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学习小组
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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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课外读物 海伦凯勒传试读：
序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广大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培养语文素养，促进终身学习等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长大，将来才能够自由地翱翔于世界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青少年只要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思维和修养，有利于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并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
由于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卷帙浩繁，而广大中、小学生时间又有限，我们便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使之便于我们全面而轻松地阅读。
为了全面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知识基础，培养阅读的兴趣和爱好，这套课外读物还收编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广博知识，把阅读名著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扩大阅读的深度和范围，这正是设计本套读物的最大特色。因此，本套课外读物有着极强的广泛性、知识性、阅读性、趣味性和基础性，是广大中小学生阅读和收藏的最佳版本。
童年印象
现在，我以一种惶恐的心情，开始写我生命的故事。在动笔之前，我一直犹豫着，对揭开那像金色薄雾般掩盖着童年时代的面纱感到踌躇。因为写自传毕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当我试图把早年的记忆加以划分时，我发现从过去到现在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事实和各种幻想都已如同梦幻。当然，在我的脑海中，还留有童年的生活印迹。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将只着重描述我一生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
1880年6月27日，我诞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多斯康比亚的小镇。
父亲的祖先始源于卡斯伯·凯勒，世居瑞士，并在马里兰州定居。在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曾是苏黎世的第一位聋哑教师，并写了一本关于聋哑教育的书——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个奇妙的巧合。当然，若是推远了说，在国王的祖先中，也会有做过奴隶的人；而奴隶的祖先中，也会有做过国王的人。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有一位从事聋哑教育工作的祖先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的祖父是卡斯伯·凯勒的嫡孙。他在辽阔的阿拉巴马州买了一块土地，然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据说，他每年都会骑马由多斯康比亚镇到费城去一趟，购买农场的日用品。我的姑母收藏着很多他在旅途中写回家的信，这些信件把他的旅程描述得生动而有趣。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法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莫尔的副官的女儿，也是早期维吉尼亚殖民地总督亚历山大·史伯乌的外孙女。
我的父亲阿瑟·凯勒在南北战争时是南军的上尉，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并比他年轻了很多。
在病魔夺去我的视觉和听觉以前，我一直住在一栋只有一大间房子和一小间佣人卧室的屋子里。依南方人的习惯，我们也在家园旁边加盖了一间小屋子，以备临时应用。内战结束后，父亲就同母亲住在这里。整个房子都被葡萄藤、玫瑰和攀缘的忍冬花遮蔽着。从花园望去，它就像是一个亭子。黄玫瑰和南方的牛尾花茂盛得把小走廊都遮蔽起来。这是蜂鸟和蜜蜂最喜欢光临的地方。
凯勒家园是我们的住处，我们都把它称为“绿色家园”，因为它距离那小玫瑰园只不过几步路程，而且房子和四周的树木、篱笆都被美丽的英国长青藤遮盖住了。家中那旧式花园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
在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到来之前，我已习惯了独自一人，沿着那个正四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慢慢地走到庭院里，凭着嗅觉的引导，我可以找到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心情不好时，我有时也会到这里来寻求安慰，把涨红的脸孔躲藏在树叶和青草丛里，让烦躁不安的心情逐渐冷却下来。
我会让自己迷失在这百花齐放的花园里，愉快地四处漫游，在碰到美丽的葡萄棚时，我可以凭着它的叶子和花就把它认出来，并晓得它就是花园另一端掩盖着那座荒废的夏天小屋的葡萄棚。在这里，还种有蔓延的铁线莲、低垂的茉莉花和罕见的蝴蝶百合花——由于它的花瓣很像蝴蝶翅膀而得名。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而普通的，跟一般人无异。正如每个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一样。我的降临也曾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为了给我取名，他们讨论过无数遍。为第一个小生命起名绝不能马虎随便，这是家中每个人都强调的一点。我父亲建议用米德尔·坎培尔，那是一个他极为尊敬的祖先的名字，母亲则希望我袭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艾弗勒。但是父亲抱我去教堂的途中，由于过分兴奋，竟把名字忘掉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曾拒绝过用这个名字！当牧师问到婴儿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已经决定沿用外祖母的名字，但是他却把外祖母的名字记成了海伦·亚当斯。
家里人对我说，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已经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看到别人做的事，我都要固执地去模仿。6个月大时，我已能够发出“好”的声音了。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茶，茶，茶，茶”时，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甚至在我患病后，我也没有忘记在最早的几个月中所学到的“水”字。我曾连续地练习对这个字的发音，直到说话能力完全丧失后，我仍然设法把这个字念了出来，直到我学到拼出这个字时，才停止发出“wah—wah”的声音。
他们告诉我，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从浴缸中抱起来，放在她的膝上。忽然，我的目光被呈现在光滑的地板上的树影所吸引，我从母亲膝上溜下来，蹒跚着去踩那飞舞的影子，结果跌倒在地，哭着要她抱我起来。现在回想起那一切，仍是异常温馨。
俗话说：好景不常，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充满了知更鸟与反舌鸟的悦耳歌声、花果累累的夏天过去了，金黄色的秋天也过去了，它们都把礼物留在这满怀热望、快乐的小孩脚下，然后悄然离去。然而，在第二年可怕的2月里，病魔使我合上了眼睛，闭塞了耳朵，使我像一个新生婴儿般懵然无知。医生们说这是严重的胃、脑出血，都认为我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热度忽然减退了，就像它来时一样的突然和神秘。那个早晨，一家人都欣喜若狂，但他们，甚至连医生都不知道，从此以后，我不能再听到任何声音了，也不能再看到任何事物了。
我至今仍能依稀地回忆起那场病，特别是母亲抚慰我时的温柔使我在痛苦中勇敢地走了过来。
有时候会因极端的痛楚而从半睡半醒中惊醒，我那干枯炽热的眼睛会转向墙壁，远离那曾是我十分喜爱的阳光。后来，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逐渐模糊了。我渐渐习惯了包围着我的寂静与黑暗，并让自己相信这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生命最初的19个月里，我曾经瞥见过辽阔的绿色田野、明朗的天空及树木和花卉，这是后来的黑暗所不能完全抹杀掉的。所有的这些都点点滴滴地刻在我的心灵上，历久弥新。
遭遇不幸
我已回忆不起病后第一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那时我常坐在母亲膝上，在她忙家务时，我便倚在她的身旁。我的双手能触摸到每样东西，感触到每一个动作，我也因此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久，我就感到需要同别人交谈了，于是开始打生硬的手势：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在我需要面包时，我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倘若我要母亲为晚餐做点冰淇淋，我便用手势表示冷冻机或做出颤抖的样子表示冷。此外，母亲也竭力做出各种动作，让我理解她的意思。当她
希望
我替她拿些东西时，我总会明白她的意图，于是，我跑上楼或到她所指定的地方，找到她需要的东西。在我的漫漫长夜里，能有光明与美好同时存在，实在要归功于母亲的慈爱与智慧。我逐渐明白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5岁时，我学会了把由洗衣店拿回来的干净衣服叠好放在一边，并能从中分辨出我自己的衣服。从母亲和姑母的衣着上，我便晓得她们要外出了。有时我会坚持要求她们带我同去，当有聚会时，她们就会带我参加。在客人离去时，我会向他们挥手，我想那时我对这个手势只是一知半解罢了。
有一次，几位先生们来拜访我的母亲，我听到前门有关门及其他的声音，显然他们已经来了。于是，我乘别人没注意，很快地跑到楼上，穿上一件见客衣服。我站在镜前，正如母亲所做的那样，用油涂在头发上，并用粉厚厚地敷在脸上。接着，我把面纱夹在头发上，让它遮住了我的脸部，并且让它垂到双肩，我又在腰上绑了一个腰垫，拖在后面，几乎要碰到裙边。等打扮妥当后，我才下楼去帮忙招呼客人。
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但我知道那是在老师到来之前。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口交谈，而不像我那样用手势。有时候，我站在两个正在谈话的人之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唇，可我无法明白他们在谈什么。于是，我抖动着嘴唇激动地打手势，但一无所获。有时候我会无缘无故地生气，愤怒得乱踢乱叫，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
我常为一些小事而无理取闹，虽然我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可一有事情发生，我又会急躁得控制不了。就像我踢护士艾拉，我知道每次都会使她受伤。因此，当我的脾气发完之后，便有一种类似忏悔的感觉，可是我已记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痛改前非！只要遇到不称心的事，我就又会乱踢乱打起来。
在那些日子，我的忠实伴侣只有那个厨师的小女儿玛莎·华盛顿和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所以每次吩咐她做的事情，她都能做得干净利落。我能够支使她，这不禁使我有些沾沾自喜。每次，她都会乖乖地按我的要求去做，因为她不想被我拳打脚踢。那时，我身体结实，活泼好动，做事从来不顾后果，总是喜欢我行我素。
我们在厨房里度过了不少时光：在那里揉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磨咖啡，或者去喂那些挤在厨房石阶前的母鸡和火鸡。它们大部分都乖乖地从我手上啄食谷米，并让我摸它们。有一天，一只火鸡从我手上抢去一个番茄，然后跑开。我也许从这位火鸡先生的举动里得到了灵感吧，于是我把厨师刚刚加上糖霜的生日蛋糕拿到柴堆里吃了个精光。结果吃坏了肚子，呕吐不止，不知道那只火鸡有没有得到同样的惩罚？
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最高兴的莫过于在长草堆中寻找珍珠鸡蛋了。当我想去寻蛋时，我没办法跟玛莎·华盛顿说明白，只好用手作圈放在地上比画成一个圈状，表示草堆里有圆形的东西，玛莎很容易便能领会我的意思。如果我们运气好，就会找到珍珠鸡的巢，如果找到了蛋，我会坚持要亲自把蛋带回家，我会用手势告诉玛沙，如果她拿着蛋，可能会摔一跤，把蛋打破。
谷仓、马槽及早晚挤牛奶的牛棚，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乐趣。挤牛奶的工人工作时，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有时，挤奶的人还会让我把手放在牛的乳部，而我常常会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个正着。
筹备过圣诞节也是使我高兴的事。我看不到那绚丽的一切，但我很喜欢屋子里的芳香气息，当然，我更喜欢那些为使我和玛莎保持安静而给我们的食物。他们让我们磨香料，检查葡萄干，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模仿别人去挂起我的长袜，却忘记了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那种仪式，也记不起有没有因为好奇而在天亮以前爬起来找我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喜欢搞恶作剧。7月的一个下午，两个小孩子坐在走廊的石阶上。一个像黑檀一样黑，用鞋带扎起绒毛似的一束束的头发，好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一样。另外一个皮肤白皙，有一头金黄色的长卷发。一个是6岁，另一个稍微大两三岁。比较小的那个小孩是瞎子，那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但是不久我们便厌倦了，于是我们把鞋带剪碎，又把附近的忍冬花叶子通通剪下，跟着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玛莎头上的螺丝锥。起先她坚决反对，不肯让我剪，最后还是屈服了。不过她认为一报还一报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剪完她的头发后，她也抓起剪刀，开始剪我的头发，假如不是我的母亲及时赶来制止，她很可能也会把我的头发剪得精光。
我的另一个伙伴名叫贝利，它是一条懒惰的老狗。它宁愿在火炉旁睡觉也不愿陪我玩，我尽力去教它手语，但它既迟钝又不留心，有时在刚开始时它会兴奋得有点颤抖，但不久又会变得麻木迟钝了。那时候，我不明白贝利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却知道它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使我颇为烦恼。因此，每次的课程都是以我的拳打脚踢来收场。这时，贝利便爬起来，伸伸懒腰，轻蔑地吸几口气，又走到火炉的另一端，再次躺下。既疲倦又失望的我，只好离开这个地方去找玛莎玩了。
早年的很多往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围裙上，于是我把它摊开，放在客厅那熊熊的炉火前，想把它烘干。急性子的我嫌它干得不够快，便走近些，把围裙扬在热灰烬上，没想到马上就引起了火。火焰向我扑来，包围着我，顷刻间，我的衣服便烧起来了。我恐怖的叫声惊动了我的老护士维妮，她忙赶来救我。她拿出一条毛毯把我整个裹住，几乎使我窒息，但总算把火弄熄了。好在除了手和头发以外，我没有受到严重的烧伤。
大约在这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有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了贮物室里，害得她在里面待了3个钟头，因为那时候佣人都在房屋的另一独立部分，没人会听到她的叫喊声。她不断地敲门，而我却坐在门外的石阶上，开心地大笑。我这次最顽皮的恶作剧，使得双亲认为我必须及早接受教育。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了后，我也曾逮住一个机会把她反锁在房内。当时我拿着一些我母亲示意要我交给莎莉文小姐的东西。当我把它交给莎莉文小姐后，便马上走出房间并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藏在客厅的衣橱下。无论谁问，我都不肯说出钥匙藏在哪里。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拿一把梯子从窗口把莎莉文小姐带出来。当时我高兴极了，直到几个月后才交出钥匙。
大约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从那间长满葡萄藤的小屋，搬到一间较大的新房子里。我们的家庭成员有父母亲和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有了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我对父亲最早而清晰的回忆，是经过一大堆报纸走近他身旁时，发现他一个人正拿着一张报纸，把脸都遮住了。他在干什么？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我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会帮助我解开这个哑谜，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是报纸，而其中一份是我爸爸主编的。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对家庭很专一，很少离开我们，不过狩猎季节却是例外。他是一个很好的猎人，他爱他的狗和枪仅次于爱他的家庭。他非常好客，几乎有点过分，回家时很少不带客人回来。他最感得意的要算那个大花园了，人们都说他在那儿栽培的西瓜和草莓，全是最好的。他总是带给我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上等的草莓。我记得他曾带我到那个大花园，从这一棵树走到那一棵树，从一个葡萄藤架走到另一个葡萄藤架。他让我用手去轻轻抚摸，感受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对他而言，任何能使我高兴的事，都会令他感到高兴。
他是有名的讲故事高手。我学会语言后，他常常笨拙地在我手心上写出他最得意的趣事。当我能很好地复述它们时，他高兴得真是难以形容。
1896年，当我在北部享受怡人的夏天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噩耗。他病倒没几天便去世了。这是我生平第一件悲痛的事情——一个人对死亡的首次体验。
下面，我应该怎样来描写我的母亲呢？她和我太亲近了，也太爱我了，说到她，我反而感到无从说起了。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把妹妹视作入侵者，我已不再是母亲惟一的宝贝，这个念头使我充满妒忌。我以前常常坐在母亲膝上，现在她取而代之了，在我看来，她已夺去了母亲对我的全部的爱。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仅母爱受到了分割，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那时候，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叫它“南茜”，在我发脾气时，它是我惟一的发泄对象——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因此，它不久便破旧不堪了。我还有几个会说、会哭、又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没有一个能像可怜的“南茜”那样得到我的欢心。我有一个摇篮，我常花个把钟头去摇她。但有一回，我却发现小妹妹安静地睡在我的摇篮里。她与我还说不上什么手足情深，这种举动使我大为愤怒，我冲到摇篮边，用力把它推翻，假如不是母亲及时接住她，恐怕她已经跌死了。
这时的我又聋又哑，正处在两重孤寂中，对语言和行动中所流露出的感情及友伴间所产生的温柔友爱，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懂事后，米珠丽也已经能与我互相沟通了，因此无论有什么感情变化，我们都能友好地相处。尽管她不懂我的手语而我又听不到她的声音。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够用了。每当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那种感觉就好像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又好似烈火在胸中燃烧，我却无法表达出来一样。我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身边，我就会一头扑到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多斯康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时看到了一线希望。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罗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她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阿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这样的一个女孩吗？没人来告诉父母答案。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他已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上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非常和蔼，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我都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甚至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每当这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些小孔，这种游戏，我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是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想像力丰富的孩子，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娃娃没有眼睛，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都想办法，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忽然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把珠子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以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这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这个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物层出不穷，我一直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立刻启程去华盛顿。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觉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地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是个慈祥而可爱的人。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还让手表响起来，让我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很高明，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我的手势，这让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钥匙，我也从此迈进了友谊、知识与爱的门槛。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写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却是第二年的3月。
就这样，像历尽坎坷的摩西一样，我终于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间，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我很清楚，它将唤醒我的心灵，给予我光明、希望与快乐。
可贵的一天
在我的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就是我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到来的那一天。那天是1887年3月3日，还差3个月我满7岁，回想起以前与以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总是感慨万分。
在那个重大日子的下午，我站在走廊上，沉默地期待着、盼望着。从母亲的手势及她在屋子里匆匆的往来中，我隐约猜到会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因此，我走到门前，站在阶前等待。下午的阳光，透过遮盖着走廊的忍冬花丛，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几乎是麻木地徘徊在熟稔的花叶上，此刻，它们正以自己烂漫的花姿欢迎着可爱的春天。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带给我什么奇迹，由于几周来的愤怒与痛苦地鞭挞，我已感到疲惫不堪了。
我可爱的朋友，你可曾在海中遇到过浓雾，仿佛那可以察觉的白色的黑暗封闭了你，你驾驶着那艘大船紧张而焦虑地向着海岸方向摸索，你的心也怦怦地跳着，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接受教育前，我就好像那艘在迷雾中的航船一样，只是我没有指南针和探测仪，也没有办法知道离港口还有多远。“光！给我光！”这便是我灵魂无声的呐喊！也就在此时，爱的光辉照耀了我。
我感到有脚步向我走来，我伸出双手，因为我以为是母亲来了。但有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抱在怀中。她就是来向我展示世间万物、启示人间真理并给我以关爱的人——安妮·莎莉文老师。
老师抵达后的翌晨，她带我到她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这是柏金斯医学院的盲童送的。劳娜·布里奇曼曾替它打扮过，当然，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玩了一会儿后，莎莉文小姐就慢慢地在我手心拼写出“DOLL”这个词，我立即对这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极力去模仿。当我成功而准确地写出这个字时，我内心充满了孩童的喜悦与得意。我激动得小脸儿绯红，飞奔到楼下找到了母亲，举起我的手，拼写给她看。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在拼写一个字，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存在。我不过是像猴子般模仿，让手指转动罢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在这不求甚解的方法下，学会了拼写很多字，其中像针、帽子、茶杯和一些动词，如坐、站、走等。老师同我在一起几个星期后，我才晓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一个名称。
有一天，当我在玩新的洋娃娃时，莎莉文小姐同时也把我的旧布娃娃放在我膝上，然后写出“D—O—L—L”这个字，想让我明白两者都是洋娃娃。这天早上，我们一直在争论“杯”和“水”两个词。莎莉文小姐曾极力使我记住“C—U—P”就是杯，而“W—A—T—E—R”是水，但我一直把这两个词混淆在一起。失望之余，她把这题目暂时搁下了，希望在恰当的时机再重新提起。但她并没有让我玩，而是重新练习布娃娃“DOLL”这个词。我对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感到不耐烦，于是一把抢过那新的洋娃娃，把它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我感到脚旁有破洋娃娃的碎片时，觉得非常愉快。
发过脾气之后，我既不难过也不后悔。因为我从未喜爱过这洋娃娃，在我所生活的平静而黑暗的世界里，根本不会有温柔和同情。当老师把碎片扫到火炉旁时，我又忽然有了一份心满意足的感觉，刚才的不安也一扫而空。她给我拿来了帽子，我知道，我又要在和煦的阳光下走动了。
我们沿着小径走到井栏，我被那些覆盖在井栏上的忍冬花的芳香吸引住了。有人在打水，老师把我的手放在喷水孔下，当清凉的泉水溅溢在我手上时，她在我另一只手心写出“水”这个词，起先慢写，然后又快写了一遍。我仍然站着，全部精力都贯注在她手指的动作上。蓦地，我感到有朦胧的知觉了，好像一些遗忘的东西开始在头脑中复活，不晓得什么缘故，语言的奥秘在刹那间向我显露出来。我忽然领悟到，“W—A—T—E—R”就是流经我手中的这种美妙的凉东西。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心灵，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我离开井栏后，开始努力地学习。我开始懂得，每样事物都有它的名称，而每一个名称都将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回到屋子里，每样我曾接触过的事物，都变得有生命了，因为我用那赋予我的新奇的目光来看它们。进入门槛时，我记起了我打破的洋娃娃。我走近火炉，把碎片拾起来。我极力地想把它们拼合起来。我想起刚才的所为，不禁热泪盈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后悔和难过。
那天，我学了很多新字，虽然有许多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我知道其中有妈妈、爸爸、姐妹和老师这几个——这些字使整个世界都在我面前变得美不胜收，没有另一个小孩会比我更快乐。那个重大日子的晚上，我躺在我的小屋里，回味着这一天所带给我的欢乐，我平生第一次盼望着明天能早些来临了。
走进大自然
1887年3月，莎莉文老师走进了我的生命，并让我在井房里睁开了心灵的眼睛。其间各种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整天用手去触摸我所接触到的东西，并记住它们的名称。我触摸的东西越多，对其名字和用途了解得越细，就越发高兴和充满信心，越发能感到同外界的联系。
繁花似锦的夏季来临了，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纳西河的岸边。此时，人们正在田间地头做翻土播种的工作。我们在河边温软的草地上坐下，第一次在可爱的大自然中上课。在这里，我明白了大自然所施与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也懂得了松鼠、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
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从那粗壮的树木、那细嫩的草叶，还有我妹妹的那双小手上领略什么是美，然后才教我画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同花和鸟结成了愉快的伙伴。
但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到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慈爱可亲。那是一个晴朗的清晨，我和老师到一个较远的地方散步。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天气开始变得闷热起来，有好几次，我们都不得不在路旁的树下小憩。最后一次歇息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这棵树的树枝茂盛又好攀登，莎莉文老师用手一托，我就上了树，找个枝杈坐了下来。树上真是凉快极了，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这儿吃午餐。我乐坏了，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
莎莉文老师走后不久，忽然风云突变，酷暑一下子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泥土里也散发出一股怪味。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常有的预兆。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种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紧紧地抱着树干，一阵阵发抖，心中祈盼着莎莉文小姐快快回来。
一阵沉寂之后，树叶开始哗啦啦齐声作响，狂风似乎要将大树连根拔起。我吓得紧抱树枝，惟恐被风吹走。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向我打来。虽然我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却一点也不敢动弹。我觉得大地在一阵一阵颤动，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这颤动由下而上地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我惊恐到了极点，正要放声大叫时，莎莉文小姐赶到了，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扶下来。我紧紧抱着她，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发狂。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也隐藏着利爪！
从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甚至一想到爬树就浑身发抖。直到有一天，我因抵挡不住那繁花满枝、香味扑鼻的含羞树的诱惑，而又一次爬了上去，从那之后，我才克服了这种恐惧心理。
那是春天的一个美丽早晨，我独自坐在凉亭里看书，这时，一股淡淡的香气迎面扑来，仿佛是“春之神”穿亭而过。我闻得出那是含羞树的花香。我决定去看看，于是摸索到花园的尽头，因为含羞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
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含羞树的花朵在阳光下轻轻飞舞，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草地上。那些美丽的花儿，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纷纷掉落。我穿过落英缤纷的花瓣，走近大树，站在那里愣了片刻，然后，我把脚伸到枝丫的空处，两手抱住树干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也被树皮擦破了，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别人造的小椅子，日久天长，已成了树的一部分了。我在上面待了很长时间，好像天空中凌云的仙女一样。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月宫仙桂”上尽情玩耍，回忆快乐的往事，憧憬美好的未来。
“爱”的含义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我急切地希望能加以运用。
通常，有听力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语言。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了解与学习，并且模仿着说出口。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痛苦的煎熬，才能慢慢学会。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的。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上慢慢学起，由期期艾艾的发音，发展到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进行无限美妙的想像。
起初，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由于我知识有限，概念模糊，字词掌握得也很少，所以我很少发问。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多，词汇量也逐渐丰富，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常常对一件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询问，想了解得更多些。有时会从一个新词里，联想起以前发生的种种经历。
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问起“爱”这个词的意思。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莎莉文老师。她很高兴，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并不愿意让别人吻我。这时，莎莉文小姐就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上拼写出“我爱海伦”几个字。“爱是什么？”我问。
莎莉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用手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
我第一次感到了心脏的跳动，但对老师的话和动作依然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
我闻了闻她手里的紫罗兰，一半儿用文字一半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吗？”“不是。”莎莉文老师说。
我又想了想。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是太阳吗？”
当时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因为它能够使万物茁壮生长。但莎莉文小姐却连连摇头，这使我感到既困惑又失望，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
一两天过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穿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穿。结果老是弄错，莎莉文小姐则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穿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穿好。莎莉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词。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字原来指的是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
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寻求“爱”的解释。那天，乌云密布，间或有阵阵的细雨，突然间，太阳突破云层，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又问老师：“爱是不是太阳？”“爱有点儿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老师回答说。她似乎意识到我仍会感到困惑，于是又用更浅显、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你摸不到云彩，但你能感觉到雨水。你也知道，在经过一天的酷晒之后，花和大地要是能得到雨水会多么高兴呀！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受到她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
刹那间，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感觉到有无数无形的线条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
从一开始，莎莉文小姐就像对待其他听觉正常的孩子那样和我对话，惟一不同的是，她把一句句话拼写在我手上，而不是用嘴说。如果我无法明白那些用来表达思想的字句或成语，她就会提醒我；当我无法与别人沟通时，她也会在旁边提示我。
这种学习过程延续了许多年。一个耳聋的孩子根本无法在数月甚至数年间掌握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并马上加以灵活运用。正常的孩子学说话是靠不断的重复和模仿：在家里，听大人说话，脑子也跟着活动，同时联想说话的内容，因此会自然而然地与他人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耳聋的孩子却无法自然地交流思想。莎利文小姐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用各种方法来弥补我的缺陷。她尽最大可能反反复复地、一字一句地重复一些日常用语，告诉我怎样和别人交谈。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敢主动张口和别人交谈，又过了更长一段时间，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才合适。
知识的世界
我接受的第二个阶段的教育是学习阅读。
刚能用字母拼字后，莎莉文老师就给了我一些硬纸片，上面有一些凸起的字母。我很快就知道了，每一个凸起的字都代表某种物体、某种行为或某种特性。我有一个框架，可以用所学到的字在上面摆出短句子。但我在用这些硬纸片排列短句之前，习惯于用实物把句子表现出来。比如我先找出写有“娃娃”、“是”、“在……上”和“床”的硬纸片，把每个硬纸片放在有关的物体上，然后再把娃娃放在床上，在旁边摆上写有“是”、“在……上”和“床”的卡片，这样既用词造了一个句子，又用与之相关的物体表现了句子的内容。
一天，莎莉文老师让我把“girl”（女孩）这个词别在围裙上，然后站在衣柜里，把“is”（是）、“in”（在……里）、“wardrobe”（衣柜）这几个词放在框架上，这成了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我和老师有时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屋子里的东西常常都被我们摆成了语句。
这些拼卡游戏不过是进入阅读世界的最初阶段。不久，我开始拿起“启蒙读本”，来寻找那些我已经认识的词。一旦找到认识的词，我就会像在玩捉迷藏时逮着一个人一样兴奋不已。就这样，我开始了阅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正规的课程。即使非常认真地学，也只是像玩游戏，而不像在上课。莎莉文小姐无论教我什么，总是用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动人的诗篇来加以说明。如果发现我有兴趣，就不断与我讨论，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孩子们讨厌的事，如学语法，做算术题，以及较为严格地解释问题，在她的耐心指导下，我做起来都兴趣盎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我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
我无法解释莎莉文小姐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有耐心，这也许是因为她和盲人长期接触，所以更了解盲人的需要的缘故吧！她有一种奇妙的描述事物的才能。那些枯燥乏味的细节，她会一带而过，使我从不会感到乏味和腻烦；她也从来不会责备我是否忘记了所交代的功课。她可以把枯燥乏味的科学知识，生动逼真、循序渐进地为我作解释，使我自然而然地记住她讲的内容。
我们经常坐在户外，在阳光照耀的树林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的东西饱含着森林的气息——树脂的松香味混杂着野葡萄的芬芳。
坐在浓郁的树阴下，世界万物都是可供我学习的东西，都能给我以启迪。那些嗡嗡作响、低声鸣叫、婉转歌唱或开花吐香的万物，都是我学习的对象。青蛙、蚂蚱和蟋蟀常常被我捉住，捂在手心里，静静地等候着它们的鸣叫。还有毛茸茸的小鸡、绽开的野花、木棉、河边的紫罗兰，那柔软的毛绒绒的棉花，那微风吹过玉米田发出的飒飒声，玉米叶子互相碰撞的沙沙声，那被我们抓住的在草地上吃草的小马，它那愤怒的嘶鸣以及嘴里发出的青草气息……这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有时候，天才刚刚亮，我就起身溜进花园。此时，晨雾正笼罩着花草，几乎没有人晓得用手轻轻握住玫瑰花的乐趣，也没人知道百合花在徐徐的晨风中摇曳的美姿。在采摘鲜花时，有时会一下子抓到钻在花蕊里的昆虫，我可以感觉到它们在受到外界压力、举翅欲飞时发出的细微振动。
我们也喜欢到果园去。在那里，7月初，果子便成熟了。毛茸茸的大桃子伸手可得。微风吹过树林时，熟透了的苹果就会滚落在地。我把落到脚旁的苹果捡起来，用围裙兜着，如果把脸贴在苹果上，就会体味到上面太阳的余温，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我常快乐地跳跃着回家。
我们最喜欢到凯勒码头散步了，那是田纳州西河边一个荒芜破败的码头，是南北战争时为了部队登陆而修建的。在那里，我们往往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一边玩一边学习地理知识。我们用鹅卵石造堤、建岛、筑湖、开河，虽然是玩乐，却也在不知不觉中上了一课。
莎莉文小姐给我描述了我们这个又大又圆的地球上的一切：地球上的火山、被埋在地下的城市、不断移动的冰川以及其他许多奇闻轶事，我越听越觉得新奇。
她用粘土给我做了立体地图，我可以用手触摸到凸起的山脊、凹陷的山谷和蜿蜒曲折的河流。所有这些我都很喜欢，但却总是分不清赤道和两极。莎莉文小姐为了更形象地描述地球，就用线来代表经纬线，用一根树枝代表贯穿南北极的地轴，这一切都那么逼真，以至只要有人提起气温带，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许多编织而成的圆圈。现在来看，假若当时有人骗我说白熊会爬上北极那根柱子，我想我也会信以为真的。
算术是我惟一不喜欢的功课，一开始我便对数字不感兴趣。莎莉文小姐用线穿上珠子来教我数数儿，通过摆弄草棍来学加减法。但是，每次总是才摆了五六道题我就不耐烦了。每做完几道算术题，我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责任，可以出去找伙伴们玩了。
动物学和植物学，我也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学习的。
一次，有一位先生寄给我一些化石，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带美丽花纹的贝壳化石、有鸟爪印的砂岩化石以及蕨类植物化石。这些化石引起了我试图了解远古世界的好奇心。我满怀恐惧地倾听莎莉文小姐讲述那些可怕的野兽，它们的名字不仅古怪而且很难发音。这些猛兽在原始森林中到处游荡，以大树的枝叶当食物，最后又默默无声地死在年代久远的沼泽地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梦中总是梦见这些怪兽，那阴暗可怕的远古时期同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啊！阳光普照大地，百花争芳吐艳，田野中，不时传来我那匹小马悦耳的马蹄声。
还有一次，有人送给我一个美丽的贝壳。老师就给我讲小小的软体动物是如何给自己建造色彩斑斓的安身之所的；在水波不兴的静谧的夜晚，鹦鹉螺是如何乘着它的“珍珠船”泛舟在蔚蓝的印度洋上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对这一切都感到惊讶不已。
在我学过了有关海洋动物生活习惯的知识和趣闻后，老师送给我一本名为《驮着房子的鹦鹉螺》的书。从书中，我学到了软体动物的造壳过程；我了解到了鹦鹉螺奇妙的套膜，会把从海水中吸收的物质转换成身体的一部分；同时，我也领悟到，人类智慧的发展也要经历相同的过程，才会把生活中的经验转化成一颗颗思想的珍珠。
从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莎莉文老师为我买了一株百合花，放在阳光灿烂的窗台上。不久，一个个嫩绿、尖尖的花蕾就伸展出来。花蕾外包着纤细的叶子，缓缓地绽放，好像不愿让人窥见里面艳丽的花朵似的。可一旦开了头，叶子张开的速度便加快了，但依然是井然有序的。最为神奇的是，它们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最大最美丽的，它的姿态要比其他蓓蕾雍容华贵，似乎躲在柔软、光滑的外衣里面的花朵知道自己是神圣的百花之王。等到其他腼腆的姐妹们脱下她们绿色的头巾后，整个枝头便挂满怒放的花朵，芬芳袭人了。
在摆满了花盆的窗台上，有一个球形玻璃鱼缸，不知谁在里面放了11只蝌蚪。当时我兴奋极了，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把手指放进水里，感觉蝌蚪在手指间自由自在地游动。一天，一个胆大的家伙竟然跳出鱼缸，掉在了地板上，等我发现时，它已经奄奄一息了。我把它捡起来刚一放回水里，它就快速地潜入水底，快活地游起来。我想，它既然曾经跳出鱼缸，见识过了世面，现在就该心满意足地待在这玻璃房子里，等待自己变成青蛙的那一天到来了。那时，它将会跳进花园的池塘中，用它那优雅的情歌把美好的夏夜变成音乐的世界了。
就这样，我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知识。是莎莉文老师让我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爱的喜悦和惊奇之中，让生命中的一切都充满了爱意。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体味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她每时每刻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有意义。她认识到，孩子的心灵就像溪水沿着河床千回百转一样，一会儿映出花朵，一会儿映出灌木，一会儿又映出朵朵白云，总之是佳境不断。她用尽心思给我引路，因为她明白，孩子的心灵和小溪一样，只有不断用山泉来补充，才能汇合成长江大河，才能在那平静如镜的河面上映出连绵起伏的山峰，映出灿烂耀眼的树影和蓝天，映出花朵的美丽面庞。
每个老师都能把孩子领进教室，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使孩子学到真正的东西。我的老师与我相亲相爱，密不可分，我永远也分不清，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自己内心固有的，有多少是她赐予我的。她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沿着她的足迹前进的。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她，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全由她的爱点化而成。
圣诞礼物
莎莉文小姐来到塔斯甘比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一件大事。家里每个人都准备给我一个惊喜——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但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我和莎莉文小姐也在准备给其他人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我兴奋地猜测着人们将要送给我的礼物，我的朋友们以隐秘的提示和不完整的句子来引发我的好奇心，他们要在适当时候才揭开哑谜。莎莉文小姐和我则继续着猜测游戏，这样比其他固定的功课更能使我了解语言的用途。每个傍晚，我们都会围坐在暖暖的火炉旁，玩我们的猜谜游戏。圣诞节越临近，我们就越兴奋。
圣诞前夜，多斯康比亚的学生们邀我参观他们的圣诞树。那棵美丽的树立在教室的中央，在柔和的灯光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树枝上挂满了稀有的水果。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快乐。我欣喜若狂地围着圣诞树又蹦又跳。当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将会得到一份礼物时，我真高兴极了。而那些布置圣诞树的人，则很和气地帮我递礼物给其他的儿童，我也很愉快地递着礼品，并没有停下来摸自己的一份。在我准备去取时，真希望圣诞节马上来临，我几乎等得不耐烦了。我知道，我所得到的礼物并不是朋友们所暗示的，老师说我将得到的那些礼物会比这些好得多。不过她叫我耐心等待，因为所有的谜团都会在第二天早晨揭晓。
那天夜里，也就是平安夜，我挂好袜子之后，久久无法入睡。其实，我一直保持着警觉，想看看圣诞老人来的时候，他究竟要做些什么。但是，我困得实在不行了，不久，就进入了梦乡，怀里抱着新得到的娃娃与白狗熊。第二天清早，我第一个起来，全家人都被我“圣诞快乐”的祝福声唤醒了。我发现，不单只是长袜子里，桌子上，椅子上，甚至门槛和每一个窗台上都令我惊喜不已；在我跌跌撞撞地碰到的每一个纸包里，都藏着让我惊喜的圣诞礼物。而当老师送给我一只金丝雀时，我高兴得更是无法形容。
我给这只金丝雀起名叫蒂姆。小蒂姆真是驯服极了，它会在我手指上跳来跳去，还会从我手中吃红樱桃。莎莉文小姐教我该怎样照顾我的新宠物。每天早晨，吃过早餐后，我便打扫鸟笼，添加饲料和换水，并在它的秋千上挂一枝蘩草。
一天早晨，我把鸟笼放在窗台上，然后去取水来给它洗澡。回来开门时，感觉有一只大猫从我身边飞似的擦过。起先我并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当我把手放进鸟笼时，我没有摸到蒂姆的美丽翅膀，它尖尖的小嘴也没有啄着我的手指，这时我才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再见到那甜蜜可爱的小歌手了。
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
1888年5月，我开始了波士顿之行，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现在想来，这一切仿佛都在昨日，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这次旅行和两年前去巴尔摩有天渊之别。我已不是那个兴奋好动，且需要火车上所有人都照顾和安慰才能快乐的小家伙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的身旁，她兴致盎然地告诉我车窗外她所见到的一切：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田、山丘、树林，车站上叫卖糖果和玉米花的黑人。
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破旧大娃娃“南茜”，它穿了一件方格衣裙，戴了一顶有褶皱的遮阳帽，一双玻璃珠子做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有时，当我没有全神贯注地听莎莉文小姐的讲述时，便会想起“南茜”的存在，于是把它抱起来，不过我通常会让自己相信她已睡熟了。
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提到“南茜”了，所以我只好在这里说说她抵达波士顿后不幸的遭遇。她全身沾满了尘土——那是我逼她吃的泥饼残屑，虽然她从未表示过喜欢吃泥饼。柏金斯学院的洗衣女工偷偷地带她去洗了一次澡。真难为了可怜的“南茜”。我后来见到她时，她已变成了一堆不成形的棉布了，假如不是她两只珠子做的眼睛略带责备地望着我，我可能不会认出她来。
火车终于进入了波士顿火车站，对我而言，仿佛一个美丽的童话即将变成事实。只是“从前”变成了“现在”；而“遥远的国家”变成了“近在眼前”。
到达柏金斯盲人学院后，我立即和小盲童们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会手语时，真是喜出望外。能够和其他小朋友用手语交谈是多么快乐啊！要知道，在到达这里之前，我还像外国人一样要通过翻译才能和别人谈话呀。过了好一会儿，才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是盲人。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我不敢相信，环绕在我身旁，开心地嬉戏的小朋友们也是瞎子。当我发觉他们把手放在我手上与我交谈，并用手指读书时，我既感到惊奇又感到痛苦。虽然他们已经告诉我，而我也知道自己有生理缺陷，但我一直模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可以听到，必然有一种“第二视觉”，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失去同样的宝贵恩赐时，我感到很意外。但他们是那么快乐、那么活泼。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也很快就在他们的感染下忘掉了一切痛苦。
日子一天天地逝去，我热切地寻求着一个又一个快乐的经历。那段时间里，我把波士顿看成是整个宇宙，甚至不太相信还有其他的世界存在。
在波士顿期间，我参观了本克山。我在那里上了自己的第一堂历史课。勇士们曾经在我们脚站的地方英勇作战，这样的故事使我兴奋得很。我一面爬纪念碑上的石阶，一面想像着当年勇士们英勇作战的情景。
第二天，我们乘船去普利茅斯。这是我的第一次海上旅程，也是第一次坐汽船。海上生活真是充满了乐趣！但刚开始，机器的轰鸣声使我误以为是打雷，于是便急哭了，因为我怕下雨，那样我们便不能在户外野餐了。
在普利茅斯，那块移民登陆时曾经踩过的大岩石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用手抚摸这块岩石时，当年移民们艰苦跋涉的事迹仿佛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在参观移民博物馆时，一位和蔼的先生给了我一块小小的普利茅斯岩石的模型。我常常抚摸着它的弯曲处，抚摸中间的裂缝和上面凸起的“1620年”几个数字，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奇妙的早期英国移民的故事。
在我的想像中，那些清教徒是最勇敢、最慷慨，能在异乡成家立业的伟人。他们不但为自己争取自由，也为他们的同胞争取自由。可若干年后，当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迫害行为时，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与失望。他们的行为，令我们有一种羞辱感。
我在波士顿所交的朋友中，有威廉·艾地克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对我很和善，这使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一天，我们应邀去拜访他在贝弗利农场的美丽家园。我很高兴地记得，我是怎么穿过他们的玫瑰园的，他们的狗（大的叫李奥、小卷毛长耳的叫弗利兹）都跑来欢迎我，而跑得最快的是叫尼荣勒的马，它也把鼻子伸在我手里，要我去轻拍它。
我还记得，我们去了靠近农场的海滩，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滩上玩耍。那片硬而平的沙滩跟布鲁斯特的松软而夹杂着海藻和贝壳的沙滩有点不同。艾地克先生告诉我，有许多大船从波士顿驶过这里，前往欧洲。以后我又见过他几面，他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确实，当我称波士顿为“美好的城市”时，我心中正深深地怀念着他。
拥抱大海
在柏金斯盲人学校放暑假前，莎莉文老师和她的好友霍布舍夫人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起到科德角的布鲁斯特海滨度假。在那段日子里，我兴奋极了，脑海里净是未来愉快的日子，以及有关大海的各种神奇而有趣的故事。
那年暑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海。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近海洋，甚至连海水的咸味都没有尝过。不过，我曾在一本厚厚的叫做《我们的世界》的书中，读过一段有关大海的描写。这使我对海洋充满了好奇，渴望能够触摸一下那茫茫的大海，感受一下那汹涌澎湃的波涛。当我知道我的夙愿就要实现时，小小的心脏激动得跳个不停。
她们刚替我换好游泳衣，我便迫不及待地在温暖的沙滩上奔跑起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海水。我感到了巨浪的冲击和沉浮，这令我快乐得有些战栗。突然，我的脚不小心撞上了一块岩石，随后，一个浪头打在我头上。我伸出双手，拼命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只有海水和一些绊在脸上的海草。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浪花好像和我玩耍一样，把我抛来抛去，弄得我晕头转向，真是可怕极了。我的脚下没有了广大而坚实的土地，除了这陌生的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的海浪外，似乎世上所有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没有生命，没有空气，没有温暖，也没有爱。
最后，大海似乎对我这个新的玩物厌倦了，终于又把我抛到岸边。莎莉文小姐立即把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哦，多可亲、多温暖的怀抱啊！当我从恐惧中恢复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是谁把盐放在海水里的？”
同大海的第一次接触，我就尝到了大海的厉害。打那以后，我便不敢下海了，但我喜欢穿着游泳衣，坐在大岩石上去感受海浪击打岩石的感觉，喜欢迎接向我迎头泼来的骤雨般的浪花。我可以感觉到浪花在猛烈地拍打海岸，狂怒的海浪似乎在摇撼着整个海滩，空气也随着海浪在颤动似的。海浪打在岩石上破碎了，退了下去，随后又聚拢来，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我一动不动地死死扒着岩石，任凭愤怒的大海冲击和咆哮！
我开始对海岸眷恋不舍了，那种纯净、清新的气味，可以使人变得更清醒、更冷静。贝壳、卵石、海草以及海草中的小生物，都对我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
一天，莎莉文小姐在岸边浅水中捉到一个正在晒太阳的很奇特的家伙。那是一只长得很大的马靴蟹，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我好奇地去摸它，奇怪它怎么会把房子背在背上。我突然心生一念：把它拿回去喂养。于是，我抓着它往回拖。大螃蟹很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拖了一里半路。
回到家里，我缠着莎莉文小姐把它放在井旁的一个我认为安全的水槽里。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到水槽边一看，螃蟹竟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溜走的。一时间我十分气恼，但是，我也渐渐地认识到，把那可怜的不会说话的东西圈在这里，是既不仁义又不明智的行为。过了些时候，我猜想它也许是回到大海里去了，于是心情又愉快了起来。
山间秋季
那年秋天，我带着愉快的回忆，回到了我南方的家乡。每当我想起这次北方之行，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便一起涌向我的脑海。
就像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开始一样，这次旅行也把簇新而美丽的世界横陈在我的脚下，我的每一个举动，都能获得快乐与知识。我要更深切地了解每一件事，因此，我片刻不停地忙碌着。就像那些短命的小昆虫一样，我希望也能把自己一生要完成的事浓缩到短短的一天之中经历完毕。
我遇到许多人，她们在我的手中拼写着与我交谈，在彼此的思想上引起了阵阵快乐的共鸣。是啊，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绵延于我与他人的心灵之间的贫瘠地带，现在开满了繁茂的花朵。
在距离多斯康比亚约14英里的一个小山冈上，有我们的夏季别墅。在那里，我和家人度过了秋天。这个地方被称为羊齿石场，是因附近有一个久已废弃的石炭岩坑而得名的。山冈上有许多泉水，它们汇集成3条清澈的小溪，从山冈上蜿蜓流下，遇到岩石拦阻时，它们便像小瀑布般轻快地四处跳跃。空旷的地方长满了羊齿植物，石灰岩坑也完全被遮盖住了，甚至连小溪也被隐匿起来。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林，有高大的橡树，也有挺拔的冬青树。它们的树身好像石柱一样，树枝挂满了长青藤和槲寄生的树的小枝；还有柿树，它的香味弥漫在树林的每一个角落，令人陶醉，使人心旷神怡。在有些地方，野葡萄的葡萄藤蔓延在树间，形成很多藤架，吸引了无数蝴蝶和嗡嗡的小昆虫。我们常常在黄昏时分陶醉在树林中，日落的时候，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清爽气息，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的别墅坐落在山顶的橡树与松树间。房子很小，分为左右两排，有一条宽阔的走廊环绕着房子，那里弥漫着从树上发出的香气。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走廊上——在那里工作、饮食和玩耍。后门旁边有一棵白胡桃树，楼梯是环绕着它而建的。橡树和松树都离房子很近，在走廊上我就摸到它们，并能感到风在摇动树枝，树叶在秋风中瑟瑟飘落。
常常有很多人来羊齿场探望我们。晚上，男人们就围在篝火旁玩纸牌，或以聊天和游戏来消磨时光。他们常常夸耀自己打猎的本领有多么高超——打到多少野鸭、火鸡，捉到多少“野蛮的鳟鱼”，如何抓到最狡猾的狐狸，怎样智胜最聪明的松鼠和捉住最敏捷的鹿……他们总是讲得神乎其神。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常常想，无论多么凶猛狡猾的野兽，都逃不过这些诡计多端的猎人。“明天去打猎”成了这群快乐的朋友们散会时的道别辞。晚上，这群人就睡在房外的大厅里，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睡在临时铺位上的猎人们以及猎狗的呼吸。
破晓时分，我被猎枪的摩擦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吵醒，猎人们又要出发了。我能感觉到马的嘶鸣声，这些马是猎人从城里骑来的，它们被拴在树下过了一整夜，正不耐烦地等着离去。终于，那些人上马了，伴随着古老的歌声、马鞭的啪啪声，猎人们又一次地奔向森林，猎犬奔跑在前面开路。
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准备野餐。我们在地上已经被掘好的深洞里点上火，上面架上大木棍，用铁杆把肉穿在上面烤。几个黑人蹲在火旁，用长树枝赶苍蝇。烤肉的香味使我远在用餐前就感觉到肚子在咕咕直叫了。
在我们热热闹闹准备野餐时，猎人们回来了。他们又热又累，坐骑也汗流浃背，疲倦的猎犬呼哧呼哧地喘息着。人们的神情显得很沮丧——他们一只猎物也没猎到！每个人都说他曾看到一只以上的鹿，而且那鹿就在咫尺之外的地方；虽然猎犬会追猎物，虽然他的枪也瞄得很准，但勾动扳机时，却连鹿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他们就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男孩——说自己发现了一只兔子，其实，他发现的只不过是兔子的足迹而已。
不过，猎人们很快便忘记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大家开始坐下来吃午饭。不过，吃的不是鹿肉等野味，而是牛肉和烤猪肉——谁让他们打不到鹿呢？
这年夏天，我在羊齿场饲养了一匹属于我的小马。我叫它“黑丽人”，因为我刚刚读过一本有趣的有关马的书。书中所写的那匹马和这匹马在各方面都很相似，从它那光滑的黑毛到额上的白斑都如出一辙。我在它的背上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我骑在马上，在老师认为比较安全时，便会放开马缰，让“黑丽人”自由地在林中漫步，或任意地停下来吃草，或细嚼羊肠小径旁的树叶。
早晨不想骑马时，我便和老师在早餐后到树林里散步。兴之所至，便故意让自己迷失在树林和葡萄藤中。直到没有路可走或是碰到不能通过的丛林时，我们才会兜个大圈子——其实这样很有趣。归来时，我们总要把一些桂花、秋麒麟草、羊齿植物和一些只长在南方的华丽的沼泽花朵带回别墅。
有时候，我还和米珠丽及表弟妹们去采摘柿子。我是不吃柿子的，但是非常喜欢它们的芳香，并且喜欢在叶子、草堆中寻找它们。此外，我们还爱采集硬果。我常帮她们剥栗子皮或帮她们砸开山胡桃的壳——又大又甜美的胡桃！
山脚下有一条铁路，常有火车疾驶而过。听到汽笛声后，我们便会跑到阁楼上看从远方疾驶而来的火车。有时，米珠丽还会兴奋而紧张地告诉我，有一只牛或马在铁轨上乱闯。大约一英里路外，有一座铁桥横跨在很深的狭谷上。这座桥很不易走过去，枕木间的距离不仅大而且窄，走在桥上就像是走在刀锋上一样。我从来没有走过这铁桥，直至有一天，米珠丽、莎莉文小姐和我在树林中迷了路，走了好几个钟头都找不到一条出路。
忽然，米珠丽用她的小手指着大叫：“铁桥就在那里了！”
其实，我们宁愿绕远，也不愿过这座桥，可是天已渐渐黑了，我们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就只好过这座桥了。我用脚试探着铁轨，确定能够很顺利地前进，这才使我不那么害怕。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喷气声音。“我看到火车了！”米珠丽大叫道。
好险啊，倘若不是我们及时发现并立即卧倒在铁轨旁，我们可能已经被压死了。我感到火车头的热气喷在我脸上，蒸气和灰烬几乎把我呛死。火车隆隆而过时，铁桥震动得很厉害，我还以为我们会被冲到下面的深渊里去呢。火车驶过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爬回路轨。我们回到家时，天已经很黑了，可别墅内空无一人。原来，一家人全都出动去找我们了。
到北方生活
在那次波士顿之行以后，我几乎每年冬天都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庄过冬，在那里，我见到了封冻的湖泊和白雪皑皑的广阔原野。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冰雪世界的无穷魅力。
我惊讶地发现，大自然的怪手剥去了树木和丛林的绿色外衣，只剩下零星的几片枯叶。鸟儿飞走了，光秃秃的树上只留下堆满积雪的空巢。高耸的山岭和广漠的原野上，到处是一派萧瑟的景象。冬之神施展的点冰术已使大地僵化麻木，树木的精灵也已退缩到根部。在那黑洞洞的地下，蜷缩着熟睡着的生命，无声无息的，像是死了一样。甚至在阳光很足的白天，它们也仍萎缩着，就像它们的血管已经枯萎衰老了一样。
有一天，天气阴得很厉害，这预示着暴风雪即将来临。没多久，雪花开始飘落了，我们跑出屋外，用手去接住那些飘落下来的雪花。雪花无声无息、纷纷扬扬地从天空中飘落到地面，一连下了好几个小时。清早起来，原野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几乎分辨不出村庄的原貌了。道路被白雪覆盖着，看不出任何一个可以辨认道路的标志，惟有光秃秃的大树在雪地里矗立着。
傍晚，突然刮起了一阵东北风，狂风把积雪卷起，雪花四处飞扬。家人围坐在熊熊的炉火旁，讲故事、做游戏，完全忘却了自己正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之中。夜里，风越刮越猛，雪也越下越大，屋檐被大雪压得嘎嘎作响，屋外的大树也左右摇摆，折断的树枝不停地敲打着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这使我感到可怕极了。
一直到第三天，大雪才停了下来。太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照在广阔的平原上。到处都是被雪堆积而成的奇形怪状的雪丘。
我披上头巾和斗篷，和家人一起走出来，在雪地里铲出一条狭窄的小路。空气冷嗖嗖的，脸颊被风刮得生疼。我和莎莉文老师一会儿走在小路中间，一会儿走到积雪中，终于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了一片松林旁。再过去就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场了。
松树矗立在雪地中，披着银装，像是大理石雕成的一样，但现在已经闻不到松叶的芬芳了。阳光照在树枝上，就好像钻石般熠熠闪光，轻轻一碰，积雪就像雨点一样洒落下来。雪地上反射的太阳光，穿透了蒙在我眼睛上的那一层黑暗，也让我感到了光的眩目。
积雪在慢慢地融化，在它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另一场暴风雪又来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黑色的土地，它们被大雪完全盖住了。树木上的冰凌偶尔会融化，可是很快又会披上一件相同的白衫。芦苇和矮草丛都枯黄了，阳光下的湖面也变得又冷又硬。
那年冬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我们就从坡度很大的地方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孩子使劲一推，雪橇便往下猛冲。穿过积雪，跃过洼地，径直向下面的湖泊冲去，一下子穿过闪闪发光的湖面，滑到了湖的对岸，真是好玩极了！多么有趣的游戏呀！在那风驰电掣的一刹那，我们似乎与世界脱了节，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学会说话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发出声音。我常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去触摸嘴唇，然后发出一些声音。任何有声音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喜欢猫叫和狗吠。我还喜欢把手放在唱歌者的喉咙上，或者用手去按钢琴的键盘。在我丧失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学习说话的能力很强。自从得了那场病后，因为我听不见，所以也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常常坐在母亲膝上，把手放在她的嘴唇上，因为我觉得她嘴唇的动作很有趣；虽然我已忘记了什么是说话，但我也会学着他们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我的家人说，我哭和笑都很自然，有一阵子我还能发出声音，并能拼上几个单词。但我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要与人交谈，而是要训练自己的说话器官。有一个词的意思我仍然记得，那就是“水”，不过，生病后我一直把它发成“WaWa”的音。而且，我那时已忘记了它的意思，直到莎莉文小姐教会我用手指拼这个字后，我才重新弄懂它。
很久以前，我便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交谈，在我不知道耳聋的人也可以学习说话以前，我就已经对自己的这种交谈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完全依赖手语的人，总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越来越无法忍受，我极力地想要改变这种束缚。我的这种想说话的欲望，就像一只想要迎风飞翔的鸟儿一样强烈。我坚持着使用我的唇和声音。朋友们一直想打消我学习说话的念头，他们害怕我学不好，那样我会更失望，但我仍然坚持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听到了关于娜希·卡达的故事。
1890年，曾经做过劳拉·布里奇曼老师之一的拉曼逊夫人从挪威与瑞典访问回来后，便来我家探望我，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名叫娜希·卡达的聋盲女孩，她已经学会了说话。拉曼逊夫人还没有说完这个女孩子的成功事迹，我就已经欣喜万分了，我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但单靠我自己练习所取得的进步很小，我的老师就带我去见贺瑞斯曼学校的校长莎拉·福勒小姐，请求她指导我学习说话。幸运的是，这位和蔼的女士愿意亲自教我。
于是，我在1890年3月26日开始跟她学说话。福勒小姐的方法是这样的：她让我把手放在她脸上轻轻触摸，让我感觉她发音时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很热切地去模仿每一个动作，一小时后我便学会了6个字母：M,P，A,S，T,L。福勒小姐一共给我上了11课。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说出我有生以来第一句话——“天气很暖和”时，我是何等的惊讶和喜悦。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啊！
不要以为，我在这短短时间内就真的能够说话了，我只不过是学会了说话的要领而已。我发出的这种含糊不清的音节，只有福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而大多数的人，却只能了解我说的一百个词中的一个。而且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后，还需要她们的帮助才能完成后面的工作。倘若没有莎莉文小姐的耐心辅导，我不可能如此神速地迈向自然的言语。起先，我日以继夜地苦练，但这也只能令我最亲近的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后来，在莎莉文小姐不断地帮助下，我尽可能地使发音清楚，并用各种不同方法把声音连起来，发出让人能听懂的语言。甚至到现在，她还是每天都提醒我，有些字的发音不正确。
只有教导过聋哑儿童的老师才会明白我发音时的感受，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必须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观察老师的嘴唇时，我只能依赖手指。我不得不用触觉去把握喉部的颤动、口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而这种感觉往往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惟有重复这些词或句子，有时必须练上好几个钟头，我才能学会正确的发音。我的工作就是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会令我很沮丧，但想到回家后可以向亲人们展示一下我所学到的东西时，我便立刻信心大增，继续练习，因为我期待着他们能为我的成功感到愉快。“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个念头时刻鼓舞着我，是它让我战胜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在那段时间，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现在不是哑巴了”。我期待着能和母亲自由地谈话，并从她的嘴唇中感觉到她的喜悦与痛苦。因此我不再沮丧，并且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时，真是惊讶不已。因此，我在以后自己用口说话时，便不用手语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仍然用这种方法与我说话，因为这样会比让我读他们的嘴唇快捷得多。
或许，我最好能在这里解释一下手语的用处，因为很多人都对它感到难以理解。人们与我谈话时通常使用单字手语，要把字母一个一个地写在我的手上，我感觉着手指的移动，就像你们阅读的时候一样。长久的练习，使我的手指变得很富有弹性，有些朋友写得也很快——好像打字专家使用打字机时一样快。
在我能够讲话后，顿觉归心似箭。终于，最快乐的时光来临了——我可以回家了！在回家的途中，我不断地和莎莉文小姐谈话，这并不是为了闲聊，而是为了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来提高我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抵达多斯康比亚站，我的家人在月台上拥抱了我。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了解我所说的每一个音节，她以一种无言的快乐，将我紧紧地抱入怀中。我的眼中也充满了泪水。米珠丽也能听懂我所说的意思了，她也拉着我的手吻了一下，高兴地跳了起来。当父亲以沉默的拥抱来表达他以我为荣的感情时，我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实现了：“高山和丘陵要在你面前爆发，为你歌唱，原野中所有的树木也将为你拍手欢呼！”
童年时代的一朵乌云
1892年冬天，一朵乌云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我郁郁寡欢，很长时间都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书本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依然会不寒而栗。
那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为了澄清此事，我必须把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以讨回我和莎莉文小姐应该得到的公道。
那是我学会说话后写出来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不同季节的美丽树叶，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当时我还以为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在脑子里创作的呢，于是我热切地希望能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流畅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在笔尖跳跃着，一字字一句句都写在了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
现在，如果有什么故事毫不费劲地涌入我的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的我对这种观念界限很难分辨。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因为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
故事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又是如何被那些念错所以需要重念的字困扰着。晚餐时，我又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谁都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想不起有谁给我读过这篇小说。于是，我大声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以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件生日礼物，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痛苦。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这使我非常得意。但是，我很快就跌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我到波士顿没多久，就有人发现，《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的小说十分类似，这篇文章在我出世以前就已写成，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当我了解以后，我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受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过的痛苦。我感到羞耻，而我最爱戴的那些人也受到了猜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回忆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可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模糊记得莎莉文小姐曾提到过一个名叫杰克·费罗斯特的人，说他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诗，题目叫《霜的异想天开》，可我并没有引用它们呀。
最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但还是对我很宽厚。但事情还是在继续恶化，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尽量表现出一副神情愉快的样子。
庆祝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时，我在同学们演出的一场假面剧中扮演了谷物女神。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一身很漂亮的服装，头戴一个用色彩斑斓的树叶做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满是水果和谷物。但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下，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到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说的某些话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对我细心照顾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认为，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问题。
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他们是在迫使我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怀疑，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语无伦次地回答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心怦怦乱跳。虽然我明知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但却丝毫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盘问结束，当我可以离开时，我觉得头晕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头号啕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我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这段悲苦的日子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了，使我渐渐淡忘了那些深入入骨髓的哀伤。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也没有听说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书。于是，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仔细调查了这件事。最后发现，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康贝尔小姐的书《小鸟和它的朋友》，正是那年夏天，我们和她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霍布金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一些小说给我念过。霍布金夫人解释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小鸟和它的朋友》或许也在那时给处理掉了。
那时候，故事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故事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我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娱乐的孩子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并希望老师回来后，能讲解给我听。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没有跟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也许是因为她一回来就开始阅读《方德诺小爵士》，使我脑子里没有多余的空间来想其他事。但霍布金夫人也许曾给我念了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又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以至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也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但是，这个美好的预言却一直未曾实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文字游戏了，我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它们确实不是从那些书中读来的句子为止。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我也许再也不会去写作了。
后来，我找来《霜仙》读了一遍，再看我那时写的一些信，结果发现我所用的字句和观点，与那本书有很多雷同之处，例如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信，感情和语言风格与康贝尔小姐的著作一模一样。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也像其他许多信一样，在一些段落和措辞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
例如在一封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惟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而这正是康贝尔小姐那篇小说中的句子。
把自己喜欢的句子同化，然后把它当作自己的想法再另写出来，这种情况常常在我早年的信件和初期的作品中出现。比如，我在一篇描写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文章中，就曾套用了一些不知出处但却生动而又变幻多端的描述。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古迹，对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情有独钟。因此，我在读书时便特别细心地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能取悦于他的语言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在称赞我的这些描写古城的作文时也说：“饶有诗意。”
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呢。不过，我也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把它看成一文不值，这起码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了。
早期作品只不过是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人一样，要经由模仿和吸收，才能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凡是在书中能引起我兴趣的东西，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
史蒂文森曾经说过：初学写作的人，一般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钦羡的作品，然后以一种惊人的变化力来转化它。哪怕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很好地驾驭所有的文字。
也许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过程。说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书里看来的，也许书上的东西早已成为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结果，我的大部分作品就像我学缝纫时用各式各样的破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虽然其中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
同样，我的作文虽然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我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是，当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的过程就像是摆七巧板，在我们脑子里先有了一个图样，然后再组织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但有时想出来的词不一定合适，即便这样，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因为我知道，既然别人能成功，那么我也一定能成功，怎么可以轻易认输呢？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有所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最终战胜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痛楚。
从另一方面说，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对我也不无好处，它迫使我认真地思考有关写作的一些问题。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以后，安那诺斯先生给麦西先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8人组成的：4个盲人，4个眼睛没毛病的人。其中4人认为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有人给我念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其余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安那诺斯先生说，他当时是站在后一种人一边的。
其实，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都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就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和一种不祥的预感。站在这间屋子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在这以前，也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里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阵子。我感觉得到，起初，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的确，当时我几乎没有思考我该说些什么以及人们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写出来，是因为它对我早期的生活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所有相关的事实，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事件发生后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在与亲人团聚的日子里，我很快乐，所有的忧愁都被我抛在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来临。地上落满了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秋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了酱紫色。我正是在这时开始写回忆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的，这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我不知为什么变得很敏感，总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事件。有时在谈话中，一种深层的意识会闪过我的脑海，我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又是跟很久以前某部作品一样，该怎么办？”一想到这儿，我的手就抖个不停，这一天就什么也写不下去了。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也会感到同样的焦虑和不安。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了使我恢复昔日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有关我的生活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受益，否则我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我谨慎小心，但却不屈不挠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在一旁指导我。她知道，只要我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树立信心，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很抽象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摆脱那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留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世界博览会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我在华盛顿做了一次旅行，之后又去游览了尼加拉瓜大瀑布，接着又参观了世界博览会。
那年的3月份，我们来到尼加拉瓜大瀑布。站在美洲瀑布的岩顶上，我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和脚下的大地都在不停地颤动。这使我的心情异常激动，这种情绪是我用笔墨所无法形容的。
很多人都感到奇怪，像我这样又聋又哑的人怎会对尼加拉瓜大瀑布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总是问我：“这样的美景对于你有什么意义呢？你既看不见浪涛涌上河滩，也听不到它们的咆哮，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它们的意义重大极了。但我不能完全解释得出它们所给予我的巨大力量，就犹如我不完全解释得出爱情、宗教或道德所给予我的力量一样，因为它们的力量都是极其巨大且无法估量的。
1893年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还有贝尔博士参观了世界博览会。现在回想起来，我儿时的许多幻想在那个夏天都变成了美丽的现实，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之前，我每天都在幻想着环游世界，那一天，世界各地的人民所创造的各种奇迹终于都呈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和感受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感受着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
那一年，我还参观了博览会的万国馆，它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一样，里面充满了各种新奇的事物。这里陈列着印度的湿婆（印度三大神之一）与象牙雕刻的其他诸神，还有开罗城的模型、伊斯兰教寺院与金字塔，而且在那里还有一个供人游览的仿造的威尼斯的环礁湖。每个黄昏，当城市的灯光亮起时，我们就会来湖上泛舟。我还参观了一艘海盗船，在波士顿时，我就曾到军舰上开心地玩过，因此我也很希望到海盗船上去看看。这是一艘只有一个人驾驶的海盗船。船上的水手叫怀金，他一个人在海上驾船航行，勇敢地冲过风暴，追逐那些敢在海上与他争霸的船只。他凭自己的智慧、体力、自信以及自立的精神作战，而不像今天的水手们那样简单地依靠机器。
距离这艘船不远有一个“圣玛丽亚号”船的模型，我也参观了一番。船长带我参观了哥伦布的船舱，在船舱正中摆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有一只沙漏。这个小小的仪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使我产生了一连串的想像，当这位英雄般的航海家面临同伴的阴谋暗算时，他看着沙粒一滴滴漏下来，一定也感到焦躁不安吧？
世界博览会的主席希尔波顿先生特别准许我抚摸那些展品，我像面临一大批宝藏一样，迫不及待地用手指触摸着这些伟大的杰作。每件展品都令人着迷，尤其是那些法国的天使铜器，它们维妙维肖，极其逼真，就如同真的天使下凡一般。
在好望角的陈列室里，我还了解了很多开采钻石的过程，我不时地用手去摸那些转动中的机器，以便更清楚地知道如何称量钻石，如何将钻石加以分割和磨光。我在淘洗槽中寻找摸索时，竟真找到了一颗钻石，这引来了人们的连声称赞，因为他们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一颗真钻石。
贝尔博士一直陪伴着我们，并为我们描述了许多有趣的事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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