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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洛伊德（Freud. S.）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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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解析试读：

导言

弗洛伊德本人对此书既十分重视又非常满意。他曾说过，《梦的解析》这部书“包含了我有幸所能做出的全部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一个人偶有这样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只有一次”。有一次，琼斯问弗洛伊德哪本书是他最喜爱的著作，弗洛伊德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书，一本是《梦的解析》，一本是《性学三论》，并对琼斯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会过时，但是那一本将会流传久一些。”但是，这部著作刚出版时曾受到很大的冷遇和责难，第一版共印了600册，头六个星期只卖了123本，在以后的六年内，又卖了228本，花了八年时间才全部卖完。弗洛伊德出版此书后，急切盼望各方面有所反响，但却令他很失望，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当他在大学开设《梦》的讲座时，听众只有三个人。但《梦的解析》毕竟是弗洛伊德最主要的代表著作，也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巨著”，其重要性终于被人们所承认。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共出了八版。西方学者有的将《梦的解析》誉为“揭开人类心灵的奥秘”。甚至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唐斯（Robert Connors）博士把此书视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名著。中国台湾志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赖其万、符传孝等的中译本《梦的解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燕云的中译本《梦的释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孙名之的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吕俊、高申春、侯向群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

英文版编者导言

一、关于《梦的解析》一书出版情况的说明

1900年，《梦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在莱比锡和维也纳由Franz Deuticke出版，共iv＋375页。

1909年，第二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出版社出版，共vi＋389页。

1911年，第三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出版社出版，共x＋418页。

1914年，第四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出版社出版，共x＋498页。

1919年，第五版（增补修订版），由上述出版社出版，共ix＋474页。

1921年，第六版（为第五版重印版，另增新序言并对参考书目做了修订），共vii＋478页。

1922年，第七版（为第五版重印版，另增新序言并对参考书目做了修订），共vii＋478页。

1925年，作为《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的第2卷和第3卷的组成部分在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由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出版，其中第2卷共543页，第3卷占第1～185页。

1930年，第八版（增补修订版），在莱比锡和维也纳由Franz Deuticke出版，共x＋435页。

1942年，作为《弗洛伊德全集》第2、3卷（为第八版重印版）在伦敦由Imago Publishing Co．出版，共xv＋1～642页。（二）英文版

1913年，译者A．A．Brill。在伦敦由George Allen & Co．出版，在纽约由The Macmillan Co．出版，共xiii＋510页。

1915年，第二版，在伦敦由George Allen & Unwin出版，在纽约由The Macmillan Co．出版，共xiii＋510页。

1932年，第三版，（全面修订并由若干非指定人员重写），仍由上述两公司出版，共600页。

1938年，作为《弗洛伊德主要著作》出版（该书为第三版重印，其中第一章基本上删除），出版单位是纽约Random House出版社，共181～549页。

目前这一全新版本，由James Strachey所译。

实际上，《梦的解析》一书的成书是在1899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我与约瑟福·波普·林库斯的交往》的第二篇论文（1932c）中提到过这件事。他说：“《梦的解析》这本书最终呈现在我面前是在1899年冬天（尽管扉页标明的日期属于下一个世纪）。”我们还可以从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Fliess）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中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在1899年11月5日（第123封）的信中，弗洛伊德宣布：“昨天，这本书终于问世了。”而且，在此之前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似乎曾提到，他在半个月前就已获得两本样书，其中的一本，他送给了弗利斯作为他的生日礼物。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这两部书已经多次再版修订，他在逐次修订中一直使它们在体系上“跟得上时代”。在本书第三版之后，书中的改动就没有再以任何形式说明，这给以后几个版本的读者造成了困惑，因为新的材料有时涉及弗洛伊德对最初写书时一些观点的修订。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弗洛伊德的第一部文集（《弗洛伊德全集》）的编者们在第1卷中重印了《梦的解析》的第一版原文，并在第2卷中增补了后来补充的新材料。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做得不够周密，所增补的材料没有标明日期，以至这项计划事倍功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使得随后的几个版本不得不又回到最老的、无争议性的孤卷本上去。

明显的是，增补内容较大部分是关于梦的象征意义的论题。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以及在本书中的第六章开头解释说，他对于这一课题的这个方面内容的重要性的全面认识来得较迟。在第一版中，关于梦的象征意义的讨论，只限于几页的篇幅和在第六章关于梦的表现力的结尾部分（通过几例性象征的例子）举了一个典型的梦例。在第二版时（1909），对这一部分内容也没有做任何的增补。但在第五章“典型梦”中又插入几页关于性象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1911年的第三版中都有相当的扩充，但第六章原来的内容仍然没有做任何变动。显然，重新改写的工作拖得太迟了，在第四版（1914）第六章中加上了关于象征意义的全新内容的一节，并将原来第五章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移至本节，同时增加了大量新材料。在以后的诸版本中这本书的结构都没有变化，尽管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两卷本的版本（1925）之后（即1930年第八版），第五章“典型的梦”一节中原已删除的一些段落在这里又重新写了进去。

在第四、五、六、七各版（即1914～1922）中，在第六章结尾处曾增加了奥托·兰克（Rank）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梦与创作》，另一篇是《梦与神话》），但后来又被删除。

关于参考书目的问题。第一版中参考书目只列了大约80本书，其中的大部分，弗洛伊德都曾在正文中有所援引。在第二版与第三版中，这些书目没有变动；但在第三版中，弗洛伊德又增加了一个新书目，包括1900年以来出版的大约40本书。在这以后，这两个参考书目的数量不断增加，到第八版时，第一个书目已增至260部著作，第二个也增至200多部。到了这个阶段，第一个书目（1900年以前出版的）中仅有少数是弗洛伊德在书中真正提到的；而另一方面，第二个书目（1900年以后出版的）也不能跟上当时关于分析或准分析方面有关著作出版的步伐（这第二个书目很可能是人们从弗洛伊德在各个序言中提到的内容里整理出来的）。而且，弗洛伊德在正文中援引过的许多著作，都没有出现在这两个书目中。看来很有可能从第三版以后的参考书目编列工作主要是由奥托·兰克负责的。

二、关于《梦的解析》一书史料的说明

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一些通信的发表，使我们得以了解关于《梦的解析》一书写作过程的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弗洛伊德曾回顾最初写作时那种悠闲的步调说：“以《梦的解析》为例，早在1896年，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但全书告竣却拖到了1899年的夏天。”再如，他在《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若干心理后果》（1925j）一文的前言中曾写道：“我的《梦的解析》和《一例癔症分析之片断》（1905e）……是我压而不发的（即使没有霍勒斯的九年禁止），无论如何我也拖了四五年时间才把它们出版。”我们目前所做的增补以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后来的一些不当说法的修正，都是以新近发现的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证据为依据的。

除了关于这一题目的一些零散参考材料（从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1882年）外，已发表的关于弗洛伊德最早对梦产生兴趣的最为重要的证据，是在他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中，他在第一个病例上所做的长长的脚注（即埃米·冯·N夫人的病例，日期是5月15日）。他讨论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神经症患者似乎总有一种把在心灵中同时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要求。他还写道：“不久之前我才通过对不同领域中现象的观察，使自己相信这种导向联结的强制性力量。几周以来我不得不换到一张更硬的床上睡觉，结果我的梦也就更多了，逼真的梦也较以前为多，或许我也不再如以往睡得更沉稳。在刚刚醒来的大约一刻钟内，我能记得夜里做的所有梦，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记下来，并试图解释它们。我成功地把这些梦归结为两个因素：一是出于弄清楚某些想法的需要，这些想法白天仅仅是粗略地考虑过，或仅仅触及而未完全想出来；二是出于把在同一意识状态下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压力。梦的那种无意义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特征，可能与这后一因素的力量难以控制地增加有关。”

遗憾的是这一篇章的写作日期不能被确切地标定。这一卷的序言写于1895年的4月份。1894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信19）透露出那时这些病历业已完成，1895年3月的一封信更证实了这一点。弗洛伊德这一封信（信22）非常有意义，它已显示出愿望满足理论的端倪。在信中，他引用了这位医科学生的“方便梦”的例子，这段文字在本卷第三章中提及。但是直到1895年7月24日，这一理论才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得以确立，他是通过对自己关于伊尔玛打针的梦的分析（见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果的（参看1900年6月12日的信）。同年（1895）9月，弗洛伊德完成了《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在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集的附录中发表），并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第19、20、21节中对有关梦的一系列理论做了最初的探讨。它已包括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也再次出现，如：（1）梦的愿望满足特征；（2）梦的幻觉特征；（3）心灵在梦和幻觉中的退行作用（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一书的理论贡献”中已明确提出这一问题）；（4）睡眠状态中包含运动麻痹这一事实；（5）梦中移植作用的本质；（6）梦与神经症症状在机制上的相似性。当然，还远不止于此。《科学心理学设计》还清楚地表明了《梦的解析》一书向世人揭示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发现，即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作用——原发性心理过程和继发性心理过程——的区别。

以上这些也不足以穷尽《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及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直到1895年底有关信件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说正是《科学心理学设计》的出版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梦的解析》的第七章和弗洛伊德后来对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研究，是毫不夸张的。

弗洛伊德理论著述的研究者们常常发现，即使在弗洛伊德深蕴心理学的思考中，他对经常使用的一些最为基本的概念，也不做或者很少做出讨论，如“精神能量”（mental energy）、“刺激总和”（sums of excitation）、“精力贯注”（cathexis）、“量”、“质”、“强度”等等。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明晰的概念分析大概只存在于他对《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篇论文中倒数第二句话的分析。在分析中，他提出一个假说，即“在精神作用中，有些必须区分的东西（如情感释放、刺激总和），它们具有量的所有特征（尽管我们无法对之加以测量），能够增加、减少、转移或消除，并且可以扩散到全部观念的记忆痕迹中去，如同电流传遍全身那样”。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极少有解释，因为弗洛伊德认为读者理解这些概念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作者本人可以理解它们一样。我们真应该感谢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他与弗利斯的通信公开发表，这些通信对我们理解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帮助甚多。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读者需要去参考德文原版（弗洛伊德，1950a）和克里斯（Kris）博士为这卷著作所写的卓有见地的序言。然而，可以很简单地指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精髓在于他打算把两个完全不同来源的理论结合成一个理论。其一是赫尔姆霍兹（Helmholtz）的生理学派，弗洛伊德的老师、生理学家布吕克（Brucke）正是这一学派的核心成员。根据该派的理论，神经生理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学，完全被化学和物理的规律所支配。如“恒定律”就是常被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引用的，并在1892年用这些术语来说明问题（见1940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一些手稿）。“神经系统在发挥功能时努力保持某种东西恒常不变，这种东西可以被描述为‘刺激总和’。”布洛伊尔（也是赫尔姆霍兹学派的门徒）对《癔症研究》一书的大部分理论贡献也是沿着这些思路的精心构建。被弗洛伊德引入到《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并起到作用的另一种主要理论，是神经元的解剖学理论，这一学说到80年代末逐渐被神经解剖学者接受（“神经元”这一术语在1891年只是被沃尔德耶［Waldeyer］所介绍）。这一学说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单位是一个独立的细胞，它与相邻的细胞没有直接的解剖学联系。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开篇句子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部著作是如何在以上两种理论的结合基础上写出的。弗洛伊德写道，他的目的是“把精神过程描述为特殊物质粒子的定量决定状态”。他还继续推定说，这些“物质粒子”就是神经元，并指出那种区别它们处在活动状态和处在休眠状态的东西就是“量”，这种“量”是受“运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样，一个神经元就可能有时是“空的”，而有时就“充有一定的量”，即“被贯注了”。“神经兴奋”就被解释为流经神经元系统的一个“量”，这个流受到阻止或得到推动取决于神经元间“接触屏障”的状态（后来在1897年，“突触”这一术语才被福斯特［Foster］和谢林顿［Sherrington］所使用）。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受“惯性”总原则支配的，根据这一原则，神经元总是趋向于摆脱它们可能被贯注的“量”——这一原则与“恒定”原则是相关的。弗洛伊德就是以这样一些概念或类似的概念为材料，构筑起一个关于心灵作为一部神经机器的十分复杂而又特别天才的工作模式。

根据神经元的作用模式不同而假定地把它们划分为三类或三个系统，这是弗洛伊德理论构架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一和第二系统分别与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有关，它们都纯粹在量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的活动完全由冲击它们的神经刺激的量值所决定。第三个系统与性质上的差异相关，以区分意识的感觉和感情。这种把神经元划分为三个系统的方法为许多精细的心理学解释提供了依据，如记忆机制、对现实的知觉以及思维过程，当然也包括做梦以及神经症等现象。

但是在写《科学心理学设计》之后的几个月里，令人费解的现象和难题又接踵而至，弗洛伊德不断地修订他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开始从神经的和理论的方面转向心理学和临床问题的研究，以至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整个理论构架。几年之后，在本书第七章中他再一次地回到理论问题——当然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一信念，即心理学的物理基础终将建立起来——但在这一部分中（心理学的）神经生理学基础表面上是被放弃了。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对《梦的解析》的读者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早期理论框架的一般模式以及许多基本点都在这一新的著作中得以沿用。神经系统被替换成了精神系统（或精神动因）；物理的“量”被替换为假设的精神能量的“贯注”；惯性原则成为快乐原则（或如弗洛伊德所称“痛苦”原则）的基础。除此以外，在第七章中一些精神过程的详细论述，由于有之前他对生理学基础的论述作为阅读参考，所以读者会感到更容易理解了。例如，对找出“记忆系统”中的记忆痕迹的描绘，对愿望的性质及满足愿望有不同方式的讨论，以及对言语的思维过程在适应现实要求中的强调等。

所有以上这些都足以证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1896年初时一切基本内容均已完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例如，伊谛普斯情结理论只是在1897年的夏秋之间才得以确立的（信64～67）；虽然它本身对梦的研究并无直接贡献，但它毕竟在强调隐藏在梦后的那种潜意识愿望的幼儿期根基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更明显的理论重要性的是对梦中有睡眠愿望的普遍性的发现。这一发现弗洛伊德直到1899年6月9日（信108）才宣布。而润饰作用的说法似乎是在189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信66）中首次提出。我们知道，梦和神经症症状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已经提出，并在1897年秋以前的时间内也几次提及。不过奇怪的是后来这一发现似乎被遗忘了，因为在1899年1月3日的信（信101）中，弗洛伊德将此作为一个新发现宣布，而且将其作为对为什么这本书迟迟未能完成的解释。

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信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弗洛伊德最初在1897年5月提到过打算写这本书的念头，但很快就被放到了一边，这大概是因为那时他的兴趣到了自我分析，而这种分析在那年的夏天导致了伊谛普斯情结的发现。在那一年年末，这本书再次提到日程上来，而到第二年（1898）初的头几个月，第一份手稿就已完成，但在这份手稿中没有第一章。这件工作在那年的6月一度中断，即使在暑假中也没有继续下去。1898年10月23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信99）中写道，这本书“依然放在那里，还是老样子；目前，尚没有出版的打算。心理学上的不足（指第七章）和由于删除梦例的完全分析所留下的空缺（指第二章），是我目前完成这本书的尚未克服的困难”。这样一搁就是几个月，直到1899年5月底，突然有一天，弗洛伊德写道，“不知什么原因”完成这本书的想法又在他的心中涌动。在此以后，工程进展迅速，第一章（即在弗洛伊德之前梦的研究状况，也是总使弗洛伊德感到烦扰的部分）终于在6月完成，并将开头的几页寄给了出版社。到了8月末，中间的一些章节的校对工作已完成，而最后一章（心理学的一章）几乎是完全重新写过，最后几页在9月初才寄出去。

无论是手稿还是校样，弗洛伊德都按时送给弗利斯，让他提出批评。弗利斯似乎对这本书的最终定型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也对删除一个很重要的弗洛伊德自己的梦例分析负有责任，这当然是出于审慎的缘故。但是最为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作者本人，这些批评主要指向写作的风格与形式。“我认为，”他在1899年9月21日（信119）完成该书时写道：“我的自我批评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我也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形式零乱感和追求完美的审美感，书中一些句子喜欢用间接性词语，而对它们的主题缺乏正视。这样，有一些内心的想法就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我把形式上的不足归结为是对材料掌握不完全的表现，这样说基本是没有错误的。”

尽管弗洛伊德自己对这本书有如此严厉的批评，尽管这本书在问世后受到外界的冷落（出版后头六年中总共只卖出351本），给弗洛伊德精神上造成较大的压力，但他仍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在英文第三版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偶有这样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只有一次。”

三、关于目前这个英文版的说明

目前这个英文版本是根据1930年德文第八版翻译的，它是弗洛伊德在世时的最后一个德文版本。同时，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以往任何版本（无论德文的还是英文的），因为它具有集注本（Variorum）的性质。编者努力把从第一版最初出版以来的每一重要改动都标明日期并予以说明。无论后来各版删掉了什么，或修改了什么，被删除部分或早期版本的原来内容都在注中一一标出。唯一的例外就是奥托·兰克在第六章之后的两篇文章去掉了。当初对是否将它们包括进来进行了慎重的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删掉。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加上，就等于又增加50页的内容，而且它们都说的是德国文学和神话方面的事，对英文读者没多大意义。

参考书目又重新排过。第一个书目中所列出的书都是弗洛伊德这本书正文和脚注中引用过的。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作者人名索引。第二个书目包括了德国1900年以前的所有有关著作，这些书未必都是弗洛伊德曾引用过的。但印出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关于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研究的材料，这是最全的一个书目，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方面较老的参考书目。在1900年之后的有关资料，除了在第一个书目已列入或常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被引用的之外，也很少有人问津。但我们也必须提请读者注意，即德文版的这两个书目，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错误的。在英文版中已尽可能地进行了修改，但有些书目也难以在伦敦找到。所以，凡是带有星号的书目只能存疑了。

编辑所增加的内容都放在了方括号中。毫无疑问，许多读者对如此浩繁的参考书目和其他一些解释必定会十分恼怒，但这些参考文献基本上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很少涉及其他作者（当然弗洛伊德自己列出的除外）。无论如何，我们得面对这样的事实：《梦的解析》是一部科学经典，经受过时间的考验，这一点更加得到了证明。编者相信，也希望这些注释以及这部著作与弗洛伊德其他著作间的互相映衬、参照，实际上能有助于认真的学习者，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弗洛伊德错综复杂的材料。对于那些只是作为消遣的读者（如果有的话），可以对这些注解或解释不必理会。

关于翻译本身还得再说上两句。对于梦的那些文字、措辞、行文等细节，译者是花了大气力的。凡是那些读起来很晦涩的地方，应该这样去理解：那是因解释上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对同一个梦不同版本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理解为原文本身就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之处。语言上的困难常常集中出现于这样一些梦例，即对它们的解释完全依赖于某个双关语。我们有三个处理此类问题的途径。译者可以把这个梦省略去，或以其他相似的梦代之，这种梦可以来自自己的经历，亦可人为编造。以上两种方法是这本书的之前译本曾采用的方法。但这种做法受到强烈的反对。我们还得重申一点，即我们是在翻译一部科学经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弗洛伊德自己所选择的例子，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本书译者所采取的是近乎迂腐和令人生厌的方法：保持原来德文中的双关语，然后再在方括号中或注释中去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原来所有的幽默性可能会丧失掉，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本书烦琐的校对工作中，巴特里治（R．S．Partridge）夫人和里克罗夫特（C．F．Rycroft）博士曾做出慷慨的贡献。巴特里治夫人还做了大部分的索引工作。参考书目的校阅工作主要是由泰兰德（G．Talland）先生承担的。

最后，编者还必须感谢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博士，他给我们许多良好的建议，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所编写的弗洛伊德传记的第一卷，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背景知识，同时对许多细节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一版序言

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梦的解析问题作一阐述。我相信这样做并没有超出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的范畴。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梦位列一系列变态心理现象之首。这一现象的其他成员如癔症性恐怖（hysterical phobia）、强迫观念（obsession）、妄想（delusion）等等，因为具有实践上的意义，所以必然为医生们所关注。而正如将在以后的篇幅中所看到的，梦并不具备这样实践的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梦作为一种范例则相应地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无论是谁，如果不能解释梦相，就很难了解恐怖、强迫观念和妄想等，更不可能给病人进行治疗。

然而，形成这一论题重要性的原因也是本书因某些不足会受到批评的原因——本书中思路不连贯之处常常致使我不得不中断论述，而这些地方恰恰就是梦的形成问题与那些更具综合性的变态心理学问题的联结点。这些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如若日后有时间和精力，并能获得更多的资料，我将会继续加以讨论。

进一步增加本书阐述困难的是为了说明梦的解析过程而必须要选用之材料的特殊性。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会明白为什么不能引用那些已在文献中刊载过的梦，或来源不明的梦。可供我选择的只有我本人的梦或正在接受我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的梦。但患者的梦也不能选择，因为患者由于神经症特征的缘故而使其梦的形成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变化是不利于作为梦的解析的例证的。而如果我要选用自己的梦，就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我私人的精神生活公布于众，这超出我的意愿，也可以说，超乎任何一个科学家在写作时所必须做的。当然，诗人不在此列。这样做虽然痛苦，但却无法回避。我宁可屈从于这种需要，也不愿意完全放弃为我的心理学发现提供证据的可能性。但是很自然地，我也难以避免用省略或替代的手法隐去自己有失检点之处。然而这样一来，例证的价值就会降低。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并给以宽恕；另外，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梦与他有了牵连，也请恕我有自由思想的权利——即使在别处没有，在梦中也该是有这种权利的。

第二版序言

如果本书（绝非一本易读之书）不到十年时间就需再版，那并不是我在初版序言中所提及的专业同行们的兴趣所致。我的精神病学同行们似乎很容易就克服了我研究梦的新方法最初所引起的困惑。职业的哲学家们惯于用三言两语——通常是类似的语句——将梦生活中的问题一带而过，他们仅仅把梦看做是意识状态的一种附属物。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从我们对梦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许多推论，这些推论必将改变我们的心理学理论。科学期刊上评论家们的态度只能使人相信我的这部作品必定会默默无闻。而那一小群勇敢的支持者，他们依据我的理论从事医学的精神分析，用我的方法进行梦的解析并且依据解释结果治疗神经症患者。尽管他们需要此书，但他们也不可能把第一版买光。因此，我要向具有文化修养和好奇心的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致以谢意，是他们的兴趣让我在九年之后又一次担负起这个困难的、然而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发现本书几乎不需要太大改动。只是偶尔增加一些新材料，增添几个由我新近增长的经验而得到的细节要点，并且对几处地方进行了重新论述。但是，我对梦及其解释的主旨要义，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心理学原理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我个人看来，这部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凡是读过我其他著作（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与机制）的人都知道，我从不提出尚未有定论的观点，尽管它可能是已确立的事实，而且我总是尽心竭力地不断修订我的论述，以与我知识上的进展保持一致。但就梦生活的研究领域而言，我依然能够保持最初的论断。在我多年以来从事神经症问题的研究工作中，我常常游移不定甚至信念发生动摇，每每此时总是《梦的解析》让我再次坚定下来。也正是这一坚定的理论直觉使得我的科学界的反对者们拒绝赞同我的观点，尤其是在关于梦的研究方面。

在修订过程中，同样经受起时间考验并不需要做重大改变的是我书中所选择的材料——我自己的梦。虽然随着时过境迁而过时或失去意义，但毕竟我曾用它们来阐述了梦的解析的原则。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种主观方面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在写完它才发现的。我发现它是我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即，我对父亲去世的反应，亦即对一个人一生中最重大事件、最令人伤心的损失的反应。虽然发现了这一事实，我却无法抹去这段经历。但是，对于我的读者来说，用什么样的材料领悟到梦的重要性以及学会如何去解释梦，都差别不大。

凡是我感到无法把一些要增加的重要材料加进原来的正文时，我都把它们加在方括号中并注明了增加的日期。1908年夏于贝希特斯加登

第三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相隔整整九年，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又有出第三版的必要。这种转机本应令我感到高兴。但正如我曾说过的，我不愿把从前读者对这本书的忽视看做是这部书缺乏价值的证据；同样，我也不认为现在人们对它产生兴趣就证明了这本书的优秀。

即使是《梦的解析》一书也受到了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1899年当我写此书时，我的性学理论还没有形成，对精神神经症较为复杂形式的分析也才刚刚开始。我希望梦的解释能有助于使人们对神经症的心理分析成为可能；而从那以后，对神经症的深入理解又反作用于我们关于梦的观点。梦的解析理论自身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方向在第一版中并未十分强调。我自己的经验，还有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以及其他人的著作，都驱使我对梦中象征作用的程度和重要性做更准确的评价。因此，这几年里我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材料。我努力通过在行文中插入大量内容或增加脚注来把这些新观念加进作品中去。如果这些增添内容超出了本书的框架，或者我尚未能使本书内容提高到目前知识发展的水平，那么我必须请读者原谅这些不足之处——这些都是当今科学飞速发展的结果与迹象。我也许甚至可以大胆预言今后的版本——如果仍有再版需要的话——会在哪些方面与目前这个版本有所区别。一方面，今后的版本将与充满想象力的小说、神话、语言惯用法、民间传说等更丰富的素材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还应就梦与神经症及精神疾病的关系作出比本版更为精细的讨论。

奥托·兰克先生曾在增补内容的选择上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并负责修改全部的校样。我要对他以及其他那些对此书做过贡献和提出更改意见的人表示感谢。1911年春于维也纳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纽约的布里尔（A．A．Brill）博士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G．Allen & Co.，London）。

这一次奥托·兰克不仅进行了校订工作，而且写了两个独立的章节，附在第六章之后。1914年6月于维也纳

第五版序言

尽管在大战期间，人们对《梦的解析》一书的兴趣都有增无减。现在又需要发行一个新的版本。然而，要全面了解1914年以后的出版物是不可能的，我和兰克博士对自那之后的国外出版作品知之甚微。

由霍洛斯（Hollós）博士和费伦茨（Ferenczi）博士翻译的匈牙利文版的《梦的解析》即将问世。在1916～1917年期间我的《精神分析导论》由Hugo Heller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这本书的核心部分包括了关于论梦的十一讲，旨在使论述更为精要，并且与神经症理论联系更为密切。从总的性质来看，它是《梦的解析》一书的浓缩，尽管有些地方写得更为详细。

我一直没能对本书进行基础性的修订。那样做可以使它与当前精神分析观点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难免破坏了它的历史特性。我想，本书在面世近二十年后，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1918年7月于布达佩斯—斯泰思布拉奇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图书业正处于困境，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为时已久，所以目前这一版本第一次没做任何修改就重印再版。只是本卷之后的参考书目已完备，将最新书目也列了进去。这项工作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完成的。

我原来推测在这本书问世近二十年后，应已完成使命。现在看来，我这种推测并未证实。相反，我可以说它还有一个新的任务有待完成。如果说本书先前的作用只是为梦的性质提供了一些知识，那么现在一个同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对这些知识的顽固误解。1921年4月于维也纳

第八版序言

从1922年该书上一版的出版（第七版）到目前这一版出版期间，我的《全集》已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全集》的第2卷中一字未动地刊载了第一版的《梦的解析》，第3卷中刊载了从第一版发表以来所有的增补内容。其间《梦的解析》一书的各种国外译本都是依据最常见的单卷本来译的。其中法文版由迈尔逊（I．Meyerson）翻译，书名为《梦的科学》（La science des rêves，1926），收录于1926年的《当代哲学丛书》（Bibliothèque de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瑞典版是由约翰·兰奎斯（John Landquist）所译，书名为《梦的解析》（Drömtydning，1927）；西班牙版是路易斯·洛佩期—巴雷斯特罗斯和托雷斯（Luis López-Ballesteros y de Torres）所译（1922），并收在我的《全集》（Drömtydning Obras Completas）之第6、第7两卷。匈牙利文译本我想在1918年时就已译完，但至今尚未出版。

在这一次修订过程中，我仍基本上把它看做是一种历史性文献，只是在认为可以使自己的观点更为清晰和深入之处做了修改。以此为宗旨，我最终放弃了编一个书目以包括该书出版以来有关梦的著作的想法，这一部分已经被删掉了。此外，奥托·兰克（在上一版中）的两篇文章（《梦与创作》及《梦与神话》）也删去了。1929年12月于维也纳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

1909年，斯坦利·荷尔（G．Stanley Hall）邀请我去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首次关于精神分析的讲演。同年，布里尔博士出版了第一部英译本，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几部我的著作。如果说精神分析现在在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或者说将来会起到作用，那主要应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翻译和其他种种活动。

他最初翻译《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是在1913年。在那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关于神经症的观点也有很大改变。这本书在1900年出版时曾因对心理学有新的贡献而使世界震惊，其内容至今基本保持未变。就算以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这本书仍包含了我有幸所能做出的全部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一个人偶有这样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只有一次。1931年3月15日于维也纳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在下文中，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术，它使得梦的解析成为可能，而且一旦运用这一程序，每个梦都可显示为一个精神结构，这一精神结构具有某种意义，并且与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具有特定的联系。我还将进一步致力于阐明梦中的奇异和费解之处所由以产生的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断出引起梦的精神力量的性质，梦正是由于这些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或者相互冲突而产生。说到这里，我的描述将先停一下，因为到这里梦的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另一种性质的材料基础之上。

我将对前人关于梦的著作以及目前科学界有关梦的研究作一序言式的评述，因为我一旦展开论述就再也难有机会提到这些话题。尽管人类对梦的研究已做了几千年的努力，但对梦的科学理解却没有多大进展——这一事实在文献中得到了非常普遍的认可，以至于似乎没有必要进行具体引证了。本书最后附有这些著作的索引，其中有许多令人兴奋的观察结果和关于这一主题的饶有趣味的材料，但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触及梦的根本性质的内容，也没有提供一个对梦的神秘之处的最终解决方法。当然，对于那些虽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是这方面专家的人，这方面的知识就更少了。

或许有人会问［下面两段是1914年版增补的内容］，在史前原始部落的人对梦是怎么看的，以及梦对他们关于世界和灵魂观念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个颇具有吸引力的题目，但在此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很愿意把约翰·卢波克（John Lubbock）爵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E．B．泰勒（E．B．Tylor）等人的著作推荐给我的读者。但我得补充一句：在完成我们的任务之前，我们是难以对这些问题及推测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加以领会的。

关于梦的史前观点无疑会反映在古代人们对梦所持有的态度上。他们深信梦与他们所信奉的超自然世界具有联系，梦是神灵所传达的启示。而且，毫无疑问，梦对于梦者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梦通常预示着未来。由于梦的内容庞杂，多姿多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各不相同，所以难以对它们形成一致看法，因此有必要把它们按照重要性和可信度加以分类。古代一些哲学家对梦所采取的态度是在某种程度上按其预兆凶吉进行大体上的划分。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两部著作中，梦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书中告诉我们，梦并非来自神灵，也不具有神圣的性质，而是“半人半神”（daemonic）的，因为自然就是半人半神的，而不全是神的。因此，梦并非超自然的表现，而是遵循人类的精神规律，尽管后者确实与神有着相似之处。梦被定义为梦者在睡眠时的一种精神活动。

亚里士多德已意识到梦生活的某些特征。例如，他知道，梦将睡眠时发生的微小刺激放大为强烈的感觉，“人们梦到自己走过灼热的火堆，而实际上只是身体某处感到微热”，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梦可以把身体变化的细微信号透露给医生，这在清醒生活中是观察不到的。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古代人不把梦看成是梦中心灵的产物，而看成是神之使者的昭示。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个历史阶段，对于梦生活的具有影响力的解释中总是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它们的区别在于，一种认为梦是真实和有价值的，它带给梦者警告或卜示未来；另一种则认为梦是无价值、骗人和空洞的，它只能将梦者引入歧途或毁灭。

格鲁勃（Gruppe）（1906，第2卷，第930页）引用了马可罗比斯（Macrobius）和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所做的划分方法，“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现在或过去的影响，但没有未来意义。它包括失眠症，是某个既有观念或其反面的再现，如饥饿或饥饿的满足，也可能是某个观念漫无边际的延展，如梦魇。而另一类则相反，它决定着未来，包括：（1）从梦中得到的直接预言；（2）某些未来事件的情景；（3）象征性的梦，它们有待于解释。这种理论曾流行了几个世纪。”

这种以梦的价值来对其进行的划分已经同“梦的解析”问题密切相关。通常人们总是期望从梦中得到某些重要结论，但并不是所有的梦都可以立即得到解释，而且也不可能分辨一个十分特别而又难解的梦是否预示了某些重要的事情。这就促使人们找出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使得梦的不可理解的内容可以替换为可理解且有意义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蒂米德鲁斯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梦的解析权威，目前他所流传下来的著作《详梦》足以弥补同类著作失传造成的损失。

古代人对梦的前科学观念必然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看法相一致。这种观念使他们把只是在他们心灵中才具有真实性的事物作为实在之物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此外，他们对梦的观点还考虑了早晨醒来后由残留在记忆中的梦所产生的总体印象：一种对奇异之物的印象，它来自另一个世界并与我们心灵中的其他内容形成对照。如果认为那些梦的超自然起源理论在当今不再有支持者了，那就估计错了。我们可以暂且不去理会那些虔诚而富于玄想的作者们，他们有充分理由停留在这个一度支配了广大领域的超自然力量所残余的领土之上，因为现代科学仍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领域。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还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头脑清楚，没有任何奢念，但他们利用做梦现象难以解释的特征来为他们对神灵存在与活动的宗教信仰提供支持（参看哈夫纳［Haffner］1887）。一些哲学学派（如谢林（Schelling）的追随者）也把梦生活奉若神明，很显然也反映了自古以来无可争议的梦的神圣性质。人们对梦的预警性和预示未来的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因为无论那些具有科学态度的人如何反对接受这种信念，由于目前对梦所做的心理学解释尚不足以解释清楚所有收集到的材料，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些观念。

要想撰写梦问题的科学研究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尽管这一研究在不少方面都非常有价值，但却无法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来。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供保证的可靠基础尚未确立，而每一个新的研究者都重新探讨相同的问题，似乎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如果我试图按编年顺序把前人已写出的这方面研究做一个总结，我就必须要放弃将梦的知识现状作一综合性描述的希望了。因此，我决定选择按题目而不是按作者来组织论述框架。在提出每个关于梦的问题时，我将把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的所有材料都包含进来。

但是，由于梦的文献十分零散，涉及许多其他领域，我不可能涉及这一题目的所有文献，只要一些基础的或关键性的材料没有受到忽视，敬请读者们暂且满足于此吧。

直到最近，许多作者还倾向于把睡眠和梦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他们照例讨论了关于病理学、似梦非梦状态如幻觉之类的类似情况。相反，新近的著作则表现出限制论题的倾向，只限于梦生活领域的某些孤立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态度的变化中，我高兴地看到他们所表达的坚定信念：对于梦这样模糊的问题，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细微的调查，才能找出答案并达成一致性结论。我在本书中所要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份十分详细的带有明显心理学特征的调查。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考虑睡眠问题，尽管睡眠状态的某一个特性一定是引起精神结构改变的功能性条件，但因为那基本上是属于生理学问题，因此在本书中对睡眠问题不予阐述。

由梦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以下列标题一一讨论。当然，其中一些重叠之处在所难免。

一、梦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

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做出的简单判断常常是，即使他的梦并非来自另一个世界，但无论如何的确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老一辈生理学家布达赫（Burdach）（1838，第499页）对梦现象作了谨慎而细致的论述，在常被引用的这段话中，他表达了这一信念：“我们白天的生活，不管劳作与娱乐、欢乐与痛苦，在梦中都不会重现。相反，梦的唯一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解脱，即使当我们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当我们悲痛欲绝或竭尽全力解决问题时，梦也是以某种象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头脑。”费希特（I．H．Fichte，1864，第1卷，第541页）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谈到“补足性的梦”时曾将其描述为神秘的精神自愈功能之一。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1877，第16页）在他一本享有盛誉的研究梦的性质与起源的著作中也提到梦有类似的作用。他说：“一个人做梦时也就脱离了清醒意识的世界。”还说：“在梦中，我们清醒时所记忆的有序内容及清醒意识的正常行为都已消失。”以及“在梦中我们几乎没有记忆，我们的心灵已和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和事务完全隔绝”。

不过，有相当多的作者对梦与清醒生活的联系持相反观点。如哈夫纳（Haffner，1887，第245页）就说，“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我们的梦通常与不久前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想法有关。通过准确的观察，总会找到梦与前一天经历之间的线索”。而另一位学者威根特（Weygandt，1893，第6页）对我刚才引用的布达赫（Burdach）的阐述持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因为，很明显在大多数梦中都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而不是与它隔绝。”默里（Maury，1878，第5页）进一步提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我们的梦就是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或所为。”而詹森（Jessen）在他关于心理学的一部著作中（1855，第530页）说得更为详细：“梦的内容毫无例外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梦者本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同他过去整个生活中的事件与经历有关。”

哲学家J．G．E．马斯（J．G．E．Maass）（1805［1，168和173］）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最为坚定的态度。下面是温特斯坦（Winterstein）在1912年所引用的内容，“经验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最常做的梦，其内容常是我们赋予最大热情的事物，这就表明我们的强烈感情一定会影响我们梦的内容。如雄心勃勃的人梦见他曾经赢得的桂冠（或想象他曾经胜利），或是那些他将要赢得的桂冠；而恋人在梦中总是为其心上人渴望之物而奔忙……沉睡在心中的所有感官上的欲望和厌恶，只要有所触动，都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梦，并且把这些想法、念头编织到梦境中去。”

梦的内容依赖于现实生活，这类观点在古代就已存在。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134页）告诉我们，在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出征希腊之前，有人曾经坚决地向他提出忠告，劝阻他放弃这个念头，但他在梦中却一再被催促去出征。对此，阿塔巴鲁斯（Artabanus）——一位有名的波斯梦的解析者——非常中肯地告诉他，一般来说，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

卢克莱修（Lucretius）在说教诗《物性论》中有下列一段：“不管我们热切追求什么，不管我们过去关注什么，心灵总是意在追求的对象，梦中情形也是一样：辩护人寻觅证据，推敲法律，将军则运筹帷幄，驰骋疆场。”

西塞罗（Cicero）（《预言》，Ⅱ．lxvii，140）所写的和默里多年之后所写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梦者白天的想法和行为的残余总是进入到他们的灵魂中翻腾涌动。”

看来关于梦与清醒生活关系的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此，我不禁想起了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t，1875，第8页以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认为，除非通过“一系列（三组）似乎会使这对矛盾更加激化的对比”，否则根本不可能对梦进行描述。他说：“构成第一组对比的，一方面是梦完整地与现实生活相隔绝分离，而另一方面则是梦与现实的持续地相互浸染与相互依赖。梦与清醒时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完全分开，就像人们说的隐士般地与世隔绝，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我们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不同于我们的正常记忆，并把我们置于另一个世界，有着与我们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论述道，当我们睡眠时，我们整个生命连同其一切形式“似乎通过一扇隐形的活动门逃遁消失”，然后，梦者可能航海去了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去和拿破仑商量以摩泽尔酒来换自由的事儿，而且他的确从这位前皇帝那儿得到不少的酒，以至醒来时他还很懊悔美梦的破灭。那么，让我们来把梦中情形与现实作一对比，希尔德布兰特继续写道，这位梦者从没做过酒商，而且将来也无此打算；他也没做过海上航行，即使要出海航行的话，圣赫勒拿岛也是他最不愿去的地方。他对拿破仑也从没有过同情心，相反，出于爱国对他反倒怀有仇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梦者出生时，拿破仑已死在那座岛上了。所以，梦者绝不可能与拿破仑发生任何私人关系。这样梦就成为横亘于两段连续且相互一致的生活之间的怪异之物。“然而，”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看起来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也同样是对的、真实的。”无论怎么说，我相信，（梦与现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与相互的孤立隔绝共同存在着。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无论我们梦中出现了什么，它们总是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从围绕现实的理性生活中取得素材……不论得到了怎样离奇的结论，梦绝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而不论是梦的最神圣或者最为荒谬的结构，都必然从我们所目睹的感官世界或者从清醒时的思想之中取得了其基本素材——换句话说，都来自我们已有的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材料都是以某种方式来源于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些经验在梦中被再现或者被记起——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梦的材料与现实的材料之间的联系，一经比较就可以很容易地揭示清楚，那就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努力去寻找，并且在大量的梦例中可能长期得不到揭示。其原因就在于梦中记忆功能所展示的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虽常被提及，却一直难以解释。我们十分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特点。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即组成梦内容的某个素材，在我们清醒时并不认为它是我们的知识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记得曾梦见过这件事，但我们却又忘记或记不清我们是否经历过这件事或何时经历的。于是我们对梦中事情的来源感到困惑，并可能相信梦有自产性。而最终，通常是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件新发生的事勾起了在记忆中已失去的往事，这样一下子又找到了梦中之事的来源。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并且记得一件在清醒时不知道的事。

德尔波夫（Delboeuf，1885，第107页以下）曾根据自己的经验举过一个例子，这例子十分说明问题。在一个梦里，他看到自家院子被白雪覆盖，并在雪下面发现了两只半冻僵的小蜥蜴。由于他天生就喜爱动物，他把它们拾起来，温暖它们，并把它们送回一个石墙的小洞里，那是它们的家。他又从墙上摘一些蕨草的叶子，他知道它们很爱吃这种植物。在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叫Asplenium ruta muralis。这时梦还在继续，但中间有一段离了题，后来又回到这两只蜥蜴上。这时德尔波夫十分惊讶地看到另外两只蜥蜴在吃剩下的蕨草，他环顾四周，又看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也正向墙上的洞跑去，最后整条路上都是朝这个方向跑的蜥蜴，如此等等。

德尔波夫在清醒时对植物的拉丁语名知之甚少，其中绝不包括Asplenium。令他十分惊奇的是他证实了确实存在一种叫这个名字的蕨类。它的确切名称是Asplenium ruta muraria，这与他梦中出现的词相差无几。这不大可能只是个巧合，于是自己如何会知道Asplenium这个名字就成了德尔波夫的一个谜。

这个梦是1862年做的。16年后，当这位哲学家去拜访一个朋友时，他看到一个小的压花标本集，是瑞士一些地方向外国旅游者出售的纪念品。他忽然回忆起了什么，于是打开这个标本集，发现了梦中的Asplenium这个植物，而且还发现在标本下面拉丁语的名字竟是他的手迹。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在1860年（即梦见蜥蜴的前两年），这位朋友的妹妹曾在蜜月旅行时访问过他，当时她带着这个标本集，要作为礼物送给她哥哥，而德尔波夫则在一位植物学家口授下费力地给每种植物写上了拉丁语的名称。

幸运的是，德尔波夫又发现了这个梦的另一个被遗忘的来源，这使这个梦例很值得一记。1877年的一天，他无意间拿起一本有插图的旧期刊，在里面，他看到一幅图上画了一大队蜥蜴，正如1862年他梦中情景一般。那本期刊是1861年出版的，而他自创刊起就一直是这个刊物的订购者。

梦能够自由地唤起清醒时所无法触及的记忆，这一事实非常突出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其重要性我还打算再列举一些所谓“记忆增强”的梦例，以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里（1878，第142页）告诉我们，有时“Mussidan”这个词在白天总是不停出现他的头脑中。对于这个词，他除了知道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名字以外，就一无所知了。一天夜里，他梦见同一个自称来自Mussidan的人谈话，当他问及这个地方在何处时，那人说它是多尔多涅的一个小镇。默里醒来后，并不相信梦中的所获讯息，于是他到地名词典上找，结果正与梦中所说的一样。这个例子证明了梦具有更多的知识这一事实，但是这些知识被遗忘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詹森（Jessen，1855，第551页）也曾讲述过相似的事件，只是时间更为久远一些。“有一个梦例就属于这一类。老斯卡利格（曾被海林斯Hennings所引用，1784，第300页）写过一首诗，诗中歌颂维罗纳（意大利）的一些名人。有一天，他梦到一位自称布鲁诺鲁的人，向他抱怨说诗中没有提到他。尽管斯卡利格不记得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但也还是给他写了几首。后来斯卡利格的儿子去维罗纳，听说的确有这个人，而且是个很有名气的批评家。”

瓦奇德（Vaschide，1911，第232页以下）曾经引用过圣丹尼斯的赫维侯爵（1867，第305页）关于记忆增强的梦的描述。这种梦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性质，它常常后续另一个梦，而后续的梦会对最初出现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做出完全的识别。“我曾梦见过一个金发女人，我看见她同我姐姐谈话，并给她看一件刺绣。在梦中她看来很面熟，我想我过去常常见到她。醒来以后，她的面容依然十分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可我就是认不出她是谁。后来我又睡着了，梦境又出现了……在这第二个梦中我同这位金发女人谈话，并问她我是否有幸曾在某处见过她，‘当然，’她回答说，‘难道你忘了波尼克海滩了吗？’我立刻醒来并且清楚地记起与梦境相关的许多细节。”

瓦奇德还引用了这位作者的另外一段话（同书，第233～234页），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音乐家一次在梦中听到一首曲子，这曲子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几年后他发现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就有这首曲子，尽管他仍不能记得他是否曾看过这本乐曲集。

我知道麦尔斯（Myers，1892）曾在心灵研究协会的《公报》上刊出过一整集的这类记忆增加的梦。可遗憾的是我手中没有这份材料。

我相信，但凡专心研究梦的人都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一常见情况，即梦能够为梦者所具有的知识和记忆提供证据，而梦者在清醒时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我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这一问题将在稍后论及），我一周总要说服他们几次，以他们的梦向他们证明他们的确对那些引语及脏话等等很熟悉，并在梦中使用，尽管他们在清醒时已不记得这些语言。下面我还将举一个关于记忆增强方面的梦例，通过这个例子能够很容易发现有些知识只在梦中出现的原因。

我的一位病人有一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在一个咖啡馆里，他点了一杯Kontuszówka。他告诉我此事，然后问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回答他说这是一种波兰烈性酒，这个名称绝不是他所创造的，因为这个名字在街上的广告牌上有，我早就熟悉了。最初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但几天以后，他在咖啡馆里真的实现了他的梦，而后，他在街头的广告牌上发现了这种名称的酒，而这条街，他每天上下班至少经过两次，广告牌立在那里已有几个月了。

我通过自己的梦注意到，一个人能否发现梦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来源，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例如，在完成本书之前，有几年时间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副朴素的教堂尖塔景象，但却想不起是否曾经见过它。后来，当我途经位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时，我突然辨认出它来，确定无疑。那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而我第一次乘车在这条线上旅行是在1886年。在那之后的几年——当时我已潜心于梦的研究——在我的梦中常常浮现一处奇异的地方，令我颇为困扰。以我自身作为方位参考来看，在我的左侧，我看见一片黑暗的空间，其间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砂岩图形在熠熠闪光。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不愿相信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处。但是我冥思苦想难以解释梦中所包含的意义，也找不出它的来源。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瓦，自1895年后我一直没能再去过那里，对此我颇为遗憾。我对这座可爱的大学城的初次访问十分令人失望，因为我没有看到圆形教堂里乔托的湿壁画。我在去往那里的街上半途返回，因为有人告诉我那天教堂不开门。所以，12年后重游故地时，我决心弥补这一缺憾。我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教堂。当我在通往那儿的街上走时，就在我当年转身折回的地方，在我的左手一侧，我找到了后来常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地方，还带有沙岩的图形。实际上，那正是一家餐厅的花园入口。

梦中再现情境的材料来源之一——这种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既没有被记忆，也不会出现在清醒时的思维活动中——乃是童年的经历。下面我将引用几位作者关于这种情况的论述。

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23页）说：“我已明确承认，梦有时以一种绝妙的再现力，把非常久远甚至早已被遗忘的童年事件带回我们的心灵。”

斯图吕贝尔（1877，第40页）说道：“这种情况会显得更为引人注意，那就是我们注意到，梦有时能够如同使废墟底层之物重见天日那样，把儿时最初的记忆都翻出来，当时地点、事件、人物等等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一浮现在眼前。这倒不仅限于那些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并具有高度的精神价值，而后不时在清醒时回到我们的记忆中的愉快事件。相反，梦中记忆的深处往也包含着那些发生在童年最早时期的人物、事物、事件、地点等的有关景象。这些景象或者从来不具有任何重要的精神价值，或者不曾拥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动性，或者虽在发生的当时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或拥有生动性，但这种重要性或生动性现在看早已消失不见，并因而无论对做梦的心灵而言还是对清醒的心灵而言都显得陌生而不知它们如何出现在梦中，直到我们发现童年的渊源时才恍然大悟。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19页）说：“童年或青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很容易进入梦境，这一点非常引人注意。梦时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我们已不再思考的以及对我们早已失去重要性的事情。”

因为梦可以自由使用童年期的素材，又因为，众所周知，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记忆的意识功能的间断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这些情形之下就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记忆增强性的梦。对此我将再举几个例子。

默里（1878，第92页）曾经提及他在童年时常从莫城（他的出生地）去特利尔波特村。当时他父亲正在那个村子负责督建一座桥梁。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又到了特利尔波特村，而且在村里的街上玩耍。一个身着某类制服的男子向他走来，默里问他叫什么，那个人回答说叫做C，是那座桥的守夜人。默里醒来后怀疑这一记忆的真实性，就问从小一直照料他的女仆：“你记得有叫C这个名字的人吗？”女仆回答说，“当然记得，怎么？他就是你父亲建桥时那座桥的守夜人啊。”

默里（同书，第143～144页）还给出另一个类似的梦例，来说明梦中出现的儿时记忆的准确性。这个梦是F先生的，他幼年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家乡25年后，他决定重访故里，并访问离家后一直未再见面的亲友。就在动身的前夜，他梦见自己已经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一位素未谋面的绅士，这位绅士自称T先生，是默里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梦者知道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在清醒时根本记不得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几天后，他终于真正到了蒙特布里森，到了那个在梦中似乎完全陌生的地点，而且的确碰见一位先生，他马上认出这就是梦中的T先生，只是比梦中那位先生显得年老很多。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个自己所做的梦。在这里要追索的不是某个印象而是某种联系。我曾梦见过一个人，他是我故乡的一位医生。他的面容不太清楚，与我中学时的一位老师相混淆了，这位老师我还偶然见过。醒来之后，我想不出这两个人有何联系。在询问我母亲关于这位我在童年认识的医生的情况之后，我才知道他只有一只眼，而在梦中掩盖了这位医生的面容的那位男教师，也是只有一只眼睛。我和这位医生已有38年没见过面了，而且在清醒时我也从未想起过这位医生，尽管我下颌的一块伤疤也许会使我想起他。

另一方面，许多作者都认为，在大多数梦中所发现的元素都来自做梦的前几天。这似乎是要与过分强调儿时经验在梦中所起作用的观点相制衡。罗伯特（Robert，1886，第46页）就宣称说通常情况下梦只涉及做梦前几天的印象。不过，我们会发现，这是因为罗伯特所构建的梦的理论使得他只把最近的印象带进梦中而把早期记忆摒弃在一边；然而，罗伯特所陈述的事实仍然是正确的，并且我可以以自己的研究加以证实。一位名叫纳尔逊（Nelson，1888，第380页以下）的美国作家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梦中出现最频繁的印象是在做梦前两三天的事情——仿佛做梦前一天的印象尚不够模糊和久远。

几位对梦的内容与清醒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持毫不怀疑态度的作者为以下事实所打击，即清醒时占据思维的强烈印象，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退离白天的思维活动后，才在梦里出现。比如，在亲近的人去世后，人们内心还处于极度悲伤之时通常不会梦见他（德拉格Delage，1891，第40页）。而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位观察者哈勒姆小姐（Hallam and Weed，1896，第410～411页）已收集到一些与此相反的材料。由此表明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有不同的心理个性特征。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为明显和最难理解的特征，表现在对梦中再现材料的选择上。清醒生活中最值得记忆的事情仅仅是最为重要之事，与此相反，梦中所记还有许多无足轻重和无关痛痒的琐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引用那些对此表示大为惊异的作者们的叙述。

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11页）曾说：“最为引人注意的事实是，梦并不从那些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提取材料，也不从前一天最强有力和最引人注意的事情中提取，而是从一些近期经历的或遥远过去的一些偶然小事，一些支离破碎的琐事中摄取。一个家庭有亲人丧生，使人们情感很受打击。在这悲伤的阴影下，人们在那一天的深夜入睡。此时这种悲痛似乎已从记忆中删除，直到醒来的那一瞬间，这种情感才又十分强烈地回到我们的思想之中。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前额长了小肉瘤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后便不再去想他，但他居然进入到我们的梦境中来。”

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说道：“几个梦例分析显示，梦的一些内容的确与前几天的经历有关，但以清醒的意识看来，这些经历如此琐碎而无关紧要以至于它们发生过后就被遗忘了。这类经历包括：偶然听到的谈话，某人的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一瞥即逝的人或事，读到的一件趣闻，等等。”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99，第727页）也说：“我们清醒生活中的深切情感，我们集中心力解决的各种问题，都不是会立即出现在梦中的东西。就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言，梦中再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偶尔发生的或转眼即忘的小事，而那些白天让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活动在夜里却‘睡得最香’。”

宾兹（Binz，1878，第44～45页）事实上正是根据梦中记忆的这一独特性，才表现出对他过去曾支持过的梦的解析方法的不满。他说：“正常的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很少梦见我们刚刚度过的这一天中的记忆印象？为什么我们反而常常没有明显动机地梦见那些久远而几乎遗忘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梦中意识常常接受那些无关紧要的记忆影像，而对已经历过的事有着大量感性标记的大部分脑细胞，却处于沉寂和静止状态，除了在不久前的清醒状态时它们曾被激活投入全新的活动？”

很容易发现梦中记忆对清醒经历中那些无关紧要，因此不被注意的元素的明显偏爱，这种偏爱必然导致人们从总体上忽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并且最终很难找出例证来证明这种依赖关系。例如，惠登·卡尔金斯小姐（Whiton Calkins，1893，第315页）在对自己和同事的梦的统计研究中，发现有11％的梦与清醒的生活没有明显联系。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12页以下）认为，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根溯源，就能够解释每一个梦中意象的发生——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这是一件“非常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因为，通常结局只能是这样：我们从某人记忆的角落里翻出各种毫无价值的心理事件，或者把那些刚发生就被埋葬在记忆之中的完全不相干的过去事件再度回忆起来。”我只能对这位眼光敏锐的作者从这条看来前景无望的道路上中途退回表示遗憾，如果他继续沿此向前，就会找到梦的解析之根本。

对任何记忆理论而言，记忆在梦中的表现方式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思想所拥有过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消失”（肖尔兹Scholz，1893，第59页）；或如德尔波夫（1885，第115页）所说：“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印象，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这种痕迹不知何时就可能复活。”这也是我们从许多精神病理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后面还将提到一些关于梦的理论，试图用白天记忆的部分遗忘来解释梦的荒谬性与混乱性。只要我们记住刚才看到的梦中记忆所展示的非凡能力，我们就会深切感到这些理论所包含的矛盾。

或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将做梦现象完全还原为记忆现象：我们可以认为，梦表现为某种再现活动，这种活动即使在夜间也照常工作，它本身就是目的。这种说法与皮尔斯（Pilcz，1899）所做的论述相一致。根据这种理论，在梦发生的时间与其内容之间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固定联系——熟睡时梦中所再现的是最久远的过去的印象，而清晨时出现的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梦处理记忆材料的方式决定了这类理论本身是不可能的。斯图吕贝尔（1877，第18页）正确地指出，梦并不复制经验。梦只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整个链条中的第二环就被省略了，或以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或被完全无关的东西代替了。梦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些碎片，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理论、结论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当然，也的确有例外情况，有时梦完整地再现一个过去的经历，如同清醒时的记忆那样触手可及。德尔波夫（1885，第239页以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大学同事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再现了他所经历的一次死里逃生的车祸，其细节无一遗漏。卡尔金斯（Calkins，1893）也提到过两个梦，其内容是前一天发生事情的精确翻版。我自己也有过把儿童时的经历毫无改变地搬到梦中去的经历。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俗话说：“梦产生于消化不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些概念之后隐藏着一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梦是睡眠被打扰的结果。如果不是睡眠受到打扰，我们是不会做梦的，梦就是对打扰的一种反应。

关于刺激成为梦的来源的讨论在此类主题的文献中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显然，这个问题只能产生于梦成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之后。古代人认为梦是神所托，所以没有必要从刺激上去找原因。梦来源于神的意念或魔界的力量，它们的内容也是源于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的认识。科学随即面临这样的问题：产生梦的刺激是同一个还是多种多样的呢？而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梦的诱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还是属于生理学范畴？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赞同这一观点，即干扰睡眠的原因——也就是梦的来源——可能有许多种，而且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刺激都同样可以导致梦的产生。但是在梦产生的根源中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的排列，各种看法的分歧就很大了。

如果把致梦的原因全部考虑进去，人们会发现共有四种来源，我们也可以按此对梦进行分类。它们是：（一）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二）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三）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四）纯心理刺激源。（一）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的那本关于梦的著作已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多种启示。他的儿子小斯图吕贝尔（第1813～1814页；英译本［1912］，第2卷，第160页）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他对一个病人的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皮肤感觉缺失症，同时还有几个高级感官陷于麻痹。如果这位病人剩下的几个感觉通道也对外部世界关闭，这个人就会休眠。当我们自己想要进入睡眠时，也尽量使自己处于类似这个病人的状态。我们关闭大多数重要的感觉通道，闭上眼睛，尽量使其他感官免受外界刺激打扰或对应外界刺激产生变化。然后我们睡着了，即使我们的计划从来也没有完全实现过。因为我们既不能使感官完全免于刺激打扰，也不能暂时终止我们感觉器官的兴奋运动。一个足够强的刺激会随时把我们惊醒，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灵魂也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而睡眠中出现的感觉刺激很可能成为梦的来源。

有大量这类刺激存在，从睡眠状态本身必然伴随的或必须时时容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刺激，到偶然的足以或确实终止了睡眠的唤醒刺激。例如，强光总是能射入我们的眼睛，噪音也可能会被听到，强烈的气味也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睡眠中无意的移动会使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露在外面受到冷空气的侵袭，我们翻身时会压住身体的某一部位，我们也可能被蚊虫叮咬，或许还有其他干扰会刺激我们的感官。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收集了一系列的梦例；在这些例证中，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和梦的部分内容之间存在广泛的对应关系，这有可能把刺激看做梦的原因。

我将引用詹森（1855，第527页以下）的论述。他收集了许多这类梦例，这些梦都可以归为客观的、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刺激。“隐约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中意象。一声雷鸣会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的啼鸣可以化为某人的惊叫声；门嘎嘎作响可以引起梦见盗贼；如果夜里睡衣滑落，我们可能梦到赤身裸体在行走或落入水中；如果我们横卧在床，双脚伸出了床边，我们会梦到如临深渊，或从悬崖落下；如果我们的头碰巧滑到枕头下面，我们会梦见一块大石头悬在我们头上，正要压向我们；精子的积累可以导致淫荡的梦，局部的疼痛会梦到受虐待、被袭击或受伤的情景……”“迈耶尔（Meier，1758，第33页）曾梦见自己被几个人制服，他们把他压倒在地，而后把一根木桩从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的缝隙钉进土里。此时他醒过来，发现在他的脚趾中间夹了一根稻草。还有一次，根据海林斯（1784，第258页）的记载，当时迈耶尔把衬衣的扣子扣得非常紧，他梦见自己受了绞刑。霍夫保尔（Hoffbauer，1796，第146页）梦见他年轻时从高墙上跌下，醒来时发现原来是床腿坏了，而他果真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格雷戈里（Gregory）也报告说有一次他睡觉时脚放在了热水壶上，结果梦见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顶，脚下的地面十分热。还有一个人，他睡觉时头上敷了热的泥罨剂（poultice），结果梦见一伙印第安人在剥他的头皮。另一个人睡觉时穿了一件未干透的睡衣，梦见自己被人拖过一条小溪。睡眠时突然发作痛风，会使病人认为他正在接受审讯，在刑架上受尽折磨（马可尼希Macnish，1835，第40页）。”

如果可以有意地给睡者施加某种感官刺激，从而使他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梦境，那么，关于梦的刺激与内容相似性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从詹森（1855）对马可尼希的引证来看，吉罗·德·布萨连（1848，第55页）曾做过这类实验：“他把膝盖露在被子外面，梦见自己夜里乘坐邮车旅行。他对此评论说，所有夜里坐过马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多么冷。还有一次，他的后脑勺裸露着，就梦见在户外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他所在的乡下，人们习惯于遮盖住头部，除非是在参加宗教仪式等。”

默里（1878，第154～156页）提供了一些关于对他自己所做的梦的观察结果（除此以外的大多数实验则没有成功）。（1）用一根羽毛刺弄他的嘴唇和鼻尖——他梦见一种可怕的折磨：他被带上一只沥青制的面具，然后又被揭掉，结果把面部的皮也撕了下来。（2）一把剪子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听到了铃声，然后是警铃声，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份的动荡岁月。（3）有人给他闻科隆香水——他梦见他在开罗的一家商店里，后来又有一些离奇的历险，但他记不得了。（4）有人在他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有人在给他上芥子硬膏，并且想起了小时候给他治病的医生。（5）灼热的烙铁靠近他的脸——他梦见一伙匪徒破门而入，把居住者的双脚插进装着滚烫煤块的火盆里，逼他们把钱全部交出来。这时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出现了，在梦中他是她的秘书。（6）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他在意大利，大汗淋漓，同时温着奥维多白葡萄酒。（7）烛光透过红纸不时地照向他——他梦到炎热的天气，而后又一次出现了他曾在英吉利海峡遇到过的暴风雨。

赫·维·德·圣丹尼斯（Hervey，1867，第268页以下和第376页以下）、威根特（Weygandt，1893）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并有所论述。

许多作者都对这句话做过评述：“梦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把感官世界突然的印象编织进它自己的结构中，以至好像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安排，逐渐导致了这一结局。”（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36页）。“在我年轻的时候，”作者继续说，“习惯用闹钟准时把自己叫醒，这样的事发生过不下几百次——闹钟的铃声被安进了看起来冗长且有关联的梦，好像整个梦境的发展到了这时候正应该结束，它恰是梦境的高潮。”（同上书，第37页）

现在，我再引用另外三个类似闹钟的梦例，但其诱发物却不一样（第27页以下）。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08页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一次梦见他在给学生上课，力图阐明一个关键问题。讲完之后，他问一个男生是否听懂了，这个学生发疯似的大声喊道：‘是的，听懂了！’他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学生不该大声喊叫。不料全班都一齐大喊起来，‘是的，听懂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着火了’。这时他醒了过来，他听见街上真的有人在喊‘着火了’。”

加尼尔（Garnier，1865，第1卷，第476页）讲述了拿破仑一世在马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的故事。他梦见他又一次在奥军的炮火攻击下率军渡过特里亚门托河，最后拿破仑一世突然惊喊道：“我们遭到暗算了！”

默里（1878，第161页）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梦成了一个有名的梦例。他病了，在他房间的床上躺着，母亲坐在他旁边。他梦见正处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他目睹了一些恐怖的杀戮场面之后，最终自己被带上了革命法庭，在那儿他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审问他，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之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被带到行刑场，周围围满了暴民。他爬上了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木桩上，木桩倾斜了，刀已落了下来，他感到已经身首异处。这时突然惊醒，仍然惊魂未定，才发现是床头板倒了下来，正如刽子手的刀一样打在他的颈椎上。

这个梦引起了勒·洛林（Le Lorrain，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的一场有趣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梦者是否可能和如何能在从感知到刺激到被惊醒的短暂时间内，安排进了内容如此丰富的材料［下文64页及496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这类例子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梦的所有来源中，最确凿的是睡眠中客观的感觉刺激。而且外行人认为它们是梦唯一的来源。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研究缺乏知识的人来说，如果人们问他梦是怎么产生的，他肯定会举自己所做过的梦为例，说他醒来之后发现是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但是，科学研究不应该在此止步。在观察到的事实中，科学研究发现了进一步的问题：进入梦境的刺激在梦中并不以其真实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与它相关的另一种形式呈现。但是梦的刺激和所产生的梦之间的联系，引用默里的话来说（1854，第72页）是“某种密切关系，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去考虑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37页以下）的三个与闹钟有关的梦，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同的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恰恰引起这些梦而非其他。“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外面散步。我穿过绿色的田野，来到邻近的村落，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穿着盛装，腋下夹着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早晨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我也决定去参加。但由于我走得太热，所以先走到教堂的院子里去凉快一下。当我在看那些墓碑时，我听见敲钟人爬上钟楼，就在钟楼的顶上，我看到了这个乡村教堂的小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钟静静地一动不动。我知道一会儿它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宣布礼拜活动的开始。这时钟开始晃动起来，并发生清脆刺耳的响声，声音是那么响，它结束了我的梦。我醒来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已答应乘坐单人雪橇去参加一个聚会，但是我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把雪橇送上门来。我开始为上雪橇做准备，展开皮毛毡，备好暖脚套，然后坐在座位上等候。但这时雪橇还是迟迟不走，直到拉动缰绳，催马上路，马匹才开始出发。随着一阵剧烈的摇晃，雪橇铃发出了熟悉的叮当声。在这激烈的摇铃声中，我也从梦中惊醒，发现又是闹钟在作响。“下面说说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抱着几打摞起的盘子，从过道走向餐厅。我发现这摞瓷器有点失去平衡，便喊道：‘当心，不然你会把这些盘子全打碎的。’可是她爱答不理地说：这类事儿她干得多了，如此等等。可我还是焦急地注视着她，突然——正如我所料的，她绊在门槛儿上，一大摞瓷器都跌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几十个盘子成了上百个碎片。但是这响声仍然不停，而且声音不再是打碎盘子的声音，而是变成了铃声——的确是铃声，这时我醒来了，还是闹钟在尽它的职责。”

关于梦中心灵为什么会弄错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这一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3页）和冯特（1874，第659页以下）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在睡眠中，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条件下接受来自外界刺激的。感觉印象被我们所辨认并正确地给以解释——这是指，只要这种印象有一定的强度、清晰度和持续时间，而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就可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历把它放入它所属的那类记忆群中。如果上述条件未被满足，我们就会误把作为印象来源的客体弄错。“如果有人在开阔的田间散步，看到远方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他最初可能会认为那是一匹马。”走近些时一看，又可能发现那倒像是一头牛卧在那里。最后才看清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心灵在睡眠时接受外部刺激所形成的印象有一种与上述情况类似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心灵形成了错觉。因为外部印象唤起了或大量或少量的记忆意象，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意象，印象才获得其心理价值。至于与意象相关的众多记忆群中，哪一组会被唤起，以及在各种可能的联想中，哪一种联想联系会发生作用——这些问题，根据斯图吕贝尔的理论，也是不确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由心灵进行任意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不可能再进一步找到梦的形成法则，并且由此停止探寻是否还有其他决定梦者根据感官印象引起的幻觉对梦进行解释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作用于梦者的感官刺激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只起到有限的作用，是其他因素决定了梦中将要出现的记忆意象的选择。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默里的实验性的梦（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对这些梦详加叙述），我们将禁不住会说，这些实验所解释的只是梦来源的要素之一，梦的其他内容似乎是自足的，在细节上又如此确定，以至于不能仅靠与从外界引入的实验性的成分相适应来加以解释。的确，人们开始怀疑错觉理论和外界印象的力量能形成梦这件事，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在梦中这些印象是那么奇特和解释起来那么牵强。由此西蒙（Simon，1888）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见到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嘴巴一张一合地咀嚼食物所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醒来才知道，那是一匹马从他窗前跑过时马蹄的有节奏的响声。在没有梦者协助的情况下，我可以对此作一个大胆解释：马蹄的声音暗示了一组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记忆，如巨人国和慧驷国。这样一组不同寻常的记忆的选择是由动机决定的，而非单由外界刺激所造成，这样解释难道不是非常恰当的吗？（二）内部感觉刺激

尽管存在着各种反对意见，我们仍然得承认，客观感觉刺激在引起梦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些刺激无论从性质上或从频率上显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解释所有梦意象的现象，我们就需去寻找与它们在运作上相似的其他来源。我不确定从何时起出现了把内部（主观）感觉刺激同外部感觉刺激相提并论、一起考虑的观点，不过，在最近所有关于梦的原因的讨论中都或多或少明确采用了这一做法。冯特（1874，第657页）写道：“我相信，在梦中错觉的产生中，主观的视觉和听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梦中幻象是由我们所熟悉的主观视觉与听觉形成的。这些感觉在清醒状态中是无形的，但当我们视野变得黑暗时就能显示出来了，耳中铃铃或嗡嗡的声音也同样如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正是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总是倾向于在眼前出现大量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我们看到眼前有无数只鸟，或蝴蝶、鱼、五颜六色的甲虫和花等，这是黑暗中闪烁的光斑进入视野所幻化成的虚幻形状，组成它的无数光点就构成梦中相同数量的单个意象，这些意象又由于其运动性而被看做游动的物体。这无疑也是梦中常常出现各种动物形象的基础。因为这些形式千变万化，很容易根据梦者主观认为的发光意象来把自身调整为特定的样子。”

作为梦中意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具有其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不像客观刺激那样依赖于外部机缘。就像有人所言，只要有所需要，就可信手拈来以提供解释。但是和客观刺激相比，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们对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很小或根本不能像客观刺激那样容易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证实。主观感觉刺激激发产生梦，对此最主要的有利证据是由所谓“入睡前幻觉”所提供的，或用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1826）的术语称为“幻视现象”。这些意象生动，变化迅速，很容易在入睡前出现，正如有些人所习惯的那样，而且在眼睛睁开后，它们还能保持片刻。默里就常有这种情况，并曾对这些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缪勒在他之前也做过这种实验［同上书49页以下］），保持了它们同梦象的联系，或者说实际上是保持了它们和梦象的一致性。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象，他认为（默里1878，第59页以下）必须保证一定的精神被动性和注意力的放松。不过，只需要进入这种昏睡状态片刻就足以产生出入睡前幻觉（前提是一个人有易于出现睡前幻象的倾向）。在这之后人们可能会醒来，然后这种过程就会重复几次，直至最终入睡。默里发现，如果他在不长的间隔后醒来，他就能在他的梦中把作为入睡前幻觉所浮现在眼前的意象分辨出来（同上书，第134页以下）。一次他入睡前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一些有着扭曲面孔和怪异发型的人，十分讨厌地纠缠着他，在他醒来之后仍然记得他们的形象。还有一次，由于节食，他感到饿了，于是出现了一次入睡前的幻象：有一只盘子和一只拿着叉子的手，这只手正在叉取盘中的食物。接着在梦中他坐在餐桌旁听到就餐的人们吃饭时刀叉的碰撞声。还有一次，在他入睡前，他的眼睛有些胀痛，于是在睡前幻觉中他看到许多微型字符，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记得梦见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字体极小，读起来苦不堪言。

对词语、名字等等的幻听也如幻视一样在睡前幻觉中时有发生，而后在梦中重现，就像在歌剧中总是现有一个序曲说明了歌剧的主题那样。

最近的一位入睡前幻觉现象的观察者赖德（G．T．Ladd）（1892）采用了同缪勒与默里一样的方法，经过一番实践之后，他能做到在入睡2至5分钟后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这样他可以有机会比较视网膜上刚消失的感受和保持在记忆中的梦意象之间的关系。他宣称在每个梦例中都能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视网膜上的亮点和亮线为梦中心灵所感之物提供了形状或者轮廓。例如，在视网膜上以平行线状排列的亮点，在梦中就形成了他所读的书中的一行行铅字。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梦中正读的印刷清晰的页面渐渐消退为这样一个情景，在我的清醒意识看来就像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形的小孔去看一页书，因为书离得很远而看上去模糊难辨”。赖德（Ladd）认为（尽管他不想贬低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眼球中视网膜刺激所提供的材料，视觉性的梦是不会产生的。这很适合那种在黑暗的屋子里刚入睡时所做的梦。而在早晨将醒时所出现的梦的刺激源是在变亮的屋里刺进眼睛的客观的光线。视网膜光的这种变化不定、不断转换的性质与梦中不断变转的意象过程是相一致的。任何人只要承认赖德观察的重要性，就不会低估主观刺激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如我们所知，视觉意象是构成我们梦的重要成分。而其他感觉（除听觉以外）则在梦的形成中是间歇性的和次要的。（三）内部躯体刺激

既然我们现在从有机体内部而非外部来讨论梦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尽管它们在健康状态时几乎从不向我们报告其工作，但在其处于所谓兴奋状态或者疾病中时，就会成为我们痛苦感觉的主要来源。从作为梦的来源的角度说，这些刺激与达到我们身体的来自外界的感觉刺激或疼痛刺激具有等价性。例如，这类历史很久的实验在斯图吕贝尔的作品中有所反映（1877，第107页）。“在睡眠中心灵对躯体事件有着比清醒时更深更广的感觉意识，它必须接受身体各部位刺激的印象，并受它们影响，这些我们在清醒时是注意不到的。”所以，在很早之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很可能在疾病刚开始时，会首先使人在梦中察觉，而在清醒时则感受不到任何变化。因为梦有一种对印象的放大作用（参看上文第3页）。一些医学界的作者虽然不相信梦的预言作用，但对于梦是疾病的先兆这一点却并不反对（比较西蒙，1888，第31页及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的例子似乎是近些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引证。如蒂茜（Tissié，1898，第62页以下）引用过阿提古（Artigues，1884，第43页）的一个例子，一个看来很健康的43岁的妇女有几年一直在夜间做焦虑性的梦，于是她去做医学检查，发现是早期心脏病，而她最终死于这一疾病。

在很多情况下，内脏器官的严重不适显然构成梦的诱因。人们一般已认识到，多做焦虑梦是心脏和肺部疾病的征候。确实，梦生活的这一侧面已被许多权威作者所着重强调，所以在此我只列出一些参考文献就足够了，包括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70页）、斯皮塔（Spitta，1882，第241页以下）、默里（1878，第33页以下）、西蒙（1888）、蒂茜（1898，第60页以下）等。蒂茜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会决定梦内容的不同特性。例如，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并且临醒之时有个可怕的结局，它的内容一般总是涉及某人死去的可怕情景。而肺病患者总是梦见有窒息、拥挤、飞翔等场景，而且以容易做熟悉的噩梦为标志（可以说，鲍纳［Börner，1855］对后者有很成功的探索，他曾做过实验：面朝下躺着，或盖住呼吸器官）。在消化系统的疾病方面，梦多涉及对食物的享受与厌恶等内容。最后，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这可以从每个人对自身的体验中得到证实，这也为梦受器官刺激所激发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此外，凡是读过这个问题的材料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默里（1878，第451页以下）和威根特（1893）等人，他们都是由于本身的疾病影响了他们梦的内容，从而开始了梦的研究。

不过，尽管这些事实已不容置疑地得到证明，但是它们对梦之来源的研究的重要性却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大。因为梦是人人都做的，健康人也会做，而且每夜都可能做梦。因此，很明显，器官的疾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梦的某些特殊来源，而是引起正常人做普通的梦的根源问题。

要探讨比上面提及的更丰富更广泛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需向前再走一步，这种来源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说体内机制的不适状态可以导致梦的产生这一理论成立，并且我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睡眠时我们的心灵从外部世界转移开来而能更多地关注我们身体内的情况，那么，作出以下假设也是合情合理的，即内部器官不必处在病态就可以产生刺激并能传到休眠状态的心灵——这种刺激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梦中意象。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意识到一种分散的、一般的感受性，它只是一种模糊性质的心境，对于这种感受，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身体的各种器官系统都有所贡献。在夜里，情况就不同了，这同一种感觉渐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通过各种组成成分发挥作用，因此成为产生梦意象最强大和最普遍的刺激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就只是器官刺激转换为梦中意象所依据的法则。

我们现在已经论及梦的来源的理论了，这一问题为所有医学界权威们所关注。我们生命核心的模糊性使我们的知识难以企及，这与梦的起源的模糊性如此相符，以至于让人不能不把它们二者相互联系。把植物性机体感觉作为梦的构建者的思路对医学界的人来说是有特殊吸引力的，因为它用单一的原因同时解释了梦和精神疾病——这两者表现为许多相似性；由于由内部器官引起的普遍存在性的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起源有很大关系。因此，躯体刺激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根源，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争论还在继续，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提出的看法就对一些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智慧与外部世界作用而摄取印象，而后以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模式对其重新铸造形成的。白天，有机体内部和交感系统的刺激对我们的情绪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潜意识进行的。但在夜间，当我们的思想不再为白天众多纷纭复杂的印象所包围，从身体内部来的刺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而白天却听不到一样。但是理智除了通过自己特有的功能作用于这些刺激之外，还通过什么方式对它们作出反应呢？这些刺激被重塑为占据时间和空间，并遵守因果法则的形式，梦由此产生了［参见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9页以下］。施尔纳（Scherner，1861）以及他之后的沃凯尔特（1875）随后又致力于更细致地研究躯体刺激和梦的关系。而我暂时不在此就去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将在谈到关于梦的各种理论时再说。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Krauss，1859，第1255页）从事了一项长时间的连续调查，结果也表明，梦、谵妄和妄想的根源在于同一因素，即机体决定性的感觉。我们几乎不可想象有机体的会有哪一部分不能成为梦或妄想的起源点。机体决定性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1）构成一般心境的那些感觉（普通感觉）；（2）有机体的植物性系统的主体部分所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分为五种：a、肌肉的；b、呼吸的；c、胃的；d、性的；e、皮肤的感觉。”克劳斯认为由躯体刺激产生梦的过程如下：已引起的感觉根据某些联想法则唤醒一个对应的认知意象，它同意象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机体结构，不过意识对它的反应都是病态的。因为它根本不注意感觉问题，而是集中注意于与之相伴随的意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总是被误解。克劳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绘这一过程：进入梦境的感觉的“超具体化”（trans-substantiation）。

器官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意义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对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则各不相同，而且谁也说不清。以躯体刺激理论为基础，梦的解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特殊的难题，即如何把梦的内容追溯到引起它的器官刺激上，如果不接受施尔纳（1861）所提出的解释规则，则又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唯一能够揭示机体刺激存在的恰恰就是梦的内容本身。

对于所谓“典型”的各种梦的解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为它们在许多人身上都有发生，而且内容具有相似性。诸如从高处掉下来、掉牙、飞翔或赤身裸体令人尴尬的梦，以及穿得少或没盖被子等的梦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这最后一种梦可以简单归结为睡者的感觉，他把被子蹬开了，或把身体某一部位露了出来。梦见掉牙可以追溯到“牙刺激”，尽管这也不一定意味着牙刺激就是病理方面的刺激。根据斯图吕贝尔（1877，第119页）的解释，飞翔梦是当胸部皮肤丧失感觉时，心灵为解释肺叶的张合活动所产生的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幻象，它使人产生一种漂浮的感觉。从高处掉下来的梦据说是当皮肤的压力感觉丧失时，我们的手臂突然甩离身体或屈着的腿突然伸直，这些动作使触觉得到恢复，这种意识的转变在梦中就产生跌落下来的幻觉（同上书，第118页）。尽管这些解释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弱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缺乏证据。人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假说，认为这一组或那一组机体感觉在心灵中消失或出现等等，最终建立起梦的解析的整个体系。我以后再去论述典型梦及其来源问题。

西蒙（1888，第34页以下）曾试图通过比较一系列相似的梦，来归纳某些器官刺激必然会引起某些梦的规律。他断言，如果一个平时负责表达情绪的器官在睡眠时被来自外界的刺激激活，产生了通常是由情绪所激发的兴奋状态，那么，就会做梦，这个梦将包含与那种情感相适应的意象。而另一个规律是，在睡眠过程中某一器官处于活动、激奋或受打扰的状态，那么梦就会产生与这种器官所执行的功能有关的意象。

穆里·沃尔德（Mourly Vold，1896）也打算通过实验来证明，在某一特殊领域由躯体刺激理论所提出的产生梦的因素。他的实验是通过改变睡者的睡姿（四肢的位置）以比较所产生的梦与睡姿变化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发现陈述如下：（1）在梦中肢体的位置基本与实际肢体的位置相同。这样，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处于静止状态（实际上也是如此）。（2）如果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在活动，那么在完成这一动作过程中，肢体的某一个姿势必定与其肢体实际位置相一致。（3）梦者自己的肢体位置在梦中可能归于其他人。（4）梦中所做动作可能受到阻碍。（5）处于特殊姿势的肢体可能在梦中以动物或怪物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性。（6）肢体的位置也可能在梦中引起与之相关的思想，因此，如果涉及手指，则可以梦见数字。

基于上述研究，我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理论，在关于决定梦意象时也不能完全成功地排除其任意性。（四）纯心理刺激源

当我们在解决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论述梦的材料问题时，我们发现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研究者们都相信，人们会梦到白天所做的事和他们白天感兴趣的事［第7页以下］。这种从清醒生活带入睡眠中的兴趣不仅构成联结梦与生活的精神纽带，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梦源，而且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梦源。的确，结合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作用于睡者的刺激引起的），它足以解释一切梦意象的来源。但是我们也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梦使睡者远离白天的兴趣，而且，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只有那些当时曾深深打动过我们，但后来在现实生活又都失去兴味的东西才进入我们的梦境［第7页和第18页］。这样，在我们分析梦时的每一步上，总感觉如果不加上如“经常地”、“通常说来”或“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修饰性词语，或者不准备去承认某些例外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做出一个概括。

如果清醒时的兴趣再加上睡眠时内部与外部的刺激就足以说清梦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能对梦的每一个元素的来源给出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就可以解释，而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在各种梦中由精神和躯体刺激所起的作用确定下来。实际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完整地解释梦，每一个在这一领域做过努力的人都会发现对于梦的来源的有些（常常是许多）部分，他是一无所知的，白天的兴趣不可能对梦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人们每天夜里都在继续白天所从事的事情。

除此以外，尚未发现梦的其他方面的精神来源。于是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有在文献中出现过的梦的解释（施尔纳的论述除外，关于他的论述我们将在第83页提到），在关于梦最具特色的材料即观念性的梦意象的根源方面留有很大的空白。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促使梦形成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因素实在难以获得。他们的确把梦分为两大类，即“源于神经刺激”和“源于联想”的梦，后者唯一的来源就是（对曾经经历过的材料的）再现（参看冯特1874，第657页以下）。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难免遇到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的梦都能在没有躯体刺激的情况下发生。”（沃凯尔特，1875，第127页）甚至也很难描述出一个纯粹是联想性的梦，“在联想性梦的本身中，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真实的核心（来自躯体刺激的），就算梦的核心部分也不过是被松散地放在一起。梦中的思维过程——那些不受理性或常识的支配的过程，甚至也不再被任何相关的躯体或精神的刺激联结在一起，而完全听任于它们自身的千变万化和自身的紊乱无序（同上书，第118页）。”冯特（1874，第656～657页）也力图把精神因素在梦形成中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他宣称，把梦的幻想看成是纯粹的幻觉，这似乎不合理，大多数梦中意象实际上可能是错觉，因为它们来自微弱的感觉印象，这种印象在睡眠时也从未停止过。威根特（1893，第17页）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并对其广泛地加以运用。他在谈到所有的梦意象时断言：“它们的最初来源是感觉的刺激，而只是后来才有复制性的联想，并附着于它们。”蒂茜（1898，第183页）甚至走得更远，给刺激的精神源划定了一个界限：“纯粹精神来源的梦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想法是从外部世界进去的。”

一些作者，如著名哲学家冯特，采取的是折中的立场，他不遗余力地指出，在大多数的梦中，躯体和精神方面的刺激（不管是未知的还是在白天作为兴趣的）是协同工作的。

下文中我们将会发现，可以通过揭示一个未被觉察的来源于精神的刺激来解开梦的形成之谜。同时，对于不是源于精神生活的刺激对梦的形成的作用的过高评估，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因为它们不仅易于发现，也易于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况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是与日前盛行的精神病学的思想相一致的。确实，人们对于大脑对有机体的支配作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任何表明精神生活以某种方式独立于明显的机体变化或者表明精神生活自发性的迹象都会使现代精神病学家慌成一团，仿佛承认了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自然哲学和对心灵性质进行形而上学解释的时代。精神病学者的怀疑好像是要把心灵置于一种监护之下，而且他们现在坚持认为精神的任何冲动都不能表明精神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表示他们对躯体与精神之间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多么缺乏信任。即使当调查表明一个现象主要的兴奋来源是精神方面的，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必将有一天会把这条路延伸而发现精神事件的有机体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目前的知识还不能超越对精神的理解，也就没有理由否认精神的存在。

四、为什么醒后会产生梦的遗忘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梦在早晨醒来后就被淡忘。当然，梦是可以被记住的，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清醒后的记忆知道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常有一种感觉，我们只记住了梦的一部分，而梦的内容是很多的。我们也会注意到，早晨仍然记忆犹新的梦，经过白天便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我们常常注意到我们的确做过梦，可又不知梦了什么。我们对梦是十分容易遗忘的这一事实实在太习以为常了，以至没有感到这件事竟是如此之怪，怎么可能一个人夜间做了梦而到了白天即忘了梦到什么，甚至忘了自己究竟做没做过梦。另一方面，有时候确实也有这种情况，梦在记忆中具有异乎寻常的持续保持的力量。我曾分析过我的病人在25年前或更早做的梦，我也仍记得自己至少37年前做过的一个梦，而且就如刚刚发生的一样记忆犹新。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惊奇的，而且无法立即得到解释。

关于梦的遗忘所作的最为详细的论述来自斯图吕贝尔（1877，第79页以下），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斯图吕贝尔认为这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原因，而是存在一系列相当多的原因。

首先，所有在清醒生活中导致遗忘的原因都在其中起作用。我们在白天的清醒生活中会忘记无数个感觉和知觉，这是因为它们太微弱或因为它们所引起的兴奋太小。许多梦意象也是如此：它们容易被人们遗忘是因为它们太微弱，而与之相毗邻的较强意象却被记住了。但是强度本身并不是决定梦象是否能被记住的唯一因素。斯图吕贝尔（1877，第82页）以及其他一些作者也都承认，我们常常把情景十分生动的梦忘记了，而大量的只是影幻般的或根本没有感觉力量的梦却被保留在记忆中。还有，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容易忘记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而习惯注意那些多次反复发生的事情。而既然大多数的梦象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这一事实加剧了我们对所有梦的遗忘。第三个使我们忘记梦的原因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感觉、念头、想法等等要在某种程度上不被遗忘，很基本的一点是它们不应保持孤立，而应在一种适当的联结与组合之中。如果一行短诗被分解为构成它的词语再打乱顺序，它就很难被记住。“若按适当的顺序组合起来，一个词会帮助另一个词，甚至整个包含意义的句子，那么，它就易于记住并长久不忘。一般说来，记住一些杂乱无章的内容和记住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是同样困难的”（斯图吕贝尔，1877，第83页）。大多数梦都是不易理解和缺乏条理的。组成梦的内容的东西就是这样缺乏实际内容而不易记住的。它们易被忘记就是因为它们用不了多久就支离破碎了。拉德斯托克（1879，第168页）宣称，他曾观察到，最容易记住的梦一定是十分独特的梦，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观点与上述情况很少有相符合之处。

斯图吕贝尔（1877，第82页以下）相信，关于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某些其他因素仍对梦的遗忘有很大作用。梦在清醒的意识中容易被遗忘，这显然只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事实的翻版，即，梦极少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有序的整体，它只是从中挑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细节从其心理境脉中被剥离，而这些境脉正是清醒时的记忆所必需的。这样，梦的组成在心灵的精神秩序的组织中就难以找到位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们记住它们。“梦的结构就好像是从我们心理生活的地上升起，犹如天上的云朵，在精神空间中飘浮，又被一阵风吹散。”（斯图吕贝尔，1877，第87页）而在醒来之后，我们感知的实在世界又向我们迎面而来，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这股力量绝不是任何梦的力量所能抵御的。这样，我们又有了另一因素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梦让位于新的一天的众多印象，正如太阳出而群星隐退一样。

最后，还应记住一个导致梦容易被遗忘的事实，即大多数人都对他们的梦不感兴趣。任何人，比如说一位科学研究者，只要他有段时间持续注意自己的梦，就会发现他的梦比平时更多了，这无疑意味着他更容易、也更多地记住了自己的梦。

还有两个导致梦的遗忘的原因，即贝尼尼（Benini，1898，第155～156页）曾引用的鲍纳特利（Bonatelli，1880）在斯图吕贝尔论述基础上补充的那两点。它们是：（1）清醒状态和睡眠的存在感觉（coenaesthesia，又译普通感觉）的交替不利于两者间的相互再现；（2）梦中观念材料不同于其在清醒生活中的排列方式，使得它们无法在清醒的意识中得到解释。

尽管上述诸原因均使梦易于被遗忘，事实上（如斯图吕贝尔自己所坚持的［1877，第6页］），许多梦还是保留在记忆中了，这是很明显的。研究梦的作者们不断试图列出支配梦之记忆的原则，这也就等于承认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个令人困惑且难于解释的问题。某些关于梦回忆的特征最近得到了应有的强调（参看拉德斯托克，1879，第169页以及蒂茜，1898，第148页以下），例如，有的梦在早晨时似乎已经被忘了，但在白天当中，如果它的内容被偶然的感知所触及，就又被回忆起来了。

但是，总的来说，梦的回忆说是很容易受到反对的，这肯定会降低它们的价值。由于如此大量的梦都被遗忘，我们很怀疑记忆中所留下的东西是否被歪曲了。

斯图吕贝尔也曾表示过对梦的再现的正确性的怀疑（1877，第197页），“于是，这类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即清醒的意识不知不觉篡改了对梦的记忆；我们使自己相信，我们梦见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梦见”。

詹森（1855，第547页）曾着力强调过这一点，“此外，在研究和解决连贯一致的梦时，有一种特殊情况过去似乎未曾受到重视，对此我们必须牢记。那就是，当我们回忆这类梦时，我们总是——并非有意地，也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把梦中意象之间的空隙填补起来。在我们记忆中十分连贯的梦实际上很少或根本就不是连贯的。即使是最实事求是的人在叙述一个值得注意的梦时也难免添油加醋。人的心灵有一种很强的关联地看事物的习惯，以至不明智地把原本并不连贯、无关联的梦也连续地看待了。”

埃格尔（Egger，1895，第41页）所作的一些论述，虽然是他完全独立写出来的，这点毫无疑问，却如同从詹森的书上翻译下来的一样：“观察梦有一种特殊的困难，在这类事情上，避免错误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立刻把你所经历的和观察到的写在纸上。否则遗忘——不管是部分还是全部——很快就会发生。全部遗忘并不严重，但部分遗忘却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描述没有忘记的内容，很容易凭想象来弥补记忆中的那些不连贯的片断……我们无意之中变成一个创造性艺术家；而描述出来的梦的内容，如果一次次地重复，便会使我们自己相信所描述的内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斯皮塔（Spitta，1882，第388页）也表达过非常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直到我们要复述我们的梦时，我们才在其松散地联结着的元素中引入了某种秩序：我们“把原本只是并列存在的事物安排进先后次序和因果联系的链条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给缺乏逻辑关系的梦引进了逻辑”。

既然检验我们记忆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客观证实，而这对梦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能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追溯它的唯一来源就是我们的回忆，那么我们对于梦的回忆能够有什么价值呢？

五、梦的显著的心理特征

我们对于梦的科学考察是从它们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这一假定开始的。然而令我们吃惊的是，已做过的梦对我们来说又像是某种异己的东西。我们很少承认自己对梦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常常说“我梦见一个梦”，就如同说“我做了一个梦”一样自然、习惯。这种梦是从外界进人我们心灵的感觉，其根源何在呢？根据我们对梦的来源的讨论，我们一定会推断说，这种陌生感并不取决于梦内容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在梦中和清醒的生活中都很常见。问题在于，心灵的加工过程是否有所改变或修饰，由此产生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尝试对梦的心理属性做一番描述。

没有人比费希纳（G．T．Fechner）在他的《心理物理学基础》（1989，第2页，第520～521页）一书中更为强调梦与现实生活的本质差别或由此得出更为深远的结论的了。在他看来，“仅仅将梦看做是意识阈限之下的心理生活，或者是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的注意力的撤离，都不足以解释同现实生活相比照之下的梦生活的特点。他甚至怀疑，梦活动的场景与清醒的观念生活场景是不同的。“如果心理物理活动的场景在梦中与清醒生活中是相同的，那么梦，在我看来，只是清醒观念生活的一种低强度的延伸，而且必须是同一材料和同样的形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费希纳所提到的这种心理活动场所的变化究竟意指什么尚不清楚；据我所知，也没有人按照他所说的方向继续探究下去。我想我们可以排除从解剖学的角度认为它是指生理上的大脑功能定位，甚至是指大脑皮质的组织分层的可能性。不过，如果它可以应用到一种精神机制上去，这个机制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一连串动力因素构成，这种想法最终将被证明是明智且富于启发意义的。

其他一些作者则满足于注意更为明确的梦生活的区分特征，并且把它们作为起点以取得更深刻的解释。

我们刚刚谈到过，梦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出现在刚要入睡的时刻，这可以称为预睡现象。根据施莱尔马希尔（Schleiermacher，1862，第351页）的说法，清醒状态的特征是，思想活动以概念（concept）形式出现，而不是以意象（image）形式发生。梦基本上是用意象思维，而且随着睡眠的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自主活动变得困难，不自主观念则出现了——这些观念全部属于意象。不能完成那些需要有意识努力去做的观念活动以及意象的出现（习惯上伴有出神状态）——这两个特征会在梦中保留下来，梦的心理学分析又迫使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梦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们已经看到［参看第31页以下］这些意象——入睡前幻觉——它们本身在内容上与梦中意象是一致的。

所以，梦主要以视觉意象进行思维，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它们也用听觉意象，并且，也在更小的程度上用其他感官印象。在梦中也还会有许多事情作为思想或观念出现（正如在清醒生活中一样）——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以言语表达残余物的形式出现。然而，梦的真正特点只在于它们的内容中表现为意象的要素，相比较于记忆的呈现，它们更像是感知的呈现。我们先把关于幻觉性质的所有争论（对此，精神病学家十分熟悉）放在一边。我们先和这方面的权威人物讨论一下他们所断言的梦产生幻觉的问题——即以幻觉代替思想。在这一方面，视觉和听觉表现没有区别：人们观察到，如果入睡时头脑中有一连串的音符记忆，这段记忆就会转换成具有同样曲调的幻觉，而当这个人醒来时（这两种状态在临睡前不止一次地互相转换），这种幻觉又让位于记忆的表现，但这种记忆表现立刻会变弱，而且在性质上也与前者不同。

将观念转换成为幻觉并不是梦与其清醒时的对应物即思维的唯一区别。梦通过意象创造一个情景，这些意象表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正如斯皮塔（1882，第145页）所说，它们使一个观念“戏剧化”。但是只有当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以下这个事实，才能全面地理解梦生活的这一特征，即在梦中——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有些例外需要专门考察——我们似乎不是在思考而是在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对幻觉给予完全的相信。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只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思考。正是这一特点才区别了真正的梦和白日梦，白日梦与现实从不混淆。

布达赫（1838，第1502页以下）将我们迄今讨论过的梦生活的特点总结如下：“梦的基本特点包括：（1）在梦中，心灵的主观活动表现为客观形式，因为我们的知觉官能把我们想象的产物当作了感觉印象……（2）睡眠象征着我们自我权威的结束，因此，睡眠带来一定程度的被动性……伴随睡眠而出现的意象只有在自我权威削弱之后才可能产生。”

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心灵对梦幻觉信任的问题。这种信任只有在自我“权威性”活动停止之后才产生。斯图吕贝尔（1877）坚持认为，在这方面，心灵在正确地发挥它的功能，并与它自身的机制相协调一致。梦的成分绝不仅是一种表象，而是如清醒生活中通过感官媒介产生的心理经验一样真实（同上书，第34页）。清醒的心灵通过语词意象和言语来产生观念和思想，而在梦中，观念和思想是由真正的感官意象产生的（同上书，第35页）。此外，梦中具有空间意识，因为感觉和意象也占据外部空间，就如它们在清醒时一样（同上书，第36页）。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梦中心灵同其意象和知觉的关系，与清醒状态下是一样的（同上书，第43页）。但是，如果这种关系产生了差错，那是因为睡眠状态中缺乏一种标准，仅凭这一标准就能区分感知觉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不可能把梦中意象呈交给能证明其客观现实性的那个唯一的检验。除此以外，心灵不能区分那些仅仅是任意互换的意象和那些其元素不具有任意互换性的情况之间的区别。它的错误是因为它不能把因果律应用于梦的内容（同上书，第50～51页）。简言之，心灵脱离外部世界这一事实也正是它相信梦的主观世界的原因。

德尔波夫（1885，第84页）在经历一番不同的心理学争论之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说，我们相信梦意象的真实性，因为在睡眠中，我们已与外部世界相脱离，因而没有其他印象可与之比较。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幻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梦中无法对其加以检验。一个梦似乎可以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检验：它可以让我们触摸到我们所看见的玫瑰——尽管我们尚在梦中。根据德尔波夫的观点，只有一个有效标准可以检验我们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的，那就是我们醒来这一经验事实。当我醒来发现自己没穿衣服躺在床上时，我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入睡和醒来之间所经历的任何事都带有幻觉性质。在睡眠中，我把梦中意象当成真实事物，因为我的心理习惯于（这种习惯是不休眠的）假设有一个与我的自我相对照的外部世界存在。

因此，与外部世界的脱离似乎可以被看做是决定梦生活最明显特点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引用布达赫很早以前的一些精辟论述，这对于说明睡眠中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很有启发，并且会防止我们对前面几页的总结过分抬高其价值。他写道：“只有在我们的心灵不受感觉刺激激活的条件下，睡眠才能发生……但是睡眠的真实先决条件并不是感觉刺激的缺乏，而更是对这种感觉刺激的兴趣的缺乏。为了保持心灵的平静，一些感官印象可能是很必要的。磨粉工只有听到磨盘转动的声响才能入睡，夜间习惯点灯入睡的人，在黑暗中却难以入睡。”（布达赫，1838，第482页）“在睡眠中，心灵将自身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并从自己的外周部分撤回。……但与外部的联系并未被完全切断。如果我们在实际睡眠中，什么也听不到或感觉不到，而只有在醒后才听得到声音，感觉到事物，那么我们可能就永远不会被唤醒了。……这种感知的存在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更清楚的证明，即唤醒我们的往往并不仅是印象的感觉强度，还有它的心理境脉：一个睡着的人可能不会被与他无关的词语所唤醒，却可以被他的名字所唤醒……因此，心灵在睡眠中也能将不同的感觉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感觉刺激对某人具有重要意义，则刺激的消失也可以将他唤醒。例如，当灯熄灭时也可以唤醒习惯开着灯睡觉的人，磨声停止也可以唤醒看磨的磨工。他是因感官刺激中止而醒来的。这就说明这个活动仍被他所感知。但是由于这种活动无关紧要或令他满足，所以就对他不形成打扰。”（同上书，第485～486页）

即使不考虑这些反对意见——它们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将梦生活的特征归因于其与外部世界的隔离，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梦的奇特性质。因为不然的话，就能把梦中的幻觉变回观念，梦中情景也能变回思想，梦的解析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而实际上，当我们醒后，从记忆中再现梦境时也正是这么做的，但不论我们是否成功地复制了全部的梦或只是部分梦，这个梦也不会比以前更容易解释。

确实，所有权威们也都毫不迟疑地断定，清醒生活的观念材料一定在梦中发生了其他更为深刻的变化。斯图吕贝尔（1877，第27～28页）就曾指出了这些变化之一：“随着感觉功能以及正常重要意识的中止，心灵失去了情感、愿望、兴趣和活动等植根的土壤。与清醒生活的记忆意象相联结的精神状态——各种情感、兴趣、价值判断等——也都受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压力，结果它们与那些意象的联系也中断了；清醒中的人、物、事件、动作等的知觉意象纷纷各自再现出来，但它们无一带有自身的精神价值。那种价值已离开了它们，于是它们就按自己的心愿在心灵中四处漂浮……”根据斯图吕贝尔所说，意象被剥夺了精神价值这一事实（这又回到了与外部隔离的理论）在创造意象的陌生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陌生性使我们将记忆中的梦与现实生活区分开来。

我们已经知道，一旦入睡，立刻就涉及一种精神活动的丧失，即对观念秩序的有意识导向的能力。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无论如何都很有道理的提示，即睡眠状态的影响会扩展到心灵的所有官能之上，其中一些官能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但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其他官能仍可以正常工作。而在这里有人会问，梦的区分性特征是不是就不能由睡眠状态中精神效能的降低得到解释。这一观念在清醒时对梦中意象的判断上得到了支持。梦是不连贯的，它们可以毫无条件地接受最为矛盾的内容，它们承认一切的不可能性而对那些白天时对我们十分重要的知识置之不理，它们显示出对伦理道德的无视。如果有谁在清醒时按梦中的方式行事，就会被看做是疯子，有谁像梦中那样说话也会被认为是头脑发昏或弱智。我们对梦中心智活动评价颇低，或断言在梦中一切高智能的功能已经暂停发挥作用或所有的事件都受到严重扭曲破坏，这种说法似乎是说出了真理。

在表述对梦的这类观点时，权威们表现出不寻常的一致性（例外情况在本章中也将论述［第59页以下］）；这些论断直接导致了对梦生活的一种特定理论或解释。但现在我要暂时停止一般性论述而转入对一系列作者关于梦的心理特征的论述，他们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医生。

根据莱蒙（Lemoine，1855）的看法，“不连贯性”是梦的一个本质特征。

默里（1878，第163页）也同意他的观点：“没有一个梦是绝对合理的，总存在一些不连贯、时代误置、荒诞等。”

斯皮塔（1882，第193页）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梦是毫无客观、合理的连贯性的。

杜加斯（1897a，第417页）写道：“梦是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随意的功能发挥，既无目的又无控制；在梦中人们的心灵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自动化形式。”

甚至沃凯尔特（1875，第14页）——他的理论与睡眠中心理活动毫无目的性的观点相去甚远——也说到“（梦中）松弛、不连贯和混乱的观念生活，在清醒状态时则被中心自我的逻辑力量结合在一起。”

对于梦的荒诞性的评论没有人比西塞罗（《占卜》，Ⅱ，［Lxxi，第146页］）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我们所梦见的更难以想象、更为混乱或更为反常的了。”

费希纳（1889，第2卷，第522页）写道：“就好像是心理活动从一个理智者的大脑被移植到一个傻子大脑中去了。”

拉德斯托克（1879，第145页）说：“实际上，在这种疯子般的活动中发现固定的法则是不可能的。在摆脱了指导我们清醒观念的理性意志和注意力作用之后，梦就化为千变万化的混乱漩涡。”

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45页）说：“一个梦者在进行推理时做出了令人吃惊的跳跃！当他看到那些最熟悉的经验被完全推翻时，他是如此镇静。在他尚未被那些无稽的笑话和漫无边际的胡说八道弄醒之前，即使是最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矛盾，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准备接受。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3乘以3算做20。对于小狗说出一句诗来，或者死人走向自己的坟墓，或看到石头漂在水面上；或者我们正身负使命前往波思勃格公爵的领地，或者去列支敦士登公国视察他们的海军，或者有人在波尔塔瓦战役前不久劝我们加入到查理斯十二世军队中去，我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吃惊。”

宾兹（1878，第33页）基于如下印象形成了关于梦的理论：梦的内容十有八九是无意义的，我们把本无联系的人与物放在一起。接着，就如万花筒一转一样，我们又换上了新一批的人与事物，比前者更加疯狂、更缺乏意义。就这样，处于不完全睡眠中的大脑继续更换着节目，直到我们醒来，拍拍脑门，怀疑我们是否还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默里（1878，第50页）发现，在梦意象和清醒思维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这对医生来说十分有意义。“这些意象的产生（这些意象对于清醒的人来说是由意志唤起的）在智力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与在舞蹈症和瘫痪症中可看到的某些活动在活动领域所处的地位相对应……”他进一步把梦看做“一连串的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的退化”。（同上书，第27页）

几乎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与默里相同或类似的关于各种高级心理功能的论述了。例如，斯图吕贝尔（1877，第26页）说，在梦中——即使它还没有显示出荒谬性时，心灵基于关系和连接的逻辑操作也已蒙上了阴影。斯皮塔（1882，第148页）也宣称梦中出现的观念似乎完全脱离了因果法则。拉德斯托克（1879，［第153～154页］）和其他一些作者也都坚持梦是缺乏判断与推理特性的。根据约德勒（1896，第123页）的看法，梦是没有批判能力的，也没有根据意识的总体内容对一系列感知进行矫正的能力。他还说：“在梦中出现的每种意识活动，也都是以不完全、受抑制和相互孤立的形式进行的。”斯特里克尔（1879，第98页）和其他一些作者，将梦的内容与清醒时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性解释为是由于梦中事实的易于遗忘或者梦中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消失，如此等等。

虽然这些作者从总的方面来说不赞同梦中的心理作用，但承认梦中仍然存在一定精神活动的残留。这一点冯特说得最为清楚，他的理论对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能被问及的是，那些仍保留在梦中的正常精神活动残余，其性质如何？普遍的一致性意见是，再现功能，也即记忆功能所受到的影响最小，并且与清醒生活的同一功能相比，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参看上文第二节），尽管梦的某些荒谬性可以由梦的遗忘性得到解释。根据斯皮塔（1882，第84页以下）的观点，心灵中感情生活那一部分不受睡眠的影响，正是它指挥着梦。这里的“感情”［Gemüt］，是指“构成人类最深刻的主观本质的稳定的情感集合”。

肖尔茨（1893，第64页）认为，有一种在梦中发挥作用的精神活动，它有让梦的材料“以寓意方式再解释”的倾向。西贝克（1877，第11页）也看到，梦有一种“扩大解释”的心灵功能，它作用于所有的感觉和知觉。要对梦中显然是最高级的精神功能，即意识功能的地位作一估价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梦的一切都来自意识，所以毫无疑问梦中存在意识；而斯皮塔（1882，第84～85页）认为梦中存在的只是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德尔波夫则认为对这种区分不敢苟同。

支配观念顺序安排的联想规律对梦意象同样适用，而且这些规律的支配作用在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有力。斯图吕贝尔（1877，第70页）说，“梦似乎或者是按照纯粹的观念法则，或者是按照观念所伴随的机体刺激的法则进行的，也就是说，丝毫不受反思、常识、审美或道德判断的影响。”［参看第54页以下和第222页］

上述作者们关于梦形成过程的观点可以描述如下。来自我已列举过的（见上文第三节）不同来源的感觉刺激总和，首先在心灵中唤起一系列的观念，这些观念以幻觉的形式得以呈现，或根据冯特［见本章第41页］更确切的说法，考虑到它们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因此是一种错觉形式。根据大家所熟悉的联想规律，这些思想联结起来，又是根据相同的规律，唤起更进一步的一系列思想（或意象）。所有这些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残留在心灵中的组织与思维的功能所加工（可以参看冯特［1874，第658页］和威根特［1893］）。全部过程中仍未被发现的是决定来自非外部来源的意象按照哪一个联想链发展的动机问题。

不过，我们常常注意到，把梦意象彼此联结起来的联想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不同于清醒思维中的联想。沃凯尔特（1875，第15页）写道：“在梦中，联想是根据偶然的相似性和刚刚可感知到的联系性而任意作用的。每个梦都充满了这类随意牵强的联想。”默里（1878，第126页）十分重视梦中思想的联结方式，因为他可以从中找到梦生活与一些精神疾病的类似性，从而进行类比。他给“谵妄”（法语词délire，德语写法也相似）归纳了两条特点：“（1）一种自发性或者说自动式的精神活动；（2）观念联系的病态或无规律。”默里本人也举了两个自己所经历的梦作为例子，这两个例子是很说明问题的。梦中意象的结合仅仅是通过单词发音的相似性。他梦见他去耶路撒冷或麦加朝圣（pélerinage），半路上他遇见了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这位化学家给了他一个锌铲（pelle）；而在后来的梦中这把锌铲变成了一把剑，又大又宽（同上书，第137页）。在另一个梦里，他沿着公路走，一边读着里程碑上的公里数（kilometres），然后他来到杂货店，店里有一只很大的天平，一个人正在向天平加放公斤（kilogramme）为单位的砝码，要为默里测体重。店主对他说：“你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吉洛洛（Gilolo）岛。”在后来的几个梦中他又看见了半边莲（lobelia），然后又是洛佩兹（Lopez）将军，不久前他才从报纸上获悉他去世了，后来又去玩了六合彩（1otto）的游戏，然后醒了过来（同上书，第126页）。

我们无疑会发现，如果不存在争议——这种争议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对梦中的精神作用作出如此低的评价。例如，斯皮塔（1882，第118页）（一位对梦生活抱轻视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对白天生活起作用的心理学规律同样适用于梦。另一位专家杜加斯（1897a）宣称说：“梦与理智并不矛盾，或甚至完全不缺乏理智。”但是只要这些作者没有把自己的主张与梦中精神上的混乱和功能的分裂加以调和来证明它们的一致性，这些论断就没有多大分量。似乎他们只是从其他作者那里得到些启示就认为梦中的混乱也并非无序，甚至可能是一种伪装，正如梦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传递的那个敏锐的判断。这些后来的作者一定没有从现象进行判断，或者梦向他们所展示的一定与原来的情况不是一码事。

由此，哈夫洛克·霭理士（1899，第721页）并没有停留在梦的表面的荒诞性上，他指出：梦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面有大量的情感和不完整的思想，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精神生活进化中原始阶段的情况。

詹姆士·萨利（James Sully，1893，第36页）以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比其他心理学家更加坚定地相信梦有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的话也更加值得注意。“我们的梦是保存我们连续的（早期）人格的方式之一。当我们睡觉时，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的早期方式，回到了很久以前曾支配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中去。”

睿智的德尔波夫（1885，第222页）曾称（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不同观点进行反驳而使自己不受重视）：“在睡眠中，除感觉以外，所有的精神机能如智力、想象、记忆、意志和道德等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们只应用于想象的和不稳定的事物。一个梦者就如同一个演员，按自己的意志来扮演角色，可以是疯子、哲学家、刽子手以及被砍头的人，或巨人或侏儒、或魔鬼或天使等等角色。”

对此持最激烈反对意见的是赫维·德·圣丹尼斯［1867］，他认为梦中是没有精神功能的，对此，默里曾与他进行过生动的辩论。我曾很努力地寻找他的著作，但一无所获。默里（1878，第19页）谈到他时曾说：“赫维侯爵赋予睡眠过程中的智力以全部的行动与注意的自由，而且他似乎认为睡眠仅在于感官的闭塞，在于它们与外界的隔绝。所以根据他的观点，一个睡着的人与一个封闭了自己所有感官的人几乎没有区别，仍可以使自己的思想自由活动。清醒者与睡梦者的思想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后者的思想承担了一个看得见的和客观的形状，而记忆呈现了现实事件的表象。”对此默里还补充说：“还有一个区别，而且是重要的区别，即睡眠者的智力功能不再展现清醒者所具有的平衡。”

瓦奇德（1911，第146页以下）对圣丹尼斯的著作做了更清楚的解释，并引用了一段文字［1867，第35页］说明梦中出现的明显的不衔接现象，“梦意象是思想的副本。思想是根本的，幻象只是从属的。当形成幻象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找到思想的顺序，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分析梦的结构，才能解释梦的不连贯性，许多奇怪的概念才能变成简单的有逻辑的事实……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分析它们，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梦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段文字并不是一字不漏地从圣丹尼斯的著作上摘录下来的，而是瓦奇德的转述。）

约翰·斯塔克（1913，第243页）曾指出，关于梦的不衔接性的类似解释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了，那位作者叫沃尔夫·戴维森（Wolf Davidson，1799，第136页），我并不了解他的著作。他说：“梦中我们思想显著的跳跃性均有联想法则作为基础，不过，有时这些联系在我们心灵里显得很模糊，以至于我们的观念看起来发生了跳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献在梦作为精神产物的价值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分歧。从对梦的极度贬低——这类观点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尽管还没有展开来说——到过高的评价，以至把梦的功能看得比在清醒中的功能都更高。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19页以下）（我们已提到过，见上文第9页）曾将梦的全部心理学特征总结为三组矛盾，并将上述两个对立的价值极端作为第三组矛盾：“这是一种对比，一方面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强化，这种强化经常发生以至成为一种精湛的技巧，另一方面是一种衰退与弱化，甚至达到了低于人类水平的程度之间的对比。对于前者，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在梦那天才般的创造和结构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深切而亲密的感情、细腻的感觉、清晰的图像、细微的观察、聪慧的才智，这些甚至在清醒的生活中也不会产生。梦中甚至会产生一首惊人的好诗、贴切的比喻、无比的幽默、罕见的讽刺。梦是以一种奇怪的理想主义观点来看待世界，并将它对自然本质的深刻认识的效果在梦中强化。它把我们眼睛所见的朴素的美描绘成神圣的壮丽，把体面装扮成庄严，把我们日常的害怕变成了恐惧，把我们平时认为有趣的东西变成了饶有兴味的笑话。甚至有时，当我们醒来之后仍沉浸在像上面那样的体验之中，不由得感到真实世界中还从未有过如此的体验。”

我们很可能要问，对这同一件事为什么会如此褒贬不一？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权威忽视了那些没有意义甚至荒诞的梦，而另一些忽视了那些深刻而敏锐的梦呢？如果两种梦都出现过，那么梦可以证实两种推测都是合理的，那么再去探讨梦独特的心理特征岂不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在梦中，一切皆有可能——从对心理生活最低的贬抑到对清醒生活都难得见到的赞扬，难道这样说还不够吗？不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么便利，对它不利的事实却是，所有这一切对梦进行的努力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梦的确存在着某种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梦的基本方面是普遍适用的，足以清除那些明显矛盾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已经过去的理智时代，关于梦的精神方面的研究成果会受到更容易和更热情的承认，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主要是由哲学所研究，而不是由精确的自然科学所研究。例如，舒伯特（Schubert，1814，第20页以下）认为梦是精神从外界自然力中的解放，灵魂摆脱了感官的束缚，小费希特（1864，第l卷，第143页以下）等人也做过类似的评述。这些观点认为梦是精神生活向更高层次的升华，在现在似乎是很难理解。在今天只有神秘主义者和虔敬派的教徒们才经常提起这类观点。科学思维模式的引入对梦的评价也产生了新的作用。特别是从事医学研究的一些作者倾向于把梦中的精神活动看做没有意义的琐事；而哲学家和非专业性的观察者——业余心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不容轻视。他们（同流行的观点更为一致地）相信梦有一种精神价值。任何轻视梦的精神功能的人都很自然地把梦的来源归因于躯体上的刺激，而那些认为梦仍保存着清醒时大部分能力的人当然没有理由去否认产生梦的刺激能够由做梦的心灵本身产生。

在梦生活的高级官能中（有的甚至可以与清醒时的官能相比较），最为明显的是记忆。在本章第二节我们已充分地讨论过，并提出过一些支持该观点的非凡证据。梦的另外一个优势，即它能超越时空（这一点早期一些作者已有论述），这一点很容易被发现缺乏事实基础。正如希尔德布兰特（1875，［25］）所指出，这一优势是虚有的，因为在清醒的时候人们也完全可以做到，正因如此，所以它只是思想的一种形式。据称在与时间的关系上，梦比清醒生活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它在另一种意义上独立于时间的流逝。以默里自己所做的上断头台的梦为例，梦似乎可以把大量的感知内容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段中，比我们清醒时在同样时间内所能掌握的观念内容多得多。这一结论已有不少反对意见。由于勒·洛林（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发表了关于梦的明显持续性的论文，引发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又很有意思的讨论，但目前还很难做出定论，因为这一问题的确很微妙并且意义深刻。

有许多实例的报告，再加上卡巴尼克斯（1897）所列举的实例集，似乎把这一点放到了一个无可置疑的地位上，即梦可以完成白天那样的智力工作，并且可以得出白天尚未得出的结论。它还能解决疑难问题，成为诗人及作曲家灵感的源泉。虽然这种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它的含义还是有许多可疑之处，而这些疑问都是原则性的问题。

最后，关于梦预言未来的能力问题也存在争论：一方面人们对此不可避免地持怀疑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在不断地做出这样的断言。公正的做法无疑是不坚持说这种观点毫无事实根据，因为在不久后我们引用的一些例子里，我们会在自然心理学领域之内给它找到一个解释。

六、梦中的道德感

我把道德和情感是否进入梦生活以及以什么样的程度进入梦生活这一特殊问题与梦的心理学问题分开来论述，这样做是由于一些只有随着我对梦研究的深入才能展现出来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也同样会遇到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来也怪，我们发现同样的争议在不同的作者涉及睡梦中心灵的其他所有功能时也都有出现。一些人认为道德在梦中是没有支配地位的，而另一些人也以同样坚定的态度认为，在梦中人的道德本性也同样存在着。

根据梦的一般经验，我们毫无疑问地会认为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詹森（1855，第553页）写道：“在梦中我们不会变得更好或更有道德感。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在梦中没有同情，还可能犯下最丑恶的罪行，如盗窃、暴力或谋杀，对这些我们都感到无动于衷，并没有悔恨。”

拉德斯托克（1897，第164页）说：“应记住，在梦中联想的出现和观念的联结，都不会考虑到反省、常识、审美情趣或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尤其微弱，而道德的冷漠居主宰地位。”

沃凯尔特（1875，第23页）说：“我们都知道，梦在性问题上是非常放纵的。梦者自己根本没有羞耻之心，缺乏道德感和道德判断；甚至他看见任何人，包括他最为尊敬的人，在做着那件在清醒时只要把那人同这事联系在一起就会感到害怕的事，哪怕只是想一想都会感到可怕。”

与上面观点完全相反，我们发现了诸如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5页）这样的观点，认为每个人在梦中无论是行为还是谈话都完全与他的性格一致。斯皮塔（1882，第188页）引用费舍尔（K．P．Fischer，1850，第72页以下）的观点，认为主观感情和渴望，或情绪和激情，在梦生活的自由王国中展现出来，而且人们的道德特征也在他们的梦中反映出来。

哈夫纳（1884，第251页）说：“几乎很少有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梦中也表现得道德高尚，他总是远离仇恨、忌妒、气愤和其他不良的事情；但是一个罪恶的人也规律般地在梦中得到同样的景象，与白天时一样。”

肖尔茨［朱伊特（Jewett）译，1893，第62页］说：“梦反映真实：尽管我们带着伪装面对世界［无论我们是假装尊贵或是假装卑微］，在梦中我们学会认识真实的自己，……正直的人在梦中也不会犯罪；或者，如果他犯了罪，他也会感到恐惧，正如对于任何违反他本性的事情一样感到恐惧。那位罗马皇帝处死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个梦，梦中他谋杀了国王，这位皇帝认为处死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梦中所想必是醒时所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做梦都想不到’，如果这指的是在我们心灵和脑海的无处立足的事情，那就有双重的正确意义了。”（柏拉图却相反，他认为最好的人是那些只梦见别人在清醒时所做的事的人［此句是1914年增加的］。）

斯皮塔（1882，第192页）曾引用普法夫（Pfaff，1868，第9页）的话，它改动了大家所熟知的一句俗语：“告诉我你的梦，我就能知道你的内心。”

梦的道德问题是希尔德布兰特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从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引用了不少东西，因为，在我遇到的所有研究梦的著作中，我感到它在形式上最为完美、内容上最为丰富。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54页）也写下过一条规律，即生活越纯洁，梦也就越纯净；生活越肮脏，梦也就越污秽。他坚信人的道德本性也持续于梦中。他写道：“即便是最严重的算术错误，即便是对科学定理最浪漫的颠覆，或者最可笑的年代错置，也不能使我们不安或者甚至不能引起我们的怀疑，但我们从来也不会忘记如何区分善与恶、正与误或者道德与罪恶。无论白天在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梦中有多少遗漏，康德的绝对律令却一直紧随着我们，哪怕是在睡梦之中……但这仅可以作如此解释，即人性的基本本质，也就是道德本质，已经相当牢固地植根于人的思想，以至于不受无常的变化所影响，虽然在梦中想象、推理、记忆和其他此类功能都必然受到了影响。”（同上书，第45页以下）

随着对这个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双方的作者们也开始显示出明显的观点转变或松动。那些主张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再起作用的作者，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应该对不道德的梦毫无兴趣。他们可能会拒绝任何探讨梦者应对自己的梦负责，或者从梦中恶行推导出梦者的邪恶本质的尝试，正如他们会信心十足地反对从梦的荒谬性可以推导出现实生活中智力活动的无意义一样。而另一些认为“绝对律令”会延伸到梦中的人，也应理智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产生不道德的梦的责任也可能不是由他们本质的恶所引起。为他们着想，我们但愿他们不要做那些该受斥责的梦以动摇他们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坚定信念。

然而，好像没有人能够自信地说出他到底有多好或者多坏，也没有人能否认他曾做过不道德的梦。对双方作者而言，尽管他们在梦的道德问题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试图对不道德的梦的来源作出解释。但是，对于这种来源应从心灵的功能上去寻找，还是从躯体原因对心灵的不良影响上去寻找，新的分歧又出现了。于是，事实的逻辑强制性又迫使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支持者（即道德对梦的责任性与非责任性）共同承认梦的不道德性具有特殊的精神来源。

就算那些认为道德观延伸于梦中的作者也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假设人完全为自己的梦负责。例如，哈夫纳（1887，第250页）写道：“我们不对自己的梦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梦中被剥夺了思想和意志，它们是我们生活所拥有的真理与现实性的唯一基础……正因为如此，梦的愿望就无所谓道德的或者邪恶的。”不过他又接着写道，人应对他们罪恶的梦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间接导致了这样的梦产生。他们有义务对心灵做一番道德的洗涤，不仅是在清醒生活中，而且在睡前尤为必要。

对于人对梦的道德内容负责这种观点既反对又接受的情况，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48页以下）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考虑梦的不道德情况时，必须承认梦的隐含内容以戏剧化形式出现，承认极其复杂的思想进程凝缩到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所进行的方式，他甚至承认，梦的观念成分变得如此混乱甚至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然而他承认，对于人对梦中的罪过和错误的责任可以一笔勾销这件事，他是相当犹豫的。“当我们急于否认某一不公正的职责，特别是当此事涉及我们的目的、意图时，我们常说：‘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做这件事。’我们这么说，一方面是我们觉得梦境是我们能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区域，而且在梦中我们的思想与现实自我的联系如此松散，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看做是自己的思想；不过，既然我们不得不明确表示对梦中这些思想存在的否认，我们也就在同时承认了，除非扩展到梦这一遥远的区域，否则我们的自我辩解就是不全面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尽管是无意识的——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同上书，第49页）“不可能想出任何一个梦中的行为，其原始动机是没有以某种方式通过白天的心灵（无论是愿望、欲望或冲动）而完成。”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原始的冲动不是梦创造出来的；梦只是复制并将其扩展，梦只是把从我们内心中的一小片历史材料以夸张的形式细致地表述出来，它只是把耶稣基督使徒（Apostle）的那句话“仇恨他的兄弟的人就是凶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5节）加以戏剧化。而在我们醒来之后，尽管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也只是对梦中编造的罪恶情节付之一笑，但对产生这些情节的原始材料本身却始终笑不起来。我们觉得要对自己梦中的错误负责——当然不是负全部责任，但应负部分责任。“简言之，如果我们在这一几乎无可置疑的场景中理解耶稣的话‘恶念源于心’，我们就很难不相信梦中所产生的罪恶至少也带有一丝犯罪感。”（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51页以下）

于是，希尔德布兰特发现梦中不道德的源头在于罪恶冲动的萌芽或暗示，它以诱惑的形式在白天经过我们的心灵；而且他毫不迟疑地将这些不道德元素列入了他对一个人道德价值的评价因素之中。正是同样的想法和评价方式，使得历代那些虔诚和神圣的人都将自己视为可怜的罪人。

当然，无疑这些不协调的想法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在道德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存在。但有时它们没有受到严肃的判断。斯皮塔（1882，第194页）曾引用过泽勒尔（Zeller，1818，第120～121页）的一些话，与此十分有关，“心灵很少组织得那么令人愉快，在任何时刻都具有完全的力量，使我们正常的和清晰的思路不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和稀奇古怪的以及非理智的东西所打断。的确，伟大的思想家们已不得不抱怨这种梦幻一般既可笑又令人难以忍受的乌七八糟的念头，这些念头打扰了他们深入的反省、最严肃和最真诚的思想。”

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55页）的另一段话为这些不协调的想法赋予了心理学意义。其大意是，梦使我们偶然瞥到人类本性最深层的隐秘之处，这些地方我们在清醒时是无法进入的。康德在他的《人类学》（1798）中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思想。他说梦的存在目的好像就是向我们揭示我们隐藏的本性，它向我们揭示的不是我们现在如何，而是我们如果以另一种方式长大成人会是什么样子。拉德斯托克（1879，第84页）也说，梦只不过经常向我们揭示那些我们不愿承认的事，所以，我们说梦是说谎者，是骗人的，这是不公平的。埃尔德曼（Erdmann，1852，第115页）写道：“梦从来不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看待某个人，但我确实非常吃惊地从梦中发现了我实际是怎样看待这个人的以及我对他的感受。”同样，I．H．费希特（1864，第1卷，第539页）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梦的确给人们的整个气质禀性做了一个比清醒中自我观察更为真实的反映。”

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与我们的道德意识格格不入的冲动的出现，仅是与我们已知道的事实相类似而已，这一事实是：梦可以获得那些在我们清醒时不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只起很小作用的观念材料。所以贝尼尼（1898）写道：“我们那些在很长时间里被窒息和压抑的愿望似乎又被唤醒了，一些我们平时从未想过的人或物又出现在你的眼前。”而沃凯尔特（1875，第105页）说：“一些我们清醒意识中几乎不被注意或者再也不会被记起的观念，却常常通过梦宣布它们在心灵中的存在。”最后，就这一点，我们又想到了施莱尔马希尔的论断［参看上文第49页］，在入睡时人们伴随着“不随意观念”或意象。

这样，我们可以把梦全部的观念材料共同归于“不随意观念”题下。这些材料，如同不道德梦和荒诞梦那样，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道德领域里这种不随意观念与我们平时的道德态度相抵触，而另一些则仅仅令我们感到奇怪和陌生。目前人们尚未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并取得最终的解决。

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在梦中出现这些不随意观念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夜间的这些道德不和谐的冲动对研究清醒和梦中心灵的心理学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意见分歧，权威们重新分为对立的组别。希尔德布兰特和其他一些与他具有相同基本立场的作者的思路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看法，即这种不道德的冲动即使在白天也具有某种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受管束的而不能变成行为。但在睡梦中，它就引出一些行动来，而我们白天时受到心理压抑，意识不到这种冲动的存在。这样，梦就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尽管不是他的全部本性，并构筑了一种使我们认识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的途径。通过这样的一些前提，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56页）才能提出梦的预警作用（力量），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心灵中道德薄弱的地方，就如医生承认梦能够把未观察到的躯体疾病引入人们意识注意范围一样。所以斯皮塔（1882，第193页以下）在说到影响大脑的兴奋源时（如青春期），一定也是接受了这种观点。他以如下的保证安慰梦者：如果他在白天过着严格的道德生活，如果他随时注意遏制犯罪的念头并且不让它变为行动，那么他就会只做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不随意观念”定义为在白天中“被压抑”的观念，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出现看做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

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刚才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詹森（1855）就认为这种不随意观念无论在梦中或者在清醒时，以及在发烧或谵妄状态中，“都有意志活动终止的特点，并或多或少带有意象和观念的机械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由内在冲动引起的。”按照詹森的说法，所有不道德的梦，对于梦者的精神生活来说，都不过是在某些时候他有对这一理念内容的觉察；它显然不能作为梦者自己的精神冲动的证明。

而另一位作者默里似乎也为梦境赋予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为了对精神活动进行任意破坏，而是为了分析梦的组成元素。他在写那些逾越道德界限的梦时说：“那是我们的冲动在说话，在指导我们的行动，而理智却无法把我们拉回去，尽管有时它会警告我们。我有我的错误和邪恶的冲动，在我清醒时我能抵御它们，而且常常是制服它们。但在夜里我却向它们屈服，甚至在它们的压力下行事，也不感到害怕，也不后悔。……在我脑海里展现的图景构成的梦，我感到是一种冲动所促成，但我不在场的意志却又无法把它们驱走。”（默里，1878，第113页）

在那些相信梦具有揭示当前被牢牢压抑或封藏着的非道德倾向的能力的作者中，没有人能比默里把这一观点揭示得更清楚精确了，他说：“在梦中，一个人把自我完全地显示出来，完全是原始、赤裸裸的毫无装饰的样子，一旦他摆脱了意志的控制，他立刻就变成了各种激情的玩物。可是在白天，良心、荣誉感、恐惧等把他同各种激情隔离开来并把他保护起来。”（同上书，第165页）在下面一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话：“梦中所展现的是人的原始本性。可以说人回到梦中就是回归到自然状态。他的心灵被后天的观念侵蚀得越少，他在梦中受到与之性质相反的冲动的影响就越大。”（同上书，第462页）他继续以自己的梦为例，说他在梦中就很少成为这种迷信的牺牲品，对于这种迷信，他在著作中曾予以猛烈的抨击。

然而，默里的这些敏锐的反思对梦生活的研究却没有价值，因为他把自己如此仔细地观察的现象仅仅看成是“自主心理”（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的证据。根据他的观点，正是这种自主心理支配着梦，并构成精神活动的对立物。

斯特里克尔（1879，第51页）写道：“梦并不仅仅由幻觉构成。例如，一个人在梦中非常害怕强盗，强盗的确是想象的，但是恐惧却是真实的。”这句话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梦中情感不能以与梦的残留内容同样的方式来判断；而且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把梦中发生的心理过程的哪一部分看做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哪一部分可以被归入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

七、关于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对尽可能多的所观察到的梦的特征作出解释，同时又对梦在较广泛的现象范围内所占的地位进行界定，任何这样的阐述都可以被称作关于梦的理论。人们会发现各种理论是如此不同，这主要在于它们选择了梦的不同特征作为最基本特征，并把它作为解释和联系的出发点。并不必要从这些理论中推出梦的功能（无论从功利主义出发或其他）。不过，由于我们具有寻找目的性解释的习惯，我们更容易接受那些把某一功能归之于做梦过程的理论。

我们已经熟悉了几种在此意义上多少可以被称为梦的理论的观点。古人持有这样的信念，即认为梦是神给人的启示以指导人的行动，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梦的理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切关于梦的有价值的信息。随着梦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有相当多的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些目前还非常不完整。

没有必要对这些理论悉数列举，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对梦中精神活动的数量与性质的基本假定把梦的理论粗略地分为三大类。（1）如德尔波夫（1885，第221页以下）等人的理论，认为是白天的精神活动全部在梦中得到延续，他们假定心灵并不入睡，它的机能仍保持不变；但因处于睡眠状态之中，它们和清醒时不同，在睡眠中它的正常功能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这些理论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们是否能在睡眠条件下将梦和清醒思想完全加以区分。此外，它们也不能表明梦具有任何功能；没有说出为什么人要做梦，以及回答为什么精神结构的复杂机制能在似乎没有预设的条件下继续运作的问题。或者无梦的睡眠，或者是由干扰刺激的介入而清醒过来，只有这两个似乎才是可取的反应，而不是做梦这一第三选择。（2）还有一些理论与前者相反，认为梦是一种低级的精神活动，是松散的联想和材料进入的减少。关于睡眠的特征方面，这些理论必定提出一些非常不同于前述德尔波夫理论的观点。根据这些理论，睡眠对心灵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心灵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且还挤进精神机制并使它暂时停止工作。如果我大胆地引用一个精神病学方面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第一组理论是按偏执狂的模式来构想梦，而第二种理论则认为梦类似于心理缺陷和精神错乱。

那种认为睡眠使精神活动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梦中只出现片段的精神活动的理论，在医学界和科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就人们对梦的解析的普遍兴趣而言，这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避开了梦的解析过程中一个最讨厌的绊脚石——即必须处理梦中所包含的许多矛盾之处的困难。它把梦看成是部分清醒的结果，用赫尔巴特（Herbart，1892，第307页）的话来说是“一种逐渐的、部分的、同时又是不正常的清醒”。这样一来，这个理论就可以利用一系列不断增加的清醒状态，一直到完全的清醒，来解释梦中精神功能作用的一系列变化，即从由它们偶尔的荒谬所显示的无效性一直到完全清醒注意力集中的智力功能的变化（参看第180页）。

那些发现不得不用生理学术语来表述梦，或者认为用这种术语表达更科学的人，可以在宾兹（1878，第43页）的论述中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迟钝）状态黎明时就结束了，但是，这一过程是逐渐的。在大脑蛋白中所积累的疲劳产物渐渐消失，它们被不断流动的血液一点点消融瓦解，各处分散的细胞开始苏醒，而它们周围仍处于迟钝状态。在我们朦胧的意识面前，这些分散的细胞群开始各自孤立工作，不受控制联想过程的那部分大脑的审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产生的意象大部分都是与最近的过去材料印象相对应，并以一种十分紊乱和荒诞的形式涌现。随着走出朦胧的脑细胞数量的增加，梦的无意义性就逐渐消退。”

把梦看做一种不完全的、部分清醒的状态，这种观点无疑可以在每个现代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其中最精细的阐述来自默里（1878，第6页以下）的著作。看起来此位作者想象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可以从一个解剖学区域转换到另一个解剖学区域，而每个特定的解剖学区域又与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相联结。对此我只想评论说，即使部分清醒理论得到了证实，也仍有许多细节问题值得讨论。

这种观点自然拒绝一切梦具有任何功能的观点。在此之后关于梦的地位与意义最符合逻辑的结论，宾兹（1878，第35页）说得比较正确：“每一个观察到的事实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梦必须带有躯体过程的特征，这些过程在任何情况中都是无用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明显病理性的……”“躯体的”一词用于梦（而且这个词宾兹还用斜体字加以强调）不止有一个含义。首先，它指的是梦的病因学，这一点宾兹在使用药物研究梦的实验结果时，感到尤其说明问题，因为这类理论有一种尽可能限制把梦的诱因指向躯体的倾向。如果以极端的形式说，可以将这个观点表述为：一旦我们在入睡时排除了一切刺激，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去做梦，直到早晨，新的刺激使我们逐渐清醒的过程可能会被反映到梦的现象中去。不过，在睡眠中不受到刺激是不实际的，它们会从各个方面向睡者侵袭，就像摩菲斯特所抱怨的生命胚芽那样，从内部和外部，甚至从那些清醒时根本不注意的部位侵入身体。这样睡眠就受到干扰，先是心灵的一角落被唤醒，然后又是另外一角落。由于部分的清醒，心灵在一个短暂时间内发挥了功能，然后便又欣然入睡。梦就是由刺激而引起的对睡眠干扰的一种反应——这是一种偶然的反应，并且完全是多余的。

但把做梦（它终归是心灵的一种功能）描述为一种躯体过程还具有另外一层意思。这样说意在表明梦是不值得列入心理过程的。做梦曾被人比喻为“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的十个手指在钢琴键盘上滑过”。使用这种比喻或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大都是严谨科学派代表。依据这种观点，梦是完全不可能进行解释的，因为一个不谙音乐的人的十指怎么可能弹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

即使在很早以前也不乏对梦的部分觉醒论的批评者。布达赫（1838，第508页以下）写道：“当人们说梦是部分的清醒时，这首先对理解清醒和睡眠没有任何帮助；其次，这不过是说在梦中有些精神力量是活跃的，而另一些在休息，实际上，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类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

这种把梦视为躯体过程的居统治地位的理论暗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这一假设是罗伯特在1886年首次提出的。由于这一假设能够表明梦具有一个功利性目的，所以颇具吸引力。罗伯特用两个所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他理论的基础。这些事实我们在前面讨论梦的材料时已考虑过了，即我们只梦见那些白天印象中最没有意义的琐事，和我们在梦中很少梦见白天非常感兴趣的重要事情。罗伯特（1886，第10页）指出，一个普遍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深思熟虑的事从来不会成为梦的诱因，而只有那些在白天思考不成熟或一闪而过的观念才进入梦：“梦通常难以解释，理由正是在于它们是由前一天没有引起梦者足够注意的感觉印象所产生的［同上书，第19～20页］。由此，决定一个印象能否进入梦的条件在于印象形成过程是否受到干扰，以及这个印象是否太不重要以至没有必要重新加工。

罗伯特将梦描述为“一个躯体的发泄过程，我们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精神反应而意识到它。”［同上书，第9页］梦是那些刚产生就被扼杀的思想的发泄。“一个人如果失去做梦的能力，就会逐渐变得精神错乱，因为大量不完整、没加工完的思想和表浅印象就会积聚在大脑中，形成一团混乱以干扰应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吸收的思想。”［同上书，第10页］对于负担过重的大脑，梦就好像一个安全阀，具有治愈和排解的能力［同上书，第32页］。

如果我们问罗伯特，心灵如何通过梦中观念的出现而得到排解，那我们就对他产生了误解。罗伯特显然是从梦内容的这两个特征推导出这样的道理，即通过某种方式在睡眠中完成了对无价值印象的排除，这是一个躯体过程；以及做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而仅仅是我们在这一排除过程中所收到的信息。此外，这种排解并不是夜间在心灵中所发生的唯一的事件。罗伯特自己补充道，除此以外，白天出现的一些想法被加工出来，“没有被排解的任何思想部分，都依靠从联想借来的线索而连接在一起，作为无害想象图景进入记忆中”（同上书，第23页）。

但是在评价梦来源的性质问题上，罗伯特的理论同前面我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截然相反。根据后者，如果心灵不是持续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感官刺激唤醒，我们就根本不会做梦。但罗伯特的观点是，梦来源于心灵本身——在于它超负荷而需释放出一些东西的事实。而且他还十分合乎逻辑地得出下面的结论：来自躯体的这些原因作为梦的决定因素只起到一种从属作用，如果没有从清醒生活中获得用以构造梦的材料，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产生梦的。他所提出的唯一限制条件是，承认梦中来源于心灵深处的荒诞意象可能是受到神经刺激的影响（同上书，第48页）。因此，罗伯特并不认为梦完全依赖于躯体事件。但是，在他看来，梦也不是精神过程，它们不存在于清醒生活的心理过程中；它们是在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器官里每夜所发生的躯体过程，而且它们有保护这些器官免受过度紧张的功能——或换个说法，就是清洗心灵的功能。

另一位作者德拉格（Yves Delage）也根据同样的梦选择材料的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对同样的事物观点上的细微差异致使他得出了意义完全不同的结论。

德拉格（1891，第41页）曾以失去某位他所喜爱的亲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我们不会梦到白天占据我们整个思绪之事，直到它让位于其他事时我们才能梦见。他对其他人的调查研究使他确信了这一事实的普遍真实性。如果这种普遍有效性得以证实，那么他曾观察过的一些年轻夫妇的梦就是很有趣的此类例子：“如果他们彼此非常相爱，那么在结婚前和蜜月期间他们是不会梦见对方的；如果他们做了色情和表现性欲的梦，那么在梦中他们不忠地和不相干甚至是讨厌的人发生了瓜葛。”［同上书，第41页］那么，我们梦到什么呢？德拉格认为出现在梦中的材料是前一天或更早时候的一些琐事或残留物。尽管一开始我们倾向于把梦中出现的事物看做是梦生活的创造物，但实际上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是未辨认出的已经历之事的再现——“无意识的记忆”。但是这种观念材料有一个共同特点：它来自那些可能比我们的理智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们感官的印象，或者来自刚一出现我们对它的注意力就转移了的那些印象。印象越不受到意识的关注而且越有力，那么它出现在下次梦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罗伯特所强调的两类相似的印象：其一是无足轻重的，其二是未经处理的。可是德拉格又把笔锋一转，认为是因为这些印象未经处理，所以它们才能产生梦，而不是因为它们无足轻重。在某种特定意义上，琐碎印象确实也未被完全处理；由于具有新印象的性质，它们“是处在压力下的弹簧”，在睡梦中得到释放。相比那些微弱而几乎未被注意的印象而言，一个在被检查时受阻或者被有意克制的强烈印象更有理由出现在梦中。在白天因拘谨与压抑而没有得到释放的精神能量积蓄起来，在夜里就成了梦的驱动力量，原来被压制的精神材料在梦中得到了表现［同上书，1891，第43页］。

在这一点上，不幸的是，德拉格中断了他的思路。他只将梦的成因中极少部分归因于独立的精神活动，因此他将自己的理论归入了占主导地位的部分清醒论：“简言之，梦是既无目的又无方向的一些思绪，附着于记忆之上。而记忆具有足够的强度挡在路上截断这一过程，并把它们以一个时强时弱、时模糊时清晰的纽带联结起来，这要取决于当时大脑活动被睡眠所驱除的强弱程度。”［同上书，第46页］（3）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些理论划为第三类：它们认为梦中心灵具有一种执行特殊心理活动的能力或倾向，而这种心理活动在清醒时是很大程度上不能或完全不能完成的。让这些能力发挥作用也就使梦具有了一种实用性的功能。许多早期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对梦的评价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只要引用布达赫（1835，第512页）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他说，做梦“是心灵的一种自然活动，它不受个体能力的限制，不受自我意识的干扰，也不听从自我决断的指挥，而是各感官中心自由运行的活力”。

布达赫等人将心灵自由使用其力量的狂欢看做是心灵为新一天的工作而消除疲劳、积蓄力量的条件——事实上，就好像心灵在享受某种假期。因此，布达赫［同上书，第514页］赞赏地引用诗人诺瓦利斯对梦的一段赞美词：“梦是躲避单调枯燥生活的避难所。它让想象力挣脱枷锁，它打乱每天客观存在的刻板模式，驱散人们心头无休止的烦忧，让满面愁容的人像孩子一样欢乐地玩耍。假若没有梦，我们必定会很快衰老，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们看做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还应看做我们黄泉路上的佳伴良朋。”

普金耶（Purkinje，1846，第456页）以更为坚定的态度描述了梦的恢复和治愈功能，“这些功能尤其是由创造性的梦所发挥，它们是想象力的轻松游戏，与白天事物没有联系。心灵并不想把白天的紧张带到睡眠之中，它只想使紧张得到缓解并使心灵从紧张与疲劳之中恢复过来，它首先是创造一种与清醒时完全相反的状态。它用快乐治疗忧伤，用希望和幸福的图景治疗忧虑，用爱和友情治疗仇恨，以勇敢和远见克服恐惧，以信心和信念战胜疑虑，以实现代替无希望的期盼。许多白天常常被重新撕裂的心灵创伤通过睡梦得到愈合，梦可以保护它们不再受到新的伤害。时间的愈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我们都感到睡眠对心理活动有益，而且，心灵默默无闻的活动也不愿意失去对梦的信任，那是睡眠分给心灵的一份利益。

把梦解释为一种只在睡眠时自由扩张的心灵的特殊活动，这一意义深远的观点最初是由施尔纳在1861年提出来的。他的写作风格有些浮夸、华而不实，他对这一题目具有强烈的激情，必然导致不能分享这种激情的人产生反感。在分析的过程中，施尔纳语言艰涩，道理深奥，令人难懂，所以我们可以转而看看哲学家沃凯尔特对施尔纳的理论更为简洁明了的阐述。“从这神秘的大部头著作里，透过光辉灿烂的云团，不时如闪电般地出现富有启发意义的闪光——但这闪光却未能照亮一位哲学家的路。”这是施尔纳的弟子们评价老师的这部著作的话［沃凯尔特，1875，第29页］。

施尔纳并不相信心灵的能力毫无减损地延续到梦中。他本人［按沃凯尔特的话来说（同上书，第30页）］揭示了人的自我核心（一种自发能量）在梦中如何被剥夺了神经力，而作为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果，人们的认识、感情、意志和观念作用的过程如何被改变，以及这些精神功能的残余如何不再有真正的精神特征而只是一种机制。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种或可被称为“想象”的心理活动从理智和任何适当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一跃而至不受限制的最高地位。尽管梦中想象利用近期的清醒记忆作为自己的建构材料，但它把这些构建成一种与清醒生活毫无相似性的结构。它在梦中表现为不仅具有再现力，而且具有创造力［同上书，第31页］。正是它的特征构成了梦的独特性质。它倾向于表现无节制、夸张和恐怖的内容。但同时，由于不受思想范畴的限制，它又有灵活性、易变性和反复无常的特征。它对温柔的情感和强烈的情绪具有微妙的敏感性，并且迅敏地把内心世界的内容融入外部世界可变的图景中去。梦中的想象缺乏概念性言语表达的能力，它不得不以描绘的图景向我们展现。而且由于没有概念来进行简化描述，所以它就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生动有力的图像形式。因此，不管梦的语言多么逼真，它总是冗长而笨拙的。它的表达还特别受这样的事实影响而不可能太清晰，即它不喜欢以原原本本的形式传达客观事物，而喜欢用新异的形式来传达。这样一来，它只显示对象的许多特征中寻求表现的那一个，于是才有了想象的“象征活动”……［同上书，第32页］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梦中的想象从来不完整地描绘事物，往往只是一种轮廓，而且是最为粗略的轮廓。由于这一原因，梦的图像就如一幅受灵感所驱动的速写。然而，梦并不止于对客观物体的再现，总有一种内在的需要，驱使它把梦中的自我或多或少地与客观事物建立起联系，由此产生一个事件。例如，一个视觉刺激在梦中显示为街上的几枚金币，而梦者就高兴地把它们捡起来带走［同上书，第33页］。

根据施尔纳的观点，梦的想象用以完成其艺术品的材料主要由躯体刺激提供，这些刺激在白天是非常模糊的。因此，施尔纳所提出的颇具想象力的假说，与冯特和其他生理学家也许过分严肃的理论比较而言，在其他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但在关于梦的来源与刺激物方面却是完全相同的。根据生理学的观点，对内部躯体刺激的心理反应，当激起与此刺激相适应的特定观念后便告终结；这些观念再沿着联想的思路引起其他的观念，梦中心理事件的进程到这里似乎就此结束。另一方面，根据施尔纳的观点，躯体刺激仅是向心灵提供用于想象的材料。在施尔纳看来，在其他作者认为梦已经结束了的时刻，梦的形成才刚刚开始。

梦的想象对躯体刺激的反应当然谈不上有任何有用的目的。它只是同它们玩耍，以可变的象征手法勾勒出产生梦的刺激的躯体来源。尽管沃凯尔特［1875，第37页］和其他一些作者与施尔纳观点不一致，施尔纳仍认为梦的想象还是有一种偏好，即把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表现，换句话说，即作为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表现出来。幸运的是，它并不局限于这样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它也可以用这座建筑物来表示某一有机部分。例如，房子连成一条长街可能表示由一根肠子所给予的刺激。还有，一间房子的各个局部可以指身体的某一部分。于是由头痛所引起的梦中，头可能由一间房子的天棚来表示，而天棚上有一些令人讨厌的癞蛤蟆一样的蜘蛛［同上书，第33页以下］。

除房屋象征外，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表示身体的那些可以产生梦的刺激的部位。“如呼吸着的肺可以用燃烧着的火炉来象征，火焰咆哮发出风吹过的声音；心脏可以用空匣子或篮子来代替，膀胱可以用圆袋形的事物或任何中空的物体作为象征。由男性生殖器的刺激而产生的梦会使梦者梦见竖笛的上部、烟斗的含嘴部分或一块皮毛。这里，竖笛和烟斗可能代表男性生殖器，而皮毛可能代表阴毛。如果这类梦发生在女人身上，那么大腿中间狭小的区域可能被表现为被房屋环绕着的庭院，阴道可能表现为通向院子的又窄又滑的小道，梦者必须通过这小道去给一位先生送一封信。”［同上书，第34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类由躯体刺激引起的梦的结尾，梦的想象常会抛开面纱而直接揭示器官本身或其功能。所以由牙刺激引起的梦通常以梦者梦见牙从嘴中被拔出而结束［同上书，第35页］。

梦的想象或许也不仅注意到产生刺激的器官的形状，而且还可能象征这一器官所包含的物质。例如，肠受到刺激会使梦者沿着一条泥泞的街上走，而泌尿方面的刺激会使梦者走到一个泛着泡沫的小溪。或刺激本身引起的兴奋的性质，或它们所欲求的东西等都会以象征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梦中自我会与刺激状态的象征物发生具体关系。如，受到疼痛刺激的人会梦见自己受到一群狗的围攻，或同一群公牛搏斗，而受性欲刺激的女人可能梦见自己在受到裸体男人的追逐［同上书，第35页以下］。除了方式的丰富性以外，想象的象征活动还是每个梦的中心力量［同上书，第36页］。沃凯尔特还继续深入地探索梦的想象的本质，并努力为它在哲学思想体系中寻找一席之地。但是，尽管他的这本书写得很好，也充满情感，它对那些哲学基础薄弱、概念不很清楚的人来说还是十分难懂的。

施尔纳的象征化想象没有功利性的功能。心灵在睡眠中与作用于它的刺激嬉戏。人们很可能会怀疑它是在捉弄他们。而我也可能会被质问，我对施尔纳的理论的细致研究是否具有任何用处，因为十分明显这一理论具有任意性且不遵循任何研究准则。不客气地说，我对那些置施尔纳的理论于不顾的傲慢态度十分不满，他的理论是建筑在他所做的梦的基础上的，是建筑在一个十分关注梦而且对研究心灵中的模糊之处似乎具有很大个人天赋的人的基础之上。此外，这个理论所研究的主题，数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神秘的，但无论是这个主题本身，还是其意义，无疑也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对这一主题，精密科学除了否认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外，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这也是精密科学自身所承认的。最后，我们也必须老实地承认，要对梦进行解释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人们把施尔纳对梦的解析的努力看作如神经节细胞一样不可思议，也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如宾兹那样严谨的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逐渐清醒的黎明溜进了大脑皮质中正在睡眠的细胞群）一样不可思议。我希望能够证明，在施尔纳的努力的背后，确有一些现实的成分，虽然人们目前对这些现实的成分还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并因而缺乏作为关于梦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普遍性的特征。同时，施尔纳的理论与医学界的观点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直到今天，对梦的解释仍在两个极端观点之间摇摆不定。

八、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当我们谈及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时，我们会想到三个方面的问题：（1）病因学和临床上的关系，如梦显示了一种精神病状态或者梦引起这种状态，或者梦后留下精神病状态；（2）如果患有精神疾病，梦就会发生变化；（3）梦与精神病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者的相似性表明了它们本质上是同源的。这两种现象间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曾是早期医学作者们偏爱的题目，而现在重新又成为关于梦的作者们关注的焦点，这可以从斯皮塔（1882，第196页以下和第319页以下）、拉德斯托克（1879，第217页）、默里（1878，第124页以下）和蒂茜（1898，第77页以下）等人收集的文献中看得很清楚。近年来，桑特·德·桑克堤斯（Sante de Sanetis）也把注意力转移这一题目上来。就我研究的目的来说，浏览以上所引已经足够了。

关于梦与精神病的临床方面和病因学方面的联系，可以列举以下观察作为实例。克劳斯（Krauss，1858，第619页）曾引用霍恩鲍姆（Hohnbaum，1830，第124页）的话，说妄想型精神病（delusional insanity）的初次发作通常源于焦虑或恐怖的梦，其中心观念同梦是有联系的。桑特·德·桑克堤斯在偏执狂等病例中也有类似的观察，认为在某些这样的病例中，梦是“精神病（folie）的真正原因”。桑克堤斯（Sanctis）说，精神病可能由暴露了妄想性材料的梦的出现而一次性引发；也可能是通过此后一系列进一步的梦而逐渐发展起来，但这种说法如能成立尚需除去一些疑点。在他的一个病例中，一个意味深长的梦之后总是伴有几次轻微癔症发作，而后产生焦虑性抑郁。费里［1886］（蒂茜1898，第78页引用）报告了一个导致了癔症性麻痹的梦。在这些例证中，梦都成了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的病因。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障碍首先出现在梦中，即从梦中突破，这样说也同样是公正合理的。由此托马雅（Thomayer，1897）注意到某些焦虑梦，他认为就应把它们视为癫痫病发作。阿利森［1868］（见拉德斯托克1879，第225页所引）曾描述了一种“夜发性精神病”（nocturnal insanity），病人在白天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但一到夜间就有规律地发生幻觉、狂乱性发作等等。桑特·德·桑克堤斯（1899，第226页）也报告了一些类似的观察（一个酒精中毒者的梦同妄想症一样，说了许多责骂他的妻子不忠的话）。蒂茜也有这样的观察。后者（1898，第147页以下）还提供了一些近期的、内容翔实的例子，其中如各种妄想前提或强迫性冲动为基础的病理性行为都是由梦产生的。吉斯莱恩［1833］也描述了一个病例，其睡眠被间歇性的精神错乱所取代。

毫无疑问，随着梦的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医生们终有一天会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梦的精神病理学。

在精神疾病康复者的例子中往往可以明显地观察到，尽管他们白天功能发挥正常，但梦生活依然处于精神病的影响之下。根据克劳斯（1859，第270页）的说法，是格里戈利首先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蒂茜［1898，第89页］曾引用马可里奥［1847］的一段描述，一个躁狂病人在完全康复一个星期之后，在梦中却仍遭受着他的疾病典型的飘忽观念和猛烈的激情。

关于梦在慢性精神病中发生变化的研究迄今还很少见。而另一方面，在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关注梦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内在关系，二者在很大范围内都表现出了一致性。默里（1854，第124页）告诉我们，卡巴尼斯（1802）是第一个发现这些一致性的，在他以后有莱鲁特（Lelut，1852）、J．莫鲁（1855），特别是哲学家梅茵·德·比兰（Maine de Biran）［1834，第111页以下］。这种比较无疑可以追溯到更早。拉德斯托克（1879，第217页）在讨论这一问题的章节中，引用了许多梦与精神疾病之间的类比。康德在1764年的著作中写道：“疯子是醒着的梦者。”克劳斯（1859，第270页）也称：“精神病是感官处于清醒时所做的梦。”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6卷）把梦称为短暂的疯狂，又把疯狂称为长时间的梦。哈根（Hagen，1846，第812页）把谵妄描述为一种梦生活，这种梦生活不是由睡眠而是由疾病引起的。冯特（1878，第662页）写道：“事实上，我们自己在梦中几乎能够体验到在疯人院中可能出现的一切现象。”

斯皮塔（1882，第199页）以和默里（1854）几近相同的方式历数了构成两者比较之基础的种种一致之处：“（1）自我意识被悬置起来，至少是受到阻止，结果导致对环境的性质失去洞察，因此不能产生惊讶感，并且失去了道德意识。（2）各种感官知觉发生了变化：在梦中降低，但通常在精神疾病中大大增强。（3）观念的联结完全依照联想律和再生律，因而形成自发的序列，并导致观念之间的关系失去比例（夸张和幻觉）。这一切导致了（4）人格变化，或者某些情况下人格逆转和偶尔性格特点的变化（倒错行为）。”

拉德斯托克（1879，第219页）又增加了几个特点——两种情况中素材的相似性：“大部分幻觉与错觉发生在视觉、听觉和普通感觉领域。在梦中，嗅觉和味觉几乎不起作用。——不管发烧中的病人还是做梦的人，其记忆都来自遥远的过去；无论是睡眠中的人还是病人，都会回忆起那些清醒和健康人已忘记的事情。”梦与精神疾病的类似性，只有当观察扩展到每个表情动作的细节和面部表情的特征时，才为人们所充分地认识。“一个忍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人从梦中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健康和快乐。所以，在精神疾病中也一样，那里有快乐、财富、地位和荣耀的光明图景。设想中的财富占有和想象中的愿望满足——实际上这些东西的占有或被剥夺为精神错乱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常常构成谵妄（delirium）的主要内容。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在谵妄中享受到做母亲的愉快，一个失去金钱的男子相信自己无比富有，一个上当受骗的女孩感到自己正被温柔地宠爱。”（拉德斯托克的这段话可视为对格雷辛格尔［1861，第106页］所做的细致观察的一个总结。格雷辛格尔十分清楚地指出，梦和精神病中的观念具有愿望满足这一共同特点。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也告诉我，在这一事实中存在着解决梦和精神病的心理学理论问题的关键。）“梦与精神错乱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一连串的怪诞思维和减弱的判断力。”在两种状态中（拉德斯托克继续说），我们发现对主体自身的精神成就有过高的评价，这些成就以清醒的观点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梦中观念的迅速流动与精神疾病中思想的疾驰相一致，两者都完全缺乏时间感。在梦中，人格可能会分裂。例如，梦者自己的知识被分给两个人所有，以及，在梦中一个外在的自我在纠正真正的自我。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幻觉型偏执狂（hallucinatory paranoia）没有什么两样。梦者同样可以听到另一个自我在议论他自己思想的声音。即使是慢性妄想性观念与刻板、反复发生的病理性梦也有相似之处。谵妄病人康复后往往会说，整个病程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不无愉快的梦；的确，他们有时会告诉我们，在病中，他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在做一个梦——恰如在睡眠中做梦一样。

在做了以上论述之后，拉德斯托克自然就开始总结他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认为“精神错乱作为一种变态的病理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对周期性的正常做梦情形的强化”（同上书，第228页）。

克劳斯（1859，第270页以下）试图在梦与精神错乱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比它们外部表现上的类比更为本质。他发现这种联系存在于其病因学方面，或更准确地说是在其刺激的来源中。在他看来，亦如我们所知［第36页以下］，这两者的共同基本元素在于机体决定的感觉上，在于来自躯体刺激的感觉上，在于以各器官为基础的普通感觉上（参看佩斯，1857，第2卷，第21页；默里，1878，第52页所引用）。

梦与精神错乱之间有着无可辩驳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一直延展到它们的细节特征上，是有关梦生活的医学理论的一个强劲动力，这一理论把梦看做是一种没有用的干扰过程，是精神活动减弱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沿着精神障碍这一路线找到对梦的最终解释，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目前关于精神障碍根源的知识还很不足。相反，我们对梦的态度的转变同时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精神障碍内部机制的观点，因此当我们致力于为揭开梦之谜带来一点启示的同时，我们也正朝着解释精神疾病作出努力。

后记（1909）

在第一版至第二版的期间，本书并未增添任何关于梦的问题的研究文献，这是有理由的。在读者看来，这似乎不令人满意，我自己却对此十分坚定。在完成导言一章之后，促使我论述早期作者对梦的研究方法的动机已经消耗殆尽，继续这一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而其结果也不会有多大成效或指导意义。因为在之后的九年中，不管是事实材料，还是对此论题有益的见解，都没有什么新的或是有价值的进展。在此期间出版的大部分著作，对我的观点既未提及也未给予考虑。当然，对我的著作关注最少的就是那些标榜“研究”梦的人，他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讨厌学习任何新东西的例子，而学习新东西才是科学工作者的特点。用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讽刺是Les savants ne sont pas curieax（博学者不好奇）。如果在科学界也有权进行报复的话，我对本书出版以后出现的那些文献置之不理也是无可厚非的。科学期刊上对本书的几个短评显示出对本书如此缺乏理解，甚至完全是误解，以至于我唯一的回答就是，请他们再重读一下这本书——或者，事实上，是建议他们去读读这本书！

已有不少医生决定用我的精神分析疗法去治疗病人，并已对大量的梦进行了分析，把结果在一些刊物上发表。除医生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由于这些作品已超出了仅仅是对我的观点的肯定，我在自己的阐述中已包括了他们的发现。我在本书之后又增加一个新的参考书目，其中已包括了自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大部分的重要著作。桑特·德·桑克堤斯（1899）关于梦的宏著（出版后不久就有了德文版的译文问世）几乎同我的《梦的解析》同时出版，所以，无论是我还是那位意大利作者，都无法评论对方的作品。我很遗憾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他所苦心经营的著作完全缺乏思想——实际上它甚至都不能让人觉察到我所讨论的问题的存在。

只有两部作品是很值得一提的，它们与我自己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很相近。赫尔曼·斯沃博达（Hermann Swoboda，1904）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把威廉·弗利斯［1909］所发现的生物周期（23天和28天）扩展至精神事件中去。在他极富想象力的工作中，他致力于用这把钥匙去寻找梦之谜团的解答。他的发现似乎低估了梦的意义。据他看来，梦这个东西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记忆的集合，而做梦那天夜里所有这些记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周期，不论它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与这位作者的私人通信起初使我以为他本人不再严肃对待这一理论，但后来发现我这个结论似乎是错误的。下文［第166页以下］我还将报告一些观察结果，这些观察与斯沃博达的建议有关，但并没使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是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偶然发现一种与我的核心理论完全相吻合的关于梦的观点。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论述是不可能受到我的著作的影响的。因此我必须要为这个唯一与我的梦的理论精要相一致的独创性作者而欢呼。这本包含了与我的梦理论相一致观点的书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900年出版第二版［1899年第一版］，作者为“林库斯”（LynKeus）。

后记（1914）

前面的辩护理由写于1909年。我必须承认，从那以后，形势已经改变，我有关梦的解析的作品不再被人忽视。但是新形势使得我无法扩展之前的文献综述。《梦的解析》一书引发了一系列崭新的问题和思考，人们对这些问题用各种方法去讨论。不过在我尚未阐明我的观点之前暂不能讨论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是以我的观点为基础的。我已研究了新近文献中那些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内容，这些内容人们可以在下面几章中相应的地方发现。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我为本书所选的标题就已清楚地说明我将采取哪一种对梦的传统研究方法。我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向人们显示梦是可以被解释的。我在上一章中如果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贡献的话，也只是我进行研究工作中的一项副产品。梦是可以解释的，我的这个论断一经提出，就立即使我站到了主流梦的理论的对立面，事实上是除了施尔纳的理论［第83页以下］之外所有梦的理论的对立面；因为“解释”一个梦就意味着给它一种“意义”，即用与我们精神活动链中其他环节一样有效而且同等重要的环节去代替它、置换它。正如我们所见，梦的科学理论没有为梦的解析问题留出任何空间，因为在那些理论看来，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躯体过程，只不过在精神器官上留下了它们发生过的迹象。而世俗的意见历来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它行使了提出异议这一无可辩驳的权利；而且尽管它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诞的，却并不愿就此宣布梦是毫无意义的。受一种模糊的直觉的牵引，我们似乎可以假定，无论如何，每个梦都有一定的意义，尽管是隐蔽的意义。梦是其他思想的替代物，只有正确地揭示出这个代替物，才能发现梦隐含的意义。

早在远古时代，世俗世界就开始关心“解释”梦的问题，并且尝试用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种方法是把梦的内容看做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可理解且在某些方面与原梦相类似的内容去替换它。这就是“象征性”释梦，但在那些不但难以理解而且十分混乱的梦面前，这一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圣经》中约瑟夫为埃及法老梦的解析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有七头健壮的牛后面跟着七头瘦弱的牛，而瘦弱的牛把健壮的牛给吃掉了。这就是在七个丰收年之后要有七年灾荒并将耗光前七年的盈余这一预兆的替代物。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编造出来的大多数梦都是依据此类象征性解释设计的：它们在一种与梦的特点相一致的伪装之下再现了作者的思想。梦的意义主要是关于未来的，并能预言未来（这是古代梦的预言意义的残余），这为将梦的象征性解释变换为未来时态提供了理由。当然，是不可能说明得到这种象征性解释的方法的。要达到成功，那需要聪明的头脑、敏锐的直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只有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能通过象征去进行梦的解析并把它上升为一种艺术活动。

而流行的梦的解析方法中的第二种就不需要如此的禀赋。它就是“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做一种密码，在这种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根据固定的方法转换成已知其意义的另一种符号。例如，我梦到一封信，还有一个葬礼。如果我查一查“测梦的书”，我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而“葬礼”则是“订婚”，然后我要把关键词联结起来进行解码，以此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有个叫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人，他曾写过一本梦的解析的书，对译码过程做了很有意义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来译码的机械性。这种方法不仅考虑到梦的内容，而且也考虑到了梦者的性格和环境。这样，同样的梦的元素对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是一种含义，而对穷人、单身汉或商人又是另一种含义。解码过程的实质并不是把梦作为整体，而是针对梦的单个组成部分。就像对待地质上的混合物一样，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都需要个别鉴定。毫无疑问，这种释梦的解码法是受梦的不连贯和混乱的启发而发明的。

无可置疑的是，这两种流行的梦的解析方法都不能作为对梦的科学研究。因为象征法有应用上的局限性，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梦，而解码法则全部依赖于那把“钥匙”——《解梦书》是否可靠，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又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同意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把梦的解析看成是纯粹的异想天开而排除其可能性。

但是我看得更为清楚。在此我又一次认识到了这一并非罕见的情形，即一个古老的、人们死守不放的通俗观念看来比当今普遍流行的科学判断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梦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

我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这一方法的。多年以来，我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强迫性观念等）。事实上，我这样做始于听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一次重要谈话，他把这些结构看做是病理症状，一旦解开这种结构，这些症状也就会被治愈（参看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致使病人产生它的精神生活元素，它就会消解，而病人就可以获得痊愈。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法的无能为力以及这些障碍令人困惑的性质，我决定追寻布洛伊尔所指出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直至获得一个完整的解释。关于采用这种方法最终获得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在以后详细论述。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梦的解析问题。我要求病人把与某个特定事件有联系的每一个观念或想法都告诉我；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梦和其他一些事情，这就使我了解到，在从一个病态观念出发而追溯以往记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中，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从把梦看做一种症状，到把梦的解析当做解除症状的方法，只需前进一小步。

这种方法包括使病人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致力于使病人发生两种改变：一是增强对精神感受的注意力；二是减少那些每天过滤头脑中思想时所做的批判。这样他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我观察，这时最好心平气和地躺在床上并闭上双眼。这时必须做到对一切感受到的想法放弃批判。我们这样告诉他，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全靠他的注意并要向我们报告他头脑中所浮现的一切，绝不可因为认为它不重要、不相关或似乎没有意义而压制某些想法。他必须放弃一切偏见地去对待头脑中的一切念头。在日常事物中，他之所以不能对他的梦、强迫观念或其他什么病症做出满意的解释，正是因为他总抱有批判态度。

我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注意到，一个正在反省的人的整个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一个正在观察自我精神过程的人的心灵结构。反省与最为专注的自我观察相比，也总是要多一项精神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省者那紧张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以及相比之下自我观察者那安详的表情中看出来。这两者的注意力都是相当集中的，但反省者还要执行其批判官能，这一官能使他排斥某些他所感知到的观念进入其意识，将它们切断，使它们不再跟随对其开放的思想串，而且对于另外一些根本不能意识到的观念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在感受之前就把它们抑制下去。而自我观察者则不然，他只需去压抑他的批判官能而已。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无数在批判官能作用时无法捕捉到的观念就会进入到他的意识中。自我观察者利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新材料就可以解释他的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显然，这里所指的是要建立某种精神状态，它的精神能量的分配（即不断转移的注意力）与入睡前状态有些相似（毫无疑问，也同催眠状态有相似性）。在我们入睡时，由于某些思考活动（无疑也是批判性的）的松弛，一些“不随意观念”就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是用这种思考活动去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随着不随意观念的出现，它们转变为可听的意象（参看上文所引施莱尔马希尔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说法，见第49页以下及第71页以下）。在用于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有目的地刻意摒弃这种活动，并将由此节省下来的能量（或其中一部分）用于追随这时出现的不随意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此时不同于入睡状态）保持了观念的性质。“不随意观念”就这样变成了“随意观念”。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采取这样一种对待观念的态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观念的出现“完全是出于它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要放弃批判官能也同样很困难，因为这种官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作用于这些观念。这种“不随意观念”很容易释放出强烈的抵抗力，用以抵抗它们自身的出现。如果我们相信伟大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歌创作也必须要求与此相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的一封信中（1788年12月1日）——我们得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回答那些抱怨缺乏创造力的朋友们时说：“在我看来，你们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于你们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更具体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理性对源源不断来到自家门口的各种观念做过于严密地检查，这似乎并非好事，且损害了心灵的创造力。孤立地看，一个思想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十分荒谬，但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同样荒谬的思想就可能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有其他同样的思想出现并与之结合，则可以使它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理性并不能对这一切作出任何评判，除非它一直保留这一思想直到它与其他思想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当具有创造性思想时，理性（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各种观念蜂拥而入，到那时理性才能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和检查。你的判断力，或者无论你把它称作什么，会对这种短暂、稍纵即逝的放纵现象感到羞耻和害怕，而这种放纵现象是一切创造性的头脑都有的，只不过它在头脑中停留的时间长短把有思想的艺术家与做梦者区分开来。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它们过早地抵制，或者辨别得太严格了。”

不过，席勒所描述的理性把关松懈和无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都是不难做到的。我的大多数病人在受过一次指导之后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借助于写下脑中浮现的所有观念，我本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精神能量用于批判活动的越少，用于增进自我观察强度的就越多，其量因我们注意的目标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别。

应用这一方法的第一个步骤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注意的对象不是梦的整体，而是其内容的各个部分。如果我们询问一个没有经验的病人：“你想到了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他通常会觉得精神世界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我把他的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他对每个片段都会告诉我许多联想，这些联想就是梦那一特定部分的“背景思想”。这样一来，我所采用的梦的解析方法与通俗的、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释梦法已有重要的区别，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些类似。与后者一样，它把梦分为片段进行解释，而非作为整体。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复合性的，看成是众多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已分析过上千个梦例了，但是当前我尚不能把它们用于对梦的解析的理论及技巧的介绍当中，因为这会招致反对，说它们都是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足以推断正常人所做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的患者的梦的主题必然会与他们的病史有关，那么每个梦都得先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的病因做一番介绍和探讨，加之这些问题又是那么新奇和令人费解，这样势必会分散我们对梦本身的注意。与此相反，我意在利用当前对梦的解释作为解决更加困难的神经症心理学问题的初始步骤。但是，如果我要放弃这些主要材料，即我的精神症患者的梦，则留给我的就没有什么特殊内容了。我所剩下的就只是熟识的一些正常人偶尔向我报告的一些梦，或在一些关于梦生活文献材料中所引用过的作为例证的梦。遗憾的是，这些梦都没有分析，而没有分析我就无法发现它们的意义。我的梦的解析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梦的解析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固定的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的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与此相反，我是要发现相同的梦的内容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背景下所隐藏的不同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丰富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大致正常的人，并与种种日常生活事件相联系。当然，有人会对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且有人会说，根据这些梦可以做出任何结论。但在我看来，自我分析要比分析他人更为有利。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看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梦的解析起多大作用。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难免让人犹豫不决，也难免会有人对解释产生误解。但这些困难还是可以被克服的。德尔波夫［1885］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让位于通过它们的帮助来阐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了。

接着我将从自己的梦中挑选一个来说明梦的解析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必须请求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义发掘的兴趣所需。

前言——1895年夏天，我为一位年轻女士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这很容易被理解，对于一个医生，尤其一个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医生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次治疗以部分成功而告终；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并未完全消除全部躯体症状。由于那时我对标志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我一个年轻的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访，他曾去我的病人伊尔玛及其家人所在的乡下度假村拜访过他们。我问他她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我感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者是他提到他们时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谴责的意思，诸如我对病人承诺的太多等等。不管对还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因于他受了我的病人亲属的影响，在我看来，他们从未支持过这项治疗。但是，当时我并未清楚意识到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并且也没有任何流露。那天晚上，我写下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也是当时我们圈子里的权威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那天夜里（确切地说是下半夜）我做了下面的梦，在醒后马上记录了下来。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宾客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要回复她的信，并责怪她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有疼痛感，那都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简直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我自忖道，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喉咙，但她表现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如此。——这时她张开了嘴，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斑，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附着在像鼻内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立即叫来了M博士，他重又检查了一遍并证明属实……M博士看上去不同于往常，脸色苍白，走路微跛，而下巴刮得很干净……我的朋友奥托也在她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的胸部左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左肩皮肤上有一处浸润性病灶。（我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尽管她穿着衣服）……M博士说，“肯定是感染了，但是没关系。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泄出去。”我们都很清楚她是怎么感染的。不久前，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这些药名以粗体印刷呈现在我眼前），不应轻易注射这种制剂，或许注射器不干净。

比起其他许多梦，这个梦有一个优势，我很清楚在做梦的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件作为它的起始点。我在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关于伊尔玛的病情，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历都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活动，甚至到我睡觉后这些事也仍萦绕着我的头脑。但是，只读了我的前言和这个梦的内容的人，一点都看不出这个梦意义何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含义。我对伊尔玛在梦中向我抱怨的症状也感到吃惊，因为这并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对于丙基注射之事与M博士安慰之词，我更是一笑置之。我感到梦的结尾比开头更模糊，内容也更为凝缩。为了发现这一切的意义，有必要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

分析——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许多客人。当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是一座孤立地耸立在卡伦贝格附近山顶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原是设计为娱乐场所的，其接待室特别高大宽敞，就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的时候就在贝尔维尤，在我妻子生日的前几天。在做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她打算邀请不少朋友来参加生日庆祝，其中包括伊尔玛。因此我的梦就预先展示了那个情景：我妻子生日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包括伊尔玛，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接受我们的招待。

我责怪她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如果你现在还有疼痛感，那都是你自己的错。”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话，也许我实际上已经这么说过了。我当时就是这个看法（虽然在那之后我认识到那种看法是错误的），认为我只要告诉病人在她症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他是否采用我的治疗方法，那并不是我的责任——尽管这正是治疗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为我有这个错误的观点（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把它纠正了），所以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轻松，那时，尽管我难免有些疏忽，人们仍期望治疗的成功。——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所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我对她仍感到的疼痛并不负有责任。如果那都是她的错，当然就不会是我的。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伊尔玛抱怨：她的嗓子、肚子和胃都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伊尔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更多的是抱怨说感到恶心想吐。但嗓子痛、肚子痛以及喉咙有阻塞感则是她几乎从未有过的病症。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梦中会决定选择这几个症状，目前仍不得其解。

她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伊尔玛总是面色红润，我开始怀疑梦中另一人替代了她。

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必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不难相信，这是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总会有的担心，生怕把其他医生都归之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习惯上当做癔症来治。而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但不好说出来，我的吃惊是否真的发自内心。如果伊尔玛的病痛具有器质性基础，那么，我又一次可以不为治疗它们而负责，因为我是专治癔症病痛的。事实上，我倒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有误。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可以免于受到治疗不够成功的责备了。

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她的喉咙，但她表现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我从未检查过伊尔玛的口腔。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我给一位女政府官员检查的情景：乍看之下她就像画上年轻的美人；但要她张开嘴时，她就千方百计掩饰她的假牙。这又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医学检查，想到其中将会揭示的一些小秘密——总令双方都不满意。“我想伊尔玛本来大可不必如此”，这无疑首先是对伊尔玛的恭维，但我怀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行分析，就总会考虑他是否已经挖掘出所期待的一切背景思想）。伊尔玛站在窗边的样子突然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印象很好。某天晚上我去拜访这位女士时，她正在站在窗边，就是梦中再现的那个情景。当时也是这位M博士说她有一个白喉状的膜。于是M博士和斑膜的形象就再现到了梦中。现在我才想起，近几个月来我有十足的理由假定她也是个癔症患者。没错，是伊尔玛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对于她的情况我知道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像我梦中的伊尔玛一样，她也患有癔症性窒息。所以在梦中我把伊尔玛与她的朋友对换了。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常常琢磨着她也应该来找我，让我帮她去除症状。然而我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性格相当保守。她很固执，就像梦中那样。另一个理由是她没有必要那样做：她身体很好，足以掌握自己的状况而不需外人的帮助。还有几个特征，既不是伊尔玛的，也不是她的朋友的：脸色苍白、浮肿和假牙。假牙的事我已归因于那位女官员，这我已提到了；我现在倒倾向于是坏牙而不是假牙更会令我满意。然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倒很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有时看起来却有些浮肿，而她身体却非常健康。于是我就是用了另外两个病人比做了伊尔玛。当然，那两个人也是不肯就医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在梦中把伊尔玛换成了她的朋友呢？大概是我喜欢她们调换一下，也许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对她的智力有更高的评价。伊尔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她的朋友可能比她更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她会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她会张开嘴巴，而且要比伊尔玛对我讲话讲得多些。

我在她的喉咙上看到的是：一大块白斑，并且鼻甲骨上附着小白斑点。那块白斑使我想起了伊尔玛那位朋友的白喉，也想起了两年前我大女儿得的重病，还有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的害怕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常服用可卡因以减轻鼻部的肿痛。前几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我服用可卡因，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坏死。我是1885年向人们介绍可卡因的用途的，这种推介引发了人们对我的谴责。这种药物的误用曾加速了我一个好友的死亡。这是在1895年前发生的（在做梦日期以前）。

我立即叫来M博士，他重又检查了一遍。这正与M博士在我们圈子中的地位相一致。但“立即”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它使我想起了治疗过程中的一件惨剧。有一次，我反复给一位女病人开了当时认为没有副作用的索弗那（sulphonal），结果引发严重的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喊来比我年长的同事，请求他的帮助。还有一个附带的细节证实了我是记得这个事故的。我那位病人（中毒而死了）与我的长女同名。这事以前我从没想过，但现在让我觉得简直是一种命运的报复。这种梦中人物的调换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个玛蒂尔塔替换了另一个玛蒂尔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看来好像是我在寻找一切机会谴责自己缺乏医德。

M博士面色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微跛。这倒是真的，他那不健康的脸色常常让朋友们担心。而其他两个特征只能归于别人。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他侨居国外，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与梦中的M博士长得也很像。几天前我听说他的腿有些跛，是因为患了髋部关节炎。我想，在梦中我把这两个人弄混必定有其理由。接着我又记起，有一个相似的原因使我对他们均感不悦，因为他们最近都拒绝了我为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现在站在病人身旁，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正在为她检查，并指出她胸部左下方有浊音。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也是医生，是奥托的一个亲戚。由于两人同操一行，所以两人也成了竞争对手，人们也常常拿他俩进行比较。当我在一家儿童医院门诊部负责神经科时，他俩都做过我的助手多年。梦中类似这样情景常常发生在那里。每当我与奥托讨论病情时，利奥波尔特就会对患儿再检查一遍，然后为我们的决策提出意想不到的贡献。他俩的关系就像法警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一样。一人以敏慧见长，一个以稳重取胜。如果在梦中我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尔特做个比较，我无疑会更看重后者。这个比较也有些类似于我那不甚顺从的病人伊尔玛同她那更聪明一些的朋友之间的比较。我现在又发现与我梦中的思想有关联的另外一条思路。胸部左下方有浊音与我的另一个病例在细节上十分一致，在那一病例中利奥波尔特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细心。我还产生了一个转移性感染的模糊观念，但这也许提示了我希望伊尔玛就是那个病人，因为就我目前的判断来看，她的症状类似肺结核。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状。我立刻就联想到我自己肩上的风湿病，每当工作到深夜时我都会明显地感到它的发作。还有梦中“我同他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话也十分含混。我其实是在自己身体上注意到它。对于“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这句话也让我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上讲“左上后部浸润性”，这可以指肺部，因此又一次涉及肺结核。

尽管她穿着衣服。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句额外的话。我们通常在检查儿童时会让他们脱掉衣服，这也许与检查成年女性的方式形成对比。我记得，据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他从不叫患者脱衣检查。我所想到的仅此而已。坦白而言，我也不想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M博士说，“肯定是感染了，但是没关系。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泄出去。”我一开始感到这句话有些可笑。但也和其他情景一样，必须认真分析一下。进一步推敲，发现它同样也具有某些意义。梦中病人患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自女儿患病之后，曾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后者是由于前者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利奥波尔特指出，全身性感染是由于浊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浊音部位可以被看做是转移源。但我又想，这倒是真的，即像这样的转移并不发生于白喉：它更让我想到了脓血症。

没关系。这可以看做是一句安慰的话。这话似乎也适合下面的情境。之前梦的内容是，我的病人的疼痛是因为严重的器质性感染。我觉得我只是在试图用这种方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精神治疗并不对白喉的长期不愈负任何责任。然而，仅仅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就把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加到伊尔玛身上又让我感到不安。这看起来太过残忍。于是，我就需要一种保证，最后一切都会好的。而在我看来，借M博士之口说出这句安慰性的话是个不坏的选择。但在这里我又对梦产生一种超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也需要解释。

那么，为什么这句安慰之词是如此荒谬呢？

痢疾。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有一种观念，认为致病物质可以从粪便中排出去。难道我是在嘲笑M博士做出牵强的解释并提出意想不到的病理联系吗？现在我又想到了一些与痢疾有关的事情。几个月前，我曾接手一个青年男性患者，他具有严重的肠道问题，一些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性贫血”。我认为是癔症，但不愿为他进行精神治疗，而是劝他去做一次海上旅行。几天前，我接到他从埃及寄出的一封十分沮丧的信，说他在那儿又有了新的疾患，医生诊断是得了痢疾。我怀疑是这位开业医生的无知而做出的误诊，他没有看出这是癔症。但我也禁不住责备自己不该把病人推到这种境地，让他在癔症性肠道不适的剧烈发作期又产生了器质性疾病。再有，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和白喉（diphtheria）这两个词发音又很相近。但白喉这个带有凶兆的词在梦中并未出现。

是的，我想，我一定是在取笑M博士说出了“会得痢疾……”这种安慰性的预测。因为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他亲自向我讲述的一个关于另一位医生的类似故事。M博士被那位医生请去会诊一位重病患者，鉴于那位医生过于乐观，M博士不得不指出他在病人的小便中发现了白蛋白。那位医生虽然没明说“没关系”，但他也还是说；“白蛋白是可以很快排泄掉的！”因此我不再怀疑，梦的这一部分正是表达了对那些看不出癔症的同行们的嘲笑。而且，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种想法，我又更进一步想到：“M博士是否意识到，他的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是在癔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结核病呢？他注意到癔症了吗？还是被症状所欺骗了呢？”

但是，我如此对待自己的朋友，动机又是什么呢？事情很简单。同伊尔玛一样，M博士也对我的治疗方法不甚赞同。所以，我已经在梦中报复了这两个人：对伊尔玛说，“如果你还有疼痛感，那是你自己的错。”而对M博士，则是让他说出了那荒谬的安慰语句。

我们都很清楚她是怎么感染的。梦中直接知道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不久之前我们还对它一无所知，因为感染的事只是由利奥波尔特发现。

当她感到不舒服时，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注射了一针。事实上，奥托告诉过我，他在伊尔玛家小住时，曾被叫到隔壁旅馆去给一个突感不适的人打针。这些注射又再一次让我想到我那可卡因中毒的不幸朋友（前面刚刚提到过），我只是建议他内服（口服）这种药，可是他竟然立即用可卡因进行注射。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会想到这些？前一天晚上，在我写病历和做这个梦之前，我妻子打开一瓶酒，上面写着“安娜纳斯”，这是来自奥托的礼物：他有个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送礼。我暗自想，希望将来他娶个妻子改掉他这个习惯。这种酒有一股强烈的杂醇油气味，所以我从来不饮它。我妻子曾建议把这酒送给仆人，但是我（出于谨慎）没有同意，而且不无慈悲地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去中毒。杂醇油（戊基，amyl）的味道无疑使我想到了同一系列的丙基（propyl）、甲基（methyl）等药物，这样，梦中的丙基制剂就得到了解释。我确实在梦的过程中进行了置换：我在嗅到戊基后梦到了丙基。但是这种置换在有机化学中也是合理的。

三甲胺。我在梦中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见证我的记忆力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另外，这个结构式是用粗体印刷的，似乎要显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我的注意力要被三甲胺引向什么方向呢？这使我想起了同另一位朋友的对话，他对我多年来所写的全部作品都很熟悉，就像我对他的作品也十分熟悉一样。他当时向我透露了关于性交活动中产生的化学物质的一些想法，而他相信其中的产物之一就是三甲胺。这样，这种物质就让我想到性欲，这正是我想要医治的神经错乱的重要来源。我的患者伊尔玛是个年轻的寡妇。如果我要为没有治好她的病而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孀居无疑是个很好的理由。当然，她的朋友是很希望这个事实发生改变的。奇怪的是，这个梦把两人合二为一了，我在梦中用以代替伊尔玛的那个女患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在梦中特别突出。如此多重要的主题都汇聚到这一个词上来。三甲胺不仅暗指性欲这一强有力的因素，它还让我想到一个人。每当我在思想上被孤立的时候，回想起他同我的观点一致，就会感到十分满意。这样一个在我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在这些思路中必然会在别处再次出现的。一定会的。因为他对鼻腔和鼻窦性病症具有专门知识，并叫人们注意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显著关系（见伊尔玛喉部三个曲状结构）。我曾请他给伊尔玛检查过，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本人当时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无疑这是暗指梦中的脓血症，它与梦中的转移感染相联系着模糊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这个对做事欠考虑的指责直指我的朋友奥托。我记得那天下午，当他的言词和表情都表现出对我的反对时，我也有过这类的想法。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啊！”、“他多么轻率地急于下结论！”除此以外，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急于注射可卡因的已故朋友。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从没有想过用注射的方法使用这种药。我也注意到在我指责奥托轻率处理这种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幸的玛蒂尔塔的故事，这个理由同样也可以用来责备我自己。这里我显然是在收集例子以说明我非常负责，但同时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注射器可能不太干净。这是针对奥托的另一个指责，但是却另有其来源。我在做梦的前一天碰到了一位患者的儿子，那位患者是个82岁的老妇人，我每天为她注射两针吗啡。他告诉我说她现在在乡下，患了静脉炎。我想这一定是注射器不干净导致的。同时我也自豪于两年来从未引起过一例感染；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确定注射器是干净的。总之，我还是很负责的。静脉炎又一次让我想到我的妻子，她在一次怀孕时患过血栓。这样就有包括我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玛蒂尔塔三个类似情景进入我的脑海。这些情景的类似性使我能够在梦中将这三个角色互换。

现在我已经完整地解释了这个梦。在解释过程中，我有些难以阻止那些由比较梦的内容及其背后隐含的意义而引发的所有想法。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梦的“意义”。我渐渐意识到梦实现了一种意向，这个意向也是我做梦的动机。梦满足了我由做梦前一晚的事件所产生的某些愿望（奥托带来的消息和我所写出的病历）。梦的结论就是我并不对伊尔玛持续的疼痛负责，而责任在于奥托。奥托说伊尔玛的病未治愈的话惹恼了我，而梦就给我以报复他的机会。这个梦还通过其他一些理由让我摆脱难辞其咎的困境，而且有很多理由。这个梦还呈现出一些我所希望出现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是一个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这个愿望。

这样一来，梦已基本清楚。但许多细节是由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来考虑才使我认识得更清楚的。我报复奥托，因为他站在反对我的一边，我不仅抓住他治疗上的不谨慎（注射的问题），还抓住他送了我带杂醇油味的劣质酒一事，而在梦中我发现了一种把这两点联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即注射丙基制剂。但这仍不能使我满足，于是我把他同一个更有力的竞争者相对比，来继续实施报复。我似乎是在说：“我喜欢他更甚于你。”当然，奥托并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听从我的治疗的病人也没有放过，并且用一个比她更聪明更听话的人置换了她。M博士也没有逃脱报复，由于他的看法与我相左，于是我就清楚地暗示了他对疾病的无知（“就会得痢疾”）。我确实看起来想用一个更有学问的人来代替他（即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像我用伊尔玛的朋友代替伊尔玛，用利奥波尔特代替奥托。“把这些人统统赶走！把他们用我自己选的三个人替代，以摆脱我本不该受到的谴责。”这样，梦就使我很巧妙地证明了对我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我不应该因伊尔玛的病痛而受责备，该受责备的是她本人，是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法。我与她的疼痛也无关，因为那是器质性的，无法应用精神疗法。伊尔玛的病痛该归咎于她的寡居（参看三甲胺一段），而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伊尔玛的痛苦是奥托造成的，他打针不注意而且用了不合适的药——那种事我是决不会做的。奥托的针头不洁净，就像我的那位老妇人患者得了静脉炎情况一样——而我在注射时从未给患者带来过危害。我注意到，确实如此，对于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些都为了开脱我的责任）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整个的辩护——这个梦别无他意——使人栩栩如生地想到一个人的辩护：一个邻居埋怨他把借去的水壶弄坏了。这位辩护者说，首先，他还的水壶并没有坏，其次，他借水壶时，壶上就有个洞，再次，他根本没借过这个邻居的水壶。这样情况就好多了：如果这三个辩护理由中的任何一个被认为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

另外一些主题也在梦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们与伊尔玛的病没有那么明显的关联。我女儿的病，和那个与我女儿同名者的病，可卡因的副作用，我那个在埃及旅行的患者的不适，对妻子的关心，我兄长的情况，以及M博士，我自身的病痛，对那个在梦中并未出现的患化脓性鼻炎的朋友的忧虑，当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它们似乎显示出：“关心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医生的职业道德。”我回想起当奥托告诉我伊尔玛的情况时我曾有过的那种模糊的不悦之感。这组在梦中起了一定作用的思想使我在回顾时能把这一稍纵即逝的感觉表达出来。好像奥托在对我说“你做医生不够尽职，你缺乏责任心；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后，这组思想就听从我的支配，使我能为自己提供证据，说明我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我对朋友、病人的健康是十分关心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还有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它们支持奥托对我的指责。人们可能会说，这些材料是不偏不倚的；但无论如何，梦中隐含的这一组广泛的思想与梦更为精确的主题，即我对伊尔玛的病痛无需负责这一期望之间，显然是存在联系的。

我不想佯称我已揭示了此梦的全部意义，也不想说我的梦的解析是无懈可击的。我还可以在其上花更多的时间，从而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并讨论它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我也知道该从哪些关键点进一步发掘思路，但是，考虑到我每一个梦的种种情况，我不打算再继续这种解释工作。如果有人说我言犹未尽，我会建议他做一个比我更为坦诚的实验。我已满足于目前自己获得的新认识。如果我们以这种方法来解释梦，我们会发现，梦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如某些权威所说只是心灵散乱无序活动的表现。当梦的解析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梦是愿望的满足。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当我们穿越崎岖的峡谷，一片宽阔的高地突现眼前，前方道路交错而处处美景，我们大概会暂停片刻，考虑下一步要首先去往哪里。现在我们的情形正是如此。我们现在站在第一次成功梦的解析的顶峰。这个突然的发现使我们身处一片光明之中。梦并不像是某种外力代替音乐家的手指在乐器上弄出的毫无节奏的声响；它们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们不是荒谬的；它们也不意味着我们一部分观念正在休眠而另一部分开始苏醒。相反，它们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愿望的满足。它们与可理解的清醒时的心理活动是相互接续的，由高度复杂的精神活动所构成。

但是，我们刚沉浸在这个发现的喜悦之中，就遭到了一连串的问题。如果，如我们从梦的解析中得知的，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那么这种满足的表达形式如此不同寻常而又令人困惑的源头又是什么呢？在变成我们醒来后仍然记得的显梦之前，它们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形成梦的材料的来源又是什么？从梦念中所能观察到的诸多特点——例如，它们可以互相矛盾（见前面借水壶的类比）——又出自何处？梦对我们的内在心理过程能否揭示出一些新的东西？梦的内容是否可以纠正我们白天所持有的意见？

我提议眼下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沿一条特定的路径继续前行。我们已经知道，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那么我们首先关心的一定是，这个特征是梦所普遍共有的，还是仅仅恰好是上面分析过的梦例（伊尔玛打针的梦）的特征？因为即使我们准备发现每个梦都有一种意义或精神价值，也很有可能这一意义在每个梦中都不相同。一个梦是愿望的满足，另一个梦变成了恐惧的实现，第三个梦的内容可能只是沉思，而第四个仅仅是记忆的再现。除了这个梦，我们还能找到其他愿望满足的梦吗？或者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

要证明梦通常是不加掩饰地显现为愿望的满足，这很简单，因此梦的语言长久以来得不到理解倒是很令人惊讶。例如，我自己常常会做一个梦，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做——就像一种实验。如果我晚上吃了鲲鱼、橄榄或其他很咸的食物，我就会在夜里口渴得醒来，但醒前往往有一个梦，而且总是同一个内容，即我在喝水。我梦见我在开怀畅饮，那水的滋味甘甜无比有如清泉。然后我醒来，不得不真的喝些水。这种关于干渴的梦是我在醒来之后意识到的。口渴便产生了要喝水的愿望，而梦却把这一愿望表现为得到了满足。所以梦是在执行一种功能——这是不难觉察到的。我睡觉比较沉，不易因一些身体的需要而醒来。如果我能通过梦到我在喝水而平息了口渴，那么我就不需要真的醒来去喝水了。这个梦是一种方便的梦。梦代替了真实行动，在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遗憾的是，我饮水解渴的需要，并不能像我对我的朋友奥托和M博士所进行的报复那样得到满足。但两个梦的意向都是相同的。不久之前我的这个梦又有了一些变化。我在睡前就感到渴，于是喝了放在床边桌上的一杯水。几小时后在夜里我又一阵口渴，结果给我带来了麻烦，我不得不起来到我妻子床边的桌子上去取水杯，于是我又做了一个与情景十分适合的梦，即我妻子正从一个花瓶里倒水给我喝，那花瓶其实是我去意大利旅行时带回来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骨灰瓮，后来又把它送给别人了。但花瓶里的水尝起来很咸（显然是骨灰的原因），这时我醒了。我们可以注意到，梦中的一切安排起来都是那么便当。因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愿望，而且全是以“我”为中心。贪图安逸方便与为别人着想真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梦中出现骨灰瓮可能是另一种愿望的满足。我对那个骨灰瓮不再归我所有而感到遗憾，正像是我够不到那杯在妻子边上的水一样。那装满骨灰的瓮还有那嘴里的咸味越来越重，这肯定会使我醒来。

我年轻时常做这类的方便梦。我记得我那时工作至深夜已成习惯，早晨不易早起。于是我常梦见自己已经起床，站在洗脸架旁，过了一会儿我便无法向自己掩饰仍在床上这一事实，但同时我也得以多睡了一小会儿。我有一个年轻的医学同事，他也有这种早晨睡懒觉的习惯。他曾讲过一个这类的梦，特别有趣又形式简洁。他住在医院附近一个公寓里，要女房东每天早晨一定叫醒他，以免上班迟到，可女房东发现这件事做起来可真不容易。一天早晨，他睡得尤为香甜，这时女房东叫他起床：“佩比，快醒醒，该去医院了。”出于回应，他做了一个梦，发现自己住进医院，病床上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佩比，医科学生，22岁。”他在梦中这样对自己说：“我已经住进医院了，还用上什么医院？”于是翻个身继续睡去。由此，他做梦的动机坦露无疑。

还有一个梦例，也是睡眠中的刺激起了作用。我有一个女患者，她不得不做一次下颚部位的手术，手术不太成功。医生叫她在下颚的一侧戴上一个冷敷器，而且日夜都不得取下。但是她一睡觉就习惯把它扔到一边。一天她又这样做了，医生叫我狠狠说她一顿。“这次我真是无能为力，”她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昨天夜里做的那个梦。我梦见自己正坐在剧院包厢里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歌剧。而卡尔·梅耶先生却在疗养院里抱怨着下巴的疼痛。我想，既然我的下巴不痛，又何必戴这玩意儿！于是我就把它扯下来扔了。”这位可怜人的梦正体现了人们在不愉快的场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得说我能想出一些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来。”这个梦正是描绘了一件更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她将疼痛转嫁给的那位卡尔·梅耶先生，只是她所记得的一位她认识的不相干的年轻人。

在我从其他正常人那里收集到的梦中，也很容易发现梦是愿望满足的情况。一位朋友知道我这个理论并把它告诉了他的妻子，一天他对我说：“我妻子叫我告诉你，她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来了月经。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我确实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一个已婚的年轻妇女梦见她来月经意味着她一直没来。我完全可以相信她希望在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之前能再多过一段自由的生活。这就是在明白地宣布她已经怀孕了。还有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内衣前襟上有奶渍。这也是说明她怀孕了，但不是第一胎，这位年轻的母亲希望第二个孩子能比第一个孩子有更多的奶吃。

一位年轻妇女因为护理一个患传染病的孩子，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参加社交活动。孩子痊愈后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参加了一次聚会，在那里她遇见了阿尔冯斯·都德、保罗·布尔热以及马尔赛·普雷沃斯特；他们对她都很友善，而且十分开心。这些作家都跟他们的肖像很相似，除了马尔赛·普雷沃斯特，她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画像；而且他有点像……前天来病房消毒的防疫官员，这是许多天以来她的第一位来访者。因此完全可以将此梦翻译为：“是时候做些比长期护理更有趣的事情了。”

这些例子或许足以展示那些只能是愿望满足的梦，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常常不加伪装地表现出这一意义。它们都是一些短小而简单的梦，这与混乱纷繁的梦形成一种对比，吸引权威们注意的主要是后者。但尽管如此，先停下来研究这些简单的梦还是值得的。我们希望找到那些儿童所做的、形式上非常简单的梦，毫无疑问，他们的精神活动要比成年人简单。正如研究低等动物的结构或发展有助于理解高等动物一样，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也一定有助于对成人心理学的理解。但是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利用儿童心理学去达到这一目的。

幼儿的梦常常是纯粹的愿望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与成年人的梦比较而言就显得索然无味。它们提不出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证明梦的基本性质即梦是愿望满足这一点上，却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我曾从自己孩子那里收集了一些这类梦的例子。

有两个梦都来自于1896年夏天我们去可爱的乡村赫尔斯泰特的那次旅行。其中一个是我女儿做的，她那时8岁半，另一个来自她5岁零3个月的弟弟。但事先我得说一下，我们原来在奥西附近的山里度夏，天气好时我们可以从那儿看到达奇斯坦山的秀丽景色。通过一架望远镜，山上的西蒙尼小屋清晰可辨。孩子们常常这样用望远镜来看它——我可不知道他们是否看清楚了。在出发旅行之前我曾告诉孩子，赫尔斯泰特就在达奇斯坦山的山脚下。他们十分兴奋地期待着这一天。我们从赫尔斯泰特爬上埃契恩塔尔山，一路上不断变化的景色使孩子们十分高兴。但是不久，5岁的儿子渐渐不耐烦了，每看到一座山他就问这是不是达奇斯坦山，然后我就得回答说：“不，这只是它脚下的一座小山。”这样反复几次后，他就再也不做声了，甚至干脆拒绝同我们一起去一个陡坡上看瀑布。我想他一定是累了。但第二天一早他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我们在西蒙尼小屋。”我这时明白了。当我谈到达奇斯坦山时，他就期待着在我们去赫尔斯泰特的旅行中能爬一爬这座山，随着用望远镜时对这座山谈论的增多，他觉得离小屋更近了。所以当我们用小山、瀑布等东西去搪塞他时，他感到很失望，所以显得无精打采。而这个梦就成了一种补偿。我试图发现梦中的细节，但内容却十分贫乏；“你得爬6个小时的山路。”——这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这次旅行也激起了8岁半的女儿的一些愿望，这些愿望也只能靠梦来实现。那次我们也带了邻居的一个12岁的儿子一起去赫尔斯泰特。这个男孩已长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对小姑娘已有吸引力。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下面的梦：“真是有趣！我梦见埃米尔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也叫你们‘爸爸’，‘妈妈’，像男孩子一样同我们睡在一个大屋子里。然后妈妈进来，在我们床下扔了一大把巧克力糖，糖上包着蓝色和绿色的纸。”她的弟兄们显然没有遗传梦的解析的能力，他们同那些权威们的观点一样，说这梦毫无意义。但这个女孩自己至少对梦的一部分做了辩护，而弄清楚是哪一部分显然有助于说明神经症理论。“当然，埃米尔是我家人这一点是胡说，但是巧克力糖的事儿可不是胡说。”正是后面这一点让我感到迷惑，这时她的妈妈做了解释。在从车站回家的途中，孩子们在一个自动售货机前停下来，他们已经习惯从机器里买那种包着闪光锡纸的巧克力。所以，他们这次也希望买一些，但是他们的母亲却认为他们今天已经满足了足够多的愿望，还是留下这个到梦中去满足吧。我本人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但是那部分我女儿没有说出的梦我却是非常清楚的，我本人曾听到那个举止端庄的小客人告诉他们俩，要等爸爸妈妈跟上来再走。这个小女儿就把这种临时性的亲属关系当成了永久性的关系了。她的情感尚不能构想出任何超越梦中那种兄妹关系的其他相伴形式。至于为什么会把巧克力糖扔在床下，如果我不问她，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的一位朋友也告诉我一个与我儿子十分相似的梦。梦者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步行去维也纳附近的多恩巴赫山区看洛雷尔小屋。但因天色已晚，只得中途折返，但为了不让孩子们太失望，他答应下次一定补上。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他们看到一个标明去哈密奥的路标，孩子们提出去那里也行；但出子同样的理由，父亲还是拒绝了，也许诺下回再去。第二天一早，这个8岁女孩十分满意地对父亲说：“爸爸，昨天夜里我梦见你带我们去了洛雷尔小屋和哈密奥。”她已急不可待地预先完成了她父亲的许诺。

还有一个同样简单明了的梦，那是我另一个女儿看到奥西湖的美丽风光后所做的梦。那时她才3岁零3个月。她第一次乘船过湖，但在湖上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船到码头时她不肯下去，哭得十分伤心。第二天早晨她说：“昨晚我又去过湖了。”但愿她于梦中在湖上待的更久一些。

我的大儿子在8岁时已经能在梦中把幻想变成现实：他梦见他同阿喀琉斯同乘一辆双轮战车，迪欧米底为他们驾车。原来是前一天他的姐姐送他一本希腊神话，他读完之后兴奋不已。

如果把儿童的梦呓也算作是做梦的话，我可以举出我所收集的梦例中年纪最小的孩子的梦。我最小的女儿在19个月大的时候，一天早晨呕吐不止，因此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饿了一天之后，我听见她夜里在梦中高兴地喊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饼，布登（丁）！”那时，她总是习惯先说出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自己拥有什么东西。这一大串食物的名字想必是她最想吃的东西。“草莓”一词她重复了两遍，而且有一定变化，实际上是表示对家中健康规则的抗议。它是依据这样一个背景——她无疑发现了这一情形，即她的保姆把她的不适归咎于草莓吃得太多。因此她就在梦中表示反对这个不受欢迎的裁决。

虽然我们认为儿童期因为没有性欲而非常快乐，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两大本能的另外一个也是失望和不足的强大来源，并因而成为梦的有效刺激物。这儿还有一个例子。我的侄子今年22个月大，他被要求在我生日那天向我祝贺，并送我一小篮樱桃作为礼物，但那时产樱桃的季节还未到来。他似乎感到这项任务有些困难，因为他总是叨咕着“樱桃在里面”，可就是不想把篮子递给我。不过他找到一个方法来补偿。他有个习惯，每天早晨都告诉他母亲他梦见了“白兵”——他有一次在街上羡慕地看着一个身穿白斗篷的军官。在献出了樱桃的第二天，他一早醒来就非常愉快地说：“赫尔曼把樱桃全吃光了。”这只能是他从梦中得来的。

我自己并不知道动物都梦到什么。但是我的学生所讲的一个谚语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谚语问“鹅梦见什么？”回答是：“梦见玉米。”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整个都包含在这两句谚语之中。

可以看出，仅是通过语言的运用，我们就可以迅速地证实我们关于梦的隐义的理论。不过，普通语言有时确也用贬损的态度谈到梦（“梦是空谈”这句话似乎就是支持科学上梦的评价）。但总体而言，有关梦的日常语言总是离不开表达愿望的满足。如果我们发现事实超乎意料，就会兴奋地说：“这件事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第四章 梦的伪装

如果我继续坚持主张每一个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也即是说除了表达愿望的梦以外再无他梦，我事先早就知道这会遭到强烈反对。

人们会对我说：“这毫无新意。把某些梦看做是愿望的满足，一些权威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可以参考拉德斯托克（1879，第137页以下）、沃凯尔特（1875，第110页以下）、普金耶（1846，第456页）、蒂茜（1898，第70页）、西蒙（1888，第42页，关于特伦克男爵被囚禁时挨饿的梦）以及格雷辛格尔（1845，第89页）的论述。但断言除了愿望满足的梦之外再无他梦，这只是此命题更加不公正的普适化，尽管幸运的是这是很容易被驳倒的。毕竟，许多梦包含了最为痛苦的主题而没有任何愿望满足的迹象。悲观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是最反对愿望满足论的了。他在《无意识哲学》（1890，第2卷，第344页）中写道：“当我们入梦时，我们感到清醒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进入睡眠，而唯一不能入梦的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得到的科学和艺术的乐趣。”即使那些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也发现，痛苦和不愉快的梦比愉快的梦更为普遍。如肖尔茨（1893，第57页）、沃凯尔特（1875，第80页）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持此看法。尤其两位女士弗洛伦斯·赫拉姆和萨拉·韦德（1896，第499页），她们真的根据自己的梦列举了观察数据，统计出梦中的不愉快内容占据优势地位。有57.2％的梦是不愉快的，而愉快的梦仅占28.6％。除了这些把生活中种种不快带入其中的梦以外，还有一些焦虑梦，它们充满不愉快的情绪，一直到把我们弄醒。这些焦虑梦最普遍的受害者是少年儿童，你却把他们的梦描写为不加伪装的愿望满足”。

看起来焦虑梦好像确实使（根据上一章梦例所得到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论断不能作为一个一般命题而存在，事实上它们似乎显得任何这类命题都是荒谬的。

不过，要反驳这些看似确凿的反对意见，却也不是很困难。只需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我的理论并非基于梦外部显现的内容，而是通过梦的解析工作去揭示隐藏在梦背后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将梦的显意（manifest content）与隐意（latent content）作一对比。无疑有一些梦，其所显示出来的是最为令人痛苦的内容，但是否曾有人尝试解释过这些梦，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呢？如果没有人做过，那么，反对我的观点的两种意见就站不住脚：仍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痛苦梦与焦虑梦经过解释后，结果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当我们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再寻找一个新问题同原来的问题一起解决是个好办法，就像把两个坚果放在一起比单独一个更容易弄碎一样。这样，我们不仅面对“痛苦梦和焦虑梦如何可能是愿望的满足”这一问题，通过反思我们又加上了第二个问题：“那些内容无关紧要最终却证明是愿望满足的梦，为何不能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它们的意义？”以我曾做过很长分析的伊尔玛打针的梦为例。这个梦并不具有痛苦的性质，而通过解释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愿望满足的梦例。但为什么非得需要解释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它意味着什么呢？乍一看去，伊尔玛打针的梦并没有给人留下它满足了梦者愿望的印象。我的读者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印象，就连我本人在进行分析之前也没有这种印象。让我们把梦的这种非常需要解释的表现称为“梦的伪装现象”，这样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梦的伪装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许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例如，在睡眠中我们缺乏直接表达梦念的能力。但对某些梦的分析又迫使我们采用另一种对梦的伪装的解释。我将再次以自己的梦为例进行说明。这使我不得不再次暴露自己的轻率言行，但若能把问题说清楚，也就足以弥补我个人的牺牲了。

前言——1897年春天，我听说我们大学的两名教授已推荐我任临时教授。这一消息令我又惊又喜，因为这意味着我得到了两位杰出人物的承认，并且不可能是出于个人情感的考虑。但是我立刻警告自己对此别抱什么希望。在最近几年里教育部根本不考虑这类推荐，有好几位比我年长且能力不亚于我的同事都在空等任命。我没有理由相信自己会更幸运，因此我对此事抱听天由命的态度。对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野心，即使没有什么头衔，我照样对我的成功感到满意。而且，我也没什么可能来评论葡萄是甜还是酸，因为它们挂得太高了。

一天傍晚，我的一位朋友来访——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前车之鉴。他已经作为教授候选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在我们社会，病人把拥有教授头衔的人视为半人半神的人物。他不像我那么对此事听之任之，而是不时地去教育部办公室，希望尽早实现任命。就在访问我之前，他还去了部里，他告诉我他把部里的一位高级官员逼得走投无路，开门见山地问，他的迟迟不被任命是否出于教派考虑，答复是：鉴于目前的情绪，阁下目前提升此职不合时宜，云云。“至少我知道了自己眼下的处境”，我的朋友这样总结道。这对我已不算是新闻，尽管这必然让我更加抱有听其自然的态度。因为所谓教派考虑同样也适于我的情况。

就在他来访的第二天凌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形式。它有两个思想和两个形象，每个思想后都跟着一个形象。不过，我只向读者报告梦的第一个部分。因为第二部分与我现在讨论这个梦的目的无关。

1．……我的朋友R是我的叔叔——我对他感情深厚。

2．我端详着他的面孔，有些变形。似乎有些变长了，腮边的黄色胡须尤其显眼。

接着又有两个片断，此处略去不谈，这两个片断也是一个思想续以一个形象。

解释——当早晨想起这个梦时，我笑道：“这个梦真是胡说八道。”但这个梦一整天都在我脑海中盘旋。直到晚上我开始责备自己：“如果你的患者在解释自己的梦，但只说出了胡说八道这句话，你一定会批评他，并怀疑梦中有什么不愉快的隐情，他企图对之加以回避而不是对它加以意识。对待你自己也该用同样的办法。你认为梦是胡说八道，意味着你内心对解释它怀有抵触。不能让自己这么敷衍过去。”于是我开始了解释工作。“R是我的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有约瑟夫一位叔叔。他有一段不幸的往事。有一次（30年前）他急于挣钱，结果卷到一宗非法的交易之中，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父亲因此伤心得几天之间头发都变得花白了，他常说叔叔约瑟夫不是坏人，而只是头脑简单而已。他原话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如果梦中我的朋友R就是我的叔叔，那么我想说的就是R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这实在难以置信，令人不快！——但还有我梦中看到的脸，是个长脸而且长满黄色胡须。我叔叔的脸的确如此，长脸，配上漂亮的黄色胡须。我的朋友R原来是黑须黑发，但当黑色的须发变得花白时青春的神采便逐渐丧失。一根接一根地，黑色胡须发生了令人不快的变化：先是红棕色，而后是黄褐色，最后才是灰白色。我的朋友R当时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碰巧我注意到自己的胡须也是如此，不免感到了沮丧。我梦中见到的面孔既是朋友R的，也是我叔叔的，就像高尔顿的复合照相。（为了突出家庭成员间的相似性，高尔顿曾经在同一底片上拍摄好几个面孔［1907，第6页以下，以及第221页以下］。）所以，我无疑确实认为我的朋友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就像我叔叔一样。

我仍然无法知道这种对比的目的又是什么，所以我继续冥思苦想。但进展并不大，因为我的叔叔是个罪犯，而我朋友R的为人却是无可指责的……除了有一次他因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小孩而被罚过款。难道我还把那次犯法记在心上吗？这种对比简直就是个笑话。关于这一点我记起了几天前与另一个同事N关于这个话题的一次对话。我在街上遇到了N，他也被推荐晋升教授，在他听说我也有同样的荣幸时，就向我表示祝贺。但我毫不迟疑地拒绝接受这个祝贺，说道：“你是最不应该向我开这种玩笑的了，因为以你自己的切身体验，你知道这种推荐是怎么一回事。”“那也难说。”他答道——听来像是开玩笑。“不能提职的事绝对是针对我的。你知道，有个女人到法院把我给告了。我无需使你相信这个案子已被驳回。那完全是个卑鄙的敲诈，我为了让原告免于刑罚而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这件事可以被部里用做不任命我的理由。而你的人品是无可指摘的。”这就告诉了我罪犯到底是谁，同时也告诉了我应如何去解释这个梦，梦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的叔叔约瑟夫代表了我那两个没有被提升为教授的同事，其中一个头脑简单，而另一个则涉嫌犯罪。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如果我的朋友R和N都因“教派”的原因而未被提升，那么，我的晋升也同样成了问题。如果我的两个朋友因为不适用于我的其他理由而不能晋升，那么我就还很有希望。这就是我的梦所采用的步骤：首先让其中一个，即R成为头脑简单的人，而另一个同事N则成为罪犯，而我既不傻又没犯罪，因而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于是我就可以沉浸于要被提升的喜悦，而避免得出这一沮丧的结论，即当局对R所说的话也同样适于我。

但是我感觉必须进一步对这个梦进行解释。我还没有取得最后满意的结果。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贬低了自己所尊敬的两位同事以确保自己能够晋升，同时还心安理得。然而当我认识到我梦中行为所表现的价值时，我对自己行为的不满也就消失了。我准备不顾一切地否认自己真的认为R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否认自己相信N对敲诈一事的解释作为不能晋升的理由。我也不相信伊尔玛真的是由于奥托注射丙基而病情转危。在两个例子中，我的梦所表达的只是我的愿望，即事情就是如此。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一观点在后一个梦例中听起来比在前一个梦例中更少些荒谬性，这个梦的建构更巧妙地利用了客观事实，如同精心编造的诽谤之词，让人相信“其中不无道理”。因为在学校里有一位同行教授投了反对R的票，而我的朋友N又在无意中向我提供了正中下怀的材料。但无论如何，我要重申的是，这个梦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我于是又记起梦中还有一个片断尚未触及到。梦中，当R是我的叔叔这一观念产生后，我对他有了一种亲切温暖的情感。这种情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我对约瑟夫叔叔自然并没有这种情感，而我却很喜欢我的朋友R，多年来对他心怀敬意。但是如果我走到他面前向他表达梦中那样的亲密之情，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我对他的情感显得不真实、太夸张——就如我对他的智力素质的判断一样。我把他的人格与我叔叔的人格掺和到一起了，虽然这种夸张是逆向的。至此我又有了新的理解。梦中的情感并不属于隐梦，不属于隐藏在梦后的思想。这一情感与隐梦恰相对立，目的在于掩盖对梦的真正解释。大概这正是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我回想我是如何抵制对这个梦的解释，我又如何拖延这件事，以及我又是怎样说这个梦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告诉我，这种否认态度本身就需要分析解释一番。这虽然没有判断价值，但却是一种情感表达。如果我的小女儿不想吃苹果，但你给了她一个，她会说苹果是酸的，尽管她尝都没尝。如果病人表现也像这孩子一样，那我便知道，他们涉及某个试图加以压制的观念。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不想解释它，因为解释中包含了我想要抵制的东西。在我完成解释之后，我便知道了我一直所抵制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一论断。我对R的那种情感不可能产生于隐藏的梦念，而是来源于我对梦的压抑。如果我的梦在这方面进行了伪装使其不同于隐梦——并且伪装成了它的反面——那么梦中显露的情感就是为了这种伪装。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所表示出来的伪装是十分巧妙的，是掩饰的一种手段。我的梦念包含着对R的诽谤；为了让自己不注意到这一点，梦中出现的是其反面，即对R的喜爱之情。

看来这好像是个普遍有效的发现。在第三章中所举的梦例中，确实有些梦是不加掩饰的愿望满足。但在那些难以辨认出愿望满足的梦中（即伪装的梦）必定有对愿望表达的防御倾向。由于这种防御的存在，除非以伪装的形式，否则愿望便不能加以表达。我试图找出与这种心灵内在事件相对应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哪儿能找到类似的心理活动伪装呢？就两个人来说，如果其中一个有一定权力，而第二个人不得不顾及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二个人就会对他的心理活动加以伪装，或者我们会说，将进行掩饰。我每天所表现出来的礼貌谦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掩饰。当我向我的读者解释我的梦时，我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伪装。诗人在如下诗句中抱怨了这种伪装的必要性：能贯通的最高真理，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

那些要对当局写一些不合其意的事实真相的政论家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如果不做一些掩饰，当局就会压制他们的言论——如果是口头发表的，就在事后加以制裁，如果他想印刷出来，就会在出版之前封杀掉。作家必须警惕这种稽查（censorship）。因此他必须缓和其语气，掩饰地表达观点。他发现不得不根据稽查作用的宽严、敏感程度来约束抨击方式，有时用暗喻取代直接推论，有时又必须作出故作天真的姿态，以免于被制裁。例如，他描写了两个中国满清官员的争辩，心中暗指的却是本国的两位官员。稽查制度越严厉，其伪装手段就越广泛，而要读者体会其真意的方式也就越精妙。

稽查现象和梦的伪装在最微小之处也相互吻合，这一事实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受相同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因此假定，每个人的梦都通过两种精神力量（我们也可以描述为流或系统）的作用而被赋予其形式。其中一种力量构成梦所表达出来的愿望，而另一种力量对梦愿望施行稽查，迫使梦在表达愿望时采用伪装的形式，仍有待于追问的是行使这种稽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的性质如何。我们记得，梦的隐意在进行分析之前是意识不到的，而梦的显意却能够有意识地被记住，因此假设第二种力量具有允许思想进入意识之中的特权，这似乎是合理的。看来，如果不能通过第二因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第一系统进入到意识中去。而第二个因素又行使自己的权利，把寻求进入意识的思想改变为它认为合适的形式。这样，我们也就对意识的“实质”取得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把事物变成意识的过程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有别于且独立于形成表象或观念的过程；我们把意识看做感知来自别处的资料的一种感官。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心理病理学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对此，我们会在下文加以详细考察。［见第七章，尤其是第六节以后。］

如果对两种因素以及它们与意识间关系的描述可以被我们所接受，那么，对于我在梦中对R颇具感情而在梦的解释中又对他如此无礼这一情况，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一个完全的类比。让我们设想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唯恐失去权力的统治者与已经觉醒的公众意识之间的斗争。人民反对不得人心的官员并要求他下台，而统治者为了表示对群众愿望的无视，反倒在这个时候又把该官员加以提升，并赋予更大权力，尽管并无提升的理由。以同样的方式，我的第二因素控制着对意识的接近，并因一种过分的情感把我的朋友R突显出来，就是因为属于第一因素系统的愿望冲动，由于自身某些特殊原因而有意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通过这些思考，我们感到梦的解析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关于我们精神机制结构的结论，而这是通过哲学无法获得的。目前我不想沿此思路深入讨论下去［第七章时再继续讨论］，但是梦的伪装这件事已经弄清，我将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上。那个问题是，具有痛苦内容的梦是如何成为愿望满足的。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出现了梦的伪装而痛苦的内容只是为了掩饰所渴望之物，那么这就是可能的。有了存在两种心理因素这一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痛苦的梦确实包含了对第二因素来说是痛苦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实现了第一个因素的愿望。如果说每个梦都是源于第一因素，那么一切梦都会是表达愿望的梦。而第二因素对梦是防御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如果仅限于考虑第二因素对梦的作用，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梦，权威们所观察到的关于梦的一切难题也都无法解决。

梦具有表达愿望满足这一隐秘的含义，这一事实必须通过对每个具体梦例的分析才能得到新的证明。因此，我将选择几个具有痛苦内容的梦，并尝试分析它们。其中有一些梦是癔症患者的，因此需要很长的序言，有时还得离题去探讨癔症特征的精神过程。但为了证明我的理论，这样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参看104页］。

如上文［100页以下］已解释过的，在我对一个精神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时，总是会与他讨论他的梦。在讨论过程中，我得对他做各种心理解释，以了解他的症状。结果我常常受到患者的无情批判，其程度必不亚于我的同行们。而且我的患者总是反对我的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论断，下面就是几个用以反对我的梦例：

一位聪明的女患者说：“你总说梦是愿望的满足。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恰恰相反的梦，梦中的我并没有得到满足，看你的理论怎么解释这个梦？梦是这样的：我打算举办一次晚宴，但家里除了熏鲑鱼，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便想出去买些东西回来，但想到现在是周日下午，商店都放假了。于是我打电话叫外卖，结果电话又出了故障。因此，我只好放弃了办晚宴的打算。”

我回答说，虽然乍一看，这个梦是连贯且条理分明的，并且与我的理论相悖，但恐怕只有经过分析才能真正确定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引起了这个梦？你知道，梦的诱因常与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关。”

分析——这位病人的丈夫是个诚实能干的肉商，有一天他说起自己越来越胖，需要减肥了。于是他每天早起进行锻炼，严格控制饮食，还拒绝了所有晚宴的邀请。——说到这儿，她笑着说她丈夫在一个常去用餐的地方结识了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坚持要为他画一幅肖像，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动人的面孔。她丈夫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位画家，并表示感谢，但是他心里明白，一位妙龄女郎的半个屁股都要比他的脸动人。她还请求他不要再给她买鱼子酱。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她长久以来的愿望是在早餐吃到鱼子酱三明治，但又不想太过破费。当然，如果她向她丈夫提出来，他会立即去买。但是相反，她却不让他这么做，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继续拿此事来开玩笑了。

这个解释有点缺乏说服力。通常这种不充分的理由背后都隐藏着人们不愿意承认的动机。这让我想起了伯恩海姆的催眠患者。当问及其中一个接受催眠后的患者，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动作时，他没有说不知道，而是感到必须要编造一些理由。我这位患者的“鱼子酱”理由可能与此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可以看得出，现实生活中的她是被迫编造出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她的梦也表达了这个没有被满足的愿望。但她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呢？

至此她所产生的联想还不足以解释这个梦，我便请她继续讲。她停顿了一下，就像在克服某种阻力，然后继续说，在那之前的一天，她去访问了一位女友。她很忌妒这位女友，因为她的丈夫总是称赞这位女友。幸亏她太过苗条，而自己的丈夫更喜欢丰满的体型。我问她们谈了些什么。她回答说，那个女友希望可以长得丰满一些，并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顿饭？你做的菜真是棒极了。”

现在，这个梦的意义已经很明确了，于是我对她说：“在她要你请客时，你心里其实是在想，‘想得美！我请你吃我做的好饭好菜，吃胖了好让你来勾引我的丈夫。我才不去做这个傻子呢！’这个梦说的是你恰好不能举办晚宴，因此满足了你不希望你的女友变丰满的愿望。你丈夫为了减肥而不参加任何宴会也让你明白，人都是在别人家的餐桌上吃胖的。”现在只需要解释这其中的某些巧合了，比如梦中的熏鲑鱼。我问她：“为什么熏鲑鱼会出现在梦里？”她回答说：“这是我女友最喜欢的一道菜。”我碰巧也认识她这位女友，她对熏鲑鱼的爱绝不亚于我这位患者对鱼子酱的爱。

如果附加一些辅助的细节，这个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种更加巧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不但不相矛盾，还基于同一基础，这例子很好地证明了梦与其他心理病理结构一样，通常有着不止一种意义）。大家都还记得，我的病人在梦中放弃某个愿望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试图放弃某个愿望（鱼子酱三明治）。她的女友也表达了一种愿望（即变得丰满一些），那么，假如我的病人梦见女友的愿望没有实现，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就是她所希望的。然而梦中情景却是她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如果我们假设她梦见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自己，而是她的朋友，她不过是让自己代替她女友出现，或者说，她把自己“等同于”女友了，此时，这个梦就有了一种新的解释。我相信，现实中她也确实是这样做了。她在现实中放弃某个愿望的行为，正是这种“同一性”的证明。

那么癔症同一性（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是何意？这需要一个较烦琐的解释。同一性是癔症症状形成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使病人在症状中不仅表现自身的体验，也表现出其他许多人的体验，就好像一手操办了戏剧中的所有角色。人们会告诉我说这不过是常见的癔症模仿，即癔症患者模仿引发其注意的他人症状的能力——这种同情，可以说已强化到再现的程度。然而，这只是向我们表明了癔症模仿中心理过程所遵循的路径。这条路径与精神活动所遵循的路径还有所不同。后者比一般癔症模仿更复杂些，它以潜意识的推论为主。举个例子就能够说明。假如一位医生正在治疗一位女患者，她患有一种特殊的抽搐病，与其他一些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里。如果某天早晨这位医生发现房间病人都模仿这种癔症抽搐，他并不感到奇怪，仅仅会说：“其他病人看到后加以模仿，这是一种精神感应。”这是不错，但精神感应是按以下方式发生的。通常来说，病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要比医生对他们的了解更多。医生查房之后，他们就开始相互关注。想象某天一个病人症状突然发作，其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是由一封家书引起的，还是由不幸的婚恋或其他事情引起的。他们的同情心被唤起并且得出以下的推论，尽管这一推论没有进入意识：“如果这种原因就可以引发这样的症状，那我也会发作的，因为我的情况也一样。”如果这一推论能够进入意识，就能引起对这种发作的恐惧。然而实际上，这种推论发生于一个不同的精神领域，由此导致所恐惧的症状真的发生了。因此，这种同一性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它表现为一种类似性，来源于留存在潜意识中的共同元素。

同一性在癔症中最为通常的是用来表示一种共同的性元素。一个患癔症的妇女在症状中最容易（尽管不是唯一的）把自己等同于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是那些同她一样跟这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在语言中我们常说两个恋人亲密得“如同一人”就是这个意思。在癔症幻想中，就像在梦里一样，患者只要有性关系的想法而不必有实际关系的发生，就足以达到同一性的目的。所以，我正在分析的那位患者正是遵循了癔症思维的规律，来表达她对女友的忌妒（她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她在梦中取代了女友位置，并通过编造出一个症状——放弃的愿望，来实现自己与女友的同一。这个过程可以描述如下：我的患者在梦中取代了其女友的位置，因为其女友正取代她同她丈夫的关系，还因为她想取代女友从而获得丈夫的高度评价。

我的另一位女患者（是我所有患者中最聪明的一位）做了一个与我的梦理论相对立的梦，但是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其模式是这样的：即一个愿望的未满足意味着另一个愿望的满足。一天，我向她讲解梦是愿望的满足后，次日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与婆婆要一起去乡下度假。就我所知她最不喜欢在婆婆身边度过这个夏天，几天前她还为避免与婆婆住得太近而在离她们度假地很远的一个村庄租了个房子。现在她还没有得到这个梦的满意解释：这岂不是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背道而驰吗？毫无疑问，为了解释这个梦，我们必须按照该梦的逻辑顺序进行。这个梦表明了我是错误的，因此我的错误正是她的愿望，她的梦表示她的愿望已得到了满足。然而她希望我是错的，这一愿望通过与度假相关的事情发生联系而得到了满足，这实际上牵扯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根据从对她进行分析的材料中推论出，在她生活的某一时期一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病。她开始否认这一点，她说一点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事发生过。但不久她便证实我是对的。因此她总希望我发生错误，而这个愿望在梦中转换成同婆婆一起去度假这件事，用来满足她那有充分理由的愿望：她最初意识到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我再大胆地举一个无需分析、只凭猜测便能够解释的例子。这件事发生在我的一位朋友身上，他中学与我同班一直到毕业。一天他听了我一次小规模讲演，讲述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新观点。他回家后做了个梦，梦见他的所有诉讼案都败诉了（他是个大律师）。他事后就用这个梦来反驳我的观点。我只是避开话题说，一个律师不可能全部胜诉吧。但我暗想：“我们同窗八载，我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遥遥领先，而你不过始终在中等生上下浮动而已。你难道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毕业后）我总有一天会一败涂地。”

还有一位病人提出了她的一个更为悲伤的梦，作为对我的梦是愿望满足理论的反对。

这个病人是位年轻女子，她这样开场道：“你也许会记得，我的姐姐现在只剩下一个孩子了，那就是卡尔。在我还和她住在一起时，她就失去了卡尔的哥哥奥托。我最为喜欢奥托，他几乎是我给带大的。我也很喜欢他的弟弟，但当然不像对奥托那样喜欢。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看见卡尔死去了，他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双手交叉，四周环绕着蜡烛——事实上就同当年小奥托死去时一样，那件事曾重重打击了我。现在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了解我的，难道我恶毒到希望姐姐再失去她唯一所剩的这个孩子吗？或者这个梦意味着我宁愿是卡尔，而不是我更加喜爱的奥托死去吗？

我向她保证，这后一种解释是不可能的。沉思片刻之后我给了她对此梦正确的解释，她后来也承认了这个解释。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对这个患者之前的全部历史都非常了解。

这个女孩幼年丧失父母成为孤儿，由比她大得多的姐姐抚养成人。在去过她姐姐家的朋友中，有一个男人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这种难以为他人所接受的关系曾一度有导致婚姻的可能性，但由于姐姐的干涉，这段良缘最后无果而终，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她的姐姐也没有说过。从那以后，男人再也没有来访过；于是她就把情感转到小奥托身上。小奥托死后不久，她就开始独立生活，但始终未能抑制对姐姐家的那位朋友的情感。她的自尊心驱使她躲避他，但她的爱却从未能转向后来的那些爱慕者。每当听说她的情感对象——那个文学教授要在某处做一次讲演，她一定会赶去听；而且她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远远看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她前一天曾告诉我那位教授要去参加一个专场音乐会，她也想去，从而能够再看他一眼。那正是梦的前一天，而音乐会就在她告诉我梦的当天。这就很容易使我作出正确的解释。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在小奥托死之后发生了什么。她立刻回答说：“当然，教授在相隔很长时间之后又来访，就在小奥托的棺材旁，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这正是我所预料到的。于是我这样解释这个梦：“如果现在另一个孩子也死了，还会发生相同的事，你要同你姐姐待在一起，而教授一定会前来致哀，这样你就会又一次见到他，同上次的情形一样。这个梦只不过表示你要再次见到他而已，这个愿望一直在你心里挣扎着。我知道你有一张今天音乐会的入场券，你的梦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梦，它提前几个小时预料到你要见到他。”

为了隐藏她的愿望，她无疑选择了一个这种愿望通常会受到压抑的场景，一个人们如此悲痛而无暇顾及爱情的场景。但这个梦还是完全地再现了真实情景，她站在她所钟爱的孩子的棺木前，也仍不能抑制对这位长久未见的访问者的脉脉柔情。

另一位女患者所做的一个类似的梦却有不同的解释。她年轻，才智机敏而性情活泼，在她治疗期间所产生的观念联想中这种气质也依稀可辨。在一个长长的梦中，这位夫人似乎看到她15岁的独生女死了，躺在一个“木箱”（case）中。她有心用这个梦来反对我的愿望满足理论，尽管她自己也怀疑“木箱”这一细节一定另有所指。分析中，她回忆起在前天晚上的聚会中，人们论起英语“box”（箱子）一词在德文中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如“箱子”、“包厢”、“胸脯”、“耳光”等。从梦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她认为英语box这个词与德文Büchse（容器）有关，而且她还知道，Büches在俗语中也指女性的生殖器。如果她再有些解剖学的知识，那就可以假定，那个孩子躺在箱子里意味着她还是子宫里的胚胎。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再也不否认这梦中景象与她的真实愿望是毫无二致的。同许多年轻的已婚妇女一样，她感到怀孕的感觉是不愉快的，甚至不止一次希望子宫里的孩子死去。事实上，在一次与丈夫的激烈争执之后，她曾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身体要把婴儿打死在腹内。这样，这个死去的孩子实际就成为一个愿望的满足，而且这个愿望是被搁置了15年的愿望。如果一个愿望被搁置如此长久才得到满足，那么辨认不出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将在“典型的梦”一节（第248页以下）继续讨论包括以上这两个梦例在内的一组梦。现在，我将用新的梦例来证明，尽管梦的内容非我们所希望，但它们还应解释为愿望的满足。

下面这个梦的主人并不是我的某位患者，而是我熟识的一位律师。他告诉我这个梦，是想劝我不要轻易地认定梦就是愿望的满足。这位律师说：“我梦见自己挽着一位女士往我家走，一辆关着门的马车停在房前。一个男子走到我面前，出了一下警官证，并让我跟他走一趟。我请他稍等片刻，好把事情安排一下。”你觉得我是希望被警察抓起来吗？——当然不是，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被捕吗？——“是的，我想是杀婴罪。”——杀婴罪？你肯定知道只有母亲对新生婴儿才能犯下这种罪行吧？——“一点不错。”对梦的叙述往往在刚开始时并不完整，所遗漏的内容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能浮现出来。这些补充的内容对梦的分析至关重要。参看后面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第518页以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这个梦的？是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有点微妙。”——但我想我得知道，要不然我们只好放弃解释这个梦了。——“好吧，是这样的，我昨天没在家过夜，而是和一个我很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早晨醒来后我们又发生了关系，接着我又睡着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梦。”——她结婚了吗？——“是的。”——你不想让她怀孕吧？——“噢，当然不，那样我们的事情就败露了。”——那么，你们俩不是进行的正常性交了？——“我提防着呢，没射精就抽出来了。”——我想你夜里肯定不止一次用了这种方法，而早晨这次你有点没把握。——“可能是这样的。”——如此说来，你的梦就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它在向你保证你不会让她怀孕，或者说，你杀了一个婴儿。这其中的关系是很明显的。还记得几天前我们谈到婚姻生活中的一些麻烦吗？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性交时采用什么方式避孕都是合法的。一旦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胎儿，任何形式的干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使我想到了中世纪的一场争论，那时的人们认为，灵魂正是在结合的瞬间进入了胎儿体内，只有在这个时刻以后才可以用谋杀这一概念。我想你还记得莱劳那首有点阴森的诗《死者的幸福》，其中把杀婴与避孕当作是一回事。——“真是怪了，我今天早晨还无意间想到了莱劳。”——这是你梦的另一种回响，而且，你的梦中同时还有另一个愿望的满足。你挽着那位女士往家走，因此你是要带她回家，而不是像现实中的那样在她家过夜。愿望的满足作为整个梦的核心，为什么会用这种令人讨厌的形式来掩饰自己呢？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从我一篇关于精神神经症病因学的论文（弗洛伊德1895b）中你能了解到，我把不完全的性交也视为引发焦虑性神经症的一个病因。这与你的情况很相似，因为总采用这种方式性交，你就会感到心情抑郁，以至于这也成了构成你梦的元素之一。同时，你还用这种心情掩饰愿望的满足。［参看第487页］另外，关于杀婴罪的问题还没解释通，你怎么会想起这种只有女性才会犯下的罪行呢？——“我得承认，几年前我卷入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少女与我发生了性关系并怀孕了，为了避免更糟糕后果，她选择了堕胎，我对此负有责任。我对此完全不知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件事败露。”——我很理解你的心情。这段回忆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会如此担心自己的避孕举措失败。

有位年轻的医生在我的一次演讲中听我描述了这个梦，可能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回去后急忙套用这一模式分析了自己另一个主题的梦。在梦之前的一天，他把所得税的报表呈交了上去，因为他所要申报的很少，所以这张表他是如实填写的。这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刚刚参加完税务委员会会议的熟人告诉他，其他所有的税表都已通过，只有他的报表被普遍怀疑，并处以很重的罚金。他现实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有高收入的医生，这个梦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太多掩饰的愿望满足梦。这让我想到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一位少女的故事，当时人们劝她不要接受一位男士的求婚，因为他性情暴躁，结婚后她一定要挨打，少女却回答说，“但愿他能打我”，她结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已经把这种不幸考虑到了，甚至还把它变成了一种愿望。

有一类常见的梦似乎总与我的理论相左，这类梦的主题要么是愿望得不到满足，要么是发生了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通常把这类梦归于“反愿望的梦”。我认为这类梦从整体来说，主要涉及两个原则。虽然其中一个原则对人们的梦境和现实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我之前并没有提到它。引起这类梦的动机之一，是希望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在治疗过程中，如果病人对我的理论有抵触情绪，这类梦是经常出现的。事实上，每次有病人第一次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后，通常都会引发这一类的梦。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原则。这是一位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她是一位年轻姑娘，曾极力反对亲戚和专家们的意见，坚持要让我来为她继续治疗。她曾梦到自己的家人不允许她到我这里来。然后她提醒我说，我曾经允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免费为她提供治疗，我对此回答说：“我不会在钱的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确实，用这个例子很难证明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她所梦到的我说的话，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我们去证明这个原则。当然，我从来未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有一个对其影响很深的哥哥，他曾出于好心而编造了这些关于我的话。这个梦就是为了证明她的哥哥是对的。而且，她不仅在梦中坚持认为哥哥是对的，还把这种信念带到了现实中，由此成了她的致病原因。

奥古斯特·斯塔克（1911）分析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初看起来很难用愿望满足理论来解释的梦：我看到我的左手食指指尖上有梅毒的最初症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梦中除了做梦者不希望发生的事以外，都是十分清晰连贯的，无需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微努力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最初症状”（Primary affection）一词稍作删减就变成了“初恋”（Prima affectio）一词。这样来看，那令人厌恶的溃疡，用斯塔克的话来说，变成了“一种带有强烈情感的愿望满足的典型代表。”

产生与愿望相反的梦的另一个动机是十分明显的，以至于它常被人们忽略掉，连我自己也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发现它。许多人的性体质构成中都有一种受虐倾向，它是由进攻性的施虐成分反向转化而来的。有些人并不是因为身体受虐而获得快感，而是因为被羞辱、被精神折磨而获得快感，这样的人我们称其为“精神受虐狂”。很显然，这样的人很可能会产生与愿望相反的梦或不愉快的梦，这些梦也是愿望的满足，因为它们满足了做梦者的受虐倾向。有这样一个例子：做梦者是一位年轻男子，他在小时候曾百般折磨他哥哥，并对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在他性格发生根本改变之后，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共分为三个部分：①他哥哥正在取笑他；②两个成年同性恋者在相互爱抚；③他哥哥卖掉了他一直希望能在未来经营的那个生意。从梦中醒来，他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受虐狂的梦，我们也许能这样解释它：“如果我哥哥卖掉生意是对我过去行为的一种惩罚，那么我就是活该如此。”

希望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如果没有新的反对意见），即使是具有痛苦内容的梦，也可以构成一种愿望的满足。也不会有任何人把以下情况总是看做一种巧合，即每次解释这种梦都会使我们面临那些我们不愿谈起也不愿想起的题目。这些梦所唤起的痛苦情感毫无疑问与阻止我们去讨论或提到这类题目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倾向往往是成功的）是相一致的，但一旦我们不得不去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克服这种情绪。但是，在梦中重现的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并不证明其中就没有愿望存在。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甚至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证明，与梦的不愉快性质相关联的是梦的伪装这一事实。我们也有理由肯定，这些梦是经过伪装的，而且伪装得难以辨认，这正是由于对梦的主题或者由此而产生的愿望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感，而且想要把它们压抑下去。梦的伪装事实上是一种稽查活动。如果将我们表示梦的性质的公式做以下修正，就能够将我们对不愉快梦的分析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问题都考虑进去了：梦是一种（被抑制或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在带有痛苦内容的梦中还一个特殊分支有待讨论，即焦虑梦。对于外行人来说，把这类梦作为愿望满足的梦很难得到赞同。尽管如此，我可以十分简洁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并未向我们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它们向我们展示的仅仅是神经症焦虑这一整个问题。我们在梦中所感到的焦虑仅仅是将梦的内容从表面上解释所得的。如果我们把梦的这一内容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梦的内容所证实的焦虑，与恐怖症中有关观念所证实的焦虑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譬如，在窗户上有掉下去的可能，所以站在窗边我们就会格外当心，这无疑是事实。但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此时恐怖症中害怕跌下去的焦虑如此强烈且一直紧缠病人不放。于是我们发现，对于恐怖和焦虑的梦都可能做同样的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焦虑都是表面上依附于与焦虑相伴而生的观念上，而实际上则另有来源。

由于梦中的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存在着这样紧密的联系，在讨论前者时我必须要涉及后者。在一篇神经症焦虑的短文中（弗洛伊德，1895b），我认为神经症焦虑来源于性生活，相当于一种离开自身目的而又无所适从的力比多。从那以后，这一论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使我们能够由此推论，焦虑梦是带有性内容的梦，而原本属于性内容的力比多已转变为焦虑。以后我还会通过分析某些神经症患者的梦来支持这一主张。在进一步探索梦的理论的过程中，我将有机会再次讨论焦虑梦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愿望满足理论的一致性关系。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我们在分析伊尔玛打针的梦例时，知道梦可能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于是，我们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是否已找到了梦的普遍特征，而压抑了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其他科学问题的好奇心。在沿着一条路达到目的之后，我们现在将踏着来时的脚印寻找一个新的起始点去看看其他关于梦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暂时把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问题放到一边，尽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未敢言已穷其究竟。

既然对梦的解析过程的应用已使我们发现梦的隐意远比其显意更为重要，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对梦所提出的问题重新一一进行审视，是否已能对从显意中获得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和矛盾，达到可以满意解决的程度。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详细列举了一些权威关于梦与清醒生活之间关系问题［第一节］，以及关于梦材料的来源问题［第三节］的论述。毫无疑问，读者也不会忘记梦中记忆的三个特点［参看第二节］，当时虽多次提到，但尚未解释：（1）梦总是偏重于选择最近几天的印象。参见罗伯特［1886，第46页］、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11页］以及哈勒姆和韦德［1896，第410页以下］。（2）梦依据与清醒记忆不同的原则选择材料，因为它忆起的不是本质且重要的事，而是次要且不受注意的琐事［18页以下］。（3）梦总是为我们童年时期最初的印象所左右，甚至那时的一些琐碎小事，以及在清醒时根本想不起来的事情也时时入梦［15页以下］。

关于梦在材料选择方面的这些特征，早期作者虽已研究过，但都是联系它们的显意进行的。

一、梦的近期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以我个人的经验观察梦内容中的各种元素的起源，我立刻就可以断言，它们在做梦前一天的经验中一定能找到接触点。这已被我所调查过的每一个梦所证实，无论是我自己的梦还是别人的梦。有时，只要记住这一点，我就可以通过考察做梦前一天的事件开始进行解释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最简便的方法。我在前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梦（一个是伊尔玛打针的梦，另一个是我的叔叔长着黄胡须的梦），其内容与前一天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几乎无须多做评论。但是为了论证这种规律的可遵循性，我将通过自己的梦并给出例证，我只需引用能够说明我们所寻找的来源即可，不必是全梦。（1）我去拜访一个不愿接待我的家庭，……我不得不令一位女士一直等候着。

来源：就在头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女亲戚谈话，我告诉她，她所要购买的东西必须等到……等等。（2）我已写完一本关于某种（不很明确的）植物的专著。

来源：那天早晨，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樱草属植物的专著。（3）我在街上看到两位妇女，她们是母女，女儿是我的病人。

来源：头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患者向我解释说，她母亲不让她在我这儿继续治疗。（4）我在SR书店订了一种期刊，订费是每年20费洛林。

来源：做梦前一天，我妻子提醒我，我还欠她20费洛林的每周家庭开支。（5）我收到一封社会民主委员会的来信，似乎把我当做会员看待。

来源：我几乎同时收到自由选举委员会和人权同盟理事会的来信，我是后一个组织的正式成员。（6）一个人站在海上突起的一个悬崖上，样子很像柏克林。

来源：《妖岛上的德赖弗斯》以及我同时听到英国亲戚所说的消息。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与梦相关的接触点，究竟是做梦前一天的事件，还是可以追溯到近期一段时间内的印象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理论的重要性。但我还是倾向于把它定在做梦的前一天，我称这一天为“梦日”（dream-day）。每当梦的来源乍看似乎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时，细一观察，我们就会明白，是在前一天又回忆起了几天前的事件，从而形成印象的再现。这种再现就发生在做梦前一天，它夹在事件与梦之间，而且它还能够指出导致前一天回忆起以前印象的偶然事件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不相信在激起白天印象和在梦中再现之间存在着什么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固定时间间隔（斯沃博达1904年的著作曾说过，这方面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8个小时［这一段为1909年所增补］）。

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24页）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他说尽管曾努力寻找这类周期性，也还是没有发现。他曾记录了自己的一个梦，梦见在西班牙，想去一个叫达劳斯、瓦劳斯或者是扎劳斯的地方。可醒来以后就根本想不起这些名字来，于是就把这个梦放到了一边。几个月后，他发现果然有扎劳斯这个地名，它是从圣塞瓦斯蒂安到毕尔巴鄂沿线的一个车站名，在做此梦的250天以前他曾途经于此。

因此，我相信每个梦的刺激因素都可以在尚未“睡着”前的体验中找到。所以一个梦的内容与最近印象的关系（做梦当天是唯一的例外）与任何遥远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区别。只要思想链能把梦日（最近的印象）经验与早年的经验联结起来，梦就可以从梦者一生中的任一时期提取材料。

但是，为什么梦更偏爱于从最近的印象中选择材料呢？如果我们对刚才提及的一系列梦中的任何一个做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为此我选择了：植物学专著的梦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摆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正翻一页折叠的彩色插图，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干了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

分析——那天上午，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上面写着《樱草科植物》的书名，显然是这类植物的一本专著。

我记得樱草是我妻子最喜爱的花，我常常责备自己总忘记给妻子带回一些她所喜爱的花。——“带回花”这一题目令我想起了常向朋友们讲的一件逸闻趣事，同时也用来说明我的理论：遗忘是常常受潜意识目的支配的，它可以使我们推测到遗忘者内心中的意图。一个少妇已习惯于在她生日那天收到她丈夫送来的一束花。有一年，这种情感的象征物没有出现，她哭了起来。丈夫回来后不明白她为什么哭，这时她告诉他说今天是她生日。他拍了一下头说：“真对不起，我全忘了，我马上就去给你买花。”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因为她意识到，丈夫忘记这件事，证明她如今已不再在他心目中占据着从前那样的位置了。这位少妇即L夫人就在做梦两天前来看我的妻子，说她现在好多了，并向我问候。几年前她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我现在谈一个新的线索。我想起来，我真的写过一本关于一种植物的专著性质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古柯植物的文章，是我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1884e］。它引起了卡尔·科勒对古柯碱（即可卡因）麻醉性质的注意。我在文章中已提到生物碱的这方面作用，但是我未能深入阐述。这让我想起做梦的第二天早晨（因当时没有时间去分析，所以直到傍晚才进行分析），我就像做白日梦一样想到古柯碱。我想，如果我得了青光眼，我就去柏林动手术，但不暴露我的身份，去我的朋友弗利斯的家，让他给我找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动手术的医生也不知我是谁，准会向我吹嘘自从用了古柯碱麻醉之后，手术进行得多么容易，而我心里想这个发现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表面上我却不露声色。这种幻想又使我想到，不管怎么说，让人知道一位医生请一位医学界同行为自己治疗又是一件多令人尴尬的事。这位柏林的外科医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也将像其他病人一样付给他医疗费。直到我想起这一白日梦时，我才意识到梦后所隐藏的对这一特殊事件的记忆。在科勒（Koller）的发现之后不久，我父亲真的患了青光眼，我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柯尼希斯坦为他做了手术。当时科勒负责古柯碱麻醉，而且评论了这件事，说这一病例把三个曾对古柯碱有贡献的人联系到一块儿了。

接着，我又想到我上一次想到古柯碱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几天前，我正看一本学生出于感谢而编写的纪念他们的老师和实验室主任工作50周年的一本纪念文集。在文集列举的与实验室有关的杰出人物中，我注意到其中提及科勒在发现古柯碱的麻醉性能的事。我突然想到我的梦与前一天的一件事还有联系。当时我正和柯尼希斯坦教授一起回家，我们谈论着一个每次提起都会令我兴奋的话题。当我们走到门厅时，加特纳教授和他的年轻妻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不禁说了几句称赞他们动人容貌的话。加特纳教授是刚才我提到的文集的编者之一，这可能是使我想到文集的原因之一。另外L夫人，就是那个生日发生不愉快的女士，在谈话中也被提到了。虽然只提了一下，但没有错，又使我有了另一种联系。

我还试图再探讨一下梦内容的其他一些决定因素。在专著中还夹着一些干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的一段往事。一次校长把学校植物标本册交给一些高年级学生，让他们检查清理一下并除去灰尘。一些小虫子（蛀虫）已钻了进去，他对我的工作似乎不放心，因为他只给我几页。我记得其中包括几种十字花科植物。我对植物学从没有亲切感。在植物学的一次考试中，给我的题目就是辨别十字花科植物，结果我没有认出。如果不是我的理论知识部分答得好，我真不敢想象成绩会如何。从十字花科我又想到菊科植物。我记得法国百合就是菊科植物，而且我十分喜爱这种花，我妻子比我大方，她常从市场上给我买回这种花。

我看到专著放在我面前。这也令我想起了一些事情。我在前一天接到弗利斯从柏林来的一封信，信中他向我述说他的想象能力：我对你关于梦的这本书十分着迷，我看到它已写完就放在我面前，而且我自己一页一页地翻着。我是多么羡慕他这种预言家的天赋，如果我要能看到我的书已写好，就放在我面前该多好啊！

折叠的彩色插页。我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对专著十分着迷，常常有一种冲动。尽管我当时囊中羞涩，但我还是订了不少医学期刊，并为其中的彩色插图所吸引，也颇为我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而自豪。当我自己也开始发表文章时，我不得不为自己的论文作些插图。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插图画得很糟糕，遭到同事们的嘲笑。后来又不知怎么想起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一次我父亲递给我和妹妹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书《波斯旅行记》，让我和妹妹撕着玩，这令他很开心。作为教育方式，这说不上是一种有益的方法。那时我只有5岁，妹妹才3岁。我们撕碎的书（一片一片的，就如法国百合的花瓣。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的景象是我当时一段不十分清晰的记忆。后来我上学了，养成收藏书的癖好，就有点类似我对专著研究的喜爱。（“喜爱”这个观念在联想到樱花科植物和法国百合时已浮现了。）我又成了书虫，自从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时，我就已认识到这个童年景象记忆是我后来爱书成癖的“屏蔽记忆”。而也是在很早我就发现，当然，这种癖好会导致悲伤。当我17岁时，我已欠了书商一大笔钱，而且无力偿还。我的父亲也不因为我爱书而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后来我到了青年时期，回忆这段往事又使我想起同柯尼希斯坦的谈话。因为我们的谈话又谈到了我过分沉溺于购书而受责备的老话题。

因为与我们无关，我将不再深入解释此梦，但须指出它的方向。在梦的解析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与柯尼希斯坦的谈话，而且不仅从一个方向谈起。当我考虑到谈话的一些主题时，对梦的意义也就显得明显了。所有由梦出发的思想链——当想到妻子和我自己喜爱的花，想到古柯碱，又想到同事间求医的尴尬，又联想到我对专著的偏爱以及对某一学科分支如植物学的忽视，等等——所有这些，一旦继续深追，最终将成为我和柯尼希斯坦谈话多个支流中的一两项内容。谁知这个梦又将如我们对第一个分析的梦（伊尔玛打针的梦）那样，变成自我辩解的性质，变成一种为自己的权利而申辩。的确，这将会把早先梦中出现的材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参照两梦中间所出现的新的材料来讨论，以致使本来与梦显然无关的表达形式也变成有意义的东西了。它所意味的是：“毕竟，我是那篇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关于古柯碱）论文的作者。”就如我早些时候的梦的解析一样，为自己说话：“我是自觉、勤奋的学生。”在两个梦中我坚持的都是：“我容许我做这件事。”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解释下去了，因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用例子来描述一下梦的内容与前一天引起梦的刺激诱因的关系问题。只要我只注意到显梦，它就显然跟梦日的某一件事有关联，这就可以了。但当分析时，梦的第二个来源就会从同一天的另一个事件中涌现出来。而这两个中的与梦相关的第一个印象是无关紧要的，是次要环境；我曾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一时吸引了我的注意，但它的内容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而第二个经验则更有心理学的重要性；我同我的朋友、那个眼科医生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谈话过程中我告诉他一些与我们两人都密切相关的信息，并使我的记忆受到激发，使我注意到我自己心灵中各种各样的内部受重视的内容。而且，谈话尚未结束，又被我们共同的熟人的加入所打断。

我们现在必须要问，梦日的这两个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又同夜间所做的梦是什么关系。显梦涉及的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印象，似乎是要证明梦只从白天的一些琐事中去寻找材料。另一方面，所有解释中的线索却又归结到一些重要印象上去，归结到那些合理地激发我们情感的印象上去。如果梦的意义只能靠通过分析得出的隐意来判断（似乎只能如此），那么，一个新的、有意义的事实就会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于是，为什么梦只涉及白天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的难题就失去了意义，而白天的生活也不必追寻入梦，梦也就成了浪费愚蠢的材料的心理活动。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梦念受同样材料的支配，那些材料在白天占据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只能去梦见那些在白天能让我们引起回忆的事情。

但是，即使梦是由那些在白天确实让我感到兴奋的印象所引起，为什么我实际上只梦见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呢？无疑，最明显的解释就是梦的伪装（dreamdistortion）现象。我在上一章中把它看做是一种起到检查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我关于《樱草科植物》专著的回忆可以暗指我和我的朋友交谈的目的，正如在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是暗指梦者对她女友的想法一样。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心环节能使专著的印象形成与眼科医生谈话的暗指，因为从表面看，两者并无联系。在放弃晚宴的梦例中，联系是不难看出的，作为女友最喜爱的食品“熏鲑鱼”是众多观念中最为直接的成分，这一点很容易由她朋友的人格在梦者心灵中引起。在这后一个梦中，乍一看，有两个不相关联的印象，其共同之处只有一点：两者都在同一天发生，即我上午看到了那本专著，而在傍晚进行了谈话。经过一番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解答：这种联系开始并不存在，而在事后的回忆中，一种印象的观念和另一种印象的观念交织起来，从而形成联系。我已注意到这个梦中的一些中间环节，并在分析的记录中对这样的字句加上加重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我想关于樱草花植物学专著这个概念就会引起它是我妻子所钟爱的花这一概念，也可以引起L夫人没有接到鲜花的概念。我几乎没有料到这样一些背景性思想居然引起了一个梦。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所说：我的主啊，不需要有鬼魂从坟墓中出来告诉我们真情。

但是，且慢，我在分析中又想到打断我们谈话的人叫加特纳（Gardener，即园丁之意），而且我看到他妻子长得很动人（blooming，即如花之开放），当我写下这些词的时候，我又想到我的一个患者，她叫做芙萝拉（Flora），罗马神话中的花神，一个非常迷人的名字，而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关键。这些一定曾是中间环节，是从植物学那组概念中生发出来的，它们形成了那天两个经验之间的桥梁，即无关紧要的和激发梦的两个印象之间的桥梁。一组更为进一步的联系随之建立起来——那组围绕古柯碱的思想，它足以作为柯尼希斯坦这个人物和我所写的植物学专论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增强了两组观念的融合，结果便可使一种体验变成对另一种体验的隐喻了。

至于有人会批评这种做法带有任意性和人为性，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有人会问，如果加特纳教授和他那如花似玉的妻子并没有到场，如果我们谈到的那个女病人并不是叫芙萝拉，而是叫安娜等，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答案很简单，如果这些思想链并没有出现，肯定会有其他的思想链被挑选出来。组成这样的链是十分容易的，正如人们每天为娱乐而搞的谜语、双关语一样。笑话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或者，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可能铸造这两个印象之间的中间链接的话，那么梦可能就一样了，同一天中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每天都有大量这样的印象进入我们心灵，但很快就忘掉了）就会代替“专著”在梦中出现，也会联结对话的内容并在显梦中有所表现。因为是“专著”而不是别的思想被挑选出来并起到这个作用，我必须认定它是作为中间环节的最佳选择。我们不必像莱辛（Lessing）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那样，对“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拥有最多的钱财”而感到惊奇。

根据我们的说明，无关紧要的经验取代有意义的精神经验的心理过程不能不引起怀疑和困惑。我在下一章（第六章第二节）中再对这表面上看来不合理的操作特征说得更容易理解一些。在此，我们只关心这一过程的结果，而对于它的真实性，我只能通过分析梦的过程中的无数经常有规律的观察来假定。我们是否可以说其间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一种“移植（displacement）”性质的作用，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强调。通过中间环节，用这种方式，原来强度不高的一些原始观念从那些原来欲力集中的强烈观念中提取能量，终于获取足够的力量并使它们进入意识。在我们讨论情感的性质问题，或讨论一般的运动问题时，这类移植作用并不令人奇怪。当一个老处女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动物身上，或一个单身汉成为收藏癖，或者是一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一块彩色的布——旗帜，或当一个人与他的爱人用力握手数秒以表示祝愿，或在《奥赛罗》剧中，一个失落的手帕所引起的狂怒，等等，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精神移植作用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听到决定哪些内容将出入于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决定我们应思考什么，也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和原则，我们就会感到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发生在清醒生活之中，我们也会认为是思想上出了问题。这里，我必须先把后文中能得出的结论提前到现在来说，即我们在梦的移植作用中所发现的精神过程，虽然不能说是病理障碍，但也不同于正常过程，它可以被看做一种更具原发性质（primary nature）的过程。

这样，梦的内容包括琐碎经验的残余这一事实可以被解释为（通过移植作用的）梦的伪装的表现，并能让我们想起我们已得出的结论，即梦的伪装乃是两种精神动因之间通道上的稽查作用的产物。可以预料，每个梦的分析都能揭示其真实的、且在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清醒生活来源，尽管其重点已从对这个来源的回忆移植到了无关紧要的其他来源的回忆上了。这种解释使我们同罗伯特的理论（见78页以下）完全对立，他的理论现在不再有用了，因为他开始解释的依据是不存在的。他之所以接受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出于误解，他不能用梦的真实意义去替换梦的表面意义。不同意罗伯特的理论还有一个理由，即如果梦的作用真的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去释放我们白天记忆中的“残渣”，那么，比起我们清醒时的心理活动来，我们的睡眠工作就要更艰难和痛苦。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记忆，相当大量的无关紧要的印象都应驱除出去。其数量之大可能一整夜的时间都不够用。更有可能不需要任何精神力量的干预，对无关紧要的印象的遗忘过程就已经进行完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应不进一步考虑罗伯特的理论就把它放弃。因为对于清醒时，尤其是做梦前一天无关紧要的印象为什么总是构成梦的内容，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这个印象与梦在潜意识中的真正来源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现成的，据我看来，它们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是在梦的工作（dream-work）过程中，似乎是使有意的移植作用（displacement）变得更方便可用。因而，在建立同最近期（虽然是无关紧要的）印象的联系方向上，一定存在着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而且这种印象一定具有某种属性，特别适合于达到这种目的。因为如果不是如此，梦念（dream-thought）就会同样容易地将重点移植到它们自己观念范围内的不重要成分上。

下面的观察可能帮助我们把这一点搞清楚。如果在一天内我们有两个或更多经验都适合导致梦的产生，那么梦就会把两个经验结合起来作为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是有必然性的。下面就是一例。夏天的一个午后，我进入了火车的一个车厢，在那里我遇到两个熟人，而这两人之间却互不相识。其中之一是我的一位十分杰出的医学界同事，而另一个是与我有职业联系的显赫家庭的成员。我给他们双方做了介绍。但是在整个旅途中他们俩仍以我作为中介来交谈，于是我很快就发现我得不时地变换着不同的话题，轮流与他们俩分别交谈。我请我那位医生朋友利用他的影响为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刚从医的年轻人多加推荐。他说，他对这位年轻人的能力很赏识，但是他相貌平平，难以跻身上流社会的家庭，成为他们的家庭医生。我回答说这也正是我要求他利用他的影响的原因。然后我又转向另一个同行旅伴，问他姑母的身体如何（她是我一位病人的母亲），她已是卧床不起的重病患者了。在旅行后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所推荐的那个年轻人正在一间十分豪华的客厅里，在我的一群有钱有势的熟人之间，以一种老练世故的姿态为一位老夫人（即我第二个旅伴的姑母）致悼词（我必须承认我和那位老夫人向来不和）。这样，我的梦又一次把头一天的两组印象编织到了一起，而且把它们构成了一个场景。

许多类似的经验使我确信，梦的工作出于某种需要把所有刺激诱因在梦中结合成单一的整体。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梦刺激的来源是否总是一个最近的（且有意义的）事件，或者一种内心体验，即重要精神事件的回忆（一串思想链），能够起到梦的刺激物的作用。根据大量的分析，答案显然是倾向于后者。梦可能是由内部过程引起，这种内部过程似乎是由于头一天的思想活动而变成一个最近的事件。

现在似乎到了将梦来源的不同条件加以整理的时候了，梦的来源可以是：（1）一个最近的、且在精神上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在梦中直接呈现。（2）几个最近的而且有意义的经验由梦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3）一个或更多的最近有意义的经验通过一个同时的但并不重要的经验在梦中呈现。（4）一个内部的重要经验（如一个记忆或一个思想链）在梦中总是以一个最近的但不重要的印象呈现出来。

可以看到，在梦的解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条件总是得到满足：梦内容的一个组成成分总是前一天最近印象的重复，这一将在梦中呈现的印象，或是属于梦的真正刺激诱因周围那个观念群（不管它是它的一个基本成分或是无关紧要的成分），或是属于无关紧要的印象领域，而这个印象又被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与围绕着梦的刺激诱因建立起种种联系。控制条件的明显多样性实际上只依靠两种选择：即移植作用产生或否。应指出的是，利用这种选择就可以使我们解释梦之间的差距范围，其容易程度不亚于医学理论用脑细胞的从部分觉醒到全部觉醒的假说去解释。

如果我们考虑这四种可能情况，还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又不是最近的精神元素（如一个思想链或记忆）为了形成梦，可以被新近的但又无关紧要的元素所代替，只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①梦的内容必须与一个最近的经验相联系；②梦的刺激必须是一个仍具有意义的精神过程。在上述四种情况中，只有第一种情况可以用同一个印象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凡是新近的无关紧要的印象都可以用来构成梦，只要过了一天（最多不过几天），这种能力就会丧失掉。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个印象的新鲜性对形成梦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在某些方面就如同感情色彩的记忆或思想链的价值。这种与梦构成相联系的、附着于最近印象价值基础，只能在我们以后的心理学讨论中才能变得更为明显。

就这一方面而言，人们会偶尔注意到，在夜间不被意识所注意时，这种记忆的和观念的材料还会发生变化。所以人们常说在重大决策之前最好先“睡一觉”，这个劝告不无道理。但现在我们已从梦的心理学跑到睡眠心理学上去了。但这绝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样的探讨。

不过，又有反对意见对刚才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并大有颠覆之势。如果无关紧要的印象必须是最近的才有可能入梦，那么为什么梦也包括一些早期生活的元素呢？用斯图吕贝尔的话［1877，第40以下］来说，这些元素在最近发生时并没有精神价值，而且也应早已忘记了的，这些元素，可以说，岂不是既不新鲜，也没有精神方面的意义了吗？

这种反对意见可以参照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结果得到解释。其解释如下：在所说的情况下，用无关紧要的材料（不论是梦中还是在思考时）对重要性的精神材料已进行了移植，而且在早期生活中已经发生并固定在记忆之中了。这样，这些原来并不重要的元素已经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它们已通过移植作用取得了重要的精神材料的价值。在梦中再现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再真是无关紧要的了。

从上述争论中，读者可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是在断言既然没有无关紧要的梦的刺激物——因此，也就没有“纯真清白”的梦。除了儿童的梦以及夜间梦中对感官刺激的简单反应之外，我是绝对相信这个结论的。除此以外，我们的梦要么是可以明显认得出的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要么就是伪装之后的、必须经过解释才能发现其重要的意义。梦关心的绝不是琐碎的小事，我们不会让那些琐事去干扰我们的睡眠。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清白无辜”的梦，经过我们细心分析，就会变得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梦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我料到会有人反对这一说法，所以我很乐意利用这一机会让大家看一看梦的伪装是如何工作的。我将从我的病例记录中选出一些梦例进行分析。（一）

一位聪明、有教养的年轻女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曾叙述一个梦：“我梦见去市场太晚了，从肉店和女菜贩那儿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这无疑是清白纯真的梦，但一个梦不可能这么简单。于是我追问她，她又说，她梦见她正和厨子一起去市场，厨子挎着篮子。她问了几句话之后，卖肉的说：“那再也买不到了”，并递给她另一样东西，说：“这也挺好的。”但她拒绝了，又来到女菜贩面前，女菜贩想让她买一种特别的菜，那菜捆成了捆儿，颜色发黑，她说：“我不认识它，不想买。”

这个梦与头一天的事有明显的联系。她的确去了菜场，而且晚了，所以一无所获。整个情况似乎是说：“肉店关门了。”我想了想，不会是这样，而应是反面，这不是说男人衣帽不整的隐语吗？但梦者本人却没用这句话；她或许是想回避这种粗话。因此我又追寻这个梦的细节以求解释。

每当梦中的任何事物以直接引语出现，无论是说出的或是听说的，而不仅仅是想起的（通常比较容易区分），一般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即现实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尽管这类东西只能作为一种原材料，可以节选，也可以被略微改变，特别是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在解释时，一个方法就是从这句话开始。那么，肉贩子说的“那再也买不到了”是怎么来呢？答案是：它正是来源于我自己。几天前，我曾向一个病人解释说童年的那些早期记忆“再也想不起来了”。但在分析中已被“移情”和梦取代了。所以我就是那个肉贩子，而她是在拒绝这些移情，是使之不进入旧的思想和情感的表现。那么，她自己在梦中说的“我不认识它，不想买”又是源于何处呢？为了分析，我们先得把它拆开。“我不认识它”是她前一天对厨子说的话，她和他争吵；但她同时又接着说：“你行为要检点一些！”这里显然是发生了移植。她与厨子说的两句话之中，她只取了一句入梦。但恰恰是被压抑下去的那句话才更适合梦内容的情节。只有当一个人胆敢用不妥当的暗示而且忘了“关肉铺门”，人们才认为这话是适当的。这种解释还可以用女菜贩这件事加以证实。卖的菜捆成了捆儿（后来又被补充说，捆得长长的），又呈黑色，那就只能是芦笋和黑色（西班牙）小萝卜在梦中的混合物了。凡是有知识的男女都不会从芦笋上去求解，但是另一种蔬菜“黑萝卜”（德文Schwarzer Rettig）都可以暗示一种呼喊——“小黑，滚开”（Schwarzer，rett dich！）。因此，它也很可能是指我们一开始就猜测到的那同样有关性的主题，那时我们就认定肉店关门这句话是梦的原意。我们无须探求梦的全部意义，我们已经清楚这个梦具有一种意义，但绝不是纯朴天真的意义。（二）

下面还有一个纯真无邪的梦，也是同一个病人做的。但是角色已做调换。她的丈夫问她：“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钢琴该调调音了吗？”她回答道：“那倒不必，倒是音锤无论如何该调一调了。”

这又是前一天真实事件的重复。她的丈夫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而她又做了这样一个回答。那么，又应如何解释这个梦呢？她曾告诉我说那个钢琴是个令人讨厌的旧箱子，而且发出的是难听的噪音，而结婚前那是她丈夫的物品，等等。但解释的关键是她说的“那倒不必”。这句话是从前一天她去访问一位女友时产生出来的。她的朋友让她脱掉外衣，但她没有脱，说道：“谢谢，那倒不必，我待一会儿就走。”当她向我讲述时，我记起了在前一天的分析中她突然抓紧了她的外衣，有一个纽扣已经解开了。因此，她仿佛在说：“请不要偷看，那倒不必。”另外，盒子（德文为Kasten）与“胸部”（德文为Brustkasten）相近，它代替了后者。对这个梦的解释使我想到在她青春发育期时，她认为自己的身材不好而感到不快。如果我们考虑到“令人讨厌的”和“难听的噪音”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记得（在双关语或在梦中）妇女身上较小的半球无论是用于对比还是用于代替，总是暗指较大的半球时，我们无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三）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打断一下这个系列，插进一个年轻男子做的清白的短梦。他梦到他又一次穿上冬天的外衣，那真是件令人可怕的事情。引起这个梦的表面理由是寒冬的到来。如果我们再仔细注意一下，会发现组成梦的这两件事并不和谐。因为寒冬到了，穿上一件厚厚的外衣怎么会“可怕”呢？再者，在分析时梦者第一个联想就使这个梦的单纯性站不住脚了。他回忆起前一天一个女子向他吐露一个秘密，说她生最后那个孩子是因为避孕套破裂而受孕的。他就在这个基础上重构了他的思想。一个薄的避孕套是不安全的，但太厚的也不舒服。这样外套（衣）就很适当地代替了保险套，因为人们都穿（戴）它们。那位女士向他吐露的这件事，对于一个未婚男子来说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位清白的女士那里。（四）

她把一根蜡烛插到烛台上去。可是蜡烛断了，不能直着立起来。学校的那个女孩说她笨，但是这位女士说这并不是她的错。

这个梦也同样是一个真实事件。在头一天她真的往烛台上插蜡烛，尽管那根蜡烛并没有断。一种很明显的象征在梦中得到了应用。蜡烛是可以使女性生殖器产生兴奋的物体，如果它断了，即不能挺立起来，对男子来说就是阳痿（“这并不是她的错”）。但是，一个在家教很严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士能知道蜡烛还会派上这种用场吗？幸好，她还能够指出她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的。一次他们在莱茵河上划船，旁边有一只船划过，上面坐着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大声唱着一首歌：当瑞典皇后，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用阿波罗蜡烛……

当时她可能没听清，也可能是不明白那最后一个字，就让她丈夫给她解释。在梦内容中，诗句里的内容被在学校时笨手笨脚地做的那件事所代替，这种替代可能是由于紧闭的百叶窗这一共同因素所引起。手淫与阳痿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阿波罗”在梦的隐意中与以前出现的处女智慧雅典娜的梦又产生了联系。所以说，这个梦也远非清白纯洁。（五）

为了防止我们从梦轻易地就得出结论，如从梦者真实生活中可以容易得出结论那样，我将再引用同一梦者的另一个梦。这个梦也是同样貌似清白。“我梦见，”她说，“我昨天真正做的一件事。我往一个小箱里装书，装得太满了以至很难盖上盖儿。结果我真的梦到了这件事。”在这个梦中，梦者强调梦和现实的一致性。虽然对这一类梦的判断和评论在清醒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实际上照样也是形成一部分隐意的。本书后面还有梦例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梦的确描述了白天发生的事实。要想解释这种思想是怎么发生的，恐怕要花费不少口舌。但我们只要说这个梦又是和“箱子”有关就够了（参考“小箱子”里躺着一个死小孩的梦）。这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而且已无以复加。不过幸好，这一次没有什么坏事。

在以上所有这些“清白单纯”的梦中，稽查作用的对象很明显是性因素。这个题目很重要，我必须先把它放一放。

二、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与除罗伯特以外的其他作者一样，我也提出了梦的第三个特征。即它可以包括儿童早期的一些印象，它们看上去似乎根本不进入清醒时的记忆之中。所以很自然，我们难以确定它们是多么经常或多么不经常地在梦中发生，因为我们讨论的梦元素的来源在醒来后是辨认不出的。所以要证明我们的印象是来自童年，必须建立起外部证据，然而能够这样做的机会并不多。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例子曾被默里［1878，第143页以下，上文第16页以下曾做引用］提出。一个人在离别故乡20年后想回去看一看，就在他临行前的一天，他梦到他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在街上他遇到一个人，并与之交谈。当他到了家，他发现那个陌生的地方原来与故乡毗邻，而那个不认识的人竟是他死去的父亲的朋友，他还健在。这是一个十分确凿的证明：他在小时候看到过这个地方，也见过这个人。这个梦也像衣袋里装有音乐会入场券的梦一样可以解释为一个迫不及待的梦，也同前面所提过的那个父亲答应女儿去哈密奥的梦一样。梦者重现了他们童年时的某个特殊印象，而不是别的，其动机不经过分析是难以发现的。

有一个曾经听过我课的人总是说他的梦很少经过伪装。一天他向我报告了一个梦，他说不久前他做了一个梦，看见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同他家的保姆同床而卧，那个保姆一直待到他11岁。在梦里他还能认得出事情发生的地点。他感到好奇，就去问他的哥哥。他哥哥笑着说他梦到的是确有其事的。他的哥哥记得十分清楚，那时他已6岁。这对情人每当方便时就用啤酒把这位哥哥灌醉，那时梦者才3岁，同保姆住在一个屋里，但他们认为他并不碍事。［这个梦在本节后面仍会提到］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不借助于解释而说明梦可以含有童年时期的元素。这种类型的梦叫做“反复呈现型”梦，即在儿时做过的梦又常常复现于成年期间的梦中。我可以再增加一些这类梦的例子，其中一些是来自我自己的记录，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这种梦的经历。一个30岁的医生告诉我说从他小时候一直到成年，常常有一只黄色的狮子进入梦中。他可以给这只狮子做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后来他终于发现他梦中这只狮子的实物是什么，原来是一只早已丢失的瓷制装饰品。这个年轻人后来从他母亲那里得知，那是他小时候非常喜爱的东西，尽管他把这件事早已忘到脑后。

如果我们从显梦转向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的梦念，那我们会吃惊地看到，我们童年的经验也会在梦中起到作用，而对于它的内容我们却不易想到。我这位梦到黄狮子的同事还告诉过我一个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梦例，它很有教益也很有趣。在读完奈森的极地探险报告之后，他梦见他在一片冰原上，正在为这位勇敢的探险家用电疗法医治他的坐骨神经痛。在分析这个梦时，他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个故事，可以说，单凭这个故事就可以对这个梦做出很好的解释。他在三四岁时，一次听到大人们在讲航海探险的事，他问父亲航海是不是一种病，他肯定是把Reisen（航海）和Reissen（腹绞痛）混为一谈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注意到他以后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令人难堪的错误。

在我分析我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时也有过一个类似的例子，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关于我父亲的一段记忆。当时我5岁，他给我一本带彩色画页的书撕着玩。关于这个记忆是否真的在决定梦的内容所采取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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