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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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全国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放开政策
●朱兴度对他在上海的亲戚说：“吴书记派我来向叔伯阿姨们打探打探，希望你们能给多出好点子。”
●科技情报所的负责人说：“这一产品适合中国需用。”
●交通部门说：“你们的产品运输不在我们的计划任务内。”
中央鼓励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全方位走上正确道路，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转折。
此次会议以后，全国各类经济体，包括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了起来。当然，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还有更早的历史。
我国的乡镇企业是从原来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所办的企业，即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社队企业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在农村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
1958年，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
在当时，围绕着大炼钢铁，各地的公社办起了一大批小型炼铁、小矿山、小煤窑、小农机修造、小水泥、食品加工和交通运输等企业。
在同时，各地还把原来农业合作社已建立的许多副业小厂，都无偿地转为公社工业，原农业合作社办的种植、养殖场，也收归公社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大批公社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到1959年6月底，全国有社办工业企业70万个，总产值71亿元，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
在20世纪60年代，在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的同时，对社队工业进行了调整和压缩。这样一来，社队企业的发展开始受到限制，甚至出现衰落趋势。
到20世纪70年代，社队企业开始略有发展，但是非常地缓慢。截至到1978年，我国社办、村办的企业只有152.42万个，联户企业和个体企业则几乎是空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1979年7月3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院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即《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第一条即明确指出：
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社队企业发展了，首先可以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壮大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够为机械化所腾出来的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还能够为人民公社将来由小集体发展到大集体、再由大集体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逐步创造条件。公社工业的大发展，既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业品，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可以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
同时，《规定》还明确提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经营范围、资金来源、所有制等。
此文件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政策及方向作了如此明确的规定，标志着社队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
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凡是符合经济合理原则，宜于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要逐步由社队企业加工。《决定》发出后，各地和有关部门为贯彻中央决定精神，结合当地实际，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措施。
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打消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顾虑，调动了他们发展社队企业的积极性，这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应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社队企业开始迅猛发展起来。于是，人们也把这个时期，称为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各地积极促进社队企业发展
1979年，中央允许社队企业发展后，各地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促进本地社队企业发展。
在广西，当时全省有4万多个社队企业，60多万从业人员。这些社队企业经营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有些传统产品还畅销国内外。
其中，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公社的竹器，桂林的白竹筷、六角竹帽、湘纸，环江的竹席，崇左江州草席，玉林和梧州地区的万金纸，都在国内市场享有盛誉。
改革开放以后，广西社队企业有了成倍的发展。但是，大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产品工艺粗、样式土、价钱高。
究其原因，这些问题或者由于缺乏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证产品规格质量的制度，或者盲目地看到产品畅销而采用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做法，或者由于设备、工艺陈旧，质量不过关，生产效益低等。
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结果造成了零售商店、批发部门、转运单位，以及生产企业不同程度的积压，也妨碍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巩固。
针对这种情况，广西各地领导部门十分重视，强调整顿社队企业，首先要对企业领导思想进行整顿。
为此，从自治区到各地、县，都树立了一批一贯讲究产品质量或重视质量以后变化显著的先进典型，以此来引导全区社队企业，使他们确立质量第一的指导思想。
地处丘陵山区、竹源丰富、历史上一度外销上百万件竹器的容县，有一段时间圆头油竹帽出现了滞销。
经过调查发现，这种帽子由于式样老，而且因为帽缘小而戴不稳，在北方已不再受欢迎。
原因发现后，生产单位根据群众提出的要求，多生产六角帽、河南帽、湖北帽等新产品，很快销售量就上去了。
平乐县同安公社卫生纸厂，以前生产的卫生纸杂质多，易变黄，群众不欢迎。
后来，这个厂下决心提高质量，改革了旧设备，增设了两个除渣器，改进了漂白操作工艺，结果生产出的卫生纸又柔又白，很快变成了畅销品。
广西各有关部门还针对社队企业成员接触外界少，对外地新工艺不甚了解的实际情况，积极帮助社队企业成员开阔眼界，组织他们学习新技术、新工艺，尽快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在当时，陆川县组织生产瓷器的社队企业人员到国营瓷厂参观学习，同时引进新样品供他们参考学习。此后，产品正品率很快达到95%以上。
与此同时，广西人民公社企业局和供销社，还联合举办社队企业产品比质比价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广西各地进一步提高了社队企业搞好产品质量的自觉性，从而使广西各地的社队企业越来越红火。
在江苏，当时该省社队企业的收入，已占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43%。
然而，人们发现，当时有的地县在发展社队企业中存在一定盲目性，有些社队往往看到哪个产品利润多，就生产哪个产品，看到别人搞什么自己就搞什么，结果使一个地区同类型的工厂发展过多，过于集中。
由这种盲目性带来的问题很多，如有的县有几十家锉刀厂；有些企业没有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搞“无米之炊”，生产很不稳定；有些企业没有根据市场需要的变化，及时转产和增加花色品种，造成产品积压。
1979年，中央鼓励发展社队企业后，江苏省各地都以积极态度，对社队企业进行调整和整顿，大力增产适销、对路产品。
首先各地在增加产量的同时狠抓质量。为此，各地要求，凡是长线产品，通过增加花色品种以适应市场需要。凡质量不过关、市场不需要、原材料无法解决的产品，则及时组织转产。
这样整顿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启东县经过整顿，针织工业比上年年同期增长86%，服装工业增长3倍以上，建材工业增长54%。
同时，江苏社队企业在调整中，还注意发挥本身的特点，依靠市场调节，打进攻战。
无锡县长安公社综合厂原来生产皮鞋和服装，后来由于化纤织物折收布票，原料无来源，从而使生产陷于困境。
在调整中，长安公社综合厂利用原有设备条件，积极试制成功出口车缝手套，接着抓紧设备改造，拉开生产线，专为外贸定点生产。
及时转产效果非常明显。1979年原计划105万元产值，然而上半年就完成了106万元，半年就超额完成了全年的产值。
在扶持社队企业过程中，人们发现社队企业是“船小掉头快”，只要肯开动脑筋，广找门路，就能很快见到成效。
认识到此后，江苏有些社队企业因地制宜，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趋利避害，也使生产稳步前进。
在当时，有的地方原材料比较丰富，他们就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有的地方工业基础好、技术力量强，就发展自己富有特色的产品，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吴县北桥公社利用他们传统的纺织、刺绣工艺，生产绣花尼龙衫20多种，远销东南亚各地，受到用户的热烈欢迎。
紧接着，吴县北桥公社又利用工艺优势，生产了一种蛇皮手套，畅销加拿大、瑞典。
高淳县沧溪塑料厂根据自身特点，提出“轻工要轻，产品要新，技术要精，用户要称心”的口号，改革工艺，增加了10多个新产品，在全县不少塑料行业生产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站住了脚跟，生产还有了很大发展。
就这样，在全省的共同努力下，到1979年7月底，江苏全省社队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全省14个地、市，有10个地、市都有增长。其中，常州、无锡、徐州3个市郊增长15%至30%。
在黑龙江，这里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发展社队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1979年春天，黑龙江省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认真抓社队企业的整顿。
10月下旬，黑龙江又召开了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总结交流调整、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表彰奖励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一步讨论落实了全省发展社队企业的规划和措施，从而推动社队企业在调整中不断发展。
在调整社队企业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委十分注意引导社队发展加工工业，为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创造条件。
为此，黑龙江省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对那些社队能办的企业和项目，县以上单位不要去办，已经办起来的要转让给社队去办。
同时，还要求把适宜社队经营的酱醋、咸菜、豆制品、小食品等生产项目，让给社队去办；把现在“全民办、集体干”的企业，逐步从全民划出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为了解决社队企业的各种难题，黑龙江有关部门还提出，各地公社可以根据需要组织装卸队、运输队和建筑工程队，兴办饭店、旅店、浴池、缝纫、照相、修理、托幼等服务行业。
为了把社队企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搞畅通，黑龙江省委还强调，社队企业的生产要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产品销售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流通渠道。
因地制宜发展社队企业，一直是黑龙江各地政府在调整整顿社队企业中非常重视的一项措施。
1979年，肇东县的社队企业遇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产品“消化不了”，大量积压滞销；二是“吃不饱”，原料短缺。
为了解决社队企业产品积压问题，他们主动出去，推销产品，招揽生意，签订定货合同。同时，社队企业还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和安排生产计划。
在当时，肇东县尚家公社联合厂，原来生产一种汽车零件，当时，这个厂发现这种产品已经饱和，而许多基本建设单位却急需一种建筑材料。于是，他们就转而生产这种产品，仅一年，他们的年产值达60万元。
由于对社队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政策和措施，1979年，黑龙江省的社队企业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
在当时，全省90%的公社、70%以上的大队办起了社队企业。同时，社队企业的产值和利润也达到飞速的发展。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安徽，当时，为了帮助贫困社队尽快改变面貌，国家和地方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无偿投资，支援穷社穷队发展生产。
在过去，这些资金大都用来买农业机械送给穷社穷队，这种做法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不够理想。因为穷社穷队经济收入低，有了农机往往买不起机油、配件，群众把这些农机称为“不下蛋的‘公鸡’”，送来也养不起。
1979年，安徽省决定改变这种投资的使用方法，把注意力放在帮助穷社穷队发展社队企业上，他们把这个办法叫做帮助穷社穷队“买母鸡下蛋”。
为此，全省先后从国家支援人民公社投资中拿一半，又从地方财政中节省出一些资金，共达1700多万元，集中地支援低产贫困地区的社队。
实践证明，帮助穷社穷队“买母鸡下蛋”是从根本上治穷的一个灵办法。因为穷社穷队在劳力、资源上并不“穷”，他们要求办工业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只要支援一点资金作“本钱”，社队企业就能很快地办起来。
地处淮北平原的宿县濠沟公社，原来没有社队企业，国家投资1.8万元后，一下子就办起了5个小企业，当年产值就达到12万多元。
社队企业在全省处于最低水平的阜南县，1978年社队企业收入只有300多万元。1979年，国家给这个县无偿投资39万元，地方财政投资1万元，支援这个县的37个公社、9个大队新建、扩建企业70个。
有了这笔投资后，该县社队企业发展很快，当年全县社队企业总收入达到700多万元，比上一年翻一番还多。
安徽省在帮助穷社穷队发展社队企业时，还比较讲究经济效果，支援的一些项目尽量做到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对于那些有一定基础、又有资金困难的社队企业，他们也给以支援，效果非常显著。
宁国县东岸公社锡铁厂，已投资12万元，但是还差些资金上不去。1979年，安徽省就给这个公社投资3.5万元。
获得这笔投资后，东岸公社锡铁厂配套设备很快购置齐全，并迅速投产运营，当年产值达60万元。
伴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队企业的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帮助社队企业解决污染问题，也是当时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
1979年以后，辽宁营口县的社队企业发展很快，到1980年，全县已经办起了530多个社队工厂企业，社队企业遍及20个公社、农场。
但是，当时的这些社队企业大都是土法上马，设备简陋，管理落后，没有“三废”处理设施，废水满地流，废气随风飘，粉尘满地落。
这样一以来，全县受污染的农田、果园竟高达3万亩，这给农、林、牧、副、渔生产造成了危害，群众健康也受到影响，反映十分强烈。
营口县领导机关对发展社队企业中出现的这个新问题，非常重视，他们认识到不加强污染的防治，势必蔓延成灾，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也影响社队企业的发展。
于是，营口县有关部门及时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制定了社队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以及管理计划。
在具体实施中，营口县有关部门严格把住了几道关口：对新建、改建、扩建、转产的社队企业，凡没有“三废”治理方案的，不发给营业执照，不拨给基建、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不供应材料、燃料，不帮助其销售产品。
对于已出现污染的企业，有关部门立即责令他们限期治理。
而对“三废”治理搞得好的单位，有关部门则在各方面给以照顾。
1979下半年，营口县以污染严重的小苦土为治理重点，给社队企业里85%的雷蒙粉尘机，安装了布袋除尘器，基本解决了粉尘污染问题。
1979年至1980年期间，营口限期治理的社队企业有20个。经过整顿调整，这些原本污染的社队企业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经过整顿后，社队企业周围的老百姓不再受环境污染之苦，他们都高兴了，纷纷称赞县委真心为老百姓着想。
就这样，营口县治理了“三废”，净化了环境，同时变“废”为宝，增加了社队企业的收入。
和广西、江苏等省一样，在1979年中央鼓励社队企业发展后，各地都采取了一定的鼓励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社队企业的大发展。
社队企业努力克服各种问题
1979年，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各地社队企业取得了飞速发展。
然而，社队企业由于规模小，从业人员素质低等多方面的原因，社队企业在发展中，大都出现很多困难。
在社队企业面临的困难中，销售难是最让他们最为头痛的。
在当时，社队企业的大部分产品未列入国家购销计划，国营商业部门不经营。
而在广大农村，一些属于国家计划外的和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以后的农副产品以及多种经营产品，由于社队不能直接和市场挂钩，也无法销售出去。
再加上没有专业的销售人员，不了解市场，销售渠道不畅等等，这些都造成社队企业销售困难。
为了给流通领域开辟一条新渠道，打破长期存在的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统得过死的局面，各地社队企业都在采取措施，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1980年下半年，四川农村广泛试办了人民公社供销经理部，这个经理部包括贸易货栈和公社供销公司。
供销经理部成立后，它们以开展代购代销业务为主，只收取少量手续费。
各地供销经理部主要经销本县社队企业的产品，他们积极帮助疏通渠道，经营生产队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或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接受国营商业的委托，代销和经销部分产品；在执行国家统一价格政策的原则下，经营社队企业推销产品时换回的产品和原材料。
不少供销经理部还下设若干产品销售门市部和收购站，以代购代销为主，开展经营活动。
各地试办的人民公社供销经理部，促进了社队企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购销，打开了农副业和多种经营的销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同时，各地人民公社供销经理部在活跃本地市场，满足集体和社员对生产资料、生活日用品的需要方面，起到了国营商业的补充作用。
在陕西，适应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陕西省从1979年开始，就陆续建立和健全社队企业供销公司。
到1980年，全省已有75%的县建立了这种公司，这些供销公司在组织社队企业生产，交流经济信息，沟通产供销渠道，开展协作，做好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成立的一年半中，全省供销公司总经营额达1400多万元。
面对社队企业存在的人员素质低下问题，社队企业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城市，向城市“挖人”。
据1981年的一份《人民日报》报道：
历来都是城市向农村招工，而今年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公社榆树庄大队，却向北京城里招收了五十多名待业青年，在队办企业中做临时工。
近两年来，这个大队的多种经营和为城市服务的工副业迅速发展，劳动力渐趋紧张。
从今年3月开始，在城镇待业青年中招收临时工。这些被招的青年分别安排在大队的水泥构件厂、砂石厂和修配厂工作。
工资有计件计时两种形式，每人每月平均工资五十元左右，最高的达六十元。前来做工的青年及其家长都比较满意。
据了解，招用城镇青年比用社员工每个劳动力每月要少开支三十元左右，对大队企业也很合算。
像北京这样进城招工的，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当时，在沈阳、广州武汉等地，都曾出现过农村社队企业进城招工现象。
在那个人人向往进城的年代，农村企业进场招工，而且招到了工，一时传为美谈。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招工，社队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类人才紧缺的问题。
社队企业作为一种由公社或大队新办的经济实体，一般都存在规模小的问题。因此，很多社队企业，尤其是一些为大型工业提供配件的社队企业，要想顺利发展，就必须与大型工业企业搞好关系。
湖北省襄樊市是一个有3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这个城市轻纺、电子为主的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非常发达，是鄂西北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中心。
在当时，市郊农村人多地少，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的不断发展，社队企业应运蓬勃发展起来。
1981年，这里已有社队企业171个，社队企业从业人数达5212人。
襄樊市郊在办社队企业中，从开始就作了长远打算和通盘安排。他们针对本地区条件，认为只有立足于为大工业服务，围绕市场需要，才能充分发挥社队企业的作用。
为此，各个社队企业纷纷把为大工业配套、同大工业搞联合经营，作为发展方向。
在具体实施中，这些社队企业与大工业企业实行产品归口管理，设备归口配套，技术归口指导，生产归口调度。
通过这种方式，社队企业做到了供、产、销渠道畅通，防止了与大工业争原料的矛盾。
一段时间，这个市也曾出现国营纺纱厂产品销不了，印染厂吃不饱，中间织布跟不上的情况。
据此情况，王寨公社在市棉织厂的扶持下，投资建了一座拥有400台自动织布机的织布厂。
织布厂建成后，产品不愁销路，工厂发展很快，当年总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同时，还实现了全市纺织、织布、印染“一条龙”。
在为大工业服务的同时，襄樊市还根据郊区社队靠市区近的特点，提出办企业要为市民生活着想，弥补国营服务网点不足。
为此，社队本着因地、因人、因材、因时制宜的原则，广开门路，靠山的发展建材，靠水的发展养殖，靠大工厂的发展建筑维修，靠车站、码头的发展装卸、运输，靠交通要道和人口稠密的地方发展饮食服务行业。
社队企业成立之初，他们大多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滚雪球”的办法边生产边建设，逐步壮大完善。
在当时，王寨公社美满大队根据襄樊作为铁路运输枢纽的需要，自筹资金190万，兴办了一座大型饭店。饭店楼高七层，有800多个床位，成为襄樊市当时最大的饭店。
饭店建成后，往返旅客常来就餐，饭店生意非常火爆，为公社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在当时，襄樊市酒精厂，每天排出大量废水，污染环境，造成附近养殖的鱼类大量死亡。
面对这种情况，庞公公社建立了一座酒精废水处理站，将大量废水沉淀处理，变成难得的养猪饲料，既控制了公害，又为养猪事业开辟了新的饲料来源，一年收入5万多元。
与襄樊一样，天津市周围的农村也在依附天津大工业，发展社队企业。
在当时，天津市自行车锁厂是一家很大的制造类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行车厂便把部分工艺简单、用人较多的零件，外包出去。
就这样，天津周围的宝坻县、静海县、霸县、黄骅县的10多个社队企业，就开始靠生产自行车零件发展了起来。
苏家屯区是沈阳市的远郊区，以农业生产为主，1979年，全区人均收入175元。
1980年以后，苏家屯社队企业和区委反复研究，怎样才能办好社队去也，使全区进一步富起来。
经过调查研究，社队企业和区委领导同志看到，要广开生产门路，办好社队企业，就必须有一批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
但由于本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社队企业就向区委领导请示，就决定公开招聘，并由区委制定了对应聘人员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五条措施：
一、应聘者经过一段试用，证明确有真才实学的，均可迁来落户。原为城镇户口的可迁到苏家屯镇，家属是农村户口的可来本区农村落户。二、子女是城市待业青年的，可给安排工作；属下乡知识青年的，可进家长所在的工厂工作。三、给应聘人员安排住房或家属宿舍。四、给应聘人员高于原来的工资待遇。五、根据应聘人员贡献大小，酌情给予物质奖励。“能人”的到来，为社队企业扩大了生产门路。
在当时，城郊公社招聘的5名技术人员，帮助公社和一个大队联合办起服装厂，从服装设计到生产加工，全部由技术人员负责。
由于服装样式新颖，质量良好，产品畅销，仅一个多月便获利8500元。
20世纪80年代初，社队企业在起步阶段出现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靠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通过不断努力，终于在艰难的环境下，赢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各地社队企业发展十分迅速
1979年以后，各地社队企业迈开了飞速发展的步伐，一时间各地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1979年元旦刚过，江苏华西村的朱兴度，赶到大上海，希望到那里摸到市场信息。
在此前，华西村吴仁宝办小五金厂，取得了成功，这给华西村带来了更大的动力。
朱兴度就是在这个小五金厂里工作多年的技术工人。此次到上海，朱兴度就是看看还有没有好的项目，好回去办厂。
朱兴度来到上海后，就对他在上海的亲戚说：“现在全国出了名的华西吴仁宝，就是当年的‘鸡贩子’，吴书记不仅要抓农业，还要办很多工厂，可是办什么厂好呢？吴书记派我来向叔伯阿姨们打探打探，希望你们能给多出好点子。”
朱兴度的上海亲戚们被华西人的事迹感动了，他们纷纷提供了很多办厂信息，其中有一个就是办钢板网厂，朱兴度仔细一问，觉得这个建议很合算。
朱兴度在上海转了一圈，打听到“钢板网”的用途很广泛，建筑防护、电气、机械设备配套等都少不了它，而且市场需求量特别大，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随后，朱兴度通过朋友结识了上海的一些经理、科长，摸清了产品销路，甚至厂子还没有，他就和人家谈起了供货意向，开始推销产品了。
朱兴度把信息摸清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华西。
一见面，吴仁宝就笑着对朱兴度说：“你这次到上海肯定摸到‘大鱼’了。”
朱兴度不由一愣：“你怎么知道的？”
吴仁宝指着朱兴度的脏衣服和一头杂乱的头发说：“是它们告诉我的，你是不是连家门也没进就来找我了？这就说明肯定有大收获。”
朱兴度是吴仁宝看着长大的，所以吴仁宝深深了解朱兴度的性格，这个年轻人干一行爱一行，头脑灵活又肯钻研，办事认真负责，干脆利索。
朱兴度中学毕业后，队里分派他去养猪，他二话没说就去了，一边认真干活，一边摸索出了科学饲养的方法，他养的猪个个膘肥体壮。
1968年，华西办起了“小红炉”铁匠铺，吴仁宝又让18岁的朱兴度去学打铁，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这个小青年。
大家看到吴仁宝让个头不高、眉清目秀的朱兴度去干打铁的重体力活，就说吴书记是“乱点鸳鸯谱”。
但吴仁宝当时想的是：“将来大队里要办工厂，朱兴度是块好料，他热爱集体、好学上进，可以学到‘淬火’技术，这需要一个头脑灵活的人才能搞懂。”
后来，在大队偷偷办起五金厂的时候，朱兴度的技术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如此，朱兴度还自己摸索出了操作仪表、车床、钻床、铣床、锉丝床等。
此次上海之行后，朱兴度向吴仁宝汇报了他在上海的情况，还特别推荐铁丝网这个项目的优势。
吴仁宝听了汇报后很是高兴，他也有了办钢板网厂的想法，但他又犯愁地说：“谁来具体负责兴办呢？”
朱兴度立刻说：“我来办，我保证能办成！”
朱兴度为了表明自己有成功的把握，他向吴仁宝详细谈了自己早在上海就酝酿好的办厂计划。
在后来，吴仁宝决定，就由朱兴度当钢板网厂的厂长！就这样，朱兴度就成为华西钢板网厂的厂长。
成为厂长后，朱兴度不分黑白地工作，终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把钢板网厂办起来了。
1979年4月2日，华西钢板网厂正式投产了！
在投产仪式现场，朱兴度稳稳地按动电源开关，将一张阔幅薄型钢板塞进轧机，随着一阵“咔哒！咔哒！”悦耳的声响，转眼间一幅钢板网就呈现在大家眼前。
现场的人群都欢呼起来。
朱兴度兴办钢板网厂投资5万元，全厂20名职工奋战8个月，到年底却向大队交了21万元利润，人均达到1万多元。这在当时乡镇工业初创阶段，是极为少见的。
与江苏华西村一样，当时，全国很多地方的社队企业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在湖北洪湖县，这里依江傍湖，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社队企业的良好条件。
洪湖县发展社队企业，坚持就地取材，大搞综合利用，兴办一些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逐步向农工商一体化发展。
永丰公社位于郑道湖畔，盛产红莲、鲜鱼、禽蛋和黄豆等土特产品。
公社鸭场在发展种、养业的同时，办起加工厂，利用这些本地资源，生产莲子罐头、鱼罐头、皮蛋、盐蛋和酱油等产品，满足当地群众需要。
同时，这些加工厂的产品有的还远销省内外，年产值达到17万多元，一年可增加企业利润3.7万元。
洪湖县的一些社队企业，还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开辟生产门路，积极发展出口产品。
付湾大队是洪湖盛产野鸭的集中产地之一，年产鸭毛1万斤。
面对巨大的资源优势，付湾大队就办起羽绒加工厂，生产羽绒制品的原料，比出售原毛的价值增加一倍。
新滩公社利用上千亩江滩河洲上生长的野生漂草，办起了草编厂。
草编厂投产后，它们加工的草地席和门帘席，色泽素雅、经济实用，非常受顾客欢迎，还远销到日本、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
在当时，柳制品在当时国际市场上适销。于是，石码头、戴市和燕窝等五个公社先后办起柳编厂，采用传统编织技艺，把河滩堤坡上比比皆是的柳条，编制成构型新颖、精巧玲珑的方丝盘、圆提篮和面包盒等20多种柳制品。
这些公社社队企业里出产的柳制品，非常畅销，还行销国际市场，出口年产值达63万元。
在中央的允许下，社队企业的发展是迅速的。1980年的一份《人民日报》这样报道：
近几年，各地的社队企业发展很快。到去年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0多万个，平均每个公社有30多个。社队企业有机械、化工、针织、交通、建材和各种种植、养殖等三十多个行业，从事社队企业的职工达二千多万人。产品有七千多种，其中不少还被评为全国的优质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在发展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召开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
1980年10月1日，对于成都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在成都开幕了。
这次展销会是由农业部人民公社社队企业管理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社队企业局联合举办的。
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两年来，我国社队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地区的社队企业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外贸出口服务的生产方针，生产了大量质优物美的产品。
因此，此次展销会就是对两年来，全国社队企业的生产水平和发展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这次展销会为期1个月。展销期间，广泛开展了选样定货活动，以销售促生产。
此次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展销产品上万件，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万观众和客商的浓厚兴趣。
在展销会现场，人们深刻感受到，只要各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社队企业就能展翅高飞。利用当地资源制做精美产品，是社队企业的一大特点。
在湖南展销馆里，人们看到不少水竹凉席。这些凉席规格不一，花纹、图案多种多样。一张2米长、1米到1.5米宽的宽席，可以收折成一个小卷筒装在手提包内，经过反复折叠，不仅不断，连折痕也没有。
这种在当时还非常时尚的凉席，一下子赢得了广大客商的赞同。
和凉席一样，这次还有很多社队企业的产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因此，此次湖南的社队企业在展销会上取得了成功，在展销的头半个月内，湖南省成交额就达2700多万元，其中，竹、藤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人们在展销会上还发现，社队企业充分发挥传统手工业和手工艺品生产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别的企业代替不了的。
当走进浙江馆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丝绸锦缎展品和鲜艳多彩的男女服装中间，人们还看到了一幅幅绣丝竹帘。
竹帘上，绣有松鹤图、熊猫图、福寿图、双虎图，还有表现“七仙女下凡”、“共读西厢”等故事的绣帘。能工巧匠们利用竹丝和蚕丝的自然光泽，绣出人物景色，立体感强，栩栩如生。
这些产品是浙江乐清县社队企业的杰作，他们的产品在此次展销会上，也取得了较高的销量。
在新疆馆内，维吾尔族姑娘穿戴着光采夺目的服装和头饰，哈萨克族青年男女结婚用的绣毡，都是社队企业工人一针一线缝织成的，这些产品都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在展销会上，人们还看到不少社队企业生产的高精尖产品，并交口赞扬它们是“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在黑龙江省展销馆，展出的尚志县尚志镇电子仪器厂生产的帆牌数字石英钟，平均每年误差仅0.71秒，它的自动比对、逻辑判断、自动倒换备件等技术指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这种高精尖的石英钟一出现，就受到广播电台、天文台和铁路运输部门等用户的好评。
安徽省砀山县的一些社队企业，设法与上海皮毛收购部门挂钩，由上海皮毛收购部门出技术、设备和资金，社队提供狗皮和兔皮，成立了砀山毛皮公司。
从此，狗皮、兔皮的销路打开了，加工狗皮、兔皮的社队企业很快兴旺起来。
此次在展销会上展销的“虎皮”褥子，就是这个县的毛皮公司生产的。这种“虎皮”褥子，条纹清晰，黑白分明，人们看到这种用狗皮和兔皮制做的产品，都争着问价，有的客商更是抢先表示，不管价格多少，愿意全部包销。
在展销会的成交馆和业务洽谈棚中，来自各省购销系统的行家里手，成天忙着看样、议价，签订期货合同，仅半个月，期货成交额就达1.3亿多元。
其中，竹木藤器、手工业品、土产畜产品、家用电器和各类纺织品都是热门货。
在此次展销会上，有一些社队企业的产品，因非常畅销，竟然有50多种产品的期货合同都销售一空。
各地来成都开展业务活动的同行，仔细调查研究了市场的需求变化，交流了经验，不少单位还商谈了联合办企业的行动方案。
10月31日，全国首次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在成都胜利闭幕了。
会上琳琅满目的上万件展品和活跃的成交，显示了全国社队企业千帆竞发的欣欣向荣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在展销的一个月内，社队企业之间和社队企业同其他工商企业之间，共签订了5亿多元的成交合同，其中社队企业之间经销、代销等合同的成交额占70%以上。
国务院支持社队企业发展
1979至1980年，全国社队企业发展是非常明显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社队企业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社队企业的发展一直是受到各种阻力的。
1979年，浙江奉化县江口公社一家社办工厂，根据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的设计，试制成功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用于科技情报交流、出版部门重要新闻、图片的及时翻印等多种用途的静电复印制版机。
经用户单位试用，效果很好。
当时，《北京周报》社写信评价说：
我们用它复制中外稿件、图纸、画片等达2万份，图象层次丰富，复印质量清晰。
北京科技情报所一位负责人说，这一产品适合中国需用。
按规定，新产品需要经过鉴定才能投入生产。江口公社党委为了争取早日鉴定从而得到国家布点生产，便派人向浙江省机械局请示。
然而，虽然这个产品曾得到这个局一位处长的支持，但是，这位处长却受到局领导的批评，说他“大事不抓抓小事”。
以后，上面又指示，“社办厂不行，一定要县办大集体才行”，“账号要大集体账号”等等。
根据这个“指示”，这个厂为了通过鉴定，只好赶快将厂名改成“奉化县仪器厂”，并以“县工交办”名义行了一个文，假称“我县属仪器厂请求开鉴定会”。
账号怎么办呢？社队企业是“1”字起头，大集体是“4”字起头，没办法，该厂只好借用了县地方产品供销经理部的账号，才解决了账号问题。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出席在杭州召开的鉴定会的册子上，不让有“社队企业”的字样。
于是，宁波地区社队企业局的同志，就冒用了“宁波地区手工业局”的名称，奉化县的同志冒用了“地方产品经理部”的名义，公社仪器厂的人，换上了“浙江省奉化仪器厂”的招牌。
不仅名字不入流，就连人也不入流。在当时，江口公社党委书记去了，却不能参加会议，叫他搞后勤。
像浙江这样对社队企业抱有偏见的并非个例，当时在全国还有很多。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读者来信”，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社队企业面临的困境：
疏通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运渠道
万源县官渡区目前积压八千吨煤炭，如果最近运不出去，雨季一到，就会造成大损失。
官渡区在襄渝线上，八千吨煤就在铁路两侧，近的几里，最远的才二十六公里，为什么堆积成山，运不出去？是没有人要，还是煤的质量差？据区委负责同志王明维讲：“煤的质量是好的，本县不少工业部门乐于使用；外地都愿订货，我们不敢签订合同……”
煤质量好，又有人愿意要，那么，为什么又积压呢？王明维同志说：“第一，没汽车；第二，不给你火车皮。你能运吗？”因为这八千吨煤是社队企业产品。社队企业自产不能自销。你把产品数量报到上级去，上级叫你什么时候销就什么时候销，叫你销到哪里就销到哪里。你要自己销售，运输难题没法解决。社队企业领导部门说：“我们解决不了。”交通部门说：“你们的产品运输不在我们的计划任务内。”煤炭公司说：“我不管往哪儿运，只管向地区报个数字。”地区有关部门说：“产品要就地销售，不能出省。”
就这样，在铁路边上的八千吨煤，只好坐等雨水冲刷了。冲多少，剩多少，有关部门谁也不关心，谁也不难过，只有成千成百整日在地下苦战寒窑的社员，和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干部忧心如焚。不是“心忧炭贱愿天寒”，忧的是：何日何时何人才能把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运”问题解决好，让农民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
四川万源县委王永清
附记：
我们收到王永清同志的来信后，走访了农业部公社企业局。据了解：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当前社队企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不仅煤炭大量积压，铁矿石大量积压，其他金属矿石和非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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