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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琪 周琪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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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研究(第1辑)试读：

卷首语

毫无疑问，世界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从世界经济、战略格局、国际社会转型直至区域组合、国家发展等多个方面，世界变革之翼正在扇动起阵阵波浪。在这一波世界巨变中，中国蓬勃复兴和美国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今天，全球化已经是被用得最滥的名词了；但即使关注“去全球化”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世界属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世界体系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无法脱离世界的视角而仅仅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领域来考量。因此，我们对问题的研究是具有世界视角的。也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在本书中研究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以及其他对世界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

2016年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第一年。环顾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变不利局势为有利局面，是2016年度中国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继续动荡，正处在大调整、大分化和大转变的阶段，有可能是世界性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政治危机高频率发生时期。国际贸易、世界金融以及制造业等领域均存在萎缩和风险增大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首先，世界贸易萎缩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同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动力。2015年世界GDP增长率是3.5%，低于2002～2008年的年均4.5%。世界经济潜在产出没有提升，而且世界贸易和投资逆开放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全球化高涨时期，外贸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奥巴马政府倡导的TTP、TTIP明显地具有排他性、集团化和本地化特征。这表明全球化在原有轨迹上的急速飞驰过程中被踩了刹车；全球化不会逆转，但有可能发生变轨，出现新的形态和规则。

其次，世界金融体系脆弱，尤其欧洲金融存在很大潜在风险。德意志银行的严重亏损引人关注，它每年拥有几十万亿欧元交易量，且交易对象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银行。虽然现在能看到的损失可能只有5000亿欧元左右，但几十万亿欧元产生连锁反应的后果将十分恐怖。由于德意志银行对欧元有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其出现问题势必引发欧元区的危机。最终美国一定会被带进去，后果便是美元汇率上升趋势很难持续。

因此，“十三五”时期，甚至在更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国际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形势相比有很大变化。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比较好，第一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第二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第三是对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贸易。但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贵了，出口加工贸易表现不好，特别是以低端加工业为主的贸易。

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带来的挑战；第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挑战；第三，经济发展如何与生态、人文和社会发展协调的挑战。

2015年，中国股市暴涨又暴跌。2016年年初，一线城市楼市突然暴涨，首付竟然可以从一些所谓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得贷款，这是典型的美国次级贷款模式在中国的翻版。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改革，只着眼于某些金融手段，就长期而言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风险。

目前我国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提供起码的支付结算工具，尤其是安全、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工具。中国要在境外提供足够的人民币资产，要建立多种高效、稳定的回流机制，而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可供选择的回流机制，就要大幅增加对外人民币计价债务，促进其作为储备资产的使用。发展人民币在岸和离岸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在香港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其作为区域性市场来建设。要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协调机制，避免日元国际化的教训。长期而言，在亚洲区域内建立金融一体化的机制，可以避免单独面对欧元和美元的冲击。推动区域的金融合作机制的建设，在亚洲地区建立“人民币经济圈”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战略的重要内容。

人民币正在加快国际化步伐，对其风险管理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原有管理货币的理念、体系、手段等各种工具都要进行深刻的调整和提升。想推行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亚洲化，就要维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

中国在产权、土地、人力资本、资金等这些要素和配置上出现了问题，主要是经济配置机制问题，既包括微观制度，也包括产权制度。微观制度要做根本性调整，放松管制，不仅包括教育、医疗这些领域，也包括国防领域；除了高度敏感的行业外。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理论上都应该放开，增加竞争供给，减少或部分取消管制。

中国应逐步、适时地调整产权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完全不动，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城乡差别等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可以做微调，增强流动性。林权改革步子应该放开一点，更大一点，但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对农村土地，建议采取一些措施增加改变的幅度和力度，但由于条件不成熟，目前不宜进行全面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最大的问题是成本上升。其中既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很多政策性的因素，我们需要做出必要调整，放慢成本上升速度。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情，如FTA发展很快；但总的来看，速度还不够快，力度还不够，真正关键性的谈判还没有取得太大突破。如RCEP、东盟10+6，还有中美、中欧的BIT谈判。这些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就不能实现开放促改革的效果。

经济增长速度对我们国家仍是极其重要的。“十三五”期间要求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6.5%以上，难度非常大。要保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做到该放弃的一定要放弃，比如，与东南亚相比已经失去竞争力的那些产业。我国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劳动力的优势；未来劳动力成本很难再降下来；再加上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降不下来，税费、利息、运输成本也降不下来，那么，这些产业就很难发展。用大量投资去挽救房地产、煤炭、石油这类产业是不明智的。我们需要做“战略性放弃”，特别要放弃那些可能要被新技术颠覆的产业。

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口下行与中国这一次经济下行关系紧密，需要给予极大的重视。日本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人口负增长、经济下滑。对于日本安倍政府的政策，有一句很经典的评论，“你可以印出票子来，但是你印不出花票子的人来”。

技术创新是关键。技术创新是可以替代人口红利的。未来10年、20年、30年，只有创新和技术能够救中国。从美国来看，尽管经济经历几次低迷，但技术领先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从战略上来考量，短时期内我国上升的产业首先是旅游。人到60岁后相继退休，预计可以带动15～30年的旅游热。随之带动的是航空运输、航空燃油等行业，此外还有医疗、养老、火葬场、墓地等行业也将受惠。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实际上会朝着这些行业方向发展。

根据2014年数字计算，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仅教育方面就有1000亿美元，旅游方面逆差也达1000亿美元。现在，服务业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尤其在教育、医疗、健康领域，很多人到外国去请私人医生，养老都跑到国外去，导致服务业需求也都流到国外，这是需要重视的。根本原因是这些行业没有放开准入，结果导致需求外流很大。这些阶段性产业一定要保住，因为这些产业可能有30年的发展。

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把生态环境变成增长的一部分。把生态环境，比如湿地，和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把原本认为的负担变成增长的部分。

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是工具、方法和手段。未来，中国的工业体系必须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思想进行升级改造。制造业是国家的命脉，工业产品是国家发展的支柱。

由于经济增长疲软，国家应对政策的出台更加密集，但是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期内不足以推动经济加速发展。为了缓解经济通缩风险，我们应鼓励央企和地方国企通过合并、改制、重组上市甚至破产来加速有序地去杠杆化，进一步推动产权多元化和新一轮的“债权换股权”。

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面临的变化是巨大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是中国并未失去重要的窗口机遇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的破局之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谓“破局”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提高对“一带一路”的风险认识。“一带一路”的实施，不仅包括带动对外投资增长，以增长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同时也包括破解国际贸易新变化对中国形成的制约。在国际贸易的新变化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主导的TPP贸易谈判。TPP是一个充满地缘政治算计的贸易协定，尽管其前景尚难预料，但其所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变化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TPP对中国短期内影响不大，长期来看会对中国外贸和投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此倒逼中国的企业改革，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

分析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动向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一样，也正处在世界变革的风口浪尖。

2016年适逢美国大选，美国国内政治风波迭起，选情扑朔迷离。但是迷雾中仍然可以看到其政治发展的大体轮廓，特别是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凸显，表明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受到强烈冲击。此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异军突起，桑德斯在民主党内上升势头迅猛，背后是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民主制度的困境、美国社会面临经济全球化感到的烦躁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特朗普主要表达了白人蓝领阶层对美国现状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不满，桑德斯则主要表达了美国年轻人和中下层白人对民主党建制派的不满。透过对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解读，以及对美国大选阶段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无论此次大选鹿死谁手，美国的变化都势在必行。本书定稿时，美国大选结束，特朗普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拉开美国变革的序幕。

实质上，美国的变化早已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数额都在明显减少，而且占联邦政府支出和GDP的比重也在下降。究其原因，巨额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经济衰退和增长乏力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本书中《军费削减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一文指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和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是过去几年里美国军费削减的直接原因，而巨额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经济衰退和增长乏力则是美国军费减少的长期性和根本性原因，同时社会支出的不断膨胀进一步挤压了国防支出。在对国防预算的削减中，陆军幅度最大，海军陆战队次之，空军削减幅度很小，海军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国防部用于采购和研发的预算今后将会有较快的增长。这表明美国希望用数量换质量的方法来建立一支依靠高新技术的更敏捷、更灵活、更易部署的军队。然而，目前技术的进步并不足以对冲规模的减小。军费削减对美国常规军事力量产生严重不利影响，除了若干年内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军事力量、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而且势必进而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把美国战略重点转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尽管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具有美国的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因素，但无法掩饰近十年来美国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的趋势。本书中《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的措施与阻力》一文认为，军事方面的“再平衡”比其他方面进展得更快、计划更周密：TPP成为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支柱；在亚太地区内也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再平衡”，从过去更重视东北亚转变为加大了对东南亚的重视。然而，美国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和挑战。“再平衡”战略招致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给美国所期望的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同中国的合作造成障碍；非军事方面进展缓慢导致“再平衡”战略被主要视为一个安全战略；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使美国军事力量被削弱；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牵制了美国的全球关注力，也使奥巴马政府在实施该战略时显得力不从心。

2015年是世界的战争纪念年，中国和国际社会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对20世纪重大战争灾难进行深刻反思。我们纪念战争，不仅是为了缅怀历史，更是对现实的危险提高警觉，战争有卷土重来之势，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正面临战争风险的威胁。《警惕战争危机卷土重来》一文回顾了历史上战争的起因，分析了当前战争的潜在因素，提出防止战争风险、继续和平发展的应对之策。该文在分析战争危机加剧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因素时指出，根据历史长周期的规律，今天的世界已经走过了国际秩序的平衡阶段，正处于不平衡日益加剧的阶段，已经越过了稳定的常态期，进入了动乱的常态期。第一，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毒化政治气氛，加剧可能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第二，国际乱局的扩大推动战争冲突规模的扩大。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性的地区动荡和战乱逐年加剧，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第三，军备竞赛由减转增，战争武器大量堆积。与安全环境的恶化趋势相同步，作为冷战红利的裁军和军备缩减的进程已告结束，世界转而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此外，国际极端主义势力的猖獗、传统的防止核扩散机制日益失效等都成为诱发战争的危险因素。

中国经济下行之症结与人口问题

摘要：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一般例行的经济周期，应在3～5年；如果没有2008年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下行了，迄今已近8年之久。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常态论”和“高增长论”是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界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分析的主流观点。

但深究起来，其论据都难以成立。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实行长达35年的计划生育，造成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及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和老龄化；同时，85%的外出务工人员年老后没有办法留在城市，只能选择返乡，或者大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漂泊在城市中。由此造成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很低。这些因素在影响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中占有很大比重。由于人口增速下降过快和老龄化时间较长、幅度较大，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抗击经济增速下行不可能决胜于短期一役，而是需要一个艰苦努力的持久过程。从思路和政策上讲，首先，要推出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人口恢复政策。其次，应出台促进人口流动和重启城市化的体制改革政策。再次，在适当一段时间内采取定向从外吸引和迁移人口的政策。

关键词：中国经济 人口政策 人口老龄化 人口流动 体制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之中。从国家统计局2015年10月中旬公布的国民经济数据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从2011年的10.2%，下滑到2015年第三季度的6.9%，消费价格2015年1～9[2]月上涨1.4%。从媒体报道看，2015年入秋以来玉米价格下跌明显，农户价格平均下跌20%以上，最高跌幅相比上年达30%；小麦在[3]10月1日前也经历了一轮断崖式下跌。截至2015年9月，国内需求不足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43个月下降，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工资和社保等成本上升，使工业产能开工率仅为65%～70%。

在没有其他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现代经济学描述的经济运行周期，一般发生在3～5年。根据这一标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本应在2008年就进入下行阶段，但是，由于2008年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被推迟了8年之久。

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为何来得如此之早？导致下行的特殊或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未来下行还会持续多久？下行的底部在什么水平上？笔者认为，国内主流观点的分析并没有说清楚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界对经济下行的各种分析中，比较著名的有“中速增长常态论”和“高增长论”，但深究起来，其论据都难以成立。笔者认为，此次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是过去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中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和人口结构老龄化。本文根据计量经济模型的验证，1974～1994年的人口增长与20年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以此预测，1995年以后的人口增长下行很陡和很快，可能导致“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从7%急剧下降到3.5%左右；“十四五”期间又会从3.5%下降到2%左右；以后在2035年之前，一直会在1.5%左右[4]徘徊。这将严重影响中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这一伟大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

搞清楚这次国民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意义在于：一是经济增长处于中低速水平容易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使中国难以实现在两个百年全[5]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目标。经济下行实际上是过去政策造成的后果，而且未来还会进一步加重和持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单纯强调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会以8%以上的高速度维持15～20年，将使中国经济决策者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必须搞清楚造成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宏观调控的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好。

一 “中速增长常态论”和“高增长论”的缺陷

（一）“中速增长常态论”解释的乏力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不能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做简单比较。

2011年，中国高增长阶段结束。它是以汇率美元计，是在人均GDP从5500美元向13000美元冲刺时，从8%的速度跌落下来的，并非如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在12000～14000美元的区间跌落下来；与同为东亚模式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增长从1979年开始到2011年从8%的速度跌落，只持续了33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要短10～15年。33年，正是中国的发展进入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关键阶段冲刺的节点，但中国增长的推动力却在此时减弱了。

事实上，早在199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达到总人口的10.2%，进入老年化社会，当时人均GDP只有869美元，远低于世界其他老年化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为准），已经呈现“未富先老”的状态。只不过1978～1988年农村公社解散和农户承包，以及知识青年集中返城结婚生育形成人口增长，加上放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经济在1998年之后的10年中仍然能保持高增长，未出现未强先乏力的征兆。

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从8%的增速跌落，再未回返的年份是2011年，当时的发展水平（以汇率美元计算）是人均GDP为5447美元；而韩国是2002年，人均GDP为12094美元；台湾地区是1997年，人均GDP为14048美元。韩国从2002年往前推到1961年，高增长期间为42年；台湾地区自1997年推到1950年，高增长期间为48年。中国大陆1978年人均GDP不到150美元，从此开始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二元结构转型过程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增长[9]速度下降到8%以下，其间仅有34年。“中速增长常态论”的问题在于：（1）中国在从8%的速度跌落时，人均GDP无论是按实际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45%和39%，称其发展轨迹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同，与事实不符；（2）如果中国经济以后不能回到8%以上的增速，从高增长起步到结束的时间看，中国比韩国短了9年，比台湾地区短15年。韩国和台湾地区，从人均GDP为55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到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的高收入发展阶段，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冲刺时期，中国大陆与韩国和台湾地区有相似的东亚发展结构和模式，因此对比起来，无论怎么说，中国经济增长也不应该现在就进入中低发展速度的区间。表1 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历史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8%的期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短8～16年；在从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国的人均GDP比韩国和台湾地区少一半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台湾地区，略高于韩国，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其经济含义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经济增长失去了在人口增长和人口具有年轻活力时的动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失去了10～15年的高增长时间。

其次，“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而使增长速度下降”的观点论据不足。经济总规模基数与人均经济规模基数应当有所区别。虽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但是，2011年人均GDP水平却排在全球第89位。从地理面积密度来看，中国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要小得多，也无法支持基数已经很大而速度下降的论点。

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常态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的向高收入冲刺阶段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8%的高增长的期间比韩国和台湾地区大体短了8～16年？因此，“中速增长常态论”没有解释清楚中国经济下行特殊的、内在的和根本的症结是什么。

（二）“高增长论”存在的盲目性

与“高增长论”相关联的还有“外因说”，即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受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中国经济本身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其政策含义是：政府不能对经济下行坐视不管，而要以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回升。虽然这一派观点对保持中国未来经济的信心有利，但是在政策操作上，也给是否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强刺激，政策力量应该运作到什么程度，提出了一个预期不明的两难选择。

这一派的代表学者认为，根据世界银行近年公布的数据，无论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比往年有所下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国际周期性波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速[10]度的下行。持该派论点的学者特别强调城市化对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具有推动力。他们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达到75%，未来人口达到2000万的城市会日[11]益增多。因此，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东亚经济体来看，它们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仅达到美国的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的7.6%～9.2%的增长速

[12]度。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5%左右，所以中国国民经济还具有长期高增长的潜力。

但是，“高增长论”存在着盲目性。

首先，“高增长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内需萎缩。（1）中国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是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国际经济状况所致。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动荡之间的确互为影响；目前，中国需求不足对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和欧洲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使全球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造成中国出口困难。在欧美经济陷入最低谷时，似乎可以说中国出口的下降与欧美经济的不景气有关。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主要是受世界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那么，在欧美经济近几年复苏和好转时，中国经济也应当同步回升。但是，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起伏实际上是反向的，即在欧美经济复苏时，中国经济反而下行。这说明，将这次时间较长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欧美日等国和世界经济不景气，是不成立的。（2）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自身劳动力成本（工资加社保等）的上升。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要素供给方面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抑制了出口增长；各种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也因此放慢，特别是住宅需求趋于饱和和过剩。由此而来的是建材、房地产、家具家电等产能过剩。相当多的产品需求下行，导致对其生产能力的投资增速也因此下行。2014年，中国作为占全球贸易总量12.2%的贸易大国，因内需不足，对进口需求放缓，特别是对世界主要大宗商品需求疲软，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因素。中国进出口的变动亦影响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变动。

其次，“高增长论”没有看到中国迁移人口进城并市民化的比率很低；2008年政府就对此进行了强刺激，但其结果是产能和住宅存量过剩更加凸显。（1）中国迁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着障碍。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流向的特点是“青出老回”。由于城镇户籍、住房、教育、社保等体制存在“半歧视”因素，进入城镇的农民并没有从此定居下来，而是在年老后失去工作能力时又从城镇回到农村，或者终身在城镇中漂泊，居无定所，没有完全和平等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样的人约占进城农民的85%。中国城市化特有的流程和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同样不能与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做简单比较，两者在人口流动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地方财政体制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从1950年起有两段截然不同的变动过程，一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和人口迁移管制及户籍城乡分割体制，严重约束了人口流动；二是从过去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人口可以到城镇务工和暂住。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和增长之后果，带有以往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历史烙印。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逐步放开了人口流动、允许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务工并实行临时居住制度，特别是最近通[13]过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迄今为止，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仍然不一样的是：第一，没有彻底放开户籍管制，还存在城乡户籍分割，这是一种半管制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制度。第二，存在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子女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第三，社会保障方面，进城农民工在异地的养老金划转和接续上存在障碍，许多企业没有给农民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金；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不能与城市的医疗保障体制接轨；农村养老标准和城市养老标准存在巨大差距，农村老年人口无法在城市生存。第四，虽然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复杂的集体土地承包体制，使想进入或者已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通过简单和易操作的产权交易或者其他流转的方式，退出土地和农业；政府强制的和不平等的土地征用，使农民无法获得土地交易的合理收益，加上多年以来对农村超生子女越来越沉重的罚款，相当多的农民在城镇中创办小企业和购买房屋的支付能力低下。

由于城镇房价太高，而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他们之中在务工城市或家乡周边城镇购房的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农民虽然已经进入城镇，但以住宅建设和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仍然大打折扣。让80%以上进入城镇的农民拥有自己持有产权的住宅，不再租房漂泊，是他们得以成为市民的基础。然而从农村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来看，想进入城市，到城镇买房，特别是在工作地买房，至少从购买能力上看，大部分人几无希望。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9892元，农民每户年收入为34683元。如果直接到城镇买房，其房价收入比为17.29，即农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7年才能买得起城镇住房。而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以其两口人就业年收入约为6万元计，房价收入比为10，同样不具备购房能力。即使农民工在城镇租住，成本也相当高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调查，全国进城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92元，其中，453元用于房租，[14]占消费支出的50.78%，高出国际一般水平20个百分点。（2）作为城市化核心推动力，住宅供给已经严重过剩。由于大量农民买不起城镇住宅，同时城镇人口呈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低增长的现象，城镇住宅建设和供给规模出现严重过剩。

从1991年到2015年年底（其中2015年预计商品房竣工400万套，保障房竣工480万套），我国城镇商品和保障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上住房体制改革前原有存量，再加上7000万套小产权房），规模为34781万～37781万套，减去估计拆除的2000万套，到2015年年底，城镇住宅存量为32881万～35881万套。截至2015年8月底，正在施工的商品住宅面积还有46.62亿平方米，新开工的近6.6亿平方米，共计[15]53.22亿平方米。除去上述数字，从2015年9月到年底还会有约1亿平方米商品房竣工。2016年之后即使没有任何一个新楼盘开工，也还将增加5222万套房屋供给，届时，城镇全部住宅供给将达到38103万～41103万套。全部竣工后，按每套3.5人计，城镇住宅可容纳13.33亿～14.38亿人口居住。预计到2015年年底，我国城镇已被购买和竣工住宅的空置率为20%～25%，城镇地区空置住房为6576万～8970万套，其中开发商未售出的库存住宅在700万套左右。

去除伪城市化因素，城镇常住人口户数大体为1.38亿。住宅全部竣工后，扣除部分外出农民工和一部分老人在城镇购买的大约1500万套住房，城镇常住居民，每户平均可拥有2.27～2.49套。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16]2015年如果扣除开发商没有售出的库存住宅，减去1500万套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城镇居民中拥有1套房的有9108万户，租房住的有1794万户，多套房的有2898万户。

根据上述两大主流观点的判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将进入中速增长的常态化，只有通过提高效率来推动增长速度；第二，由于这次下行是外部需求不足引起的，是周期性的，中国未来还会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能够以8%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因此，政府还要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扩大投资来提高增长速度，填平波谷。但是，基于我们的上述分析，产生了如下问题：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能抑制消费的萎缩吗？还能以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推进城市化吗？一般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刺激消费使其不陷入下行吗？以这样的思路和政策，能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吗？这里显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困境。

二 人口增速下行和老龄化是经济下行的深层原因

准确找出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对有针对性地谋划应对思路和政策，有重要意义。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表面上是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外需减少所致，但是后来受自身内需不足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中国进口需求不足，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高增长论”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等达到75%的水平，就会有大量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其需求将带来15～20年8%的高增长。但是，如果不彻底改革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现在的格局而言，中国城市化基本上已经中断，不可能再有较明显的通过农民进城来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

因此，从深层原因来看，中国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所致。在此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中，人口少子和老化的权重占50%～60%；营商环境、税费负担和借贷资本财务成本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占30%～35%；而中国经济内外联系方面的服务贸易不平衡、投资过度、外流和不法资金外逃占15%～20%。但是究其首要原因，这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还是人口超低生育、过低增长和过快老龄化造成的。

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力度过大的计划生育，造成人口生育减少，人口增长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消费因人口增长下降和老化而萎缩，特别是购买住宅的人口增速放慢较快，甚至以后还会进一步下降。

（一）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

在能够影响经济增速的最大的变量方面，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不同之处如下。（1）改革开放以前，在商品服务生产分配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但在人的生产上还能自主决策；改革开放之后，商品服务生产分配方面走向了市场经济，但人的生产上却实行了比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指导性计划生育更有执行力和强制力的计划生育。（2）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大国，而计划生育的最大缺陷是只能减少新生人口，不能调控各年龄人口（幼童、青少年、中成年和老年）及男女人口分布。计划生育甚至使中国大陆在人口变量方面产生这样的后果：第一，人口下降曲线比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和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的下行要陡得多；第二，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程度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见图1）；第三，男女[17]比例失调，2013年，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近3000万人。图1 1982年以来中国大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5年60岁以上人口数为民政部预测数。（3）与没有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较陡的人口生育和增长率曲线，与正常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曲线之间，形成增长过程中的“人口坑”（见图2）。这个“人口坑”的下斜线，既形成每个时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也成为造成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因素。从对消费投资的影响等方面来看，首先，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人口萎缩和老化，使以其为基础的消费以及投资和建设等都受到影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次，由于青年人消费率高，老年人消费率低，特别是青年人收入的边际消费率高，老年人低，导致结构性消费萎缩。而从整个多代际间的变动过程看，由于人口增长整体萎缩，随着幼童和青少年各种教育、成人住宅等消费以及老年健康医疗等消费的起伏，国民经济形成排浪式的衰退。图2 中国计划生育“人口坑”

资料来源：实际人口增长线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人口自然增长曲线为笔者采用2013年世界各国不同人均GDP发展水平上对应的人口增长率，模拟动态中国人口增长率而得。

（二）人口增长和结构剧烈变动必定影响经济增速

在中国，人口研究学者一般不关心国民经济静态运行、动态周期和宏观调节政策，而研究宏观经济运行和动态经济发展的学者则一般不研究人口变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这是很大的缺憾，也说明为什么学界对2008年起长达8年之久的经济下行原因解释乏力，无法提出摆脱这一困境的大思路和可行的对症下药办法。（1）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也越低。而中国却是在人口超低生育率和低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还能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然而，中国在人均GDP只有5500美元时，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人均GDP为13000美元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和低增长率的状态。这与国际一般规律偏差较大。（2）笔者在对中国1974～199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20年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中发现，两者竟然高度相关（参见图3）。在人口增长波动较大的国家，由于人口在20岁左右时要进入劳动年龄，要成家结婚，要租房购房，要生儿育女，其增长率的上行和下行，对消费和投资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图3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3可以看出，正是1978～1987年，农村联产承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然的小农经济，知识青年集中在这个阶段回城结婚生育，人口增长率上行，在20年后这一时期的人口达到了劳动年龄以及农村中的这些人口向城镇和工业转移，进入各种工作领域，并结婚生育，开始买房及其他消费。这一时期（1998～2008年）也正是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后来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和人口向外流动导致生育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下行。20年后，2008年开始劳动力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减少，结婚生子的人口增长放缓，受此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趋于持续下行。（3）关键在于，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性已为铁的事实所证明，如果中国经济学界不能推翻这一数据关系所表达的定理，那么，由于1995～2010年人口增长率下行的坡度仍然很陡，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人口增长率也趋于下行，下一个十年如果不采取特别的重大战略措施，经济增长率将从7%一直下滑到2%左右。图4 1995～2013年人口增长下行对2015～2033年经济增长的压力关系

资料来源：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第3～14页。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解释国民经济周期性变动时，曾经提到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是其中的两大变动因素。[18]这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之一。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学术界却对因实施强制性计划生育而导致人口变动的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因素视而不见。

（三）增长乏力：人口流动不畅和城市化进程的中断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世界上还没有在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先例。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结果是迁移人口真正实现城市化的水平达到65%时，基本完成工业化，达到85%时进入较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

从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的二元结构和人力资本理论来看，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等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舒尔茨经过计算认为，美国20世纪初的经[19]济增长，有1/4来自人口流动的推动。

国内经济学家们往往将中国大陆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及阶段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做简单比较，忽视了中国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户籍不能城乡统一；年轻时出村进城，老年后出城回乡；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这些使得人口流动、人口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再配置等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成为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我国的推动力则锐减一半。（1）如图5所示，中国85%的农村人口只是在年轻力壮时进城务工，待年老时便回到农村，几乎没有对住宅等的大额投资和消费，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老年回到农村后，其消费水平更仅是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1/4到1/3，形成消费塌陷。图5 中国特色城市化人口流动

资料来源：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第3～14页。（2）由于所有权的复杂性，农村农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再配置存在着障碍，全国近1亿亩农田撂荒或者粗耕；流转集中的土地，由于谈判成本高、租金不断上升等不确定因素，规模经济举步维艰。（3）由于存在政府强制征用和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城区和开发区盲目扩大，项目用地高估多报，土地的再配置浪费严重；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共同赢利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4）由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不平等，进城农民家庭有大部分儿童和相当部分妇女留守农村，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消费上，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四）放开生育将有助于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增加人口会影响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这是错误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经济急剧下行的危险与常规政策的无效。

如上所论，就2016年以后的情况来看，由于人口增长曲线下滑太陡，经济增长率会从7%一直下行到2%左右，最后徘徊在1.5%的水平上。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西医式的治疗办法，副作用较大，不能持久地、根本地增加国民经济的朝气，对冲下行的暮气，根本解决不了长期人口增长下行和人口老化造成的未来经济增长长期下行的难题，而且还会同2008年年底的强刺激一样，形成住宅和产能过剩等更严重的后遗症。放松、放开生育，虽然短期内不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但逐步增加人口，改变人口增长下行较陡的曲线，这是一种中医式的根治疗法。逐步增加人口规模，逐步缓解人口萎缩和老化问题，夯实需求基础，从对深层次症结的解决入手，避免未来国民经济增长从7%下降到2%的趋势，使中国经济在今后35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4%。

这种对症下药的疗法，其效果为：第一，止住人口进一步萎缩导致的经济增长即期下行。避免新生育人口继续负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大压力。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回升，可以对冲老年化人口死亡率高带来的消费减少，新生育人口可当期增加一定的消费品和服务等需求。第三，通过放松、放开生育措施，每年增加一定的新生人口，可逐年形成人口累积，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越来越强的支撑作用。第四，从2016年开始放松、放开生育，到2036年时会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上行期，这一是对前期失去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后补；二是据曹远征和马俊领衔的两个团队的研究，2035年以后是中国老龄化造成的社保资金缺口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2016年开始增加生育的人口，2036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可扩大提取社保金的基数，大大缓解养老金缺口，降低债务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三是避免中国GDP总量崛起后被印度超越，同时被美国再次超越，陷入二次衰落的风险。

其次，放开生育将有助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人均GDP目标。上述错误观点认为，劳动力创造的GDP有限，而婴童是消费人口，这使得人均GDP增长放慢。但是这一观点没有看到：第一，新增人口萎缩，老年人消费率低等，对消费和投资是负乘数和减速效应。而新增加的人口由于婴童消费率高，反而会产生消费和投资，最终对GDP形成正乘数和加速效应。第二，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供大于求，因此，增加需求将使生产和服务能力得到最大利用，从而能创造出更大的GDP。此外，在实际消费过程中，相关购买与拉动生产和服务具有关联效应，即有支出的乘数作用，新增GDP除了保持新增人口人均GDP与原有人口一致外，还会多增加GDP，推动人均GDP的较快增长，有助于实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样，根据人口生育情况，放松、放开生育，不仅不会导致因人口增加而使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目标无法实现，反而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五）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坑”陷阱

上文已经指出，从无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曲线、韩国和台湾地区等指导性计划生育人口增长曲线和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曲线间的比较来看（参见图2），第三条曲线与第一条和第二条曲线之间，存在程度不一的“人口坑”。从人均GDP自5500美元向15000美元迈进的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这一陷阱，如果没有特殊的替代性措施，在未来的3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将从7%转入1.5%左右的长期低迷阶段，从21世纪20年代初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算起，可能会造成“21世纪中国发展失去的40年”。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和人口仅次于中国并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比较来看，此预测并非危言耸听。“人口坑”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关联。国内学界曾经对“中等收入陷阱”展开过广泛讨论，这里仅就“人口坑”问题把中国与美国和印度做比较分析。

首先，美国和印度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人口优势不能忽视。虽然美国人均GDP的基数已经很高，印度有其政府行政执行力弱、种姓制度不利于低层人群向上流动等因素，但是，在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方面与中国相比，美国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人均GDP为52800美元，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数的13%，2015年全年GDP预计增长2.5%。印度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2.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8‰，人均GDP为2117美元，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0%，一些国际机构预测2015～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为8%左右。中国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1.2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人均GDP为7589美元，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05%，2015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9%左右。图6 中、印、美人口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周天勇：《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第3～14页。

从中、印、美三国数据和图6可以看出：第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深。美国人口结构比较合理，老年人口与非老年人口比例平衡；印度人口较年轻，老龄化程度浅；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与美国相当，未来将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中国未富低生和先老的特征十分明显。美国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6.95倍和印度的25倍。与美国相比，中国在人均GDP比美国低几倍的情况下，生育率降低到更替线以下，人口增长率也只是美国的57%。

假如印度和美国2015～2025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15‰和8‰，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8%和2.5%，2026～2035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10‰和7‰，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7%和1.5%，2036～2050年，人口增长率平均分别为7‰和7‰，GDP增长率平均分别为5%和2%；而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在2030年前后达到14.5亿人，在2050年前后再下降到13.8亿，经济增长率如果是图4中预测的前11年、中10年和后15年平均分别为4%、2%和1.5%，那么，对美、中、印三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的预测将得出表2所示的结果。表2 基于人口基础的美、中、印三国未来GDP增长和人均预测

其次，由于印度进入高速和中高速增长时并不实行计划生育，而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平衡并结构合理，因此，如果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来弥补“人口坑”造成的GDP失速，那么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局面得不到改善的结果便是：第一，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假定汇率不变，中国GDP规模在21世纪30年代后期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到6万亿美元后，到2050年差距又将拉大到9万亿美元；考虑汇率变动，包括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中国GDP在2025～2035年超过美国后，又将被美国所超过；第二，印度在2050年时，GDP总规模相当于中国，2050年以后，由于其人口结构合理，加上汇率变动，其GDP总量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图7 中国、美国和印度未来GDP预测

当然，在清醒地认识到“人口坑”风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

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积累了规模巨大的优质人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像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中国目前也到了国外留学生和往届毕业的海外人才大量回流阶段。根据舒尔茨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原理，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其次，中国科技实力在增加。2014年中国的科技投入达到13400亿元，占GDP总额的2.1%。中国技术研发能力大大提高，科研和技术转化条件今非昔比，许多技术正源源不断地得到创新、培育和产业化，成为制造业升级换代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2013年，中国研发人员总数占到世界总数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数占世界总数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稳步上升，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升至第19位，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我们与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已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自主创新技术进入全球领先地位，形成了实验室、孵化器、中试平台、规模化投产的新技术产业化体系。

再次，高铁、核电、移动通信、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吸收、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形成了高端产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装备水平和制造能力；同时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也改变了服务业态，大大降低了中间成本，节省了信息、交通和租金等费用，扩展了服务业的新领域，促进着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和基础雄厚的制造、能源和交通等体系，装备制造业水平也今非昔比，并有较强的设计建筑安装等工程能力；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并还在日益增长的市场，2014年进出口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2.2%，产业发展有较大的容纳和回旋余地。

因此，只要应对思路和措施得当，我们完全有弥补“人口坑”损失和跨越计划生育“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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