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青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先生的课堂：跟丰子恺品心灵试读：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丰子恺的漫画。
丰子恺是艺术人生化的典型人物。他是将“漫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在他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即使历经颠沛流离，他的画作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的雍容恬静，涵盖人间百态，以寥寥数笔勾勒深刻意境。一如他在生活中的样子，崇尚童真与简单，不慕名利，不强交名流，经历人生巨变，也未能改变他对艺术的坚持与为人的仁心良善。他认为，艺术之美不仅在于欣赏，更大的目的在于净化人格与思想，所以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我们能读到趣味，也能读到人的可为与不可为。
童心佛性是丰子恺一生秉承的，他毫不掩饰对儿童的喜爱，并推而广之到一切儿童以及儿童的一切，他崇尚儿童的“真”，并借以鄙薄成人世界的虚伪卑怯，提倡成人不可失去本性、失去孩子般的纯净心性，如此整个社会也将不再有虚伪与骄矜之状。丰子恺本身也是一个“老儿童”，因为以童心观世界，所以他是最懂儿童心思的人，保持儿童天性、反对小大人儿似的教育观，这也给天下父母以新的启迪。而佛性则为他在洞悉人世上平添了宽容与达观，他将悲天悯人的慈悲心惠及到每一人每一物。他修佛是以佛学智慧美化社会与人生，也并非全然的不食人间烟火，当时国家危难，他积极参加抗日，并以《护生画集》养护世人的慈悲心以期不被残忍心取代。
学术界称丰子恺先生是生活上的居士、艺术上的斗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曾有过相似的评论：“……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这时代要想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
这个时代需要一种清新淳朴的洗涤，洗去繁盛背后的浮躁与戾气，洗去灵魂中隐藏的躁动不安。大师丰子恺正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生于动荡年代，却坚持以童心看世界，一支笔画出别于时代的纯净烂漫，他的文字没有浓墨重彩，总是淡淡的，却自带一股沁人心脾的舒适味道，自然随意间趣味横生。穿过漫长岁月，他人格中的至真至善至美仍然熠熠生辉，足以照亮当下人心。本书以丰子恺先生的经历和作品为蓝本，总结其在艺术、生活情趣、为人做事等方面的智慧，给心灵以洗涤，使之更加纯净。第一课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丰子恺的散文语言朴素、风格独特；
他的漫画信笔所至，皆妙趣横生。他厌恶成人世界的虚伪自私，
赞美儿童的纯真可爱，善于将日常生活的平凡小事，
加以巧妙的点染，来阐述人生的理想。
他的作品充满浓厚的人情味，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1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1975年的秋天，丰子恺在上海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他是一个身兼画家、作家、翻译家等多个头衔，并且难以被“归类”的人。不过，丰子恺先生身上这些“家”的头衔，只是外人为他加上去的光环，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他那颗在世事变迁中恒久不变的赤子之心。斯人已逝，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仍值得深思。没有虚伪与丑陋的童真世界
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作品中，有许多涉及儿童生活及儿童心理的描绘，他自称“儿童崇拜者”，用儿童般率真自然、淡然质朴的笔触勾勒着一个与成人社会全然对立的儿童世界。
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让人琢磨不透的；庶几能与儿童这珍贵的赤子之心媲美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从小被教以宗教的信仰、出世的思想，勿使其全心固着于地面，而眼光高远，志气博大，即为“大人”。否则，至少从小教以艺术的趣味。音乐、绘画、诗歌，能洗刷心的尘翳，使显出片刻的明净。即艺术能提人之神于太虚，使人得看清楚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正路，而不致沉沦、摸索于下面的黑暗中了。
作为艺术心、宗教心和赤子之心三位一体的童心，正是丰子恺毕生追寻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态度。他厌恶成人世界的虚伪与丑陋，倾慕与热爱孩童世界中的率真童心。丰子恺曾这样说：“我向来憧憬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都已经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是从反面诅咒成人世界的恶劣。”评论家林非曾对这段话进行这样分析：“他歌颂儿童的起因、动机和效果，在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的确，他往往用儿童生活的健全来反衬成人社会的病态，反省自己内心的异化，企图以此来唤醒童心，矫正世风，促使社会儿童化。”
丰子恺一生中经历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抗日战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劫难，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劫难，即使每日耳闻目睹的都是惨状，每天经历的都是痛苦，他依然初心不改，描绘着美好的童真世界。可见可叹的赤子之心
即使在那个提倡西化的时代，丰子恺依然是偏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他欣赏陶渊明的诗文，更欣赏陶渊明的为人。
陶渊明和丰子恺都喜欢读书、饮酒、音乐，都喜欢欣赏田园式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都向往《桃花源记》中所呈现出来的理想社会。丰子恺于1947年创作的《赤心国》，就完全展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赤心国》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完全是《桃花源记》中描写的现代版。正如《桃花源记》中的主人公“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赤心国》的主人公“军官”同样绝处逢生。他穿过漆黑漫长的山洞，忽然看见很细的一线光明从远处射进来，到了洞口，他向外一望，只见一片平原，平原外面还有汪洋大海。丰子恺在文中还特意指明“这里很像桃源洞”。在这个世外桃源中生活着大约500人，每个人胸前都有赤心，不过大小不太相同。王的赤心最大，其次是6个官，其余的都是民众，赤心越大就越敏感，500人中有一人没有衣服穿冷了，没有饭吃饿了，遇到危险了……王最先有同感，然后是6个官，最后是人民。能相互感知彼此需求的赤心国的国民们，一人冷而国民全部都冷，一人饿而国民全部饥饿，一人有危险而国民全部感到恐慌……因此大家会齐心协力，在第一时间帮助自己的同胞脱离困境，赤心国的人民也因此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故事《明心国》同样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主人公“音乐教师”为躲避日军空袭走入无底的多福洞，来到了明心国。明心国的人心都如明镜一样，将明镜挂在胸前，心里想什么别人都看得到，谁也瞒骗不了谁。
丰子恺渴望赤心国、明心国般的社会，但他也知道这样的大同世界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只好到儿童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桃花源”了。比之于成人，儿童不正有着这样一颗赤心明心吗？读懂丰子恺的有情世界，便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推崇儿童了。- 2 -人间一切丑恶休止于同情和爱
从少年到老年，丰子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平和淡泊，几乎没有改变过，即使是在“文革”期间经历过各种侮辱与打击，在饱受病痛折磨的生命后期，他的心中依然充满爱，既温柔又刚毅。一个人的非凡气度，是怎样炼成的？艺术与爱，又是如何支撑这个文弱书生坚强地面对世间的一切？少年丰子恺的求学经历
丰家本经营有染坊，又有良田，一家生计完全不必发愁，生活无忧。然而丰子恺的父亲生不逢时，中了举人便废除科举，没能做上官。郁郁寡欢的丰父早早离世了，从此母亲担起了一家之主的重担，一人兼顾家事、店事、田事与所有应酬，还有一群孩子要照管，既为母又为父，其中的辛劳不难想象。不过，这位母亲对自己的人生职责，并未有丝毫的懒惰与懈怠。
丰子恺在家里是个乖孩子，不但能写一手好文章，还会画画，礼教人品亦很周正。不仅深受家人宠爱，连邻里乡亲对他也格外喜欢。
少年时期的丰子恺虽有天赋，但仍需高明的先生做榜样，才能引他走上真正的艺术大道。没想到幸运之神真的成全了丰子恺，早已有两位百年难遇的先生在学校里等候着他的到来。这两位先生，一位是教图画与音乐的老师李叔同，一位是教国文的老师夏丏尊。
丰子恺与李叔同相识时，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正值34岁的壮盛之年。这位在音乐、绘画、诗词与其他诸多领域均有精深造诣的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而厉”，丰子恺对他颇为畏惧。而夏丏尊这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则完全不同，他生得圆头圆脸，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这两位先生有着同样的才情与胸怀，但性情各异，一如严父，一如慈母。丰子恺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保持着刚柔相济的气度，满心慈悲，与这两位先生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学画时，他谨遵李叔同“每一笔都要认真”的教诲，苦练实物写生；学音乐时，听先生说旁人琴弹错了，他也赶紧回去继续苦练；写文章时，则按照夏先生的要求，“不说空话，老实写”。
在两位先生的严格教导下，丰子恺进步飞快，快到令老师惊讶的程度。李叔同直说，自己教了许多年的书，从未见过像丰子恺这样进步神速的，实在是有天赋的青年。关注现实
夏丏尊是个多忧善愁的人，因为他把世界都放在了心上，国家、百姓、学校、学生……通通要皱着眉头为他们忧愁。既然活在世上，就要认认真真地生活，做有意义的切实的事情。这样的言传身教令丰子恺受益良多。
丰子恺喜欢孩子，也给予孩子格外多的关注与同情。在当时那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穷的大人固然苦，而穷孩子则更苦。“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穷孩子闻到隔壁人家饭香，也攀住自家的冷灶头哭着向娘要白米饭吃，哪里知道他家种出来的米，还粮纳租早已用完，根本轮不着自己吃。穷孩子看见邻家的孩子吃火肉粽子，知道那比自己手里的硬蚕豆好吃，也嚷着要吃，哪知道母亲做工赚来的钱还不够买米。棉被拿去当掉了，床上只剩稻草，可穷孩子根本不知道苦，只当是新游戏。母亲背着孩子去乞讨，别人不肯施舍还恶语相向，而孩子不懂辛酸只会自顾自地嬉笑。
人们看到这种苦痛时，最心疼的不是大人的穷苦，而是这种受苦而不知苦的小孩。为何称这是世间最凄惨的状态，丰子恺如此解释：
这好比看见初离襁褓的孩子牵住了尸床上母亲的寿衣而喊“要吃甜奶”，我们的同情之泪，为死者所流者少，而为生者所流者多。八指头陀咏小孩诗云：“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目前的穷人，多数好比在无辜地受骂挨打：大人们知道被骂被打的苦痛，还能呻吟、叫喊、挣扎、抵抗；小孩们却全然不知，只解嘻笑，绝不生嗔。
丰子恺将童年视为黄金时代，而这般的黄金时代着实令人感到酸楚。人间大爱
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丰子恺举家逃难之前，还经历了生命里的几件大事，需在此一提。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入虎跑定慧寺，成为了弘一法师，丰子恺与他的交流不再像过去上学时那样频繁，但在精神上依旧联系紧密。1927年，即将三十而立的丰子恺，在弘一法师的主持下正式信仰了佛教，法名婴行，成了一名在家居士。
信仰会在精神上给人们归宿感和安宁心。于是，他们师生二人相约要完成一本重要的书，由擅长绘画的丰子恺作画，由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这便是那本呼唤人类慈悲心、花落千万家的《护生画集》。《护生画集》全套共六册。前后相继，创作过程长达46年。弘一法师在世的时候，丰子恺先是把它看作送给弘一法师的寿礼；弘一法师圆寂之后，丰子恺又把它看作是对弘一法师的怀念。“许多动物中，何以只有人讲道理呢？是为了人具有别的动物所没有的一件宝贝，这个宝贝名叫‘同情’。同情就是用自己的心来推谅别人的心。人间一切道德，一切文明，皆从这点出发。”“同情极度扩张，能把全人类看作一个身体。左手受伤，右手岂能独乐？一颗牙齿痛，全身为之不安。这样，‘一己’和‘大群’就不可分离。我就为‘小我’和‘大我’。小我就是一身，大我就是全群。”丰子恺的这番话可以看作他与李叔同师生二人合作《护生画集》的初衷。有了同情心，人间大爱才能实现，才能为一切丑恶画上休止符。- 3 -失去童真的孩提时代是无趣的
如今的孩子与过去相比，明显要成熟得早，少了幼稚天真，多了一些呆板和本不该有的成熟。也许有人觉得小孩子懂事早是好事，但在丰子恺看来“小大人”却是最悲哀的，失去童真的孩提时代是无趣的，更是不完整的。童年是美好的，在童年时有很多事是我们必须去体会的，那比早早懂事更加有趣有意义。不要变成现实的奴隶
在丰子恺笔下的儿童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穿上爸爸的衣服好像自己就成了爸爸；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孩子们的身上只有天真的灵气。在现实与心灵的碰撞中，丰子恺对理想中的儿童生活更加憧憬了：
原来吾人初生入世的时候，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只要看婴孩，就可明白。他们有种种不可能的要求，例如要月亮出来，要花开，要鸟来，这都是我们个人不能控制的事，然而他认真地要求，要求不得，认真地哭。可知人的心灵，向来是很广大自由的。孩子渐渐长大起来，碰的钉子也渐渐多起来，心知这世间是不能应付人自由奔放的感情要求的，于是渐渐变成驯服的大人。自己把以前的奔放自由的感情逐渐地压抑下去，可怜终于变成非绝对服从不可的“现实的奴隶”。这是我们都经历过来的事情，是谁都不能否定的。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的怒放炽盛的感情萌芽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潜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的根源。
然而，这个充满丰富想象力和旺盛生命力的童真世界，往往不能被成年人理解。成人会抱怨孩子淘气，禁止他们吵闹，很少站在孩子的立场为他们着想。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懂事”的表现正是自由的真正表达。
在儿童世界中，孩子都觉得自己最好。孩子们这种认为自己好的心态，是普遍的、共通的，他们不会虚伪地谦让，而是真正地、彻底地诚实。丰子恺的漫画《两个都好》《负伤》就表现了这样一幕。
丰子恺的孩子们——阿宝、软软把圆凳子翻转，让阿伟坐在里面，三个人一起玩抬轿子的游戏。突然不知谁失手，轿子翻倒，阿伟的头撞在地上，疼得哭了起来。乳母抱起阿伟，问：“是谁不好？”阿宝说：“软软不好。”软软说：“阿宝不好。”阿宝又说：“软软不好，我好！”软软也说：“阿宝不好，我好！”阿宝哭了，说：“我好！”软软也哭了，说：“我好！”最后乳母说：“大家好，阿宝也好，软软也好，轿子不好！”孩子们这才满意。无忧童年是最美的黄金时代
与很多家长盼望孩子早早长大不同，丰子恺更希望孩子的童真能留得久一点。《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一文中，当大女儿从不懂事的小孩子成长为懂得为父母分忧的大姑娘，丰子恺反而有些难过了。
记得去年有一天，我为了必要的事，将离家远行。在以前，每逢我要出门，你们一定不高兴，要阻住我，或者约我早归。在更早的以前，我出门须得瞒过你们。你弟弟后来寻我不着，须得哭几场。我回来了，倘预知时期，你们常到门口或半路上来迎候。我所描的那幅《爸爸还不来》，便是以你和你的弟弟等我归家为题材的。因为在过去的十来年中，我以你们为生活的慰安者，天天晚上和你们谈故事、做游戏、吃东西，使你们都感到家庭生活的温暖少不了一个爸爸，所以不肯放我离家。去年的一天，我要出门了，你的弟妹们照旧为我惜别，约我早归，我以为你也如此，正在约你何时回家和买些什么东西来，不意你却劝我早去，又劝我迟归，说你有种种玩意可以骗住弟妹们的阻止和盼待。原来，你已在我和你母亲的谈话中闻知了我此行有早去迟归的必要，决意为我分担生活的辛苦了。我此行感觉轻快，但又感觉悲哀。因为我家将少却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幸福儿。让孩子保留自己的想法
丰子恺很反对成年人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干预孩子，还专门画过一幅《小大人》的画来讽刺成年人不顾孩子意愿，想让孩子过早成熟的做法：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这样的装扮根本不适合孩子活动，大人也根本不顾孩子是否喜欢。在丰子恺眼中，这样被大人刻意培养出来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从小就不喜欢画画，而是对京剧着迷。父亲丰子恺并不会因为自己喜欢画画而强迫女儿也去画，更不会因为自己对京剧不感兴趣就阻拦女儿发展兴趣，反而尽力给她创造学习和欣赏京剧的机会，在同女儿一起听唱片、看演出的过程中，丰子恺居然也慢慢改变了对京剧的看法，喜欢上了这门艺术。据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回忆，父亲知道她喜欢京剧，就为她买来旧唱片听，还专程带她拜访梅兰芳先生。拥有这样一位尊重儿童天性的父亲，丰子恺的孩子们实在是太幸福了！- 4 -画与文，形式美丽且富有精神教育
刊物《新儿童》是丰子恺幼女丰一吟非常喜欢的，丰子恺曾为该刊写过一篇《我与〈新儿童〉》，在文章中，丰子恺是这样说的：
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轻而好玩的人。等到一见我，一个长胡须的老头子，往往觉得奇怪而大失所望。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不知几百十次了。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使他们奇怪？想了一想，我明白了。我的身体老大起来，而我的心还是同儿童时代差不多。因此身心不调和，使人看了奇怪。……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所以我情愿做“老儿童”，让人家去奇怪吧。
丰子恺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但他的作品却仍然能吸引孩子的目光，这与他那颗“老儿童”般的童心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他的这颗童心，他的孩子才能愉快地成长。流亡岁月的故事会
孩子的学习不能局限于课堂，很多东西要靠家长的言传身教，丰子恺当然也很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学。孩子初闻世事，便不忘施于各种教育。丰子恺家的家教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小孩都喜欢听爸爸讲故事，所以家庭故事会是最受欢迎的。
丰子恺常常把一些古文经典、中外历史、名人轶事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寓教于乐。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收获自然也是颇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丰子恺一家辗转多地，即使在艰难的逃难途中，丰子恺仍不忘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教导子女。
1939年10月，丰子恺受聘于西迁途中的浙江大学文学院，1940年初随浙大西迁至遵义。刚到遵义时，丰子恺一家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不久就搬至何家巷的浙大宿舍，在这里没住多久，又迁居到城北罗庄。
全家才刚刚安顿下来，丰子恺就着手给孩子们补习功课了。当时除1938年10月出生的幼子丰新枚尚小，其余6个子女都已经是学龄青少年了。迫于战乱，孩子们正规的课堂教学已中断许久，这些损失的学业必须补回来，丰子恺便请同在逃难迁移中的浙大学生来为孩子们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他则亲自教授国文和英语。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喜欢的家庭故事会又重新开幕了。
据丰一吟回忆：“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6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为让学习会具有家庭聚会的欢乐气氛，爸爸还特别准备了糕点、果品。起初每次买五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
孩子们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听父亲讲故事，真是开心极了。但故事不是听完就完了，故事讲完，丰子恺要求每人凭记忆把故事写下来，交父亲修改，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记忆力，还能培养孩子的文字表达能力。以赤心明心观世界
如丰子恺所说：“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是不仅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丰子恺给孩子讲的故事正是这样的“茯苓糕”，他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个教训。不过，我们也可以把教训理解为教育。
故事《一篑之功》中的寡妇为掘盐井花去了所有的积蓄，却一无所得，到了最后一天还典卖金钗款待工人，工人们深受感动决定再干3天不要工钱，结果在最后一天终于打出盐水了，这寡妇和她的子女从此发了大财。在这个故事中，丰子恺想告诉孩子的，不是传统的善有善报，他认为这是科学与毅力结合的成果，这才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故事《猎熊》中，猎人远远看见一头大熊坐在涧水边，他就对准要害发出一枪。大熊危坐不动。他连发数枪，均中要害，大熊仍是危坐不动。他走近察看，看见大熊确实死了，血水正从颈中流下。但是两只前爪依然抱住一块大石头，危坐涧水边，一动也不动。猎人再走近去细看，才看见大石头底下的涧水中，有三头小熊正在饮水。大熊中弹之后，倘若倒下势必压死她的三个小宝贝。所以熊妈妈至死也不倒，直到猎人掇去了她手中的石头，方才倒下。猎人感动于母熊爱子之心，顿悟护生的道理，从此改业。这与丰子恺一贯的“护生”观念是相同的。
在故事《博士见鬼》中，博士解开了妻子牌位旋转的奥秘，不再“见鬼”。孩子们听完故事，不仅收获了物理知识，还能学习以科学的精神面对生活，破除迷信。
无论是“写孩子”，还是“为孩子写”，丰子恺都能蹲下身子，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以“笑话闲谈”渗透教训。因此，丰子恺笔下的教训，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教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教育送到孩子心中。- 5 -父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
丰子恺的很多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7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他著名的漫画作品《瞻瞻的车》画的就是他的长子丰华瞻，《阿宝赤膊》描绘的则是他的长女丰陈宝。在丰子恺先生子女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似乎和什么画家、散文家、教育家等高大的头衔没什么关系，在他们的印象里，丰子恺先生更多的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丰子恺热爱孩童的天真与单纯，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大孩子永远向往孩童的世界
儿童是天真幼稚的，他们的思维与成人不同。正常的生活琐事，在他们的眼中却有着另一番情趣，而热爱儿童的丰子恺自己也像个大孩子。
在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眼中，父亲是个充满童心童趣的人。1932年年底，丰子恺结束了12年漂泊的教书生活，回到石门老家，决定亲自设计建房。丰子恺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一年之后，一座雅洁幽静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中式建筑展现在世人眼前。丰子恺在上海请弘一法师为住所取名，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写一些字团揉成纸团抓阄，两次都抓到“缘”字，因而取名“缘缘堂”。这座艺术品般的房子建成后，著名书法家马一浮为“缘缘堂”题额。
在“缘缘堂”中，丰子恺和孩子们度过了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这里有一个儿童乐园，院子里修建了秋千，院内还种上了缤纷的花草树木。一到夏天，所有的孩子都放假归来，“缘缘堂”变得格外热闹。因为爱，所以懂得
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丰子恺之所以能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与他对孩子发自内心的爱是分不开的。
在如何为人父这点上，丰子恺时常疑惑，他觉得自己与孩子们就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些孩子比他要聪明也更健全，然而这些可爱的孩子竟是他所生，真是奇妙得不可思议。“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
的确，丰子恺在生活中既是孩子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朋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既要为家人遮风挡雨，还要慰藉他们的心灵。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依然没有忘记爱，这是他留给孩子们最宝贵也令孩子们受益终生的财富。与儿女立法
丰子恺对待儿女的态度是很开明的，1947年时他在杭州与子女立下“约法”。内容如下：
年逾五十，齿落发白，家无恒产，人无恒寿，自今日起，与诸儿约法如下：（一）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止。放弃者作为受得论。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二）大学毕业后倘能考取官费留学或近于官费之自费留学，父母仍供给其不足之费用，至返日为止。（三）子女婚嫁，一切自主自理，父母无代谋之义务。（四）子女独立之后，生活有余而供养父母，或父母生活有余而供给子女，皆属友谊性质，绝非义务。（五）子女独立之后，以与父母分居为原则。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六）父母双亡后，倘有遗产，除父母遗嘱指定者外，由子女平分受得。
丰子恺虽生活在旧时代，自己成长于传统家庭，自己的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他对待子女的态度却比今人更加民主。从这份“约法”可以看出，他给儿女的爱是平等的，无论男女长幼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平等的。丰子恺早年曾去日本短暂留学，因经济困难只维持了不足一年，但却收获良多。他的绘画和音乐以及阅读日文和英文的能力都在那段时间飞速地进步，因而也希望儿女们能上大学或出国留学，但不强迫。他满腔热情地爱着儿女，但不溺爱，供养只到“大学毕业”或“留学”期满为止。“约法”中（四）、（五）两条尤其值得欣赏：让有“独立”能力的子女去过自己的生活，鼓励已经“独立”的子女与父母“分居”。子女独立了，与原生家庭之间也不再有什么“义务”，只有“友谊”和“邻谊”，这完全颠覆了中国“养儿防老”和“长宜子孙”的旧观念。
他深爱孩子，但不会以爱之名束缚孩子。他既不向儿女索取回报，也不过于溺爱，为他们安排一切，让儿女们走自己该走的路，过自己该过的生活。这才是一位真正的父亲之所为。- 6 -无“家”可归，不妨到处为“家”
纵观丰子恺几十年的艺术生涯，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暖暖的爱意，这与他的心境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幸福感与他幸福的家庭生活是绝对分不开的。带着这样一份浓浓的爱，即使一家人到处奔波也是幸福的，真正是四海皆能为家。夫妻恩爱才能家庭美满
丰子恺早期的漫画里总是溢满家庭的温馨气息，这与他现实的幸福生活是分不开的。
丰子恺21岁时与徐力民结了婚。徐力民的父亲徐芮荪，是当年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县）城中的富绅。徐芮荪任县督学期间，该县所属各校举行会考。丰子恺（当时名丰润）因在会考中成绩优异，受到徐芮荪的重视。徐芮荪看了丰润的文章，对他的文采十分满意，后又了解到，丰润乃该县石门湾已故举人丰斛泉之子。
徐芮荪专门到石门小学视察，查阅了丰润平时的课业，并见到了这位长相清秀的少年。徐芮荪对丰润很是喜爱，便请了媒人到丰家说亲，愿将长女徐力民许配给丰润。徐家是当地有名望的富户，可当时丰子恺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经济能力很差，母亲钟氏觉得家道中落高攀不起这门亲事，便婉言谢绝了。然而徐芮荪很有诚意，并不计较丰家的经济状况，他主动央人说媒不成，便亲自向丰母提亲。钟氏被徐家的诚意打动，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1914年，小学毕业16岁的丰润与徐家长女定下亲事。
1919年农历二月十二花朝节时他们举行了婚礼。徐芮荪为女儿准备了全副嫁妆：除四橱八箱、枕山、被山等等之外，连米、水，甚至做寿材的木料也用红绫包好随嫁。徐力民的陪嫁之多，一时轰动了石门镇。
今天面对文艺大师丰子恺先生，不管是选读他的《缘缘堂随笔》，还是看后人为丰子恺先生写的各类传记，从青年时期新婚宴尔到留学分别，从故乡“缘缘堂”田园生活到抗战时的颠沛流离，他总是与妻子相濡以沫，恩爱如初。
徐力民虽自小生活条件优越，但并无“骄”“娇”二气。她勤劳朴素，平易近人，持家有方，精心照料着家庭。虽说是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从青年时期新婚宴尔到留学分别，夫妻二人却恩爱相顾，一生相随。
丰氏夫妇子女颇多，徐力民因此家务繁重。每逢星期日，在外读书的孩子全部回家，她更是忙个不停。丰子恺的漫画《星期日是母亲的烦恼日》，正是家中生活的真实写照：画面中3个孩子正在打闹，一个孩子摔倒时打翻了水盂，倒地时刚好趴到了洒出的水中，正在号哭，另外两个孩子则拿木刀玩着打仗的游戏。被打歪的电灯、恼怒的母亲，玩兴正浓的孩子全部视而不见。这鸡飞狗跳的生活一景，何尝不是对这位夫人的感谢和赞美呢？一个都不能少
1937年，虽然战火已在全国多地燃起，但石门湾还是平静的。大家都说，石门湾小地方，又没有设防，日本人不会来的，炮弹也是要花钱的。谁曾想，灾难就那么毫无预兆地降临了，连防空警报都没有的石门湾在日军的空袭中损失惨重。
石门湾待不住了。丰子恺是有名望的人，又懂日文，如果留下来不堪设想，大家宁可在自己的国土流浪，也不愿做亡国奴。然而该去哪呢？当时上海、嘉兴已经开战，杭州恐怕也要失守的。正在苦恼之际，马一浮从桐庐寄来的信让全家有了方向。
到了杭州，全家一大群人中，丰子恺的岳母成了问题。丰子恺的岳母当时已经70岁，在船上的一夜已经很难熬，再走几十里路可就吃不消了。一开始请人背了老太太，但没过多久发现还是不行，老太太的胸部因为压得太紧喘不上气，走不到10里便再也不能走了。难得的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竟然让丰子恺找到一顶轿子，这下老太太的问题解决了。
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到了桐庐，大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幸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桐庐终究也要守不住了，长沙开明书店朋友的来信，邀请丰子恺去长沙。听说丰家要去遥远的长沙，大家都担心70多岁的老太太不胜奔走之苦，带着她无法成行，劝丰子恺把老太太留在那里，由他们帮忙照顾。征得妻子与岳母本人的同意后，丰子恺决定暂时让老太太寄居在桐庐。丰子恺心中除了别离的难过，更为自己无力庇护这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竟将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而愧疚。孩子们年纪还小，不懂得大人的忧虑和难处，但是对外婆都还是有感情的。
在离开桐庐去往兰溪的船上，大家若有所失，一个孩子首先说破：“外婆悔不同了来！”言下各处响应。于是丰子恺改变了主意。“我在桐庐时看见公共汽车还通，便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上岸步行回船形岭，迎老太太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这时候杭州快要失守，富阳桐庐一带交通秩序混乱。我深恐此事难得圆满。谁知章桂果能完成其使命：带了一位70岁的老太太，搭了最后一班的公共汽车，与我们差不多同时到达兰溪。好像是天教我们一家始终团聚，不致离散似的！”
丰子恺一家在战时辗转多地，历经磨难。1945年，这位老太太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就与世长辞，享年76岁。殡葬时，丰子恺以岳母的口吻写了一副挽联：“我无遗憾，但望于凯歌声中归葬故里；尔当自强，务须在国难声中重振家声。”
所谓家，不过就是一个停泊的港湾，正如丰子恺说过的：“我是无‘家’可归的。既然无‘家’可归，就不妨到处为‘家’。”的确，只要有爱，不管在哪里，都是家。- 7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丰子恺先生对生活是非常热爱的，他那些优秀的作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然带着耀眼的光彩，不曾褪色。丰子恺先生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变革的时期，风起云涌，人们的生活很不安定。然而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痛苦、愤怒这类极端的情绪，丰子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悠然自得的。是什么让他的生活这么可爱呢？手写的结婚证书
1941年，在战火中艰难奔波的一家人在遵义安顿下来，丰子恺便请人来为子女们补习功课，年轻的宋慕法就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之一。当时丰子恺的大女儿丰陈宝已经完婚，二女儿丰宛音19岁了，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宋慕法和丰宛音在长期的交往中渐生爱意，丰子恺便顺应女儿心意，同意了这桩婚事。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到处都兵荒马乱，也没有结婚登记处了。丰子恺便为女儿女婿手写了一张结婚证书，清晰地写明了新郎、新娘的籍贯和出生年月、介绍人及婚礼举办的时间地点，最后标明：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还有主婚人舒鸿太太、丰子恺。婚礼当天，高朋满座，大家欢聚一堂，难得在逃难期间还会有这样一件喜事。“牛”一样的男孩“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抗日战争爆发后，丰子恺一家老少10余口为躲避日寇的轰炸，不得不离开仅住了没多久的“缘缘堂”。辗转来到桂林后，一家住在泮塘岭，而丰子恺教书的学校在乡下，从泮塘岭到学校，还要走不少的路。此时，丰子恺的妻子徐力民已经有了身孕，家里只有小女儿丰一吟和大女儿丰陈宝陪着妈妈。
有一次丰子恺去上课，回来的路上，正巧碰到要去叫他的章桂。（章桂是丰家祖上染坊店的学徒，随着丰子恺一家一路奔波，在逃难的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徐力民已经要生了，且是难产，要丰子恺赶快赶到医院去签字。
也算幸运，刚巧碰到了一辆顺路的小汽车经过。但车上人已坐满，“爸爸挤在司机的靠背上，屁股靠着司机，人弯成‘S’型。”丰一吟事后听爸爸给她讲赶来医院的故事。
到了医院，医生问丰子恺，如果不能全保，保大还是保小？丰子恺没有犹豫，当然要保妻子。所幸母子平安。
这个孩子出生时是脚先出来，被医生拉了一下，脚是瘸的。医生说没关系，以后会好。后来果然没事。
不久，这个刚出生的男婴就和母亲一起回家了。当时丰家的条件很差，这个新生的男婴只能和妈妈住在一间用牛棚改造的房子。对于儿子住牛棚的事丰子恺也不觉得委屈，只说：“很好，将来他的气力大的像头牛。如果笨的像头牛，也不要紧，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最艰苦的生活也有可爱之处
1942年11月，丰子恺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在日本游学时结识的好友、花鸟画家陈之佛邀请，同全家来到重庆。丰子恺对山城重庆颇为喜欢，这里除了有战时难得一见的繁华景象，还有众多旧友。
刚到重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丰子恺一家一直寄居在朋友和学生家，但考虑到抗日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丰子恺便以刚到重庆时举办个人画展所得收入在沙坪坝正街以西的庙湾租地，自建住房。这是一所极为简陋的平屋，用竹片编成墙壁，涂以垩土，属典型的“抗建式”风格，与在战火中焚毁的“缘缘堂”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丰子恺将这所同样由他本人设计的小屋命名为“沙坪小屋”。
沙坪小屋的条件很差，时常有老鼠出没，而且位置荒僻，让人感到孤寂苦闷。就在这里，丰子恺写下了被选入语文教材的《白鹅》。“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这只鹅给闲居陋室的丰子恺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以致在离开重庆的前夕，丰子恺将鹅送人时产生了与朋友诀别似的伤感。
因为有爱，即使是逃难的生活也是可爱的。- 8 -友人必性情志趣相投
所谓知己，指的是朋友中真正了解、理解，能懂得自己所想所思的人，这种关系比一般朋友更密切，更珍贵！丰子恺先生性格谦和，一生朋友很多，更不乏这样的知己，下面就说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丰子恺与李叔同、夏丏尊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的秋天，“卢沟桥事变”才刚刚爆发不久，丰子恺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丏尊。夏丏尊见到丰子恺丝毫没有喜悦之情反而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丰子恺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只得匆匆告别。他说：“夏先生再见。”夏丏尊却生气似的愤然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丰子恺离去。因为夏丏尊向来多愁善感，丰子恺也未多想。岂知这一次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便“不能再见了”！
夏丏尊与李叔同具有同样的才情与胸怀，但性格不同，他们对待学生如同子女一样。丰子恺称“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
李叔同在做老师的时候，以身作则，话不多，即便和颜悦色，学生对他也是有些惧怕的。上课时他一定先到教室，把应写的都在黑板上先写好，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学生在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还没开口，学生光看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
夏丏尊则不然，虽为师长，却毫无矜持，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丏尊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丏尊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了个诨名叫“夏木瓜”，但并非出于恶意。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见他生的圆头圆脑，就给他起了这个诨名。后来大家都知道夏丏尊是真爱学生，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如果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学生想办法了。
对于这两位人生导师，丰子恺是这样说的：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丰子恺与朱光潜
1922年夏天，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通过同班好友高觉敷的介绍，结识了中国公学的校长张东荪，旋即应张校长之约，到中国公学中学部任英文教师。不久，学校在军阀混战中停办了。朱光潜便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教英文。在短短的几个月间，朱光潜与丰子恺、朱自清等人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丰子恺在课余或闲暇时，经常与朱光潜等人结庐湖畔，饮酒酬唱，谈艺论文。在春晖中学几个月后，由于该校校长专制作风，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愤起辞职，离开学校，到上海另谋生路。
在匡互生等人的组织下，丰子恺、朱光潜、茅盾、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徐中舒、周予同、刘大白、陈之佛几位朋友参与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并在江湾办了一个立达学园，丰子恺任常务委员兼西洋画科主任，朱光潜任委员并在学园教授英文，他们的办学宗旨是坚持教育独立自由，矛头直指北洋军政府的专制教育。
丰子恺和朱光潜等人还开办了一个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的开明书店，和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的刊物《中学生》。学会、学园、刊物的诸多事宜，丰子恺都是与朱光潜、徐中舒等人一起积极筹备、创办的。丰子恺总是笑容可掬，他尽自己所能多参与繁忙的事务，却仍能给人以清闲自在的感觉。
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办学办刊中宣传并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但只要有闲暇，大家仍会嚼着豆腐干下酒谈天。朱光潜常用“清”“和”两字来概括子恺的人品，还称赞他胸有城府“和而不流”。朱光潜回忆说，那时丰子恺的神态是经常在欣然微笑，无论是对他的知己朋友，或是对他幼小的儿女，还是对自己的漫画和木刻，他总是浑然本色，既好静又好动，没有一点世故气。
1925年，朱光潜考取安徽的官费留学生，留学英、法、德8年，1933年学成回国后，由徐中舒介绍到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处，朱光潜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新任代理四川大学校长张颐之请，朱光潜到四川大学文学院当了院长。在川大教书仅一年，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就要撤张颐的校长职务，改任他们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程天放为校长。朱光潜带头挥动“教育自由”的旗帜，掀起轰动一时的“易长风波”。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与朱光潜在四川又重逢。朱光潜回忆说：“抗战胜利后，弘一法师去世。子恺还不远千里由贵州跑到四川嘉定，请马一浮为他的老师作传。当时我也在嘉定，乱离中久别重逢，他是欣然一笑。我从此体会到他对老师的情深之真挚……”解放后，丰子恺和朱光潜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最后一次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大会时，丰子恺的身体已不太好了。
1975年，因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丰子恺积郁成疾，染肺病去世。朱光潜深为老友惋惜不平。朱光潜后来缅怀丰子恺时写道：“……他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漫画家和木刻家，他对画艺的功绩，将来历史会有公论的……他对艺术的忠实和对师友的风度，不禁有人往风微笑之感而已。”
通过丰子恺与这些至交好友的交往，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不凡的人格魅力。- 9 -仁者爱人，艺术的人生观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儒家观念和佛学思想对丰子恺都有巨大的影响，佛学思想让丰子恺始终饱含着对“人”的关怀，而儒家观念使他的作品中始终闪烁着“仁”的光辉。“仁者爱人”成为丰子恺艺术人生观的中心思想，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丰子恺那些充满人情与智慧的作品。艺术“人生化”与人生“艺术化”“人”与“人生”一直都是丰子恺所关注的，他的艺术创作、艺术理论观点无不以此为中心。20世纪20年代盛行着“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丰子恺对二者都是反对的，“我们不欢迎‘为艺术的艺术’，也不欢迎‘为人生的艺术’。我们要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他认为，艺术的根本原则是关切人生、近乎人情。
丰子恺与老同学曹聚仁断交，源于一顿饭。在席间，曹聚仁忽然问丰子恺，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丰子恺带着遗憾回答，一个也没有。曹聚仁却说很好。这让丰子恺颇为不满，“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
丰子恺从不认为艺术是无用的，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始终坚持艺术具有亲和力，用途很大。一切艺术对人生都是有用的，不过有的直接有用，有的间接有用罢了。“世间一切文化都为人生；岂有不为人生的艺术呢？”丰子恺的漫画、散文、音乐等作品大都是密切结合现实，以写实为主的，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丰子恺的漫画，例如《病车》《高柜台》《馄饨担》《卖花女》《二重饥荒》《贫民窟之冬》等，或刻画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丰子恺的散文也大都与生活相关，有探究人生和自然玄理的，有回忆自己生活经历和创作过程的，有描写日常生活见闻、反映世态人情的。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在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期望通过发挥艺术的“实用性”达到治国安民、甚至抗日救亡的目的。丰子恺将关注现实人生的艺术观贯穿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创作反映现实、批判社会，但与鲁迅等人面对黑暗现实所发出的激烈抨击相比，丰子恺对社会的批判要温和得多。
国学大师马一浮与丰子恺交往甚深，他在看过丰子恺的画集《人间相》后，希望丰子恺改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角度，应以理想之美改现实之恶，用佛学普度众生。但丰子恺则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我的画集《人间相》所描的实在是地狱相，非人间相。明知讽刺乃小道，但生不逢辰，处此末劫，而根气复劣，未能自拔于小道，愧恨如何！”在红尘间高歌
对于丰子恺的画作，朱光潜认为可分两类：一是拈取前人诗词名句为题材的，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另一类是现实中有趣的人物形象，如《苏州人》《花生米不满足》《病车》等。前一类不但有诗意，而且极富现实感，人是现代人，描绘的情景也是现代的；后一类不但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而且也不乏诗意和谐趣。
丰子恺反对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认为艺术不讲社会意义，一味仿古守旧，就会陷入形式主义与复古主义，“为什么现代的中国画专写古代社会的现象，而不写现代社会的现象呢？例如人物，所写的老是高人、隐者、渔翁、钓叟、琴童、古代美人；为什么不写工人、职员、警察、学生、车夫、小贩呢？”“现代人要求艺术与生活的接近，中国画在现代何必一味躲在深山中赞美自然，也不妨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歌，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愈加密切，岂不更好？”
1933年春至1938年1月，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度过了大约五年的悠闲生活。期间，他常租赁一条“写生画船”，“把自己需用的书籍、器物、衣服、被褥放进船室中，自己坐卧其间。听凭主人摇到哪个市镇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写生”。1934年6月初的一天，写生船停在了一家小杂货店旁，店外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丰子恺从船窗里可以望见剃头担的全部，“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图画来”。
从丰子恺的散文中，我们发现，他的写实漫画几乎都有其特定的实际生活背景。丰子恺曾“目击一个事实”，画出了漫画《去年的先生》：去年小学里当先生的，今年已改做小贩，挑着担子卖水果。因为当时小学教师待遇太薄，竟然有年俸大洋20元、膳食自理的。小学里的先生不能养家糊口，只好改业，没办法的就只得做小贩，像画中这位先生般挑着担子卖水果。漫画《夫妻》中描绘的是一对老夫少妻，据丰子恺子女回忆，当时富人家若无子嗣，一定要纳妾；当时常有十八九岁的扬州少女嫁到石门湾富家为妾，甚至年龄有悬殊至四五十岁的。
虽然时代变了，人们的艺术文化生活愈发丰富，但《子恺漫画》和《缘缘堂随笔》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可见“关切人生、近乎人情”是多么具有生命力啊。- 10 -与酒为伴有酒趣
丰子恺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对绍兴酒相当的喜欢，其漫画作品中也包含着大量与酒相关的，如《把酒话桑麻》《置酒庆岁丰，醉倒妪与翁》《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枝摘取樽前看，犹是去年寒食心》等等。
丰子恺对酒情有独钟，并称自己为“酒徒”，但并不是饮酒无度的人。有一次，他跟朋友谈到《论语》中的“惟酒无量，不及乱”时说：“古代人吃酒，是用音乐伴奏的，‘乱’是指音乐的末尾，‘不及乱’，就是叫吃酒的人不要拖到音乐的末章，酒还不停止。依我看，不妨把‘不及乱’解释为‘不要吃得糊里糊涂’更为确切。”在丰子恺看来，饮酒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在追求一种兴味和人生的快乐。快乐的酒
1922年，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回国，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常在一起“酒聚”。吃酒谈天，慢斟细酌，各人到量尽为止。
后来这几位朋友先后来到上海，办起立达学园，延续白马湖畔的“酒聚”习惯。开明书店开张后，干脆名正言顺地办起了“开明酒会”，并且明确制定入会条件：必须有一次喝下5斤绍兴加饭酒的酒量才能入会。当时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经理全都达到入会条件。这个酒会每周举行一次，许多组稿、编辑、出版、展览等事宜都是在酒会中达成的。
丰子恺的学生钱君陶也想入会，但苦于只能喝3斤半绍兴老酒，章锡琛不同意吸收他入会，幸好夏丏尊仁慈地为他说好话：“君陶积极要求入会，值得鼓励，尺度略可放宽，打个7折吧！”在人们敦促努力争取达标的呼声中，钱君陶终于破格入会，而且不久也能喝下5斤绍兴加饭酒了。
丰子恺在日本时结识了一个名叫黄涵秋的留学生，与丰子恺同样爱酒，且有闲情逸致，两人在日本时就常一起喝酒，丰子恺在上海时两人依然经常酒聚。丰子恺在《吃酒》一文中，回忆了与这位友人相处的经历：
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作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名闻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两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作“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十景也非常入味。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常去吃，后来那堂倌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识了。痛苦的时候更需要酒
抗战期间，丰子恺一家在重庆郊外沙坪坝避难，尽管生活艰苦，但在闲暇之余，照样喜欢吃两杯。晚酌是一天中的乐事，是对自己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好比下力气的需要吃酒解乏一样。丰子恺钟爱的是绍兴花雕，然而战时物资奇缺，根本吃不到花雕，丰子恺只能将就着吃重庆当地仿制的黄酒。此酒使人醺醺而不醉，很合丰子恺心意。
丰子恺认为晚餐是一天大团圆的时刻，如果只有饭菜而没有酒，大家匆匆地把肚皮吃饱就散了，实在过于功利。当时丰子恺几个儿女都在学校求学，正好可以在晚饭时听他们汇报一下学校的情况或学业的进展。他说：“他们的身体在我的晚酌中渐渐高大起来。我在晚酌中看他们升级，看他们毕业，看他们任职。就差一个没有看他们结婚。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长大成人，照一班的人生观说来是‘福气’，照我的人生观说来只是‘兴味’。”
丰子恺就这样在晚酌中看着子女们长大成人，也这样看着抗战局势一天天好转起来，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后，丰子恺回到浙江老家，每天都能喝到真正的绍兴花雕，可又不禁地怀念起沙坪坝的渝酒香了。
丰子恺晚年颇为坎坷。丰一吟在《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一文中，曾叙及：“‘狂妄大队’闯入画院，把他按倒在地……粘上大字报。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来起来踉踉跄跄，又跌倒了……那天他回得家来，虽然强作镇静，拼命讨酒喝，可是背上硬壳似的糨糊迹最也瞒不过我们。眼看着老父亲遭受这样无情的折磨，我和母亲痛心得哭起来，可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吗？不要去谈这些，不要管它，给我把酒斟满一点！’”
酒是丰子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为他的创作带来诸多灵感与激情。而在人生低谷时，也只有酒才能抚慰丰子恺的心灵。第二课写孩子的大事，画大师的童心
丰子恺是佛教徒，他以一种感知的方式接纳活的、具体化的佛教，
确切地说，那是一种俗化的、融合了艺术、美与儿童的宗教感，
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而不是由佛、法、僧所构成的严谨的佛家理论。
尘世间的童心契合了丰子恺心中完美的社会理想，
因而佛光烛照中的丰子恺就将笔指向了儿童，
以儿童世界的无邪洁净寄托着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1 -孩子有天地间最健全的心智
丰子恺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孩子和动物的。1932年，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成为初等小学国语课本。直到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中仍收录有丰子恺的作品，所以有人以为丰子恺是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实，他之所以能将儿女们童真稚拙的生活、游戏描绘得如此生动，展现儿童的纯洁，渲染他们的有情世界，全赖于丰子恺那双孩童般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将孩子的想象力、创造性和同情心推向极致。孩子给我们的启示
在文章《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丰子恺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琐事：
晚上喝了3杯老酒，不想看书，也不想睡觉，捉一个4岁的孩子华瞻来骑在膝上，同他寻开心。
我随口问：“你最喜欢什么事？”
他仰起头一想，率然地回答：“逃难。”
我倒有点奇怪：“逃难”两字的意义，在他不会懂得，为甚么偏偏选择它？倘然懂得，更不应该喜欢了。
我就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就是甚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