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洪源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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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
聂锦芳认真清理10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显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解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反而是那些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和严谨理性的研究态度而作出的理解，仍然具有恒久的价值。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曾经受到过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苏联的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论著，反而文本、文献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反思，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意识到文本问题的重要性，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或许是过去研究方式和路数的惯性使然，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格局中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论者言说其重要性的多，真正实际介入这方面研究的少。很多人并没有把文本研究看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是理解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因而应该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分内之事，反而把它看作少数学者的特殊兴趣和研究路向。甚至，当这一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取得一定进展、涌现出一些成果，就已经引发出了不少负面议论，有的还颇为尖刻。我本人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员，经常对照大家的评论，反省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我也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或许是受到一时表面现象的影响，新近国内发表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中，考察和清理马克思著述的总体状况及其流传情形，介绍和2评论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MEGA编辑的最新动态，梳理和甄别某些文本个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著述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引起论者的关注。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这种看法甚至引发了早几年前率先在国内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的“反叛”，指责我和同道们只做缺乏“思想”的“伪文献学考据”。
究其实，上述看法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工作的通盘考虑、阶段设计和完整构思所致。正是痛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为止依然十分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方式的恶劣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也即三个阶段：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每一个阶段又包含很多环节）。从中可以看出，版本研究只是文本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再靠思辨和想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不能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无限的概括和提炼，不能对其思想进行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天马行空地“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不论研究者的个性多么独特，在介入某一项具体研究时，你必须遵循这样一种严格的步骤或程序。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中文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撺掇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主题有关的法国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的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所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作出“过度诠释”。
其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差距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而把它们与他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和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这样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虽然我们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本身表达净尽了。文本本身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它的表述有可能不恰当、不完备。按照文学理论中的“冰山原理”，作者的思想只有六分之一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到的），六分之五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文本只能是对其六分之一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此等等，就要求研究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作出分析、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思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前提步骤。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遗失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作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错。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账很多。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辟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章句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不仅如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是根据俄文2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它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和第2卷中遗失的两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版式，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就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的思考路向看似逻辑清晰，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圣麦克斯》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就需要站在比论争双方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简单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精神世界？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但“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
那么，能不能据此就说施蒂纳的探索完全没有必要和价值了呢？恐怕不能下如此决然的断语。我们知道，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它们的奥妙、奇异、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观念、思想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精神、观念、思想，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而舍弃了对纯粹精神、观念、思想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我们必须说，施蒂纳对精神世界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施蒂纳痛切地感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迄今根本没有用精神来观察世界，而只是对它呆望而已”。于是他做了非常曲折的思考和探索，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世界的探索陷入纯精神的领域而离开了与现实的关联。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
以上这样一种解读，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吗？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仅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诸如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海涅、魏特林、威廉·沃尔弗、赫斯、卢格、格律恩、蒲鲁东、拉萨尔、福格特、巴枯宁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思潮或党派与马克思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虽然没有与其直接接触过，但对其思想发展和理论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思想先驱与他的思想关系。终马克思一生，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其观照、把握世界，理解和诠释时代最为重要的参照系。迄今为止，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对他们思想关联的具体细节和演变轨迹的探寻，还是从整体上对黑格尔的实际影响作出程度上或实质性的判定，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直接关乎马克思思想与旨在全面颠覆黑格尔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的层次是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和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显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与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而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道们决定奉献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力图从文本、文献个案出发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论，尽可能地把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以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
当然，由于马克思一生撰写的文本、文献是卷帙浩繁的，要对其著述一一进行解读并不可能；这样，我们就只能从中选取出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篇章，作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选取的原则是：一，马克思写作这些著述或手稿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同时花费了他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二，这些作品的篇幅一般比较大；三，有些著述虽然不完整、不系统，但它们提出或触及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漫长的思想创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被揭示或提了出来，这昭示了这些作品永久的思想史价值；四，对有些著作过去虽然有所研究，但现在看来要么存在资料不完整、不权威甚至错误的问题，要么解读方式、观点概括有偏差，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计划从以下12个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及其思想展开深入研究：
一，通过对“中学文献”、“大学习作”与“博士论文”及其笔记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启蒙背景、浪漫情怀与自我意识；
二，通过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重要文本的研究，探讨马克思思想转变中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以及他对现实解放之路的寻求；
三，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传承、决裂的过程；
四，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再研究，分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扬弃异化的思路；
五，以《神圣家族》为中心，重新考察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和思想的建构过程；
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马克思在批判中所重构的“新哲学”的构架、体系及其特征；
七，通过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八，通过对1848—1852年一批“真正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政党学说和革命方略；
九，通过对“1857—1858年手稿”的研究，厘清劳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复杂内涵及其论证逻辑；
十，通过对“1861—1863年手稿”的研究，甄别马克思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十一，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及对资本的逻辑的批判；
十二，通过对“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概括和分析马克思晚年对东方、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以上研究计划拟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年之前全部完成。
为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和思路的完整性，它们将由我和受我研究方式和思想观点影响的同道们一起完成。我们多年专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每个人既对自己所研究的文本有精深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宽广的比较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力度。其中三项由我本人撰写，其他各项虽然由其他人署名，但其中的思想观点、论述思路、章节安排乃至文字表述也由我提出或者把关。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传统，除非特殊情况，每周五下午都会在我的办公室进行探讨，教学相长，共同提升。我是这种研究方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相关观点和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诚恳接受学界内外的监督和批评。
谨以我们的努力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的繁荣和发展！2014年9月17日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导论重新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两种与之密不可分的思潮：一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蒲鲁东等人为代表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或改造。他们或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思想来源，或是以参照系和直接批判对象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评判马克思的思想离不开上述两种思潮。其中，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尤为错综复杂，后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革命等方面启发了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具体经济范畴的理解和社会变革的道路等方面同马克思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作，引述、评论和批判蒲鲁东学说的部分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诸如：《神圣家族》中对埃德加·鲍威尔《蒲鲁东》一文所作的批判及对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肯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蒲鲁东关于“平等”、“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等论断的评述，《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构成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等的全面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蒲鲁东无息信贷理论、“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等论断的驳斥，《论蒲鲁东》中对蒲鲁东一生思想的盖棺论定，《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继续批判，《政治冷淡主义》中对蒲鲁东互助论的剖析与批驳，等等。上述过程折射出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从最早对《什么是所有权》的正面肯定到后来对《贫困的哲学》的彻底批判。可以说，蒲鲁东是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可绕开的环节——甚至马克思在晚年写作《资本论》时还在对《哲学的贫困》进行修订、补充。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力图超越、整合当时的三大社会思潮——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进而找到社会变革的真正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阐述他们在把握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途径等方面的差异，从比较的意义上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及价值。
鉴于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讨论清楚二者所涉及的全部思想议题。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采取文本个案研究的方式，选择最能表征他们对相同思想议题作不同表述的著作，通过对比研究，呈现蒲鲁东的参照系作用以及马克思的独特见解。遵循上述原则，《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显然是最佳选择。《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本人曾说过，“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注：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25页，人民出版社，2001。）。同样，蒲鲁东本人对《贫困的哲学》也颇为自赏，他曾多次表达该书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所实现的变革性意义，诸如“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发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与理性系列”等。而且，该书的核心内容即构成价值理论，成为蒲鲁东之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前提。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以《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为主题。在题目的拟定方面，笔者援引了《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个标题。关于这句话，笔者认为，除了过去研究中讽刺蒲鲁东的意义之外，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那就是：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就都是同他们各自的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和历史观，这使他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性思想来观照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现象，进而批判蒲鲁东所构建的作为“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的社会经济学。一、批判对象思想原貌的直接呈现
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对蒲鲁东的认识和理解是较为匮乏的，甚至有“脸谱化”、“妖魔化”的倾向，研究者们普遍只用马克思相关著述中的描述就对蒲鲁东盖棺论定，如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注：参见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经常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的小资产者（注：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等，轻忽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伴随《蒲鲁东全集》法文新版的陆续编辑刊出，大量鲜为人知的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蒲鲁东的思想形象也逐渐地饱满起来。研究者们普遍发觉，异于同时代的思想家和革命者，蒲鲁东几乎关心当时所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原始语言的语法、税收和所有权、宗教节日与铁路、技术工业的词汇与手工制作的原则、妇女卖淫问题、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与革命的策略、基督教信仰与神权统治的危害、无息信贷的好处、互助合作的促进、国际法的必要性、赞颂联邦制与拒斥共和制，等等。上述卷帙浩繁且主题分散的作品，凝聚了19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全部“秘密”，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见，作为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全面客观地认识蒲鲁东的思想，不能在未详加研究的情况下一味否定它，这是准确地研究《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前提。
通过仔细地阅读、梳理蒲鲁东的若干重要著作，笔者发现，他不仅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关系、社会革命的方式等问题上有着独特且深入的见解，而且他的不同著作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发表时间稍后的作品往往都在解决之前著作中的遗留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蒲鲁东的思想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哲学实证化的最初尝试、批判所有权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创立系列辩证法并改造政治经济学、构成价值理论的实践化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持续探索。（一）哲学实证化的最初尝试
众所周知，蒲鲁东终其一生以贫困阶层（注：蒲鲁东所关心的贫困阶层不是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的全部的人，而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一些小的所有者。）的代表和发言人自居，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其目标。他虽然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把“原罪”视为贫困起源的地区，但蒲鲁东却因社会贫困问题持续出现而质疑基督教教义的真理和道德标准。带着旨在宣扬众生平等基督教为何不让每个人都普遍享有社会福利这一疑问，蒲鲁东开始了思想探索。在“思想经历了种种曲折变化”和“灵魂经历了长期的孕育”（注：Prouhon，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Paris，1930，p.106.）后，蒲鲁东形成了一个构想，即构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体系，进而通过哲学的这种实证化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正如他在1837年《致贝桑松学院的报考信》中所说：“早在人类社会出现前，就存在着一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虽然在所有历史时代以前就已经被歪曲，但在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却全都保存着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的真正的、相同的遗迹。基督教的大多数教义就是这些可以被证明的命题的简单表述；通过对各种宗教体系的比较，通过对语言形成的仔细研究，而丝毫不求助于任何其他启示，人们就能看到天主教徒所必须信仰的、虽然自身是不可解释的、但却能够为悟性所接受的真理的现实性。在这一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完全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传统哲学。”（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在上述理论任务中，蒲鲁东首先研究的是语言形成问题，成果是1838年写成的《论通用文法》（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对各种宗教体系的比较与批判则是在20年后进行的。（注：这里是指蒲鲁东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揭露、批判基督教和神权统治所带来的危害是蒲鲁东一生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主张把语言学方法应用到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他认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来进行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才能摆脱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老路。诚如蒲鲁东所言，语言学和文法研究是最为科学的和严谨的学科，根据语言的起源及方式可以确证人类信仰的源泉和支脉，从而为心理学开辟新的领域和为哲学找到新的法则。与此同时，蒲鲁东把“平等”和“正义”确证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他主张劳动者应该在社会中平等地享受各种福利，不应普遍生活在贫困之中，更不应对这种悲惨的境况“逆来顺受”、把贫困当成对原罪的救赎。此后，语义分析成为蒲鲁东的重要研究方法，他在阐述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正义、平等、自由）、论证劳动互助等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对这些语汇作词源考证。（二）批判所有权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
尽管《论通用文法》中有关宗教批判的内容使得贝桑松学院的学者们感到惊慌失措，但它所蕴含的思辨精神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最终让蒲鲁东在学期间获得了一项助学金。在接受资助期间，蒲鲁东发表了两部作品：一是于1839年为参加一项关于宗教问题的征文比赛所写的《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Considérée sous les rapports de l’hygiène publique，de la morale，des relations de famille et de cité），简称为《关于星期日的讲话》（De la celebration du dimanch）；二是于1840年所作的、奠定了他思想地位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简称为《什么是所有权》）。表面看来，《关于星期日的讲话》探讨的是宗教仪式问题，但实际上蒲鲁东却否定了把自杀归结为宗教问题的征文论题，转而去论证贫困如何成为源于所有权的社会问题，并将宗教仪式的作用限定在卫生道德、家庭方面。在这篇文章中，蒲鲁东还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举凡“王权就是神话”、“宗教是自我意识的空想”、“上帝只是一个外物”、“所有权就是盗窃”、“政治共同体（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消灭所有权”、“所有权与占有的区分”、“盗窃的15种情形的说明”等，它们几乎蕴含了蒲鲁东今后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关于所有权与盗窃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要比《什么是所有权》中论述得更为翔实。从这个意义来说，《关于星期日的讲话》不失为《什么是所有权》的提纲或“前篇”。《什么是所有权》的内容最为我们所熟知。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将所有权归结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他提出要通过所有权的“批判”与“重建”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从而正确指导实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作为超越共产主义和所有权的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自由。蒲鲁东指出，作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所有权的现存性恰恰说明了社会自身已经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表明历史与客观事实对于人类实现普遍自由和平等毫无意义，唯有超越历史与现实之外的哲学普遍法则才能规范人类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于是，“正义”（justice）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蒲鲁东论证的始末，乃至成为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或标准。在此基础上，蒲鲁东批判了法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所有权的理论，运用了如下方法：重新明确正义原则的定义、必要性、体系和公式→检视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是否相符，完成对所有权理论的破坏工作→从人性论出发，寻求所有权的存在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会形式的方向。通过上述方法，蒲鲁东力图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système d’égalitéabsolue），“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一个用作过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实行的体系”（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当然，蒲鲁东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的复杂困难性，甚至需要20个孟德斯鸠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自此之后，蒲鲁东都在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而进行着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三）创立系列辩证法并改造政治经济学
根据蒲鲁东的解释，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必须诉诸一个哲学基础，即“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这一观点是他在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或论政治组织的原则》（Da le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ou，Princip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s）中提出的。通过借鉴孔德实证主义理论中的知识部门的三阶段说，蒲鲁东提出了“三阶段定律”，即人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要先后经历宗教、哲学和科学这三个阶段。与“三阶段定律”紧密相关的是“系列（série）定律”，即人在上述各个认知阶段中形成的判断（raisonnement）组成了一个“系列”或“统一性或多样性的合题”。“论断就意味着按系列分配。不能归入正确的系列的判断是错误的判断和诡辩主义。为了开辟系列的理论，人类的智慧必须要经过我们在科学演进过程中所看到的三个时期：宗教时期、哲学时期和科学时期。”（注：Proudhon，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ou，Princip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Paris，1927，p.172.）在蒲鲁东看来，系列辩证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而且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其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或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殊系列。这样，蒲鲁东就从“系列”方法中推导出平等，从而找到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的哲学依据。正因如此，蒲鲁东不吝辞藻来赞美《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把它说成是包含着“新的形而上学、简单明了而且有益的形而上学，不是德国的形而上学”，“将在哲学领域掀起的革命胜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注：Ibid.，p.5.）。
蒲鲁东坚称，“平等、平等的原则、方法、障碍和理论，平等迟迟未能实现的原因，以及社会和上天为什么那样不公平”（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是必须设法让世人知晓的问题。在找到了“系列”方法之后，蒲鲁东立即将它应用到探索上述设法让世人知晓的问题中，成果便是1846年问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一书。蒲鲁东在该书中运用“系列”方法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改造，使其真正成为一门“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和与哲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学（scienceéconomique）。（注：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目的却各不相同：前者是使人们认识到价值规律的各个矛盾，后者则在阐明这个规律的同时使其在各方面付诸实现。简言之，“行动”是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基本依据。正因如此，蒲鲁东将他构建的新经济学称作是社会经济学。）正如他在致友人阿凯尔的信中所说：“系列定律是冥冥中支配着一切科学的一个绝对方法……由于这个方法，那些尚未建立的东西，如政治经济学，就能建立起来。”（注：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2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蒲鲁东分析说，社会经济学的基石是构成价值理论即产品的比例性关系理论。因为价值的构成问题同平等、公平密切相关，“社会的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价值的比例”；“价值尺度理论或者价值比例理论其实就是平等的理论”；“只要人们是为生存而劳动，而且是自由地劳动，公平就是博爱的条件、联合的基础；可是如果价值不确定，公平就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95、100、90页。）。要言之，只要确定了构成价值，公平、平等原则就能得以实现，自人类社会诞生起就困扰着它的贫困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实现构成价值的直接途径就是平等交换，即“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上述观点贯穿了蒲鲁东理论研究和政治活动生涯的始终，他此后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盖出于此。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描绘了“社会天才”确定构成价值的历程，即“经济进化的系列”，亦即“经济矛盾的体系”。这一系列从分工开始，历经机器、竞争、垄断、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等，直到人口为止。这其中的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带有二律背反的性质，都具有益处与害处，后一个阶段始终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阶段的矛盾而出现的，直到解决了全部矛盾为止。此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只要是回到各个矛盾的起点即价值的二律背反，并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所有的矛盾就都会迎刃而解。可见，《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要义就在于，从理论上探讨用构成价值或者说用直接的平等的交换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的可行性。此外，蒲鲁东在尝试整合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试图将社会主义囊括进来，其方式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探索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重新研究事实，研究经济惯例，找出它们的精神所在，阐明它们的哲理”（注：同上书，124页。），在此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各自“好的方面”协调起来，从而实现这二者的“合题”。（四）构成价值理论的实践化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系统化《贫困的哲学》问世后的几年（1846—1851年），正是欧洲爆发大规模的革命浪潮时期。受此影响，始终以革命者形象示人的蒲鲁东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革命活动，以及着手将构成价值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蒲鲁东所谓的社会革命首先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革命；在他看来，经济革命是优先于政治革命的，只有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才能完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好地贴近革命，蒲鲁东出版了《社会问题的解决》（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一书。他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是解决君主制的三位一体即王权、所有权和货币（注：“货币的使用是同封建所有制的统治和社会的君主政治相吻合的……只要家庭从事其特殊的活动，作为一个封闭的、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小单位而继续存在，所有权就是社会的原则和基石。可是，由于交换的次数稀少和数量不大，必须仅仅使用货币……但随着劳动的种类增多，实业的分门别类和交换次数的成倍增加，流通成了各国经济的头等重要的事实；那时候，正如我们曾说过的，个人所有权成了集体生活的障碍，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使用从此仅仅成了特权和专制的标志，正如国王的特权是腐化和专横的标志一样。”（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转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78～79页）），它们是二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所应被否定的三项事物。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在政治方面，将政治改良从社会改良中排除出去，包括代议君主制和代议民主制等在内的任何政治改良形式都是对真正的革命的否定，真正的政治改良不是由人民代表管理的政府，而是由全体国民任命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管理政府；在经济方面，将构成价值理论实践化，通过成立交换银行来实施无息信贷，并把用以交换的产品全部折算成银行券，人们凭借银行券各自获得所需的、与自己的产品完全等值的产品，从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交换，消除通过货币进行间接交换所带的贫困、剥削、奢侈等一系列恶果。
在蒲鲁东看来，在信用领域内推行产品的直接交换必须要以加入互助团体为前提，否则，任何公有制和人对人的统治形式都永远行不通。为此，他于1849年初在巴黎开办了一个带有股份公司性质的交换银行（后更名为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开业的前六个星期内，认购股票的人数达到了近6万人，预定资本高达10万法郎。蒲鲁东对这种境况颇为满意，并展望了人民银行的发展情景，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1849年1月、2月、3月是我一生中最美满的时刻；在这三个月里，由于人民银行的成立，无息信贷的原则即使没有完全实施和发挥作用，但至少已经被提出和具体化，并且进入了公众的思想之中。……一旦它嫁接到旧社会的枝芽上，就能使旧社会从它的原则中吸取崭新的生命力，从而使旧社会逐渐得到改造。”（注：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p.215-216.）
1849年6月，蒲鲁东因著文反对路易·波拿巴而被判处3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身陷囹圄的他开始着手将革命理论系统化，写成了《一个革命者的自白》（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在前一本著作中，蒲鲁东以时间为序系统地回顾和评述了政府的变更历程、当时社会的主要理论家在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前后的各种回应和探索（注：从这本书中每一个章节的标题就能看出这一点：“第一节，悔罪；第二节，良心的自白，（我的探索）历程的本质和目的；第三节，政府的本质和目的；第四节，1879—1830年：政府的法令汇编；第五节，1830—1848年：政府的腐化；第六节，1848年2月24日：临时政府；第七节，1848年3月17日：路易·勃朗的反应；第八节，1848年4月16日：勒德鲁·罗兰的反应；第九节，1848年5月15日：巴斯蒂特和马拉斯特的反应；第十节，1848年6月23—26日：卡芬雅克的反应；第十一节，我是谁；第十二节，1848年7月31日：有关社会主义者示威运动的消息；第十三节，1848年9月17日：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发展，山岳派的转变；第十四节，1848年11月4日：组织；第十五节，人民银行；第十六节，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第十七节，1849年1月29日：巴罗的回应，消灭政府；第十八节，1849年3月21日：俱乐部的法则，合法抵抗；第十九节，1849年4月16日：考察罗马法；第二十节，1849年5月15日—6月15日：社会民主党的合宪性；第二十一节，1849年7月8日：结论。”（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p.1-2））（用蒲鲁东本人的话，“在革命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上经历的许多次动摇和倒退”），以此阐明了他对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和追求。蒲鲁东指出，自由具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通过建立普选制、独立地集中社会职能、经常不断地修改宪法等方式获得政治解放；二是用互相保障信贷与销售来获得实业的解放，即经济解放。也就是说，不要因政治权力而造成人对人的统治，不要因资本兼并而造成人对人的剥削。蒲鲁东把自由视为社会哲学的全部内容，他认为破除政府和所有权对自由造成的各种障碍，使自由得以“前行”，是医治贫困的药方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由于自由同理性一样，它的存在和表现以不断地鄙视和扬弃它以往的成果为条件，因此，“讽刺”（satire）历来是哲学和自由的天性，是人类精神的特征，是实现进步的不可抗拒的手段。蒲鲁东由衷地赞美着“讽刺”和“自由”：“温和的讽刺！唯有你才纯洁、忠贞和冷静。你为美增添雅致，为爱增添风采……来吧，至高无上的自由！请把你的一线光明照射在我的同胞身上；请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燃起你的精神之火，从而使我的自白使他们达成和解，让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在清醒和欢乐中完成。”（注：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293.）《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由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七篇论文组成，蒲鲁东在其中主要探讨了19世纪革命的原因、法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不同政党策略的弊端和正确的解决办法即复归其原本意义的革命。蒲鲁东首先对法国二月革命的原因作了总结。他指出，法国过往的一切革命都是由反动引起的，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政府的高傲”经常同革命的和平进程相对抗的结果。1848年的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临时政府因无法兑现保障无产者生活这一承诺而直接走向了反动，它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并公然镇压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虽然反动决定了革命，但是整个19世纪的革命还有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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