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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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人，你爱如生命：张爱玲的喜悦与悲伤试读：
前言
一个转身的刹那，一场黄粱的梦醒。一名民国女子的身影安静在尘世沧桑之中，纵然不言不语，已然令人惊觉成诗。
上帝赋予的生命并没有固定的轨迹。在那个动荡又浮华的年代，一个残缺的家庭，一场迷途的爱情，一次炮火的洗礼，一段远渡重洋的漂泊，她用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用敏感的心和冷静的文字书写出一个时代的翰墨传奇。
她世俗。因为她“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世事沉浮，几多无常。时光就像一次花开花落的轮回，也似一首歌的开始和结束，或者是一个女孩从美梦中突然醒来，发现现实的无情与残酷。那个落魄家族留给她的回忆，就像墙角被青苔侵蚀的老旧照片，初想起是刹那的酸甜，然后是绵绵无止境的痛，以及不得不面临窘迫生活的现实。
她真诚。她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即使那个人来了又走，让她的爱千疮百孔，让她低到尘埃，她仍说：“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她告诉人们，为爱盛放过的玫瑰，即使凋零也美得动人心魄。
她站在浮尘往事的另一边，无视世间的繁华与喧嚣，冷眼洞穿尘世苍凉和人生悲苦。一个女子的几十年的岁月，纠缠牵连种种，如同盛宴必散，她是璀璨夺目的星，却也在爱情的战争中惨然落幕。
等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再次翻开那本讲述她的纸笺，即使命运将它装订得拙劣，也是一本值得细细品鉴的书。第一卷斑驳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张爱玲《更衣记》第一节流年
剪一段历史，放在月光下晾晒，看那些不曾走过的路，听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事。拾起心动，嗟叹流年。再挥手告别，让那些往昔的繁华和落寞，随昨日之风远去。
时代的记忆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用很多刻骨铭心的人生故事做底，仿佛这世上的一些事都是在为一个人的传奇埋下深沉的伏笔。
张爱玲说：“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人生无常，怪不得缘起。但血液里汩汩流淌的躁动，终归与古老的记忆脱离不了干系。
初秋，细雨微凉，一座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添了女婴的声声啼哭，在家族层层叠叠的支脉下多了一个平淡的名字——张瑛。这个日后更名为“张爱玲”的女孩这样追忆她的童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位于公共租界的这座老房子散发着迟暮的味道，就像是诉说着这个家族的命运。尽管家境还算殷实，但是命运抛物线的顶端早已成为过去。满清王朝的金色梦想已经落幕，剩下一些啃噬着记忆为生的人，守在老房子里，嗅着新的空气，反刍着曾经的显赫。
回忆固然美好，却也伴随着彻骨的惆怅和空虚。街上行走着装扮新潮怪异的洋人，人们从开始的瞠目结舌，到后来的争相效仿，只隔了几个弹指。时代翻开了新的篇章，旧事便剔去了骨肉，剩下简明精准的梗概。
时光的褶皱里，总是隐藏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暗伤。也有一些遗憾，被生硬的笔载入史册，供后人作为谈资。晚清名臣李鸿章与张佩纶的起起伏伏，便在后人的口沫之中保留着一丝余温。他们分别是张爱玲的曾外祖父和祖父。
张佩纶是个脾气怪异之人，因此被称为相府的“怪味姑爷”。在官场上，他不是低眉顺目的应声虫，而是凭着一股子倔脾气仗义执言，弹劾了不少官员的花翎顶戴。虽然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但他也因此博得了美名和尊重。
光绪十年（1884），中法马江之战战败后，张佩纶逐渐仕途不济，乃至被朝廷发配后，一蹶不振。
幸运的是，李鸿章对他十分欣赏，不仅常常约他品酒论诗，还有意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得知张佩纶的继室在发配期间过世后，李鸿章便暗示张佩纶来提亲。
李鸿章的女儿名唤菊耦，这位相门千金知书达理，且正值花样年华。府里人都不解，想那张佩纶年届四十，脾气怪异，相貌粗鄙，还是一个结过两次婚的罪臣，落魄失意，怎么讲，也不与相府的小姐登对。但最后，菊耦自己应允了，因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关于张佩纶与菊耦的结合，还流传着一段佳话，曾被谱写在《孽海花》里。
那日，日光温暖，微风徐徐，张佩纶应邀与李鸿章谈论政事。踏进房门，他却是一愣，面前竟伫立着一位绝色佳人，刚要回避，却听李鸿章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张世兄。”
佳人脸上泛起了红晕，侧身道了万福，飞快地逃离了。那窘态透露了些许心事，铺垫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张佩纶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翻一翻，恰巧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七律，读过之后，心头不免一震。
第一首是：
基隆南望泪潜潜，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山；
宵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是：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笔。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落魄英雄怎抵得了这体谅与理解的及时雨，心中的委屈和苦楚顿时翻腾了出来，一时间竟然红了眼眶。
李鸿章见状欣喜，说：“不过是小女的涂鸦之作，她因为有些小聪明，眼光便高了些，老夫倒着实为难，还请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张佩纶听懂了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不久便托人上门提亲，八抬大轿娶回了二十三岁的相门千金。
小说中的演绎总是与现实隔着距离。关于《孽海花》中的这段描写，张爱玲曾向父亲求证，但父亲的结论浇灭了她雀跃的兴奋之情。“他只一味辟谣，说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诗也是捏造的。”
与小说去较真，实在算不得什么聪明做法。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在时代风云的浪尖上，李鸿章和张佩纶都留下过他们真实的身影。
末世权臣的命运总是多舛，他们被时代拉扯着，今朝天堂，明日地狱。《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成了丧权辱国的罪人，他的名声一落千丈，不久后便撒手归西。张佩纶也一蹶不振，终日愁苦。
临死之前，张佩纶幽幽地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落叶却不能归根，张佩纶的决定带有如此悲壮的意味，铺就了家族的苍凉底色。
繁华落幕，张爱玲出生的时候，清王朝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十年。守着祖辈们的遗产，老房子里的人们麻木地生活着，想要抓住已经气若游丝的浮华，又无能为力。
他们时而慵懒，时而恐慌，仿佛站在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线上，不知所措。闲谈之时，口中常出现“我们的老太爷”或“相府老太太”这样的字眼，饱含着对过去的眷恋不舍。
像《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家族大厦的坍塌只在一夕之间，曾经的显赫成为现在的嘲讽，更加深了生活的悲剧底色。到了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这里，祖辈们的辉煌戛然而止。家族的没落投射到了张爱玲的血液里，她就像是一朵开在废墟里的花朵，太过艳丽，更显悲凉。
唱不尽的浮世悲欢，道不完的风尘悲凉。读张爱玲的文字，就像是在阴冷的月光下听老人讲述往事。讲故事的人神色恍惚而绝望，听故事的人被传递到彻骨的寒，继而从血液里钻出一阵酸涩的噬咬。那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味道，像极了老房子里的阴冷和沉重。
追根溯源，很多老宅都有着灰暗的色调，像是暮光里飘散的鸦片烟雾，诉说着奢靡与沉沦。不论是《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还是《金锁记》中的姜公馆，都有被历史车轮碾碎的痕迹，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是灰蒙蒙地失去了光泽。
张爱玲从不炫耀自己的贵族身份，甚至一度刻意回避。对于她来说，那些不是荣耀，反而是不快的往事。不过在作品中，她却不免拿了身边的素材，透露了不少家族隐情。
对于祖父张佩纶，张爱玲是十分崇敬的。尽管家人都觉得他与高贵又美丽的祖母并不般配，但是她曾在漫漫长夜里仔细读过祖父的日记，被那种才情和文字中透出的孤独所打动。
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擦肩而过，没有面对面地交谈，但却通过文字架起了心灵对话的桥梁。她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前尘忆梦，往事俱成风。踏着先人足迹向前走，已是悬崖峭壁。醉的人始终醉着，醒的人始终醒着。世间总无绝人之路，张爱玲用一生的挣扎与梦幻谱写了自己的传奇，也再次点亮了家族的历史，让曾经的故事生出了更加妖娆缠绕的枝枝蔓蔓。
人生的旅途只卖单程票，只能回望，却不能回到原点。生命渺小，在时光的沧海桑田中，一丝痕迹也不留下。但血液里的传承却像是生生不息的欲望，身世如前尘，嬉笑怒骂化为一串神秘密码，刻在基因里，扎根在这俗世的土地上。第二节秋千
绿草芊芊，新月从容，细雨滴落在黛瓦青檐。光阴愈老，童年的记忆往往就愈清晰，生命的脚步向后转了一个弯，不可阻挡地往回奔跑。
那时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映得脸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还有呼啦啦惊起的麻雀，你追我赶中孩童的尖叫。每个片段都与后来的性格相关联，打开或者闭合了心扉，而后被雕刻在时间的洞穴里，隐秘而又蠢蠢欲动。
从摇篮到坟墓，不管用多少步子来丈量，都有难以磨灭的联系与情结。对于任何人来说，童年都是难以回避的。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缤纷的、新奇的、明亮的。但也正因为阳光太明亮，如果这个世界里掺杂了忧伤、费解抑或斑驳，它们的影子便会被无限地拉长、加深，直到岁月深处。
张爱玲两岁时，随父母举家搬到了天津的老宅，那里是祖父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对于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来说，那段日子是幸福美好的。年幼的两姐弟尚嗅不出那浮华背后的腐烂气味，也无法预知后来的悲欢离合。
潮湿的弄堂里，午后氤氲的阳光下，迎着窸窣的光线，荡起的秋千上飞扬着一抹桃红色的身影。多年后，这画面成为张爱玲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承载着童年的梦。她喜欢秋千飞起的一瞬间，裙裾飘到了湛蓝的天空上，自己仿佛变成了会飞翔的精灵。
玩够了秋千，她会轻盈地跑下来，坐到板凳上喝一碗六一散，消除暑气。她喜欢那淡淡的中药味道缓缓滑入喉咙的感觉，整个人也清爽起来。
当时的张廷重夫妇只有二十六岁，正踩着青春的浪花，“不识愁滋味”地书写着自己的金色年华。这一家子人守着父辈留下的财产，只管铺张浪费，不会耗费心神去思考未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们看着老房子里进进出出的司机、佣人，流露出既羡慕又贬损的复杂眼神。
后来，张爱玲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搜寻出了这样一个片段：她用稚嫩的童音为一位老人背诵诗词，当说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那老人瞬间泪流满面，泪水被拦截在皱纹的沟壑里。当时的她并不知晓那眼泪的缘由，她甚至还不懂得什么叫作“亡国恨”。日子与日子串联着，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与时间一起长大，忧伤被暂时性地阻隔了。在佣人们的簇拥下，一切都是慵懒而明媚的。
张爱玲与弟弟都有自己专属的佣人，一个叫何干，一个叫张干。大家都叫顺了嘴，已不晓得“干”字到底来源于哪里的方言。大户人家的孩子们都是在佣人的陪伴下长大的，与父母相比，更有一种格外的亲密。
父母的怀抱并不是随时敞开的，但是还好有何干。张爱玲总是攀着何干的脖子好奇地张望，从大人的高度去看世界。她喜欢拉扯何干脖颈上的松懈皮肤，有时脾气急了，也会抓她的脸。受伤的情况也是难免的，不过何干没有半句怨言。
无忧无虑的生活氛围下，有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欢乐记忆。小爱玲喜欢看一本谜语书，小声哼唱“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当得知谜底是剪刀的时候，乐得咯咯直笑。
她的另一处天堂在宅子天井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架着青石砧，一个清瘦的身影蘸着水在那上面挥洒写字，爱玲觉得别有一番魅力。她给这个人起了个外号叫“毛物”，推理下去，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还有一位“毛娘”，指的是毛物的老婆。毛物讲的《三国演义》令她入迷，美丽的毛娘也耳濡目染，藏了一肚子好听的故事。
每天早上，爱玲会被佣人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她躺在那温暖的方格子青锦被上，学习背诵唐诗。开始时母亲是不甚愉快的，总是玩着玩着才高兴起来，眼里慢慢流淌出笑意。那时，爱玲莫名地喜欢上一句诗，“桃枝桃叶作偏房”，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总是摇头晃脑地嘟囔着，长大以后才知道，那诗句并非儿童所能理解的。
如果生活一直按照这样的轨道运行，太阳、秋千、何干、毛物，该有多美好。虽然家族的鼎盛之花已经凋谢，但这一家人生活的习惯和步调仍是精致考究的，不免还是要讲讲排场，显显富贵。
张爱玲后来回忆道：“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一段时间，爱玲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裙角飞扬的场合里，孩子的焦点却是不同的。她坐在桌子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可以吃完一整块，然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着盹，照例到三四点钟，趴在佣人背上回家。
一次，爱玲留意到，张干将一个生涩的柿子放在抽屉里，随后仿似忘记了它的存在。她每隔两天就会拉开抽屉看一看，然后观察张干的状态，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提醒或是发问。日子久了，那柿子腐烂为一摊水，证实了爱玲的猜测，却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
童年时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往事，却兀自影射着张爱玲一生的轨迹——她那样不经意地来到人世间，在灰色的布景里渐渐成长，长成一颗青涩的果实，而后离开家族的枝丫，被不知名的大手摘落进凡尘里。历经世间的滚滚洪流之后，因着那“奇异的自尊心”，她最终将自己幽闭在一方空荡而又狭小的空间里，是一厢情愿，也是被逼无奈。
然后呢？然后再没有人看顾她，让她兀自地红了，透了，熟了，而后又烂了，腐了。偶尔有人伸颈窥伺，也只不过是为了猜测一场宿命。然而那又如何呢？她最终还是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连她自己都兀自叹息。
然而不管怎样，那时的世界是轻柔而美丽的，偶有一些小小的坏情绪，也都是小事情，比如背书的苦恼。家里为姐弟俩请了私塾先生，无忧无虑的游戏时光因而被削减去了大半，枯燥的背书生涯让爱玲感到痛苦难安。
曾有一年的年初一，爱玲嘱咐何干，天亮就要叫她起床迎接新年，但佣人们担心小姐熬夜读书太辛苦，所以没有忍心叫醒她。醒来后，爱玲伤心地哭了，因为鞭炮已经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已经成为过去，我没有份了”，于是“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说是童言无忌，然而小爱玲的话语却总是成谶——最终一切的繁华热闹成为过去，没有她的份，无论她曾经怎样努力地追赶，即使是穿上了新鞋追赶。没有用的。
小女孩的烦恼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容貌漂亮的弟弟。不知是出于忌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每当爱玲听到家人们夸奖弟弟的大眼睛或者长睫毛，就有些气愤。在宅子的上上下下，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不时会露出马脚，小爱玲对此常常报以一声冷笑，和高傲扬起的小脑袋。
弟弟的确长得很秀气，爱玲后来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真是白糟蹋了。”因为这种微妙的比较，爱玲身边的何干也似乎低人一等，处处让着弟弟身边的张干。
爱玲气不过，有时会忍不住帮着何干争论，但换来的是张干恶狠狠的气话：“你这个脾气，将来要嫁给谁去？恐怕会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每当爱玲表示不服的时候，张干还会指出爱玲握筷子的位置，来再次论证自己的观点：“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爱玲听了，连忙将手指的位置换到筷子的尾端，但是狡猾的张干会立刻改口：“抓得远当然也代表嫁得远。”于是，憋得满脸通红的小女孩总是瞪圆了眼睛，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其实，弟弟的童年也并非没有烦恼。跟爱玲比起来，他身体比较虚弱，又不会读书，也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忌妒姐姐画的图画，他有时会偷偷毁掉几幅，或是画上几道黑杠子。因为身体虚弱，大人们在他的糖里面掺了黄连汁，用浓浓的苦来浇灭孩子的期待。他仍然馋，哭得十分伤心，家人又把他的拳头涂上黄连汁，只为了让这个可怜的男孩断念。后来，爱玲回忆起小时候的种种，也叹息着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
不过，在爱玲八岁之前，所有的烦恼都是美丽童话中的小插曲，生活的主色调仍是温暖的。在毛物为他们构造的虚拟世界里，两姐弟用最活跃的想象力丰富着童年的记忆。小爱玲会把他们设想为能征善战的两位勇士，她叫月红，手持宝剑，弟弟叫杏红，武器是两只铜锤。
构成故事的还有一些虚拟人物，故事的背景发生在“金家庄”，时间是在黄昏时分。随着“叮叮咚咚”的切菜声，金大妈先粉墨登场。接着，众人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餐，便提上武器去攻打敌人。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总有人先英勇地杀败两只老虎，夺过两枚老虎蛋，将那老虎蛋切开来，竟与煮鸡蛋一模一样。
尽管小爱玲对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沾沾自喜，但弟弟却不总是捧场，常常放弃配合，搞得张爱玲很是气恼。弟弟有时候也小试牛刀，但编来编去，就是一个路人被老虎追赶着，拼命地跑，又拼命地追……没等他进入正题，爱玲就笑得直不起腰来，有时爱怜在他的小腮帮上印上一个吻。
童年的美丽时光串联成欢快的儿歌，跃动在旧日的阳光下。这是爱玲与寻常女孩一样拥有的金色回忆，她也曾在年不经事的时候，与这世界进行过最直接的交谈。
若干年后，人们追溯这个女孩迥异于常人的性格源头，发现父母亲的家庭角色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段热粥一样温暖缠绵的岁月就成了小爱玲生命中最纯粹、最闪亮的珍贵往事。第三节破碎
在孩子的纯白视野中，“破碎”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词语。他们刚刚学会一些无比美丽的概念，比如“爱”，比如“温暖”，比如“美丽”，还来不及读懂它们如何变幻莫测，也无暇体会世间的矛盾和复杂。
站在民国的星空下，伴随着故事前进的脚步，“失去”的出境频率已然越来越多。如果说，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人们才能真正地找到自己，那么八岁那一年的复得与再失去，应该是爱玲毕生难忘的悲伤回忆。
离别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那一年，爱玲四岁，母亲离开了家，远赴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当时，爱玲还不懂得什么叫作悲欢离合，所以竟然木然面对这一切。对那时的她来说，母亲是个若有若无的名词，走了也便走了，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父母亲之间的爱与恨，她还不懂得。
在张爱玲的家族谱系中，张廷重不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不难想象，倘若没有李鸿章，没有张佩纶，没有张爱玲，或许这个名字根本就不会被后人记得。如同历史中的每一颗尘埃那样，他会悄无声息地存在，再悄无声息地消逝。
张廷重七岁没有了父亲，年纪轻轻就寡居的母亲望子成龙，将儿子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曾经试着要把丈夫未曾实现的志向交与儿子。
张廷重能够体会母亲的用心良苦，他在严厉的家规中长大，埋头苦读的日子远远多于自由玩耍，挨打、罚跪的事情常常发生。后来，张廷重继承了家族的殷实家产，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但成长过程中那种巨大的压力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堵在他的心头。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张廷重更加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如何前行。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一生也未能如愿完成。
在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张廷重的命运显得有些尴尬。没有做生意的魄力和头脑，也没有从政的机会和运气，他只能靠着老祖宗的积蓄，闲闲散散过一生，表面看来很神气，其实心里满满的都是自卑与窝囊。
爱玲恍惚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内吟咏，拖着长腔，一边大声背诵，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孤单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有种扭曲的怪异感。她想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就狐疑地走掉了。事实上，这举动确实有些悲伤，有些空洞。
年少时的经历可以造就人的性格。在压抑之下，张廷重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乐观爽朗的男人，也不具备温柔平和的品质。他的心始终纠结着，永不通透。
小时候，李菊耦生怕唯一疼爱的儿子学坏，所以从不放他自由玩耍，给他穿过时的艳俗衣服，身上总是花花绿绿的颜色，连鞋子也是绣花的。男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为仆人和邻居们怪异的眼神而感到难过，但又无奈拗不过母亲，只好把正常的鞋子塞在袖子里，出门后再悄悄换上。
李菊耦并非看不见儿子的尴尬，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管束是英明的。或许是出于安全感的缺失，她宁愿儿子衣着怪异，举止腼腆扭捏，被人笑话，也不愿意他光鲜亮丽地与纨绔子弟们鬼混，万一染上什么可耻的恶习，那么整个家族的脸面也就无处可放了。
有趣的是，李菊耦对女儿张茂渊倒是开明得很，允许她穿男装，学习西方的很多先进文化，特立独行，连家里的仆人也都习惯将小姐称为“少爷”。
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的女人，出身官宦名门，身材高挑匀称，举手投足流露着贵气。她的五官轮廓有些像外国人，精致又大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小姐绝不是只懂得绣花赏鱼的深闺女子，她受到开明民主思潮的影响，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想法，对西式文化很是推崇。
在这位少女的期待之中，她应该携手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探讨最潮流的外来文化，建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祖辈们的新生活。只是，现实击败了想象，一场被冠以“门当户对”的婚姻让她彻底地尝到了失望的滋味。显然，这个叫“张廷重”的男人，并不符合她少女之心的美妙想象。过度膨胀的气球歪歪扭扭地升上天空，最后又如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晃晃地跌落下来。
她愿体会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生活的曲折与美好，让别样的青春碰撞出火花，让年轻的汗水尽情挥洒在一片多情的田野里。她想为邂逅之人开出柔情，为亲密之人开出温暖，为深爱之人开出旖旎，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充满了理想主义愿景的女性来说，旧式婚姻的枷锁无疑使她痛苦不堪，生活不再如想象般多彩。
她渴望成长，渴望蜕变，她也曾有过妥协与幻想，或许这个男人会被自己所感染，随她共同创造另一番天地。他们是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不妨多做些努力，将这童话故事演绎到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廷重始终不是新派少年，谱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生活脚本。在黄素琼眼里，他越来越像一个满身恶习的遗少。节奏不同，脚步凌乱，他们始终站在彼此的对岸，隔海相望，却写不出一段美丽的故事。
当生活断送了梦想，黄素琼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失意。她尝试过抵抗，也尝试过劝服，但都无济于事。开始时，她灰心时便往娘家跑几趟，但是婆家的面子总是要照顾到，走的时候避人耳目。搬到天津之后，张廷重开始沉迷于抽大烟、赌博、嫖妓，交上了一大群不务正业的酒肉朋友。黄素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梦境，到了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
李菊耦的担心终究还是成为现实。黄素琼彻底心死，也索性不再期盼，不再抗争，而是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学英语、设计衣服，总还是有些乐趣的。
在这个宅子里，最理解黄素琼的人就是小姑子张茂渊，这两个爱好和个性都极其相近的女人倒是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成为如胶似漆的好姐妹。
1924年，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牢牢抓住了这个逃离婚姻枷锁的机会，也随小姑子一道而去。尽管这件事情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但是无奈姑嫂一条心，两人都坚定地表示绝不妥协，最后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远离的飞机。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黄素琼的做法被人们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异类”。但她主意已定，任谁也无法更改。年华已不再青涩，如果现实生活与爱无关，那么不妨换一片天空，寻找一个诗意的世界，给灵魂一个狂欢的机会。
现实的天地太小，容不下蓄势待发的春色年华，如果曾经是一场错误，那么就让它随风消散吧。与这世界间的误解，就像是情人间的争吵那样寻常，就当一切是梦，醒后拒绝留恋，踏上另一段征程。
或许，并非没有过挣扎与痛苦。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的那天，她伏在床上痛哭，衣服上美丽的绿色亮片颤抖着。佣人们连连催促了几次，时候已经到了，但她仍然专心哭泣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后来，爱玲轻轻地摇了摇母亲：“婶婶（张爱玲名义上过继给伯父），时候不早了。”她还是哭，仿佛耳朵已经与这个世界隔离了。
面对母亲的眼泪，爱玲不能懂，也不知所措。她不晓得，那是留恋，是犹豫，还是心痛的告别。母亲终究还是走了，她为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的娜拉。
年幼时，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够读懂父辈的故事。她眼中的生活就是毛物的故事、高高扬起的秋千、何干颈上的松软皮肤。当时间流逝，前尘往事沉淀成预言诗，她再次捧读时，不免多了些难言的感慨。
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每天都会有很多心灵流离失所的人们，生活不会主动献上慰藉，人们只好自己寻求心安。有时，独立的世界相互交融，碰撞出或好或坏的情节，那是生活的一片碎片，既偶然，也寻常。第四节覆辙
大自然中随处可见花花草草，各有各的摇曳风姿。所以，男人久不见莲花，便自然会用牡丹取而代之。
黄逸梵远赴西洋之后不久，宅子里就搬进了一位姨奶奶。严格说来，这位姨奶奶不算什么“新欢”，早在“正宫娘娘”出国前便与张廷重缠绵到了一起，这其实也是黄逸梵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以后，爱玲重新追溯起来，觉得母亲离别时的眼泪或许多半也是为了感情的破碎。
这位姨奶奶是位烟花女子，被唤作“老八”，年纪比张廷重还要大个几岁。她之前住在一座小公馆里，爱玲还被父亲领去过几次。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晰，是因为爱玲每次都不愿意去，使劲扒着门框，双脚乱踢。父亲气得急了，便抱过来装模作样地打几下。但爱玲去过之后，又十分感兴趣，那边总是举行有趣的聚会，还有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
母亲前脚刚走，这位姨太太便大张旗鼓地住进了张家。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了一阵子，包括她的身世、她苍白的脸，还有长垂的刘海。但一段时间过后，也就渐渐习惯了新人的存在。
姨奶奶不喜欢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虽然这个漂亮的男孩子并不难相处，但是她总觉得别扭，好像如果张子静成为家里的继承人，那她就算不上什么女主人了。不过，她倒是对爱玲不错，常常领着她出去看跳舞，或是在家里举办宴会，满足了小女孩的好奇心。
姨奶奶刻意讨好爱玲的方式有很多，但目的又是昭然若揭。比如给爱玲做了十分时髦的新衣服之后，会捎带上一句：“你看我对你多好。你母亲以前总是拿旧布料给你裁衣服，哪里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的母亲？”爱玲的回答显得很谄媚：“喜欢你。”长大懂事之后，爱玲曾为这样的回答感到十分羞耻，但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哪里分辨得出什么叫讨好、什么叫真心呢。
好景不长，这位姨奶奶并没有保住家里的地位，脾气暴躁的她也渐渐与张廷重有了争吵。爱玲曾经见识过她的心狠手辣，她的侄儿就因为不会背书而常常被打得脸庞青肿。
一次，姨奶奶再次与张廷重争吵起来，情急之下，举起手边的痰盂掷了出去，砸得张廷重头破血流。族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说话，合力将这个可恨又可怜的女人逐了出去。或许她从来就未曾拥有过真爱，露水姻缘，聚聚散散都无关痛痒，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后来，爱玲在文章中回忆那场景说：“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可好了’。”
姨奶奶走后不久，张廷重也“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被撤销了。这本是份不错的闲差，还是家里人托堂房兄长张志潭推荐而来的。但沉迷于嫖妓、吸毒、与姨奶奶打架的张廷重名声搞得太臭，以至于连张志潭的声誉也受到了波及，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廷重不仅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兄长，只能无奈退出。
这件事让张廷重觉得颜面尽失。他因此也彻底地反省了一番，之后痛下决心，想要将生活驶回原来的轨道上，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请求她回国，并保证一定会戒毒，一家人搬回上海居住，开始新的人生。
1928年，张爱玲随父亲回到了上海。爱玲清楚地记得那天的状况，他们乘船经过大海，在翻腾的海浪里，她感受到了由衷的兴奋与开心。躺在船舱里，她翻着读过无数次的《西游记》，讶异那里面竟然总是高山和尘沙，却看不见水。下船之后，她坐在马车上，粉红色的纱裤上印着栩栩如生的蓝蝴蝶，像是她就要飞起来的心情。
母亲回国之前，爱玲一家人住在成定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论居住条件，其实没有天津宅子阔气，但爱玲在那朱红色的墙壁上接收到了快乐的信号。
母亲回来的那天，爱玲的心情是兴奋而雀跃的，她吵嚷着要穿上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黄逸梵看见女儿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爱玲愣了一秒，接着又开心起来。不久母亲就给爱玲做了款式新潮的漂亮衣服。
故事似乎重新开始了，一家人从石库门又搬到了一座美丽的花园洋房，父亲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医院戒毒，发誓要重新活过。爱玲觉得，生活好像经历了一个急转弯，但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甚至风景比原来还更加美好了。在小女孩的眼里，母亲穿着国外最时兴的洋装，化着最时尚的妆容，谈论着最有趣的话题，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周末时，她看着母亲和一位胖伯母并肩坐在钢琴前面，模仿电影里的桥段，她觉得有趣极了，于是放肆地大笑，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那段时光中，快乐将日子装得满满的，爱玲脸上的笑容从未打过折扣。她为这种满足感深深地陶醉着，甚至将一切美好的事情写信描绘给天津的好友，还画了图样。这种炫耀有些幼稚而讨厌，但她一定要这样做。她美丽的妈妈，她温馨的房子，多姿多彩的休闲时光，一切的一切，她都迫不及待希望与人分享。“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调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爱玲与弟弟一起坐在地毯上看母亲弹琴唱歌，就像看着一位偶像，偶尔还会互相对视，调皮地眨眨眼，一幅幅和谐的画面完美到了极点。母亲黄逸梵对艺术颇有些感悟和造诣，她也试图将一些艺术的理念灌输给女儿，比如绘画的背景最忌讳红色。她将一种特殊的洋式淑女风情带到这个家庭中，并改变和影响着自己的孩子。
一次，爱玲见到书中夹着的一朵干花，听母亲说出花朵的故事，不禁悲从中来，落下了眼泪。母亲见了很欣赏，她对儿子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在艺术的领域内，文学也是母女俩的共通处之一。《小说月报》刊登了老舍的《二马》，母亲连坐在抽水马桶上也看，边看边笑边读出声来，爱玲也似懂非懂地倚在门框旁边笑。后来，爱玲长大，读了老舍的很多文学作品，但始终还是觉得《二马》要胜过其他作品，或许是字里行间释放的气味，让她不由自主想到那个温暖的场景，进入了神秘的时光隧道。
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下去，在维系了一段虚假的繁荣之后，便轰然倒塌，原形毕露。父亲从医院出来之后，并没有守住自己的承诺。他担心妻子会再次离开他，于是想出一个拙劣的办法——花光妻子的钱，让她无退路可走。
本就不会忍气吞声的黄逸梵在国外经历过四年的理念熏陶之后，更加不会轻易妥协，于是矛盾渐渐浮出水面。在儿女的教育理念方面，夫妻二人也存在巨大的矛盾。黄逸梵认为新式学校的集体教育才是健康的，但张廷重却强烈地表示反对。追根究底，他是因为舍不得在女儿身上投入过多的金钱，读些没有用处的书，却占用了他花天酒地的银子，哪里能够想得通呢？
最终，黄逸梵不顾丈夫的反对，毅然将爱玲送入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做插班生。张廷重十分不理解，百般阻挠，但是无济于事。同时，他的毒瘾终究还是没有戒掉，很快就旧病重犯，终日吞云吐雾起来。
黄逸梵尽力解决了女儿的教育问题，却对儿子无能为力起来了。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她想，丈夫虽然对女人抱有旧式的想法，但总不能不让儿子接受教育吧。不料，这一拖下来，张子静始终窝在家里读四书五经，一直读到“书经”背完，才进了学校。爱玲曾亲耳听见父亲吸着大烟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那么贵。”
上海洋房里的美丽童话彻底落幕了。他们的争吵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姐弟俩在院子里玩着玩着，就听见屋子里面有激烈的争论，还有摔东西的声响和母亲的哭泣声。吓慌了的仆人会把他们拉到一边，两人不作声响地继续骑着脚踏车，但是心里却慌乱起来。他们预感到，幸福恐怕就要渐渐流逝，一去不复返了。
回国的时候，黄逸梵是怀揣着希望的，她也想拯救爱情，回归家庭的温暖。丈夫承诺过，不再吸食鸦片，也不再养姨奶奶。但是他却没有做到，彻底破戒了。黄逸梵已经不是天真的少女，她认识到，这个男人不会悔改，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挽回。
当黄逸梵请来了国外的律师时，张廷重手足无措，满屋子踱起步来。他并不想离婚，但又自知食言，犹豫了好几次，每次提起笔来，都难以签下名字，只得长叹一声掷在桌上。律师见此情形，便问黄逸梵是否改变心意。黄逸梵坚定地回答：“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句话，才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名字，就此宣告一段关系的彻底结束。黄逸梵后来谈到了自己的婚姻，她憎恨它，认为这桩门第之姻葬送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
爱情总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开花，但是并不轻易结出果实。当标榜着辉煌荣耀的青春渐渐老去，许多无处安放的梦想、许多真情流露的年华，就那样遗憾地流逝。恨与怨都无济于事，只得背上千疮百孔的往事，继续前行。第五节明暗
岁月有时让人辨不清，究竟是否爱过。在最青春的时光里，与一个人走过若干年，那个人就是整个青春里甜蜜酸涩的心情，不论他是否与梦中的情人轮廓吻合。与往事告别之后，或许不会再有绵延的悲伤，但记忆的某一处，却始终多了一块被挖空的空白。
家庭的破碎没有给爱玲带来伤心绝望，她平静地接受了一切，仿佛那一切都是十分自然的。那段短暂的幸福时光被她默默封存在记忆深处，镶上了琥珀的花边，成为被心灵珍藏的纪念品。
只是一个转身的光景，在一个女孩的眼睛里，自己的家被切成了两半，父亲的一半是黑暗，母亲的一半是光明。同时，这也像是一场仪式，从此宣告了天真童年的落幕。黄逸梵对爱玲仍是十分牵挂的，她与丈夫协议离婚，爱玲和弟弟虽然都归父亲抚养，但是爱玲今后要读什么学校，必须先经过她同意，学费由父亲承担。
很快，母亲和姑姑便一同搬到了郝德路公寓，两个不甘平庸、热爱生活的女人将住处装扮得十分美丽。爱玲每次去母亲那里，都感到骄傲和着迷。
房间里的装饰大多是欧式风格，颜色轻柔，透着高贵典雅的贵族气质。爱玲爱极了那些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还有机会见到很多有趣的人们。在那所房子里，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让她感到满足。反而是回了父亲的那个家，她会觉得空气中都是漂浮的碎裂的尘埃，还有令人窒息的鸦片云雾、屋里胡乱摊着的小报、迂腐地教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亲戚间无聊的笑谈……
在父母的婚姻宣告结束那一刻，爱玲的世界便被生生撕裂为两半，她将一半定位为善良、美好、快乐，一半定位为邪恶、黑暗、悲伤。这两种生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撞，让她的性格养成存在于一种拉锯战之中。
俗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张廷重的碌碌无为和满身恶习，也未尝不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他年少丧父，被母亲以扭曲的方式对待，时逢社会变革失去光耀门楣的机会，又无奈天资愚钝不能从商。
他不是什么恶徒，只是一个可悲又可怜的遗少，青春的阴影和时代的悲剧相互重叠。如果他娶了一位安分隐忍的女人做妻子，或许就会稳定地维系一段婚姻，没有生出来的枝节。无奈的是，黄逸梵超凡脱俗，敢爱敢恨，这样的女人让他又敬又爱又无力，最后难以掌控，落得个劳燕分飞的下场。
因为这种绝望的爱，离婚给张廷重的打击很大，鸦片已经不足以安抚他破碎的心。他开始打吗啡，还雇用了一位专门为他装烟和打针的男仆。日子就这样颓败下来，散发着行将死去的气息，伤口已经结了痂，但他知道自己正在慢慢地走向腐烂。因为过量注射吗啡，张廷重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在一个下着雨的夏天，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了一块湿毛巾，双眼无神，嘴里胡乱叨念着，没有逻辑，谁也听不清楚。
慌乱的众人连忙将爱玲的姑姑找了回来，为他请了一位法国医生来治疗。医生为他清洗体内的吗啡毒素，又结合电疗按摩手足，治疗了约有三个月的光景，张廷重才渐渐好起来。从此以后，他不再敢注射吗啡，但鸦片还是难以释手。
在当时的年代，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想保留生活的品质以及自尊、坚固的社会评价和经济独立，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独立勇敢如黄逸梵也仍是步步难行。她感受着女儿期盼和崇拜的目光，但又总是没有能力为她多做些什么，不由得感到内疚。
不久，黄逸梵又要动身去法国了。临别时，爱玲与她在学校的门口道别。两个故作坚强的女人把悲伤压在心底，藏在眼底，用最轻松的方式告别。只看那场景，仿似两人心里都是高兴的，没有任何牵挂的。只是当母亲的背影已走远，眼泪便如脱缰野马般奔涌而出。
母亲走了，生活中的那一部分暖色仿佛消失了，日子开始充斥着腐烂的味道，生活的品质是粗糙的。她不知道，还应该要到哪里去寻找精致和优雅。
光阴缓缓流逝，爱玲在黄氏小学读书并住校，每逢周末会被仆人接回家。闲暇时，她和弟弟喜欢去舅舅家，虽然舅舅、舅妈与父亲一样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但是她还蛮喜欢与表哥、表姐一起做手工。不论是剪纸，还是绘制卡片，爱玲总是做得格外认真，因为她要把它们寄给最爱的母亲。
那时爱玲还在学习钢琴，有一位白俄的老师为她上课，每次来到老师家里，都是老师的丈夫来开门。出于一种小女孩的莫名矜持，她从来不敢抬起头来对上那个外国男人的脸，以至于根本不知道那人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模糊地看见惨白的皮肤。
在老师为她示范演奏的时候，她常常会留意到那白皙皮肤上的金色绒毛。白俄老师很喜欢夸奖爱玲，夸张的语言和动作让爱玲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欣喜，又有些害羞。当老师咸湿的口水沾到她的脸颊时，她总是会礼貌地微笑，却悄悄记得被吻的位置，用手绢悄悄地擦掉。
爱玲喜欢钢琴，那不仅承载了她的梦想，还带着母亲的味道和记忆。她记得那修长的手指曾经在上面轻盈地跳跃，也想象着自己的未来会像那欢快、活泼的旋律一样充满清澈纯净的生命和希望。她爱那洁白的琴键，不允许没有洗过的手碰上去，仿佛害怕玷污了它，并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的绒布去擦拭。
不过，母亲走后，学习钢琴的路也多了很多艰辛和苦涩，每逢要交学费的时候，父亲的脸就像是一面冰冷的墙壁。爱玲记得那种难堪，但是别无他法，只得追着要。父亲总是能拖便拖，一脸的不情愿。终于有一次，她立在烟铺前，久久也得不到回答，从此钢琴的梦想变成了空虚的泡影。钢琴悦耳的叮叮咚咚声只能存在于梦境中。那个美得不真实的梦里，有微笑的母亲，有温暖，有蓝色、红色的墙壁，有欢声笑语……
在生活众多的小插曲中，也是有快乐的。一次，父亲为张子静请了一位讲授古文的先生。爱玲很喜欢与那位先生谈天，因为他性子温和，笑起来很亲切。她甚至任性地从父亲那里偷出一本《海上花列传》，缠着先生用苏州话为她读妓女们的对白。先生一脸无奈地配合，捏着嗓子模仿得惟妙惟肖，让爱玲和弟弟听了大笑个不停。
很快，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了，进入了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这所学校有着五十年的历史，是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可以说，进入圣玛利亚就意味着有一只脚迈入了英美名牌大学的校门。
当瘦小的张爱玲走入那红色铁皮校门的一刻，她感到，童年的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点。她的童年也有丰富的层次，许许多多的回忆，但是回味到最后，总是幻化为母亲离去的背影，和家里无所不在的鸦片气味。
假如过去的一切都是被动而无法选择的，此时她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除此之外，她还想学卡通画片，想去英国深造。总之，这就是黄逸梵式的梦想，她就是想踏着母亲的足迹，过精致而有韵味的生活。
关于父母离婚对孩子生活带来的影响，张爱玲曾洒脱地说道：“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其他的小孩特别的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可是，她并没有意识到，童年的阴影其实永远在不经意的时候显现，人们总会因为一些场景、一些事想起童年，想起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想起那个处处小心却内心倔强的自己。它是永不磨灭的印记，深深烙印在灵魂的最深处。
仿佛只是一个不留神，那个坐在秋千架上飘来荡去的小丫头就成长为青葱少女。时间的牧人无情地将孩子们从童年的范围内驱赶出来，逼着他们面对世界，面对磨难，面对爱恨，面对自己。第二卷伤逝
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张爱玲《连环套》第一节萌动
窗外的一排白玉兰，花开花落，一岁一枯，年年拔高。走在成长路上的女子怀揣着对未来的无尽想象，期盼着世界越来越向光亮的方向走去。就像放飞了一大捧五彩斑斓的气球，她仰望天空，仿佛灵魂也随之渐行渐远。
在圣玛利亚女校的绿树红墙之内，爱玲开始了她的青春之旅。她喜欢校园的气味，那种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但是却透着一股子神秘的吸引力。在圣玛利亚女校，学生的校服就是中国旗袍。一群时尚新潮的女生，拥有着最青春的脸庞和身体，在旗袍的帮衬下娇羞地绽放着，彰显着东方少女的独特神韵。
这是一所贵族学校，以培养有中国特色的西洋淑女为目标。毕业生大多会成为政治、商业领域重要人物的太太，或是各种交际场合的明星，或是出国进行深造的资优学生。在圣玛利亚，许多课程都是用英文教授，教师以外国人居多，以至于学生们往往讲得一口流利的外语，中文能力却捉襟见肘。比如会有人荒谬地将请假条写成：“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让人哭笑不得。
学校也设立中文科目，初中部大多聘请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高中部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老学究们经常会将作文题目定为“说立志”或者“论知耻”之类。
一位老先生在授课时摇头晃脑地讲道：“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学生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时，老先生又开口讲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话音还没有落下，学生们已经哄堂大笑。
爱玲平日里在学校住宿，她乐于离开那个烟雾缭绕的家，呼吸自由的空气。因为天资聪颖，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也有个十分突出的毛病，就是健忘。张爱玲的健忘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有时忘记将鞋子摆在柜子里面，有时也会忘记交作业，以至于她最常见的台词就是“我忘了”。若干年后，爱玲的同学们回忆起来，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起她当时的动作和神情。
尽管爱玲的家世也不错，不过在一所欧式的贵族学校里，她显然就是其中的灰姑娘。在花枝招展的同伴面前，她觉得自己是暗淡的，没有光彩的。为此，她的脸上总挂着一种与年纪并不相符的伤感与落寞，仿佛自己被隔绝于尘世之外，以另外一种频率生活着。
好在，爱玲在这时遇到了一位十分喜欢的国文老师。这位汪宏声先生为人善良、平和，并且教法十分新颖。与老学究式的八股理念不同，汪先生就任以后，将课程大幅度整改，并在图书馆为学生们添购了许多新书，鼓励大家加强课外阅读，并提供机会让学生们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爱玲记得，在第一堂作文课上，汪宏声先生在黑板上潇洒地写下了两个标题：“学艺叙”、“幕前人语”。所谓“学艺叙”，就是让学生们把在学习绘画、钢琴或者舞蹈时的感受和趣事记录下来；而“幕前人语”，就是影评，写出对喜欢的电影的感想。任何体裁和任何写法都可以，学生们的思路将不受任何限制。
与“说立志”和“论知耻”这样的题目比起来，学生们无疑觉得现在的作文课充满了新鲜感，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不必再端着架子写些寡味的八股文章了，于是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来。
当然，任何一种新颖的教法都存在一个适应和过渡的过程。在新鲜之余，学生们冥思苦想，一副绞尽脑汁的痛苦状，仿佛写惯了八股文章，失去了自我叙事的能力。下课时，作文本全部收了上来。在批阅的过程中，汪先生苦恼地发现，每个人都只写了大概二三百字，完全处于凑字的状态，没有什么思想可言。
不过，在众多作业之中，汪先生还是发现了一篇鹤立鸡群的文章，名为《看云》，行文自然不造作，但又流露出旖旎动人的味道，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
从此之后，汪先生便对这位有才华的女生格外注意起来。那瑰丽的文风使他产生了浓浓的好奇，究竟这位“张爱玲”同学是何等样貌和气质呢？
在发回作业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学到讲台上取分数。“张爱玲！”点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汪先生抬起了头。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位面无表情的孤傲少女站了起来，她并不算漂亮，也不时尚，体态高瘦，但是浑身散发着一种别样的气场。
汪先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张爱玲，并将那篇《看云》当作范文现场读了一遍。他说：“每一位同学都应该这样去写文章，情感要是真实的，不要总是被局限在过去的框框中，不敢逾越。像爱玲那样的作文，才称得上是文章。”
面对老师的夸奖，爱玲的神情是僵硬而不自然的。但不可否认，那时她是骄傲的，在所有人赞赏的目光中，她感受到一种成就感。从那以后，其他同学也受到启发，找到了真实抒发情感的新写法。
其实，早在汪先生夸奖爱玲之前，她已经在学校的《凤藻》年刊上发表过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不幸的她》，还有用英文撰写的两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心愿》。在《不幸的她》中，一个热爱自由的年轻女孩，为了追求独立而四处漂泊，爱玲表现出了超出年纪的成熟与早慧。
在另外一篇发表在《凤藻》上的散文《迟暮》中，她第一次描写了母亲，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已经不再只关注到母亲偶像般的美丽与光环，她敏锐地观察到了母亲独立、美丽、坚韧背后的孤独与无力。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字里行间丝丝缕缕的悲伤气息，完全表现了一位迟暮美人的清冷生活。在爱玲的心里，她已经洞察到了母亲最深沉的无奈。
在汪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爱玲的文章越写越妙。他还组织了课外活动“国光会”，并出版了一本《国光》杂志，希望更加活跃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在理想之中，张爱玲是这本刊物的最佳编者，但是她给予的回答是：“没多大兴趣，只愿意投稿。”
在投给《国光》的稿件中，一篇《霸王别姬》激起了千层热浪。汪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历史小说《项羽本纪》，爱玲在这本书中寻找到了灵感，挥就一篇《霸王别姬》，令全校师生都大加赞赏。汪先生更是欣喜万分，将文章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提并论。
女人若是活在别人的影子里，结局往往是迷失自我。爱玲笔下的虞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可是霸王只认为她是自己一个宠爱的妃子，并不在乎她的具体感受，文章中有很多心理独白。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装，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暗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
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
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人人都知道虞姬的死是为了殉情，但爱玲却更多地赋予这个人物自尊、自立、自主的特质。她的死是源于对自身价值的思索，而这样的选择也是爱玲内心深处最赞赏的。
爱玲的文学天分毋庸置疑，但她并不是个勤奋的写手。汪先生也熟悉她这样的脾气，只能无奈地催要稿件。可就连这样一篇《霸王别姬》也被爱玲分了上下两个部分，当成两次作业交上来，或许干脆以一句最经典的“我忘啦”作为回答。
在学校中，有一位叫张如瑾的女同学，与爱玲共同被称为圣玛利亚女校的才女。当时，最流行的作家是张恨水和张资平，而两位才女的口味恰好相反。爱玲独爱张恨水，觉得张资平有些浮夸做作；如瑾则独爱张资平，觉得张恨水不甚入流。两人常常因此而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但所谓的争论都是无伤和气的，两人其实是表面斗嘴，内心惺惺相惜的同类。张如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作《若馨》，汪先生曾经出面联系出版社，安排其出版，但是因为战事纷乱，被搁置了下来。为了留作纪念，张如瑾自己印刷了一些，分赠给学校的师友们。爱玲赞叹说：“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的风格的爱情故事。”
后来，张如瑾毕业后不久嫁做人妇，便不再伤春悲秋，写下任何一篇作品。对此，爱玲觉得很遗憾。在毕业年刊上，有“最恨”一栏，她写道：“最恨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突然结了婚。”
幸运的是，不论世事沉浮，几多无常，爱玲始终在写作的道路上没有放弃。人们把命运的安排叫作缘分，爱玲一生与文学结缘，谱写了传奇的倾世神话。当然，此时一切尚未萌动，传奇里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传奇。第二节寒夜
平静生活有时就像是姿色平庸的女子，为了赢得人们的持续关注和青睐，便不停地涂脂抹粉，穿金戴银。没有人会真的放弃自己的生活，总想加些作料，尝试着将它装扮成人们习惯看到的那个样子。
母亲不在的日子，爱玲感到生活在夹缝中，但是总体来说也不算坏，有规律，有秩序，毫不失控。直到那个消息出现，她都觉得日子过得还算安好。海阔天空的梦想一个还没有实现，现实的生活里却又出现了一件令她不安的事情——父亲再婚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爱玲不想回到那个腐朽的家里，便来到姑姑的住处。在小阳台上吹着风的时候，姑姑小心地告知了这个消息。爱玲感到心猛地一跳，继而打了个寒战，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各式各样的画面，都是电影或书籍中会出现的后母形象。
在少女的想象中，“后母”是个丑陋的词语。那一刻，慌了神的她倚在姑姑的阳台上，窗外映出万家灯火，霓虹灯刺眼地闪烁着。她压着心脏哭了出来，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倾下面颊。有一瞬间，她恶毒地想，如果此时那个女人在，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推下去。
父亲新娶的妻子也颇有些来头，她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用蕃。1933年，房地产行业忽然掀起高潮，因为如此，张廷重的经济条件好转了许多，在亲戚间的走动便多了起来。一位亲戚见张廷重曾经做过英文秘书，处理商业文件还算在行，于是推荐他去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
张廷重每日的工作内容大约是处理与英美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触了投机、股票、证券，等等。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人便留了心，将孙景阳父亲庶出的女儿孙用蕃介绍给了张廷重。
孙景阳的父亲孙宝琦共有五个老婆，子女二十四人。这位七小姐孙用蕃当时三十六岁，为人处世精明厉害得很，嫁给张廷重也算是低就了。不过，当时张廷重不知道的是，这位孙小姐有阿芙蓉癖（即鸦片），迟迟未曾成婚也是这个原因。
1934年夏天，张廷重与孙小姐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半年之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婚礼的热闹场景中，爱玲与姑姑和表姐们站在一起，不发一声，面无表情。这个十四岁的少女已经用敏感的心探得了命运压下来的阴影，在人声鼎沸的人群中，她独自静默着。
建立新的家庭之后，就像换了一个王朝，爱玲明显地感觉到家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精明干练，后母孙用蕃揽过了所有的管理大权，一方面扣住经济命脉，管理家里的全部日常开支，另一方面迅速地辞退了家里的一批佣人，改换成孙家的佣人。
接着，她又吵嚷着对房子不满意，不够气派，野心勃勃地盯紧了爱玲二伯父名下的一栋空置别墅。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和麦根路的转角上，与苏州河比邻，与闸北区隔岸，盖于清末民初。它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李菊耦的嫁妆之一，爱玲的父辈们都曾经在那里住过，后来分割财产时归了二伯父。但二伯父一家觉得太大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费用也大，于是一直出租着。
张廷重拗不过新婚妻子的强烈要求，听话地领着家人住了进去。这栋别墅大而奢华，装修是仿造欧式风格，光佣人的房间就有二十多间。这本该是大家庭适合居住的房子，对于张廷重一家四口来说，实在是很不划算，昂贵的租金足够做许多更重要的事情。
对于张爱玲来说，这栋房子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它承载了太多父辈们的记忆，她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味道。“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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