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研究(第3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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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研究(第3辑)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哲社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专题介绍，钱学森学术思想研究，钱学森与当代中国，回忆与访谈，钱学森家族研究，域外档案研究等。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人员、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大专院校学生。

专题：国家哲社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

《钱学森批注》导言

一、编辑工作基本情况

（一）批注内容的遴选

（二）批注内容的编排

批注内容的编排顺序也是本次整理工作的关键问题。一般而言，批注排序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按时间、载体（书籍、期刊、剪报等）、学科（如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法）、中图分类法等。经过与各方专家和课题组同仁多次讨论，我们基本确定采用中图分类法的排序规则。之所以没有采用时间排序，原因在于尽管有一些钱学森的批注明确标明了时间，或者批注载体本身有具体的出版日期（或可作大体推算），但仍有不少批注的时间是无法考证的。而没有采用钱学森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方法，主要原因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尚在发展和完善中，对于不熟悉的读者容易产生歧义和疑惑。而且有些批注内容无法准确地纳入他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十一大部门。而针对同一主题的批注可能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中，又不利于查找、利用。例如，烹饪，按照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既可以从美学角度归属文艺理论，又可以从医食同源角度归属人体科学，还可以从烹饪工业化的角度归属社会科学。

因此，经过反复比较和讨论，我们最终决定采用中图分类法排序。一级和二级类目都按照中图分类法分类，同一个二级类目下的批注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这一大原则下，我们又采取了“突出主要部分”的做法。所谓突出主要部分，即把钱学森批注体量占到课题近一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哲学政治类著作、期刊上的批注单独成卷，分别组成卷一和卷二，以便于集中展示钱学森在其中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

（三）关于批注的注释

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用，同时为了保证钱学森批注原文的清晰可读，关于钱学森批注的注释我们采取了脚注和尾注两种方式。尾注一般用在钱学森关于图书著作类的批注中，这是由于在图书著作类批注中，钱学森在每页上的批注内容较多，除了原文扫描图片外，批注的电子版对照文本也在该页下方，如再把注释放在该页下方，则篇幅不够，而且原文件的字体会更小，不利于观众查阅。所以我们统一用尾注的方式，将注释放在这一件批注（即某本书，而不是整卷）的最后，便于读者对照检查。当然，图书著作类也会有脚注，一般放在首页，主要是关于本书的版权信息和出版背景等内容。

脚注则一般用在期刊、剪报、书信的批注注释中，因为这一类批注的文字一般不会太多，以脚注的形式放在该页下比较直观。而且这一类的批注组卷中往往包括多篇文章，如放在整卷的最后则不利于读者查阅。当然，期刊、剪报、书信类也有尾注，主要是对批注内容的说明，如，钱学森在他人来信上做了批注作为回信的提示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将钱学森的回信作为注释，放置在这一份批注的尾注位置。

鉴于本课题的读者基本上是具有一定学术背景和知识层次的人群，或者对钱学森有兴趣的研究者，因而对一般容易理解的内容均不作注释。主要是对批注中出现的不太常用的专有名词、钱学森专用学术名词、读者不太了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不常用的翻译用词等做了解释、说明。对于同一名词，一般在一卷中第一次出现时给予注释。批注注释尽量遵循客观性原则，不做主观推测和臆断。以书信为例，首先是对写信人的注释，对写信人的简历、工作单位、与钱学森有何交往情况做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个别无法考证的人物暂时搁置，不加注释。

（四）编辑成文

鉴于批注是反映批注者对原文的一种阅读、思考痕迹，因此同时将批注内容和原文一并展示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在编辑成文时采用了将批注原文扫描后，按照原文的页数逐页在word文档中展示。除了以扫描图片方式保留原文外，对原文中的钱学森批注（文字部分，画线部分直接看扫描图片即可）都做了电子版的整理放在该页扫描件的下方，便于读者对照阅读。但对于某些页面上因批注文字较多，批注电子版无法全部放在该页扫描件下的（考虑到扫描图片不宜太小，否则原文图片上面的字迹不易辨认），均另辟一页单独排版。同时，因为原书扫描时的页码一般都在书的下方，为了和整理后的word页码区别起见，编辑成文后的文档页码统一放在了页面的上方中间。

同时，为了尽可能保持钱学森批注原貌，我们除了对原文扫描直接呈现外，对于批注内容的电子版整理也尽可能和原文一致，只是对批注中钱学森写的一些不规范的简化字、与现在翻译用词不一致的词语和明显的错别字等在原文字后的括号中给予纠正。一般而言，批注扫描件是在A4大小的word文档里纵向排版，但对于部分剪报因为原有横向版面和字体大小原因，我们也做了横向排版，以便读者一窥原貌。

二、钱学森批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批注充分反映了钱学森的知识广度、深度、高度和前瞻性

钱学森阅读的书籍、期刊、报刊，做的剪报等都是他思想的源泉。在整理批注过程中，我们发现，钱学森关注的学科和领域极为广博：有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谋略学、脑科学、软科学、生命学、城市学、现代中医等前沿学科问题；有关于信息产业、财税、银行贷款开发新技术、国企经营机制、体育事业、烹饪美食等涉及社会主义科技、经济、文化建设等的具体问题；还有关于少数民族、黄河问题、南海问题、青海湖等涉及区域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此外，钱学森还订阅报刊百余种，其中《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研究》《百科知识》《自然杂志》等十余种期刊订阅了近二十年。正因如此，钱学森的批注涉及了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

钱学森始终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高度敏感，高度关注国内外科(2)技的前沿性问题。如物体的超导现象，早在1974年钱学森就订阅了《高温超导电性》杂志，开始关注这一科学发现的进展情况。在钱学森收集的资料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高温超导的批注和剪报，如在1978年12月出版的《世界高技术计划要览》一书中他批注：“未讲高温超导！”1993年6月17日《科技日报》刊载《2020年世界超导市场将逾千亿美元》和《瑞典超导研究有突破：133 K高温超导体问世》；199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高温超导布基球被发现》，以及1994年7月13日《参考消息》刊载《高温超导材料进入应用领域》（德国《经济周刊》）、《高温超导体用于卫星模拟装置》（日本《日经产业新闻》）。由此也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美国科学家》和《新科学家》等代表世界科技前沿发展的专业性、权威性期刊，钱学森订阅了几十年，内有许多他关于脑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批注。

（二）钱学森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自觉运用

从《批注》的整理中我们发现，钱学森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贯穿始终的。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注特别集中，批注内容也最多，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从钱学森自己标注的批注时间以及批注内容的时代性等来看，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批注大多是“文革”时期。钱学森此时先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2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1969年，钱学森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读一些马列主义的原著(3)。钱学森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应该是给予高度重视的。从馆藏的钱学森批注过的马列主义著作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书，钱学森都做了仔细的阅读和大量批注。从钱学森批注中可以看出，他看得非常细致，几乎每页都有画线、批注，有些内容和章节他还看了不止一次。

而且，钱学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要学以致用。钱学森晚年曾回忆说：“我回国后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深思，也没有考虑知识体系的问题，倒是‘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大的促进。‘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到，不懂社会科学不行，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行。我就自学了一点。学了以后，就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的[2]这些话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确实有启示指导作用。”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国防科技战线的一位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他十分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希望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建立一套科学体系，最终构建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从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如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4页的批注中，钱学森写道：“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能像现代自然科学那样把各个学科的规律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规律也可以统一于一个政治经济学之中？”

（三）批注较为清晰地描绘了钱学森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批注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了钱学森建立建筑科学的脉络。早在1982年，钱学森在《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论科学技术体系学》一文中，就将科学技术体系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六大部门。同年，钱学森在《我看文艺学》（《文艺世界》1982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我想文学艺术也有六大部门：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艺术、书画造型艺术、音乐，以及戏剧电影等综合性的艺术。”“另一种艺术的大部门是建筑艺术。我想这不宜只包含土木构筑，还应把环境包括在内，也就是园林艺术，他们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因此，这个部门应该称为建筑园林。”将建筑艺术作为文学艺术的大部门之一，对建筑艺术的内涵做了进一步诠释。1985年，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六大部门基础上又增加军事科学、文艺理论和行为理论，成为九大部门。1991年，钱学森对建筑园林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他在阅读了阎国忠的《对建筑的审美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一文后做了批注：“可见‘建筑园林’是与‘文学艺术’不同的文化部门”，也就是说，从1991年开始，钱学森就考虑将建筑园林从文学艺术大部门分离出来。1996年6月12日，钱学森在给钱学敏的信中说：“我们想到可能要确立一门新的科学技术——建筑科学。”“这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第十一个大部门。这是融合科学与艺术的大部门。”此封书信标志着建筑科学大部门的建立。1996年7月，钱学森在7月5日鲍世行的来信上做了批注：“看来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建立建筑科学。”之后又在7月20日钱学敏的来信上批注：“创立建筑科学这一大部门，是为了总结经验，能站得高，看清方向，走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建立建筑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明确了建立建筑科学体系的现实意义。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关于建筑科学的思想有个逐步演变、完善和深化的过程。

又如，钱学森十分关注由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从批注中可以看到，早在“文革”时期，他就考虑如何消灭“三大差别”。这一思考一直延伸到他晚年关于第五次、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思想中。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第27页的批注中，钱学森写道：“我们主张努力走消灭三个差别的路子，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三个差别的道路。因此不能等生产同科学技术大大发展了，再来搞消灭三个差别，而且现在就得开始搞。其基本原因是我们是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性，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走资本主义老路，不去着手消灭三个差别，不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此后，他创新性地提出了自成一体的产业革命理论。在他的批注中，多处可以见到他关于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乃至第八次产业革命的观点和见解。钱学森明确指出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信息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钱学森认为是利用阳光的能源，通过生物（包括植物、菌物和动物）制造初级产品，然后再进行加工，将产品投入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所以是创立一种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农、林、草、海、沙与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它将消灭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农村将被消灭，变成小城镇。1994年4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文章《论农业产业化》上批注：“是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内容！”12月21日，他在《人民日报》文章《发展农业要生态科技效益三统一》上批注：“这是为第六次产业革命打下基础，所以第六产业革命大约将于2005年或2010年起步，到2020年展开，还有15到25年。”指出了实现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时间节点。第七次产业革命则是人体科学和医疗革命。如1996年2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有关全科医疗站的报道上批注：“家庭医生？家庭医学？这是第七次产业革命的一部分。”钱学森甚至还预测了第八次产业革命：纳米革命。比如，1996年8月17日英国期刊New Scientist刊载了“Tricks of Nature”一文，钱学森看后在文章首页批注：“第八次产业革命。”

（四）钱学森高度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

如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部思想，这是钱学森在开创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进程中，结合我国导弹研制的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方法。周总理生前设想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我国经济建设中。钱学森为此也做了大量的宣传、推广和普及工作。在钱学森批注中，我们发现“总体设计部”出现的频率较高。早在1988年3月17日，《科技日报》刊载了一篇《国产化一条龙的构想与实践》的文章，钱学森在剪报上批注：“谁是总设计师呢？总体设计部在哪里呢？还是缺总体系统概念！”1996年7月21日钱学森给于景元的信中简要回顾了总体设计部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他指出，“我们对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如周总理就提出‘三高’（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越性所在。有了这样的中国导弹卫星总体设计部的实践经验才使我们有可能提出社会系统总体设计部体系。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学不了的！您在信中讲到中国当前研究工作的多头分散问题也就在于此。所以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五）批注反映了钱学森一贯的严谨治学态度，强调用数据说话

出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本能和知识积累，钱学森在批注中十分关注数字，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对文中提到的数字进行了仔细计算，而且往往从这些数字计算中发现有意义的比例关系和发展趋势。如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第89页上钱学森的批注，他对一些数量关系进行了换算：“我国目前是农业80%人口生产25%的（农业）产值，而占20%的工业人口，生产75%的（工业）产值；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为25/75 * 20/80=1/3 * 1/4=1/12。故工业、农业差别基本消除后，农业人口将为（80/12）%=（20/3）%=6.67%！（这也就是说美国目前具备了本书10页上所说到的情况）。”又比如，钱学森对刊于《自然辩证法》杂志1973年第1期的“论证等级式宇宙学”一文的批注中，就写道：“银河星系的直径为2.6万秒差距，太阳距银心7 200秒差距。这也是星系的一般尺度。”同时，他还在边上批注道“1秒差距＝3.26光年。”在本文的另一处，当文中写到室女座星系团是离我们最近的星系团时，他在“最近”两个字处批注道“约250万秒差距。”而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五分册“资本与剩余价值”一章的批注中，钱学森在读到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这一部分时，做了非常仔细的计算：“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总产值大约是2 000亿，而工人大约有2 000万人，每人年产值为一万人民币。但工人年工资1 000元，即工人每人每年创造9 000元的财富（为国家）。农业总产值大约是600亿，而农业劳动力约1亿。每人年产值才600元，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连家属）消耗约400元，为国家创造200元。”

由于课题结题的篇幅所限，馆藏的钱学森书籍、期刊、书信和资料批注没有能够全部整理收录，《批注》所收录的只是其中比较主要的部分，但也有近600份2 300余页，而且涉猎学科领域的广泛性已远超钱学森熟悉的航天航空和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本课题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该成果为钱学森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课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不当和差错，也请读者和专家们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钱学森文稿》导言

一、文稿概况与编辑说明

文稿注释包括题注和正文注释两个部分，均采用尾注方式。

题注对每篇文稿的形成时间、背景及发表情况作简要说明。多数文稿本身就标明了形成时间，特别是部分报告、讲话和谈话等文稿对写作背景亦有说明。但有些文稿除了标题和正文无其他信息。对此类文稿，通过分析文中涉及的某些特殊历史事件，再参照和钱学森相关的某些大事年表即可确定其写作时间，可具体到年或季度。有少量文稿，尽管我们竭尽所能查询、求证，但依然无法确定其形成时间，只好如实说明。对于文稿的发表或出版情况，经查证、比对后确认，全部78篇文稿有28篇经钱学森本人进一步修改、充实、完善后正式发表于期刊，其中个别文稿被收录于某些书籍中出版。

正文注释的主要对象是文中出现的行业习惯用语、特殊事件、人名等，对于可以利用工具书、网络等手段即可查阅到的一般专业词汇和事件不予注释。人名注释采取的原则是一般人物从略，与钱学森有学术或工作交往的则尽可能详细介绍，比如对于文稿中提到的、与钱学森有书信交往的专家学者，不仅统计每个人与钱学森通信的次数，而且对信中讨论的话题也予以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读者研究利用提供便利。

为了保持文稿原貌，通常不采取将注释标识码紧贴注释对象的做法，而是将注释序号及对象置于后者所在行外侧的页边处，这样亦可使读者方便地在尾注中找到相应的注释内容。

二、文稿分类与学术思想概述

文稿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是对馆藏钱学森文献资料进行鉴别，通过笔迹辨识、内容及结构特征分析，从中遴选出78篇具有文章架构和特征的“文稿”。接下来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选择和设计文稿的编排方案。有两个较为通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文稿形成的时间先后排序，二是按文稿内容的学科属性编排。第一种方式容易操作，但不容易通过编目等方式反映钱学森文献的学术特性；第二种方式难度较大，但具有第一种方式所缺乏的优势，即有利于表现钱学森文献的学术特性。我们决定选择第二种方式，而且确定以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分类思想为文稿编排的框架和依据。这样做就不是一项编辑性质的工作了，而是如钱学森的原学术助手、秘书涂元季、顾吉环等说的：“对文稿进行分类事实上是对钱老科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其原因在于，首先，钱学森的文稿大多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内容特别丰富，要确定其学科归属实属不易。其次，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科学分类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涉及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知识进行学科归类，由于此项工作过于浩繁，钱学森生前仅对部分门类所含的学科有所阐述，对大多数门类仅给出了一个基本框架，需要后人予以发展和完善。然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分类问题，而是同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规划的制定、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体制建设、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等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1991年10月，钱学森在“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有鉴于此，我们决心按照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科学分类思想进行一次“文稿”分类的尝试和探索。

钱学森用系统科学的观点考察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知识宝库，将现代科学技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十一个部门，并通过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建筑哲学、美学十一架“桥梁”（部门哲学）通向覆盖全部十一个部门、处于顶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在认真学习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论述，深入领会其科学分类思想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包含十三个类别的分类方案：即在上述十一个部门外再增设哲学和综合性文稿两个类别。其中哲学由上述十一门部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而综合性文稿为那些一篇之内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的文稿而设。根据这个方案，在对78篇“文稿”逐一反复研读、归类后，最后的划分结果是：哲学3篇、自然科学17篇、社会科学33篇、数学科学1篇、系统科学16篇、思维科学2篇、人体科学2篇、文艺理论2篇、综合性文稿2篇。

以上78篇文稿与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在近半个世纪内正式发表的370余篇文章相比，数量不足四分之一，但其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且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产业革命、系统工程、总体设计部、人才培养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的重大课题都有一系列文稿予以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而这些正是钱学森回国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标志性成果。因此，这78篇文稿虽然不能反映钱学森回国后学术研究的全貌，但依然可以表现出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懈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特征和治学风格。鉴于部分文稿为写作或讲演提纲，内容不够完整、连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文稿内容，下面根据我们的学习体会和认知对《文稿》所涉及的钱学森主要学术思想作一概述。

（一）关于建立科学技术业

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文稿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论题的文稿为数不少。其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破坏，我国在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加突出。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战略科学家，钱学森不仅为此而焦虑，更多的是殚精竭虑地思考和探索如何赶超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基本国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识。这一时期，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应邀在中央党校、中央部委和学术团体举办的系列讲座上宣讲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些讲演中，他不仅阐发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总体趋势，揭示和总结经验教训与发展规律，而且站在国际竞争的高度，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许多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见解。

钱学森深入考察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史实，面对国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在1980年代初就建议尽快在我国建立科学技术业。他说：“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际间的竞争，主要靠的也是科学技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工作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建立我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业，作为今天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如何实施这一战略，钱学森也指出了方向：“科学技术业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等，而是要把他们的成果组织起来，用组织起来的手段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为了促进科学技术业的快速发展，他强调，一是要注重组织管理，建立总体设计部，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上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二是要注重选拔和培养科技帅才，充分发挥那些知识广博、富有创新精神、掌握现代管理技术的优秀人才的作用。

（二）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钱学森自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进入21世纪全部学术探索的总纲，也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他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构建这个体系，目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及其规律，并且用这一体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从《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和《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等手稿可以看出钱学森探索和构建这一体系长达近20年的心路历程。1979年他发表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是探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第一篇文章，当时他构想的“体系”有六个组成部分，其中包含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三大部门，在这三大部门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下的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到1996年，经过18年的探索，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矩阵式结构：在纵向上把知识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11门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前科学六个层次；从横向上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十一个部门。这个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知识体系。钱学森曾经明确指出：“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演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内容会发展变化，会有新的大部门出现。所以构筑科学技术体系是长期任务。”

钱学森构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蓝图，为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人才培养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在学术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钱学森曾在通信、报告和文章中做过详细阐述和论证。他曾经回顾自己早年攻克前沿难题时的创新过程时说，有时陷入困境，百思不得其解，靠灵感甚至梦境解决了问题，“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他进而论述了懂得科学技术体系就能够触类旁通的原因。他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搞清楚“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在整个科学技术中的位置，它的左邻右舍是什么，它上面更理论一些的东西是什么，而更实际应用的又是什么，前后上下左右要搞清楚”。如果对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一个总的认识，没有一个对你这项工作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里面占据了什么位置的认识，那么你的研究工作就有点盲目性”。懂得科学技术体系，还可以克服目前存在的“做学问死守一个小摊摊，关起门来，从不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毛病，从而有助于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方法、手段等，使思维出现“创造性飞跃”。所以，他曾多次强调：“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是学习、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学问的锐利武器。”

（三）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的原理、最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最有普遍性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反映了所有科学的普遍而共同的规律，因而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应居于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次，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起指导作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的同时，钱学森也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促进作用。他说：“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不断地以各个科学部门的新发现、新认识充实、丰富和发展。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认识，钱学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顶层，中间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十一大部门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而现代科学技术十一大部门的发展也通过十一门部门哲学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1994年2月7日致钱学敏的信中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大成智慧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是触类旁通的钥匙。创造力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用这个观点看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就是大成智慧学。”

（四）关于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发展了航天系统工程这一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技术。当他离开航天一线领导岗位，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广阔领域时，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组织管理水平低下，许多行业和部门从上到下普遍没有掌握合乎科学的先进的组织管理方法。而“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我国尖端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因此，他积极倡导把航天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建设中。从1978年春天开始，为了促进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尽快在我国建立起先进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体系，他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长沙等地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报告。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与合作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对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系统工程作为组织管理的技术，也就是把传统的组织管理工作经验总结成科学技术，并使之定量化，以便运用数学。要把系统工程应用到实践中，就必须有个运用它的实体部门。这个部门就是总体设计部。钱学森以航天系统工程为例指出，“这样复杂的总体协调任务不可能靠几个人来完成，因为他们不可能精通整个系统所涉及的全部专业知识，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数量惊人的技术协调工作。这就要求以一种组织、一个集体代替先前的单个指挥者，对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进行协调指挥。总体设计部由熟悉系统各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人组成，并由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专家负责领导。总体设计部设计的是系统的‘总体’，是系统的‘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我国航天部门和其他国防尖端技术部门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总体设计部建制对于保障组织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巨大作用。

（五）关于社会工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

我国在国力薄弱、科技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取得“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与航天部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均有总体设计部的建制密不可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期望把总体设计部的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钱学森首先在军队装备领域推广总体设计部的建制，与此同时也积极倡导和研究在国家治理的范围内应用这一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早在1978年钱学森就草拟了关于《社会工程》的论文提纲。次年他与乌家培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文中指出：1978年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所说的是一个“小范围”“小系统”，比如一个工厂、一个科学技术工程、一个部队之类的系统工程，光讲小系统的系统工程，达不到现代化建设的多、快、好、省，必须探讨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术问题，为此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的理论对社会工程进行了阐述。1991年，钱学森应邀在中组部、中宣部等部委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上做的《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来建设。钱学森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三个侧面，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生态文明），包括环境建设、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文明的建设，即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四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六）关于综合集成法与大成智慧工程

1990年1月，钱学森与合作者发表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篇被同行称之为系统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论文，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并提出了处理这种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践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1992年3月，钱学森进而指出：这是把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AI系统、几十亿次／秒的巨型计算机，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成为巨型的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现在，学术界一般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统称为“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法”的实质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按照我国传统说法，把一个复杂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达到对整体的认识，称之为“集大成”。钱学森强调，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所以，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这就为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对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找到了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七）关于产业革命

面对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大批高新技术数十年来迅猛发展引发的世界的剧烈变化，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提出了“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学说。这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和热议，政界、学界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这是一场“新技术革命”。但钱学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既不是什么“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不是“新技术革命”，而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

他回顾和总结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在考察了16、17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史和社会发展史后，钱学森总结道：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他根据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关于“产业”的论述指出：产业不是指某一方面的事业，如工业、农业，而是指整个物质生产的事业，其影响涉及全社会。因而产业革命可以导致全社会整个物资资料生产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钱学森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出现了五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农牧业（1万年前），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了商品交换（3 000年前），第三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大工厂生产（18世纪末—19世纪初），第四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国家以至跨国大生产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五次产业革命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此外，钱学森根据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态势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1984年预言21世纪将在中国发生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引发的大农业革命。

钱学森着重阐述了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特征及其影响。他认为，在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上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由于信息网络、全球通信、数据库、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世界正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进入了世界社会形态。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人—机结合的工作体系，它将使劳动的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产业结构也将出现重大变化，在第一、二、三产业外，将出现第四产业，即科学技术业、咨询业和信息业。这一切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研究方式和娱乐方式。

（八）关于第五次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

如何抓住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钱学森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之一。他在中央党校、中央有关部委和学术团体举办的以“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为主题的系列讲座、研讨会上多次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研究、制定大战略，也就是整体的战略、国家的战略，而不是根据一项技术革命搞一个对策，根据另一项技术革命搞另一个对策。1982年1月，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课中，他提出研究制定大战略必须注意的八个方面，即国家的八个功能：第一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第二是精神财富的创作；第三是社会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第四是国家的行政体系；第五是社会主义法制；第六是国际交往；第七是国防；第八是环境保护。在1984年3月他在国家计委举办的科学技术讲座上演讲时又补充了两个方面，即第九个方面是人口、人才、教育和智力开发，第十个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他一再强调要大力开展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教育，培养大量硕士和博士，到2000年，司、局长级和师长级的干部都是硕士，部长级和军级干部都是博士。他特别注重培养科技帅才，并且对科技帅才应具备的知识和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了解整个科学技术；要学习世界的知识；要学习军事知识，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要学习文学艺术；身体要健康。他还经常谈及并呼吁要提高组织管理水平，要把系统工程的方法用到整个社会、国家管理的各个层面；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总体设计部，作为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机构，为中央决策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撑，等等。

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收入《文稿》的论文、讲话、报告、发言、谈话、答记者问等钱学森手稿虽然只有78篇，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亦十分广泛。尽管我们多次反复研读这些文稿，并且为了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还参阅、学习了钱学森的其他相关论著，但限于学识水平，不论是对文稿的注释，还是分类，尤其是对其学术思想的概述，难免存在某些疏漏和差错。深入发掘钱学森手稿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是我们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执笔：史贵全　荣正通　杨　亮）

《钱学森未刊书信》导言

呈现在各位专家和读者眼前的研究成果《钱学森未刊书信》，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1955—2009）》的子课题之一。所谓未刊书信，是指《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和《钱学森书信补编》（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未收入的书信。为便于各位专家和读者对该课题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有所了解，课题组成员特撰写此篇导读。

一、历时十余年搜集和整理

在钱学森文献资料中，书信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不仅因其数量巨大，而且也是钱学森开展学术交往和提携后学的重要方式之一。那么钱学森书信究竟有多少，迄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的答案。钱学森生前三位秘书涂元季、顾吉环和李明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出版了两套大部头书信集，即十卷本《钱学森书信》和五卷本《钱学森书信补编》。《钱学森书信》收入3331封，《钱学森书信补编》收入1980封，凡5311封。仅此数量而言，在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书信中已经是相当庞大；但毫无疑问，这两套共计十五卷的书信集肯定未将钱学森所有书信收入其中，这也就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决定建设“钱学森图书馆”，以资纪念著名校友钱学森同志的丰功伟绩和精神品质；随后，钱学森文献、实物和声像资料的征集工作陆续展开。2004年5月，钱学森家属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629袋钱学森私人档案；这些档案由钱学森在晚年亲自整理和编目，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至1990年代，数量达到2.4万余件，内容丰富，其中就包括大量钱学森手稿，如笔记、批注、书信、文稿等。此后十余年，钱学森图书馆工作人员又先后前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和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等机构，查询和复制钱学森档案文献资料。

上述工作为申请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奠定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和前期准备。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钱学森手稿整理与研究（1955—2009）》正式立项。根据课题总规划和要求，《钱学森未刊书信》作为子课题之一正式启动。自《钱学森未刊书信》子课题启动以后，课题组成员按照计划、明确方向，着重于两方面工作：

（一）以馆藏为基础进行初步整理和目录编制

以钱学森图书馆馆藏为基础，系统梳理“629袋钱学森私人档案”中的钱学森书信，包括书信草稿、底稿、复印件以及因故未寄出书信和无法寄达而退回书信，共计500多封；随即，对这些书信进行初步整理和目录编制。在此过程中，充分挖掘通信对象的联系方式和相关信息，了解钱学森与通信对象之间的交往情况。

（二）以通信对象为目标开展集中征集工作

在整理馆藏之际，课题组成员还以掌握的通信对象信息为基础，开展了一次以通信对象为主要目标的征集工作，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南京、重庆、成都、长沙、昆明、合肥、淮南、哈尔滨等。在此过程中，得到包括刘恕、黄枏森、刘则渊、孙凯飞、徐章英、顾力兵、李毓堂、谭署生、李向民、姜保年等几十位领导、专家和学者的鼎力支持，他们有的提供钱学森书信原件用于扫描，有的甚至无偿捐赠，例如甘肃省原副省长刘恕向钱馆捐赠钱学森书信原件20余封，其中就包括未刊书信。这项工作自2013年底启动至2016年初结束，共计征集、复制和扫描钱学森书信300余封。

通过上述两项工作，课题组成员共计收集和整理钱学森书信800余封；经比对《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筛选出未刊书信320封，即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课题组成员在征集过程中还收集到1955年以前的钱学森书信，为严格遵守本课题限定的时间范围，故未将此类书信收入；此外，课题组成员还收集到由他人代笔、署名为钱学森的书信，与本课题收入钱学森本人手稿原则不符，故未收入课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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