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试读：
题记
献给玛利亚西尔维娅·乔拉（Mariasilvia Ciola）和马迪·甘多尔福（Madi Gandolfo）以表钦佩与感激前言我的历程：从胆囊、鸟类，到人类我很同情那些可怜的社会科学家，那些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不懂得如何运用缜密的实验室对照实验来进行研究。在对照实验中，研究者可以对一个样品进行操纵（比如往试管中添加化学助剂），而让另一个相同的样品保持原样；随后，对二者进行对比，从而获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答案。
受操纵的对照实验是真科学的标志——至少，根据那些做这类实验的科学家们（比如化学家们和分子生物学家）的说法是如此。分子生物学家们将他们所做的这类实验视为“硬科学”（hard science）。他们蔑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为“软科学”（soft science）。实验室科学家们声称，他们优越的科研方法使得他们通过实验成功地回答了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最精细的问题——包括非常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分解钼原子的超精细结构，或者识别β-半乳糖苷酶的第137个氨基酸的作用。与此同时，那些社会科学家们甚至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样显而易见的基本问题都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假使这些社会科学家们采用缜密的对照实验方法，他们就会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
比方说，我们来考察一个意大利人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意大利南部长期以来比意大利北部贫穷？是由于地理的缘故吗？具体地说，是由于意大利北部的土壤更加肥沃，其地理位置更靠近德国和法国这些技术发达的欧洲国家吗？或者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意大利南部诺曼和波旁统治时期遗留的问题，黑手党（Mafia）、克莫拉（Camorro）、光荣会（'Ndrangheta）等秘密组织——在意大利南部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有害影响吗？
关于意大利南北贫富差异这一问题，我提出以下这个不算过分的建议：让来自仙女座星系（Andromeda Nebula）的超凡来客拜访地球吧。这位不同凡响的客人在仙女座的几所大学里都接受过实验室对照实验这种缜密方法的训练。这位外星来客熟知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异，会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验方案。为了评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外星来客每年都会从波河河谷（Po Valley）取来肥沃的冲击土壤，覆盖在西西里岛（Sicily）上，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南部这个不幸的地方挪开，移到繁荣的意大利北部热那亚（Genoa）附近的海面上。为了评估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这位外星来客会利用时间机器来消除意大利南部诺曼和波旁政府的痕迹，让历史车轮重新滚动。然后，外星来客把意大利东南部（但不包括意大利西南部）所有黑手党嫌疑成员杀死，并向意大利东北部（而非西北部）的迁移10万黑手党成员，让他们携带足以使那里的贿赂和勒索活动司空见惯的资金和订单。意大利西北部作为未受到操纵的地区会成为受操纵的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参照；意大利西南部作为未受到操纵的地区会成为意大利东南部地区的参照，而意大利本土的南部地区可作为移位后的西西里岛的参照。40年以后，这位仙女座的科学家再次光临意大利，比较移位后的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南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比较有意让黑手党泛滥的意大利东北部与因未受到操纵而没有黑手党的西北部之间的贫富差异，比较有意消除黑手党的意大利东南部与黑手党泛滥的意大利西南部这个参照区域之间的贫富差异。利用这种对比方式，这位来自仙女座的科学家一定会获得关于意大利南部和北部财富差异根源的强有力证据。
唉，遗憾的是，上述这个看上去不算过分的建议是不道德、不合法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其他潜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同样是不道德、不合法、不切实际的。但我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放弃任何进步的希望呢？
当然不是。事实上，科学并非只能借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极力推崇的对照实验才能够取得进步。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方法，获得有关现实世界的可信知识。
在我26岁的时候，我懂得了以上的道理。那时，我开始将童年时代对鸟类进行观察的爱好发展成为严肃的鸟类学职业研究。在21岁到25岁之间，我攻读生理学实验室科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生理学老师们教会我如何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室实验来解决生理学问题。例如，被称作钾（potassium）的常见离子会影响与它同样常见并相近的钠（sodium）从胆囊中流出的数量吗？如果会，其影响的程度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的老师教我将胆囊交替放入有钾和没有钾的溶液中，来测量钠从胆囊中流出的数量，计算钠在有钾与没有钾的溶液中流出胆囊的数量比。由此，我得出了精确的定量结论：有钾的溶液中的胆囊和没有钾的溶液中的胆囊相互构成参照；加上钾之后，钠流出胆囊的数量增加30％。
随后，当我到新几内亚去研究鸟类的时候，我发现我会问自己完全相同的问题。例如，一种常见的新几内亚鸟类叫作西部白眼知更鸟（Western White-eyed Robin），它会影响它同样常见的近亲东部白眼知更鸟（Eastern White-eyed Robin）的数量吗？如果会，其影响的程度又如何？理论上讲，我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假设我把当地的西部白眼知更鸟全部弄死，然后观察东部白眼知更鸟在没有它们近亲西部白眼知更鸟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增加的数量。唉，很遗憾的是，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是不道德的，是非法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就如同来自仙女座的科学家想把西西里岛迁移，想杀死黑手党成员或者让他们搬家。为了回答我的鸟类学问题，我必须寻找其他的方法。
于是，我选择了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来替换实验室对照实验的方法。自然实验是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杀死所有的西部白眼知更鸟，而是对新几内亚岛上许多不同的山脉进行比较，其中的一些山脉有利于西部白眼知更鸟的生长，另一些则不然。我发现，东部白眼知更鸟在没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的数量比在有西部白眼知更鸟山上的数量多出30％，这是由于在没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东部白眼知更鸟可以向上扩散到一定的海拔范围，而这一范围在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是被西部白眼知更鸟占据的。当然，如同实验室里的对照实验方法一样，自然实验方法也有它的误区。还是拿白眼知更鸟做例子，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两种鸟类的数量是相关的；但如果想得出东部白眼知更鸟数量的自然减少就是由于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增多这一结论，我们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做更多的观察研究。
除了回答新几内亚岛上白眼知更鸟的数量问题之外，自然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有些时候，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纯粹的自然实验的例子，几乎跟一个胆囊在有钾和没有钾的溶液中产生不同的反应一样。例如，一个从前统一的国家被从地理上分为完全独立的两个部分，并各自形成各不同的政府和机构。这类例子中就包括在1945年还是统一国家的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从1945年至1990年，这两个国家各不相同的政府和制度对经济产生了迥异的刺激效果，因而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财富状况也差异巨大。1989年，这个历史上的自然实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戛然而止。尽管德国这个例子只是比较了两个实体，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明确的。我们知道，在1945年之前，东德和西德在其政府、制度以及其他方面都是一体的；而到了1990年，它们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差异。这完全是因为1945年至1990年期间，不同的政府采取了不同政策。
在其他情况下，被比较的实体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不仅仅只在一个单一的主导变量上有所不同。例如，在论证纬度对国家财富的影响时，人们不能只比较一个像赞比亚这样的低纬度国家与一个像荷兰这样的高纬度国家。除了纬度的差异，这两个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不同的。但是，将处于不同纬度的几十个国家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般情况下，高纬度温带地区的国家比低纬度热带地区的国家富裕两倍。
在这本小书中，我将用七章的篇幅，借助鸟类观察家的自然实验方法，阐释我们在探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时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第一章探讨一个对经济学家具有学术意义而对于所有地球上的居民都具有巨大实际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然实验显示，这一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在于地理：在对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除了地理位置其他方面都相当的国家——进行对比后证明，不但接近赤道的热带国家相比于温带地区国家贫穷，内陆国家相比于沿海和有可通航的河流的国家也要贫穷。所以，意大利拥有地处温带地区以及海岸线长的有利条件；同时，意大利北部地区拥有比意大利南部地区离赤道更远的有利条件。
第二章考察了制度在国家财富差异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拥有良好制度（good institutions）的国家——诸如诚实的政府，合约和法律受到遵守——往往会比那些政府腐败以及违反合约和法律的国家富裕。但是，制度本身又是地理和悠久历史的产物，也是诸如德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这类历史“突发事件”的产物。
第三章聚焦一个具体的国家：中国。今天，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是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在有限的篇幅内，我简要阐述了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地理、人民、语言、农业、史前史、历史以及今天的状况。一个有趣的自然实验的例子是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地图。你们立刻就会注意到，欧洲拥有大的岛屿（如不列颠和爱尔兰），大的半岛（如意大利和希腊），横亘陆地的山脉（如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如同车轮的辐条一样向四周流淌的河流（如莱茵河和多瑙河）。以上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我探讨了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的这些地理差异对于导致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第四章，我试图通过比较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危机归纳出经验教训。日本、英国、德国、智利以及其他国家曾经面临外部因素或者内部因素导致的危机，或者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引发的危机。这些国家成功解决危机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我的意大利读者们可能会饶有兴趣地问，这样的比较对于理解意大利曾经经历的危机——如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和法西斯的出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并且，意大利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目前已经出现的危机迹象？
在这本书中，有两章的主题直接涉及我们每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第五章。这一章对比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对个人遇到的危险所做的反应和我的新几内亚朋友们对危险的反应。我在与这些朋友的接触中，通过采取被我定义为“建设性妄想狂”（constructive paranoia）的态度，学到了许多正确对待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危险的方法。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一章中学会更清楚地思考什么是危险，认清什么是普通危险（比如在淋浴时滑倒），从而减少对恐怖分子和飞机失事的担忧。
在第六章，我同样把重点放在个体的层面而非国家的层面上。自然实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健康、如何在进入老年以后依然保持生活质量的例子。特别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疑问：为什么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几内亚人和其他人群几乎从不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以及中风，而这些疾病却是现代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今天，具有悲剧色彩的自然实验告诉我们，新几内亚人以及其他曾经有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之后，如何迅速患上了那些疾病。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知识减少那些疾病带给我们的死亡风险。
最后，这本讨论大问题的小书在第七章以探讨最重要的主题收笔：今天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对于我所认为的三大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的七章内容清晰地说明了社会科学的魅力、困难及其重要性。我希望，你们会觉得书中所谈的这些问题对于你们个人的生活以及对于你们国家的未来都是有关联、有启发性的。我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说到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要感谢我在罗马路易斯大学（Luiss University）的同事和学生们。2014年3月，他们邀请我做讲座。这本书的七章均源自我当时为罗马路易斯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准备的讲稿。我特别感谢玛利亚西尔维娅·乔拉和马迪·甘多尔福两位出色的意大利女士为我的访问所做的周到而细致的安排工作。感谢你们，感谢罗马路易斯大学的同事们和学生们，是你们大家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置身意大利，每天都聆听你们说，也跟着你们说美妙的意大利语。第一章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地理的作用
假设你们遇到某个人，这个人你们从未谋面，你们会想办法得到尽可能多的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但是，只允许你们问对方两个问题，而对方也只被允许用一个词来回答每一个问题。要想让对方用一个词来回答问题就会让你们得到关于这个人的最重要信息，那么，你们应该问的这两个问题是什么？
许多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你在哪里出生的？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先来说说一个人是哪一年出生的问题。假设一位意大利人告诉你们，他或她出生于1920年，或者1940年，或者1950年，或者1990年。仅据这一点，你们就会做出许多推测，想到那位意大利人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出生于1920年的意大利人生长在独裁统治之下。出生于1940年的意大利人很有可能经历过战时的轰炸和战斗，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后艰难时期。出生于1950年的意大利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战后最为艰辛的时期，但是却经历了红色旅（Brigate Rosse）的年代。出生于1990年的意大利人仅仅从书本中知道独裁统治、轰炸和战斗、战后的艰难时期以及红色旅。所以说，只要你们知道了一位意大利人的出生年代，你们就会知道许多有关这位意大利人的生活经历。
再来谈谈一个人在哪里出生这一问题的答案。假设你们刚刚遇见的那个人回答说，他或她出生在意大利，或者出生在海地，或者出生在美国，或者出生在卢旺达，或者出生在伊拉克，或者出生在韩国，你们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个答案足以让你们知道那个人可能有怎样的生活方式。例如，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是开车去上班，或者乘坐快速公交车。我们居住的房子或者公寓是由别人为我们建造的。我们吃的食物是别人种植出来的粮食，而我们只是从市场里购买所需的食物。我们穿的衣服是别人缝制出来的。我们有医疗保险和牙科保健。我们享受大众娱乐——诸如电视节目和电影。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意大利人的和美国人的截然不同，仅仅是因为他们很不幸运，出生在海地或者卢旺达。海地人、卢旺达人以及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亿人，他们跟意大利人和美国人一样聪明，一样努力地工作，但他们付出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他们步行去上班，而不是自己开车或者乘坐快速公交车。他们自己盖房子或者搭建棚屋。他们吃的食物是自己种植的。他们自己缝制衣服，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衣服穿。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和牙科保健。他们享受不到电视节目和电影这类大众娱乐。
意大利人和海地人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所有这些不同都说明，一个人碰巧出生的地方对于这个人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国家财富的差异是世界区域地理的一个基本事实。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诸如挪威、意大利和美国这些最为富裕的国家，其人均年收入要比布隆迪和也门这些最为贫穷的国家的人均年收入高出400倍。关于国家财富的差异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学术问题，它还是一个涉及重大政策含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一问题的答案，也许贫穷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答案来帮助他们自己变为富裕的国家；并且，富裕的国家也可能依据这些答案设计出来更加行之有效的对外援助计划，有的放矢地帮助贫穷的国家。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以个人的经历编一个有趣的故事，谈谈国家财富的差异。大概在10年前，我到过荷兰，在那里停留了几天。之后，我乘飞机开始了一次长途飞行，飞到非洲国家赞比亚，在那里也逗留了几天。短时间在两个不同国家的经历让我产生联想。假如一位外星来客从太空来到地球，第一次到访荷兰，这位外星来客会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国家呀！没有一样对国家发展有利的条件！荷兰一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个外星人做出如此论断是因为他发现，荷兰有着漫长的冬季，而夏季则很短，所以荷兰农民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庄稼。荷兰没有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荷兰的地势低洼平坦，因此荷兰没有水坝或者水力发电，只能依靠进口石油和煤炭来提供大部分能源。很不幸的是，荷兰与德国拥有共同边界；德国的疆域比荷兰大很多，并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1940年，德国就曾经侵略过荷兰，把荷兰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三分之一的荷兰疆域处于海平面以下，有被海洋淹没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外星来客猜想荷兰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并非没有道理。
随后，我乘飞机到达位于非洲南部的赞比亚。想象着这位外星来客还在太空的时候就可能听说过，非洲的国家一般都比较贫穷。但是，当这位外星来客到达赞比亚之后，会对赞比亚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其他大多数非洲国家甚至与荷兰相比，赞比亚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不像意大利和美国，赞比亚不需要购买石油、天然气或者煤炭来产生能量。相反，赞比亚所有的能量来自水电。赞比亚在赞比西河上建造了巨大的水力发电站。这些大坝发电能力巨大，不仅足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能够向邻国出口电能。不像荷兰，赞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铜矿。赞比亚的气候温暖湿热，可以保障农民每年种植几季庄稼，而不像荷兰那样每年只能种植一季。与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不同，赞比亚是一个爱好和平、政局稳定并且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赞比亚的部落之间没有相互械斗的问题。赞比亚从未发生过内战，也从未与邻国发生过战争。赞比亚实行自由选举制度。赞比亚人民是善良的人民，他们努力工作，重视教育。
所以现在，请你们猜猜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你们认为赞比亚的人均收入应该高于、低于还是与荷兰的人均收入持平？如果你们认为荷兰的人均收入高于赞比亚，那么，荷兰的人均收入应该高于赞比亚400倍、10倍还是1.5倍？
答案是：荷兰的人均收入比赞比亚的人均收入高出100倍！荷兰的人均年收入大约为22000欧元，而赞比亚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20欧元。对于外星人来说，这个差异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既然赞比亚拥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有利条件，荷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为什么荷兰会比赞比亚富裕那么多呢？
这个例子凸显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回答这一问题又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在这一章，我将谈论地理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打算忽略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只不过，我把这一章专门用来讨论地理因素。制度因素的讨论会留到下一章。
最重要的地理因素之一是纬度。一般来说，位于温带地区的国家比位于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富裕得多。甚至那些拥有良好的诚信制度的热带国家——诸如哥斯达黎加——也比像保加利亚这样没有良好诚信制度的欧洲国家要贫穷。
有趣的是，纬度对于财富所起的这一作用甚至表现在那些疆域从南到北绵延不同纬度的国家内部。例如，位于温带的美国东北部各州——诸如纽约州和俄亥俄州——要比地处温度高的热带地区的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这些美国东南部的几个州富裕多了。在过去，美国东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的财富差异比现在还要大。同样，在巴西，富裕的区域处于远离赤道的温带地区，分布在巴西南部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些富有城市及周围——巴西位于赤道以南，而美国位于赤道以北，所以，美国的温带在美国的北部地区，而巴西的温带则在巴西的南部地区。巴西最为贫穷的地区是巴西北部位于赤道地带的热带地区。换句话说，纬度对于财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还表现在那些其疆域从南到北绵延不同纬度的国家内部。因此，有人会好奇地问，是否地理因素以及制度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比意大利南部更富裕？
关于热带地区的国家比温带地区的国家贫穷这一问题，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热带国家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以及相比之下显现出来的更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从农业生产率谈起，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假定是：热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比温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预期更高。这一假定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农作物生长季节在热带地区持续整个一年，而在意大利则只有半年，或者在瑞典和加拿大则只有几个月。另一个预期热带地区农作物产量高的理由是，热带地区全年温度都很高，经常有足够的日照，其降雨量和可用水量往往比温带地区要高很多。例如，年降雨量1000毫米在意大利算是不错的降雨量，但在新几内亚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低的降雨量。在新几内亚，任何一处的年降雨量都要高于2000毫米；大约有一半的地方，其年降雨量在5000毫米以上；而最潮湿的地方，年降雨量在10000毫米以上。
尽管热带地区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农作物产量给出很高的预期，遗憾的是，这里的农民们最清楚，那不是事实。当看到意大利的主要农业地区——特别是波河河谷——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嫉妒。
有两点事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热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不仅不高，反而相对低。这两点原因与人们最初的预期相悖。
一个原因是，热带地区的土壤肥力低，土质贫瘠。在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温带地区，农民们已经习惯了深层的、肥沃的土壤。这些温带地区形成肥沃土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几百万年的冰川时代，冰川在美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移动，先是从北向南，然后再从南到北后退，反复了至少22次。在冰川前行和后退的过程中，冰川磨碎了流经区域下面的岩石，由此生成了新的富含营养成分的深层土壤。相反，热带地区从未有过冰川运动，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深层肥沃土壤持续不断地再生。
关于热带土壤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温带地区的森林里散步的时候，看到地上覆盖着许多落叶和枯枝，我们会对这种环境习以为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树上落下来的枯枝和树叶富含有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枯枝落叶在缓慢地发生腐变，释放出的营养物质浸入土壤之中。但是在持续高温的热带地区，枯枝落叶以及其他这类落地的有机物在微生物和小动物的作用下会迅速分解，热带地区频繁的强降雨很快便将这些营养物质冲到河里，然后带进海洋。
热带地区农作物产量低的另一个原因是，热带地区以物种丰富著称，比温带地区的物种要丰富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鸟类观察者们喜欢到巴西去；其实，那里不只是有许多鸟类物种，那里还有更多的其他物种，如病原菌（pathogen）、昆虫和霉（mold）。这些物种会侵染和糟害农作物，结果是热带地区农作物很大一部分产量遭受了损失。
以上谈到的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与人们的最初预期相反，热带地区的农作物比温带地区的产量低。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主要农业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荷兰、阿根廷、智利、南非以及其他国家——几乎都在温带地区。只有巴西是处在热带地区的一个重要农产品出口国，但要知道，巴西不仅有一大片疆域位于热带地区，也有一大片疆域处在温带地区。
基于上述因素，农业生产率低下便成为热带国家趋于贫穷的两大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涉及公共健康的不利条件。我刚刚还提及，总体来说，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的物种丰富，包括令鸟类观察者感到兴奋的丰富的鸟类物种。但是，热带地区丰富的物种也包括致病的物种，比如寄生虫、昆虫和细菌。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经常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健康设施就是温带地区寒冷的冬季。寒冷的冬季杀死了寄生虫和细菌；这样，寄生虫和细菌在春天里必须重新开始繁殖。相反，在热带地区，寄生虫和细菌常年茁壮生长。
这并不是说，温带地区就是完全健康的地区。正如任何熟悉意大利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前的意大利人的确也有许多死于传染病。总的说来，温带地区的疾病以及意大利历史上发生过的疾病，往往是流行性疾病——如天花和麻疹，它们会在人口拥挤的地方流行开来。但是，大多数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这些流行性疾病属于人的一生中只会感染一次的疾病，通常在童年时期易感。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期得过天花或者麻疹，并且很幸运地恢复了健康，那么这个人便获得了终生免疫力，在其余下的人生中不会再一次得上这种病。相反，热带疾病往往是复发性疾病。假如一个人得了复发性疾病，即使康复了，这个人依然不会获得终生免疫力；也就是说，在随后的一生中，这个人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患上那些疾病。历史上，意大利人最为熟悉的热带复发性疾病是疟疾。
去过热带地区的人想必听说过，或者经历过，慢性寄生虫、原生动物以及其他携带疾病的微生物是如何折磨那些生活在热带炎热气候环境下的人民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无须罗列，这里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通常情况下，普通印度尼西亚人的体内平均有六种不同类型的寄生虫。以疟疾的患病病例以及因患疟疾而死亡的人数为衡量标准，疟疾是世界上仅次于艾滋病的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疟疾以及当前严重的艾滋病带来的后果是，赞比亚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41岁。
很显然，一个人生活在热带地区，受到寄生虫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威胁，可能会在41岁死去，这是巨大的人生悲剧。即便如此，冷血的经济学家们还是会指出：热带疾病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条件。的确，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热带疾病使得热带地区人民的预期寿命缩短。预期寿命短意味着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平均生产力寿命缩短。例如，在赞比亚，我们培养一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在30岁左右完成了全面的专业培训，能够为赞比亚的经济做出贡献。根据赞比亚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这位工程师将在41岁死去。也就是说，这位赞比亚工程师将只能为赞比亚的经济发展做出11年的贡献。在意大利，人们的预期寿命为77岁。一位意大利工程师能够为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至少做出30年的贡献，直到他或她退休为止；假如允许他或她在通常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意大利工程师可以为经济发展做出40年甚至50年的贡献。
热带地区的疾病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条件的第二个原因是，热带地区的疾病导致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也就是说，即使疟疾没有要了一个人的命，其在得过疟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觉得身体虚弱，感到不舒服，无法工作。因此，那些到了42岁还活着的幸运的赞比亚人，他们每年的工作天数比同龄的意大利工人每年的工作天数要少，因为赞比亚工人生病的次数太多了。
热带地区的各种疾病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条件。说到这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热带疾病致使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平衡。平均预期寿命短以及平均死亡率高的结果是，父母必须多生育孩子，以应对他们生养的许多孩子可能夭折的情况。这意味着，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相比较，劳动者的比例低：具有生产能力的成人数量很少，但却有许多没有生产能力的儿童。这种现象显然使得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低下。
最后一点是，为了多生育孩子，热带地区的妇女一生中要多次怀孕；不仅如此，她们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哺乳期，以保证其中的一些孩子能够存活下来，不至于死于热带疾病。但是，怀孕和哺乳的妇女很难腾出时间，从事劳动。
以上说到的这些原因告诉我们，热带疾病不仅仅是人类本身的悲剧。热带疾病与热带地区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一道，成为另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为什么热带国家趋于贫穷而不是富裕。
热带地区的这些现实情况不是令人沮丧吗？是的，这些情况的确令人沮丧。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热带地区的不利条件是不可逾越的吗？热带国家注定毫无指望地要一直贫穷下去吗？当然不是。热带地区的这些不利条件的确现实存在，但是，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打个比方，好比一个人被诊断患了一种疾病，这的确令其沮丧，但是，这恰恰也是确定如何治疗这种疾病的第一步。类似的道理，那些热带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找到了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容易变得贫穷。看到这些原因的确令他们沮丧，但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不利条件，便可以对症下药，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热带国家和地区恰好是那些向公共健康投资最大的热带国家和地区。除了农业之外，这些国家的人民还重视在其他领域的商业投资；他们意识到，如果单纯依靠农业发展，他们永远也不会富裕起来，因为在发展农业方面，他们以前没有能力以后也不会有能力与温带地区展开竞争。近些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充分探究导致他们贫穷的症结，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使自己变得富裕。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毛里求斯。
热带地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的另一个后果也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所关注的事情之一。中央情报局对预测“国家崩溃”非常感兴趣。所谓“国家崩溃”，就是哪些政府最有可能瘫痪，导致其国家陷入混乱。接踵而至的是，在这些崩溃了的国家里，绝望的人民被迫想尽办法移民，或者成为恐怖分子，或者以其他方式给富裕的国家制造麻烦。鉴于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竭尽全力做出甄别，找出哪些因素才是最有成效的预测因子，以便对政府瘫痪和国家混乱做出预测。
研究结果表明，令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备感惊讶的是，导致政府瘫痪的最有可能的全国性预测因子是：婴儿死亡率高！解释婴儿死亡率高与政府瘫痪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理由是，婴儿死亡率高对于经济发展不利，其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就是妇女不间断地怀孕和哺乳，使得她们脱离了劳动力群体；而许多属于非劳动力群体的儿童需要少数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来抚养。解释婴儿死亡率高与政府瘫痪之间的相关性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观察而得出的：婴儿死亡率高是一个国家危机的早期预警信号，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软弱无能，没有效率，不能够处理儿童的疾病问题。
热带国家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这些事实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公共健康措施以及计划生育项目是热带国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建造大坝和开采矿山等其他经济援助形式相比，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费用是低廉的。例如，中国的三峡大坝工程，仅这一个项目就耗资超过220亿欧元。但是，控制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这三种世界上最严重传染病的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费用也只有180亿欧元。投入到公共健康领域里的资金数额很小，然而相比之下，这笔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往往是巨大的。预防疟疾从不会有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但是，建造大坝和开采矿山通常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副作用。
所以，热带农业生产率低下以及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是导致热带国家不利地理条件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由于高温，热带国家的工业机械往往比温带国家的更容易损坏，故障也更常见。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美国温度高的南部地区通常要比温度相对低的北部地区明显贫穷。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南方，空调被广泛使用，情况才有所改善。空调的使用除了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之外，还减少了机械的损坏。
但是，谈到热带国家的不利条件，对于为什么一些热带国家富裕而另一些热带国家贫穷这一问题，并非只有这一个地理因素可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另一个容易使热带国家趋于贫穷的地理因素是：内陆地理环境。关于这一地理因素，意大利人不必去考虑。意大利是一个狭长的半岛，所以，意大利地图上的每一点，其离海岸线的距离都比较短。即使在意大利北部疆域最宽阔的地方，大部分房屋距离波河的某一个支流都不远，而波河是一条可通航的河流。同样地，法国人和德国人也不必过多考虑内陆地理环境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的国家也拥有海岸线和可通航的河流。美国也不需要过多考虑内陆地理环境问题，因为它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以及一条巨大的可通航的河流——密西西比河，其支流的流域范围广大，遍及北美大陆的大片土地。
然而，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没有海岸线，也没有可通航的河流。这些贫瘠的内陆国家包括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欧洲的摩尔多瓦，亚洲的老挝、阿富汗、尼泊尔和乌兹别克斯坦，非洲的赞比亚、中非共和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拥有海岸线或者位于可通航的河流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哪些有利条件呢？答案很简单：海上运输货物比陆路运输和空运要廉价许多。平均而言，每千克货物以海运的方式运输比陆路便宜七倍。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玻利维亚，这个南美洲第二贫穷的国家。1884年，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战争结束后，玻利维亚失去了它的海岸线，成为南美洲唯一一个内陆国家。欧洲的摩尔多瓦是欧洲的内陆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大陆像非洲大陆那样有那么多内陆国家：非洲大陆上的48个国家中就有包括赞比亚在内的15个国家属于内陆国家。许多非洲国家不仅仅是没有海岸线，整个非洲只有一条从海岸线开始可通航很长距离的河流，那就是尼罗河。非洲灾难性的内陆地理环境与非洲热带地理位置一道，有助于我们有说服力地解释为什么今天的非洲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大陆。
与国家的财富与贫穷相关的地理原因中，倒数第二个原因是一个悖论，叫作“自然资源诅咒”。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诸如金矿和其他矿物质、石油以及有价值的热带阔叶树。例如，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就拥有这些有价值的资源，而意大利则明显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金矿、石油，也没有热带阔叶树。很自然，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也受到自然资源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经济发展做出预期：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诸如尼日利亚，应该比意大利以及其他跟意大利一样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要富裕得多。
但是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与预期相悖，往往贫穷，而不是富裕。具体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创汇主要依赖本国的自然资源，这种情况常常对经济发展不利。美国的确拥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石油，但美国却避开了贫穷，因为那些自然资源只是其出口经济的一小部分，美国更多地依赖工业和农业。
所以，经济学家们应该对一个悖论做出诠释。人们会预期，那些被赋予了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应该成为富裕的国家。而事实却相反，这些国家往往贫穷。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指的自然资源的“诅咒”。
为什么自然资源往往会成为一种“诅咒”而不是福祉？几个原因已经得到确认，能够对这一问题提供可信的答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自然资源往往不会均匀地分布于一个国家。相反，自然资源通常会集中在某些地区。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自然资源分布不均是一个容易导致国家的内战和分裂活动的诱因。在一个国家内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那部分地区，要么想要从国家中脱离出来，以便将所有的利益保留给自己；即使并没有想要脱离国家，也会多有抱怨，认为太多的利益被分配给国家的其他地方。刚果东部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资源，这就是这一地区长期存在分裂活动的背后原因。
有关自然资源的诅咒的另一个原因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容易产生腐败。当某些产品可以轻易地被某些人藏进自己的口袋，或者通过集装箱、输油管道来控制它们的去向，腐败就会产生。无论是谁，只要他将产品放进自己的口袋，或者控制了集装箱或输油管道，要么直接中饱私囊，要么可以迫使矿业和石油公司为获准开发油田和开采矿山进行贿赂。钻石和黄金是最容易藏进个人口袋中或者携带出去的自然资源，钻石和金矿的开采权也是最容易受到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钻石和金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存在特殊的腐败问题。
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由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悖论。那就是，从自然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巨额资金往往会提高在这一行业工作的雇员的工资。这也会导致物价上涨，因为这一行业雇员们的收入增加，具备了购买高物价商品的能力。然而，这一行业导致的高工资和高物价使得其他经济领域无法与自然资源领域竞争，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那些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巨额资金的国家之所以往往贫穷，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国家经常会忘记，自然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而最终，它们还是不得不发展其他经济领域。可是，这些国家只指望着钻石和石油资源会源源不断，它们不想发展其他领域的经济；并且，它们不向教育投资。它们只依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丰厚的利益，长此以往，等这些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它们发现自己又变得贫穷了。
你们大家都能够想到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经济却并不发达。这些国家包括石油储藏量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矿产资源丰富的刚果，盛产钻石的塞拉利昂，以及银矿资源丰富的玻利维亚。意大利应当算是很幸运的，它没有钻石和石油资源，因此也免于受到钻石和石油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的困扰。
但是，我们早就知道，热带地理位置并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致命诅咒。一些热带国家已经意识到它们所处的热带地理位置给它带来的这些问题，它们充分认识问题，对症下药来解决问题。同样，一些受到自然资源诅咒的国家也认真分析自己国家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找出办法，打破诅咒。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挪威。很不幸，挪威在其北海海底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油储藏。挪威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在发现石油储藏之后，挪威政府发出声明，开采北海海底石油所获得的收入属于所有挪威人民，而不是只属于生活在北海海岸的少数居民。他们将石油开采的收入投资到长期的信托基金之中。
我们还可以找到相同的情况。例如，非洲国家博茨瓦纳于1966年宣布独立。在独立伊始，博茨瓦纳依然还是非洲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很“不幸”的是，博茨瓦纳很快就发现，他们拥有丰富的钻石矿产资源。但是，博茨瓦纳政府声明，开采这些钻石的收入属于所有博茨瓦纳人民，不仅仅属于钻石开采地区的少数博茨瓦纳人。博茨瓦纳政府同样将其开采钻石的收入投资到长期发展基金之中。还有一个例子是南美洲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储藏，但是，政府对开采石油的收入做了合理的安排，投入到教育和国家发展上。
简言之，尽管自然资源常常被证明是一种诅咒，但自然资源并非致命的诅咒，这要看人们如何对待这种诅咒。
还剩下一个地理原因我想谈谈，也是用来说明为什么国家或许会变得富裕，或许会变得贫穷。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只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一观点并不正确。遗憾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变得越来越贫穷，许多国家甚至衰落了。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曾经显赫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贫穷，直至衰落。公元984年，挪威的维京人定居在格陵兰岛上，但这些维京人大约在500年后消失了。坐落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王国最初是新大陆上美洲土著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但却在大约公元800年衰落了。高棉帝国位于今天柬埔寨的吴哥，曾经是东南亚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帝国，自15世纪开始逐渐衰落。
研究结果表明，曾经富裕的国家和社会变得越来越贫穷并且最终衰落，这种现象常常是伴随着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例如，维京人生存的格陵兰岛上出现了土壤严重破坏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的问题。玛雅人大面积砍伐森林，导致土壤受到侵蚀以及出现了人口过剩的问题。高棉帝国碰到的问题则是水的管理、大面积森林砍伐带来的后果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
今天，我们应该汲取教训，牢记人类历史上曾经因为环境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很容易就导致贫穷和衰落。在我们现今全球化的世界上，当有些国家变得贫穷甚至衰落，通常情况下，它们造成的问题最终不仅仅关涉到它们自己，而且还关涉到其他国家。想一想近几十年来那些榜上有名的衰败国家给其他国家造成的麻烦。这些衰败的国家要么成为移民和恐怖分子的源头，要么大肆杀戮自己国家的人民，要么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美国或者欧盟产生了进行武装干预的动机。这些问题国家包括索马里、阿富汗、卢旺达、布隆迪、尼泊尔、海地、马达加斯加和巴基斯坦。所有这些国家不是处于生态脆弱的环境，就是处于业已遭到人类严重破坏的环境。在这些国家中，还有几个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
在过去，当格陵兰岛、玛雅王国和高棉帝国衰落的时候，衰落产生的影响并不会扩散很远。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甚至一个位于非洲中部的国家或者亚洲中部的国家，其衰落产生的影响都可能会波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至此，我们已经对地理因素在国家的财富和贫穷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可以得出具有实用价值的结论。这一实用性的结论是：对外援助的提供方——诸如欧盟国家和美国——想要帮助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投资建立援助机构，还应该在公共健康、计划生育以及环境保护方面投资。今天，对外援助已经不再只是像从前那样，是对外捐助者慷慨无私的举措和高贵慈善的行为。今天的对外援助是提供援助的一方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上，贫穷国家有许多方法来给富裕国家制造麻烦：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的来源地、疾病的源发地、恐怖分子的来源国，以及成为其他国家实施军事干预的目的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来说，相比于永无休止地应对移民、疾病以及恐怖分子这些从根本上就无法解决的问题，帮助贫穷的国家解决经济问题所耗费的资金更少，也更行之有效。第二章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制度的作用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涉及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要富裕得多。例如，意大利和美国要比埃塞俄比亚和墨西哥富裕得多。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的贫富差异？在前一章，我论述了地理在国家间贫富差异方面的作用，给出了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这一章，我将讨论答案的另一部分。这一章的内容比前一章关于地理作用的内容更会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经济学家提供的常规答案涉及人类的制度。一些人类制度在激励公民参与生产，并且进而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方面的确卓有成效，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有一些制度却在打消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经济学家们引用了许多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拿两个可比的国家做比较。通常情况下，配对做比较的国家相互毗邻，拥有极其相似的环境，以前曾经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们现在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两个国家拥有财富的多少也大不一样。这些案例说明，制度作用对财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国家之间的地理差异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有三组这类例子经常被引用：跃居第一世界生活水准的韩国，其财富与极端落后的朝鲜之间的差异；前西德的财富与经济水平低下的前东德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前东德的经济水平相对低的状况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第三组是同样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西部的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绝对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比海地要富裕六倍。
毋庸置疑，对这些案例的研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制度的不同能够导致巨大的国家财富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地理环境方面毫无差异的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对了这一发现进行概括总结，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制度是国家间贫富差异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一结论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在第一章，我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诠释，说明为什么地理因素对于国家间的贫富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学家们还对他们称之为“良好制度”的概念给出精确的定义和具体的论述。这一术语的意思是：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够激励人民以个体身份积极从事生产，以便积累国家财富。
经济学家们对何为良好制度做了充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至少十几种典型的良好制度。现在，我就开始谈谈这十几种良好制度。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并不打算把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也就是说，我首先谈到的良好制度并不比我后来谈到的更为重要。
一、良好制度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没有腐败，特别是没有政府的腐败。假如一个人清楚地确信他或她能够拥有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更容易受到激励去积极努力地工作。但是，假如这些努力工作的成果极有可能因政府官员的腐败或者企业腐败而减少或者被挪用，那么情况就正好相反。
二、良好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防止政府没收或者私人盗窃，这一点也与没有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假如政府制定的法律允许没收你们的劳动成果，抑或，假如其他人可以窃取你们的劳动成果，你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
三、更为普遍的且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个良好制度相关的是法治。假如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发生什么，并且假如这些法律条文确实能够得到执行，那么，你就会很清楚，为了积累你们的私人财富，你会去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
四、关于法治的最为具体的例子就是执行合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假如你与政府或者与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并且假如你确信，即使对方想要撕毁合同，政府的政策也会允许你去执行合同，那么你就会继续工作，因为你确信会有机会从付出中得到利益。
五、以上我们谈论了良好制度的四个方面，另有一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以上四个方面相关，那就是激励公民进行金融资本投资并提供机遇。你们的资本不会被没收，不会被腐败所吞噬，会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护，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假如你的资本只能藏在床下，没有机会利用资本去投资，对于你来说，你的资本除了购买作用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用处了。但是，假如你们能够进行资本投资，那么资本就会增长，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样，你们就会受到鼓励，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工作。因此，拥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家为资本提供了增长机会，为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六、至此，我们已经举了五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另一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可以被视为法治的一部分——被杀害的概率低。在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总是感到身体处在会受到伤害并有可能被杀害的危险状态之中，这个人就不得不花费精力保证能够活命。想办法活命成了当务之急。假如一个人甚至都无法确保自己活着，努力工作和资本投资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杀害的概率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杀害的风险高，这一原因与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
七、关于良好制度的另一个例子，用术语来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切实可行的、成文的法律，这还不够。政府必须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来制定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来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政府官员。
八、在我随后提出的关于良好制度的四个例子中，我将转向金融制度方面。经济学家们喜欢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们国家的货币可以被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那样的话，你们采取一项长期理财计划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你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就如同1923年发生在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近年来发生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你们何必还要为了挣钱而辛苦工作呢？你们挣到的钱在几周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贬值。
九、经济学家们还强调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资本畅通。从短期来看，限制资本流通对于保护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限制资本流通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一个经济体无法与其他高效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十、同样，经济学家们还强调打破贸易壁垒的重要性。从长远角度来看，贸易壁垒容留低效能的产业，使低效能产业不暴露在其他国家高效能产业的竞争环境之中，最终会对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害。
十一、与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这两个因素相关，经济学家们强调货币交换的开放性。假如公民和产业能够将他们国家的货币转换为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因而能够购买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转换货币时困难重重，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去生产产品。比方说，其个国家的人民只能用他们的所得工资购买本国生产的种类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够购买种类繁多的别国的商品，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要自愿地去努力工作呢？
十二、最后，关于良好制度剩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们强调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教育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那么，大多数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适的工作。反过来说，政府也因此发展了所有公民的经济潜力，而不仅仅是那些能够获得教育的少数公民。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样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像尼日利亚那样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则往往会成为贫穷国家。
但是，针对良好制度对于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更大胆的结论。他们观察到，良好制度绝对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它们的政策、对外援助、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诠释的基础上。
然而，人们日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诠释并不完整。这种诠释本身并没有错：可以肯定地说，它包含了许多真理；然而，它却并不完全。
我们之所以说良好制度的视角并不完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一看法并未说出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例如，为什么荷兰最终形成了对促进国家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而赞比亚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吗？假如良好制度真的能够在任何一处随意一跃而出，为什么将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现在尚无良好制度的国家却困难重重？
换句话说，一味强调良好制度，这种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与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两个概念。为了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说得清楚明了——即近因和终极原因的不同，或者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不同，下面，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婚姻破裂的故事。
我妻子玛丽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偶尔会接待一起来诊所的夫妇，找她做心理治疗，因为这些夫妇认为，他们的婚姻有破裂的危险。一次，一对夫妇来到诊所，告诉玛丽，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妻子像往常一样，先问夫妇中的一个，比如说那个丈夫，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他们的婚姻到了破裂的边缘。丈夫陈述了他的观点：“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那种行为对于婚姻来说太可怕了！我不想与一个打了我一个耳光的女人继续我们的婚姻关系！”
随后，我妻子玛丽转向这对夫妇中的妻子。玛丽问那位妻子：“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这是真的吗？”那位妻子说：“是真的，的的确确，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玛丽又问：“那么说，你们的婚姻出现危机，其中的原因是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吗？”那位妻子回答说：“不是。那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打他一个耳光，是有充分理由的。他有外遇，跟好多女人有染。他的这些婚外恋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不想跟一个总是不断有外遇的丈夫存续婚姻关系。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是因为他搞婚外恋，也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婚姻忍无可忍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外面搞婚外恋。”假如那位妻子不那么生气，或者假如她能够理智一些，她完全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打了我丈夫一个耳光，这只是我们婚姻破裂的一个近因；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终极原因是他在外面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但是，玛丽知道，并非所有的丈夫都有外遇。这位丈夫有外遇，与其他女人搞婚外恋，这其中一定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那么，在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