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庆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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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研究(2017年春季号/总第31辑)试读：
【文化与社会】
胡适与南京高师暑期学校
[1]杨金荣提要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创国内大学暑期学校，延请名师讲演授课，胡适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胡适由暑期学校引发对大学教育的提高与普及的思考，主张大学教育的希望在研究学术，创造文化，建设殊有声誉的学科，培养一大批学术与文化领军人物，进而跻身世界顶尖大学之列。他的远见卓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不乏相应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胡适 南京高师 暑期学校 大学教育
1920年6月1日至5日，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一则广告，题为《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国语讲习科招生》，全文如下：
本校为推广教育起见，于暑假期内组织暑期学校，延请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本校教员分任学程廿七门：王伯秋（市政），朱美春（团体游戏及竞技运动），何鲁（高等数学），周槃（注音国语），胡适（古文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中国古代哲学史），胡先骕（天演学说、植物学教授法、植物学教授法实验），俞子夷（小学组织法、小学教学法），凌冰（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陶履恭（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梅光迪（文学概论、近世欧美文学趋势），陈鹤琴（实验教育心理学），陈荣贵（木工、金工），贺懋庆（用器画、投影画），张谔（英语教授法、英语语音学），杨铨（马克斯资本论），刘经庶（近代西洋哲学史），赵士法（个人及公众卫生学），卢颂恩（与朱美春同），并设有国语讲习科，专教关于国语方面各学程，修业期限均六星期，学员男女兼收。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日为报名[2]时期，愿学者欲知详细章程，可向本校教务处索取。
这是第一份中国大学暑期学校的招生广告。举凡暑期学校的目的、拟开设课程、拟授课的教员、暑期学校的时长、报名对象、报名时间等要件，尽在这则近四百字的广告中。广告发布者南京高等师范学校[3]（以下简称“南高”），也是中国近代暑期学校的首创者。一 南高首创中国大学暑期学校
南高首创国内大学暑期学校，很可能借鉴了美国大学暑期学校的做法。南高暑校的两位最主要的推手郭秉文、陶行知，均自美国留学归来。彼时，美国大学的暑校早已有之，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曾不止一次提及。1914年6月29日日记：“黄监督（鼎）忽发通告与各大[4]学，言赔款学生，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习夏课。”1914年8月13日日记：“本校夏课学生人数：总数1436，其中有本校学生511，大学毕[5]业生263，作教员者602。”这两者都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记录。“夏课”即暑期学校课程。前者透露出当时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在美的监督官员对待暑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后者记录了康大当年暑校的人员结构。
郭秉文是国际舞台上最知名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中美教育交流的先驱，1914年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有据可考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曾连续[6]三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学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陶行知1914年赴美国留学，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和郭秉文校长都是发起邀请杜威来华的核心成员。陶行知是南高首届暑期学校的校长。在郭秉文、陶行知等南高留美归国学者的推动下，南高暑校于1920年正式开始。
南高暑期学校首次尝试就取得了成功。从规模看，当年有来自全[7]国17个省份的1041位学员参加了暑校。学员组成包括：“小学职教员694人，中等以上职教员123人，中等学校毕业生90人，高等专门大学肄业生83人，高等专门大学毕业生14人，地方办事人员30人，[8]中等毕业同等学力7人。”由于报名人数不确定，且招生广告中的木工、金工、用器画、投影画、植物学教授法、植物学教授法实验等六门课，因报名者人数无多，按照规定取消。首届暑期学校的“学程”中，马克思《资本论》、市政两门课改为普通演讲。原先的27门课剩下19门，另外加授“童子军”“欧史之价值”“心理问题之研究”三
[9]门，暑校共开设22门课，教员来自6所学校，中外学者兼有，不少为知名学者或社会名流，“于演讲关于学术上各问题，冀增进新知而[10]助兴味”。[11]
暑校时长6周，安排演讲30余次，除去星期日，平均每天有一场，既有当时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杜威学说等，也有纯粹学术研究、学术方法的讲题。表1系南高首届暑校学者演讲目录，有助于我们重建和想象南高暑校学术活跃的图景。表1 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演讲目录表1 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演讲目录-续表
除课程、演讲以外，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也增添了暑期学校的活力。南高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和南高教员的学术背景，依靠在宁的学术资源活动和与国内重要教育机构及国外大学之间的联系，积极开展活动。主要有：（1）共享学术资源，拓宽学员视野。7月29日起每日下午三时半至五时，科学社举办演讲，暑校学员皆得领证往听。（2）专题研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组织苏、浙、鄂、湘诸省暑校学员之任小学教师者，开会讨论小学教育问题；根据暑校学员小学教职员过半的特点，召开儿童用书研究会；（3）邀请国外大学学生与社团交流。7月17日，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三、四年级学生12人、男女职教员5人来暑校参观；7月26日，美国加州大学东亚旅行音乐团21人[12]应暑校之请来校演奏。
暑校还与行业对接，在校园举办三次博览会，增加学员对行业的切身认知和了解。（1）7月17～18日，举办农业展览会；（2）8月1日，举办卫生及博览展览会；（3）8月12～13日，举办职业教育博览会。学员通过亲历博览会，可以对相关行业和事业有近距离的认识。
南高暑校最有价值的尝试是招收女生86人，占总学员的8.3%。为招收女生，暑校聘请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刘伯明先生的夫人徐亦蓁女士为女生指导员，邀请了时在中国的杜威夫人做《美国女子教育》的演讲，策划以女学员为主体的摄影活动，包括杜威夫人率女学员前往租借的女生宿舍，女学员公饯杜威夫人欢迎暑校教员，又邀请了中国[13]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做学术演讲，这些活动都是对旧势力反对男女同校的无声且有力的反击，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南高和北京大学在国内同时相约开女禁，招收女生进校。南高在1920年4月7日的第十次校务会议上票决通过“招收女生委员会”议[14]决案，暑期开始招收女生。1920年暑期招收8名女学生，7人是教会学校出身，另一人是南京一女师毕业；同年10月，北京大学招收[15]了7名正式女生，2名旁听女生。南高暑期学校的86名女生中，有65名女学员来自非教会学校，21名来自教会学校，非教会学校出身的女学员超过了3/4，这为此后南高等中国大学男女同校、男女学生同班学习做了切实的演练，暑期女学员入校成为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行试验。
南高暑期学校也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实践之场。暑校采取自由开放的选课制，试行学分互认，学生获得的学分可以获得自己所在学校承认。南高曾函询各大学，暑校尚未开始就获得南开大学复函：“贵校暑期学校虽属创办，而规模已臻完善，至为钦佩。如敝校学生入贵校暑期学校，肄业所习学程有与敝校学程程度相等者，即应斟酌[16]情形，准其以暑期学校所得学分替代云云。”学分获得大学承认，这是南高第一届暑校所获得的认可之处。二 南高暑校力邀胡适南下讲学
创办暑期学校，教员是关键。除了南高本校的刘伯明、陈鹤琴等教员，陶行知还特别聘请北京大学教员胡适、陈衡哲，南开大学教员凌冰、梅光迪，金陵大学教员钱天鹤，中国青年会体育科教员麦克乐，[17]江苏第三师范学校顾拯来、唐闰生等，担任素有研究之“学程”。
上述教员大多是留学美国或英国的“海归”，或直接就是外籍教员，如美国人麦克乐。在这些教员中，胡适无疑是最具声望的学者。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兼安徽老乡，又都是杜威哲学的信徒，陶行知自然不会放过借重胡博士的名望为暑期学校加持的机会。
南高暑期学校筹备之初，陶行知就已经函请胡适暑期南下讲学，并且希望他能够多分担些任务，拟请他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及“西洋近代哲学史”。这些都是胡适当年在北大开设的课程，不必做特别的准备，但胡适暑期有著书的任务。当时他应亚东图书馆之约，要写一篇《〈水浒传〉考证》，放在亚东图书馆标点、分段本的《水浒传》一书之后，作为新版《水浒传》的一部分。胡适在复陶行知的函中称，“暑期要休息”，意即不能让讲课占据太多时间。陶行知体谅胡适的忙碌，他在1920年5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
吾兄要在暑期休息，也是一件好事，我很赞成。但是在南京演讲，也如同休息一样。如果精力不足，就照前议演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法》，至于《西洋近代哲学史》，可以取消。我并且要为你找一个适意的地方居住，包你可以读书休息，包你可以免除一切无谓的应酬。总之，我希望你休息，希望你在南京休息；更希望你寓休[18]息于有限制的演讲。
陶行知担心胡适因“暑期要休息”而不能南下，致信叮嘱胡适，千万不能出现变更：“暑期学校章程，已经付印。广告今天登报。南方学界都晓得你已经允许在暑期学校演讲。大家都希望你来。如果变[19]更，一定要使大家失望。”陶行知深知胡适爱惜羽毛，抬出“南方学界”来，让胡适在来南高暑期学校这件事情上，不容退缩。不仅如[20]此，陶行知还希望胡适劝说北京大学的同人陶孟和前来，甚至奢望胡适能邀请到蔡元培、蒋梦麟两位能到南高暑期学校讲演一次：“孑民、梦麟二先生暑假期内，何时南回？能在南京演讲一两次否[21]（讲题请代约）？请代问一问。”南高暑期学校一直在努力网罗名学者前来授课或讲演。
胡适之于南高暑期学校的意义不同一般。陶行知在致胡适函中曾有一比：“暑期学校好像是新明大戏院；梅畹华来，才能开台，请你[22]不要拆台罢！”演戏要有名角，办学要有名师。“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之于南高暑校，就像梅兰芳对于大戏院一样，胡适已成为陶行知主导的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的明星教员。
陶行知为确保胡适前来南高暑校，为他安排了最安静的休憩之地梅庵，而且承诺“至于著书一层，我们很希望你不致因此间断，应用[23]的书籍尽可以搬来，一切运费由我们开支”。陶行知希望胡适既来之，则安之，在南京逗留不少于四周时间，即便遇上胡夫人生产，也最好不少于三周时间，他和郭秉文等坚持认为“这次暑期学校，事属[24]创举，关系很大”，而名教授胡适担任的功课“都是多数学子所注[25]目的”，希望胡适能够在南高多留些时日，不致使学员们失望。
胡适能否按时南下，陶行知念兹在兹。一位程君名保和者在给陶行知的信中透露说，胡适可能会因为北大补课，要到8月初才能到校上课，而南高暑校的开学日期为7月中旬之初。众多学员注目的胡适博士若不能按时前来，对暑校到底影响几何，陶行知也无法评估。他匆匆函询胡适是否有此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担忧和不安：
这次报名的人几乎无人没有你的功课，还有许多小学教员，特为要学你的白话文法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如果开学的时候你不能来，他们必定大大失望，我们暑期学校的信用必定一落千丈。所以，我希望这事不确。如果确实，还请你想个法子，使他不成事实。
万一北大补课要到八月才了，恐怕孟和先生的功课也要受影响，务必请你和他商量，求个万全的方法，使他能够如期南下。拜托拜托！[26]
陶行知连用两个“拜托”，恳请胡适如期南下。
至于胡适南下授课的具体时间，胡适自己的记载前后不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作“七月二日，胡适从北京到了南京”。[27]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作者的断语可能依据胡适《许怡荪》一诗的“自序”中的记述：
七月五日，我与子高过中正街，这是死友许怡荪的住处。……我到此四日，竟不忍过中正街，今日无意中过此，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话，[28]那可再得？归寓后作此诗，以写吾哀。
胡颂平显然由7月5日倒推4日，得出“七月二日，胡适从北京到了南京”的判断。
事实是，7月14日，胡适与陶孟和还在北京致电南高，说“因津[29]道梗，暂缓到校”。这一天，直皖战争开始，“京汉、津浦两路已[30]中断”。
耿云志先生《胡适年谱》“1920年7月条”作：“是月底，应邀到[31]南京暑期学校讲学。”这应该是依据了胡适1921年日记的记载：“过南京时天气正热，开车后稍好。去年我七月底南下时，比这一次[32]热多了。”
有日历意识、写信作文时间标识很清楚的胡适，为何此时语焉不详地说“七月底”呢？
原来，胡适7月底南下，在到南高之前去了一次上海。《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有如下记载：《水浒（传）》快要出版了，忽然接到适之兄的信，说是他日内[33]要到上海，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办的暑期学校教书。
这件事亚东图书馆的同人汪原放先生记得很清楚。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适之兄南来”，就是指胡适在赴南高暑校讲课之前去亚东一事。他不仅去看望亚东老朋友，还去图书印制的工作场所翻看印好的大部分的标点、分段本《水浒传》。30多年后，汪原放先生还记得胡适在印制工厂与他的一段对话：
我在南高暑校有一些时的课，讲哲学、文学。我看，你还可以做一本样本，排几页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再把《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等各排一两页，订成小册子，寄一些给我。我讲课时可散发一下。孟邹说预备到那里去卖，出书的时候可以去。如果去，[34]可以到南高梅庵找我，我住在那里。[35]
1920年7月27日，胡适《水浒传考证》一文脱稿。这篇考证长文是胡适一篇很有分量的考据作品，也是亚东图书馆标点、分段本的《水浒传》重要的附录。胡适写就以后交给了亚东图书馆，他趁南下绕道去了一趟亚东，还提醒亚东图书馆不忘利用南高暑校的机会营销。
亚东图书馆的标点、分段本《水浒传》于8月20日在上海开卖，此前两日，即8月18日，亚东同人遵胡适之嘱，到胡适讲学的南高校园“首发”，做了一次极为成功的营销。汪原放在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
8月中旬，《水浒（传）》出版了，洋装两册，售价二元二角；平装四册，大洋一元一角。装订作第一批装好四百部左右，我叔父决定让我全部带到南京高师去卖。
第二天上午，适之兄上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了《水浒（传）》。饭后，一点还没有到，已经有人来买《水浒（传）》了。后来，越来越多，大概不一会工夫，四包书就已经卖完，只好收摊了。依萍、大刚兄说：“带少了，照情形看来，再有四包也卖得完。”当夜，我就[36]回上海了。[37]
胡适最终于1920年8月2日莅临南高讲课，比程保和的说法早到了1天。至于胡适在《许怡荪》一诗的“自序”中说的“七月五日”，到底是手民之误，还是胡适故施障眼法，隐藏他不顾暑校学员盼他讲课，自己绕道上海的事实，就不得而知了。三 胡适：南高暑校“最时髦的教员”
胡适到南高后，“加增‘白话文学’、‘古代哲学史’上课时间，[38]以补前缺”。
从南高最初给胡适安排的课表可知，他在南高的课程安排得很满，上午基本是讲课，下午及晚上可以读书、写作、会友。表2是南高暑校在胡适到达南高之前为其安排的课程表，他在迟到三周后，实际安排比此表还要绵密。表2 胡适在南高暑校课程表
印有胡适考证文字的标点本《水浒传》在南高校园大受欢迎，胡适在南高的授课则更受欢迎。暑校结束回京后，胡适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提及自己在南高暑校的情景时说：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暑期学校里演讲，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39]愿意同他们谈天。
胡适所说的“演讲”应该是上课，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并没有安排他演讲。胡适所说的“最时髦的教员”，所来有自。据《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各学程男女学员总数比较图表”，胡适担任的“白话文法”和“中国古代哲学史”选修人数居于前列。
从表3可以看出，胡适的“白话文法”是最受追捧的课程。即便是相对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有百余人选听。这种既叫好又叫座的情境，应了陶行知说的，胡适之于南高暑期学校，犹如梅兰芳之于新明大戏院。胡适所说的“最时髦”，其实就是选他课的学子多，在南高暑校已经成为一景。他在1921年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当年在南高演讲的情形：“同七点半到南京，汪乃刚在车站接我。同到知行家中，吃了一碗粥，即去讲演。今年暑期学校亦有千人。今日因大雨，[40]故不能用席棚的大会场而改用大礼堂。故人甚拥挤。”往事如昨，胡适记忆犹新，一年前在南高是在席棚围成的“大会场”讲课的，比大礼堂容纳的学员还要多。胡适名教授效应在南高暑校独领风骚。表3 各课程男女学员总数比较表3 各课程男女学员总数比较-续表
尽管蔡元培、蒋梦麟两位先生没有能如陶行知所愿，顺道至南高暑期学校演讲，身为北京大学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的陶孟和先生也[41]因北大校内有事，未克前来。但刚应聘北京大学教席的中国第一女教授陈衡哲加盟南高暑期学校，做有关欧洲历史与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讲座，这很可能是应胡适之请在南高暑校授课的。胡适对于陶行知主导的暑校还是尽力给予支持的。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招生就过千人大关，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的确非同小可，“暴得大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加盟是很关键的因素。
胡适在南高暑期学校上课之余，在梅庵六朝松下会老友、作新诗，写下诸如《我们三个朋友》《一笑》《湖上》等多首白话诗，为自己的《尝试集》再版作序，到城外的玄武湖漫游、赏荷、荡舟，还不失时机配合自己的讲课，请亚东图书馆的同人在校园售卖他支持出版的标点本古典小说《水浒传》，教学、创作、著述、出版、会友，一样都不少。在南高首届暑期学校留别纪念会上，胡适和南高郭秉文校长、陶行知教务主任分别演讲，胡适是唯一一位受邀演讲的教员，礼遇之隆厚，非一般教员所能企及。
南高暑期学校在南、北大学之中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日刊》[42]就曾关注过南高暑期学校。但胡适似乎对南高暑校不是特别关心，他对南高暑校的支持更多的是对同乡校友陶行知个人的支持。他[43]在暑校的时间，基本上是陶行知信中说的最好不少于三周时间。
胡适对于暑期学校本身并不反感。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盛赞美国大学的暑期学校，1914年8月13日的日记有“此邦大学之夏课，真[44]是一种最有益之事业”。而当官派在美的留学监督不主张留学生习夏课，胡适的态度很鲜明：“此真可笑之举动！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政府正宜奖励之，乃从而禁止之，不亦骇人听闻之[45]甚者乎？”但从现有的胡适日记、年谱、书信、演讲、文集等材料，并没有看到胡适为南高暑期学校置一赞词。南高暑校是郭秉文、陶行知等杜威哲学的信徒对杜威实验主义理论的一次尝试。杜威所倡导的尊重个人发展、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及平民主义的教育取向，在南高暑校得到了体现，也是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尝试开放、自由、共享及教学
[46]相长的努力。而同为杜威信徒的胡适则认为，“当这个教育破产的[47]时代，他（杜威）的学说自然没有实现的机会”。
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高等教育由学堂向大学转变，暑期学校的出现引发了胡适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再思考。四 提高与普及：胡适对现代大学之路的思考
胡适在南高暑校讲课名称前后的变化，折射出胡适与南高暑期学校主办者的分歧。
胡适原先希望的授课名称分别为“古文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和“中国哲学方法的变迁”，最后授课的名称分别为“白话文法”和“中国古代哲学史”，这是南高与胡适商量妥协的结果。陶行知在暑校开学前致胡适函中曾与胡适商讨胡适在南高暑校授课的名称：
论到讲题一层，我想你的《古文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比纯粹讲《白话文法》还更加有用，就遵命变更。但是《中国哲学方法的变迁》一题，似乎太于专门，此地大家觉得还是你从前所拟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好些。这个题目一来普通些，二来，你已有成书，可以参考。这不过是我们的意见，供你采择；究竟改与不改，还请你快信通
[48]知。
课程名称不同，讲授的内容自然有别。“古文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和“中国哲学方法的变迁”是专题研究型的，而“白话文法”与“中国古代哲学史”是通识介绍型的，胡适最终向他的安徽同乡妥协了，稍稍改动了两门课程的名称，却使之全“普通些”了。
胡适从南高暑校回北京后约三周，北京大学就开学了。9月17日，他在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他认为普及是存量知识的传递，“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没有创新可言。“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49]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外面干的人”虽然没有明确所指，但联系胡适演讲的语境看，应该包括“推广教育”的郭秉文、陶行知等人。胡适认为师范院校与国立大学有区别，师范院校重“普及”，轻“提高”：“民国初元，范源濂等人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他们的见解虽然太偏重‘普及’而忽略了‘提高’的方面，然而他们还是向来迷信教育救国的一派的代[50]表。”南高暑校“推广教育”的宗旨似乎也印证了他这一判断。
1921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说，再次提及大学的“提高”：
我对于大学的希望，仍是提高。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
[51]阀！
胡适希望大学的“提高”包括几个层面：
第一，大学的教员要提高。大学的使命是发明新知、研究学术与创造文化。他在《提高与普及》演讲中说得很清楚：“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要努力做学阀，有一批学术文化的领军人物。他用了一则形象的比喻：“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52]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胡适认为，高深的研究，能够让文化、思想和学术的普及走得更远。
第二，大学的办学水平要提高。大学要有自己的重点学科，形成学术文化中心。早在1914年，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过一份《美国大学调查表》，列出了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53]大学在内的“此邦大学之佼佼者”，共26所，胡适逐一点评各大学的学术重心，用钦羡的口吻，列举这些大学各自“殊有声誉”的学科。[54]在述及普林斯顿大学时，胡适认为普大“以文科、政治、经济、[55]哲学为最著，其新设之毕业院，尤有声誉云”。
第三，要建设研究型的大学。胡适在其著名的《非留学篇》一文中，提出“大学中宜设毕业院。毕业院为高等学问之中心”，“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有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56]院”。这里的“毕业院”即研究生院，大学建立研究生院，目的在[57]于“造成高深之学者”，培养研究型人才。1921年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希望大学之中办一个自修的大学，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58]学阀”，胡适所希望的大学之中的自修大学，应该类似于他早年说的“毕业院”。
胡适已经朦胧地勾勒出他的大学之梦，那就是，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建设若干与国际一流大学齐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学术与思想文化的中心。这一思想终其一生未曾改变。
胡适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应当“先从高等教育下手。高[59]等教育办不好，低等教育也办不好”。他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月刊》创办两年，只出了5本；《大学丛书》出了两年，也只出了“五大本”；《世界丛书》征稿5个月，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胡适认[60]为这是“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
1920年12月7日，南高筹建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继续开办，直到因易长风波而停止，前后共4届。1921年暑期，胡适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之请，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陶行知曾经邀请胡[61]适赴上海途经南京时“过宁留两天”，胡表示不停留了，待到上海稍有头绪后，再到南京演讲。是年7月31日，他途经南京时，应陶行[62]知之约，临时在南高-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做了题为《国故研究法》的演讲，讲了四个研究的方法：（1）历史的观念：“一切古书皆史也。”（2）疑古：“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系统的研究：“要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个系统条理来。”（4）整理：“要使从前只有专[63]门学者能读的，现在初学亦能了解。”该演讲与1920年南高暑期学校的绝大多数讲题相比较，《国故研究法》显然偏专门，学术气息更浓厚，也可见胡适着力“提高”的用心。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到国立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胡适介绍了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认为自唐代始，书院有了学校的价值，到宋代更完备。宋代的书院相当于今日大学本科，而精舍则相当于今日之研究院了。胡适从中国传统学术制度文化中寻找与国外大学研究院的对应物书院，旨在证明，建设研究型大学，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其精神传承，并非照搬国外。他认为，自宋以来，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但光绪政变，[64]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从书院到学堂再到大学，绵延千年的书院和书院自动的研究精神不存在了，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刚刚起步，无论是承继中国教育自身的传统，还是看齐欧美发达国家之顶尖大学，不可不向“提高”方面下功夫，从研究高等学问入手，真正替中国造新文化。
胡适的大学之梦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充满学者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带有精英主义教育取向的烙印。胡适在北京大学师生面前不止一次把普及说成是“浅薄的”。“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65]究功夫。”“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66]的同仁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胡适对国立北京大学师生的期望符合北京大学的地位与定位，但南高暑校的创办似乎更贴近当时中国的国情，更具平民主义的关怀和现实主义的考量。南高暑校的最大功效在于其“示范性”，“民国十年全国各县之设暑校者[67]纷纷”，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南高暑校的意义不可低估。
[1] 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 参见《申报》1920年6月1日，第2版。这份广告不是南高暑校最早刊登的广告，盖此前已在他报登过广告，可能效果不彰，改登《申报》。1920年5月14日陶行知致胡适函有如下一语：“暑期学校章程已经付印，广告今天见报”。参见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168页。
[3] 朱君毅在《东大暑校之过去及现在》中有“中国之有真正宏大之暑期学校，实自民国九年本校始”，见南京大学藏油印本《民国十二年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概况》。
[4]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343页。
[5]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444页。
[6]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54页。
[7] 这1041名学员计有江苏585人，浙江167人，安徽140人，河南26人，湖北22人，广东18人，湖南17人，江西16人，山东13人，广西13人，福建7人，贵州5人，四川4人，直隶4人，云南2人，陕西1人，山西1人；最高年龄者59岁，最低年龄者16岁。参见《各省男女学员总数比较图表》《全体学员年龄比较表》，东南大学藏油印本《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
[8] 《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一览表》。
[9] 陶行知：《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第288～299页。
[10] 陶行知：《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89页。
[11] 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1920年7月12日开学，8月21日结束，参见《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
[12] 参见《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
[13] 《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
[14] 吴玫主编《影像南大——南京大学百年图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31页。
[15]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82页。
[16] 《地方通信·南京》，《申报》1920年6月21日，第7版。
[17] 陶行知：《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89页。
[18]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8页。
[19]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8页。
[20]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21]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22]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8页。
[23]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24]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25]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26] 陶行知：《请如期南下——致胡适》，《陶行知全集·补遗》，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第286页。
[27]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407页。
[28]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408页。
[29] 《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
[30]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2卷，中华书局，2011，第1241页。
[31] 耿云志：《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第71页。
[32]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02页。
[3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第60页。
[34]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61页。
[35]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409页。
[36]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61～62页。
[37] 《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
[38] 《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
[39]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66页。
[40]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34页。
[41] 《陶孟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97页。
[42] 《专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示范学校一览》，《北京大学日刊》第629号，1920年6月9日，第2版至第4版。
[43] 胡适是8月26日夜到北京的，他大概在8月24、25日起身离宁的，距离8月2日来宁，恰好3周时间，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739页。
[44]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444页。
[45] 《胡适日记全集》第1卷，第343页。
[46] 参见郭秉文、陶行知《发刊词》，《民国九年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概况》，第2页。
[47]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361页。
[48]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第1169页。
[49]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7页。
[50] 胡适：《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4卷，第554页。
[51]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374页。
[52]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7～68页。
[53] 其中几所女校归类在最后，另有两所工矿类学校，其余皆是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而美国大学体系中的文理学院，胡适没有提及，文理学院主要是以本科通识教育为主，学校本身不是研究型的。
[54] 胡适：《美国大学调查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54～659页。
[55] 胡适：《美国大学调查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第657页。
[56] 胡适：《非留学篇》，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页。
[57] 胡适：《非留学篇》，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28页。
[58]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375页。
[59]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376～377页。
[60]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7页。
[61]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02页。
[62] 东南大学成立时，南高的4个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仍由南高办理，1921年起，南高不再招生，南高学生全部毕业后，1923年7月3日，南高全部归并到自己派生出来的东南大学，这一时期，“一校两制”，通常将“南高”“东大”并称，视同一校。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第69～71页。
[63] 《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234～235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407页。胡颂平把胡适的演讲系于1920年夏，有误。《民国十年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概况》之《大事记》及胡适日记均记为1921年7月31日，今从之。
[64] 胡适：《书院制史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111页。
[65]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8页。
[66] 胡适：《提高与普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第69页。
[67] 朱君毅：《东大暑校之过去及现在》，《民国十二年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概况》。
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对峙与国共两党的应对
[1]齐廉允提要 孙中山的逝世引发了舆论的尖锐对峙，为此，国共两党积极应对，展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灵活、务实的政治素养，所用策略虽不尽相同，但都颇堪称道。国民党更多地强调对孙中山形象的建构以及对其政治遗产的独占，共产党则重点驳斥针对孙中山的不利言论，同时号召加强团结，继续革命。两党的应对策略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不仅成功化解了舆论危机，树立了孙中山的正面形象，还强化了团结，延缓了分裂，将革命推向纵深。
关键词 孙中山逝世 舆论对峙 国民党 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国基飘摇，国命倾危”之际在北京辞世。作为民国象征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政治生态的[2]强烈反响。对于媒体与社会的反应，学界多有关注，但对这些反应特别是舆论反应呈何特点，国共两党有何应对之策，效果如何等问题却关注甚少。笔者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爬梳，探寻孙中山逝世后舆论反应的特点，并考察国共两党针对此特点采取的应对策略，同时针对应对策略的特点与实践效果加以剖析与评述。如此，不仅可窥测当时两大政党应对舆论冲突的能力与水平，亦可通过对两党应对策略的梳理与考量研探国共关系的发展走势，还可深化对中国革命演进趋势的认识与把握。一
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外众多报刊都于第一时间在显要位置发布了消息，并刊发了大量唁电、唁函、挽联，跟踪报道丧事进展，还围绕孙中山展开大讨论。梳理此时的舆论反应，不难发现，他们呈旗帜鲜明的分裂对峙态势，不仅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伟人”与“罪人”之说，就连对其逝世影响亦有不利与有利之论。如此对立、多元的舆论反应，一方面足以证明民国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混乱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此时民众言论的相对自由性。（一）“伟人”与“罪人”：孙中山的形象
舆论场中孙中山的伟人形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孙中山是民国功臣与国民党伟大领袖。“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只因为他是手创三民主义的学者，只因为他是为中国争自由平等的英雄，只因为他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只因为他是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的引导[3]者！”第二，孙中山具有高贵品德。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不贪财，无私心。上海《申报》称赞孙中山虽“久膺大政”，却不敛[4]私财，以致“身后萧条，不名一文”。其二，不怕死，敢牺牲。“中山先生……倡革命于独夫专制之朝，随时有灭门赤族之祸……而终不少悔，奔走革命如故，盖为争民族自由之故，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5]其三，有理想，贵坚持。“先生于首创同盟会时，即楬櫫‘三民主义’以相号召，悬此为鹄，奔而赴之，盖数十年如一日……绝不因何[6]种外力之压迫，而遂牺牲其固定之主张。”
孙中山的负面形象被认为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梁启超于孙中山逝后次日直言：“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7]断他的真价值。”第二，宣传革命只知用极简单的刺激言论，不知[8]如何启发民众的理性思维，革命难以成功，目的也难以达成。第三，优柔寡断，志大鲜谋。尽管国民党“于国会占绝对的多数”，但“日[9]与敌党相责难”，以致多次失败，“未获握政权”。此外，亦有媒体[10]称孙中山精神已先形骸而死，更有甚者，斥其为“罪人”。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广东自治会就公开声称：“孙文招引党徒，焚戮广州，[11]实为国之罪人，粤之公敌。”（二）“有害”与“有利”：孙中山的影响
当时舆论多认为孙中山逝世于国民党不利。“中山之逝，其影响[12]于国犹小，影响于党绝大……破裂之实现，为期似亦匪远也。”[13]《大公报》也发出“今先生一旦长瞑无视，环顾民党，继起者谁”的感慨。孙中山的逝世带给国民党的影响，国外媒体也多有关注，日本《朝日新闻》就认为：“孙氏忽然长逝，今后中国政局上波涛之涌起，不难想象也……因党中丧失中心人物，团体当不能如从前之坚。”[14]不过，亦有媒体认为，孙中山逝世能使国民党更加团结，“党中同志当此哀伤过度、悲痛之余，不独使团体益为团结融洽决不至于分裂，且将因此哀痛肃穆之中使党员信守孙先生主义及遗训之念益加倍坚[15]决，其牺牲为国、墨绖奋斗之精神，当益倍加”。由此而论，孙中山的逝世于国民党明显又有利了。
对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而言，有论者称孙中山逝世对其有利，因孙中山早前与其政见不合，此时辞世，则“执政府诸事皆可为所欲[16]为”。日本舆论界就多有此论，“吾人试由段氏所处之地位而言，或以为孙氏所怀抱之理想过于高远，不适于中国之现状，故孙氏殁后，[17]向来段氏之政策受其所拘束者，今后可更得自由也”。亦有论者认为孙中山逝世对执政府不利，称其北上“唯一之要义即期为北京当局者一诤友，矫其已往之过失……得此诤友……实大有造于北方当局”。所以，孙中山之死实际上使执政府“失一良好之诤友，而多一与佞人[18]接近之机会”，此“实执政府之大不幸”。
孙中山逝世引发的舆论对峙，除与认识论上的差异有关外，更与民国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政治立场与政治派别相同或相似，则多溢美之词；立场与派别相异，则多批判之言。梁启超与广东商人对孙中山的批评与指责就深受他们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影响。当然，舆论对峙局面的出现还与民国年间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有关。据统计，1921年全国共有报纸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6年，总数已有2000种左右，其中日[19]报628种。《申报》《大公报》等私营报纸的发行量也都有很大增长。如此等等，都是更多民众得以参与孙中山逝世评说的基础，也更使相关的舆论传播成为可能。二
孙中山逝世引发的强烈舆论对峙至少证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孙中山极端重要；其二，舆论中的孙中山形象还有重大争议。对国民党而言，这两个问题都必须重视，这既关系到其自身形象与合法性问题，也与其前途与命运休戚相关。国民党迅速行动，采取多种应对策略，重塑孙中山形象，独占孙中山政治遗产。尽管“孙中山”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被建构是长期的、逐渐深入的，但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初的应对策略无疑更积极，也更卓有成效。（一）重塑孙中山政治形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发布了大量有关其功业与品行的报道，以褒扬其丰功伟绩，全面提升其地位。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尊孙中山为革命导师，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20]导师”。23日，在京国民党公祭孙中山，表示将“奉总理之遗教以[21]为则……以此救国，以此救世”。众多国民党要员也对孙中山赞誉有加，吴铁城称“总理虽死，主义不死，其百折不挠之精神当如炳炳[22]日星，永在人寰”。李烈钧誉孙中山为“世界之列宁”，赞其“为[23]国驰驱，垂数十年……造福民国，事已不朽”。
除褒扬孙中山的伟业与品行外，国民党还回应了舆论对孙中山的质疑。1925年6月，宋庆龄回应了梁启超对孙中山的批评，并正式阐述了孙中山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24]目的与彻底之主张”。（二）国民党垄断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各政治派别、政治势力都表达了哀悼与尊重之情。自由党尊孙中山为“民国国父，我党导师”，表示愿继承孙中[25]山“未竟之志，为国努力”。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也称孙中山为“先[26]觉”，高度评价三民主义。面对社会各界对孙中山逝世反应的日渐强烈，以及已经出现的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争夺，国民党快速行动力图独霸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首先，独占孙中山葬礼。国民党非常重视孙中山的葬礼安排，多次会商，最终暂时搁置国葬、党葬之争，由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分别举行追悼仪式。国民党对孙中山葬礼的争夺最终是为了获得这一政治象征的独占权，据此而论，党葬无疑更加有利。其次，强调国民党是孙中山唯一合法继承者。“从前国人只认识国民党有一个孙中山，但如今却认识有一个国民党了。从前国民党始终为主义奋斗的只有一个孙[27]先生，但如今为主义奋斗的，却有全数的国民党员了。”在国民党构建的逻辑体系中，孙中山与国民党合二为一，等同起来。最后，尊孙中山为永远的“总理”。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宣言声称国民党除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执行之责外，不能更有[28]总理”。从此，“总理”一词成为孙中山独有称号。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党章中仍保留“总理”一章不做改动，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怀念与尊重，也顺理成章地将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独占。（三）建构孙中山象征符号
任何政权要获得并彰显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构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成为政府或政党宣传其合法性而经常运用的权力技术，“孙中山”就是国民党努力建构[29]的最重要也最成功的政治象征。不过，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被构建，早在国民党谋求夺取政权合法性时就已开始，但孙中山逝世之初国民党对其政治象征的构建更主动迅捷，效果也更佳。
第一，确立孙中山“国父”称号。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联署发表宣言，称：“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30]责任益重。”国民党核心人物开始有意识地将孙中山定位为“国父”，但直到1940年3月的国民党中常委第143次会议，其“国父”尊号在国民党内才正式确立。第二，高规格定位“总理遗嘱”。1925年3月31日，留居北京的国民党中执委通过接受“总理遗嘱”议案，并训令各级党部，“每逢开会时，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恭诵时应[31]全场起立肃听”。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定“择观音山”最高处“建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32]以垂永久”。第三，制度化“总理纪念周”。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七条，并明确了具体的纪念周仪式。[33]后来，“纪念周”逐渐成为国民党整体统一执行的制度时间。第四，建造物化的公共符号。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众多纪念馆、纪念堂、公园等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空间崇拜符号，增进了民众对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认同。三
对于孙中山的象征意义和孙中山逝世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影响，中共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孙中山逝世引发的舆论对峙，共产党也积极行动起来，不仅深度参与其中，利用报刊等舆论武器颂扬孙中山，还驳斥了加于其身的种种不利言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共还努力引导舆论，呼吁团结，号召继续革命，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意识和革命精神，展现了早期共产党直面并解决突发重大问题的素养与水平。（一）驳斥不利言论，维护孙中山形象
孙中山逝世后，中共立即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贡献。1925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党中执委发出唁电，对孙中山“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将孙中山思想概括为“中山主义”，称“中[34]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同日，中共中央执委会还发文将孙中山明确定位为民族运动领袖，称“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35]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
除颂扬孙中山功绩之外，中共明显更重视驳斥加诸孙中山的不利言论。针对上海《大陆报》所谓孙中山“理想过高”的论调，共产党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报此论“‘便是……唯恐中国民众随着中山的理想而奋起斗争……想得中国民众因此说而停止其斗争的实效’”。针对《字林西报》对孙中山“只能破坏难以建设”的批评，中共首先指出该报为英国人的机关报，提醒中国民众多加警惕，同时直言平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破坏，只有破坏了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锁链，才有建设中国平民共和国的可能。上海《时事新报》宣称孙中山精神先形骸而死，共产党强调任何妄图污蔑、毁谤孙中山人格的行为都是徒劳，[36]“‘孙中山’是永不死的”。
针对梁启超对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批评，共产党人的回应比宋庆龄更直截了当，“我们试问择手段以什么为标准？孙先生是最会择手段的，他是以效果为择手段的标准。他知道完成中国的革命要根本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在可以结合民众的时候就用和平，在和平无效的时候，就用代表民众的武力。他不一面借[37]口妇人之仁来反对武力，一面又依附有武力的军阀”。
不难发现，针对舆论场中孙中山的分裂形象，国共两党的应对策略明显不同，国民党更注重通过梳理其一生的光辉事业和颂扬其高尚的人品来塑造孙中山伟大的正面形象，对一些加诸其身的不利言论鲜有回应，即便反驳，也相对平和。而共产党则更注重对孙中山不利言论的正面驳斥，且态度鲜明，直抒胸臆，笔锋锐利，酣畅淋漓，这对当时的公共舆论无疑更有冲击力与感染力。（二）呼吁加强团结，拥护国民党
虽然当时国共两党都不承认孙中山的逝世会造成国民党的分裂与社会的动荡，但从孙中山逝世后中共持续不断地呼吁团结来看，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演变明显不利于团结局面。换言之，当时呈现出的国民党分裂、社会动荡的趋势与信号定然十分明显，也非常严重，否则，何须一再强调团结、呼吁团结呢？很显然，国共两党一再否认孙中山逝世会引起分裂与动荡更多的不过是一种提振社会信心、稳定社会形势的宣传策略而已。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策略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否认存在分裂的危险，但中共并不真的盲目乐观，他们对当时革命面临的危机重重的形势了然于胸。正是对这种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的深刻体察才促使共产党不断高呼要团结，因为唯有团结一致，才有前途，才能推动革命继续发展。“在今天，我们要团结坚固呀……[38]民族革命的导师去了，我们怎能再如散沙般过去呢？”中共之所以呼吁加强团结，力主维护团结的局面，是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孙中山逝世会令国民党更加团结。“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份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39]团结一致。”“军阀官僚辈所预料的‘中山死国民党必分裂’，真[40]是妄想。”第二，某些人的退出并非国民党的分裂。“投机而不革命的分子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使国民党成为真正革命的党……不惟不[41]能影响国民党，反转足以坚实国民党。”第三，对国民党充满信心。“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42]与战略……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
如何才能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呢？在中共看来，拥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在该委员会之下就能使团结得以保持，“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员必须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知道国民党内最高是总理，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总理逝世了，当然要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员要团结起来，团结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之下，团结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有血性毅力的青年国民党员！若能这样[43]团结起来，中山先生之死，绝不至损及国民党的前途”。（三）号召加紧奋斗，继续革命
孙中山逝世时，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孙中山突然去世，中国革命往哪里去？中国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还能不能继续革命？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安与困惑从当时社会舆论的对峙反应中一览无遗地被呈现出来。
为化解民众对孙中山逝世可能使革命走向消沉的担忧，共产党号召加紧奋斗、继续革命，并率先表示将继续追随中山主义，领导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战斗。“中国共产党……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44]存殁而有所变更。”除主动释放善意、积极推进革命之外，中共还敦促国民党继续革命，“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45]业”。
中共之所以呼吁继续推进革命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们认为孙中山逝世是革命的重大损失，为弥补损失，必须加紧奋斗。“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46]“我们的革命的领袖死了，我们的责任格外重大了。我们以后要[47]一致努力：强固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敌人的疯狂进攻也要求必须继续推进革命。“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48]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继续推进革命是应对敌人进攻的重要有效手段。
共产党人不仅在舆论上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斗、继续推进革命，还指明了斗争方向与革命对象，“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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