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师元光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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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试读：

内容提要

王士倬（1905—1991）,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作为中国航空发展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风洞，协助培养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大批航空科研工作者，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以钱学森同志的书信为序，收录了王士倬写的《我的自传》及其家人、同事撰写的文稿、回忆录和书信。以王先生的生活历程为线索，回顾了中国航空事业初建时期的成就和业绩，高度褒扬了中国航空先驱者们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本书为航空领域内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客观、鲜活的审读视角，也为各图书馆藏提供了一份可读的参考资料。

代序言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钱学森先生与王士倬先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于是联想到，是否能请钱老为该书作序。

2007年8月22日，王士倬先生的儿子王昌井给钱老写信，主要内容如下：钱学森伯伯：您好！

我是王士倬的三儿子王昌井。

有几位热心研究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的同志策划编辑一本包括家父自传在内的纪念文集——《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该书已列入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年出版计划。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看到了您1984年7月17日写给家父的信，从中得知您与家父的师生情意如此真挚长久。家父去世时，您又在百忙之中亲临遗体告别仪式，寄托哀思。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大科学家，您尊重师长的风范令所有人为之感动。

今冒昧写信给您，是想请您能为该书写一序言。如蒙慨允，我们兄弟三人将不胜感激。

企盼着您的回复。

恭祝

身体安康！王昌井2007年8月22日

9月28日，昌井先生接到钱学森办公室电话，告知，钱老一直恪守的一个原则是不为别人写的书作序，但同意以此信代序。

谨遵照钱老意见，将他1984年7月17日写给王士倬先生的信作为本书代序言，并藉此表达对钱老的崇高敬意。编者2007年9月

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写在前面的话

1984年7月29日，总部位于美国洛衫矶市的全球第二大海外中文日报——《国际日报》（International Daily News）刊登了一篇署名方怡的文章——“航空界先驱王士倬”。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凡了解中国航空界的人士，一定熟知王士倬。”

同一日，香港《晶报》广州专稿栏目刊登特派记者林君的报道，文章的开头也是相同的一句话。在大陆的诸多航空界人士会不以为然，因为确有许多人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了解到王士倬先生。以后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位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与王士倬最小的儿子——王昌井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王士倬先生生前写的一本自传。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自传誊清本”几个字。字迹苍拙，用的那支圆珠笔似乎已经没有了油，笔画有点断续，有的地方划了几次。

自传的誊写显然是很用心的，极少修改，与封面的字迹不同，除最后几页略显粗疏外，总体是很工整的，像是一个好学生的语文作业本。

自传从他的祖上写起，直到1991年10月入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之前，全文共3万余字。那时的王士倬先生患有严重眼疾，视力非常弱，在经历了80多年坎坷跌宕后，他努力地做了一件事——写下自己对人生的回忆和感悟。他想留给后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当一字一句把他的自传录入、在仔细辨认他书写习惯的异体字时，眼到、心到、手到。感受着他的思想、感情、精神，我们与这位老前辈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

他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在整理王士倬先生自传的过程中，我们搜集了几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他的一生曾经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的几个第一：“1934年至1935年间，由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其试验段风洞直径最小为5英尺、最大约10英尺、长50余英尺。”（《清华历史中的航空工程系》清华校史研究室）“1935年……清华招考专科生，专习航空，钱学森当选，在国内培训一年，由王士倬指导，后赴MIT及CIT,成为冯·卡门教授之高足，为航空工程权威。”（《九二自述》[美]顾毓琇）

1935年“10月10日，刘仙洲、王季绪、杨毅、李辑祥、庄前鼎、顾毓瑔和王士倬等人联名发函，在机械工程界征求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发起人。……时至1936年1月，已征集到发起人152名。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筹委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早期历史）“1936年，又由华腾多夫、王士倬等教授主持和当时的助教以及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十余人参加，设计了试验段直径为15英尺（必要时可扩大至20英尺）的大型航空风洞。该风洞的设计得到了当时欧美航空界的赞许，曾登载于英国第一流的飞机工程杂志及国际应用力学报告内。”（《清华历史中的航空工程系》清华校史研究室）“1936年……5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杭州举行联合年会，……王士倬、冯桂连、华敦德、张捷迁宣读《清华大学之航空风洞》得第一奖。同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九二自述》[美]顾毓琇）“……王士倬厂长到任，并不比其前任轻松，因为航空发动机批量生产是我国航空工业史上的第一遭。”（《乌鸦洞的奇迹》欧阳昌宇）“……到1947年初， 30台航空发动机终于完工。由航委会任抽一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上，由昆明直飞南京证明发动机性能良好。至此，大定厂已完成了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欧阳昌宇）

他的周围群星灿烂

在这本薄薄的、看起来十分简陋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太多的历史人物。

有张任、顾毓琇、王昆仑、庄前鼎、叶企荪、李辑祥、王云五、梅贻琦、李耀滋、钱昌祚、许锡缵、叶玄、徐昌裕、黄光锐、王助、李柏龄、王造时、吴景超、孙承谔、梁思忠……

这些人都是在历史上有着影响和显赫家世及社会地位的。在这些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知名人士与他有过交往，他没有写到，也没有渲染。

被中央组织部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中国科普事业先驱高士其先生与王士倬同庚，同年考入清华，又同年赴美留学。在为他平反的事情上，完全是因高士其先生的影响，才得以引起高层重视。但他在自传中却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反而是高士其先生为与他的见面写下了一首诗。高士其先生是一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普及工作者。他的作品像童话、像儿歌，纯真、阳光、美好……但在这首诗里，他写下了“一把辛酸泪”这样沉重的字眼。

1984年，钱学森先生给王士倬先生写过一封信，开头写着“士倬吾师”。钱老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巨擘，他敬重师长的大家风范跃然纸上，其信中流露出的真挚情谊令人感动。

这些事在自传中都没有提及。

1997年，顾毓琇先生在知道戴振铎先生写了《纪念冯桂连教授》一文以后，不顾年届95岁高龄，“赶写”《纪念清华航空工程组创始人王士倬教授》一文，希望同时发表。1926年，王士倬先生对学习机械工程产生动摇的时候，是顾毓琇先生劝他学习航空的。这位学长满怀深情地回忆到王士倬先生自1933年1月被聘为“航空工程组教授，遂为清华航空工程组创始人”到设计建造中国第一个风洞实验室的经过。他写到：“本文纪念王士倬教授只限于清华自制航空风洞。但王教授对航空航天人才之培养，实有不可磨灭之功绩。本人于MIT进修时，曾同住一年，而早出晚归，极少见面。在清华任教时期，则朝夕相处。其努力创始航空工程组，至今钦佩。”

那个时期的顾毓琇先生刚过30岁，王士倬先生则不到28岁。他们都是在13岁的时候，考进了清华。

如果我们把王先生的自传作为一个索引，会发现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杰出的人物，拥有那样厚实而宽广的人文底蕴。通过对这些人的了解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祖国即便在“黑夜”也有着灿烂的星空。

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航空事业中，他没把自己当外人

从国务院参事室保存的资料中，王士倬先生还留下了一份上交组织的“王士倬的自传”。自传没有说明时间，也没有落款，文字的最后，是一个放在括号里的“完”字。细读之下，可以肯定该自传写于1950年，而且是写给当时的重工业部组织的。

与这份自传在一起的还有三份资料：

一、建设航空工业意见书

二、我希望怎样做航空工业的准备工作

三、我所看到的几个问题

在“建设航空工业意见书”中他阐述了以下的观点：“将来一定要办航空，这是中国人民没有异议的主张。今天呢，国家的财力不易照顾，这亦是大家很易了解的事实。但是，航空工业不是简单地说办就成，就是有了钱没有技术上的准备，亦是枉然。”“飞机是在20世纪（1903年）始为人类发明创造成功的东西。它象征着现代最新颖的科学技术的结晶品，它的制造技术是复杂的。当然，我们不可望而生畏，我们要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并且有决心地克服困难。”“检验做得好或坏，可以决定飞行人员的生死，可以延长或缩短飞机的有效寿命，可以使整个航空工业成功或失败。……我们要求一切合理化，科学化。科学的真理是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的。从不断的实验中，我们可以获得新经验、新学识、新进步与改良。”

在“我希望怎样做航空工业的准备工作”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意见：“调查工作，一开始由本人作广泛的旅行参观并与各方面负责人洽谈，逐渐走上通讯填写表格以及统计分析的轨道。”“与空军及民航修护部门联系修护现用飞机的实际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现在如此，将来我们能够制造飞机时，更应该如此。”“飞行安全的因素非常重大，我们绝对不可以勉强，把不够好的东西充当好东西。怎样才算好东西呢？航空技术先进的国家，订制规范，用数目字规定怎样测验好歹。我们应搜集此项规范，以供参照。”

紧随其后，他秉笔直书，写了一个用词激烈的意见——“我所看到的几个问题”:“我已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提供了些意见，并表明自己希望做什么工作。以上都是比较简单的叙述，没有把复杂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正因问题复杂，我一个人无法解答。但问题是存在着，不提出来请别人注意、要求大家研究讨论，更是不诚实而且不负责任。仅把问题提出，恕不详加解释，恐非一页二页的篇幅及数小时的思索所能办到。”

再接下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不到千字的短文，竟然用了26个问号。尤其是在最后，竟然问到了：“台湾什么时候可以解放？这个问题影响我们的计划很大。……重要的问题，或者是，解放台湾究竟需用多少空军威力？还需要重工业部来建造这样的威力吗？”

与王先生最后写下的自传对照一下，我们可以了解到写这些意见的一些背景，那个时候的航空工业筹备组应该是有着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环境。

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理解他的见解。

他提醒政府，航空工业必须要建设，但需要准备，尤其要量力而行。“航空工业不是简单地说办就成，就是有了钱没有技术上的准备，亦是枉然。因为航空事业在国防上的重要，各国都寓军航于民航。否则纯粹军用航空赔累更大！”

这是中肯、睿智的建议。在我们今天大力宣传“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指导方针时，可能没有人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已经提出了“寓军航于民航”的建议。

他批评了蒋介石时代的“自作聪明”、“不重视规范”和“迎合飞行的心理”。他为新政权的担心是不要学国民党，不要糟蹋“人民的金钱”。

王士倬先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新政权的自己人来谈想法的，在他的意见中，很清晰地提出了要重视规范和检验：“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航空事业，大家注重学习，集体研究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检讨错误改进技术。这些学习的资料，起初可以参考外国的规范，进一步我们可以修改规范。运用规范的重要阶段，就是检验工作。”

王士倬先生对国民党“无目的地教育人才”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这里，他举了钱学森的例子。他“主张教育要有目的，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尤其是像航空这样专门的科学技术，不可无计划地教育人才”。他谈的是航空工业，但他的思想却超越了工业和工程技术，他对教育和人才的看法，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1928年，王士倬先生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继续在

麻省理工学院

商务印书馆

王士倬先生是一个干过大事业的人，他在撰写这些意见时，站在国家的高度、航空工业系统的高度、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和科学管理的高度，目光不可谓不犀利，观点不可谓不明晰，思想不可谓不超前。如果真能襟怀坦荡地认真听取这样的意见，虚心一些，真诚一些，我们会少走多少弯路啊！

王先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没有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从他在邵阳的表现看，他真诚地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在当时，这无疑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

他是一个“政治嗅觉”极低的人

这样一个有着辉煌业绩的人，应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但这本自传所记录的却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在自传中他直述解放后在汉口工业学校时，“韦英（注：时任教育科长）很开明，也很虚心好学，她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的政治嗅觉很低，一语道破了我之为人。”对政治缺乏敏感，在“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年代，他是“落后群体中的落后分子”。看了自传，他确实是这样一个“政治嗅觉”极低的人。

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班，在清华学习7年。1918年至1925年，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北京，学生运动蓬蓬勃勃。那时候，王士倬先生是着童子军装的中等科的学生。对于这些，他应该能够写出一点令后人仰慕的经历。但在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几乎只是淡淡地写了一笔。“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但老实说，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今天回忆往事，我仍说自己是摇旗呐喊的盲从者。”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没有渲染自己的激进或顺应潮流，反而流露出一丝怨怼：“五月份快到大考复习功课时期，罢课罢考，使自己对基础课程没有学好，至今回忆，犹有遗憾。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模糊，一方面要怪美国教授Heinz的教法胡闹，另一方面要怪当时的学潮。”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并不在乎人们热衷的事物。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丝毫没有从政治或从迎合某种潮流的需要出发。在读过王士倬先生自传以后，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人们那么热衷于政治呢？有必要使人人都成为政治家吗？

王士倬先生“政治嗅觉”很低，但在自传中，他表现出的是对解放以后政治运动的宽容：“现在看来，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打垮，但总觉得政权不够稳固，在1955年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合乎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对我这个人作一次彻底清查是必要的，我应是肃反的对象。”

尽管这一次“彻底清查”没有查出他的“反革命”罪行，却给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给他戴帽子的决定中，罪状只有短短的156个字：“王在一九四一年在美国任航委会中校联络官时，曾发表过如‘中美亲善、感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等广播演说。并于一九四七年在伪空军发动机制造厂任厂长时，曾派驻厂兵士镇压工人罢工，逮捕了二十多名工人，禁闭了十余天后随即开除了七八名工人。因此，王在历史上是有一定罪恶的。解放后，经常宣扬美国如何文明，并讽刺我团员积极分子等。”（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给中共南昌市委五人小组的批复）

这顶由156字编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从1956年7月19日正式批复戴上至1980年12月26日正式批复摘掉，他戴了24年。

1955年8月11日，下午3点多，在航校第三次批斗大会会场上，两名公安干警拿手枪对着王士倬，并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而在此时一个多月后，钱学森先生从美国经香港到上海，而后起程赴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钱学森临去北京之前，在上海的老校友和科技界人士，为他举办了一次既是接风又是送行的宴会，大家要钱学森讲话。他除了表示对朋友和同行的感激之外，特意把他出国留学时王士倬教授对他的告诫，转述给大家，以此共勉。他说道：‘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导师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重复一遍，作为我们的共勉吧！’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必须对社会做出更加实际的贡献；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必然是改变社会现实的有利因素。’”（长篇传记《钱学森》作者 祁淑英 魏根发）

从上海到南昌，空中飞行距离644公里。在那一个历史时期，在如此相近的两个地方和如此相近的两个时刻，却在演奏着一首如此不和谐的交混回响曲。王士倬先生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感、出色的科学家，他没有成为“改变社会现实的有利因素”,反而被有利的社会现实因素改变了。

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前24年写得很仔细，连同他上清华前的20年，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后24年，则愈来愈简，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字仅有2000余字。与记述前半生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00余字中，有多一半是从报纸广播上或是道听途说得到的众所周知的国家大事，与本人直接有关的只有一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闲谈时讲到中国人胡子长得少，不像欧洲人长满腮胡子，举例马恩列斯都有胡子，而毛主席则很少。这一句话是大逆不道，我被罚在毛主席像前跪一小时，还要在太阳底下晒着跪。另有人做高帽子让我戴，并做了牛鬼蛇神的旗子，插着游街示众；让我自己打嘴巴，打轻了还不行。我自己把脸打肿了。”

从1971年4月被作为“四类分子”遣送到江西珠湖农场当农工，直到1975年底获特赦的这一段经历，他只字未提。

人生的境遇，在他这里似乎有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以下，是他不愿意回忆，还是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他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在前24年的生命中，他创造了人生的几次辉煌，也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几个第一。但在他的自传中，没有写下一个有关这些方面的文字，似乎他对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还设定了一个高线，超越了这个高线的也被他省略去了。

他的人生态度是超然的。

也许他并不想让人们记起他所做过的那些大事；也许他并没有把这些大事看得那么超凡入圣、值得大书特书、载入自己的传记；又也许他根本不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他的人生价值。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真实、本色的王士倬！

1925年清华毕业的他，本想学农业，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根本不知道20世纪世界强国都靠工业与科技称霸。”

1935年夏季，钱昌祚告诉他，航空委员会要办机械学校，先设筹备处，请他当副主任。他请示梅校长（注：梅贻琦）,梅说清华愿与航空委员会合作，因此他参加了航空委员会（当空军中校比他在清华当教授月薪实际少收入70元）。尽管妻子不同意，也有风言风语，说他有“官瘾”,但他自觉是摹仿古代班超的投笔从戎。

在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昌航空机械学校教育长的位子上，他向上级陈说自己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希望调动一下工作。并说当时某人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回来做第二修理厂厂长似乎屈才，建议与此人对调工作。钱昌祚后来写信给他，说他此举“失了街亭”。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周至柔（注：时为国民党空军司令）要他当航空计划室主任，他坚决不干。却答应去穷乡僻壤的贵州省大定县（注：现名大方）的羊场坝，当航空发动机第一制造厂的厂长。

而在1948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已颇严重”的时候，只是由于周至柔说我国航空工业成绩虽不算大，但培养了一些人才，希望大家不要散伙，看看形势的变化再说，才同意留下当了国民党政府航空工业局的副局长。在这个南京政府高官的位置上仅仅只坐了半年，他就拿了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公函，去向周至柔请假，“周至柔竟同意了”。于是，他跑到了邵阳去做善后救济总署的乡村工业示范处的一个总工程师。在国民党分崩离析溃逃台湾时，他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算计就留在了大陆。

在自传中，他写下了解放初期他在邵阳工作时的一个情节：“疏浚航道的工作，是趁旱季进行的，完工的第二天就下雨。记得我从工地回到邵阳，淋湿了衣服，魏专员命他的警卫员替我烤干。”

对于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干部，一个细小的关心他、爱护他的动作，他牢牢记住了，一直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邵阳解放后，示范处内部都平静下来，我告诉军代表说，自来水塔内藏有苏罗门丢下的麻布口袋，其中有银元金条。军代表王继章请示魏专员后下令把自来水塔内的水放完，取出麻袋，当众点清了银元金条，与苏罗门留下的账单核对无讹。银元金条都送到人民银行，存入示范处的账户。这件事轰动了邵阳市。”

从那一刻起，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站在了新政权的立场上。

他没有说在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国民党政府航空工业局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只是请假，而不是辞职，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脱离了那个机构？

……

人的一生有时清晰明了像一条线，有时又扑朔迷离像一团雾。由这线和雾组成的恰恰是真实的人生。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也有人用古老的易经解释和预测命运。现实社会中，太多复杂的因素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最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原则。

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世界、书写历史，关键是命运把机会给予什么样的人。我们所能冀求的，只能是多一些公平、多一些宽容、多把一些机会给予那些有才能胜任历史重托的人。

从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才华、有能力、有激情。他为人耿直，可以对国民党的上司不恭敬，也可以对共产党的领导直言不讳。在我们慨叹人才匮乏、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我们更缺少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缺少”并不需要如晚清诗人龚自珍所希望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天降人才的几率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试看在王士倬先生的时代，一个小小的无锡就出了那么多的人才。

王士倬有能力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解放以后，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生活的人

他4岁时失去了母亲。但从自传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母亲的挚爱：“我3岁时，母亲教我唱山歌。歌词是这样的：‘三岁小囝学摇船，脱落子橹绷河底里钻，跌湿子花鞋娘房里换，跌湿子衣衫天晒干。’歌词充分描述了江南水乡的景色。

我4岁时母亲病故，……

母亲死了，我还爬到床上去抓她的奶喝，旁观者见之落泪。”

能够把3岁时母亲教给的歌谣一字不落地牢牢记了一辈子，这中间需要有多次的刷新记忆。我们可以想象他最后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段回忆时的心境，在写下“旁观者见之落泪”的字句时，他的眼中一定也噙着泪水。

王士倬先生不是传记小说作者，也不是文学大家，文笔自然不会那么精到考究。但细读他的自传，仍能感受到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亲切、感人。“袁瑾瑜是上海红十字会护校的毕业生，……她们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了，我与殷明禄同去的。在典礼晚会上，她们手提灯笼表演节目，周家仪是导演。殷明禄和我都注意到了袁瑾瑜，殷说袁最漂亮，周家仪可列第二。

1931年12月24日，是外国人的圣诞节，我和京华印书局副经理王稚圃二人，到东单牌楼闲逛，随便买些巧克力饼干随意吃着，……恰巧碰到袁瑾瑜下班，她问我圣诞节送什么礼物给她，我顺手把巧克力饼干递过去，她便顺手接受饼干吃了。既大方，又随便。

过了阳历年，……我约袁瑾瑜逛小汤山的温泉，……租了一辆小汽车来回，在回程途中，我向袁瑾瑜吐露了感情，说：‘老师不如学生可爱。’她不置可否。

陶葆楷结婚，……去吃喜酒。席间有人问袁，什么时候吃她的喜酒，她答说没有影儿呢。是晚我俩到北海公园划船。就在那天晚上，在北海公园的船上，我动了感情，与袁瑾瑜第一次接吻。从此以后，我俩当众承认彼此是恋爱的对象。5月某日，我们在欧美同学会设筵两桌，正式宣告订婚。”

寥寥数语，却在我们眼前描画了一幅幅感人的情景。青春少年爱情萌动时期的微妙心理被他准确地抓住并表现了出来。在袁瑾瑜去世的时候，他精确地计算出，“我俩的夫妻生活历时55年6个月又24天”。积淀了55年6个月又24天的夫妻生活感情，在经过岁月的过滤后，留下的自然是精华中的精华。

他在自传中浓墨重笔地写了另外一位女性——李励侬。“李励侬是湖南娄底人，在北平协和医院与袁瑾瑜同事。她后到南京进修公共卫生专业，分配到江西省教育厅工作。当时江西人患癞痢头秃发者很多，她很耐心地向居民讲解卫生常识。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志气、很热心工作的人。据袁瑾瑜告诉我，李励侬曾因与友人辩论，当时做官的人是不是100%都贪污。其友坚持100%都贪污，无一例外，李励侬说王士倬就不贪污，其友坚决不相信。因此李励侬气得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

李励侬可谓是王士倬先生的红颜知己，她能够凭自己的直觉为王士倬做出他不贪污的定论。在辩论中，直觉自然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她不可能为自己的主张举证。而恰恰那位朋友又有点偏执，坚持说当时做官的人100%都贪污。李励侬肯定不是为政府的官僚辩护，她所要做的只是把王士倬从中摘出来。辩论不赢，她被气哭，显然只是由于王士倬被人泼了脏水。自传中写到：“我骑自行车的技术，不见得高明，她要站在我车的后轮轴上，车颇晃动，我吃惊了但她不吃惊。”

简单的一笔，让人看到了青年男女交往中经常见到的鲜活画面，只是要更大胆、更具生气。一个吃惊、一个不吃惊，需要的是怎样的信任啊！其情其义，王士倬先生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用了文中极少用到的字眼写这位女性朋友：“她是一个很有志气、很热心工作的人；容貌俊秀；她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李的吃苦耐劳令人钦佩；……经我介绍，李励侬与王叔培结婚，这一件事我自觉办得满意；……一个星期日，我与袁瑾瑜闲逛，碰见李励侬，可谓奇遇。”

他所钦佩李励侬之处，应该也就是他自己一生所坚持和信奉的做人原则：有志气、热心工作、吃苦耐劳和对人格的信任。

在王士倬先生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他写到：“1990年快要结束了，但从四川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励侬于1990年12月17日逝世。病殁于四川洪雅县，享年80岁。”

他说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

李励侬比袁瑾瑜小4岁，比王先生小5岁。他们亲密相处的日子是在李励侬20岁的时候，她应该是他们的小妹妹。

读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收获。航空业内人士和广大航空事业的爱好者可以了解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初期的成就和业绩，尤其是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航空事业的先驱者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关心中国当代历史的人则可以更多地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算不上名人，但他们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物，他们提供的是更真切的历史视角。

王士倬先生也许并没有想把自己公诸社会，他想做的或者只是想告诉晚辈一个家族的变迁和自己的经历。应该感谢他的后人，使我们有幸读到他的自传，也使我们有了一个零距离感受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机会。当读过这部令人为之唏嘘的自传后，我们还是可以从国务院参事室写下的《王士倬同志生平》中得到些慰藉。“王士倬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的自传

我的出生地

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的港下镇巷里村。我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具体的生日是1905年9月10日，当时乃前清光绪31年阴历8月12日。港下镇距无锡县城约22公里，现在有公路直达，汽车行驶一小时稍多便到。但在我幼时是相当闭塞的。那时要乘航班船进城，傍晚五点钟登船，在船上睡一夜，次晨九点至十点可达。无锡在太湖流域，溪流密布，城乡或乡镇之间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木船，由船夫摇橹前进，并掌握方向。

我的家乡处在无锡、江阴、常熟三县接壤地区。距港下东约三华里是王庄镇，王庄的商店区属常熟县，距港下北约四华里是陈墅镇，陈墅的住宅区属江阴县；距港下东北约五华里是顾山镇，顾山完全归属江阴所辖。

当时县划分为几个市（注：相当于现时的乡）,港下属于怀仁上市，简称怀上市，其首镇设在张泾桥。民国元年，即1912年，在巷里开办小学，称怀上市立第七小学，设在我们王氏祠堂里。这个学校的课桌与坐椅联结为一体，漆淡蓝色，颇为别致。这些桌椅都由张泾桥运来。县里派来的视学官乃顾彬生先生，张泾桥人，戴黄金丝边眼镜，颇受我们敬重。第七小学的校长叫程伯徵，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算术，很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尤其是教四则运算题，引人入胜。我后来学工程专业，要归功于程老师所打基础。

我的祖先及家庭成员

我的曾祖父叫梅卿公公（注：王梅卿，家人尊称梅卿）,是前清秀才。我的祖父叫履初公，是前清举人。我的父亲叫博泉公，是前清的廪生（注：贡生中的尖子，也称拔贡）。博泉公自觉文章八股，应中举人，乃科举考场上不得意之流，死于辛亥革命前夕。他没有见过民国，可说是忠心耿耿的满清王朝的奴才。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陈墅的姚陛芬，二姐嫁给羊尖的赵颂文，都是大地主。我的母亲须氏家乃王庄大地主。我家则比较贫寒，父亲约有150亩地，是一个小地主。1963年7月28日于上海复兴公园（二排左起王士倬，王士,王士任，前排中继母秦氏）

我4岁时母亲病故， 6岁时父亲病故。但父亲在我5岁那年续弦娶了秦氏，故我有继母。继母还生了一遗腹子，即我的弟弟王士任。我的大哥王士伟，是哑巴，不会讲话。我的二哥王士,字达刚，乃我家最重要的成员，对于我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达刚是培养我成人的顶天柱。我还有一个哥哥叫王士僖，我叫他小哥，他可能是我家最不幸的人，生长在家境最贫困的年代，受的教育最少，仅毕业于省立第三师范讲习班，终生当小学教员。

母亲及舅妈

回忆我的母亲，她的面貌我完全记不得了。但有几件小事，倒是忘不了的。我3岁时，母亲教我唱山歌。歌词是这样的：“三岁小囝学摇船，脱落子橹绷河底里钻，跌湿子花鞋娘房里换，跌湿子衣衫天晒干。”歌词充分描述了江南水乡的景色。母亲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宋梅大”,因为她的娘家王庄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姓宋名梅大。她大概很喜欢那孩子，故给我也取那名字。我是母亲的第九胎孩子，并不得到十分宠爱，有一次我哭得厉害，父亲生气了，要把我扔出窗外摔死，母亲急忙跑到窗外接住。我母亲胆子特小。据说有一回，贼在半夜里钻进她的卧房从衣柜里拿东西走，她看着也不敢嚷。母亲不懂节育手续，听人说喂奶时月经不来，可以避孕，故对我一直没有断奶。母亲死了，我还爬到床上去抓她的奶喝，旁观者见之落泪。

我的舅妈很疼爱我，做些衣服给我穿。特别使我记得的是舅妈替我做了一件长袍，在腰部褶叠三层，准备等孩子长高后，放开褶子使长袍加长；但经过洗涤后褶子部分的颜色明显地表现深浅不同，我感觉很狼狈。遗憾的是舅妈的儿子，即我的表哥须钟英吸鸦片，没有好好读书，也没有后代。

两个姐姐

我的二姐没有活到30岁就死了。她生下一个儿子叫赵振声。二姐夫赵颂文续弦，后妻没有生孩子。赵颂文死后的遗孀受赵振声欺侮，听说有一次吵架，赵振声竟用长条板凳摔击继母。传闻是否属实，无法查考。赵振声的面貌，据说与我酷似，人云外甥不出舅家门。振声的儿子叫赵启生，现任庐山水泥厂厂长。

我的大姐嫁给陈墅姚陛芬。大姐只生了一个闺女叫姚若英，后来一直没有怀第二胎。姚陛芬想得子，娶一妾叫瑞姑娘，妾也生了一个女孩，叫姚品璋，以后也不再生育。

姚若英在无锡教育学院读书时，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叫韦乐忍，四川青神县人。姚陛芬大概觉得四川离无锡太远，反对四川人。1930年至1931年我住上海时，韦乐忍经常来找我，他们知道姚陛芬比较容易接受我的意见，结果姚若英与韦乐忍结了婚。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姚陛芬偕他的老母以及我的大姐和瑞姑娘等全家逃难到四川，在青神县落户。

1945年8月，我在赴大定以前，曾偕袁瑾瑜（注：王士倬夫人）及小毛（注：王士倬三儿子）,由姚品璋带路到青神看望了大姐，那是我与大姐最后一次见面。解放后，农民分田斗地主，听说大姐作为地主婆挨斗，吃了很多苦。大姐非常节约，我从来未见她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在家里她的打扮酷似一个帮工老妈子。论脾气，大姐像我的母亲，二姐则像我的父亲。

童年生活

我的母亲身体瘦弱，据说患肺结核，因家务无人照料，所以把我的大嫂从港下接来，说是“冲喜”,没有办什么筵席就替士伟哑巴完了婚事。实际上我是由大嫂抚养的，从4岁到8岁；其中我6岁的那一年因大嫂怀孕，我被送到严家桥她的胞姐徐家暂住。就在那一年，我开始在严家桥城隍庙里受启蒙教育。我读的第一本书，名《史概节要》,第一句话是“盘古首出”,第一个字是“盘”字，可谓相当复杂的字。那位私塾老师的姓名我从未问清楚，听说他教我念了不少别字。

幼年时和我在一起玩得最多的是王士佑。他的小名叫“彦官”,我的小名叫“连官”,在港下方言中，彼此差别不大。士佑当时父母具健在，并有祖父祖母。他的父亲每天下午回家，都带给他一块“橘红糕”。看惯了，我并无馋的感觉。士佑的祖父，我叫他“韦公公”,是叔祖辈中最长寿的一位，他对我们很慈祥，从未申斥过我们。

但有一次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那时我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学会了抽香烟，韦公公来喊我吃饭，我马上把燃着的烟折断，扔掉一半，另一半塞进衣袋。殊不知在匆忙间，扔掉的是未燃着的，而塞进衣袋的却是留有火烬的半截。吃饭时，人们嗅到布料焚烧的气味，搜查到我的衣袋里的余烬，狼狈万状。

青年生活

在我10岁的那一年，博泉公的后裔分了家。二哥达刚初结婚就负担起培养士僖与我的责任。分家由公亲族长监督，把祖传的租田分为五份，继母和士任为一家另加养老田3亩，士伟一家另加长孙田3亩，我的一份为24亩地。后来解放后我自称是24亩田的小地主。我与士僖就跟着初结婚的达刚嫂嫂同吃。

二嫂对我的态度显然与大嫂不同。大嫂看我是一个小孩子，我3岁就跟着她长大的，二嫂却把我当大人看待。初接触时我已10岁，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与二嫂同住一室，但从未同住一床。某晚，我要撒尿，但灯火已灭，我要求她点灯，她让我就站地上撒尿，宁肯第二天天亮后抹扫也不愿点灯。她打毛线衣用的一根铜针被弯曲了，她问是不是我弄弯的，我说“不是”。她再问“不是你，是谁呢？”我说“若是我，我马上倒地摔死。”她觉得我那样赌咒发誓冲撞她，气得哭了。有一次吃午饭时，我把一条鲫鱼吃得仅剩一点尾巴，推给她并说“姐姐，你把尾巴吃了吧。”她大怒，把鱼尾巴摔到地上，说我轻视了她。某日午饭时，我从小学回家，她被穆家请去做客，留言要我也去穆家，我坚决不去。因为穆家富，我家穷，乃人所共知，我要求她回家做饭。

巷里王氏族人

我的高祖父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不知，恐怕亦无法打听了。高祖父大概是很有气魄的人，在巷里建造的房屋，布置规划，颇具匠心。墙门当然朝南，迤北约百余米为后山墙，中设大厅，取名“孝友堂”。高祖父有三个儿子，我们称谓大房、二房和三房。大房住西边，二房住东边，三房住后边。大房有我的叔祖父，我叫他“韦公公”,他的儿子叫王冠千，我称他“巽叔叔”,他的孙子就是常与我玩的王士佑及其兄王士佐。大房还有我的伯父王哲甫及其弟王鉴如。哲甫有三女二男，我叫他们翠大姐、小眯姐、幻姐及士修、士企。鉴如有五女一男，即文杰、文淑、文化、文华、文粹及士伸。

二房人丁不旺，有王沂清，我叫他“小春叔”。他有一子叫王士优。还有一个伯母，我们都称她为大娘，无子有一女，养在深闺，很少露面。二房还有王镜秋，我叫他“宗叔叔”,他吸鸦片，没有儿子，娶妾叫凤姑娘，不规矩，她的女儿有些来路不明，这女儿更不规矩。

我是三房后裔。三房是读书人家，曾祖父梅卿公是秀才，祖父履初公是举人。三房的人口众多，房子不够住，我的叔父王露峰就在隔河建造新屋。露峰有三个儿子，大的叫王士杰，字英北，乃我们士字辈最大的，我们称他为“大阿哥”。二儿子叫王士佳，字品韩，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可惜30多岁就病殁了。三儿子王士倜，字自惕，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曾教过中学数学。

我还有一个叔父叫王澹中，字菊人，大概30岁左右就病殁。她的遗孀发了疯，是痴子，整夜不眠，大声自言自语，有时深夜出走，到田野去倒卧路边。她的儿子王士信，晚年患羊癜疯，卧死路上。士信有一儿子，听说也不正常。

巷里其他人家

以上所讲都是墙门里的王家，被当地人称为关门王家。墙门外西邻，也有姓王的，即王增贵夫人。我叫她“增大娘”,我的胞兄王士僖即过继给她为义子。再往西就是巧金的家，继续往西就是穆家了。穆家堪称巷里首富，与我们王家有亲戚关系。我的三姑妈嫁给穆二先，我叫他姑父。但三姑妈早死，穆二先续弦也是排行第三，我们叫他“三伯”。这一位三伯很“贤惠”,与我们王家交往和睦。他的儿子穆韬臣和我的胞兄王达刚更是亲密无间。

穆韬臣好色，与港下孙家的一位姑娘通奸，被痛打一顿后，娶该女为妾。港下孙家是我大嫂的娘家，韬臣之妾比我大嫂晚一辈，她叫我“连叔叔”。她的儿子穆澄， 1944年毕业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中级班。韬臣的大儿子叫穆清，字吉甫，解放前任无锡县参议员，俨然豪绅，解放后作为大地主被贫下中农狠斗。传闻穆家地窖中，被查出银圆银锭。

穆家再往西的一家也姓王，叫“大相官”,此家再往西是一片砖场叫野场。野场再往西是稻田，隔百余米便是观音庙。更西到西坝头，乃巷里村的西界线。

关门王家的东墙外是王鉴如的家，更东是丁家，隔一竹园便是杨茂生家，当时乃巷里的东界线。再往东约百米便是东坝头，乃通往城乡的水码头。现时王开建的房子即在东坝头，已与港下镇联结。

我的教育

二哥达刚指导我的教育。1915年我在怀上市立第七小学毕业后，到无锡县城投考省立第三师范的附属高等小学，以第二名被录取。达刚觉得我不必进附小，他找到了五房庄我的叔父王营征，字胜筹，请他当我的导师。胜筹叔与我的先父王博泉颇有交情，慨然允诺，当年即带我到沙洲市立第一高等小学就读，地点在合兴街，即今日的张家港市。半年后，胜筹叔受聘到陈墅姚润坤家当私塾讲师，我也跟着到陈墅。那是所谓改良私塾，除语文外，还授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等科目。

二哥达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知道北京有一所清华学校，是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办的，培养学生毕业后公费留美深造。他就鼓励我投考清华。

我投考清华三次。第一次是1916年，列榜上备取第16名；第二次是1917年，改名王汉才，列备取第8名；第三次是1918年，列正取第3名。是年江苏省共录取9名，为刘丙彪、朱湘、王士倬、过元熙、唐亮、陆坤一、谢启泰（注：谢启泰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入共产党，改名章汉夫，参加革命，解放初期任外交部副部长。）、刘家骐、陈銮。

清华学校在全国招生，均委托各省教育厅办理。各省录取的名额每年略有差异。1916年为16名， 1917年为12名， 1918年为9名。我在1917年未被录取清华以前，同时投考了江阴的南菁中学。

南菁中学不是省立中学，其经费来源是一批在长江淤积起来的沙田。学校的正式名称为江苏公立南菁中学，校长为袁希洛，乃日本留学生，当时办学的宗旨是培养农林人才。南菁的校风不大好，入学学生的年龄彼此相差不少。我当时12岁，而同宿舍的竟有17到18岁的，还有已结婚的人。

初进宿舍的一晚，同室有一郭某，因行李潮湿，经与和我同去的李国熙商量，暂与我同床而睡。不意夜间郭某乘我熟睡之际，与我接吻并用阳具与我的阳具玩弄，直至出精。我尚未发育，不知精为何物，痛恨郭某，但力气不足，不敢与他打架。

学校开运动会时，有一面旗子，大概是运动队的队旗，老师命我拿着旗子站在主席台的一侧。年长的学生们都讥笑我，认为拿旗子的小孩儿是运动员们的玩物。总之，我在南菁中学的一年时光，是我毕生最不愉快的一年。

1918年进清华以后，读书环境较好。该校注重体育，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活动，宿舍与自修室一律锁门，强迫学生到操场或体育馆去。从此，我每天下午出一身汗，洗一个干净澡，养成习惯，直到1931年我至北京京华印书局为止。

清华重视体育，培养出不少健儿，我数不上健儿，远不如同班同学许。许比我大半岁，他刻苦锻炼，成为校篮球队队员，百米赛跑第一名。学校提倡班际体育比赛，我是本班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代表，但自知成绩不佳。

清华学生生活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我是参加了。但老实说，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今天回忆往事，我仍说自己是摇旗呐喊的盲从者。5月份快到大考复习功课时期，罢课罢考，使自己对基础课程没有学好，至今回忆，犹有遗憾。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模糊，一方面要怪美国教员Heinz的教法胡闹，另一方面要怪当时的学潮。

初进清华时，我与李辑祥交往不少，记得初次游览八达岭长城及明十三陵遗址，都跟着李辑祥。到三年级时，我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叫“拼命踢”,英文名字PMT,队员有李烈源、许、吴聪、王乃惠、赵成武等，我被推为队长，又叫甲必丹，英文Captain的译音。比我们较大的有黄恭寿及黄中，与我同寝室的有王造时、梁思忠及夏文镳等。

以上同学中，有值得一提的是李烈源，湖南长沙人。李长得眉清目秀，引人注意。他很有志气，语文基础比我们都强，到中学四年级时打篮球的技巧大有进步。不幸在高等科一年级开学时，李烈源没有来校报到，据查他病殁于江西泰和，患的似是霍乱。

吴聪1944年任胡宗南部队的经理处处长，管财务。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利率很高，经理人员大都放高利贷。吴聪与中国银行的清华老校友徐渭明关系好，由重庆汇款到汉中部队驻地，因汇款迟到几个小时，吴聪畏罪自杀。

黄恭寿浙江诸暨人，从小就喜欢打架。1926年我还不懂什么主义，以为爱国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曾经写信自称是国家主义者，他回信骂我是右派。黄恭寿加入了共产党，到苏联，因犯了错误，投海中自杀。

梁思忠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留美进西点陆军学校毕业。他的夫人孙玛丽（Marie Sun）是天津富商孙家花园的闺女。当时，留美的男同学都有点儿怕她，但玛丽却看中了梁思忠。可惜思忠短命，患某种不治之症，享年仅27岁。

夏文镳很奇怪。出国时他晕船，呕吐难忍，就没有回国，在欧海欧洲（注： Ohio今译俄亥俄州）某地落户，成为美籍华人。1941年我在对顿（注：今译代顿）当技术联络员时，对顿地方报纸把我吹诩一番，并把我的照片登报。夏文镳看报后与我打电话，适我外出由余秉枢代接，约好某日某时到我的办公室见面。他是美国公民，战时应征入伍，叙上士阶级，人称他为Seargeant Hsia, （注：中士，上士前尚有Staff.似为一般性称呼）而当时我叙中国空军中校。人称Col. Wang （注： Colonel上校，中校前尚有Lieutenant.似为一般性称呼）。夏文镳竟自惭得不愿和我见面。这话也是余秉枢转达的。

黄中也有一段故事，他在清华读书时与沈维泰有交谊， 1925年暑假黄到沈维泰家沪郊嘉定访问，结识了维泰的姐姐沈维英，后来与维英结婚，在杭州浙江大学教书。黄中爱打网球，约于1933年忽然觉得球拍击不着网球，不知是什么病，旋即去世。

到高中三年级以后，我与张任交情渐深，直至今日。张任是我清华同学中最知己的一个。高四是在清华最后一年当学生，我与李直民同寝室，李颇有政治头脑，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华会，有意模仿凯玛尔（注：今译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少年土耳其。李直民先进维金尼亚（注：今译维吉尼亚）军校，后到欧海欧大学，得了羊痫疯病，死于抗战前夕。李直民、田世英和我曾结拜为异姓兄弟，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田世英和我性格靠不拢，李死后我与田很少交往。

还要提到的同学是王之和陶葆楷。王之，湖南长沙人，西点陆军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期间，曾当麦克阿瑟与蒋介石的联络武官，解放后没有回国，现仍寓居美国。陶葆楷，无锡人，在清华高三读书时，受一个精神有些失常的同学陈敦孺的困扰。陈每于深更半夜翻墙而入找陶葆楷纠缠，王之和我出来做陶的保护人。陶在麻省理工读卫生工程，回国后一直在清华教书，他结婚时我当傧相。陶的胆子甚小，当我带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年代，陶似乎怕社会关系复杂化，竭力躲避和袁瑾瑜接触。袁瑾瑜对陶葆楷有看法，觉得他比起张任、许来，差得远。

怪人顾谦吉

清华同学中最特殊的要算是顾谦吉了。谦吉是无锡张泾桥人，其父顾彬生就是我在小学读书时敬重的县视学。清华的无锡人为数不多，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但彼此间自有一种亲戚感。这些人包括陆燮钧、赵深、赵学海、李干、杨荫溥、唐炳源、顾毂臣、薛祖康、顾毓琇、唐庆增、顾谦吉、过元熙、陆坤一、陶葆楷、顾毓珍、陶桐、陆贯一，还有一位生物教员刘宝善。

在这些人当中，顾谦吉和我的关系最为复杂。他爱做些一般人不做的怪事。礼拜天上午，体育馆不开放，他一个人爬到屋顶，钻玻璃窗进游泳池，要我跟着做，我不干，他就骂我是coward（注：懦夫）。高二的英文教员Miss Jones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美国女人，她的教授法不佳。我向校领导反映，教务长王文显来我班听她讲课，亦觉得她不够格，换了Miss Bille,全班都欢迎。但顾谦吉与Miss Jones有暧昧关系（听说发生过性关系）,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我因家贫一般不参加吃喝，尤其怕当班长，历年都没法躲避。到了毕业那一年，顾谦吉造谣说我想当班长，还恶毒地扯谎造谣说张任帮我竞选，愿让投我票者接吻一次。姚楷告诉我这消息，我索性躲开没有参加班会。顾谦吉扬言说，王某不照顾成绩欠佳的同学，他组织一些人推举熊正,竞选的口号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毕业出洋。

每年暑假回无锡，我都要到顾谦吉家中向其父彬生先生请安。顾彬生一直以为谦吉与我很友好，老人家有一件心事，要把内侄女周撷清配给谦吉。周撷清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来刘仙洲代理清华大学校长时（蒋南翔为校长兼教育部部长）,撷清当校长办公室秘书，确实表现为第一流女才子。但顾谦吉只有一句话“送上门来的不要”。彬生先生写信给我，觉得对周撷清不住，我劝他老人家让周女士离开无锡，到上海北平等大地方走动。后来周撷清来到清华，她的大同大学学友潘光旦太太为之介绍庄前鼎,很快成功。庄前鼎当时为机械系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彬生先生以为是我的功劳，其实我毫无贡献。

顾谦吉最后与樊映霞结婚。樊映霞也是一个怪女子，她原先嫁给王昆仑，王家乃无锡望族，樊映霞和王昆仑经常吵架，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我是在顾毓琇家听王昆仑的父亲（毓琇的舅父）讲的，樊把公公气得怒发冲冠。王昆仑当时是立法委员，也算场面人物，樊映霞就抓住男人爱面子的弱点，结果离婚了事。

顾谦吉就比王昆仑厉害，他经常出差到甘肃、新疆，把樊映霞撂在家不管。万册先有时去看望樊映霞，似乎觉得她可怜。顾谦吉解放后在西北被共产党认为畜牧专家，颇受优待。他享受供给制待遇，衣食住行都归政府供给，还可以随意请客。我都在丰泽园享受过顾谦吉的盛筵招待，他当场从腕上解下手表送给我的大儿子王昌一，祝贺他考进大连海军学院。

最后顾谦吉的下场不好。他在西北和少数民族的妇女乱搞男女关系，违犯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被解放军枪毙。他的胞兄顾敦吉，也是宝贝。清华大学快要毕业，故意不参加大考，不要文凭，只身跑到东北，那时是满洲国，在沈阳一家电影院当招待，伺候日本军官。因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颇受日本军官赏识。但最后顾敦吉得罪了孔祥熙，在东北被国民党的特务所杀害。

赴美留学

1925年我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留学读什么专业，进什么学校，由学生自选。我本想学农业，妄谈什么中国是“以农立国”,根本不知道20世纪世界强国都靠工业与科技称霸。在选业的过程中，同班同学刘茀祺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刘茀祺说：“王士倬真没出息，干吗学农？你看看全班同学中，凡是数学成绩较好的，哪一个不学工？你的数学成绩不算坏，为何不学工？”我问刘茀祺学什么，他说学水利工程，进康奈尔大学。我仔细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学机械工程，进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1925年10月，我进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和我同时进该院的有蔡方荫和王冠英。蔡学建筑工程，王学电机工程。我的手比较笨，画图画不好，连机械制图都不行，图纸都搞得脏而难看。尤其怕描图，鸭嘴笔的墨水总与三角板的边缘渗透，不得已用刮胡刀片修补，结果是坑坑洼洼，自己看都不堪入眼。

我曾一度想改学土木工程，或离开麻省理工改进欧海欧州Yellow Springs的Antioch College,但比我高两班的无锡同学顾毓琇鼓励我继续学机械工程。1926年美国社会形成一股航空热，顾毓琇鼓励我学航空。1927年林柏（注：今译林白，或林德伯格）驾机飞渡大西洋，轰动全世界，航空热发展到白炽化的程度。我即在1927年得航空工程学士学位， 1928年得航空硕士学位。进工厂实习，求得操作经验，以充实书本知识，这是当时工科学生的普遍要求。当时很少有人想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夏季，我到堪萨斯州维乞塔市的赛士那（注： Cessna今译赛斯纳）飞机制造厂实习。维乞塔市当时有三家飞机制造厂。其一为斯地亚门工厂，该厂后来并入波音公司，成为美国军用教练机PT -23型的制造商；其二为比驱（注： Beech今译比奇）工厂，该厂所造比驱克拉夫脱（注： Beechcraft比奇飞机）曾推销到我国；其三即赛士那，所造单翼五座客机，在1928年全美越州竞赛中获第一奖。

1929年夏季，我到巴尔的摩城柏林纳乔埃斯飞机制造厂实习，该厂承造美国海军部的驱逐机，颇有声望。该厂总工程师答应我第二年再去工作；但到了1930年，总工程师给我写信说，全国市场不景气，该厂正要裁员，对不起，不能招收了。

1930年的不景气遍及欧洲很多工业国家，我只好回国。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访美招聘人才。兹补叙一下我的学历，我自1928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继续在麻省理工读工程管理学科，对当时的工厂管理进行研究。与王云五谈话受其重视，随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研究员，月薪每月200元。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商务印书馆

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与殷明禄同住在乍浦路昆山路的景林庐，房东为菲列滨太太，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每日下午4时30分到青年会打手球洗澡，并在青年会吃晚餐。生活很有规律，当时并不想结婚。

王云五提倡科学管理。当时商务印书馆设总管理处，辖四个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研究所。研究所由王云五兼任所长，聘朱懋澄为副所长，研究员有赵锡禹、孔士谔、周自安、关锡麟、殷明禄、赖彦于，及我共不逾十人。

在上海我耽了不到一年。当时，大侄王昌谷在真如暨南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堂妹王文淑，即鉴如叔的四女，在太仓教书。是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挤在一起，我约文淑到杭州去玩，本拟看钱塘江的大潮，但因事前缺乏研究，根本不知道观潮应到海宁，而且日期应选阴历八月廿三。

女朋友问题

上面说过我当时不想结婚。某日，我的同班同学石含璠来访，提起介绍女朋友之事。我说不妨试试。原来石含璠在美国时就认识一位名叫祝淑慎的女友，祝的年龄比石大，就以大姐的身份介绍她的女学生雷德英与石为友。后来祝淑慎得了结核性腹膜炎，动了手术，病情似颇严重。石含璠去看望她，安慰她悉心疗养，并说等她病愈就和她结婚。这一句话，真有力地鼓舞她康复。但病愈后又觉得有些对不起雷德英，祝就建议石含璠为我做媒。

石含璠约我于某晚在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祝淑慎的病房外聚餐。我如约到了祝淑慎的病房，石含璠不在，祝就请她的同事周家仪招呼我。祝当时卧病在床，周表现得很殷勤。过了一个多小时，石含璠带了五六个女学生回来，一起吃晚饭。饭后石送我到静安寺搭车，问我对雷德英的印象如何。我说：“你根本没有指出哪一位是雷德英，我也弄不清谁是谁。唯有周家仪殷勤招待，留给我较好印象。”石含璠说：“弄错了。”

后来石含璠离开上海，到武汉大学去教书，临行前托我招呼尚未痊愈的祝淑慎。过些时，我买了一束鲜花，到红十字会送给祝淑慎。她告诉我要到杭州去疗养，某日某时动身，我到车站去送行。分别时，我告诉她我的胞弟王士任在浙江大学读书，我可能到杭州，届时会去看她。

周家仪在旁听话，插嘴道，她愿意跟我去看祝淑慎。我并未介意。但过了约两星期，忽接到周家仪来信，要我实践诺言，陪她到杭州去看祝淑慎。其实这是公差，红十字会护士学校一班学生快要毕业，周家仪是该校教务长，毕业文凭需要校长祝淑慎签名盖章。

我接到周家仪的信，就捉摸到她别有用意。我自己的态度可说是模棱两可，故要求同寝室的殷明禄送我上火车，让他看一看周家仪，如觉得好就对我说Good luck,如觉得一般就对我说Good bye。最后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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