外苑竞技场中冒雨列队行军。关西可能也举行了类似活动，不过和我同级的各位同学由于提前毕业，九月时已经不再是学生了。“学徒出阵”这个名头听着响亮，其实是因为服兵役延期被停止了，所以学生们与其他的青年一起参军而已。在之前，规定文部省承认的大学、高等专业学校学生的服兵役时间被延期到毕业后，但是现在这个“特殊待遇”被取消了。

那个年代，升学率还不像现在这么高，日本还没有摆脱贫困。记得我刚进大阪外大的时候，有位教授对我们说“诸位不可忘记，你们每人身后都有二十五位辛勤劳动的青年”。因为那时候能从旧制中学升学的人只占全部青年的4%，也就是每二十五个人里有一个人。国家还特意为这些青年精英实行了延期服兵役的制度。

一般的青年并没有学徒出阵这样声势浩大的壮行会，顶多也就是在小小的临组的“万岁”声中走进军营。“服兵役不是国民的义务，而是权利。”——当时还有这样的声音。

殖民地的百姓——朝鲜人并没有明确的服兵役义务（或者说“权利”？）。当然，这并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因为日本十分讲究保持军队“血统纯正”，害怕殖民地人心不附。实情也确是如此，但随着战况不断恶化，也就顾不得这许多 了。

在那之前，殖民地也已经在征集“军夫”，即战场劳工。虽说名为征集，其实各地的地区政府都有指标，与强制征派无异。

昭和十八年三月，根据《兵役法修正案》，朝鲜将从八月开始实行征兵。

虽然征兵尚未开始实行，但却有“志愿制”，尤其学生是强制志愿的。不志愿参军的学生会被开除学籍，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之灾。

东京的“学徒出阵”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生了一场学徒出阵。

刚才说过，由于那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我逃过了强制志愿。高等专业学校以上学历在读的台湾学生告别校园，走进了军营。东京原有学生数百人，但他们被分散安置到了日本各地的部队里。关西地区只有三十多人，被分到驻扎台湾的部队。

大阪外大有一位比我低一个年级来自台南一中的杨克智先生，我到大阪筑港去为他送行。记得那天天很冷，人们的大衣领都立了起来。三十多人就这样默默地“出阵”了，没有高呼万岁之声为他们送行。杨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非常喜欢古典乐，体格也壮实，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待在军队中。我暗中祈祷好运能眷顾他。

前不久，我见到了阔别已久、银发满头的杨先生，我们为彼此的健康互相庆祝后，聊起了他从大阪出海后的事情。

他们坐的船并不直达台湾，而是在门司登陆后继续等兵船来。然而他们在门司苦等多日，船却始终不到。有一天，带队的人厌烦了，就给了他们一天自由行动时间，可偏偏就在这时候船来了。虽说是自由行动，其实能去的地方也很有限，人基本上都叫回来了。

那时候，杨先生正在音乐咖啡厅里听古典音乐。为了能静下心来欣赏，他是一个人去的。这可能就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吧。谁都没找到他。

由于杨先生始终没出现，其他人也就没上船，他们是坐下一艘兵船去的台湾。

而这三十多名台湾学生没能坐上的那艘船，在对马海域被美军潜艇击沉，可能也是因为海上状况恶劣，几乎无人生 还。

如果我没有提前毕业的话，我也会成为“学生兵”，那么我就会与杨先生一起去门司，我们可能会一起去喝点小酒，而不是去音乐咖啡厅。那样的话，其他人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们，我们就会坐上那艘厄运之船了。

顺带一提，关西组的三十多名台湾学生里，京都大学农学部的李登辉也在其中。1991年2月18日

圣战

把日本追加的九十亿美元支援金的纸钞往伊拉克上空一撒，估计就不用打仗了——日本记者在欧洲曾经被如此调侃过，我在报纸上读到的。

所谓“财遁术”，即撤退时将财宝撒落遍地，趁追击的敌人忙于争抢之际逃出生天的策略，在中国是有先例的。

1856年，在清朝打击鸦片的背景下，英法联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导火索，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据说，英法联军之所以在1860年才进入北京城，是因为忙于掠夺圆明园。圆明园是位于北京郊外的皇家宫苑，极尽富丽堂皇。掠夺行径的主角是法军，火是英军放的。据传，英国的格朗特将军事后将士兵们掠夺来的物资拍卖掉，将拍卖得的钱“公平”地分配给了部下。

掠夺圆明园使许多人一夜暴富。士兵们疯狂地把财宝往口袋和包裹里塞，但一个人能拿的量终究有限。红了眼的英法士兵们，一旦发现更宝贵的财宝，就把之前抢到的扔掉，换上新的。虽然也有拍卖，但战利品还是直接归掠夺者个人所有。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在伊拉克上空撒下九十亿美元的纸钞会怎样呢？

萨达姆·侯赛因宣称这是一场圣战，伊拉克士兵是圣战的战士。在圣战中战死的人将成为殉教者升入天堂，所以想必他们之中肯定有不怕死的。战利品的五分之四将归战士所有，也就是说捡到五万美元的话，只要上缴一万美元，剩下的四万美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是《古兰经》明确承认的完全合法的收入。

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获得的战利品，无论是甚么，都应当以五分之一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旅客。（第三十三章，第四十一节）

当然，也肯定会有打仗的时候往后缩，分配战利品时向前冲的厚颜无耻之辈。对此，《古兰经》也有规定。

你（对他们）说：“你们绝对不得跟我们去，以前，真主已这样说过了。”（第四十八章，第十五 节）

不得不说，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宗教经典。有西欧史学家认为穆斯林军队的力量就来自这条规定。日本大川周明在《伊斯兰教概论》中也说：“该规定赋予生于沙漠、生来即深受剥削的阿拉伯人以无比的勇气，令他们以势如破竹之势征服了不信教的国家，使得国库迅速充盈起来，能够绰绰有余地供养圣战军。”“生来即深受剥削”这话如果叫阿拉伯人听见了，肯定会火冒三丈。

总之，如果把九十亿美元撒向伊拉克，会有十八亿被供奉给神，实际上是进了宣言圣战的萨达姆·侯赛因个人的腰 包。

不论是哪个国家，发动战争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圣战”二字挂在嘴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也是如此。但是，伊斯兰人的圣战并不仅仅是发动者鼓吹的口号而已。根据伊斯兰法律，这个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战争世界”两个部分，后者指不信伊斯兰教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还有人不信伊斯兰教，那么世界就始终处于“圣战”之中。

也有说法称除了两个世界以外，还存在一个“和解世界”，认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虽然也不是穆斯林，但同样信奉着神赐下的经典，因此他们被称为“有经者”，伊斯兰世界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和解的可能。有经者可以不必改信伊斯兰教，只要缴纳人头税，其生命财产安全就能得到保 障。

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是有经者，是最为可恶的偶像崇拜者，只要不改信伊斯兰教就格杀勿论。我们也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当促成和解的使者。在穆斯林看来，我们是离伊斯兰世界最遥远的存在。

每年从三月中旬起，穆斯林将迎来斋戒月，从日出开始至日落为止要完全绝食，不过圣战战士和孕妇等除外。伊拉克士兵由于宣布了圣战，所以可以在斋戒月吃东西，可是沙特和卡塔尔的士兵们又该怎么办呢？1991年2月25日

狗牌

上战场的士兵都随身带着“狗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旦人死在战场上，就用“狗牌”来确认身份。

战时，处于空袭危险之下的平民，也会把姓名、地址、血型等信息记在一块布上，然后把这块布缝到防空服的胸口上。但是万一在空袭中不幸遇难的话，用布做的“狗牌”往往会烧毁。如果是受了伤导致不能说话，有了“狗牌”上所记的血型就能够输血救命了。现实中应该也有过这样的真实案例。

中国的戈壁滩不时会有古印出土。有些印可能是旅行者不小心遗落的，但大部分是战死沙场的人随身携带之物。人们用石头来做印章的历史并不长，古代印章多为金属铸造。

有出土于博多志贺岛的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记载，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这块金印肯定就是那时候获赐的。其实，那一年二月光武帝就驾崩了，皇太子刘庄继位，即汉明帝。《东夷传》中有“光武以印绶赐”的明确记载。“绶”指的是彩色的丝带，系在印上，成为一体，称“印绶”。

近两百年之后，到了魏景初三年（239），卑弥呼遣使至洛阳。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明帝也曾赐予“金印紫绶”，但该印目前尚未找到。假如找到了的话，应该是魏朝廷任命卑弥呼的“亲魏倭王”印。

赐印是任命的象征，是一种明确的身份证明，卸任时必须交还。前面说过，印上系有绶，所以“解绶”有卸任之 意。《三国志》记载，刘备将专横暴虐的督邮（地方巡查官）绑了起来，打了两百杖，把自己的绶解下来挂在督邮的脖子上。刘备当时是县尉，督邮是其上司，刘备敢这么干也就是已经打算弃官不做了，把绶解下来就是这个意思。

刘备后来成了蜀汉皇帝。也许是为尊者讳，后世的说书先生和小说家们，把杖打督邮这件事安到了一向有暴躁之名的张飞头上。

总之，印章是重要的身份证明，总是用绶挂在身上，需要盖印时，随时可盖。出征的时候，印章则相当于“狗 牌”。

印章材质的区分，象征着身份和等级上的差异。周边国家的国王和重要皇族为金印，身份在其下的贵族为银印，一般官员则为铜印。等级不同，绶的颜色也有差异，卑弥呼所获赐的紫绶似乎是最高级别的。此外，印章的大小和握把的形状等也各自有别。

按制，匈奴等北方民族首长之印当配驼钮（即骆驼形的握把），云南等南方地区的首长之印当配蛇钮（即盘蛇形的握把）。志贺岛出土的金印为蛇钮，可知后汉视日本为南方民族。

据传，天明四年（1784）二月，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修理水田沟渠时，掀开了一块二人合抱的大石，然后在其下发现了这块金印。从现场情形看，金印似乎是首长墓的陪葬 品。

假如发现了卑弥呼的金印，想来情形也会大体类似。考虑到那时候已经接近巨大古坟的时代，恐怕不是二人合抱，而是一块极重的巨石了。

战死在古代戈壁滩的人的尸体可能是后来被战胜的一方收走了。本来印绶也应该一起回收，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绶有可能被砍断、拽断，于是小小的铜印掉落到沙子上，上面又被沙子覆盖，就这样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年之久。之后，沧海桑田，铜印重见天日，走进博物馆或是收藏爱好者的家 中。

干燥的气候可能延缓铜产生锈蚀。在秦始皇一统天下，把文字统一为秦国小篆之前，各国均使用自己的文字，虽然大体上均承袭甲骨文的基本框架，但也各有差别，专家称之为“六国文字”。刻有这些文字的印章是十分珍贵的文物。近代军队用的狗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愿在后世，西亚地区的沙漠中不会出土大量的“狗牌”。1991年3月4日

绝食

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形式之一，是绝食。

采取集体绝食的形式的抗议活动不时见诸报端。其实，绝食本来是一种宗教修行，并非表示抗议的形式。若是在过去，即便以饿死相逼，恐怕也只会被当局以一句“那就去死吧”打发了。

自己主动把自己逼到极限状态，在死亡的边缘得到神灵的启示——这才是绝食一开始的目的。还不仅是绝食，还要加上“不眠不卧”，是一种苦行。

但是，释迦牟尼悟到追求这种苦行是无谓的，于是停止绝食，接受了村女苏耶妲的乳糜，之后在菩提树下成功悟道。

除了修行以外，绝食还是一种健康疗法。比如吃坏肚子的时候，只要什么都不吃，一般都能自然康复。不过，绝食疗法要在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会有危险，所以才有“绝食道场”这种场所。

此外，还有绝食美容法，不过也必须适度，否则也有危 险。

对绝食抗议冷嘲热讽的人，其实是内心贫瘠的人。这种活动是在努力将问题曝光于世人眼前。甘地的绝食也是如此，他这一绝食，全世界就都知道了印度的问题。

其实萨达姆·侯赛因也应该绝食。战端一开，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知道，科威特将国民分成一等市民和其他人并进行严格的差别对待吧。以色列为何不顾联合国决议，不肯从占领地区撤军的问题也备受关注。只是，除战争以外，恐怕也有被大肆宣传的总统的“绝食”的功劳。

我想起了甘地的话：“胆小鬼是成不了非暴力主义者 的。”

萨达姆·侯赛因该不会是个胆小鬼吧。作为穆斯林，他应该知道绝食的具体讲究。

伊斯兰历的九月是斋戒月。今年的斋戒月是从三月十七日开始。在三十天的时间中，从日出开始至日落为止，不用说饮食，连吸烟，甚至是喝口水都不可以。

孩子、病人、身体虚弱的人在斋戒月不必绝食。此外，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圣战战士以及旅行者也不用绝食，但他们必须在其他的月份里把没绝食的天数补回来。

伊斯兰历是纯太阴历，即二十九日月和三十日月来回交替，十二个月为一年，一年为三百五十四天，与太阳历相比一年少十一天，每三年就能少出一个月以上。所以，斋戒月的日期是不确定的。

由于绝食的时间是按照有太阳的时间走的，所以一旦轮到了白天长的夏天，斋戒月就格外难熬。较近的一次是1980年，斋戒月是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烈日炎炎下一滴水都不能进，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另外，在那一年的斋戒月之中，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紧急特别会议于七月二十九日，做出了要求以色列从全部占领地区无条件撤军的决议。以色列并没有遵守该决议，但联合国也没有进行武装制裁。

犹太教中也有一个“赎罪日”，新年过后的第十天要绝食。起初，伊斯兰教也遵循该传统，但后来改到了伊斯兰历九月全月。这是因为穆罕默德得到《古兰经》的启示是在伊斯兰历九月二十七日，所以才将该月作为斋戒月的。

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事（而且还是痛苦之事），想必能大大增强集体认同感。因此，欧洲人称斋戒月为“穆斯林的信仰复兴期”。

斋戒月结束庆典的两个月后，穆斯林又迎来了朝觐月。全世界的教徒都集中到了圣地麦加。今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西亚战事方休，由战争之季节转入宗教之季节。为和平而做出的祈祷，定然比往常更加饱含热诚。1991年3月11日

安集延

1902年8月，由大谷光瑞率领的“大谷探险队”自伦敦出发，乘火车直至巴库，乘船横渡里海，在对岸的克拉斯诺沃茨克继续乘坐火车，最后到达安集延。之后，在安集延雇了辆马车，走到奥什，在那里准备了二十五匹驮马、五匹乘马，翻越海拔三千八百米的捷列克山，进入清朝领土喀什。旅程用时共十四天。

如果看现在的地图，铁路已经修到了奥什。

他们乘火车经过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浩罕等地，在十九世纪中期，被沙皇俄国接连吞并。

大谷探险队在俄国领土上拍照，不时会被制止。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尽量不拍照，但有时候景色实在太美，不照几张实在心有不甘。那时候的照相机体积也很大，一旦拿出来就很容易被发现，然后哥萨克骑兵就会飞奔而来，阻止他们继续拍照。

俄国人有些神经过敏倒也可以理解。在那四年前，安集延曾发生居民暴动。这场暴动有着浓厚的政治、民族和宗教色彩。安集延本属于浩罕汗国，当俄国势力扩张到那里时，有个叫阿古柏的将军对前途感到悲观，为了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而进攻中国新疆。那是1864年，即大谷探险队到达那里的三十八年前。

新疆居民主要是维吾尔族人，与浩罕人均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并不甘心受清朝的统治。所以，他们对打过来的阿古柏表示热烈欢迎也就在情理之 中。

但是，事实却让新疆百姓大失所望。为了与清军作战，阿古柏对百姓课以重税，并且还严格执行伊斯兰教的戒律。

新疆的穆斯林似乎并不严格遵守戒律。可是，阿古柏势力对他们严加管制，对不遵守戒律的人动辄加以体罚，还禁止妇女随意外出。街头的宗教巡查队员们都瞪大了眼睛，只要发现有妇女上街，就挥舞着棍棒将其赶回。

于是，百姓开始觉得阿古柏还不如清朝的官吏。当左宗棠率领清军进入新疆时，百姓们都抛弃了阿古柏，毕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者才更得人心。阿古柏四面楚歌，最后自杀身亡。

浩罕汗国被沙俄吞并之后，英国曾打算以安集延为中心建立一个国家，以牵制沙俄。按照构想，这个安集延国将跨过天山山脉，并且包括新疆的喀什地区。当时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试图说服李鸿章和清政府。朝廷将廷议转告给总司令官左宗棠，左宗棠上奏云：

……（英吉利）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左宗棠无视英国的企图，径自进军。当时阿古柏的残余势力还在喀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以色列，是另选土地新立国家的一个例子。而这样的事情，险些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新疆发生。如果清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那么今天的帕米尔和天山一带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一个火药桶。

安集延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正是当年汉武帝希求的汗血马的产地“大宛”。《汉书·西域传》中，称该地百姓“善市贾，争分铢之利”。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形容当地居民极其分斤掰两。

汉朝时那一带的居民应该是伊朗人，《汉书》也说他们“深目多须”。但是，该地后来遭到蒙古人袭击，变得荒无人烟，等到十三世纪末重新兴盛起来时，居民已经全是突厥人了。也就是说，该地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民族的完全更替。不过，直到今天安集延商人依然以精明的商人头脑闻名于世。这固然有民族自身的心性，估计也是那里的自然地理特征使然。

另外，在大谷探险队离开之后，安集延曾经毁于大地震，很久以后才恢复生机。1991年3月18日

迫害

海湾战争是中东地区冲突与矛盾的集中缩影。顺着该地区冲突的历史向前追索，最终定然上溯到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进行的破坏。公元70年，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变成流散国民（diaspora）。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开始，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愈发加剧。也许，这种迫害反而加强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

进入国家主义的时代以后，各国的市民变成了国民。但是，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由于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难以成为国民，依然停留在市民身份上。因此，他们遭到其他“国民”的排斥和歧视，接踵而来的依旧是迫害。

切身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各国犹太人，自然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即谋求回到犹太教神殿所在的锡安山下，并在那里建立属于犹太人的国家的民族运动，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才盛行起来的，绝非自古即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终于建立了他们期望已久的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但那时候，锡安山一带已经有巴勒斯坦人定居，双方自然冲突不断。

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并不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些人选择折衷变通的方式，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当然要坚持，但其他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则可以做适当调整，并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中去。这些人被称为“同化犹太人”。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是维也纳的犹太人，起初也是位同化主义者。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使其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随着左拉题为《我控诉》的致总统本人的公开信发表，德雷福斯事件开始变得世人皆知。陆军参谋部炮兵上尉德雷福斯，以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受到剥夺军阶和流放的处罚。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犹太人。但是，这其实是一场冤案，伪造了证据的亨利少校在说出了真相不久后就神秘死去了，可以说是一起谜团重重的事件。以此事件为契机，反犹主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令赫茨尔大受打击。

从同化主义者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赫茨尔相中了巴勒斯坦地区。那时候，巴勒斯坦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赫茨尔花了八年时间试图得到巴勒斯坦地区，但以失败告 终。

驱使着赫茨尔为了建立犹太国家而四处奔走的，是德雷福斯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弥漫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迫害犹太人的情绪。直到赫茨尔死后四十多年，犹太人终于得以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之国以色列的建立，给西亚地区带来了纷争的火种，直至今天。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东地区的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自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今天的欧洲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说起来，在迫害犹太人的问题上，日本是清白的。日本人的双手没有沾上过犹太人的鲜血。关于这一点，日本其实可以把腰板挺得更直一点。

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周游世界各处，寻找生存空间。据说，在九世纪时有一支犹太人来到了中国。有记载称，十二世纪时，在今天的开封市曾建起犹太教堂。然而，由于缺少文献记载，那之后中国犹太人的情况完全不明。

人们常说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他们的信仰和民族习惯。然而，从唐朝至宋朝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犹太人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中去了。

有学者称，这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制度比以犹太教堂为中心的犹太人社会更有亲和力。犹太人是顺其自然地融入中国人当中去的，没有史料表明曾发生过矛盾冲突。换言之，中国人没有迫害过犹太人。

当一个群体受到迫害时，它就会更加执着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风俗，反之，没有受到迫害就不会那么倔强。因此，中国犹太人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

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日本和中国当然有它们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在中东问题上，要日本和中国承担与欧洲各国相同的责任，则并不公平。“多学学历史吧。”

我们应昂首挺胸地对他们这么说。1991年3月25日三藏法师

对于出生在昭和初年的孩子们来说，提到元帅就是东乡平八郎，提到大将就是乃木希典。实际上大将共有数人，而元帅虽然不多，但也不是只有一位。

所谓“太阁”指的是将关白之位让给儿子的人。这在历史上曾数次发生，但一般提起“太阁”，所有人都只会想到丰臣秀吉。中纳言又称“黄门”，历史上的中纳言也理应是人数众多，但恐怕很多人都想不到除了水户黄门德川光圀以外原来还有别的“黄门”。

一提起三藏法师，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里那位著名的玄奘三藏。但其实有很多僧人都冠以三藏之名号。“三藏”这个词，是梵语中“三个笼子”（tri-pitaka）的汉语译词。佛教文献分为“经”（佛陀的言说训诫）、“律”（佛陀制定的宗教纪律）和“论”（对佛陀的经论要义的解释）三种，而精通此三者的高僧则得赐“三藏”之尊 号。

翻译了《妙法莲华经》的鸠摩罗什，以及与他齐名的四大译经人之一真谛等人也被称为三藏法师。在玄奘以前，三藏法师一般是外国僧人。鸠摩罗什是库车人，真谛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因此，人们一度有过只要是三藏法师就是外国僧的印象。

玄奘的三藏法师的身份之所以这样显赫，可能也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国三藏法师的缘故。

将密宗传至中国的不空是印度北部出身，同样也是三藏法师。这位不空三藏于774年6月15日圆寂，而就在同一年，在赞岐国多度郡的屏风之后，空海降生了。因此，空海相信自己是不空三藏的转世。

空海在唐长安城师从般若三藏和牟尼室利三藏，学习梵语和印度哲学。这是空海自己的叙述，所以不知道此二位僧人是空海为表对恩师之敬意而称三藏，还是世人皆称其为三 藏。

空海渡海前往唐朝的九世纪初时，三藏似乎还是专指外国僧人的尊号。空海回国时，唐文人朱千乘作了一首题为《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的送别诗。

此时空海不过三十三岁，但他已经受了传法阿阇梨位的灌顶。

即便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空海，人们一般也不以三藏法师相称。朝廷赐予他的“弘法大师”的称号知名度要高得多。除此之外，有大师称号的还有传教大师最澄、慈觉大师円仁、见真大师亲鸾等数位，然而一般说起“大师先生”，基本上指的就是弘法大师空海。

三藏法师玄奘用了十八年时间，在印度苦学佛法，带回了大量经典。他的后半生则献给了这些经典的翻译工作。

664年阴历二月五日，三藏法师玄奘圆寂。依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放入刚好能容纳其身体的小棺中，用筕篖车舆搬运至长安南郊的白鹿原安葬。那里也是他同为出家人的二哥长捷法师的长眠之地。五年后，皇帝发布敕命，将玄奘改葬至位于长安南郊樊川的北原。

九世纪末，黄巢之乱爆发，建在玄奘葬处的兴教寺佛塔遭到破坏，演化大师可政在南京郊外的天祷寺中建了一座佛塔，将玄奘头盖骨的一部分安置于其中。明初时，该佛塔曾得到改造，但之后的情形不明。

然而，1942年，驻南京日军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座石棺，根据棺上铭牌确认其为玄奘头盖骨的一部分。其经由高森部队长之手交付给汪伪国民政府，1944年，在南京玄武山举行了建塔纳骨的仪式。在该仪式上，汪伪国民政府重新将玄奘的灵骨正式赠予受邀而来的日本佛教联合会。

赠予日本的灵骨被安置在东京芝的增上寺，但为了避免毁于空袭而交给埼玉县岩槻市的慈恩寺暂时保管。据说，因为玄奘的经文翻译工作的总部是在长安的大慈恩寺，而日本慈恩寺是仿大慈恩寺而得名的，所以选中了该寺。1950年，那里建起了十三重塔。再之后，该寺还与奈良药师寺和台湾日月潭玄奘寺进行了分骨。

玄奘的高徒慈恩大师为法相宗始祖，而药师寺则与兴福寺同为日本法相宗的中心，这就是药师寺与玄奘的渊源。药师寺的玄奘三藏院伽蓝于1984年开工，七年后，即今年的三月二十日，举行了落成开光典礼。而阴历的二月初五，恰是玄奘的忌日。这与其说是不可思议之缘，不如说是源远流长之缘。1991年4月1日女式古着

中世时的中日贸易，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当时是明朝）出口日本刀、工艺品、硫磺等物，而中国则向日本出口生丝、绢织品等物。

经过改良的日本折扇在中国颇受欢迎。关于扇子，明朝文献（《张东海集》）中有如下记载：

永乐初始……及倭国充贡，太宗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天下，迨遍用之。

也就是说，皇帝把日本进献的扇子赐给了重臣，之后宫中造办处也仿制日本折扇的样式，广泛用作赠品，遂流行于天下。

汉语中，折扇又有“聚头扇”之名。的确，看扇骨集束的地方，就像很多个脑袋凑在一起。而且，“聚头”有很多人和睦共处的意思，所以说这是一个蕴含着美好寓意的名字。折扇是福之象征，可能也正因为此。

不过，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中，也有些怪东西——“女式古着”。

这是什么东西呢？虽然日本的确从中国进口生丝和绢织品，但总不至于进口旧衣服吧。

其实，这不是一般的古着。如果我们说“女官古着”，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宫中的侍女们衣着都很华丽，有破洞的衣服应该是不会有人穿的，大部分应该都是特制品。所以，即便说是“古着”，也不是什么寒碜物。

进入中世，日本和中国的服装已经有很大差别，再怎么说是“新的古着”，也不能就那样直接穿上。其实，进口来的女式古着并不是拿来穿的。

事实上，它们是用于裱糊挂轴、卷轴、屏风，以及日式拉门的装饰品。

中国的宫廷中，往往不计成本地为宫女们准备极尽奢华的衣裳。这些衣裳大量使用金丝银丝，色彩绚烂华丽，编织手法也极为精细。

对于裱糊匠而言，这可是在当时的日本找不到的顶级材 料。

在过去，同样都是裱糊，裱糊卷轴的被称为裱糊匠，而裱糊挂轴的则叫作裱褙匠。但近世以后就不再这样区分了。

在上一回《三藏法师》中我们曾经说起过，佛教文献分为经、律、论三种，三种都精通的高僧被称为三藏法师。只精通“论”也就是解释佛陀的经论要义的文献的僧人叫“论师”，只通晓“律”即佛教团体纪律的僧人叫“律师”（当然，这与现代汉语中的“律师”意思不同）。

然而，精通“经”即佛陀的言说教诲的僧人却不叫“经师”。佛陀的教诲就是经，而“经师”则泛指抄写经书的人，相当于“写经生”。后来，经书写成之后的装裱等工作也由他们负责，而最后装裱变成了本职，但是名称却没变，反而加了一个“屋”字，称“经师屋”，成了一种匠人。

裱糊匠们把进口自明朝的“女式古着”重新裁剪，用于装裱卷轴和挂轴。宫廷一应器物的购买，是由宦官负责的。明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宦官权力最大的朝代，他们应该是与商人联手，大量购入宫女的衣裳，而从中吃回扣。那些其实并不旧的旧衣服，就这样作为“女式古着”被转让给了民 间。

那时，安徽省新安出身的商人们大量渗透进明朝宫廷内部，频繁地与宦官们接触。这些新安商人获得了商界豪门的地位。

有一位名叫王直（亦作汪直）的新安商人，以日本五岛为据点，进行跨海经商活动。也许他的身份相当于新安商人庞大的组织内部的驻日代表。王直曾经被认为是倭寇的头领，其实那时的海商一般都有武装，因为明朝除了朝贡贸易以外实行海禁政策，海商要以武装对抗前来打击他们的官员。他们是私人贸易者，相当于海盗。“女式古着”的贸易活动是由这些人进行的。1991年4月8日玉筋鱼

根据图鉴和事典等的介绍，自北海道至九州的海域均可捕到玉筋鱼。但是，关东人似乎不常吃。我曾经跟一个爱吃鱼的东京人去神户的酒馆，上了一道蒸玉筋鱼，当时他的表情很难看，并且说他是头一回见到这东西。到最后，他也基本没怎么动筷子，只是略微吃了几口，可能是照顾我的面子。是因为太腥吗？爱吃鱼的人应该不会怕腥吧，应该只是不习惯而已。

不同人对味道的感觉差异很大，不过我感觉，“习惯”其实是“美味”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这可能不仅限于味道，一般来说，我们对异物的第一反应总是容易倾向于拒 绝。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我家还是做海产品贸易的，所以我对玉筋鱼有种特殊的亲切感。

对我来说，代表“四月”的东西，就是新学期、清明节、樱花，以及玉筋鱼。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惜新年事太多，而且也太冷。总得等天气转暖后，才能有春暖花开、季节更替的感 觉。

从全世界来看，九月份开学是主流，据说日本定为四月份开学是当年军部要求的，是为了配合征兵的时间；但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彻底融入了日本人一年的生活节奏当中。朝气蓬勃的一年级新生们，与怒放的樱花相映成趣。

虽然有闰年的天数差，但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大抵是在四月五日。在中国，这是扫墓的日子。在日本冲绳，这一天也要扫墓。墓地一般都在郊外，所以暖和干燥的天气比较适合扫墓。顺带一提，即使在佛教世界中，春分扫墓也是日本独有的风俗，可能也是因为天气转暖的缘故。有道是热至秋分，冷至春分。不过，偶尔也会遇上寒冷的春分。

虽然四月也有花季天寒，但总体上还是有着温暖明媚的阳光和盛开的樱花。玉筋鱼也是在这个时节登场。

战前，神户相当于海产品经销商联合会的组织（记得好像是叫“海荣会”，在海岸通和荣町有很多店铺）每年四月三日会在须磨举办运动会。运动会给孩童时代的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哪怕在竞走中得倒数第一，也能得到奖品。我记得，小学新学期是四月一日开学的，但紧接着四月三日就是“神武天皇祭”，又是个休息日。

孩提时代的我每年都盼着运动会，但店里的人从来不参加，因为玉筋鱼要出货了。

如今玉筋鱼干已经不再是出口商品了，但是到昭和三十年代为止还出口台湾和香港。港台人称其为“尖鮻脯”。确实，玉筋鱼是挺尖的。

最早到港的船的货物总能卖个好价钱，那之后，价格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水产品都是这样的。

四月三日往往是卖玉筋鱼的船争夺最早到港的日子。根据能捕到的玉筋鱼的大小，以及用于晒干的时间等方面来计算，四月初就是玉筋鱼干出口行业一决胜负的时候。所以，店员们全员备战、严阵以待，自然顾不上须磨运动会了。也可能是抽签决定的，总之当其他人都在尽情玩耍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不得不干活。

同样是小型水产干，银带鲱和干海参可以充分晒干，并出口到新加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玉筋鱼就只能运到台湾，最多运到香港，再远的话干燥度就会下降，品质就容易出问题。你肯定想说，那晒得再干一些不就行了？但是貌似晒得太干的话，玉筋鱼独特的口感就出不来了。

神户的舞子、垂水、明石等地，是玉筋鱼的主要产地，到今天基本上也依旧如此。垂水人筒井康隆说，到了大规模捕捞玉筋鱼的时候，垂水整个市区都是一股玉筋鱼味儿。

所谓玉筋鱼味儿，可不仅仅是鱼腥味。家家都做咸烹玉筋鱼。鱼的大小各有不同，有的看上去像弯折的钉子，因此又称“钉煮”。各家做的咸烹，酱油、姜、山椒等用的分量都不太一样，此外有的家还有秘传配方，总之每户人家做的玉筋鱼味道都有微妙的差别。说街头泛着玉筋鱼味儿，其实也指煮玉筋鱼的味儿。

在神户，鲜鱼店前能排起长长的队伍。大家都想买到新鲜的玉筋鱼，好做咸烹，有的店还发排号票。对我来说，四月的味道，就是樱花和玉筋鱼。1991年4月15日制服的威力

明治初期，日本社会曾经刮起一场“全盘欧化风”，但过了二十年，社会开始对这场欧化运动反思和重新审视也是当然的了。这里用词是“反思”，也许有人会用“反动”来形容。

明治二十二年（1889）一月，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迎来了它的第一届新生。冈仓天心等人成功压制住了西洋画派的势头，该学校成为专攻日本美术的学校。起初，学校主要教日本画，第一届学生中包括了横山大观、下村观山等人。正式授课是二月一日开始的，但是十天后的“纪元节”举办了宪法颁布的庆祝仪式，美术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为了这一天，冈仓天心亲自设计了美术学校的制服，要求教职人员和学生们穿用。

据说那制服和帽子的设计很奇特，学生们穿着都觉得很难堪。冈仓天心是参考奈良时代的服装设计的。有一位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市民还以为他们是神主学校的学生。想象一下，一群天平时期的宫人走在明治的东京街头，的确让人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不过，后来撰写了《东洋的理想》的冈仓天心可是认真的。

明治时代前期，各式各样的欧式服装——西装、晚礼服、燕尾服、大礼服、晨礼服等——不断传入日本。没准儿当时的人们把美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穿的号称“古装”的奇特服装也当成是欧洲某个地方的民族服装了。

制服的功能首先是区分不同的人群。比如，穿上白衣就是医疗工作者，穿上袈裟就是和尚。日本古代的服装有时候会被错认为神主的衣服，不过在上野那一带，第一反应则是美术学校的学生穿的。

只要穿上制服，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就几乎不需要说明了。多年以前，我曾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情节，说在一栋楼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犯人换上电梯小姐的制服，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所有的人都把她当成了电梯小姐，只因她穿的制服。警服和军装也有类似的功效。护士的白衣还可以穿在便装外面，要化装就更方便了。

据说，十六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们曾经穿上袈裟，把自己伪装成佛僧。

当年，弗朗西斯科·扎比艾尔（1506—1552）在日本进行传教工作，并取得了成功。但他看到日本人推崇中国古典文化，认为应该先到中国传教，于是准备孤身前往中国。可惜，他在上川岛病死了，未能等到登陆广州的那一天。可以说，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们，是继承了扎比艾尔的遗志。

日本耶稣会士发现禅僧十分受人敬重。皇室、诸侯，以及武士中的重要人物都会寻找学识渊博的僧人当自己的顾问，事事请教。耶稣会士肯定很羡慕禅僧的地位。比如说，后奈良天皇在位时期流行疫病，天皇会亲自写《般若心经》为民祈福；又比如说，遣明使团的团长一定是僧人。五山的学僧曾是日本的外交官。

因此，到中国传教时，耶稣会士们曾打算利用“制服的威力”。

然而，中国明朝时的佛教已与民间信仰结合，僧人均在普通民众的现世利益的低级别上活动，所以僧人非但不受尊敬，反而经常成为受人鄙视的群体，被认为是不事生产活动的懒惰群体，是不为大家族共同体所容纳的寄食阶层。也就是说，那时日本和中国的僧人社会地位差距很大，所以耶稣会士利用制服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随着对中国社会观察的深入，耶稣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制服的威力”消失了，而是说这个社会并不敬重穿袈裟的人。人们敬重的是大儒，比如王阳明，王阳明巧妙地吸取佛教精髓，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名望。

于是，耶稣会士们决定脱下袈裟，换上儒者服装。他们留长髯，戴衣冠。以前他们自称“西僧”，现在他们改称自己为“西儒”。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能取得不凡的成绩，想必善于利用制服的力量也是原因之一。1991年4月22日风之路

神户六甲山山麓处有几个山包，分别都有名字。其中，有的已经是只有名字而无山了。离我家不远处有一座胜冈山，但山石已经被削平，用于摩耶埠头的填海工程了。

被削平的痕迹一直都保留着类似大峡谷一样的地貌特征，但现在已经成为松荫女子学院大学校园的一部分。伯父野山和伯母野山位于其旁。不过，我写下前面这句时，其实在犹豫要不要写成过去时。虽然地名还保留着，但这两座山也被削掉了大半，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有轮廓了。

据说我老家陋居三分之二的面积位于伯母野山，剩下的三分之一位于伯父野山，但我不知道这么说的依据何在。现今的地名是这样的，但在大约二十年前，是分成不同的“字”的。家的左边部分的地址是“字伯父野山”，右边部分是“字伯母野山”。那一带的住宅都是跨在两座“山”之间的，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分别都是哪一边。搬回老家的时候，因为要定地址名，我犹豫难决，便去找诗人竹中郁老师商量。那时候竹中老师精神还很好。

他说：“从发音好听的角度来说B比J更好，但从感觉来说，OBAN比起OJIN更富有女性的柔美感。”

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好，最后我选择了面积更大的伯母野 山。

国铁时代，行李都是靠铁路运送的，但他们不给送到“字”级地区，只会通知你拿着自己的印章去取。就算付费要求递送也没用。难怪国铁会因为亏损而陷入运营危机。就算是“字”，离国铁的车站也只十分钟车程，太缺乏服务精神了。

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火车递送行李的制度。我家已经很久没有从火车上收到东西了。我们家去掉“字”级区划名称，改称伯母野山町三丁目时，已经是快递的天下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与山坡有缘，经常住在坡上。当然神户本来就是多坡的城市，住在坡上的几率本就比较高。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北野町的陡坡上，那时候日本国产的出租车还上不去那道坡。当时，日本还有很多法国的雷诺汽车，要想坐出租车回家，就必须坐雷诺。

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但那时候的日本车就是这么不中用。但是，曾经随处可见的雷诺，后来果然还是越来越少了。

搬到伯母野山的山坡上是二十年前的今天，那时候已经什么车都能上坡了。只有一种车爬不上那道坡，那就是国铁的旧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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