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干才,李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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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战纪实试读：
前言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之际，我国将与俄罗斯等世界上曾经遭受过法西斯侵略蹂躏的国家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隆重纪念这场属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对于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示我国政府和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悍然向中国守军开炮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这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球，世界当时人口总数的80%的20亿人口受到波及。
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两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拖进了战争深渊，迄今为止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浩劫和灾难，伤亡总数超过1.9亿人。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伤亡就达3500多万。在长达14年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军队灭绝人性，他们肆意烧杀奸淫，大量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了一个个无人区和万人坑，在我国广袤土地上导演了无数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仅南京一地，日军就一次屠杀了我手无寸铁的同胞30余万，其残暴兽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70年前的广大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面对凶恶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可谓是可歌可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也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一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深刻认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了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话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这就是我们编撰这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纪实》的初衷。本套作品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两大部分，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以整个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等，全景式全纪实地展现了整个历史的恢宏画卷，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PART 1根据地的艰难创立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城已属深秋，一阵小风吹来，路上的行人不禁瑟瑟发抖，道路两旁树枝上的树叶，也开始随风飘零，整个五台城显得愈发萧瑟。
此刻，距离五台城不远的第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个办公室内，师长林彪骑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若无人地凝注着墙上的一幅军事地图。副师长聂荣臻与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则在低声商议着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具体事宜。聂荣臻奉命创建根据地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城已属深秋，一阵小风吹来，路上的行人不禁瑟瑟发抖，道路两旁树枝上的树叶，也开始随风飘零，整个五台城显得愈发萧瑟。此刻，距离五台城不远的第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个办公室内，师长林彪骑坐在一张椅子上，仿若无人地凝注着墙上的一幅军事地图。
旁边的副师长聂荣臻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明白，林彪对“繁琐的家务事”一般都不太感兴趣。回头看了林彪一眼以后，聂荣臻就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那么，林彪以“繁琐的家务事”为由不予理会、聂荣臻主动让罗荣桓做主去分的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第一一五师的干部，因为刚刚接到命令，第一一五师要“分家”了。
第一一五师刚刚成立不久，为何又要“分家”了呢？这还要从当时中国抗战形势这个大背景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明确提出我军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会议还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国共抗战开始后，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国民党主力部队节节败退。随着华北地区抗日战局急转直下，9月24日，毛泽东发电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开辟工作。”
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到在五台山脉建立根据地，这个工作将由那支部队负责实施呢？当然是第一一五师。
第一一五师全称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是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的。所辖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分别由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改编组成。红一方面军机关和红军第七十四师分别改编为第一一五师机关和师直属队。该师由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
第一一五师挺进华北时，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一些军队正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侵入晋北的日军继续南进。9月25日，第一一五师军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1000多人。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平型关大捷之后，第一一五师从平型关开始向五台方向转移。山西五台城边的河东村，随之成为了第一一五师师部的所在地。
平型关大捷之后，毛泽东连忙发电指出：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惨败连连，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国民党惨败可能会带来的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明确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一一五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平型关大捷（油画）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队，歼其1000余人的战斗。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次完胜。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加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通过此次战斗，八路军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指示，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受命以后，聂荣臻想了很多，他明白，自己的任务很重。首先在兵力上，自己只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再加上各地方工作团，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00人。兵力不多，要负责的地盘却不小，在晋、察、冀三省交界这片广阔的地区，我军不仅要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还需要和当地的一些武装周旋，手底下没有一些过硬的干部可不行啊！
按照中央部署，第一一五师“分家”时，主力部队将随林彪转移，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一五师的干部将如何分。为了解决干部问题，才有了这次林彪、聂荣臻等人参加的这次“分家”会议。
看到林彪继续凝视地图，聂荣臻也提出让自己主持这次“分家”，罗荣桓也不再客气。至于如何分，罗荣桓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林彪带走的是主力部队，分到的干部自然多；相对而言，聂荣臻分到的干部也就要少一些。但聂荣臻接下来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分得的干部虽然少，但一定要很得力才行。
按照这个思路，像搞后勤工作的查国桢，搞卫生工作的叶青山被留了下来；政治部留下了潘自力、余光文；司令部留下了刘彬、黄鹏、刘显宜、路遐、李廷赞等。不仅如此，罗荣桓还留下了师随营学校。当时，师教导大队队长孙毅，自告奋勇要求留下来办学，为部队培养管理干部。看到留下的干部虽然少，但个个得力，聂荣臻非常满意。
第一一五师“分家”的时候，八路军总部还没走，聂荣臻就到总部去了一趟。副参谋长左权把唐延杰推荐给聂荣臻当参谋长。聂荣臻欣然答应了。其实，对于这个唐延杰，聂荣臻早就认识了。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之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来找聂荣臻分配工作，聂荣臻就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唐延杰在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任作战处长，以后又任副官长。
参谋长的人选确定了。聂荣臻又提出缺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邓小平告诉他，可以考虑把舒同调去担任此职。舒同现在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字写得很好，曾被毛泽东誉为“马背书法家”，当时正率工作团在五台、定襄一带开展工作。就这样，政治部主任人选也确定了。
有了这些干部加入之后，聂荣臻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家底”：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以及团部的政治处、供给处。此外，还包括第三四三旅派往平山、井陉、平定地区的工作团，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派往平山、盂县地区的工作团，第六八五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带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把这些“家底”全部加在一起，总共约3000人，这就是日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基础。
虽然留下来的人数很少，但聂荣臻并没有忧虑，因为他明白留下来的部队和干部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有了这些骨干，自己的队伍一定会一步步壮大起来的。
第一一五师完成“分家”以后，林彪率领师主力南下汾河流域和晋南，聂荣臻和留下的部队隔绝在敌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
1937年，北方的冷空气来的格外早，刚刚进入深秋时节，五台山区时而细雨霏霏，时而大雪纷飞。转眼间，五台山山上山下，花草枯萎，树木凋零。天气的骤然转变，并没有能够影响聂荣臻等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激情。这一天，聂荣臻和留在五台地区的几个干部又聚在一起，讨论根据地的开辟问题。
聂荣臻说：“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发展武装。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你们看这3000多人滚雪球怎么个滚法？”
旁边的舒同说：“9月间，我带工作团在五台、定襄一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王逸群、洪水、罗亦经等在繁峙一带发动群众，看到这里的老百姓抗战热情很高，牺盟会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地方还有党的基层组织，只要有支主力部队做骨干，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
到达目的地以后，舒同等人明白，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参加八路军。由于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人民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当时，八路军战士穿的军服与国民党军队又十分相似，当地群众误认为他们是军纪败坏、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军队，自然无人自愿报名参军。
为了让老百姓把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区别开来，于是，舒同就开动脑筋，最后终于想出了几个办法：一是无论晴天阴天，总是把写有“八路军”3个大字的大草帽背在身后；二是积极宣传八路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严格执行八路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四是从臂章入手，一有合适机会，就指着左臂上的八路军臂章对群众说：“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救国救民的队伍。”
山西定襄、五台等县和其他地区不同，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共产党活动，加上红军东征、平型关大捷等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因此，舒同他们的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后，工作团召开群众大会，由舒同登台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舒同的江西口音太重，群众听不清，和舒同一同参加招兵的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王宗槐，就在一旁给舒同当翻译。
舒同还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书法好。当宣传发动工作进入报名参军阶段时，王宗槐与舒同商量，让舒同展示书法，以吸引青年学生参军。展示地点就被选在了定襄一中对面，舒同和王宗槐一起参加。
舒同拿着“红军笔”，当场挥毫泼墨。那别具一格的字体，博得了年轻学生的一致称赞，吸引了很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八路军。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1000多名定襄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后来，由这些年轻人组成的新队伍，被称为“定襄团”，成了晋察冀军区的第二军分区第六团。因此，舒同的这次定襄招兵，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听完舒同的话后，聂荣臻想了一会说：“赵尔陆同志不是率领总部特务团直属队和部分部队留下了吗？就让他在那里开辟冀晋边界地区的工作好了。”
聂荣臻又说：“杨成武同志的独立团，已经在北部地区收复了广灵、灵丘、浑源、蔚县、易县等地，可以作为一坨坨。罗荣桓同志告诉我，他在阜平等地活动时，阜平还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由王平同志任主任，这里已经有了初步基础，同样可以成为一坨坨。我们可以把这三大块先定下来，开展工作。”听了聂荣臻的话，大家都变得兴奋起来。
聂荣臻继续说：“听左权同志说，总部已派周建屏、刘道生同志率领一支小部队，到平山、寿阳一线平汉路和正太路交界地区活动，工作很有起色，将来也可能成为一坨坨。我们滚雪球就先这样滚吧！”
在聂荣臻等人为增加干部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党中央自然也明白聂荣臻等人的难处，很快党中央北方局也派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配合八路军部队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
人员不足的问题逐渐有了眉目，但物资短缺问题依然还没有解决。
当时山西的局面一片混乱，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逃走时，他们把粮食等物品都带走了。
聂荣臻等人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许多县城都笼罩着死沉沉的气氛，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当时已经是深秋，五台山已经开始飘雪花，留下来创建根据地的干部大都没有棉衣，脚上甚至还穿着草鞋。吃饭也是个大难题，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得明天。▲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为了解决根据地物资紧缺问题，宋劭文也被请来参加问题讨论。宋劭文是山西太原人，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担任五台县县长，所以对山西的情况比较了解。
开讨论会的时候，负责后勤保障的干部对宋劭文说：“现在五台山地区简直已是严冬季节，但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吃饭也更是个大问题！以前在在中央苏区，这些事情都是依靠各级苏维埃发动群众解决的。现在你们地方政府是不是又该想想办法？”
宋劭文说：“八路军的困难，我们是要发动群众帮助解决的，但目前困难很大，得要时间。”
聂荣臻说：“要解决物资方面的困难，需要发动群众；要补充兵员，扩大武装，也离不开群众。因此，如何发动群众，就成为我们创建根据地成败的关键。”
宋劭文说：“眼下除了五台和盂县两个县政府由我和胡仁奎负责以外，其他的县政府都没有了，下面的各级政府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要发动群众，不仅要有正确的政策，还要组织政府去执行政策，目前这种情况，发动群众有难度啊。”
聂荣臻笑着说：“你说的对，要发动群众，一靠政策；二靠政府；三还要靠我们艰苦细致的工作。”
经过认真讨论之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对建立根据地也充满了信心。
10月25日，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冀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和部署，聂荣臻于10月27日，在五台县组织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至此，成立晋察冀军区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
1937年11月7日，也就是太原失守的前一天，这一天，五台城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晋察冀军区成立的布告。五台石嘴的普济寺前庆祝大会广场涌动着花花绿绿的小纸旗。38岁的聂荣臻走上主席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宣布道：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同志为参谋长，舒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查国祯同志为供给部长，叶青山同志为卫生部长。接着，聂荣臻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动员大家一致抗日。
听完聂荣臻的讲话之后，大家兴奋地交头接耳，小声讨论着。显然，他们被聂荣臻激情的抗日演讲打动了，他们对这支坚持在后方抗日的队伍，也充满了信心。
晋察冀军区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敌人的心脏，给敌后抗日武装和陷入失望中的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因此，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人们奔走相告，无不为之雀跃。
虽然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的第二天，太原就失守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晋察冀军区的憧憬。几天之内，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消息就传遍了华北，那时，冀中、冀西、晋东北、察南的不少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纷纷来函，祝贺晋察冀军区成立。创建冀中平原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指挥机关搬到阜平以后，聂荣臻除了积极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外，还多次找人了解冀中的情况，为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做准备。
聂荣臻关注的冀中平原，地处河北省中部，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临平津，南至仓石路。这一地区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1923年时，就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发展建立了农村党支部，并陆续在安平、高阳、深县、蠡县、饶阳、定县等10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区、村组织。
在20世纪30年代，保属特别委员会领导进行了高蠡暴动，保定二师学潮斗争。这些活动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镇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但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九·一八”事变后，高阳、蠡县、博野、定县等地，在冀中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党组织亦遭破坏。
1935年，冀中区党组织重新恢复，建立了以李菁玉为书记的保属特委，隶属于党的河北省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随后，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保属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平汉线省委，负责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地区党的工作。
为便于开展工作，党的平汉线省委于10月将保东、保南两个中心县委改为特委，分别在高阳、任丘、安新、河间和深泽、饶阳、高平、武强等县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后，冀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北方局决定将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组成保属省委，指派张君为书记。
有了抗日领导机关后，要开展抗日活动，自然离不开抗日武装。冀中区党组织经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便组建起拥有2400余人的河北游击军。无极、藁城、定县等地，在当地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抗日义勇军第五、第八两个支队。并努力争取安新、任丘等7个县的民间自卫团，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
提到冀中平原的抗日武装，就不得不提到孟庆山。孟庆山，河北省蠡县人，1906年4月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8月投身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孟庆山被党中央派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从延安出发，辗转行程1250千米，于1937年8月5日保定失守前抵达冀中腹地白洋淀。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孟庆山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及时地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借助于中国共产党、红军领导抗战的巨大声威，在冀中树起了第一面抗日大旗。
孟庆山在冀中树起第一面抗日大旗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冀中收编了各地杂色武装，把他们改造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冀中收编的其他军事武装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吕正操部，正是因为有这支武装的加入，冀中抗日武装力量才得到快速增强。一下子收编一个团，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能够实现这次收编背后自然有复杂和曲折的原因。
东北军第六九一团的很多士兵都是东北人，而干部则几乎全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在关内，东北军受到蒋介石排挤，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白洋淀出奇兵（版画）
在关内，吕正操担任了第一一六师第六四七团团长，在第六四七团移驻北平等地时，部队受到共产党员影响。当时，学生党员胡乃超等来第六四七团当兵，发展党组织。北方局又派地下党员李晓初，负责第六四七团内党的工作。
第六四七团内共产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军长万福麟、师长刘元勋的注意，便趁第五十三军改编的机会，要把第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里。当宣布改编时，第六四七团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一致要求投奔红军。经请示北方局军委，要服从改编，以免影响统一战线，同时，趁此机会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影响。于是，吕正操带着第六四七团第一营开赴石家庄，和原黄显声之第一一九师第六五四团两个营合编为第一三零师第六九一团。从这里可以看出，第六九一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接近我党的一个积极武装团体。“七·七事变”后，第六九一团遵照北方局军委关于留在敌后抗日的指示，进行工作。
7月中旬，当部队从石家庄开往前线时，吕正操等人即提出“准备向敌后退却”的口号，首先在党内和“东抗”组织内传达动员，再由党员干部分头在官兵中进行思想准备。当时，官兵群情高昂，同仇敌忾，坚决拥护向敌后退却、回师北上抗日。随后，第六九一团开到任丘一带设防；之后于8月间，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
9月中旬，日军向永定河防线突然发动全线进攻。战斗一打响，第三营营长刘裕勤打电话报告：“敌人向我阵地强攻。”吕正操骑马赶到那里时，日军已从第六九一团左侧突破第五十三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长驱直入，南下追击。唯有第六九一团官兵英勇抗击，坚决保住了阵地。
敌人渡过永定河后，继续追击向南溃退的第五十三军。我第六九一团留在原阵地一整天，稍事休整，晚上顺河堤安全南撤。赶上第五十三军部队之后，继续南撤，到达石家庄等边的梅花镇一带。当时，第六九一团党内决定不再南退，命令部队一定要固守阵地，趁机回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村中老乡冒着枪林弹雨送来慰劳品这让全团上下为之振奋。
当晚21时，第六九一团在梅花镇外四德村集合了部队。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并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准备在那里休整、改编。部队到小樵镇后，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召开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官兵代表会。
官兵代表会在一个小学召开，讨论部队改编方案和北上抗日问题，会场情绪非常热烈，一致拥护北上抗日，改变部队名义，甩掉国民党军队番号。经过民主讨论，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准再叫第五十三军；取消武装带，改用皮带，以示官兵平等；不许打骂百姓；严禁贪污。
10月14日，正式宣布改为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抗日。那时部队有两个营和4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2000多人。▲冀中白洋淀雁翎队开展水上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队伍。他们时而化装成渔民，巧端敌人岗楼；时而出没在敌人运送物资的航线上，截获敌人军火物资；时而深入敌人心脏，为民除掉通敌的汉奸；时而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在芦苇丛中，伏击敌人包运船。这支令敌人闻风丧胆、令百姓欢欣鼓舞的队伍，就是活跃在冀中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人们称之为“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
完成部队改编后，吕正操立即命令电台与第五十三军断绝电报联系。从此，第六九一团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小樵誓师后，部队继续北上。进到蠡县时，侯玉田、孟庆山等同志，还有一批地方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男女青年，准备会同第六九一团进驻高阳。
到了高阳南门城下，驻高阳的伪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四门紧闭，拒绝我军进城。经过再三谈判，尹松山还是迟迟不肯开城门。第六九一团攻城部队打进城里，缴获大批日本新式武器，活捉了大汉奸尹松山。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把他枪毙了。消息传遍四乡，大快人心。
打开高阳，旗开得胜，震动了整个冀中，官兵士气和军威大振，信心倍增；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参军高潮。各种地方武装都陆续找来要求收编加委，我们也给加上人民自卫军番号。
身在阜平的聂荣臻，得知冀中地区留有东北军的一支部队，并且打开了高阳城，就设法与之联系。此时，聂荣臻估计到可能是吕正操的第六九一团。
经派人了解，果然如此，而且得知我党已经派比较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孙志远到第六九一团工作。随后，吕正操、孙志远也派人向聂荣臻报告了冀中的情况。这样，晋察冀军区同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正式建立了关系。
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虽然属于我党领导下的一支部队，但它毕竟是刚刚从旧部队脱胎出来的，还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同时，这支部队还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少干部对在冀中平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信心不足，新扩大来的战士带有较重的家乡观念，部队纪律较差。
为了把这支部队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聂荣臻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
当年12月中旬，吕正操、孙志远率领人民自卫军的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共2000多人，开来路西整训。其余部队留下，编为游击军。
为适应冀中抗日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冀中人民抗日武装，冀中区党组织将人民军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任命孟庆山为司令员，侯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收编杂色武装的同时，冀中区党组织积极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对日军侵占的城镇和铁路公路沿线发动攻击。1938年2月，冀中部队夜袭日军清苑县东石桥据点；3月，冀中部队对盘踞在保定、望都、定县、安新、无极等县城之敌发动攻击。1938年春，冀中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收复高阳和安新两座县城。
与此同时，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吕正操和聂荣臻等人一起，研究了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审定了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人民自卫军的整训工作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成绩是很大的，使这支刚刚投入八路军的旧部队，逐步摆脱了旧军队的影响，成为具有人民军队基本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
接受完整训之后，人民自卫军回到冀中，在冀中省委领导下，在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10多股汉奸土匪武装，群众拍手称快。
随着冀中抗日武装队伍的壮大，迫切需要将庞大分散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以加强党对冀中部队的领导与指挥，提高战斗力。
1938年4月，黄敬到冀中安平县主持了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了统一冀中党的领导，统一行政权和统一部队指挥的问题。这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冀中区党委的成员。同时，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并分别设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分别任支队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整编工作于7月基本完成。
8月间，聂荣臻委派王平到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此后，几位红军干部旷伏兆、吴西、帅荣同志分配到冀中部队，以后又把王远音调去，他们分别任4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此外，红军干部常德善也于稍后调冀中任第八分区司令员。
就这样，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初步建成了。冀中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为八路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地处河北西部的阜平，还没有从严冬中走出来，道路两旁树枝上光秃秃的，大街上行人稀少，人们更愿意躲在屋内应付寒冬。这一天，晋察冀军区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由毛泽东发出的。
在电报中，毛泽东指出，以雾龙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同时，电报还明确指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其实，早在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之前，冀东根据地的开展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冀东平原包括兴隆、青龙、唐山、抚宁等地，北倚东北南靠华北，是两区之间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
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搞了个“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沦陷为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600万冀东人民，变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他们深知亡国奴的痛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北方局决定，派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到冀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937年10月，李运昌回到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
11月，在北宁路南，又改组了党的京东特委，胡锡奎任书记，卞振东任组织部长，阎达开任宣传部长。▲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两个特委组成后首要任务是迅速向各县委、支部传达党中央北方局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关指示。让全体党员认识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冀东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有利条件，为起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从思想、组织准备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派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冀东工作。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另外，北方局派来的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等也来到冀东。开办游击队训练所，培养军事骨干。
当年12月，李运昌代表冀东党组织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推选李运昌为主任，王平陆为军事部长。会议讨论了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会后立即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史贞为政委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发动游击战争。▲邓华
邓华，1910年生，湖南省郴州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役。1937年冬起任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并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向冀东挺进，连克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
不幸的是，这支队伍在第一次打清河沿据点战斗中，王平陆就以身殉国。接着，由彭夫、高存等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攻克兴隆县药王庙据点。这两次战斗虽未取得显著的战绩，但却在斗争中锻炼了骨干，取得了经验，鼓舞了斗志，为后来的大起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一定的经验。
随后，游击队化整为零，在冀东各地开展了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活动，打特务除汉奸，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搜集枪支，为暴动做准备。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毛泽东才发这封电报，要求聂荣臻从红军中抽出骨干，支援冀东。按照毛泽东的电报指示，1938年2月，聂荣臻即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接到任务后，邓华带来部队，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地，在一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基地。
这年5月，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将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东进前，又对第四纵队进行了整训和准备。
至此，冀东人民的武装抗日大暴动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一场震惊中国的敌后抗日暴动爆发了。
第四纵队是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动员教育，于5月31日开始向冀东挺进。
当时，邓华率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两个大队走南路，沿途与康庄、延庆、永宁、四海等据点之敌作战多次，缴获甚多。6月9日，在沙峪与坂垣师团从怀柔县城增援四海之敌相遇，激战3小时，歼敌百余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十三大队于6月中旬进抵兴隆县境，一举攻克六道河子据点，并于17日攻入兴隆县城。次日清晨，承德日伪军800余人赶来增援，并以3架飞机助战。我军与敌激战半日，歼敌200余人，主动撤出县城。
而第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则由宋时轮司令员率领，走北路，6月初攻入昌平县城。接着，东渡潮白河。横扫密云、兴隆两县的敌伪据点，于6月下旬进到平谷县以东的靠山集、将军关一带。
7月19日，宋时轮等人攻下平谷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任命姜时泽为县长。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于6月中旬攻占延庆县千家店，俘伪警20余人。接着，东进在花盆村与一营伪满军相遇，激战两小时。全歼300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挻、轻机枪6挺、长短枪百余支。
在第四纵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冀东地方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这次冀东起义声势很大，发展迅猛，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后来经过中外通讯社的广播，冀东起义曾风闻于世界。
至8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并且已经攻克了6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
冀东起义爆发后不久，遵照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的马辉之和姚依林先后到达冀东，以加强领导。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党中央指示的时候，9月中旬，传来日本侵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
9月中旬，第四纵队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包括各大队领导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同时，会议还认为，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暴动队伍虽然数目庞大，但是武器装备短缺，基本没有实战经验，需要整训。
但在冀东大规模整训十分困难，为此，会议决定，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训，并动员抗联也西撤到平西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党中央和北方局不同意这次会议达成的意见。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指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指示，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几日后，宋时轮致电邓华：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
10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遂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此后，党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
结果果然如此，部队在部队西撤时，遭受了挫折。遭挫之后，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10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的成果未能保持住，但是给我们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垂青史。
后来，在这次暴动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冀热察挺进军和冀热察根据地，让冀东的革命之火又延续了下去。后来，这里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国际友人来到根据地
1938年1月29日的傍晚，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地冻天寒，冷风刺骨。边区机关外，一群由军政学校、当地村民、妇女和商人组成的欢迎队伍，满怀热情翘首盼望一个人的到来。令人奇怪的是，身着八路军军服、显得文静儒雅的聂荣臻居然也在这支欢迎人群中。即将来晋察冀的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够让聂荣臻也出来迎接呢？
终于，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出现了，他就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一个美国军官，为何回到我敌后根据地呢？
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1937年任中国军事观察员。
1937年春天，卡尔逊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罗斯福说。
卡尔逊来到中国后，他的老朋友斯诺这时也来到了上海。斯诺此时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初稿，就被卡尔逊借走了。
从这个书稿里，卡尔逊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缺少武器弹药，装备较差，而且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但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正确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给了认为不可战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这种胜利还在呈扩大趋势。读了这些内容后，卡尔逊非常感兴趣，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他想来抗日根据地探询其中的秘密。
1937年12月，卡尔逊风尘仆仆地来到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他直言不讳地向朱德表示，要到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了解八路军作战等一系列情况。当时，八路军总部感到，一个美国人到敌后来太危险，曾劝他不要来，但卡尔逊坚决要来，总部只得报经毛泽东批准，派武装将他护送到了晋察冀。
见到聂荣臻后，卡尔逊就边区的抗日群众组织、边区的货币发行和边区的临时政府等问题一一向聂荣臻进行了询问。聂荣臻对这些问题，如数家珍似的给予了解答。
在50天的考察访问中，在根据地同志的陪同下，卡尔逊等人步行和骑马走了1250千米，两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遍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在这八路军艰苦卓绝抗战的地方，居然还有夜色如此宁静美好的幸福之地，居然能够聆听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关于抗战的极富感染力的一系列的解答，和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卡尔逊恍若隔世，仿佛他现在置身的地方，不是险恶的晋察冀，而是其他一个环境优美、温馨怡人的地方。
尽管有些谜团还没有解开，但卡尔逊快乐极了。此次的晋察冀边区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尔逊通过自己所见所闻和聂荣臻的谈话，他觉得八路军所作巨大牺牲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太感人了，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援助！为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在弹药和粮食方面，对我敌后抗日武装进行援助。但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只是让卡尔逊介绍晋察冀的军事情况。卡尔逊力图再作努力，但蒋介石不再理睬。
为了印证聂荣臻所说的一切是否实现，为了进一步了解晋察冀边区是否得到发展壮大。1938年7月，卡尔逊再一次来到晋察冀。聂荣臻对这个有心人的再次到来给予热情的接待。
卡尔逊没有失望，这次他看到了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边区——不仅边区发展壮大了，而且边区的枪械修理所和边区银行都开办了起来。他充分相信了聂荣臻上次所说的一切，他再次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惊讶，并把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外面的世界，因为外面的人太不了解这里的一切了！
其实，当时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感兴趣，亲自来到晋察冀，并以各种方式为晋察冀根据地提供帮助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最有名的国际友人应当算是白求恩了。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名著名的胸外科医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
1938年6月17日下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当他到达晋察冀边区后方医院后，第一周内就检查了520个伤病员。第二周白求恩大夫就开始施行手术。4个星期的连续工作，使147个伤病员很快又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前线。
从8月开始，白求恩开始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他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
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1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71次手术。
1939年2月，白求恩率领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白求恩救治伤员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3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1939年2月，率领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
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就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750千米，做了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他就改为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
白求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工作精神是非常感动人的，一到晋察冀，立即创办模范医院，后来，又穿过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作为军区卫生顾问，他为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培训了一批批医疗卫生骨干，亲自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献血（插图）
1939年11月雁宿崖战斗前夕，白求恩在踏上战场之前，为一名患头部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由于在掏取碎骨时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结果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发作后，他还在坚持，直至战斗结束，才下了战场。
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了两天，也就是1939年的11月12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终于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情离开人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那封信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这样说：“他具有高明的医学技术和优良的革命品质，他是大众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于是，这样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
和白求恩一样，柯棣华也是一位在晋察冀工作过的国际友人，也是一名大夫。柯棣华1910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38年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来到中国后，柯棣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斗争所吸引，毅然投奔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转道冀南、冀中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
在晋察冀两年多时间里，柯棣华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工作上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不仅从事医疗工作，还从事教学训练，编写讲义，担负着行政和政治工作。
在敌人向根据地残酷“扫荡”的情况下，柯棣华和同志们经常沿着山谷峻岭，一边作战，一边转移，一边护理伤病员。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切艰险。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看作自己的幸福。
在敌人一次扫荡中，柯棣华路过一个被日寇摧残的村庄，听到断续的呻吟声，就顺声查找，在一间残破的房子里，见到一个由于难产而生命垂危的妇女。他连忙找来游击队和担架，把产妇送到一个临时救护所，连夜为她做手术，挽救了母子的生命。正因为这样，伤病员和群众都敬爱柯棣华，亲热地称他为“老柯”、“贴心大夫”和“黑妈妈”。
柯棣华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聂荣臻等人曾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或者回国治疗一个时期，柯棣华坚决拒绝了。尽管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一直关心着柯棣华的健康，但是，由于这个顽固疾病的频繁发作，经全力抢救仍然无效，柯棣华不幸于1942年12月9日逝世。
当聂荣臻将这个沉痛的消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后，毛泽东为延安各界举行的柯棣华追悼会送了亲笔挽词：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5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晋察冀为柯棣华修建陵墓的时候，朱德送来了陵墓的题词，称颂柯棣华同志为“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其实，在晋察冀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到过晋察冀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这之中，有燕京大学的英国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赫鲁，还有南斯拉夫、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的几个专家、商人……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国际友人，他们在晋察冀逗留期间，都给过晋察冀热情的帮助，为宣传我敌后根据地、发展他们各自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立和完善党政机构
1938年1月10日，这一天是农历腊月初九，距离新年还有一段时间，但寂静的阜平却变得突然热闹了起来，因为晋察冀边区将在这里召开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不仅将对边区重大军事、行政、财政、文化等问题作出决议，还将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政府，所以意义特别重大。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围绕成立边区政府和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1937年9月，八路军刚刚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北方局就决定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三人组成晋察冀边区临时省委，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
至11月，也就是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党的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了，由参加革命工作非常早、此时只有黄敬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同时，在各地成立了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至此，根据地的建设，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机关——晋察冀省委，军事指挥机关——晋察冀军区，但却还没有建立边区政权，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当时晋察冀地区的政权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日军的入侵，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层的区村政权，也是如此，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土匪汉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紧闭着门户，忧虑着灾难的来临。
在这时候，山西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这个群众团体外，另一个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也于1937年9月20日在太原成立。它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组织之一，由共产党、八路军和阎锡山集团及国民党晋、察、绥三省政府、第二战区各军及民间组织组成。
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协调各个部队和抗日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抗日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组织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
战动总会由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出任主任委员，在领导机构人员组成方面，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为共产党委员；阎锡山方面的委员有薄右丞、梁化之、王尊光、郭宗汾。其中，程子华等为常驻委员，程子华为高级党团书记和人民武装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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