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唐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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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最适合手机碎片阅读的管理圣经，以麦肯锡的方法论，解读曾国藩的成事学)试读：
向历史上的“伟大管理者”学习
Dominic Barton（鲍达民），前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长“To be effective，is the job of the executive.”（管理者，必须成事。）
当冯唐告诉我他的新书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这句话。成效 / 成事（Effectiveness）是德鲁克先生管理学的核心词汇之一，他写过好几本书。他告诉我们：“成事是可以学习的。（Effectiveness can be learned.）”马文·鲍尔（Marvin Bower），“现代管理咨询之父”，1950—1967年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长，也笃信领导力可以后天修成。修炼领导力，是麦肯锡的主要目的，也是美国大学商学院管理学课程的目的之一。
尽管大学里的管理学课程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但管理的历史很漫长，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凯撒到林肯，都是“伟大的管理者”，他们的经验通过他们的文章、书信和历史记载传递给后世。现代的管理学，既建基于现代商业的科学化，也建基于对伟大人物言行的归纳，建基于新鲜、生动和深刻的历史细节。
历史给我们智慧。冯唐喜欢的曾国藩，是与林肯大致同时代的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林肯的管理艺术是美国企业界学习的样本，我们学习他如何管理自己、如何带领团队、如何面对危机、如何让世界更美好。我最近开始慢慢品读《道德经》，老子的“太上，不知有之”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西方管理崇尚的“公仆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通过冯唐的书，曾国藩也进入了我个人的“伟大管理者”名单，他讲的“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也是我在工作中一直奉行的原则：诚实和可信是用人的最重要品质。
管理是个难题，不仅对于企业的领导者们，更对于我们个人——首先是管理自己，为自己确定可执行的目标并完成它，然后是管理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企业，直至我们的社会，把它导向更善、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捷径可走。但曾国藩和林肯这样的“伟大管理者”，提供给我们一个亲切、简洁、可以学习的样本，如果我们归纳他们，贴近他们，理解他们——冯唐的书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在“伟大管理者”和普通读者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学习的桥。
我认识冯唐多年，在韩国，在中国，在很多管理咨询项目上我们曾一起工作。他也是我一直推崇的跨界领导人（tri-sector leader）——他既是前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又做过国企高管，也是中国的著名作家。以他在麦肯锡公司近十年的管理经验，在中国的近二十年管理实践，以他对中国历史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冯唐是以现代管理方法论为工具，归纳“伟大管理者”曾国藩的最合适的人；这本书是最适合中国管理者、中国管理实践的书。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将它译为英文，为西方管理者和管理实践增添东方智慧。它不仅提供了简洁明了的管理学方法论，而且提供了理解伟大人物、理解成功、理解成事（Effectiveness）的便捷道路。
冯唐自序：如何成事？
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就进了麦肯锡，近十年后，加入了我的一个客户的团队，然后在体制内创业，如今在做一级市场投资，一直从事管理工作。一眨眼，都有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了。
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偶尔读到招聘广告，说要求有八年以上某种经验，总是拉着同宿舍的人一起惊诧：什么东西还需要有这么长的经验？这是真笨呢，还是真笨啊？
后来，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八年不算长，管理是一生的日常，成事是一生的修炼。
开始主要是管理自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三观，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其实几乎没有生活，只是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主要是管理事儿：主要围绕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信息收集得对吗？够吗？真实可靠吗？数算对了吗？推理符合逻辑和常识吗？假设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事实之下，逻辑之内，能立得住吗？这样的解决方案，对于利益相关方都意味着什么？他们都会如何接受？接受或者不接受或者某些程度的接受，合力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沟通方案是什么？沟通会议安排好了吗？谁参加？谁可能会说什么？会议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如何处置？
再后来是管理团队：核心小组成员都在想什么？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之后，核心成员还有不同意见怎么办？核心小组成员之外，成千上万的大团队如何管？政治思想工作更管用，还是业绩管理更管用，还是一起喝酒吐槽更管用？如果要牺牲，牺牲自己、核心小组成员，还是大团队的某一部分？哪部分？
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成事？
少数人为什么能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大事？
——而多数人，手里一把好牌，却总是出昏着，总是打不赢。还有一部分成过事的人，暂时挫败之后、暂时成功之后，就彻底慌了，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做了。
原始禅宗的标准是：一个偈子答错了，即使之前十万个偈子都答对了，还是错了。这个人还是没有悟到尘世的本质。成事也一样。不在乎失败，在乎的是成事的人，怕的是有些成事的人，也不知道事是如何成的，也不知道事是如何败的。机会来临，这些人再冲上去，我只好在背后默念，阿弥陀佛。
一方面，我一直试图找几本适合中国管理者读的管理类书，不是那些百度一下就可知的知识类书，不是那些MBA教的基本管理学框架（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报表分析、公司金融、衍生品、税法、审计、中级会计，等等），不是那些把一个简单管理工具拖成一本冗长说教的时髦书（算了，不得罪人了，不举例了），而是那些真的能指导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带领团队、穿越两难迷雾的管理类书。
主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是希望更多的人觉悟到管理的正道——不一定要念MBA、不一定要在麦肯锡点灯熬油好些年、不一定要在现实世界里犯那么多错被世界打脸，即使做不到，至少能偶尔努力去做，稍稍认可能做到的人、乐观其成。次要目的是我想省事。我懒得唠叨，我不是敦煌，本性里，我话没那么多。我希望有本书，我交到伙伴们手上，叮嘱他们常读，一读再读，乃至吟咏背诵。如果这本书足够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就不用整天话痨了。
可惜的是，我在中国的书店里找不到，我在欧美的书店里也找不到，一本也找不到。
另一方面，在我漫长的管理生涯里，特别到了后期，有了困惑，我渐渐没了导师可以帮我解惑。我的管理困惑都在中国，我反复比较，给了我最好帮助的还是中国古书和先贤。我的古书单子包括：《道德经》《论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嘉言钞》《毛泽东选集》，等等。
我不得不承认，我读曾国藩的书最多、最勤、最有收获。《道德经》《论语》太久远了，和现代困扰脱节太多。《二十四史》一路（含《史记》《汉书》）偏学者书，写书的人没成过什么事儿，甚至没干过什么事儿，没被成事的难处反复困扰，读的时候总觉着写书的人有层纸没捅破、也没能力捅破。《资治通鉴》是部伟大的书，可惜就是太长，而且受限于编年体的体例以及写史人的矜持，司马光及其团队心里要说的很多话没有在书里直接说出来。
相比之下，在成事一项上，曾国藩就鹤立鸡群，千古一人。他为师为将为相，立德立功立言，救过中国几十年，写过几千万字（不确定多少是他写的、多少是幕僚写的）。更重要的是，他做实事，在非常难做事的晚清，而且，他做很大的实事，而且，他持续做很多很大的实事，而且，他写的东西都围绕着如何成事，提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法论和修炼法门。
每次翻开他的书，功过且不论，满纸背后都是：成事！成事！成事！（GTD：getting things done）
可惜的是，他留下的文字太庞杂，他没太多管理学基础，他写的东西常常还是不够坦诚直接，和现代人有隔阂。
为了不太唠叨，为了有一本中国管理者能反复翻的书，我打算写本书：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为底本，以成事为主旨，从现代管理角度品读。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抵制了试图总结归纳的诱惑，还是保持梁启超编选的顺序，和《论语》一样，没头没尾，从任何一页都可以读起，在任何一页都可以停下。我渐渐理解了孔子后人和梁启超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不重不漏的体系：总结归纳难免遗漏和变形，不如像草木流水一样把文字放在这里，读过之后，读者自然有自己的总结归纳或者再读一遍的欲望。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种迫不及待的愿望：这本书快点写完，这本书快点印出来，我要给三五个人看，我要逼这三五个人仔细看，这三五个人如果真懂了，世界应该能更美好一点。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这本书有存在的必要了。
书札
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复贺耦庚）
此条涉及做事的态度，也涉及选人任事的方法。
治术，是政治实践，实际操练的技术；学术，是理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宣之于口、落之于纸笔，是PPT宣讲。
第一句，讲政治，强调名实相称，不务虚，不画饼；第二句，讲理论，强调的却是人，“笃实践履之士”，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干活的人。
孔子说“必也正乎其名”，儒家讲究做任何事，先竖杆大旗，先把理论搞清楚，白马黑马是不是马、白猫黑猫怎么抓老鼠，等等。曾国藩却说，现在顾不了这些了，别做PPT了，先找能踏实干活的人。“积翫（顽）之后，振之以猛”——所谓一剂猛药，就是实干。
时代越靠近现代，信息越庞杂，人越容易空谈，是非越容易被混淆，庸众越容易狂欢，骗子越容易生存。
求实落实到“治术”（窄义定义为政治，广义定义为管理），就是少讲大道理，少戴大帽子，就是要层层追问清楚：“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几个次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资源？”“潜在的最大困难有哪些？”等等。
求实落实到“学术”，就是多倚重一些读书多、思考多、不好浮名的学者，就是少些闭门造车的臆造，少些到处吹牛的时间，从综述开始，从获取和消化这一个细分领域古往今来、华夏四夷的主要研究成果开始，辅以相关领域的涉猎，基于随机双盲的实验，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为往圣继绝学，哪怕只增加一点点真知灼见。
如今，佞人太多，虚招太多，太多人混了太久了，更多人被蒙太久了。行胜于言，质胜于华，既是曾国藩做事的特点，也是用人的慧眼。
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致刘孟容）
自从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后世儒家把这四字奉为不二法门。坚车，不是坚固的三轮车，而是可以“载道”的好文章。
曾国藩这封信是写给老乡刘蓉的，刘蓉是个私塾先生，职业是教学生写文章。“我们要是有想法（所见），把想法长久地实践了（行远），第一步是先把文章写好。”放到现在，就是先把PPT做好。
把一件事想明白、写清朗，符合逻辑、符合事实，可以重复验证、可以实际操练，似乎是对人类很基本的要求，但是古往今来、西天东土，似乎只有少数人类能做到。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答黄麓溪）
扎扎实实地做事情，莫不如此。
关键是要“耐得住”。
曾国藩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到：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答欧阳功甫）
这句话很好玩，皮里阳秋，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不一样。
表面说，选择人才，要看一个人的志向，“卑者”和“高者”志向不同，结果也不同。
实际上，这句话的核心词在“规”和“轨”，字音相近，意思相差很远。“卑者”是守规矩的人，日渐下流；高者是开辟道路的人（慕往哲盛隆之轨。慕，向往，和前一句的“安”不同；往哲，过去的高人，开门立派，不走寻常路），日渐上流。
安于规，一生安稳。创新轨，一生颠簸。同样的一生，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过法。
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晚辈的“教育信”。做一个守规矩的人，还是做一个走自己路的人？
你选吧。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复彭丽生）
讲“人力”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
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功过面前，能做到公平的人都已经不多，何况分利聚义、推功揽过的人？
做事情抢在前、争利益躲在后，重事实、说实话、不作假、不拍马屁的人，永远是稀缺的。
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和他/她做朋友，做一辈子的朋友。有这样三五个朋友，这辈子比较好过。
做事情、组团队的时候，一定要有三五个这样的人构成的核心。有了这样的核心，不怕没投资，不怕没政策，不怕业绩的起伏，事情一定是能做成的。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与江岷樵、左季高）
曾国藩这封信写给江忠源、左宗棠。这三人的共同点：一、都是书生；二、都是精英；三、都能带兵、练兵、打仗；四、都亲临一线。
这句话有着浓浓的儒家精英意识。身逢乱世、衰世，精英该干什么？——要奋起，和苦难民众站在血海之中（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封堵弥漫社会的人性沉沦的欲望（塞绝横流之人欲），把世道、人心导向正轨，重建秩序（挽回厌乱之天心）。
这句话又是悲观主义的。国家的战乱与苦难、人性的沉沦与肆意，大江滔滔，不可阻挡。
在乱世，这就是一介书生该有的态度。这几个书生给烂透了的大清朝一个中兴，尽管这个中兴到最后并没有用，至少让千千万万的民众多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这就是精英的责任，或者说，精英的负担。
那么，繁华时代，精英们干什么？二十四桥明月夜，春风十里不如你，该酒时酒，该花时花。
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复欧阳晓岑）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讲开会，讲怎样做领导，但“集思广益本非易事”。
第一，有主见（内持定见），有方向，并有控制方向的手段（六辔在手），不要开成神仙会；第二，大范围请人提供意见（延），并且采纳合理意见（纳）。
以麦肯锡的方法论观照，就是：先建立假设，然后广泛收集信息、数据、观点，有逻辑、有常识地总结归纳，支持最初的假设或者推翻它。
至于如何建立假设，大致有三种方式：天启；基于过往经验；基于专家意见。至于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一本书写不完，于此从略。至于如何能有心胸接受别人的意见，也是一本书写不完，于此从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曾国藩深有体会。
方今民穷财困，吾辈势不能别有噢咻生息之术，计惟力去害民之人，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与朱石翘）
做官之道，做好官之道，这句话最重要。做管理也应如此。
第一，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这些做官的没有生财之道、发家妙方；
第二，确定自己的任务。能做的只有尽力干掉坏人，维护秩序和规则；
第三，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自己去生活吧。
首先明白自己不能干什么，其次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最后放手让别人去干该干的事。
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有神奇的共性。一方水土，没有人类折腾它，给它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草木自然丰美，群莺自然乱飞。一方人，没有朝廷折腾他们，给他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自然富足，自然文艺，自然珠玉灿烂。
做官成功之道是耐烦，做官积德之道是别折腾。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与彭筱房、曾香海）
带勇之人，即直接带兵的人，中层管理人员。
这句话更精炼一点，就是：不贪财，不怕死（承平时期就是不怕犯错），不惜力。能做到这“三不”的中层干部，我没见过干不好事儿、带不好人的。
曾国藩的HR经验谈，可以实操。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与王璞山）
又是一句管理学金句。
这句话是曾国藩写给CFO（营官）王璞山的。CFO向董事长要钱加薪，董事长曾国藩果断拒绝，并讲了一番大道理：一个好团队，不是靠薪酬维持的，“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钱财之外者”是什么？曾国藩没说。
钱财之外重要的是：伟大的理想，干事儿的机会，你爱而且爱你的团队。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入世，不是指活在人间，是指做官、在官场。
在官场历练多年、身居高位的曾国藩，依旧满腹牢骚，话只能说给老朋友听。意思很简单：讨厌“宽厚”“模棱”的官场风气，讨厌好好先生、一味呵呵；看到这种人与事，心肝儿都要翻滚起来。
不仅在官场，在商场，亦如是。模棱误国，呵呵误事。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一个好的工作氛围，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说实话、做实事，有针砭、不怕痛。
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复刘霞仙）（启超按：教育家之于学生及吾人之自行修养，皆当如是。）
曾国藩写给中层管理人员的带团队箴言。
第一，不分白天黑夜，和团队打成一片；
第二，不着急，慢慢来；
第三，亲力亲为，现场有神，要盯住。
这样几年做下来，中层干部很可能变成霸道总裁，但是老婆很可能变成怨妇。此事古难全。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复龙翰臣）
话虽长，意思却简单——油腻的结构化。
曾国藩年轻时在六部历练（昔厕六曹），目睹了官员们的日常工作：喝喝茶、看看报，一方面自己悠闲自在，一方面引导官场风气圆融油滑；遇见想干事、敢说话的青年人，就在背后说小话。
古往今来，风气依旧。
油腻不仅是人的事，也是结构的事。朝廷如是，企业也如是。
人到中年，容易油腻，企业发展到稳定的阶段，更容易油腻。如何避免做一个中年油腻男，如何避免做一个油腻的企业，重点都在管理，前者管理自己，后者管理他人。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复黄子春）
这段虽是牢骚话，却是沉郁顿挫、慷慨激昂。
——我当官很多年，熟悉京师官场的风雨变幻。在上位的人，生活安逸，只求名望；在下位的人，像个面团，只捣糨糊。对这种官场习气，这么多年看惯了，也受够了，郁积在心，不平则鸣。为了改变三四十年来黑白不分、不痛不痒的风气，我做官、说话开始变得慷慨激昂、正大刚猛。但积习牢不可破，矫枉必然过正，我有时免不了考虑不周全、意气用事，由此经常被嘀咕、被埋怨、被讥讽、被怨恨。仁人君子，同道中人，别要求我行中庸之道，请怜惜我的奋起、矫正的一片苦心。
在一个油腻、混沌的范围里，想奋起、想做事、想成事，不容易。曾国藩一生在官场，既在中央六部清闲地坐过办公室，也在基层前线打过仗流过血，既带过十万人的大队伍，也做过雄霸一方的大员，后人只看到他的风光，却很少看到他的苦恼。
做人，成事，如果想突破，要敢不同，敢坦诚，敢尖锐。
做企业，如果要基业长青，要有心胸激发、容纳、奖励异见和持异见者。
苍苍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辈竭力为之，成败不复计耳。（复朱石樵）“苍苍者”，老天也。
天意不可知，只管尽力做事，成败由天，我们不考虑。
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所有时候——尽人力，天意随。
愚民无知，于素所未见未闻之事，辄疑其难于上天。一人告退，百人附和，其实并无真知灼见；假令一人称好，即千人同声称好矣。（复褚一帆）“群众无知，只会盲从”，是这句话的表面意思。
实际意思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掌握时机，振臂一呼，“假令一人称好，即千人同声称好矣”。这是精英的素质，也是领导的艺术。
庸众无知，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常常令人悲哀，也常常被各种领袖人物利用。你不洗他们的脑子，他就会洗。
曾国藩的这句话，用之作恶，常成大恶；用之行善，亦能大善。
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累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返顾者，良有以也。（与刘霞仙）
荆轲的心化作彩虹，看见的人以颜色不纯正为由头故意鄙薄；苌宏的血变成碧玉，看见的人当成石头丢掉。古今都一样，我又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呢？这就是屈原沉江，虽历千万年，也不愿意回到人间的原因啊！
曾国藩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周作人曾经说过：“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诗经》曾经唱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真正在人间成大事的人，他的底色往往是悲观，他对人性没有太多期待，他的心血往往不被世人理解。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与罗罗山、刘霞仙）
HR箴言一则。
事情越艰难，做事越要小心谨慎；胸怀大志的人固然能扛事，但会把做事看得太容易。
战略很重要（至于什么是合格的战略以及如何制定合格的战略，又是一本书才能讲完，这里从略），但是实施也一样重要。在我过去的管理工作中，见过太多缺少合格战略的例子，也见过同样多的缺少良好实施的例子。落实不易，要找对人，要有胡萝卜和大棒，要及时跟踪和及时调整。
曾国藩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说“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也是这个意思。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致罗罗山）
俗话说“久病成医”，曾国藩却说“因病成妍”，看起来相近，实际上有着境界的差别。
面对困局、病局，“自救”是第一重境界。第二重境界则是“破敌”，不仅自救困局，而且开拓新局，所谓“成妍”。
只能自救，“久病成医”的人，是守成之人；可以破敌，“因病成妍”的人，是创业（为功）之人。
在黑暗中一刻不停探求破局的机会，如蚕破茧，如月破云，如小鸡破壳，如花破花苞。
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实，光守，见不到月明，要破。
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与李次青）
这句话是曾国藩引用《庄子》的。
庄子说，生而为人，仿佛进赌场。一言一行，都是赌注。赌注大小，心理负担不同，承受力不同。用瓦片以小博大，心里轻松；用玉钩下注，就会害怕；用黄金下注，就会心慌意乱了。
生而为人，难免下注，最重要的是内心要沉稳坚固、心平气静，不把赌注看得太重（把赌注看得重，就是“外重而内轻”），如此才能看得远、博到大。
越是能干的人，越是成就了很多的人，越是容易心重，越是想赢怕输，越是容易动作变形、寝食难安，越是不能“治大国若烹小鲜”。迈不过这个坎儿，再聪明勤奋能干，也就是诸葛亮。迈过这个坎儿，就是曹操、刘秀、刘邦。
最善泳者，忘水。
又，曾文正公嫖得很少，但是深谙赌博之道。
锐气暗损，最为兵家所忌。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与李次青）
气，就是精神。所谓团队有锐气，就是团队有心气儿，就是有强烈的好战心和必胜的欲望。
用兵（带团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机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团队有绵绵不尽的心气儿，胜不骄、败不馁，永远不可抑制地跳动着一颗要争取更大胜利的好胜心。如果一些事情让团队的心气儿潜消暗损，没了斗志，没了动力，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兵败如山倒，哪怕胜面依旧巨大。
一杯酒下肚，一时斗志昂扬，不难，但是长期用兵、长期让团队保持心气儿极难。锐气暗损，最为兵家所忌，也是兵家所最常见。
曾国藩没讲如何“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其实，这本嘉言钞全部在讲这个问题。如果必须在这里总结，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带队伍的人（兵家）最好是个狂热的阿尔法男：好胜（Aggressive），强取（Acquisitive），贪得无厌（Accumulative）。带队伍的人最好在似乎不可能胜利的状态下取得过胜利。带队伍的人最好有魅力或者手腕让团队有时候盲目地相信他。
第二，选择本性乐观、好胜的人加入团队。
第三，制定长期制胜战略，上下同欲，上下都被长期的愿景所鼓舞。
第四，永远有一个有挑战、有胜算、有诱惑力的近期目标，哪怕大势极其恶劣。
第五，永远让团队有事儿做，哪怕看不出明确的短期作用。有仗打，打仗；没仗打，备战。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自仆行军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其后恒得大胜；或当志得意满之候，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与罗伯宜）（启超按：处一切境遇皆如此，岂惟用兵？）
这句话是曾国藩写给青年营官罗萱的，手把手，教部下。
第一句是日常话语，日中要落，月满要亏，“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人生最美。
第二句是人生总结：打仗的时候，每当胜败不定，我由害怕而谨慎（恐惧），团队上下由害怕而警惕（怵惕），总能大胜。在连续赢了几仗的时候，我志得意满，团队骄傲散漫，常常就打败了。
家常话最有用，曾国藩的成功秘籍，几乎都是家常话。
再猛的人，最圆满的人生状态不是得到一切，而是满足现状。
再常胜的将军，最常见的失败原因是“骄兵必败”。
梁启超也按捺不住，补了一句：曾国藩说的这个道理，适用于一切境遇，不只是用兵打仗。我在协和学医的时候，老教授们反复强调：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似最普通的感冒也能夺取患者的生命。只有这样持续焦虑，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
但是，极其偶尔，我也想“贪得无厌、强取豪夺”，想一想，也挺爽。到了人生的后半段，我偶尔也想，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挺悲催的。
欲学为文，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与刘霞仙）（启超按：此又不惟学文为然也。）
为文之道，只有两个字：创新。
其实很难。
难在创新之前，要“扫荡一副旧习”，空地盖房子。
对一个作家来说，从小读鲁郭茅巴老曹、卡夫卡、托尔斯泰，前人影响深入骨髓，一旦要把它们全扔进垃圾堆，是一件剥皮剔骨的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只是作家的初阶。清万卷书、醒万里路，这也仅仅是作家的进阶，不能清空，就谈不上下一步的创造，谈不上写作。在清空的基础上，长出一棵草，开出一朵花，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这是作家的进阶。
以此标准来看，中国当代作家有几个？
以此标准来看，中国当代企业家有几个？
吾乡数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圣可狂之际；惟当兢兢业业，互相箴规，不特不宜自是，并不宜过于奖许，长朋友自是之心。彼此恒以过相砭，以善相养，千里同心，庶不终为小人之归。（复李希庵）
所谓读书人的中年危机，不是中年皆油腻，而是中年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既可以往上走，会当凌绝顶，也可以往下出溜，成为一枚油腻猥琐中年男（正可圣可狂之际）。在这个人生关键点上，曾国藩说，好朋友之间，不是互相抬轿子、互相让对方爽，而是互相挑刺、互相督促，一起做个好人。“庶不终为小人之归”，人生一世，不一定成为一个不朽的圣人（不朽有命有运的成分），能不成为一个油腻的小人，就是相当的圆满。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常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与鲍春霆）
敬，对自己严；恕，对别人宽。
为人处世，唯此二字。
吾辈互相砥砺，要当以声闻过情为切戒。（与李希庵）
声闻过情，名声超过实情。
名过其实，在曾国藩眼里，是大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过其实，时间长了，人会被名压死，会被其他人嫉妒死或者找到名实不符的地方嘲笑死。
今不如古，人心不古。如今，有名就有经济利益，名过其实，在现在很多人眼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能挣一天钱就是一天钱，明天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成名要趁早，大家都着急。偶尔看看这些急吼吼的趁早成名人的作品，心中呵呵，无真知灼见，无天地大美，这样急出来的名声，如梦幻泡影，如雾如电。
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与沈幼丹）
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是一句长期被误读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是后半句，全句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两层意思，在曾国藩这里也很清晰：保国，是当官的人该做的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能保就保，保不了也没办法。保天下，是所有人，尤其是我们该做的事。什么是“天下”？不是紫禁城，不是疆域，不是政权，而是社会得以存在、没有沦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基本原则，“公道”——简简单单两个字，是与非。套用到现在这个时代，致富是对的，割韭菜是不对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给富人安全感，应该给穷人希望。
保国、保政权，是当权者、当官者的责任。在位，最重要的是赏罚，不在位，不谋其政，不必操那份儿心。
保天下、保社会、保文化，匹夫有责，特别是知识分子有责，意见领袖有责。
要做到“保”，最重要的是明辨是非。三观不容易统一，是非不容易分明，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有不同观点和取舍，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有些核心三观必须统一，有些基本是非必须分明。推动形成这种基本统一，是精英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历次大乱，先乱的不是国，先乱的是天下人心。人心中的是非乱了套，然后乱的才是国，政治颠倒。最后是外部的灾害。两层内因，一股外因，终成乱世。
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与吴翔冈）
这段话讲述了成事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明。
第一要指出的是，在成事的诸多要素中，如果排除“命”“运”等非自身要素，“明”是第一重要的元素。临事，“明”字为第一要义。现代汉语中和这个“明”字接近的词汇是“智慧”。“明”字有两层意思：高明和精明。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高明和精明与现代汉语常用的词义不同。
高明是指有大局观，能跳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特定时代、特定心性，看到不变的规律、问题的核心、处理的原则，类似佛教中的“觉”。有了觉，超越了无明之苦，才能有戒、定、慧。能高明，能见山河之旷远、人心之顽固、世间之轮回，也就能降心抑志，窥见万事万物寂静涅槃的底色，也就渐渐归于平实。
精明是指有精密度，调查研究获取足够详尽的信息，不想当然，多方推理、反复论证，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不拍脑袋。能事事求真、求精、求准，俯下身段，实事求是，从不“我以为”，从不走捷径，也就渐渐变得实在，也就渐渐归于平实。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高明是大处着眼，精明是小处着手。做事没有真正的捷径，于高明和精明两个角度反复做实事，反复磨炼心性，就是捷径。
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而骄气即与之相连；不可无安详之气，而惰气即与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有道君子尚难养得，况弁勇乎。（复胡宫保）
同治中兴四大名臣，曾胡左李，曾国藩和胡林翼关系最好。曾国藩在前方打仗，胡林翼在后方筹钱，长袖善舞，帮曾国藩摆平各种关系。
曾国藩这段话写给胡林翼，介绍自己的带兵经验：冲锋第一线，都是普通人，有缺点，无所谓。
成事难。成事要求的素质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往往要靠长时间的修为和心性的磨炼去化解，去维持微妙的平衡。
比如，带兵打仗的人一定要有彪悍凶猛的气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杀伐决断，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在求胜和得胜中汲取无穷快感和顶级荷尔蒙高潮。但是悍鸷之人，求胜得胜次数多了，难免有骄气，不知天高地厚，渐渐盲目自大。
带兵打仗的人一定要有安定从容的气质，才能长时间坚忍耐烦，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安详之人，平稳处事时间长了，往往会滋生惰气，安于现状，随遇而安。
又悍鸷又安详，又没有悍鸷和安详的弊端，对于有道君子都是难事，何况对于冲在一线的将士？
曾国藩自己似乎做到了二气并存、收放自如，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在他心中双手互搏，他只享受了六十一年阳寿。“敬”字、“恒”字二端，是彻始彻终工夫，鄙人生平欠此二字，至今老而无成，深自悔憾。（复葛睪山）
这句话本来是讲读书的，“吾辈读书，唯敬字恒字二端”，梁启超去掉“读书”二字，这句话就变成了“修身”。敬、恒二字，的确不只适用于读书，也适用于做事，是隐在立言、立功背后的立德。敬，敬天悯人，尊重常识和积累，不走捷径。恒，在对的事儿上坚持投入时间和精力，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速效。
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实际上，曾国藩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还是颇有自我认识的，不会“深自悔憾”，但对读书，自认“老而无成”，因为奔波于战场、官场，没时间。他在立德方面的建树集中在成事的方法论，他没留下什么千古文章和诗歌，他的
家书
和《嘉言钞》等也只是随时随地、就事论事地讨论“如何成事”，他的立言是基于他的立德。功过盖棺难定，文章随风飞散，有杀人比他多很多的，有文章比他好很多的，曾国藩不朽在立德，是古往今来成事理论的第一人。如果立志不朽，就要拿出一辈子的时间。读书、写书，做事、做人，都是一辈子的事。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复邓寅皆）
心，既是心智（要思考，要挖掘），也是意志（要锻炼，要打磨）。“用心”二字，最难。
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体力劳动类似。一个人习惯了繁重的脑力劳动之后，偶尔一两天不动脑子，也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甚至整个人恹恹的，没了活劲儿。人在骨子里有种很贱的东西存在，善护持。
习惯而且喜欢繁重脑力劳动的人，不要渴望退休。最幸福的是活到老、干到老，得志则行天下，修修事功，没准就不朽了呢；不得志则独善其身，读读书，喝喝酒，想写就写两笔，没准也就不朽了呢。
敬字惟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复葛睪山）
这个“三无”出自《论语》（“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是《论语》中经常被讲错的句子。
孔子的话是讲执政者/管理者（君子）怎样对待民众。民众中有多数派与少数派（众、寡），有实力小的与大的（小、大），有激进的与保守的（敢、慢），执政者/管理者应不被左右，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心——大家都是人，本一不二。
曾国藩这里把“三无”的意思引申到“敬”上，待人待事待物，主观上没有喜厌的区别，小心谨慎，一道贯之。敬事，才能成事。
在协和，老教授们总强调，病人都是病人，都是人，都要一视同仁，病都是病，病都可能是大病，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去对待。这也是敬的一种应用。
趋时者博无识之喜，损有道之真。（与许仙屏）
不要赶时髦。
要揣摩不因时间流逝而变、不因空间转换而变的真、真理和大美。
变的是俗，不变的是道。
争取做个得道之人。
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复胡宫保）
机，心眼，心思。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一脑门子心眼和心思，一刻都不停止。
每个人的心思都不一样，同一个人不同时候的心思也可能不一样。
每个人的三观形成之后，因为基因的力量、原生家庭的影响、教育的积累，非常难被常规手段改变（洗脑等非常规降维攻击手段除外）。
作为一个想要成事的领导者，尊重以上事实，不要妄图改变每个人的想法，不要妄图在每件事儿上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甚至不要让不同人的不同心眼和心思（特别是那些负面的心思和心眼）影响到自己。
领导者身处高位，笃定不易，不去想周围人的心眼和心思，既然想也没用，那就索性不想。
忘机——忘记，把力气花在能使得出力气的地方。难得糊涂，吃得下，睡得着，老实最安全。绝大多数的心眼和心思会如浮云散去，绝大多数的矛盾和不祥会在置之不理的懵懂中消失。
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致吴竹如）
南宋儒家两大宗师，陆九渊讲“立乎其大”，朱熹讲“铢积寸累”。
曾国藩融合二人之言，“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是做事的不二法门。
如果只记曾国藩的一句话，就记“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如果只参曾国藩的一句话，就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当在大处空处。（复李申夫）“与人为善”，现在变成了成语，意思完全变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曾国藩的原意上。
这句话出自《孟子》，“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士大夫，执政者。执政者要做的最大的事，是带领老百姓向好的地方发展（与人为善）。要实现“与人为善”，全民奔小康，第一步，就是要总结、提炼、吸收老百姓的好经验、好想法（取诸人以为善），放在桌面上。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特别好的事儿、是特别向往的事儿，就应该是执政者最该推动的事儿。“一切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要真的把老百姓（而不是其他）放在一切的出发点上。“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别总臆想，别总说“我以为如何如何”，别总断言，别总认为“必须如何如何”，别总固化，别总强调“过去一直如何如何”，别总维护自己，别总把自己放在最核心和最高处。
曾国藩进一步细化了这两个步骤。
第一，总结、提炼老百姓的好的想法、做法，重心要落在小处、实处。说那些大话和空话、那些不可能错的话，不是犯懒就是犯坏。
第二，引领老百姓奔小康，要指引方向、远景，不规定细节。相信老百姓，相信高手在民间，不干涉老百姓怎么做，管得太多就是“意、必、固、我”。
做官如此，做管理也如此。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复李申夫）
大道理不用讲太多、太细，一两句日用家常话，切实遵行，足够了。
做人、做事、治军、治世都如此。
甚至审美领域也都如此。宋代顶级审美，无非简素和自然。
甚至教化人类也如此：第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第二，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多喝水。
贴金挂银、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绝大多数是骗子。
骄、惰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与李申夫）
总结成事公式：成事＝ 诚 ×（勤 + 慎）。
诚的意思是不欺，诚心正意。欺骗自己多了，最终会被自己欺骗；欺骗世界多了，最终会被世界抛弃。
在不欺骗的基础上，如果还想成事，那就只能谨慎自谦，不过分涉险，不过分满足，总觉得自己的修为还没登顶，心心念念，惴惴不安；那就只能勤苦耐劳，用尽笨功夫，绝不走捷径，把其他人吹牛、泡妞和吹牛泡妞的时间用来读书、行路、修行、做事。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致沈幼丹）
诸事无常，诸法无我，大局不是某个个人能真正改变的，哪怕这个人是曾国藩这样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大局日坏，曾国藩也没办法。但是，士不可不弘毅，虽然不做梦大局有根本改变、大清崛起，但也不撂挑子、转身就跑。大处着眼之后，黯然神伤，那就转头小处着手，有一分，做一分，能做一分，是一分。
局面不好，要扛住，要坚持，守土有责，一分一分地做。
如果很多人这么做，大局或许真的会渐渐变好，这也是无常中的有常。
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抵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思过半矣。（致李黼堂）
第一句，用人之道。广收，慎用。
第二句，选人之道。做人有操守，行为无官气，做事多条理，说话少大言。
广收，要用时才有得可用，有得可用才有可能成大事。
但是，谁真的能委以重任，“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是个非常难以判断的事儿。偏科学一点的有智商测评、情商测评、关系商测评、基因测评，偏玄学一点的有面相学、星相学和《周易》，如果没工夫研读这些，就记住曾国藩说的这四条——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真正满足这四条的人，就是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人，一辈子有三四个这样的老哥、三四个这样的兄弟、三四个这样的老弟，就足够了。如果真能遇到这样的人，请千万珍惜，切切。
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复方子白）
用人，现代管理学讲究：选、育、用、留，每个环节，都有很多的书可以读。如果没时间读，曾国藩这句提示重点：选、育、用、留，找质朴、踏实、廉洁、耿直的。
太花哨的、简历异常丰富的、整天蹦生僻词汇的、满嘴跑各种名人人名的，不要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
人才，朴实、不贪是核心。有了核心，再有长处，可以用；没有核心，有长处也不能用。
他没有说的下半句是：只有朴实的核心，没有长处，没有好习惯，也不能用。做人本来就难，成事本来就难，成人的世界里本来就没有“容易”二字，除了长胖容易之外，哪有容易。
求才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复李黼堂）
治生，经商。白圭，列名《史记》的大商人，经济思想家，其经商名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求才招人之道，一要眼光准（参照上两条），下手快，志在必得，出手必得，不得不罢休。二要抓住“关键人”，招到一个关键人，带来整个团队。
求才一事，是一把手工程。真正的人才，不见一把手，不和一把手情投意合，不会加入战队。一把手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耗光，但是一把手也可以做得很容易：管住三件事，三件事之外，天塌下来有高个子的顶着。这三件事是：找人、找钱、定方向。找人是第一位的。
在左宗棠的询问下，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自述成功秘诀：“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深爱自己的一把手多而又多。想做到后两条的一把手很多，真正做到的一把手其实很少。能做到第一条“爱才如命”的一把手少而又少，以至于后世一直有一种说法，曾国荃当时根本没说过“爱才如命”，只说了“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魂梦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复李雨亭）（启超按：此问疾书也，摄生要诀，尽人皆当服膺。）
李宗羲因病休假，曾国藩写信慰问，教下属养病之法：第一要锻炼心志，早起、打坐；第二要去除妄念，别多想、别怕死——做个好领导不容易。团队成员的生老病死也要照顾。
没有机会细问梁启超在此处佩服曾国藩什么。两个非专业大夫讨论沉疴，一个估计不知道自己真的在说什么：什么是志？什么是气？什么是静？什么是动？志怎么帅气？静如何制动？另一个估计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摄生要诀，尽人皆当服膺”，凭什么服啊？
讨论中医容易出人命。姑且从我作为一个经典西医学生和经典禅宗学生的角度提取一些正见：人很容易觉得人生无聊，四岁的孩子都能慨叹“一日三餐百无聊赖”（亲耳反复听过），顺坡下驴，得过且过，晚睡晚起，无所事事，精神气儿很容易没了。“早起”是个解决办法，“打坐”或许浪费时光，如果天气好，可以出去跑十公里，如果天气不好，可以开两三个会或者读一本书。其他解决无聊的办法包括：追求立功和立言不朽，有个认真的爱好，无私奉献帮助他人，等等。至于“久病怕死”，怕到睡不好，这个需要正面劝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真的猛士和假的猛士和所有的猛士，都会死的，请接受这个事实吧！你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也会发生，怕也没用。睡不好觉简单，如果还有阅读的视力，请读一本相对难懂的经典，如果没有了阅读的视力，请静听风入松的次数、默数小母羊的数目。
这一切的前提是：解决沉疴。到底是什么病？到底有没有治？到底还能不能好？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几个问题不了解清楚，谈什么修心、养生、锻炼。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复宋子久）
念过大学的，平时每天又爱看几页书的，自诩为读书人的，就要以油腻为耻、以卖弄为羞、以笨拙为本分。因此而有所失、有所缺，求仁得仁，读书人就该认命。
最多在安于笨拙的基础上，勤谨，比常人勤劳，比常人谨慎。
读书人，不是社会人，定义里有笨拙的底子。既然笨拙，安于笨拙，勤奋加谨慎，就好了。笨人耍聪明，更会误事。
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复胡宫保）
和胡林翼谈用兵打仗之道。
兵行险招，部队要一直扎实可靠才可以；军出奇谋，领导者要一直正大光明才可以。
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扎实可靠的部队几乎不可得，一直光明正大的领导者几乎没有。所以，没被逼到绝境，还是老老实实，不要心存侥幸，永远不用险着，永远不用奇谋。
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共习勤劳，先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复宋子久）
练兵，“勤”是第一位，要从日常训练起。
第一步，上思想课，让他们知道不足、自己奋进（愧厉）；第二步，上纪律课，业绩文化，要是不练，就用大棒（痛惩）。
曾国藩这句话，一定基于惨痛的教训而发。对于自己、小团队、大队伍，不要心存任何侥幸，平时做不到的，临敌也做不到——临敌更做不到。平时不能吃苦耐劳，战时更不行。所以，平时就是战时，不能拿“平时”当借口，每天必须早起、习劳、忍饥耐寒。
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复方子白）
人是第一位的，有人才能有事，得人才能干事。
世事无常，无常是常，听上去是老生常谈，在短时间里感觉还似乎不对。在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很多猛人说过各种狠话，“笔补造化天无功”“人定胜天”“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是，“无常是常”的规律常在，个人的作用渺小，有些似乎不在此规律里的个人也只是在各种合力下起到某些棋子的作用而已。以历史为尺度，绝大多数人是尘埃，以宇宙为尺度，我们都是尘埃。
阅历世变，在诸事无常、诸事不可控的前提下，渺小的个人如果想成事，能靠什么？只能靠人。人似乎最不可靠，似乎又是唯一能依靠的。
靠什么人？
靠自己，靠一个训练有素的自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守心”，“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靠队伍，靠一个勤慎笨拙而有执行力的队伍，“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大抵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复胡宫保）
世事变乱，是有征兆和步骤的。
第一个征兆，也是第一个步骤，是出现某些纯小人或者伪君子混淆黑白，指鹿为马。他们这么做的主要驱动力是浑水摸鱼、不劳而获、盗国自肥。
第二个征兆，也是第二个步骤，是君子集体失声、噤声，有可能是大环境不允许，更可能是君子承平日久、德高望重，不敢、不好意思、怕惹闲话，或者静等同辈其他人出头。
君子越退让，小人越狂妄。《论语》说“当仁不让”。精英（君子）要勇于出头，因为他们承担着引领社会的责任。
因为出头，精英（君子）被世人嘲讽、谩骂，乃至被放逐，乃至掉头颅，不是很正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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