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经济著作选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配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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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经济著作选集试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

编印说明

本书系《赋税论 献给英明人士 货币略论》、《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等三个中译本的合编本。上述中译本分别初版于1962年、1960年和1964年，并曾重印或再版。《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译者为陈冬野，《货币略论》译者为马清槐，《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译者为周锦如。

此次编印，除改正若干错字、统一个别译名，以及《关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一文略有删节外，余均维持原样。

再版

说明

威廉·配第（1623—1687）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他最先开始从生产过程中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经济观点，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威廉·配第对商品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由同一数量劳动所生产的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具有同一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来测定的。对此，马克思曾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一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1]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 另外，在工资、利息、地租等方面，威廉·配第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威廉·配第的经济思想具有不彻底性。他不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所以错误地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以及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混同起来，使他不能坚持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原理。他早期的一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受有重商主义的影响。

即使这样，威廉·配第的经济观点，对以后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马克思称誉他为“现代政[2]治经济学的创始者” 。

本书将威廉·配第的代表作《赋税论》连同另两篇重要著作《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合成一册，于1963年翻译出版。

为了配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本书于1972年曾重印过一次。之后，陈冬野同志根据英文本原著，对《赋税论》和《献给英明人士》两篇译文作了修订。现将本书再版印行，以应读者需要。王亚南同志的文章《威廉·配第〈赋税论〉出版三百年》（发表于1962年1月9日和10日《光明日报》）仍刊于卷首（文字上略有改动），供读者参阅。1978年2月

[1]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9页。

[2]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8页。

威廉·配第《赋税论》出版三百年

1662年，英国威廉·配第的《

赋税论

这部书包括十五章，全是讨论政府或公共经费，以及从哪些方面，以怎样合理而有效的方法，才能筹得那些经费的问题。在近代经济学还不曾当作一个确定的科学成立以前，所有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在有关国家或君主支出收入的财政政策上加以研究，每部初期经济思想的论著，差不多都是以向君主献策的形式，论述如何增进国富，如何增进国家税收的问题，这是有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阶级利害关系的。十六、七世纪的西欧各国，在政治上是所谓君主专制时代，而在经济上则是所谓重商主义时代，由封建制度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移，由自然经济向着商品经济的推移，由以不动产为基础的财富形态向着以流动资产为主要财富形态的推移，其间必然要引起各种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必然要发生各种阶级消长变化关系。新兴的工商市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好对内对外展开经济活动；而这个国家要完成这一阶级任务，就有必要建立起需要巨大经费的政府机构、国防力量和有关的社会文化设施。那种巨大的政府经费或公共支出，将怎样筹集呢？是按照老一套的封建财政税收体制，由国王任意设置课税项目、规定征课标准乃至征课手续呢？还是这一切都得经过有纳税人、工商市民参加的议会审议通过，才能施行的现代性的税制税法呢？这是一个国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是否要向市民阶级作出让步的问题。市民阶级愿意筹集的那些经费，是要求财政税收不妨碍他们的经济活动，并且还能促进产业商业的发展。当时英法诸国君主、官僚、贵族与市民阶级间的斗争，差不多是以这一问题为核心。英国查理第一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登极之始，就因为这个问题，与议会派斗争，以至引起内战。1649年，查理第一被砍掉脑袋，议会派胜利了，克伦威尔共和政体成立。再过十年，克伦威尔死去，查理第二于1660年王政复古，和议会派就财政税制作过一些妥协。但英国本土，特别在他统治下的爱尔兰，财政税收的紊乱状况，仍须力图改进。这就是威廉·配第写《赋税论》的时代背景。他在本书

原序

关于配第在《赋税论》中，就田租、口赋、房产税、关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乃至货币利息、货币改变价值等方面所作的具体改进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已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而从理论上感到重要的，倒是他对所有这些方面的财政税制问题的讨论分析，都把握了它们最本质的因素和内在的相互联系。为了说明的便利，且分别指出以下几个重要的论点：

第一，配第认为，关于财政收支和税制问题，单从现象上来讨论是非得失，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他看来，那都是属于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要深入研究它，必须从它的基础入手。种种色色的征课，无论经历多少转折，最后终归是落到土地和劳动的收入上。他在《赋税论》第四章论各种收入的方法中，就讲到一国居民“应将他们一切土地和劳动所得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扣除下来，充作公共用途”。赋税不论征课到哪种所得或财源上，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与劳动；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其父，这是配第的有名的格言。

第二，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财富源泉的收入中，配第更进一步分析了这两者承担赋税的本质关系，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上的生产物，是由作为财富之父的、即更有主动作用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他认为，当生产劳动生产物的劳动者从他们的劳动条件——土地分离开以后，在原则上，不能期望由他的所得承担起任何额外负担（尽管实际上各种间接征税和由货币贬值所引起的损失，还会落到他们肩上），社会财富的来源虽然是土地与劳动，课税的最后对象，却只能是土地地租及其派生的收入。但进一步看来，土地能够提供多少地租，又要看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的劳动，有多大部分是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所必要的，有多大部分是除此以外的剩余。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如挖掘、犁、耙、除草、收刈、将谷物搬运回家、打脱簸净等等；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块土地一年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本书第33—34页）这说明，地租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在必须让劳动者能维持其最低生活要求，同时又是把地租作为劳动剩余生产物的代表形态的限度内，所有的课税，是只有加在地租及其诸种派生收入上，始能容许农业生产不受阻碍地有所发展。在这里，配第已经在实质上触到了剩余价值的问题，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个名词，但在说明商品价值的基础上，已把它的含义包括在里面了。

第三，配第认为，人们自始没有明白地察觉到上述这种地租与税收的本质关系，他们被商品及货币流通的错综复杂的表象弄糊涂了，没有想到，在一切收支关系中，在一切交换关系中，有一个判定它们是否平均，是否均衡，是否公平合理的基础或计量标准。当劳动生产物采取商品形态，特别是土地剩余劳动生产物采取货币地租形态的时候，由什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呢？价值规律早已在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就发生作用了，早已提到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了。配第以为在财政经济上的许多乱子，就出在不了解这种本质的联系。他以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能够在土地与劳动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我们一定会感到欣慰”。这显然是沿着他前面以土地与劳动为一切财富源泉的思想线索贯串下来的。不过，作为决定价值的最后因素来说，他对这两者并不是等同看待的，他接着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和同时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东西一样妥当地甚或更加妥当地单用土地或单用劳动来表现价值；同时，也能够像把便士还原为镑那样容易而正确地，将这一单位还原为另一单位。”（本书第36页）尽管他在这里没有指明，是应当把劳动还原为土地，还是把土地还原为劳动，他往后似乎专门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标准了。大家都知道他讲了这一段名言：“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银矿中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售价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本书第43页）在这段话里，我们知道配第所谓自然价格，就是价值，就是生产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价值量的大小，就是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所生产的商品里的劳动减少了，它的价值也相应降低了。这都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最根本命题，把这些和前面谈到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转化为地租及其派生所得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他已经无意中把地租当作剩余价值的代表形态，而把其他所得，如利息等等，当作其派生形态来处理了。他在资本主义最初期阶段，不能像在一百多年后的亚当·斯密、李嘉图那样，把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代表形态，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配第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进一步把这个价值尺度，拿来衡量一切所得形态相互间的比价关系以及各种课税负担的可能转嫁关系了。

第四，当他肯定了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它里面的劳动量决定这个命题，整个劳动生产物价值分解在各种所得间的比例关系，就不再是含糊笼统的，而是可以用数字来说明的了。全部土地劳动生产物或全部谷物，有多大的价值，值多少货币，就看同时银的生产者以同等劳动生产出了多大银量，后者就是前者的货币价值。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是由他生活所需的资料或其价值决定的，地租或作为地租的谷物，能值多少货币，“就看另一个在同一时间内专门从事货币生产与铸造的人，除去自己的费用以外还能剩下多少货币”。（本书第34页）在配第的时代，地租是作为这种剩余价值的代表形态显露它的作用。因此，在价值问题的说明上，他只着重地讲到工资、地租、利息这三个所得形态及其关系。本来，在全部劳动生产物价值中，除去了非常明确的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外，其余就是归属到地租及其派生所得项下，但这是科学分析的结果，而且劳动者的最必要的生活资料，严格说来，也还是一个不大容易确定的可变数，而日常进行分配，总得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依据。地租乃至利息，为什么是那么多？为什么更多或再少就行不通？在这里，他特有创见地提出了土地的使用权的价值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货币的使用权的价值问题。对于地租或土地的使用权的价值，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世袭租借地的自然价值，那即使我们发现的不见得比上述使用权的自然价值好多少，我们也会觉得喜慰。……在发现地租或一年使用权的价值后，我们就要问，一块世袭租借地的自然价值相当于多少年的年租？如果我们说一个无限的数字，……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任何一块土地自然所值的年租年数，等于这三代人（即祖、父、孙）通常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我们估计英格兰这三代人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为二十一年，因此土地的价值也大约等于二十一年的年租。”（本书第37页）不论配第根据如何的理由，要说明人们为什么只考虑到二十一年以内的事，毕竟是非常勉强的；事实上，他在同书中，又曾讲到爱尔兰的土地价值，和七年的年租额相等，那就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了。而马克思就这点对配第作了高度评价，并不是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假定，而是因为他把土地的价值还原为多少年的年租额的做法，是经济科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土地的价值，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外是预买一定年度的地租，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在这种限度内，地租成为土地的利息了。这样的结论，从利息推论到地租，原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达到的，但因为在他的时代，还不容许把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代表形态，只能把地租作为代表形态，所以他尽管是由地租来推寻利息，马克思还是称许他，说他在逻辑上是应当如此的，否则就会完全破坏他的理论体系。不管推论的过程如何，终归得出了地租和利息相互联系转化的结论。土地的租金是地租，货币的租金就是利息，他说，“说到利息，在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至少要等于用借到的货币所能购买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本书第40页）关于这一点，在地主经济封建制的中国，虽然在秦汉以后，就出现了地主、高利贷业者、独立商业者，成为三位一体的“通家”的局面，容易了解地租与利息的相互转变过程，而在领主经济封建制的西欧，由于商业、高利贷业是由不能接近土地的异教徒经营，把地租与利息联系起来考察，还是近代初期的事；只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利息的神秘性，货币自行增殖的神秘性，就被揭露出来了。配第在揭露货币的这种神秘性的当中，事实上，已无疑对一切用货币经营的工商业者的所得，提出了它们在正常的条件下，在合理的范围内，所可能挣到的限度。因为很显然，工商业经营者如得不到用同样多货币购买土地收租或放款取息那么多收入，他们是没有理由不做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他在这部论著中，已分别把这种倾向指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已看到配第如何通过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个基本命题，把他所理解的“上层建筑”现象，从内部关系上来全面加以把握了。不但如此，对于地租，他还第一次把它的两个级差形态指出来了。他告诉我们，“土地的优劣，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该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量和为生产这些产品而投下的简单劳动相比，是多于投下的劳动量还是少于投下的劳动量”。（本书第88页）这个讲法，已经是说，土地价值的大小，地租的多寡，就看同量生产物在同面积土地生产出来，费了多少简单劳动。地租不是由土地引出，而是由劳动引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如果伦敦附近各郡尽一切努力所生产的农产物，仍难满足需要，“那就必须从远处运来所需的商品，以供应市场需要，这样一来，距离较近的各郡物价一定会相应地上涨。或者是，如果上述各郡花费比现在所花的更多的劳动来改良土地，使土地丰产，……那么地租就会因收成的增加超过所用劳动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涨”。（本书第44—45页）在这段话里，不但级差地租的两个形态都指明出来了，并还把两个形态的相互关系，作了说明：即当地产品不够满足需要，就要耕种较远地区的土地，或者在近郊土地上增投劳动，增进劳动生产力，结局，都会使地租增加起来。当然，在利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范畴的历史条件下，关系地租产生的生产价格、额外利润这一些中间环节，在他还不是明确存在的。除级差地租而外，他在经济学上同样作了有创见的说明的，是他关于货币必要流通量的提出；往后他还在《献给英明人士》中，特别是在《货币略论》中，进一步讲到了一个社会周转一定商品额所需货币量的具体算法。由于在一切场合，他都强调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我们又发现，他对一切社会现象的平均倾向，尤其对劳动的平均数概念，在当时说来，确是一个有关认识社会现象的了不起的创见。从这种种方面我们已不难了解，配第实在为政治经济学奠下了相当广阔的基础。

最后，我们还必须归结到这部书的出发点，看他是怎样用他的理论来解决他所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认为，在整个英国，特别在爱尔兰，财政收支状况是非常混乱的。不恰当的课征，不平衡的负担，紊乱不堪的货币，引起经济生活的脱节，产业的凋敝，社会秩序的岌岌可危，而这些又要成为增加治安官吏，加多神职人员，扩大救恤设备，扩增警察军队力量，从而进一步追加或新设征课名目的原因。以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竟不惜向邻国寻衅发动战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许多原因之中，配第着重指出统治者对于全国“人口、财富、产业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于一种财政措施，究竟会在各方面发生如何的影响，一无所知。由于一切心中无数，有所举措，就全凭兴趣，情感用事，或者至多不过是对当时财政压力的一种盲目反应。挽救之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成的。综合他在《赋税论》中的说明，有两点是特点值得重视的创见。其一是，他的财政计划，是从全国着眼，根据全国的人口、财富、产业的具体推算数字，看需要设置或只许设置多少政治机构、政法人员，多少教区和教职人员，多少医院和卫生人员，多少学校和教师学生，多少军队警察，发行多少铸币，限定多少批发商和零售商。他以为所有这些方面，不够一定数量，固然会妨碍工作的推行，但若超过一定限度，还会出现更大的麻烦。这与他的另一点的创见联系起来看，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他的财政改革计划，并不单纯是为了各方面活动的均衡，而更重要的，是在那种均衡中，贯彻着节约劳动，节约劳动时间的根本要求。全国的财富，总是由人力利用自然或土地创造出来；节省一份劳动，或把劳动用在更大更有利更多效果的事业和地区方面，就能够造出更多的财富。他建议把爱尔兰人移到英格兰，以便强制他们更好劳动；建议把产业设立在地址较便利、条件较适合的地区；建议把裁并的机关、教会、学校的冗员，使用到生产部门，用赋税及其他措施，使社会财富资金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者手中，转移到勤勉而有经营事业能力者手中；利用那些消耗社会财富的乞丐、盗贼的劳力，去兴建各种会增进社会财富的公路桥梁堤坝等等公共工程；……所有这许许多多的建议，归根结底，无非是更有效地榨取劳动力，节约劳动力的使用，增进劳动生产率，以符合新兴工商市民阶级的要求，马克思说，他在这些要求中，还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建议：“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和动产移到大不列颠的其余部分。这样，劳动时间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与臣民将变得更加富强’。”（《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页注）他极力强调“人的价值”，强调要尽可能地把劳动者的哪怕一点点余力，都榨取出来。有一分劳动力没有用上，他就以为是失了一分社会财富；对他来说，利用劳动价值学说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算是做得很到家了。三

配第在他的研究方法及其经济理论方面表现的卓越创见，马克思在他的几部经济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乃至《反杜林论》的《〈批判史〉论述》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马克思在提到这位杰出人物的政治品格时，说“这个思想锐敏的、但是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带着克伦威尔之盾劫掠爱尔兰、又能为这种劫掠向查理第二跪求男爵称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页注）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品格面貌和盘托出了。他不仅是一个大殖民主义者，还是一个新贵族。我们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合作。所以，他的贵族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上作出贡献。作为资产阶级前进历史阶段的思想拓荒者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我们从人类进步思想遗产的角度来看，所应注意的是，他所处的过渡时期和未成熟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挥，限制了他的丰富含蓄的思想内容的更系统的更明确的表现。无论就他的基本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讲，就他在价值学说基础上的分配理论来讲，抑或是就他用劳动价值学说，用分配理论来建议的财政改革新计划来讲，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衡量，是卓越的，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是接触到本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朴素的、零碎的、还有些杂乱的状态。例如，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他确是很有创见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但是，那是什么劳动呢？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他固然完全没有接触到，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问题，他也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在后来于1665年写出的《献给英明人士》论著中，虽曾漠然讲到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问题，可是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前者只是转移价值，后者才创造价值的区别，他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单就这点来说，已不难了解，他之所谓劳动决定价值，不但对劳动的概念不大明确，对于如何决定价值的过程，更是理解得极其含糊，而就价值本身说，他不仅没有把握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态这些根本概念，在他的说明中，连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也是不很清楚的。至于对地租与利息的分别解释和统一说明，在利润这个名称还是放在地租项下来处理的历史条件下，他虽有再大的才能，也是无法说得系统而透彻的。至于他的方法，诚然是沿着培根的崇实主义的道路发展过来的，拿事实来，拿数字来，把理论或建议建立在可以量计指数的根据上，但也许因为社会经济调查统计工作，是要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渐臻严密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好一些，他在全书中，就每项事业，每种设施，每一个具体建议所提出的数字，几乎全是出于推测估计，由一种估计到另一种估计。用数字来讲话，是较能了解情况，较有说服力的，但假设的数字，是要减低效果的，后来和他同样重视事实的亚当·斯密，竟有些怀疑他的方法的效果，可能是从这里出发的。但不论如何，他在现代计量经济学上的开山祖的地位，和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奠基者的地位，是一样无可争议的。

配第关于政治经济学，统计学乃至财政学的巨大贡献，虽然主要表现在《赋税论》中，但讲他的整个学说的影响，却是不能不连带他往后陆续问世的《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等论著一起考虑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已就他对后起的经济学者如诺思、如洛克等的影响作了说明；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包括古典派在内），一般地不肯把自己的理论中受到前人影响的出处，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作的那样，明白指点注释出来，但蛛丝马迹，总是不难找到一些线索的。即以斯密的大著《国富论》来说，其中有许多论点，就分明也可以从配第《赋税论》那里探出它的渊源的。当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奠基理论，每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都是直接间接多多少少受到它的一些影响的。

而我们在这里倒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已经确定它的统治地位，并且已经逐渐感到它的敌对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的威胁的时候，它再也不对科学的经济学，不对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感到兴趣，甚至愈来愈抱反感了。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们的经济学者早就把反对亚当·斯密，特别是反对李嘉图，作为反对马克思的一种手法。当代最有影响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凯恩斯，就最痛恨李嘉图，他说他反对李嘉图，就是要从根底摧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当前风靡资产阶级经济论坛上的大大小小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多方宣扬国民收入理论、扩大国家支出理论、赤字财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其基本特点，就是否定劳动价值学说（甚至否定任何价值学说），即否定威廉·配第所特别强调的基础，而只是在各种“上层建筑现象”方面兜圈子，寻求解决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单方。

在资产阶级已经把他们前期的科学的经济学（更不说更早的经济科学）当作死狗来抛弃，甚至当作魔鬼来诅咒的时候，我们为了批判地继承人类进步遗产，为了配合当前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任务，把这部三百年前出版的古典论著，拿来再学习再认识一番，还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赋税论说明原序

年轻而又不讲求实际的人结婚，其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可能不在于生育子女，更不在于生育适合于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子女。但是，一旦有了子女，他们却力求按照子女们的各自性情和志趣加以培养。和此一样，我写这本书，目的只是想借此来清除我脑海中所有的许多令人心烦的想法，可没有想拿来供任何人参考、或是为解决任何问题之用。可是，现在既已经写成，并且它的问世，正逢奥尔蒙德公爵 [1] 行将前往爱尔兰就任总督之时，因此我又认为，它对于了解爱尔兰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或有其可用之处，尽管用处可能不大。

爱尔兰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必须保持大批的军队，以防爱尔兰人将来发动叛变，这种叛变，既会损害他们自己，又会损害英格兰人。这大批军队，无疑要向穷困的人民和荒凉的国土征收巨额而沉重的租税。因此，让爱尔兰理解一下各种租税的性质和征收标准，并不是不适当的。

2.为了使爱尔兰教区成为适宜于传播福音的园地，需要把它们大[2]大调整，重新加以合并和划分。 在这一点上，我以前所说的关于英格兰有牧师过多的危险的那些话，也可以适用于爱尔兰。而我将要[3]编成的该岛的新地图， 可以作为施行这种调整的依据。

3.爱尔兰资源丰富，要是不采取措施增加出口，反而对该地不利。而这些资源是否能够出口，则取决于下面所讨论的关税及国内消费税是否按适当的标准征课。

4.整个说来，爱尔兰人口是不足的；在将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4]或将爱尔兰人迁出爱尔兰， 使爱尔兰大部分居民都变成英格兰人之前，它的政府如果没有需要很多经费来维持的军队，就不会得到安全。因此我认为，要吸引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最有效的鼓励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下述情况：国王的收入占全国的财富、租金及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上；往后那里的公共经费会减少到和这里的什一税相等；并且随着国王收入的增加，各种造成国王开支的事因会相应地减少，这是有双重利益的。[5]

6. 假如英格兰利用乞丐修筑公路，并疏浚河流使其能够通航，则爱尔兰的羊毛和家畜的销路将会更好。

7.充分理解货币的性质、各种铸币的效用、它们价值不稳定和提高或贬低它们价值的效果，对爱尔兰来说是一门最切实的学问。正因为缺少这种知识，所以爱尔兰最近就发生经常滥发货币的严重情[6]况。

8.在爱尔兰，土地的价值只相当于六年至七年的年租，但在海峡彼岸，土地就值二十年的年租。在没有想出补救办法之前，让爱尔兰人了解一下它的原因，是有好处的。

最后，假如有人有某些可能对爱尔兰有益的意见，那么，在奥尔蒙德公爵担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将这些意见提请政府审查，乃是最好的机会；因为：（1）他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十分清楚，不论是关于和平时期的问题，或是战争时期的问题都是如此。同时对这个王国内所有互相斗争的某些人士和一切分子以至每一个党派的利害关系也都有所了解。不仅如此，他对英格兰以及一些和爱尔兰有关系的国家的情况，也都了如指掌。

(2) 他已经用了活生生的事例证明他关怀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利益，同时也证明了他有办法使那里的种种烦难问题尽可能得到解决。

(3) 他在爱尔兰所有的地产之多，是爱尔兰所有前任总督所未有[7]过的。因此，他不会遇到那些总督们(坎布登 曾对这些总督提出警告说：“爱尔兰人时有怨言”）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一个人所占有的土地既多于任何人，他就有理由想得到更多的土地了。

(4) 许多主要为了恢复财产或发财致富而前往爱尔兰的总督，在达到目的之后即离开爱尔兰，对人民的牢骚和怨言，一概不闻不问。但是他却不仅向爱尔兰人民保证要施行善政，而且对违反善良政治的一切不安因素，都预先加以消除。

(5) 尽管心怀嫉妒和不满情绪的人对他的良善心怀作各种恶意曲解，他都泰然处之，敢于去做任何他认为是适当的事情;甚至为了使一个臣民得到公平待遇，他也能力排众议，无所畏惧。这是因为他那著名的宏怀大量使他不致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同时他那久经考验的忠诚，也足以粉碎传到陛下耳边的任何谗言。

(6) 他对一切创造性的努力都极为赞许，因此东部英格兰的明智之士都愿意追随他前往爱尔兰。这些人对他贡献出他们的最精辟的忠告;他对于这些忠告也都能加以慎重选择，并且付之施行。

最后，这位伟人是在爱尔兰有如一张白纸的时候，来治理这一殖民地的。这时的议会对他甚表好感，遇事常常和他商讨，又拥戴对于改革既很热心、同时对改革又抱着谨慎态度的国王，因此，凡是符合于正当道理和自然法则的提案，都有机会获得通过而制订成为成文法。

因此，把我在这里所说的想法应用于爱尔兰，并在这些想法还有用处（如果有些用处的话）的时候把它们发表，我认为可说是趁热打铁，十分及时。这里，我要对世界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我能够改善世界的情况；我认为，为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好让事物vadere sicut vult （自行其是）；我十分了解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 （事[8]物是不愿意让人弄坏的）。 我也十分了解（假设我想做某些事情或者能够做某些事情），事物有其本身的道理，自然是不能欺骗的。因此，我所以写这篇东西（如已说过的），只是为使我自己得到安宁，得到解脱，因为我的脑海中一直充满着那些日常听到的关于促进或调整产业的议论，以及关于租税等等问题的怨言。我所说的话是不是会受到人们的蔑视或谴责，我对之都不介意。我对这点所抱的心情，正如某些富翁对其子女生活奢侈所怀的心情一样。虽然这些富翁相信以后他的子女会挥金如土，但是今日他们仍然以赚钱为乐事。和这一样，虽然我觉得这本书，不会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仍愿意把它写出来。由[9]于快跑的人未必能获胜， 而每个人都会得到时间和机会，所以我希望公正的人士对本书加以批评；对他们的指正，我绝不会感到不耐烦。

[1] Duke of Ormond，名杰姆士·巴特勒（James Butler 1610—1688)，出身于爱尔兰贵族，为死心塌地的保皇党党员，曾前后三次出任爱尔兰总督。——译者

[2] 1662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将教区加以切实合并和划分——查理二世第14年及第15年法令第10号。配第对制定这一法案有无关系，不大清楚，但这一法案的前文似乎反映他的思想：“本王国有些地方的教区非常窄小，在一英里或二英里之内就有五个或六个小教区。因此臣民必须负担建筑和修缮许许多多教堂的无谓费用，而教区的财源又甚贫乏，很多教区维持不了一个牧师。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教区又非常广阔，以致区民前往教区教堂要于当日回家是有困难的。有时教区又划分得非常不合适，因而一个教区的区民到别的教区的教堂去，倒比到本教区的教堂更为方便。”因此，1662年米迦节之后，总督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决定将教区合并或重新划分。——赫尔

[3] 大概系指配第依据山区测量的原图（它指明教区境界）而刻印的爱尔兰地图。见拉康姆编配第：《山区测量的历史》（Petty’s “History of the Down Survey”， ed by Larcom）第49页。1665年，配第请求国王“协助制成爱尔兰地图”，他的请求得到国王批准。同上书，第400—401页及第323页。但是，他实际上有没有得到足以完成这种计划的经费补助，值得怀疑。因为他于1672年曾说，自费编制了各区各村以及各郡的详图，将它制成铜版，并且制成了各州及整个王国的地图。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第9章。最低限度，各郡的地图是在以后出版的。其日期不详，图名是《爱尔兰概图》（Hiberniae Delineatio），见书籍目录。这本编制年月不详的地图，英国博物馆和保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都有收藏。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学院的图书馆也收有三部。除最初版本之外，其余的版本都附有配第的肖像（爱德文·山第斯〔Edwin Sandys〕雕刻的），日期为1683年。英国博物馆的地图目录，估计该图的收藏日期为1685年。不过《概图》扉页所印的爱尔兰全图（萨顿·尼可尔〔Sutton Nicholls〕雕刻的）则附有考克斯（R.Cox）所著的《爱尔兰历史》的广告，而该书第1卷却是于1689年发行的。爱尔兰国立图书馆的藏本，为献给配第之子亨利（Henry）即谢耳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再版本。因此，这版本无疑是在1719年（即谢耳本爵位设立那一年）之后和1751年（即谢耳本伯爵逝世那一年）之前出版的。——赫尔

[4] 通过使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同化的做法来解决爱尔兰问题，是配第自1655年以来所持的得意见解。在这一年。他和谷金（Vincent Gookin, 1616—1659）一起反对将爱尔兰人迁移到康诺特（Connaught）去的隔离政策，据说，他到他临死那一年尚坚持这种主张。参阅菲滋摩利斯：《配第传》（E.Fitzmaurice,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Petty”），第31—32页；并参阅配第：《论爱尔兰》（Treatise of Ireland）。——赫尔

[5] 原文无“5”。——译者

[6] 在整个共和政府时期，爱尔兰滥发私铸货币情况甚为严重。在配第来到爱尔兰之前不久，一些伦敦人曾因将伪造和削值的英格兰货币以及伪造的秘鲁货币运进爱尔兰而被处死刑。见西蒙：《论爱尔兰铸币》（J.Simon, “Essay on Irish Coins”），第48—49页。但是，这种走私并没有停止。同上书，第49—52，118—122页。1660年1月29日，政府发出确定金银铸币比率的布告。同上书，第123—124页。1661年8月17日，又发出禁止私铸货币的布告。鲁丁：《英国及其附属国的铸币史》（R Ruding, “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第2卷，第4页。——赫尔

[7] William Cambden (1551—1623)，是英国有名的历史家。——译者

[8] 这是配第所喜爱的引语。它在他所著的《论二重比》（1674年，见《政治算术》献词注）和他在1686年6月2日给索斯威尔（Southwell）的信（见菲滋摩利斯：《配第传》，第274页）中都出现过。这是他在《爱尔兰的回忆》（Speculum Hiberniae）一文中的篇首题词， 不过被改写成Ingenia solent res nolunt male administrari。蔡尔德爵士（SirJosiah Child）认为配第是这句话的作者。不过彼得·配特爵士（Sir Peter Pett）说，这句话是近来（1680年左右）的流行语，只是现世的人把它的作者弄错了。配特把它说成是来自比德的《哲学原理》（Bede’s “Axiomata Philosophica”）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Aristotle’s “Metaphysica”）。参阅配特：《幸福的未来的英国》（“Happy Future State of England”），第250页。——赫尔

[9] 见《旧约全书》，《传道书》，第9章，第11节。——译者

第一章 论各种公共经费

国家的公共经费，就是陆、海两方面国防所需的经费，维持国内及海外和平所需的经费，以及当其他国家侵害本国时，作光荣报复所需的经费。这些经费，我们可称之为军事费。这些经费在平时一般不少于全部经费中其他任何项目，而在非常时期(即战时及有战争威胁之时)，则比任何其他项目都多得多。

2.公共经费的另一项目，是行政官吏——首长和其助手——的俸禄。所谓行政官吏，我不仅指将其全部时间用于执行各自职务的那些人，而且还指这样一些人，他们花很多时间努力于培养自己，使自己具有执行这些职务的能力，同时又花很多时间努力于使上级长官承认其有这种能力并值得信任。

3.这些行政官吏的俸禄应该很丰裕、很优厚，要高于靠私人努力或者从事私人职业所能得到的，以便他们能够具备自然的与人为的权力根据来从事他们的职务。

4.因为，即使许多人称自己的一个同僚为国王，但如果这个被拥立的君主，外表并不比别人优越，他既不能奖赏服从他而又讨他欢喜的人，又不能处罚那些不服从他和不讨他喜欢的人，那么，尽管他偶尔具备比其他同僚优越的体力和智力，他的被立为国王也没有多大意义。

5.有一些官职只是名誉性质的，如州官、治安推事、警官、教会执事等等。人们从事这些职务，对其日常的生活之道，不会有很大妨害;并且人们认为，能得到被信任的荣誉和被敬畏的喜悦，就是对这些职务很好的报酬。

6.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国家或公共团体和其某些成员之间的纠纷的审理所需的司法经费，以及为惩处已发生的不法行为和罪行并防止将来发生犯罪行为所需的经费，也属于这一类公共经费。

7.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世界的，而且只是关于另一世界中每个人的私人利益的，所以不能算是这一世界中的公共经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

8.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一些资力，以便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因为过去许多人信仰基督，只不过是为了基督给予他们的面包而已。

9.另一项目是各种学校以及大学所需的经费，特别是这些学校对上述那些人教授诵读、写作和算术等科所需的经费。这些学科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用处，它们可以帮助和补充记忆与推理——计算具有后一种作用，而诵读和写作具有前一种作用。至于神学之类应否成为一种私人职业，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0.的确，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意想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的经费也应当算是一项公共经费。在选择这些天资聪敏的人来从事上述工作的时候，不可根据他们双亲和朋友的盲目自夸(乌鸦总以为它自己的子女是鸟群中最美丽的)，而应该像土耳其政府从基督徒子弟中间选拔最能干的下属和助手那样，征求其他较公平的人士的意见。关于这种选拔，后面还要叙述。

11.另一项目是对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弃婴(他们也都是孤儿）的抚养费，和对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及其他没有工作的人的赡养费。

12.因为在有可能得到食物的时候，让那些根据自然法则不应该挨饿的人们求乞为生，乃是一种花费更大的赡养办法。不仅如此，我们一方面把限制贫民的工资，使其不能有一点积蓄以备应付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时的需要，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一方面又让他们饿死，那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13.最后的一个项目，就是修筑公路，疏浚可资通航的河流、水道，建筑桥梁、港湾，和举办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所需的经费。

14.我们还可以想到其他项目。但是我想让别人去说明它们，或提出更多的项目，这里不谈。因为，就我的目的来说，目前列举这些主要而又最显著的项目就已够了。

第二章 论各种公共经费增加和加重的原因

在讨论了各种公共经费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使这些经费增加的一般和特殊的原因。

在一般的原因之中，第一是人民不愿意缴纳这些经费。这是由于他们总是怀疑征课过多，或者征收的税款被人贪污或浪费了，或者征课得不公平，他们认为用拖延和推诿的办法就可以把它完全逃避过去。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不必要的征收经费的开支，同时也促使君王加强对人民的压制。

2.使各种租税加重的另一原因，就是强迫人民在一定时期用货币缴纳税款，而不允许人民在最适宜的季节用实物缴纳。

3.第三，征收权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4.第四，货币缺少和铸币混乱。

5.第五，人口少，特别是劳动者与工匠少。

6.第六，对人口、财富、产业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便造成因纠正计算上的错误而引起的无谓的开支循环和追缴新增加的补税额的麻烦。

7.现在谈特殊的原因。造成军费增加的原因，和那些使战争危险或战争威胁(不论这种战争是对外战争还是内战)增大的原因相同。

8.进攻性的对外战争往往是在公共利益的漂亮名义之下发动的。但是实际上它是由各种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私人恶感所引起的。关于这种战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特别在英格兰，却有一种不正确的见解经常对发动这种战争起鼓励作用。这种不正确的见解认为，我国人口过多，如果我们需要更多领土，则与其向美洲人购买，不如向邻国夺取来得便宜。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君主的伟大与光荣，不在于团结一致和治理得很好的人民的人数、技术水平及勤劳程度，而在于领土的大小;不仅如此，而且还认为与其靠自己的勤劳从土地或海洋中获取财富，不如用欺骗和强夺手段向别人夺取财富来得光荣。

9.有些国家是不会进行由上述个人动机所引起的对外战争的，因为它们的统治者的收入很少，不足以进行这种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偶然发生，并且发展到需要增加捐税的程度，这时掌握征课捐税权力的人除了应努力扑灭战火之外，还要追问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发动战争，并对战争的发动者严加责难，而不应支持他们。

10.防御战争是由于被侵入国家对战争没有准备而引起的。下述这些情况都可说是对作战没有准备:腐化的军官将残损物资冒充完善物资分发给军火库;军队征募得不合理;士兵不是司令官的佃户，就是司令官的用人，要不然就是因犯罪或负债而想逃避法律制裁的一些人;军官不了解自己的业务并擅离职守;军官由于不给士兵发薪饷而不敢处罚士兵等等。因此，国内经常保持戒备状态，乃是避免外国所发动的战争的最省钱的方法。

11.在欧洲，国内战争往往起因于宗教纠纷。这就是说，对背离正道的异端分子的处罚，不是课以恰当的、适度的罚款(这种罚款，每一个有良心的非国教徒都乐于缴纳，但如果是伪信者，则不肯缴纳，因此也就暴露了其为伪信者的面目)，而是在公共场所，在无知的群众面前，或处以极刑，或褫夺其自由，或切断其肢体，因此引起内乱。

12.国内战争也往往起因于有些人幻想整个社会发生混乱可能改善他们的不佳处境那种事实。可是实际上，当这种混乱情况结束的时候，纵使他们能得生还，获得成功，恐怕他们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坏，何况他们更有可能在斗争中丧命。

13.此外，人们认为多数政体都会在短短几年内使臣民的财富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认为现有的具有长期历史的政体并不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政体;认为任何已经确立的王朝或君主并不比任何一个觊觎王位的人物好，甚至不比从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选举产生的人物好;认为[10]政权是无形的，它并不一定和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结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想法，也都是引起内乱的原因。

14.国家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同时又没有方法可以保证所有人民不至沦为乞丐、盗窃或者受雇为士兵，这种情况也是引起内乱的原因。

此外，一方面允许某些人穷奢极侈，另一方面又任凭其他许多人饥饿致死，这也是内乱发生的原因。

根据不可靠而又不切实的理由施赐恩惠;对没有显著功绩的人物和党派给以巨额赏赐。这些都是使头脑不清的群众产生敌意的原因，而这些群众正是容易被少数阴谋者的火花点燃的导火线。

15.就宗教事务说，公共经费增加的原因，就是各教区与牧师职务的范围，没有随着天主教的改革、也没有随着殖民地和产业的变化而改变。既然现在宣传福音的牧师是向聚集在一处的许多听众讲道的，那么，教区不可以再加以扩大吗?换句话说，既然今日每一只羊不像以前那样每年要剪梳三四次，那么将羊群再加以扩大，难道不可以吗?英格兰和威尔斯居民大约不过五百万人，为什么需要五千以上的教区呢?这就是说，每个牧师只照管一千个人。可是在伦敦的中等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五千人。依据这个算法，英格兰和威尔斯只需一千个教区就够了。可是，那里现在却有近一万个教区。

16.把教区减少一半(按牧师待遇每教区一年平均只需一百镑计算)，可以节约五十万镑。不仅如此，教区牧师人数如减少一半，则主教、副主教、牧师会、牧师宿舍以至大教堂——这些方面所花的经费，恐怕要在二、三十万镑以上——也只要现在的半数就够了。这样将使神的教会被人们崇奉得比现在更加虔诚，并且从古传下来的神圣的教会制度以及它们靠什一税来维持的做法，也不会受到损害。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大规模的宗教改革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方法得到实现。

17.但是，可能有人说，在一些荒僻的地区，一千人口也要住上八平方英里的土地。对这个意见，我作这样答复:像这样的地方简直没有。我所知道的最大教区，从没有超过三平方英里或四平方英里的，因此人民在这种地区的某一中心点每周聚会一次，没有一点困难。

18.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一个学问不大的副牧师假如生活优裕，并且任命适当，他每星期日是能够胜任愉快地在四个礼拜堂执行他的职务的。而确实有学问、口才好的传道师，可以每隔一个星期日在这些礼拜堂中讲道一次，这一星期日在这两个礼拜堂中讲道，另一星期日又在其他两个礼拜堂讲道。如再加上平日的教义问答与课外讲解，这样讲道也能够像现在一样进行，同时也能够施行祈求拯救时所需施行的向神祷告的仪式。因为基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的。 [11]

19.但是，我想作如次结论，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说，如果将英格兰与威尔斯划分为许多三平方英里的地区，则可作为教区的地区，不过四千而已。

20.将这些什一税割让，岂不是窃取圣物吗?如果有人这样说，我的答复是:如果把它用于保卫神的教会，以对抗土耳其人、罗马教皇以及皈依于这些人的民族，则这种割让并不是窃取圣物。更不用说将什一税的四分之三给予当这些津贴公布之时就已不在人世的牧师的妻儿了。

21.如果我不怕提出削减教会财源的建议的话，我倒认为削减每个剩下来的教区牧师的什一税及报酬的一部分，而让他部分地仰给于他的教徒的自由的捐献，倒是促进福音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也不至触怒那些认为他们的全部俸禄应该依靠什一税来维持的人。[12]

22.我还认为，由于英国男人比女人多 （这种不平衡本身就妨碍生育），所以让牧师们恢复独身生活，或者不让结婚的人当牧师，是有好处的；因为事实上不难从五百万人中找到五千个能够并且愿意过独身生活的人，这个比例不过是千分之一。这样一来，不结婚的教区牧师就能够以他们现有俸禄的一半来维持他们现在用全部俸禄所过的生活。

23.但是，教区数目及牧师俸禄的削减要以下述条件为前提，就是这种削减必须不至于使现在的牧师蒙受损失。

24.至于削减行政及司法方面的经费，问题就在于废除不必要的、多余的以及过时的官职；也在于把其他官职的待遇减低到与执行职务所需要的劳动、能力及信任相适应的程度。因为有许多职务是完全由待遇很低的助理人员来执行的，可是他们的长官们——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在职务上已经做了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所得到的待遇却比他们多了十倍。

25.当这些经费只是用来支付官吏的正当报酬的时候，其多余的部分就应该或是交还对君主缴付这些经费的人民，或是由君主保留以备充作公共经费之用。但切不可为了某些人的频繁请求而将这笔款项给予他们。因为将这种恩惠给予他们，只会使他们及其随从者懒惰，不顾国家的和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时也完全不顾和无视公共福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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