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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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续述试读：
自序
陈锦华2005年8月，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国事忆述》出版举行座谈会，徐匡迪同志（时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在发言中评说，在他看来《国事忆述》中讲的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未讲。他的这个评说，在一般人听来，以为是惊人之语。在我看来，实是知己之言。在《国事忆述》一书中，确有一些事没有完全讲出来。现在这本《国事续述》的若干文稿算是重要补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事、有些话仍然是不能讲的，有的甚至要湮没在遗忘河里。这是古今中外都难以避免的，我想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
在与徐匡迪同志的多年交往中，我经历的几件事曾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这些事在《国事忆述》中确实讲得不全，有的只是提到而已。一件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上海发展战略的一次讨论会。当时我已调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上海市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我到会（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上海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心是经济结构，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认为，上海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壮大现代服务业，以顺应世界潮流，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新角色。但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仍然是上海的强项，是支撑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含量的高端制造业，更是国家工业化需要继续倚重的基地。我还强调说，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也会根基不牢。徐匡迪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后来我曾同江泽民同志说起这次讨论情况，他也认为第二产业不能削弱，还说他曾问过英国前首相希思的看法，希思认为，发达的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事隔多年，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再来看那次讨论就更清楚了。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严重削弱，成为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业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反思的重大治国教训。
再一件事是长江带的开发。199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后，我曾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并亲自带队对长江带的进一步开发进行专题调研，意图为实施“十五”规划寻找新的增长点，激发活力，带动面上更大范围的持续发展。徐匡迪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抓得准确，对全局具有突破性影响。但高层认识并不一致，工作进展不理想，直到后来中央决定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长江带才迅速振兴，成为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强大增长极。
还有一件事是，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以后，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向，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把追求速度迅速转为追求效益和质量。徐匡迪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参加另一个会议，国务院领导接见计委会议代表时被邀请参加。他对我说，完全赞成计委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和各项举措，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可惜这件事后来也是抓抓放放、反反复复，一路走得不顺，直到现在也未解决。我举这几件事是想说明，徐匡迪同志对《国事忆述》的评说是有根据的。
有个很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会统统忘记，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作遗忘之河。我并不欣赏这个故事，更不赞成把生前之事统统忘光，那样相关历史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空白。因此，我仍想把有些事、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心迹”，是因为重要。集中在这本《国事续述》中的文稿，都是我的重要经历的记录，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迹。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并亲身实践，总有一种“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即使在离休以后，依然怀有韩愈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劲头。收集在本书中的一些信札、报告，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现在一并发表，算是如实表露心迹。
写完序言，有点怅然若失，思绪难收。坐吟良久，凑得一绝：人生终别大舞台，万曲千歌无复来。云卷云舒风飘去，潮生潮落自由哉。
第一章 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
——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中国现代纺织工业不能忘记钱之光
既是兄长，又是师长
——回忆陈维稷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
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的首要任务是竭力发展知名品牌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记者：您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近60年来我国纺织工业的进步和成就，都非常熟悉。您能否谈谈我国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历史。
陈锦华：我于1946年3月参加工作，至今已60多个春秋，其中前30年（1946年5月—1976年10月）是先后在纺织工业的企业和地方、国家领导机关度过的。纺织工业在我心中有着深厚的情结。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讲我的重要经历和亲身感受。
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拥有的资产、产业工人、市场份额和民族资本都是最多的，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也最大。同时，它又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都不能自给，要依赖从国外进口，早期的产业资本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操控的占了一半以上，整个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的纺织工业，使它成为独立自主、为新中国服务的重要产业，就必然要从解决设备和原料自给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建立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
纺织工业部成立以后，先后把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原有纺织零配件修配厂，按照专业特长相继改造成纺织设备制造厂，生产不同的机器，再组织全国性的协作，形成成套供应能力。这件事，只在工业内部进行，不受外部自然因素的制约，经过努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可以满足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就是全部用的国产设备。彭真同志很满意，特地邀请毛主席去参观，后来中央警卫局去查看了，认为不安全，未能成行。稍后，改在中南海瀛台，布置一套棉纺织设备，毛主席去看了，很高兴。时隔十多年，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根据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自己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对棉纺织设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升级换代，使设备生产效率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前后两代设备，用于中国对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良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庆祝纺织工业部建部五十周年，历任部领导聚会（前排左三为荣毅仁、左四为万里，后排左四为陈锦华）
培养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中，把江苏（南通）、上海等地高等纺织院校合并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专业设置齐备，比较快地适应了新建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邯郸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此后，还不断接纳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成为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解决纺织原料就不是工业内部的事，而是要靠农业，要靠天吃饭，情况复杂，难度特别大。当时靠农业供应的纺织原料，占了纺织用原料的百分之百，包括棉花、羊毛、黄麻和蚕丝，主要是棉花。生产棉花要占用大量耕地，增加生产势必多用农田，这就与解决吃饭问题发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吃饭毕竟是最重要的。多产棉花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良种、化肥、农药的支撑，而当年这些支撑的条件都比较差，这就导致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使纺织工业多年处于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
根据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解决天然纺织原料不足的矛盾，要靠发展化学纤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条完全的新路，是没有基础的创业之路，也是给中国纺织工业带来转机和开辟新天地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造纤维时期。1958年、1959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破坏，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棉花产量106.3万吨，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103.1万吨）。纺织原料严重短缺，形势非常严峻。人们总要穿衣服，原料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党组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工业要“两条腿走路”。解决纺织工业原料，同样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天然纤维，一条腿是化学纤维。这个报告是1960年5月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央批了以后，要抓好落实。从哪里着手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部党组决定，把起始的重点放在人造纤维上。
化学纤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人造纤维，也就是纤维素纤维，它本来就有纤维素，经过化学处理后变成可纺织用的纤维，所以叫作人造纤维，也称黏胶纤维。另一类是完全用人工化学合成得到的纤维，叫合成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我们缺乏发达的化学工业，还不具备发展合成纤维的条件，只能从人造纤维入手。当时发展人造纤维的原料主要是木材，而且不是所有木材都能用，只能用一种在大兴安岭北坡生长的白松，它的纤维素比较好。这种白松总量不多，我曾随钱之光同志专程去大兴安岭作过调查研究，查看资源情况，确实很少。
走人造纤维这条路，当时虽然资源很有限，但也必须尽快迈出步伐。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再次向中央报告，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要先从人造纤维开始着手建厂”。邓小平批示：“我看是值得干的，合成纤维也要考虑。”这个批示表明，小平同志当时就了解到，发展化学纤维可以先从人造纤维开始，合成纤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接着，李先念同志批示：“这件事情晚干不如早干，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当时的纺织工业部由李先念同志管，他知道棉花产量上不来，穿衣服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赞成赶紧着手搞化学纤维。中央领导批示后，工厂设计、设备制造以及调集人才等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口，为什么又分管纺织工业部呢？纺织工业部本来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同志管，但当时的工业重点是重工业，任务很重，对于贴近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很难再分出精力来进行管理。李先念同志当时分管财贸，了解民生需求，中央就决定让他来抓纺织。李先念同志大力支持发展人造纤维，也非常用心，经常找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等同志讨论，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
发展人造纤维设备，难度最大的是计量泵和喷丝板，要求很高，必须耐碱液腐蚀，要用很宝贵的白金做材料，而白金归人民银行管理，李先念同志专门给人民银行作了批示，使用白金的问题顺利解决。做计量泵的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加工精密，设备必须进口。当时进口这样一台机床非常昂贵，要用宝贵的外汇。我们解决不了，又去找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虽然分管财政，但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他不能随便批。他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是管财政么，你可以三只手嘛。”意思是在规章制度以外，可以灵活去办。这就等于毛主席同意了，问题也顺利解决。
在人造纤维阶段，我们建了一批新厂，有南京的、河南新乡的，还有丹东等地的老厂改造扩建。在此以前，我们还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人造丝成套设备，规模为年产人造丝5 000吨，工厂建在保定。这批新厂，以南京化纤厂建得最快、最好。当年为了响应中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部长们都带头下到基层单位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钱之光同志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化纤厂蹲点，指导新厂试车生产。蹲点调查研究结束以后，钱之光同志给薄一波同志写了封信，报告在南京化纤厂的工作情况，信的内容由钱之光同志授意，由我执笔起草。薄一波同志将此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做了批示转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影响很大。后来国家建委总结全国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建设经验时，南京化纤厂被选为成功的典型，和铁道部的马鞍山轮箍厂一并被作为建设工作搞得好的典型向全国推广。
总体上看，人造纤维是从1960年开始搞起，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批化纤厂的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打下了设计、制造合成纤维纺丝设备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我们也寻求过其他办法，例如，把棉花籽外面的短绒剥下来做原料，仍然远远不够。这条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多用纤维素类的纺织原料了，而是采用矿物质来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
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做成乙炔，然后再经过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再纺丝，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又通过日本政府取得贷款。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日本向中国输出此项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挖空心思，横生枝节，甚至想了些荒唐的理由进行阻挠，比如说，维尼纶纤维可以做军服和帐篷，他们就宣扬属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战略物资，应该禁运。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 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
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物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掌握了维尼纶技术，也具备了制造这套设备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而成）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这种原料做出来的纺织品。进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的纺丝生产，改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
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锦纶等产品。当时所以能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休息上街的机会做些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反映。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
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兴趣空前高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
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 567 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
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到了1972年，即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则从7.2亿增长到8.7亿，整整增加了1.5亿。新增人口都要穿衣，这就使得纺织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轻工业部对引进成套设备极为重视，特地成立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长任主任，李正光、王瑞庭、牛迪义、陈锦华分别兼任副主任，负责计划安排、对外谈判、设备引进、工程建设及生产培训等工作。在化纤成套设备引进的同时，南京烷基苯厂（洗涤剂原料）引进、建设工作也进展顺利。当时引进的规模为单产5.2万吨，后经不断扩建，增加到9.3万吨，完全解决了中国的洗涤剂原料问题。
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个合成纤维厂投产以后，以它们为依托，经过不断的扩建、改造，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1972年1月我们给中央打报告，最早的方案是引进四套化纤设备和两套化肥设备。但在谈判中，发现国外的化肥肥效非常高，比国内的小化肥含氮量要高出3倍，增产作用大，于是就把引进的成套化肥装置，由2套扩大到13套。再加上武汉钢铁厂的1.7米轧机、发电厂设备以及综合采煤机械等，最后形成共计26个项目、用外汇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这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使化纤、钢铁、化肥等相关产业都上了一个台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回顾这段历史，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这批引进项目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原材料工业，意义是很大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关于引进化纤等成套设备的批示
记者：现在，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是纺织工业的一大贡献。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锦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化纤工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化纤的产量只有38万吨，距离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钱之光同志找李先念同志，希望批准建设规模更大的江苏仪征化纤厂，把化纤总产量搞到100万吨。李先念同志就找到华国锋同志，说钱之光想把化纤搞到100万吨，华国锋同志表示，100万吨少了，最好能搞到200万吨，因为他长期管农业，知道我国的棉花产量上不来。事后，李先念私下对钱之光说，华国锋讲大话，根本搞不到200万吨。结果怎么样？2009年中国的化纤总量达到了2 700万吨，占到全世界化纤总产量的70％多。这是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总体上，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进步实在太大了，作为这个事业的参与者，我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之光传》邀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穿衣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过。“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即使在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三个史学界公认的繁荣时期，穿衣问题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开元盛世是最富的，就在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年间，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绘；乾元初年他在《石壕吏》中还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都可证明当时确有许多人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中国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见穿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成为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
在旧中国，相对来说纺织工业是最发达的，是当时的第一支柱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纺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但那时我们靠进口美国棉花、靠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后来，在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期间，先解决了自己生产纺织设备的问题，然后又解决原料问题，从天然纤维到人造纤维，再到后来的合成纤维，最终把人们的穿衣问题圆满解决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现在的衣食住用行几大类生活要素，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穿衣水平差别不大。当然，穿名牌、追求奢华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得体的穿着、御寒保暖来说，差别不大。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八大类产品的价格统计出来的，其中只有衣着类产品的指数最稳定，而且不断下降。现在许多人都担心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创新高，今年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的温和通胀标准线。但衣着类的产品价格仍然是下降的，这个结果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没有纺织产品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世界纺织品总贸易量的24％，即四分之一，称得上是“衣被天下”，没有发达的纺织工业，同样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纺织工业提出一个口号，要把纺织大国变成纺织强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我国同世界上纺织强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档产品少，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大多数纺织品的高端市场，利润率比我们高很多。其实，它们的许多名牌服装，也是我们贴牌生产的，并不是我们做不到那么好，而是我们的品牌比较弱，需要集中力量攀登这个台阶。我经常给有些同志讲，纺织服装业一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既然给人家贴牌做得那么好，都是一样的好东西，就要努新中国成立后，布票的出现和消失就是我国力打出自己的品牌，不能把荣誉纺织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利益全让别人占了，要努力卖出中国自己的好牌子、好价钱。
记者：刚才您讲了60年来我国纺织行业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否请您谈谈我国纺织行业的创业者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持着自己不断开拓？
陈锦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最大的产业是纺织业，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半殖民地色彩最浓的行业也是纺织业，因为当时的原料要靠进口，设备技术也要靠进口，自主的成分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自主的纺织工业，自力更生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不可能下这么大力气去解决设备问题、解决人才问题、解决原料问题。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和问题真正解决了，我国纺织工业才能真正持续地发展起来，这个过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注意与时俱进，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东西。光靠自力更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开放的精神和胸怀。我们从人造纤维到维尼纶再到合成纤维，在技术上、产品上都是与国际大潮流合拍，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往前走，终于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都要讲，单纯强调哪个方面都不全面，光讲自力更生，解决发展中的先进技术问题就要旷日持久；只讲引进技术我们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躺在人家身上，就不可能搞到2 700万吨化学纤维，现在纺织原料中的化纤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大大高于世界水平。我们要建设世界纺织强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都需要，是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当然，还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注意科研进步，注意技术创新，注意市场开发，但大的前提是前面两个，不断进取，不断更新换代，一步一步实现纺织工业的现代化。陪薄一波在上海参观纺织品展览（前排右为薄一波，左为陈锦华）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对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锦华：前几年我参加了不少纺织工业协会主持的重要活动，在很多场合我都讲，我们一定要加快建设纺织强国的步伐，更多地重视质量、品牌和销售服务，数量问题已经解决，不能再追求数量了。现在讲究一点的服装，毛料要用英国的、意大利的，化纤好一点的要用韩国的、日本的、中国台湾省的，有些工艺性的纤维我们还做不了。我们要把相当大的力量放到高端纺织品上，进军世界高端市场，做出若干个世界品牌，既有量的基础，又有质的水平和效益，那才是真正的纺织强国。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记者：谢谢。中国现代纺织工业不能忘记钱之光
1952年5月，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未经请示，擅自决定将纺织厂的生产劳动时间由每日两班制改为三班制，即每班由10～12小时制改为每班8小时制。由于事关重大，未经仔细谋划即仓促实施，结果造成生产工作混乱，各方面影响不好。中央发现后通报批评，并派钱之光同志到上海，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处理善后工作。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室任秘书，具体负责接待并随同钱老活动。在钱老返京前夕，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不久，收到调令，要我到纺织工业部报到。从这时开始，我先后在部长室、研究室、计划组工作，岗位和任务虽几经变动，但都一直接受钱老交代的相关调研课题和文字工作，直到1976年10月调离轻工业部去上海，先后在钱老身边工作20多年。长年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使我多角度地感受到钱老的忠诚为党、事业为重的光辉一生。他的对党忠诚、一心为国的革命情操，艰苦奋斗和开拓创业精神，一贯的实事求是作风，务实而从不张扬的品格，待人宽厚、清正廉明等高风亮节，都使我终身受教。毛主席曾经指出，讲中国近代工业、纺织业不能忘记张骞。我想，依据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讲中国现代纺织工业，更不能忘记钱之光。这是历史的定位。读者细读了《钱之光传》，必定会认同这个观点。
读者从《钱之光传》的经历可以看到，在他前半生的革命生涯中，每当中央面临重大历史关节，需要直接谋划经济和物资来源，以及相关政治活动时，钱之光都是临危受命，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重大使命，而且都能不畏艰险，闯龙潭、入虎穴，圆满完成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俱兴，党和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安定民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设法积累资金，建设新中国。周钱之光恩来同志安排他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可谓知人善任。当年纺织工业是国家最大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陈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陈云的讲话，对纺织工业在积累资金、供应市场和安排劳动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生动的说明。
钱之光同志不负重托，主持纺织工业工作32年，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把一个半殖民地的纺织工业改造发展成世界第一纺织大国，实现了中国人民丰衣足食的千年梦想。中国的史学界公认，汉武、开元、康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而其中又以开元盛世最为富足。即使如此，开元之后不久的天宝年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仍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乾元初年他在著名的《石壕吏》中也写道：“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些不朽诗篇，都生动刻画了劳动人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这个涉及亿万人民的衣食大计。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发展农副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的领域，创造了诸多光辉业绩。在解决我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中，我认为，衣是解决得最好的。读者可以观察，现在不论是在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繁华的大都市还是边陲小镇，城市还是农村，甚至与发达国家相对比，人民群众的衣着状况都是丰富多彩的，在各类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是最小的。在构成我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八大类品种中，衣着类一直是最稳定甚至是下降的。中国的纺织服装已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占到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量的24％，成了名副其实的“衣被天下”。这一切都来源于新中国发达的纺织工业，来源于钱之光同志带领的一代又一代纺织人的辛勤工作和巨大奉献。历史应当铭记这一切。
读者在《钱之光传》中，还可以看到，在钱老主持新中国纺织工业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始终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包括扭转了多年依赖美国棉花和进口成套设备、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局，同时又关注世界潮流，审时度势，及时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推进中国纺织工业现代化；既重视传统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以天然纤维为原料的各类传统纺织业，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又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用工业化方法解决天然原料严重短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化学纤维；既重视国内市场，又适时调整经营方针和生产理念，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各类纺织品，以及用成套纺织印染设备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振兴民族经济；既重视国家任务，注意积累资金，支援重工业发展，又关怀广大人民的切身衣着需要，坚持生产物美价廉的纺织品，让劳动人民买得起、穿得上；既重视生产建设中的物质条件改善，又重视人的因素；多方培养人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注意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和推广先进模范人物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钱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钱之光传》的作者吴鹤松同志要我写序，我看了全部书稿的内容，结合我多年的感受，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对钱老的怀念、追思和学习。我相信，《钱之光传》的出版，对于正在为实现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强国的广大纺织职工，必将成为一股激励志气、焕发智慧、凝聚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本书的作者和编辑、审稿、出版诸同志，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回忆陈维稷
陈维稷有五个兄弟，他是老三。我是他的堂弟。他大哥的儿子陈法周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二哥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任民革芜湖市负责人、芜湖市副市长。国共两党在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都出在我们家族的梅溪村，这是中国革命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佳话。在那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对中国革命都是有功的。《陈维稷传》第七章中讲到，陈维稷的五弟陈次泽及其家属，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冒险掩护、援救新四军的突围人员。我由此想起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时候，我因事去上海，特地看望了五嫂胡绮文。这是一位深明大义、极为善良的女性。她伤心地对我说，街道上因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而开会批斗她，辱骂什么她都能忍受，唯独批判她1941年救陈维稷援新四军是投机，她想不通。她说：“1941年共产党还没有得天下，还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投什么机呀？！”她满腔忧愤地叹道：“老弟呀，这算什么世道，我实在伤心。”我劝慰她想开些，还打比喻说连陈毅这样的老革命都在挨斗，被戴上各种帽子，我们又算什么呢？她说，这倒也是，并问我为什么现在许多事都弄得颠颠倒倒，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呢？！我讲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我们有多么好的人民。胡绮文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为了革命，临危不惧，奉献、牺牲都在所不顾。革命胜利了，她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果实，可是对革命依然一往情深，即使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从不反悔。陈维稷的亲人就是这样奉献的。
1946年3月，陈维稷托人把我从青阳接到上海，安排在一个工厂里半工半读，解放后相继调到北京，直到1984年1月他逝世，我们相交前后历时近40年。这中间除了70年代后期我奉命重返上海工作的7年半外，其余30多年差不多都没有远离过他。他对我的一生倍加关注，每有进步，总是会心地表示欣慰，要我谦虚谨慎，鼓励有加；每遇挫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遭遇，则是关心、担心，要我正确对待，经得起考验；平时对我从不指责，而是讲理释义，循循善诱。他一直以自身的人格、操守、学问影响我，教育我。他是来自旧社会的官僚世家子弟，又是接受西方科技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明的结合是和谐的。他有中国老一代仁人志士追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又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事业上终生奋斗不懈的务实精神。他正直、无私、宽厚、善良，待人以诚，处世以公。我们之间相差27岁，对我来讲，他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带路人，他对我的成长和一生追求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常想，我国纺织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的纺织大国，这与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卓越工作和创业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钱之光同志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陈维稷配合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揽权争利，从不邀功诿过，从不赶“风”投机。他以一个专家的专业素养与求实精神，抓科研、教育，培养人才，注重振兴纺织工业的根基；抓标准、定额等，扎扎实实地从事科学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对外援助，扩大新中国的对外合作与影响；抓出版，重视知识传播；抓学会，广泛团结各个层次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是科学，科学是糊弄不得人的。谁认真耕耘，谁必有收获。陈维稷一生勤于播种，表里如一，老实做人，老实做事，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经他主持制定的规划、计划、标准、大纲、项目，仍可看出认真、负责的轨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浪，造成许多机关内部人事纷争。在“三反”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钱之光同志的工作和他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和冲击。每次都有人找陈维稷做工作，让他站出来，要运用他的影响批判和反对钱之光。陈维稷都严词拒绝，他始终认为钱之光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事业心强，功劳很大，不应该反对他。陈维稷处处维护钱之光同志，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调唆外地造反派要毒打钱之光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宁愿自己蒙受屈辱，也要保护钱之光。这种“疾风知劲草”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一生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我在他们两位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们的为人，他们志同道合，荣辱与共，道义之交是他们几十年交往共事的最好写照。
陈维稷早年为革命舍弃家财，个人没有积蓄。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赡养人口多，生活一直不宽裕。但他从不讲生活困难，从不向公家张口要任何东西。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从事一般工作，没有一个搞特殊化的，更没有凭借父亲的地位和权力而谋求私事。他从不要我为他办私事，从不为孩子托情说项。他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两袖清风的一生。《陈维稷传》讲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没有渲染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见伟大。《陈维稷传》一书的描述，体现了生活中的这个真谛。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大量事迹，有的已很久远，有的很难查找资料，但本书的编委、审校、作者仍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代表家属和我本人向为本书付出心血的各位友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们当中，有我的老师，有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我知道，作者在陈维稷的长期领导下工作，对他一向敬重，他们正是饱含这种感情，克服种种困难，得以使本书完成采写、编辑、出版。一切有志于追求祖国更好明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看了这本书，都会有所裨益，了解人生之旅，了解成功背后的艰辛，了解和学习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业绩和奋斗精神。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今年5月1日，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90诞辰。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纺织工业部机关工作人员，以敬仰的心情，特撰文追忆他的崇高品格，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学习他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业精神。从纺织世家子弟到纺织部长
荣毅仁出身于著名的纺织世家——旧中国最具实力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无锡荣氏家族“申新集团”。上海解放后，作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满怀热忱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的进步思想，卓越才干，爱国的实际行动，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器重这位“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的“红色资本家”。早在1950年，党和国家就安排他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荣毅仁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财委的领导班子。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为发挥他的专长，任命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9月7日，纺织部派专人到上海，奉送国务院的任命书。同日上午，纺织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特地跟荣毅仁通了电话，欢迎他来纺织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纺织部机关干部原来以为他最快也要过了国庆节才能履任，没想到仅隔3天，即9月11日他就到部任职了。纺织工业部历任领导人座谈（左起：万里、荣毅仁、陈锦华、胡明）
荣毅仁在上海接到任命书后，曾赋诗述怀，以“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卅（四十）年未为晚”的诗句，表达他能为振兴纺织工业出力的兴奋心情。那年他43岁，正是壮心不已的不惑之年。到部任职的第二天，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主持召开全体职工欢迎大会，并发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工业厅（局），通知荣毅仁副部长已于9月11日到职办公。张琴秋副部长还亲自找生产司领导谈话，告诉他们荣毅仁副部长分管生产司，有关报告、报表要按时报送，要经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荣毅仁到纺织部就职不到20天，正赶上国庆节，他带着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毛主席的话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指导着他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到下面去“乘风追日月”，在深入实际中“挥戈”。执著追求 报国有门
新中国的纺织工业经过1950—1952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实现了工业规模10年翻一番、经济总量提升两倍多的大好局面。
1958年春夏，在全国一片“大跃进”声中，纺织系统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盛行的情况，许多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度”，放松了生产管理，致使产品质量下降，机器设备过度磨损，原材料严重浪费。1959年7月，纺织部在西安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大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棉纺纱锭的运转速度，注意多快好省的统一，不能片面强调纺纱、织布机器运转的高速度。会后，有的省、市认为纺织系统的这个会议不符合“大跃进”精神，不准向企业传达。荣毅仁面对这个被“政治化”了的生产矛盾，不仅没有回避，而是强调生产要讲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赞成片面提高纺纱机器的运转速度。对西安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表示全力支持，坚决贯彻。
1960年初，面对全国棉花大幅度减产的困境，纺织企业千方百计地探索利用野生的各类杂纤维纺纱织布的路子。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经验，夸大了棉秆皮等纤维的利用价值，并刮起了“大搞野杂纤维之风”。钱之光部长对开发野杂纤维的态度很明确：一切通过试验。荣毅仁不仅赞同，而且亲自带队于1960年3月到四川、湖北、湖南、山东、河北等省了解野杂纤维的生长和开发利用情况。
在调查中，他十分认真，不怕苦，不怕累，深入田间地头察看野杂纤维生长情况，亲自到加工使用野杂纤维的工厂，考察各道工序的运转和生产过程中的粉尘等污染问题。回京后，他主持撰写了考察报告，对野杂纤维开发利用提出了三条原则：一要根据纤维的特性，按“能细则细，不能细则粗；能穿则穿，不能穿则用”的原则，进行分类排队，合理使用；二要研究靭皮类野杂纤维的脱胶技术，解决好生产设备的不适应问题；三要加强劳动保护，做到安全生产。他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调研报告，对于科学合理使用野杂纤维，抑制盲目跟风，浪费财力、物力，损坏机器设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荣毅仁先后到辽宁、湖北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了十多家企业，重点了解产品质量和节约用棉，总结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并在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从1960年到1965年，他还主管了纺织品的出口工作。由于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由苏联、东欧国家转向欧美等西方市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纺织企业需要尽快改造生产技术设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合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产品。荣毅仁充分发挥在经营决策、市场眼光、纺织品生产等方面的专长，全面部署和推进对西方国家出口纺织品的一系列生产经营工作。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成效极为显著。经过改进的棉细布、绿牡丹府绸、全毛大衣呢、中厚花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相继成为西方市场的畅销产品。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商品中居于首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打响了新中国纺织品进入西方市场的第一炮。“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
1965年，全国各行各业学习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企业管理经验，纷纷派工作组到企业蹲点调查研究。荣毅仁也带队到西北国棉一厂蹲点，连续工作了4个月，总结该厂的企业管理经验。蹲点期间，荣毅仁对自己要求严格，注意同大家打成一片，按照当时的“三同”规定，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研究企业管理改革方案。当时，工作组对车间如何设置，是设小车间，还是搞大轮班一条龙管理，争论激烈。他积极主持讨论，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受到工作组和企业的同志欢迎，称赞是内行的见解，他说“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这次蹲点，为纺织部贯彻国家经委颁发的《工业企业七十条》打下了基础。接着，部里结合这次蹲点总结的经验，制订了《纺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简称“一百条”），受到广大企业的欢迎。周总理的关爱和保护
1966年8月20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把钱之光部长找去，了解当天发生的荣毅仁夫妇被打和家里被抄砸的情况，详细询问了荣毅仁夫妇身体状况，明确指示纺织部要保护好荣毅仁，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影响，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事。钱之光回到机关，经过研究，决定派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等人连夜赶到北太平庄荣毅仁的住处，说服学校的红卫兵撤走，然后紧急送荣毅仁到积水潭医院诊治，为他接上被红卫兵打断的食指。同时送伤势较重的荣夫人杨鉴清到协和医院治疗。杨鉴清后来回忆说：“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纺织部派来的红卫兵是保护我们的，看上去他们好像也很凶，实际对我们不错，他们把打人的红卫兵送了出去。”纺织部红卫兵进驻荣家期间，靳玉恒曾专门跟荣毅仁谈过一次话。靳说：“这回你们的命总算保住了，你们受苦了。”荣毅仁激动地说：“感谢党和部里的保护。小靳，你放心，我跟毛主席是跟定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93年3月，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他讲过，“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荣毅仁后来的经历，很好地实现了毛主席对他的期望。仪征化纤工程是得意之作
荣毅仁离开纺织工业部后，于1979年7月受命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邓小平对他“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鼓励下，以其杰出的才能，使“中信”迎着时代潮流大踏步前进。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赞赏地对他说：“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你就大干一番吧！”
荣毅仁创建了“中信”，仍情系纺织。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人说纺织工业已由“摇钱树”变成“苦菜花”，成为“夕阳工业”。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多次会议上表示：纺织工业是有持续发展前途的行业。他以实际行动支持纺织工业的发展。1978年开工建设的仪征化纤工程，设计能力为年产聚酯53万吨，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均名列前茅。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曾一度缓建。为了不使工程停下来，兼任“仪化”总指挥的纺织部副部长王瑞庭建议用贷款的办法分期建厂。他们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信集团，荣毅仁对此十分支持，慨然承诺：一期工程的国内资金和外汇贷款部分，由中信公司完全负责筹措。不久，他去日本，在东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专用于“仪化”的建设。几年以后，日本NHK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团到北京，荣毅仁在摄像机前对记者说：“我的得意之作是仪征化纤工程。”除了仪征化纤公司外，荣毅仁还先后支持了黑龙江、安徽、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一批纺织企业，投资引进先进设备技术，提升纺织企业生产档次，扩大出口能力。“荣老板”的平民作风
集“财富人物”与“高官厚位”于一身的荣毅仁，出现在外交场合时雍容华贵，一派大老板的形象和风度。平日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安排的北京寓所里，摆放着普普通通的卡其布沙发、饭桌、写字台。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采访荣智健时播出的画面中，如实地反映了这位“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简朴生活。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他跟工作组所有成员一样，同住在工厂的简朴招待所，同在闹哄哄的职工食堂就餐。穿一套棉布中山装，进工厂、下车间，生活上各方面都是自理。一次出差去辽宁，在营口市委招待所就餐，接待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提出要为他另做大米饭。他说：“不需要，我也爱吃馒头。我们家就是做面粉起家的。”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荣毅仁是摄影爱好者。曾随同他出差、蹲点的几位部机关干部，回忆起荣部长在出差时如何微笑地拿出照相机，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生产司女工程师王培芝，至今还保留着荣毅仁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与大家合影的照片。荣毅仁把生活情趣和联系群众巧妙自然地融为一体。
荣毅仁同志的高尚品格，赤诚的爱党爱国报国之心，永远激励着我们！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一、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进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
1976年年底，中央工作组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属组办和区县级的103个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 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一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 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于1 400人，占应复查总数的96.5％。工作组的同志抱着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进行复查，进度也很快，这为上海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解放”，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不同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央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地方党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稍晚些，这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二、上海文教领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情况
我是分管文教系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的。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地位显著，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尤其是电影、出版等方面。上海文教领域受灾是最严重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把握舆论阵地，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着文教领域。我认为对文教领域的问题是否处理好很重要，责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我记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他自己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真是老天有眼，是报应。我对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合影（左起：毛联珏、杨富珍、周纯麟、林乎加、赵行志、苏振华、王一平、彭冲、倪志福、韩哲一、严佑民、陈锦华）
我们很多人都受过明星的影响，通过看他们的电影、戏剧等，对这些人都有好感。我看了不少材料，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整得够呛，对他们很不公正，就我个人来说内心深处对他们是同情的，态度是积极的。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对他们的关心，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一天，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说家里冬天太冷，爱人周小燕要练钢琴，房间内温度太低，她手指都撑不直，能否帮助请煤气公司安装一个取暖器，能让小燕练琴。我看了信后马上给他打了电话，说信我已经收到了，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串串门。不久，我特意去了他们家，是穿着军用棉大衣去的，这样我和煤气公司讲就有亲身感受，确实很冷。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还有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后来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写过电影剧本《春苗》，徐景贤直接插手演职人员的安排，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批判她剧本没有写好。她当时可能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有些人就揪住她的话反映到我这里，我说算了，没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揪过任何人的小辫子，主张宽容，家和万事兴，不赞成无事生非，到处制造矛盾，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没有发生重大失误的思想基础。三、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实政策情况
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一个大门直接连着客厅，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跟我说：“对不起，休息天还来打搅你。”我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约定的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开始讲自己演过的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冷静，讲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在“牛棚”遭受的种种折磨、批斗时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号啕大哭。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本单位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呢？！我“文革”中的赵丹和黄宗英夫妻俩合影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第二个例子是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给我写过信，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仔细看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说江青不懂戏，样板戏也不怎么样。材料里还讲李玉茹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我说，她在旧社会跑码头，要依靠这些人保护演戏。不同他们应酬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我对李太成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他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我是1983年调回北京工作的，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正巧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一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即把我介绍给曹禺，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谈一下荣毅仁落实政策的问题。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由于上海在经历“三反”、“五反”以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思想越来越“左”，荣毅仁在上海的处境很难，周总理为了保护他，特地把他调到北京。当时周总理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商界的旗帜，要保护好这样的旗帜。”这是周总理的一番用心，也体现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以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她女儿就给纺织工业部打电话。正好那天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当时，我是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在医院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讲了这些情况，院长讲：“大姐，不行啦！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在下午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但一直没有回音。到了当晚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荣毅仁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保护荣毅仁，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在安全上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罪行，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在批斗时，红卫兵把杨鉴清剃了阴阳头，以表示是“牛鬼蛇神”，因此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敢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荣毅仁来找我谈话，穿着灰布涤卡的中山装，抽着牡丹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跟我说，他的学习关系在全国工商联，那里受到社会上的红卫兵冲击很厉害，希望能到部机关来学习。我说：“部里定不了，要和统战部商量一下。”后来我给统战部打了电话，他们说这不是荣毅仁一个人有这种情况，不能破这个例，要他继续到全国工商联参加运动。我对荣毅仁说：“你还是到工商联学习吧，工商联离纺织部很近，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还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到了国庆前夕，荣毅仁给我打电话说：“我收到国庆节的请帖，邀请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我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他说：“那我怎么去啊？”我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批准，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止的赎买支付定息。上海资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几十万元吧，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准备请他吃顿饭，并告诉了彭冲，彭冲说他也参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见了，吃饭时我把当时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党组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说：“我对这件事知道些，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周总理对他的关心情况。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关心和指示。”他说：“是，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这件事荣毅仁一直放在心里，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开会，总要请我吃饭。荣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节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办代我送一只大花篮和蛋糕给他祝寿。他收到了生日礼物后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里吃饭，同他全家一起聚会祝寿。我们应邀去了。
在荣毅仁90岁诞辰时，纺织部的几位老人写了篇文章纪念他，我重新作了修改补充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将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杨鉴清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荣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党的态度，她特意关照荣智健给我写信表示感谢。荣智健的信也写得很恳切。事后我想，毛主席讲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句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应当有人做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凉。我甚至想，纪念荣毅仁90诞辰的文章，如果我们这些熟悉的人不写，很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而写了总是能起好作用、好影响的。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大国的首要任务是竭力发展知名品牌
这次“中国纺织十大品牌文化推介大会”和“中国纺织品牌文化高峰论坛”召开的时机很好，我看既是表彰会、交流会，也是纺织工业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的动员会、促进会。我代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荣获“2005中国纺织十大品牌文化”、“中国纺织品牌文化优秀奖”和“中国纺织品牌文化建设杰出人物”称号的企业和个人，一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都知道，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七项目标，其中第三项目标就是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中国纺织工业的纤维加工量已占到全球的40％，出口纺织品占全球纺织品贸易量的25％，棉纱、布、化学纤维的产量已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成了真正的世界纺织大国。但是，正像同志们经常讲的，中国还不是纺织强国，还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中央要求的那种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还很少。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纺织工业要成为世界纺织强国，首要的任务是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知名品牌。现在世界上10％的国际知名品牌占据了近60％的市场份额。我国经济总量已排在全球前几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但在世界100个著名品牌的排行榜中却榜上无名。我国相当多的出口纺织品和服装还处于中低档的加工层次，或为外国知名企业贴牌生产。根据商务部提供的资料，一件在中国加工的老板（Hugo Boss）牌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塞克斯（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塞克斯赚了72美元（占60％），名牌商老板赚了36美元（占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到12美元（占10％）。在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中，中国商务部给欧盟贸易代表们算了一笔账，指出由于中国出口纺织品价格过低，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得一架空中客车A380。我们付出的劳动远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的现实。
品牌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品种款色、服务、信誉等多种作用的反映。品牌也是企业文化的体现，它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追求，反映了品牌在社会、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人们把可口可乐称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品牌是产业价值链中最终端、最核心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讲，品牌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技术的影响。没有知名的品牌，单纯靠低价竞争，我们成不了优秀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做强做大，而只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下面，我以一名纺织界老人的多年感受，讲五点建议：
第一，打造知名品牌，牢固树立品牌意识。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自主创新、创造自主品牌的主体。要创造自主品牌，首先是企业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把品牌建设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营造企业创名牌的文化氛围，建立创建品牌的有效激励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员工的品牌意识，使培育自主品牌、爱护品牌成为企业的使命，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追求目标和自觉行动。
第二，加快自主创新，加大科研开发投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仅有一成多的企业开展科技活动，代表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仅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0.56％。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我不清楚纺织企业的具体情况，看来也需要检查深思，并尽快改变不重视技术、不重视创新的状况。企业的开支很多，资金也往往紧，但不管多困难，都应当挤出资金搞技术改造，搞新产品研发。这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求生之道。企业应当集中有限的人才和资金，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品牌的活力。企业要发展，要有美好的明天，必须从这里做起。
第三，从基础工作做起，增强开发品牌的实力。
培育自主品牌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这是建立知名品牌的第一步，也是所有知名品牌的共同经验。我记得过去上海的知名品牌“鹅牌汗衫”，就提出过“一只鹅要从崇明养起”的口号，意思是要从崇明种的棉花开始抓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抓。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一个知名品牌大都具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是几代人辛勤劳动、呕心沥血的结果。这次获奖的十大品牌，以及这次虽没有获奖但也取得成功的品牌，无不是多年努力的成果，是许多人用心工作、千锤百炼的结果。
第四，培育一个知名品牌，要在市场上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需要有广告等多种现代手段的宣传和推销。
这就需要投入，甚至巨大的投入，需要必不可少的实力。现在我国纺织企业多数规模不大，缺乏实力，没有能力做广告造势。这种状况也必须改变，需要通过发展、兼并、重组，形成更多更有实力的集团，依靠集团的雄厚实力，打造品牌，宣传品牌，推销品牌。要把这个过程既当作企业做大的过程，也当作创建知名品牌的过程，使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五，正确处理长、短期的利益关系。
知名品牌的塑造，是一个漫长、艰苦奋斗的过程。必须经过多年的知识、管理、经验积累，甚至是上百年的工作沉淀才可塑造出一个国际品牌。在培育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长远与当前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只看到现在给跨国公司做贴牌有钱可赚就不去培育自有的品牌，日久天长就会坐失良机，使自己的企业永远为他人作嫁衣裳，企业也必定做不强、做不大。在塑造品牌的过程中，企业在短期内需要付出，甚至赔本，这是必然的过程，没有今天的付出，就不可能有明天的回报。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政府扶持。现在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做出决定，扶持企业创建名牌，企业应当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共同创建中国的知名品牌。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迎头赶上，加快打造一批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在前辈们打下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彻底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千年都没有解决的人民穿衣问题，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我同样坚信，只要我们齐心努力，迎头赶上，我们也一定能够用较短的时间，以更高的工作效率，打造出一批国内外的知名品牌，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纺织强国！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章 宝钢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进模式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宝钢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带头振兴实体经济
忠诚·敬业·奉献
——纪念方如玉同志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49年中国生产钢15.8万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策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计，但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想多生产钢也多不了。前30年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钢产量才3 100多万吨。后30年，即2008年，钢产量猛增到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16倍。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中国钢产量前后30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曾经讲过，后30年同前30年相比较，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这块土地，还是我们这些人，唯一变化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使中国钢铁工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钢铁工业发展史，我们曾经历过四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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