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玉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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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试读：
前言
首都，总是比其他地区更引人关注。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它们本来就比其他地区更富裕。
睽诸全球各国经济格局，除个别例外，大凡首都所在地区，均是该国经济最兴盛繁荣之域。此一现象，业界谓之“首都经济圈”现象。
中国过去就是如此。无论长安、洛阳还是开封，均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宋代以后，中国的这一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移——都城从传统的黄河一线的长安、洛阳、开封北迁至华北平原北部边缘的燕赵地区，而经济中心则从中原地区南移至长江流域。政治与经济中心发生分离。
这一格局在此后维系了近千年，直至1949年鼎革以后，在中央高度集权、与苏联结盟的背景下，清朝“龙兴之地”东北成为共和国工业巨子，真正成为共和国的龙兴之地，并由此改变宋代以来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是充满意外。短短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便将共和国建设者倾举国之力打造的工业重镇东北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显赫地位笼罩在了愁云惨淡的“下岗潮”之中，中国经济格局复归“南重北轻”之象。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30年改革开放，不仅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亦使国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精心布置的相对均衡的经济格局被打破，传统工业重心东北和京津冀地区在中国政经版图上的位置持续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已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迅速崛起，中国经济南北失衡的格局日益加剧。
2006年以来，中央政府通过相继出台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试图调整、优化国民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布局。京津冀地区以其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独特地位而被寄予厚望，加强京津冀地区发展、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其他区域发展规划顺利出台所不同的是，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遭遇难产，迟迟未能出台。京津冀地区由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在此背景之下，本书三位作者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经济地理”栏目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剖析，试图追问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真实的政经逻辑如何展开，其未来又在哪里。本书的内容正是在这组系列专题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修改、评析以后所形成，希望能够在增强读者阅读快感的同时，也可以更清晰地展示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政经逻辑。
我们通过之前一系列现场调查发现，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难言成功，甚至堪称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失败的经典样本之一：京津冀三方尽管各为自我发展困境所累，但一体化协调发展却依然未能展开，行政区隔之下，京津冀区域内难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当然，京津冀三地加上中央决策部门一方，并非没有为这一地区发展单个城市和整个地区走出困境做过努力，然而当每一个地区着眼于自身条件而作出自以为正确的努力时，实际上反而离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其背后所体现的实质性问题之一就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被行政思维层层包裹，政府每一次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决策，最后都在实际中无一例外地被行政化。
可资对比的是，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在成功融入全球产业链发展体系的同时，其区域内部的融合也相对更加紧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梯度转移也在这两大区域内变为现实。
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局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个重要警示，如果任由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区域竞争态势继续，包括京津冀地区在内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依然难寻成功的样本。
实际上，这种行政力量无边界地调配经济资源、行政力量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本身，是发展权的不平等。这种发展权的不平等，既存在于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其发展权的大小由其在政治上的地位高低而定，在京津冀地区，自然是北京高于天津，天津高于河北；也存在于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二者叠加，形成双重发展权的不平等，自然会使区域内部发展失衡，坏上加坏，同时也会削弱该区域整体的发展活力与竞争力。
发展权决定着发展的结果。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如果发展权不平等的局面得不到实质性改变，“中国经济第三极”将永远停留在愿望阶段，区域内的龃龉不断仍将持续，三地各自的困境也将依然无解。反之，如果发展权得以均等化，区域内将形成市场的均衡，整个区域将充满活力与竞争力。
如果京津冀这一中国行政色彩最浓厚的地区都能形成平等的发展权，整个中国也将会在发展权平等的情况下，形成要素的自然流动，呈现自发的经济均衡。那时，京津冀是否是“中国经济第三极”已不再重要，人们也用不着操心中国经济格局失衡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书在表述以京津冀为代表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困局的同时，也对包括该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充满期待，这当属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探索，对整体经济发展在空间区域上如何实现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亦具有重要价值。上篇京津冀没有赢家【导言】
即便不用追溯至遥远的古代，而只是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京津唐工业区的名噪一时也使京津冀地区在中国政经版图上地位举足轻重。这使其有资格被人寄予厚望。
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直到目前，“中国经济第三极”还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设想。京津冀非但没有通过紧密经济联系实现区域崛起，反而因各自为政、画地为牢、龃龉不断而成为没有赢家的地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凭借首都之便，为所欲为，城市定位摇摆不定，城市职能持续膨胀，造成的后果是，北京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但“行政之城”的本色又使其拒绝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审视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市治理的一系列失策。于是一系列大城市病接踵而来，使这座看起来繁荣的现代大都市戾气遍地、深受折磨。
天津，作为首都北京传统的卫城，因在近代成为东西交流的前沿阵地而在民国时期繁盛一时。但这座天然是北京羽翼之下的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因长期被遮蔽于北京的光环之下而得不到重视与发展，充满着自豪、失落、无奈与不满。观近十年以来的超常繁荣，在舆论和研究者的眼中，亦充满质疑，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存忧。
环绕京津的河北，亦不能孤独的存在，更无法孤独的繁荣，其在京津两城各自为烦恼所困的同时，依然延续着作出牺牲以屏障首都的“命运”。长期被抑制发展的河北只能成为京津大都市外围的“黑暗”地带，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直接而又雄辩地证明了该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失败。
京津冀，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零和游戏的样本。第一章环首都贫困带：贫穷有边界
北京周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贫困带，在这个紧挨北京和天津的环形区域中，大约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贫困人口就达272.6万。河北老乡形象地说他们是“灯下黑”，看得见亮、借不上光。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可时过6年这里仍然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赤城无归宿
赤城县南接延庆、东邻怀柔，与北京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近的双方的鸡都可以互相串门，对面谁家吵架都听得一清二楚。
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不少贫困群众的土坯房，夏漏雨、冬透风；粮食靠天收，灾年靠救济；平日连豆腐都吃不起；上医院看病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更糟糕的是，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一直在拉大。一界之隔，穷富云泥
2011年12月19日中午，赤城县新华大酒店，火红的彩虹门映出喜气洋洋，一场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彩虹门下却聚集着十来个特殊的“客人”——讨喜钱的乞丐！
赤城县委一位官员有些惭愧，又有些愤怒地说：“最多的时候，有次婚礼去了70多个乞丐。”
这矛盾而讽刺的情景，残酷地刻画出赤城贫困的一面。
据赤城县扶贫办主任李贵忠介绍，截至2010年年底，该县有17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8.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34.6%。县境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120个村未完成“村村通”工程。不少贫困群众还是住旧房、没新娘、种“棒棒”（玉米）、晒太阳。有些土坯房，夏漏雨、冬透风；粮食基本上是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为生；不少群众平日连豆腐都吃不起；上医院看病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如果按照今年11月30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确定的2300元的新贫困线，赤城只有4个乡高于这个标准。”李贵忠说。
赤城南部4个乡镇与北京的延庆接壤，甚至延庆的一部分村庄就是从赤城划过去的，父母户口在北京、子女户口在赤城的现象并不罕见，至于赤城姑娘嫁到延庆的就更多。也因此，这里的人们对北京与河北贫富差距之大体会最深。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风俗习惯相近，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3%！“刚解放时，我们这边比紧邻的北京郊县日子要好过。”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介绍，虽然赤城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土地比延庆多，能填饱肚子，延庆的姑娘都往过嫁，“现在人家谁还往这嫁？”与北京仅一山之隔的河北省赤城县阎家坪村，曾是平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申贵飞 摄“京城一杯水，半杯源赤城。河北赤城境内的白河水，全部流入北京的白河堡水库，该县境内的黑、白、红三条河流，占密云水库来水量的53% 申贵飞 摄
赤城县郭家夭村，原有37户95口人，现在村里常住的只有40多人。其中30岁以上、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村民就有12个。也因此，当地流传着“山绿水清风光好，只见大哥不见嫂”的笑话。相反，赤城人都希望自己的姑娘能嫁到北京。
在赤城一个叫做二炮的村子，一户高姓人家嫁到北京，女儿的幸福生活曾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人家高家闺女年下回娘家，一家子是开着桑塔纳来的；人家闺女给带的礼品都是讲究的，亮晶晶的瓶瓶，透亮亮的罐罐；人家给爹妈钱，一给就是几千元……”
对于官员们而言，最直观的是工资收入比较。李贵忠说他的月工资是2200元，“只相当于延庆一个村支书的工资水平”。
这样对比鲜明的例子，似乎无处不在。“连北京那边的树栽得都比赤城多！”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说，延庆那边村支书的工资比赤城乡镇书记的都高，“人家都不知道‘扶贫办’是干啥的”。
巨大的差距，引起了当地干群的心理不平衡。赤城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和毗邻县区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群众心理影响很大。因为羡慕毗邻地区农民的富裕生活，一些深山区低收入群众非法种植罂粟，且屡禁不止；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更糟糕的是，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一直在拉大。
据统计，2001年，“环首都贫困带”25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京津远郊县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而到2009年，首都周边这25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缺乏产业调整自主权
赤城县发改局一位负责人认为，赤城和延庆的差距主要在政府转移支付等各项政策方面，“延庆享受北京的政策补贴太厉害”，“赤城和延庆存在明显的政策鸿沟”。
比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延庆的月工资能到1800元，而赤城只有五六百元；延庆的孩子上学、老年人坐车，都是全免费，赤城174个村公路都不通；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差别无处不在。“这导致紧邻北京的几个乡镇动员参加医保的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一位曾担任东卯镇副镇长的官员说，“人家是要给的补贴都给齐了，咱这儿是没钱补。”
2010年，赤城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但赤城可用财力为5.7亿元，延庆却高达60亿元！
另一项让赤城乃至整个河北省官员、学者感到不平的是，包括赤城在内的“环首都贫困带”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为了保证首都的供水和生态环境，而被限制开发。比如，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和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脱贫致富困难。
以赤城县为例。赤城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畜牧业曾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占到很多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这些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出现下降。
赤城县官员算了笔账：禁牧前一家养2头牛、20只羊，按现在一只羊一千元计算，年收入轻松过万，如果劳力多，四五万也不是问题；但禁牧之后，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
2006年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
不仅是赤城，张家口很多官员都难以忘怀那些曾经效益良好却被迫关停的企业：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从“九五”期间开始，关停企业就开始了。“有的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求停产，停产之后就再不批新开工；有的是直接要求关停。”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说，张家口只要想上一些大一点的污染项目，北京很快就会知道，基本都会黄掉。他至今还为效益颇佳的逐鹿造纸厂的关停而惋惜，环保部的领导一来，“一句话，就关了”。
在当地的官员看来，从发展规律而言，污染企业的关停是必须的，只是，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能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这为地方发展带来很大挑战。博弈生态补偿“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上述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呼吁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也已呼喊多年，至今不绝。
在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变成现实。“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的一位官员就认为，长期以来河北的这种诉求只是单方面的，从来未获得北京的响应。
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京津冀三地联手建立跨区域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的建议，以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
当时出席亚行报告发布会的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曾悲观地认为，这个示范区的成立并不现实，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如果让中央完全把它养起来，养成一个现代化的示范区，目前显然没有这个条件；拿北京市来说，用多少水，给多少补偿，也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事实比郭庚茂预计的要乐观。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确定，京冀两地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补偿。从2005年至2009年五年内，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
此外，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将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联合向国家申请扩大河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加大对国有林场的支持力度；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从赤城县发改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调研资料中也可看出，上述《备忘录》中提到的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均按计划进行。时至今日，北京市对“稻改旱”的补偿标准已提升至550元每亩，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也已进入第二个项目期。此外，北京还在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不定期地安排一些二三百万元的合作项目。“这点钱杯水车薪，但政治意义很大——北京关注这些地方了。”张家口发改局一位官员认为，“十一五”期间，北京在生态补偿方面开了好头，但力度不够，“十二五”要加大支持力度。
据这位官员透露，不久前召开的张家口市党代会曾提议，将“稻改旱”的补偿标准提高至800元/亩。而赤城县领导则希望将目前每吨水0.2元的补偿标准提升至与“南水北调”相同的2元/吨。“生态示范区建设，涉及利益分配，双方肯定会有博弈。”2005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汤敏认为，生态补偿如何进行，需要试验，“这是很长时期内形成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分拆河北省
赤城人丝毫不掩饰对北京的向往。
走在赤城县城不多的几条大街上，挂着京P、京N牌照的汽车随处可见。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说，顶峰时，赤城近30%的汽车上的是北京的牌照，为的是进出北京方便。能在北京买房、获得北京户口、能挂上北京的汽车牌照，都是赤城人可堪炫耀之事。“对赤城来说，北京很近，石家庄太遥远。”赤城县发改委一位官员说，无论是购物、上学还是就医、务工，赤城人“能在北京办的事都不会去石家庄”，对赤城经济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北京。
以就业为例，赤城临近北京的乡镇，80%的年轻人都去了北京务工，离北京远一点的乡镇，务工人员的五六成也都到了北京——夏天做建筑，冬天烧锅炉。“赤城的司炉工在河北是很有名的。”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自豪中带着自嘲。
而张家口市也明确将发展方针概括为“依托北京、服务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向北京开放”。
地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使赤城划入北京的想法显得再自然不过了。“对于官员来讲，赤城县划入北京后，至少工资会涨、孩子上大学更容易。”赤城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就曾说，21世纪初，吴良镛先生提出“大北京”规划时，曾有将赤城划归北京的消息；作为主要水源地，北京也曾一度有此意向，但遭到河北省的反对。“如今‘大北京’也没人提了。”这位官员有些惋惜地说。这意味着，赤城划归北京越来越没希望。
不独赤城有此想法。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也“含蓄”地说，张家口财政这么紧张，去石家庄开会，那么远，“对财政是个负担”。他们甚至在与北京官员开会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讲：北京这也不让张家口发展、那也不让张家口发展，干脆把张家口划为北京的区好了——哪怕只做北京的二等区。这时，北京的官员“多半会哈哈一笑，不置可否”，或者扔回一句“这事儿谁也左右不了”。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提供的信息显示，在私下里，关于京津冀的调整的三套方案已讨论多年，几成“公开的秘密”。
三套方案分别是：其一，恢复清朝时的直隶省——也就是京津冀合并；其二，冀北地区划归北京，剩下的保定、沧州以南地区形成小河北省；其三，河北一分为三，以天津为省会，与秦皇岛、唐山一起成立渤海省，张家口、承德划归北京，剩下的地方构成河北省。“这三个方案都可让河北免于目前这种不成体系的尴尬。”杨连云认为，河北省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中心、不成体系——唐山虽然位居河北经济龙头，但偏居冀东北一隅，且实力远不及京津；石家庄就更弱、更没有辐射能力。更早一些时候，河北甚至连出海口都没有，而要走天津。也因此被理论界愤恨地嘲讽为“没心没肺”。“没有经济中心，全国仅河北一地是这种情况。”杨连云说，北京实际上充当了河北的经济中心，“但这对河北太不公平”。所以，“无论谁来当河北省省长都不好当——毕竟河北的客观原因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即便张家口、承德是河北比较贫困的地方，就算河北当包袱甩给北京，北京要吗？”杨连云说，“北京觊觎的是廊坊的东三县香河、大厂、三河与涿州。”杨连云说，“但河北不会同意——北京老蚕食河北的地盘。”
1949年以来，先后划入北京的河北辖区包括通县、平谷、顺义、密云、怀柔、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延庆。
尽管行政区划调整的三套方案在民间已讨论多年，杨连云仍然认为，“这个事情不好解决，需要中央决定。”“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解决‘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不现实。”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毕竟张家口、承德这些地方离北京太远”；另外，“北京还要考虑河北的感受”。“边界是永远存在的。”汤敏与赵弘的观点不谋而合，“赤城划给北京，赤城以外的县呢？会不会也说他们与北京的差距有多大？！”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尴尬
河北省官方并未将“环首都贫困带”问题的解决放在行政区划调整上，而是抛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解决方案。
2010年5月，河北省提出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2011年1月，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写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且一度成为河北省区域战略的首位，提出“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该战略涉及河北省环绕首都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4个市，其下辖的14个紧挨北京的县市区悉数列入其中。这些地方被分为京东、京南和京北三大新区，要进行4区6基地建设，即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科技成果孵化、新兴产业示范、现代物流4类园区，发展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6大基地。
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该消息令河北方面颇为振奋，河北省一位官员甚至表示，正因为河北省有环首都的规划，才有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首都经济圈概念的提出。
赤城县环首都经济圈办公室一位官员说，这一年来，该县“环圈办”的主要工作是编制规划，着力于产业布局、交通衔接。在他看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涉及河北省和北京市的衔接，有些战略性问题甚至要上升到中央层面；而目前的“环圈办”在与北京对接方面是断档的，“剃头挑子一头热”。
另一些赤城县官员则表达了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不满。“工资没涨，好处还没看到，房价倒涨了不少。”自赤城被划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后，房价由每平方米一千多元涨到了每平方米四千多元。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名官员则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划得太小，只将与北京接壤的县市纳入。
据该官员介绍，吴良镛院士本世纪提出的“大北京”方案最优、最受欢迎；后来国家发改委牵头做的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也不错”——虽然该规划最终没有出台，但从这位官员看到的几个方案来看，也都是将张家口定位为生态涵养区、限制开发，“我们也不可能同意”，修改完善之后也可以接受；“现在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更小了”。“河北省太急了。”他说，对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而言，“只能说有比没有好”。“将贫困带变为绿色发展带，方向是正确的，对北京、对当地都有好处。”汤敏对张承地区的绿色期待一如既往，“但如何将贫困带变为绿色发展带？如何投入？”
作为一线的“环圈办”官员，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工作的不易。
目前，从北京到赤城县城，需绕经沙城，路长180公里，一般需耗时两个多小时。因此，该县计划修建从赤城县城经该县后城镇连接延庆的进京高速，可将路程缩短为110公里，形成名副其实的“一小时经济圈”；但延庆的规划却是一级公路而不是高速。为了对接延庆，赤城只能将规划修改为一级公路。新问题又随着而来——河北的政策是优先满足高速公路的用地指标。“今年以来，省发改委、交通厅、国土资源厅，没少跑路，但土地指标还是没跑下来。”赤城县“环圈办”一位负责人抱怨说。
蔚县至北京的高速也遭遇类似情况：规划、勘测多年，至今尚未开工。
更让地方官员怀疑的是，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所规划的产业，大多是旅游、休闲、养老等第三产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对财政贡献不明显。“旅游对财政收入几乎没有贡献，连县旅游局那几个工作人员都养活不了。”期待市场化互动机制“年底送温暖、给点东西，只能解燃眉之急，关键是政策和项目。”在赤城、张家口的地方官员们看来，没有大工业项目带动，根本无法改变该地区的贫困面貌。
但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北京主要是个政治、文化城市，而不是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将主要是其庞大人口的消费辐射，而不是制造业辐射，指望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是不现实的——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达百分之七十多，工业比重已经很小，且北京自身远郊县尚有转移空间。
中央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或许有利于这一地区更快摆脱贫困。在2011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上，“环首都贫困带”所属的燕山—太行山脉被列入下一个十年中央扶贫集中连片开发的14个重点地区之一。河北省扶贫办一位处长透露，河北省正在编制规划，将紧邻北京的涞水、赤城、滦平、丰宁4县作为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
赤城县官员证实，河北省副省长沈小平、省委副书记赵勇先后到该县调研。赵勇表示，要重点发展赤城与北京接壤的贫困村，缩小与北京之间的差距。“要是‘十二五’末能达到北京郊县农村现在的水平，赤城就能在张家口排第一了。”赤城县扶贫办一位官员认为，赤城很难赶上北京，“人家是跑步前进，我们是走步”。“关键是河北省没有钱。”这位官员介绍，河北省的计划是每个重点扶贫村投入1000万元，但却需要通过贷款筹集，由政府担保。这被认为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扶贫模式，长期来看，扶贫投入的长期性和收益率很低的现实，能不能持续地获得银行贷款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贷款投入对本来就面临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而言，会进一步带来压力，地方政府也难有真正的动力来推动这一扶贫模式。
不过，近年来北京资本的持续进入，令张家口看到了希望。“2009年以后，招商引资形势明显好转。”张家口市发改局官员告诉记者，之前签个几千万的项目都很不容易，但今年前11个月，张家口就签署涉京项目178个，合同引资459.13亿元，引进资金213.06亿元，同比增长84.76%，分别占引进市外和省外资金的46.69%和58.52%。
这些通过市场机制进入张家口的资金甚至引导农民主动“退稻还旱”。万全县的一些农民，在龙头公司的带动下，主动放弃种植水稻，而改种糯玉米。这显然被包括张家口官方在内的河北省方面寄予厚望，希望这是北京和环首都贫困带地区市场化的互动机制形成的开始。十三不靠“张老三”
有一则笑话说，航空公司只卖打折的机票，什么老人、小孩、学生、干部、商人，各色人等都能找到相应的打折理由，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哪个打折的政策都套不上，买不上机票就上不了飞机。张家口就是这样的“乘客”。
张家口处于河北北部，说起来离海不远，到最近的海港秦皇岛也就100多公里，河北属于沿海省份，但实际上还不如内蒙古、山西。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张家口啥光都没沾上。燕山那边的张家口和承德长期被河北边缘化，被经济发展边缘化，成了被全国人民遗忘的角落。
张家口，一度被称做“皮都”、“华北第二商埠”，曾是华北地区的工业脊梁和龙头之一，也曾在河北荣膺“张老三”的显赫座次。其坐拥区位、交通、市场、资源、旅游、基础、后发等种种优势，可贫困仍像一个幽灵，困扰着那里的人们。截至2010年底，这里尚有80万贫困人口、拥有河北近三分之一的贫困县，下辖区县没有一个进入河北经济排名前80强。那些烟消云散的繁华
至今，在稍微详备些的世界地图上，你都能找到一个叫Kalgan（卡尔干）的地方。
Kalgan就是张家口。它由蒙语翻译而来——控扼着蒙古高原进出北京咽喉要道的张家口，曾是那些携风沙而来的马帮和驼队艰难旅程的终点，那些名字里带着“巴图鲁”的壮汉们，把舟车千里拖运而来的皮货等草原特产换成大把的银元。“历史上，张家口曾是个繁华之地。”张家口曾是北京通往乌兰巴托、恰克图的交通要道，贸易繁荣，票号林立，“皮都”之名响彻关内外。
晚清时，张家口依托龙烟铁矿和下花园的煤矿，建成了百年钢厂——宣化钢铁。民国时期，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省会，1946年又成为内蒙古首府。解放战争时期，张家口，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大中型城市，一度被称为“第二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二五”和“三五”建设时期，张家口也颇受眷顾，军工、工程机械、纺织工业的繁荣令张家口称雄河北，直到“文革”时仍是河北赫赫有名的“张老三”。
一位张家口游子的回忆也从侧面展现了张家口曾经的繁盛：粉色的毛纺厂污水与蓝色的药厂污水在并流之后颜色仍泾渭分明，引得年轻的孩子们捏着鼻子驻足观看。
如今，不要说明清时的繁荣已成往事，即便“张老三”时的景象也无法追寻，留给张家口人的更多是苦涩：龙烟铁矿和下花园煤矿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采已基本枯竭；一毛厂、二毛厂……一直到八毛厂全部倒闭；曾制造红、黄、黑三色烟龙的黄磷厂、硫酸厂、炭黑厂已相继停产关门；因“口皮”称誉海内外的“皮都”桂冠也已易帜，被辛集、大营摘去。
这使张家口这“塞外一枝花”，最终在河北省内沦落为“不是老九就是老八”。为了首都的天蓝风清
张家口的发展绕不开北京这个因素，为了让首都北京拥有清风、净水和蓝天，张家口必须在发展上有所取舍。
在上述张家口市发改局地区处负责人看来，张家口经济上的衰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中苏紧张时期。
彼时，张家口作为首都“北大门”，成为中国五大军事要塞之一。“只摆部队，不摆项目、不修路。”这位军人出身的发改局官员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打完了仗再建设”。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留给张家口的遗产之一是众多废弃的防空洞。举着桦树皮火把钻防空洞也成为很多张家口人的记忆。
军事要塞的特殊地位又导致张家口在随后的对外开放浪潮中“迟到”。直到1994年，张家口才获准C级开放——允许商务人士在张家口的部分地区活动。“这时，东南沿海地区已经享受优惠政策发展起来了，张家口却无法招商引资，错失大好时机。”这位发改局官员感叹。
另一个至今让张家口人耿耿于怀的是政策因素：一方面，张家口为保证北京水资源供给、保证首都的空气质量而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生态治理、并限制发展；另一方面，张家口却很少享受到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张家口处于河北北部，说起来河北还属于沿海省份，但实际上还不如内蒙古、山西。”这位官员抱怨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张家口啥光都没沾上。”
还有一种在张家口私下谈论却不公开的怨言是，张家口和承德长期被河北边缘化。
1953年，张家口由一个省会城市变成普通城市，政治地位开始衰落。此后，河北的发展战略中，对张承地区殊少眷顾。只是在2003年的“一线两厢”发展战略中提出，由发达的“一线”带动北厢的张家口、承德。这一战略因并未得到认同，基本流于口号。“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这一线虽然相对发达点，但让他们带动张家口、承德，根本带不动。”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指出，张家口、承德跟河北经济上并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张家口承德私下都有怨言，认为河北在全国被边缘化、张承在河北被边缘化”。彷徨与迷茫
面对张家口的贫穷，张家口的主政者自然无法坐视。但没有人能清晰地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张家口的发展脉络。
长期以来，基于为北京作出的牺牲，张家口曾寄望得到北京的补偿，之后又将希望寄托在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当这种期待长期无果、反而被北京吸纳的情况下，张家口实际上扮演的不过是首都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改革开放后，张家口的领导换了好多届，每届都会提出新思路、新口号。一会儿是‘西输东联’，一会儿是‘打造塞外明珠’，一会儿是‘绿色崛起’……”张家口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口号太多了，说不清。”
无论张家口的发展口号如何多变，北京都是绕不开的因素——一方面，毗邻北京被视为张家口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为了服务首都，张家口必须在发展上有所取舍。
不过，对于“在张家口领导心中，服务北京的政治任务和发展张家口孰先孰后”的追问，当地官员没人愿意回答。
长期以来，张家口实际上扮演的不过是首都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即便如此，还曾上演山东寿光人开车买下张家口的蔬菜拉到北京再打着寿光的牌子卖的讽刺一幕。
而今，虽然张家口官员已经认识到，“指望北京的企业搬迁到张家口是不现实的”，但对如何依托北京发展仍未有清晰而坚定的战略：尽管张家口市政府已将旅游确定为未来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但差不多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张家口官员都对旅游能否使张家口脱贫表示怀疑。
延庆县发改局负责人的一次来访，更坚定了张家口官员的这种怀疑。这位延庆官员问对方：“你说你们发展旅游，都有哪些资源、优势？旅游又能给你带来多少财政收入？”
崇礼滑雪、张北草原音乐节曾被外界视为张家口依托北京、融入北京的成功案例，但在张家口当地，这两个地方的经验仅仅被归结为“宣传做得好”。
对于张家口究竟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他们尚在等待，希望中央能给出明确意见。“为了保护生态，可以限制张家口发展一些产业，但有限制就应该有鼓励，可以鼓励其他产业的发展。”张家口一位官员说，“毕竟要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啊。”
在地方官员们看来，“关键还是要有大项目”。他们呼吁，中央应该在张家口部署一些重大项目。扶贫从打井到调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张家口坝上地区的草原胜景令人心驰神往。然而近年日益严重的干旱不仅湮灭了众人的“草原梦”，更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百万居民的生活用水。
张家口市发改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坝上年平均降水量仅为330毫米，而年平均蒸发量却达1700毫米左右。持续干旱已造成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地下水可利用量仅为1.03亿立方米，地表水几乎无水可用，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需求达2.3亿立方米，地下水严重超采。
坝上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是在2002年。是年，中澳技术合作河北水及农业管理项目办公室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当地水务部门简称其为“澳援办”。
从2003年开始，“澳援办”在坝上几县设立了各种类型的监测井100多眼，用来监测其地下水位。从监测数据来看，大部分机井的水位都在下降——地下水位年平均降幅达1米，严重的地方，甚至一年下降了近10米。
与此同时，调查人员还发现，从2000年开始，坝上浅层井成批报废。尚义县2000多眼井干涸，由于淖泊周围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地下水位下降，使淖泊水大量补充周围地下水，湿地面积萎缩，多处淖泊干涸。
调查人员认为，华北最大的内陆河湖泊——拥有近6万亩水面的安固里淖的干涸，与此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大规模打井取水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坝上生态农业工程”是河北省张承地区重点的生态农业工程，“中低产田改造”是其中项目之一——通过打井改造农田。1998年开始，为了大力发展水浇地，提高土地质量，坝上“万眼井工程”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到了2000年，坝上打井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那个时候，农民种菜开始见到了明显的效益，打井的积极性更高了。”张家口市水务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与此同时，政府各个部门也开始把打井视为坝上的重要扶贫途径，形成了“打井就是扶贫”的观念。
坝上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迫使张家口市政府在2007年3月26日发出了“坝上禁水令”：从当年起，坝上不准新增一眼井，严格控制蔬菜种植面积，加快发展节水农业。
然而四年之后，坝上面临的用水局势是：35万人吃水困难，53万人饮水不安全。“仅靠单一的节水措施已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张家口市副市长杨玉成曾公开表示。
在“引黄济坝”工程倡议者看来，坝上地区与拟调水的黄河包头市一带，均属内蒙古高原，虽有一定的高差，但地形地貌基本相似，具备引水的条件。“但是，从黄河引水属跨省、跨流域调水工程，涉及流域之间水资源的重新分配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前述张家口市发改局官员表示，在涉及跨流域调水问题上“必须得到国家支持，希望京张携手共同推进该项工程实施”。脱贫路上的生态困境
对于张家口抛出的“引黄济坝”方案，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斥为“一厢情愿”。“坝上生态承载不了那么多人，硬要发展怎么行？”
据杨连云介绍，历史上，坝上本是一个原生状态的自然生态系统。明末清初，这里还是一个林草繁茂的森林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和“棒打狍子瓢舀鱼”是当时的自然景象。到16世纪中叶，除作为皇家猎场的部分地段外，坝上森林基本被毁。清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公开宣布出售坝上仅有的封育了200多年的围场原始山林；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将围场尽数招垦，坝上地区的原始森林从此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初的三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垦殖，使得原始草原生态又遭到巨大破坏。
到2000年时，坝上地区沙化和盐渍化土地面积合计已占其总土地面积的47%，草场盖度仅为44%，较50年代初下降了46个百分点，其中盖度不足10%的重沙化面积占坝上总土地面积的4.1%；土壤风蚀、水蚀模数分别达到3000吨/年·平方公里和1200吨/年·平方公里。造成大片荒漠化土地在京津北部不远处形成两条百里风沙移动带，并导致官厅、密云、潘家口三大水库淤积、塌岸现象严重，输入京津的水量不断减少，滦河支流枯水季节经常断流——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把坝上生态系统的功能自觉不自觉地定位在生产功能上，试图通过其自身资源的开发达到解决由于人口增长和贫困所带来的全部问题的目的。结果是生态功能丧失，生产功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生活功能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化。”杨连云认为，必须跳出“半农半牧”的固有思维框架，把退耕还草还林、建设生态环境、发挥生态功能作为坝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方向，即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但张家口官员抛出来的问题同样让人无法忽视：坝上都是贫困县，如果不就地发展脱贫，100多万人口，你把他们往哪里迁移？
一方面，中央、河北每年把坝上地区的扶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却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只能在自身可选择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使当地脱贫。这将使坝上陷入“开发—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
坝上的悲剧何日能够终结？【点评】
河北需要平等的发展权
叶一剑
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独立电影《光棍儿》，让很多人重新记住了张家口。电影讲述了张家口市万全县顾家沟村四个光棍的故事，故事中深刻地对这个贫穷村庄社会关系“荒诞而又荒凉”的塑造，挑战了很多人对中国乡村贫穷认知的底线，尽管导演郝杰说，电影完全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而考虑到顾家沟距离北京仅150公里，使得舆论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真的难以想象距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还有这么贫穷和落后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